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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外關系史 【字體:

                        張俊義:20世紀初香港與廣東政局之互動

                        作者: 文章來源:《嶺南近代史論——廣東與粵港關系,1900-1938》 更新時間:2017年12月18日

                        香港與廣東有著特殊的人員與地緣關系,兩地在政治、經濟、文化交流上相互影響,關系極為密切。自英占香港以來,歷屆港英政府都非常重視發展與廣東地方當局的關系,在晚清時期,港英政府與廣東地方當局的聯系多限于港粵兩地的經濟事務,香港對于廣東地方的政治影響力依然有限。然而,民初以后,特別是孫中山自1917年在廣州建立獨立于北京政府的護法軍政府以后,隨著廣州政府在整個中國的政治影響力的日益擴大,廣東對香港殖民地的政治影響也與日俱增,而港英政府出于維護自身利益的考慮,對廣東政局也給予了前所未有的關注,并采取了許多的舉措,以圖影響廣東的政局,這一點在港督司徒拔的任期內(1919-1925)可以說達到頂峰。1923年,孫中山回粵第三次建立革命政權,為謀求列強特別是英國對廣州政權的承認與支持,孫中山曾試圖通過香港政府,改善與英國的關系。對此,港英政府積極回應,而香港民間特別是香港的紳商階層對廣州政府也采取的了多項具有重大影響力的行動。粵港政局的互動,對當時的英國對華政策以及廣州政府的對港政策均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下面本文謹對20世紀初特別是港督司徒拔時期粵港政局的互動變化做一概述,并對這一互動關系對當時英國對華政策所造成的沖擊以及其后粵港關系所產生的影響,加以簡要探討。

                         

                        一、粵港特殊關系

                         

                        眾所周知,香港與廣東有著特殊的地緣與人緣關系。

                         

                        首先在地理上,香港背靠廣東,緊依珠江口,在英占香港之前,香港在行政上隸屬廣東管轄。英占香港后,由于這種地理上優勢地位,廣東很快便成為了香港英商開展對華貿易的首選之地,隨著兩地經貿的不斷擴展,廣東在英商開展對華進出口貿易上所處的地位日趨重要。一方面,香港輸往華南各地的貨物絕大部分須經廣東分發,而另一方面,華南及西南各省的土特產品也要經廣東轉運香港出口。由于地位特殊,因此廣東便成為了各種英資洋行企業的主要競逐地。借助不平等條約的保護和強大的經濟實力,英資勢力在廣東迅速擴張。經過多年的經營,到20世紀初,以英資為主體的外國資本已逐漸控制了廣東的貿易、水陸交通、鐵路和能源等主要經濟命脈,在金融上,香港匯豐銀行開設的分支機構遍布廣東各主要城市,港紙通行廣東各地,成為通行的貨幣。[1]這時的廣東,在相當程度上,已淪為香港的經濟附庸。

                         

                        其次,兩地在人際上的聯系更為的密切。由于地理上的接近,歷史上香港居民的90%以上均來自廣東。香港開埠后,由于香港治安穩定和經濟繁榮,吸引了大批粵人來港謀生和做生意。當時來港的粵人,多為男性青壯勞力,他們中的多數只是將香港賺錢謀生之地,而將家庭和孩子留在故里,因此兩地間的人員流動非常的頻繁。從19世紀末開始,香港華商開始崛起,這時的華商大部分來往于粵港兩地,利用香港的海外聯系與遍布粵地的營商網絡,謀取利益。更有許多華商只是在香港注冊,利用港商的身份在粵經營,其主要經營機構和經營場所均在廣東。因此,多數情況下,這些商人是粵商和港商身份不分。香港華商的崛起,更進一步促進了粵港兩地在人員交往與經濟往來上的密切關系。

                         

                        由于粵港兩地關系特殊,歷屆港英政府對于廣東地方的政治局勢都給予了特殊的關注。在晚清時期,由于當時的滿清政府在政治上維持了大一統的格局,港英政府與廣東地方當局之間的聯系多限于貿易與反走私等經濟上的聯系。在清末,香港成為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黨人在廣東發動反清武裝斗爭的重要策源地和革命經費的籌措地。當時港英政局從維護英國在華整體利益的考慮出發,支持清朝政府,于1896年向孫中山發出驅逐令,禁止孫中山進入香港,阻撓革命運動,港英政府對孫中山的驅逐令,直到辛亥革命爆發后,才告廢止。

                         

                        香港各界對孫中山領導的反清武裝斗爭投入了巨大的熱情,其中香港的華商尤為活躍。1909年成立的香港四邑商工總會,在會長李煜堂的帶領下,與同盟會一直保持密切聯系,參與和支持革命。辛亥革命后,李煜堂等四邑人士更是協助胡漢民組織廣東革命政府,并出任包括財政部長、交通部長等在內的許多政府要職。[2]

                         

                        香港紳民支持革命和參與廣東的政治進程,一方面故出于愛國熱情和民族主義的情緒,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其現實經濟利益的考慮,這一點在香港華商身上表現得尤為突出。[3]因此,在各種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日漸崛起的香港華商在民初中國地方割據的形勢下,對廣東政局施加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影響力,并且對港英政府的對粵政策造成了相當的影響。

                         

                        191111月,繼武昌起義之后,廣東宣布獨立,并成立以胡漢民為都督的軍政府。港人對廣東的革命熱烈響應,自發舉行了大規模的慶祝活動,并捐款輸物,支持廣東的軍政府。廣東爆發革命,激發了港人民族主義愛國情緒,直接威脅了英國的殖民統治。這時港英政府的直接反應,是如何確保英國在香港的殖民統治不受到革命的沖擊。因此,當時擔任港督的盧押對港人迸發出的民族主義情緒非常警惕,他一方面增派警力巡邏,強化香港的治安,另一方面,則多次招集華人領袖開會,勸誡他們不要在香港公開支持革命黨。[4]繼任港督梅軒利任內,香港爆發了1912-1913年杯葛電車運動,運動的起因緣于香港西人經營的電車公司,拒收廣東發行的錢幣,引起華人的憤慨,導致華人紛紛拒坐電車,以示抗議。港督梅軒利采取軟硬兼施措施,一方面堅持禁止外幣流通,另一方面則以半價銷售10萬張電車車票給華人雇主,分發給華人雇工。如此,方才平息了這場運動。[5]以前,粵省發行的貨幣在香港市場均有一定量的流通,但此時香港政府堅拒廣東的貨幣,更多是出于減少廣東對香港的政治上影響的考慮。梅軒利任上,香港政府還頒行了《社團法令》,規定香港所有社團,必須向政府注冊,以便控制;禁止所有非法活動、或危害香港社會治安、或引起內地動亂的社團。其目的,在于控制與制止像四邑商工總會這樣的華人組織支持廣東革命的行動。[6]

                         

                        中國內地的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滿清王朝,但卻未帶來真正的共和。隨著袁世凱妄行帝制的破滅,內地陷于北洋軍閥控制北京政府,各地大小軍閥割據的混亂局面。1917年,孫中山在廣州豎起護法旗幟,重建革命政權。此時的廣州政權內部矛盾重重,孫中山實踐其革命主張屢受挫折,被迫兩次下野。而香港華商在對廣州政權的態度上亦發生分化。港英政府對廣東政府對策,也從當初內部嚴防,擴展到采取種種手段影響廣東政局的階段。

                         

                        二、港督司徒拔對廣州政權的敵視

                         

                        19199月,香港第16任港督司徒拔到港履新。起初,司徒拔對廣州政權

                         

                        和孫中山的態度與英國政府的態度一樣,充滿了敵意與不信任。

                         

                        20世紀初,隨著美、日等新興帝國主義國家在遠東的崛起和中國國內民族革命運動的高漲,英國政府開始調整其對華政策,逐步放棄其強硬的炮艦政策,并在華尋求與列強合作。華盛頓會議后,在華主要帝國主義國家在相互承認各自在華利益的基礎上,暫時達成了在處理對華事務上相互協商、一致行動的原則。在20年代的前半期,英國所采取的對華政策是維持中國的現狀,對外尋求列強間的勢力平衡,對內則支持北洋政府。對于中國國內的各派紛爭,英國采取的是不支持、不介入的“靜觀政策”。

                         

                        當時英國官方上下并不看好孫中山。在倫敦,孫中山則被那里的政客們冠以“幻想家”、“極端分子”、“麻煩的制造者”等稱呼,他們視南方政府為反叛中央的地方政府,從不予以承認。不過,倫敦官方并不認為孫中山是一個真正危險的激進分子,因此英國外交部不贊成對孫中山采取極端敵意行為。然而,英國的這一對華政策在具體執行上還是出現偏頗,主要出現在英國在華外交使領與香港總督表現上。

                         

                        19208月,粵軍陳炯明所部在福建漳州誓師,回粵討伐盤踞該省的桂系軍閥。同年10月,粵軍擊潰桂軍,占領廣州。隨后,陳炯明多次電邀當時寓居上海的孫中山回粵主持大局。125日,孫中山偕同伍廷芳、唐紹儀等人離開上海,經香港前往廣州。29日,孫中山在廣州重建護法軍政府。

                         

                        這一時期的香港西文報紙,對孫中山充滿了仇視,經常發表文章,進行攻擊。新任港督司徒拔對孫中山的看法更是相當的極端,據英國駐華公使艾斯敦(B.F.Alston)說,從1920年以來,司徒拔一直渴望能有人去暗殺孫中山。[7]

                         

                        司徒拔對孫中山的極端仇視,一方面緣于對孫中山的“布爾什維克化”的革命主張充滿畏懼,以及在廣東革命形勢的影響下,粵港兩地勞工運動的勃興對香港所造成的沖擊。其中,19203月,香港爆發了華人機器工人的罷工,據聞,當時在上海的孫中山呼吁支持罷工,而旅滬粵商響應孫的號召,捐款支持罷工工人。另一方面,司徒拔對孫中山的態度則受到了香港華商的影響。

                         

                        孫中山借助桂系“客軍”開展護法運動,給廣東當地的生產經營帶來的相當的影響,尤其是桂系的橫征暴斂和武裝劫掠,更令粵商深受其害。孫中山第二次回粵建立政權后,雖然得到香港的四邑商人一如既往地支持,但是,卻受到以香港立法局華人議員、華商總會會長劉鑄伯等為代表的大批香港華商的抵制與反對。孫中山第二次回粵后不久,即與陳炯明產生裂隙。矛盾主要圍繞孫中山的武力北伐,統一中國的主張,與陳炯明的“聯省自治”、“粵人治粵”主張向背引發。陳炯明的主張得到了劉鑄伯等香港商人的擁護。

                         

                        19213月,陳炯明與劉鑄伯開始在香港秘密接觸。經過商談,劉鑄伯提出了一項援助陳炯明的計劃 ,主要內容是:由陳炯明在廣東任命成立一個擁有實權的資政委員會,由政府官員和商人各 5名組成,其中港商占3人。該委員會將在香港和廣州兩地為陳炯明募集資金,從財政上支持陳炯明,但前提條件是陳炯明必須與北京政府妥協,并和孫中山斷絕一切聯系。[8]

                         

                        劉鑄伯隨后將該計劃匯報給司徒拔,司徒拔對此表示支持。在向英國殖民地部報告此事時說,司徒拔希望殖民地部能同意這項計劃,他認為“該委員會若能有香港的議員參加,將會給香港帶來無窮的好處”。[9]英國殖民地部則拒絕了司徒拔的建議,認為“香港卷入廣東政府內部事務是極其不明智的舉動。”[10]

                         

                        不久,圍繞孫中山在廣州就職非常大總統,廣州政府和港英當局的矛盾開始公開化。54日,即孫中山在廣州舉行就職典禮的前一天,香港華民政務司羅斯派人在港貼出中文告示,借口維護社會治安,禁止香港人集會,慶祝廣州成立的新政府。56日,羅斯又發布了第二張告示,告誡香港居民不要為廣州政府籌募款項,并指出,所募者并非公債,將來或將取消作廢,而孫文建設之政府,旦夕有破產之虞,故不能希望其能償付任何款項,望香港居民不要為其所騙。[11]

                         

                        香港當局公開對抗廣州政府的舉動在省港兩地引起強烈的反響。告示發出后,香港各工會組織多次舉行秘密集會,討論采取措施,抗拒港英政府的告示。

                         

                        在廣州,群情更是激昂。510日,廣州工界4000余人舉行集會,決議向北京政府和英國駐廣州領事提出嚴重抗議;工人每月以工資若干捐助廣州政府。[12]

                         

                        513日,廣州政府照會英國駐廣州總領事杰彌遜,提出抗議,指出香港政府的這一舉動非常不合時宜,它不僅污辱詆毀了孫中山大總統和廣州政府,而且為外交史上所罕見。照會最后要求香港總督對此做出解釋。[13]

                         

                        當華民政務司羅斯發布告示時,港督司徒拔正在北京訪問。523日,司徒拔對廣州政府的抗議作了答復。他聲稱,告示發布時他不在香港,此事未經過他的批準,不能同意,他對告示所使用的不禮貌語言深表歉意。然而,司徒拔又稱,他所反對的只是告示所使用的不禮貌措詞,對告示所表達的宗旨完全贊同。香港政府只承認北京中央政府,因此,香港政府不可能允許在港為敵對一方總統的就職舉辦慶祝活動和為其籌募資金。[14]

                         

                        港英當局的頑固態度遭到廣州各界人士的一致反對。廣州政府外交次長伍朝樞再次致函杰彌遜,對港督司徒拔的說辭進行了駁斥。嚴正指出,香港當局干涉香港居民舉行慶祝活動和對本政府給予道義和物質上的支持,其行為明顯超越了英國政府所奉行的友好中立的界線,屬公開的敵對行為。[15]

                         

                        英國駐廣州總領事杰彌遜認為,香港政府的過激舉動不得人心,致使一向敵視國民黨的一些中國人都對廣州政府表示了同情。杰彌遜在寫給駐華公使艾斯敦的信中指出,明智之舉是香港政府取消所發告示。[16]

                         

                        面對各方壓力,港英政府最后被迫做出讓步,不久派人將告示撕毀收回。[17]

                         

                        1922年初,香港爆發了歷史上規模空前的海員大罷工,受此影響,粵港關系進一步惡化。

                         

                        海員罷工爆發時,孫中山正在桂林整軍籌劃北伐,對于香港罷工情況,事先并不知曉。在罷工初期,陳炯明主持下的廣州政府,騰出一定數量的房屋,安置罷工后返穗的香港勞工,并先后撥出約10萬元,解決罷工工人的生活。[18]

                         

                        應該說,廣州政府在支持香港海員罷工上態度并不鮮明,在海員罷工期間,廣州政府并沒有公開發表任何有關支持海員大罷工的文件或言論。孫中山當時正致力于北伐大業,他不愿因此事于英國交惡,并招致列強的武裝干涉,所以在接受外國記者的談話時,孫中山更是極力地洗刷其與海員罷工的干系。[19]

                         

                        然而,港英政府卻認定廣州政府支持與操縱了海員罷工。港督司徒拔在向英國殖民地部報告罷工情況時指出:香港的“海員罷工不單純是一場經濟運動,而是一場政治運動”。“孫中山領導下的國民黨是此次罷工的幕后組織者。廣州政府已完全處于這一具有布爾什維主義性質的組織的控制下。毫無疑問,極端主義者站在孫的一邊。”[20]

                         

                        在其后寫給英國殖民地部關于海員罷工的報告中,香港政府還分析了廣州政府和國民黨支持香港海員罷工的原因:第一,孫中山和國民黨一直奉行勞工至上的原則,而孫本人在廣州正是依靠了工會組織的支持才得以確立他的地位。因此,對于工運,他們一貫采取支持的態度。第二,孫中山對香港一直懷恨在心,香港曾在1896年和1907年先后兩次驅逐過他,而香港政府不久前公開拒絕承認他就任非常大總統的做法更加激怒了他,此次香港海員的罷工正好為他提供了一個報復的機會。[21]

                         

                        海員罷工令港英政府真切地感受到了香港對廣東的嚴重依賴性。香港的勞動力絕大多數來自鄰近的廣東,海員罷工期間,罷工工人紛紛返回內地,致使香港百業凋零,商務陷于停頓,經濟上蒙受重大的損失。而罷工委員會對香港的經濟封鎖,更使香港的食品來源中斷,居民的日常生活倍受影響。港府在總結此次罷工對香港的影響時曾特別指出,“此次罷工強烈地表明本殖民地對廣州的絕對依賴,一次有組織的杯葛即會對我們造成巨大的危害”。[22]

                         

                        海員罷工結束后,香港商界和港英政府對孫中山表現得更加的敵視。在罷工結束不久,香港總商會和立法、行政兩局的英籍非官守議員聯名向英國政府提出一項建議,要求英國政府聯合其他列強對北京政府施加壓力,以促使中國統一。這樣,英國便可通過外交途徑來解決此類危害外交關系的事件。[23]港督司徒拔對該建議持支持態度,并且還提出了補充 ,建議英國政府考慮使用武力,具體做法就是列強應聯合出兵,占領廣州。[24]然而,英國外交部出于英國對華政策的整體考慮,拒絕了司徒拔的建議。78日,外交部就此事向殖民地部指出:“我們不可能通過正常途徑對廣州政府施加壓力,因為國王陛下政府并未承認該政府。因而,武力之說是不適當的。”[25]

                         

                        為了達到推翻孫中山政權的目的,港英政府重新將希望寄托在了與孫中山不和的陳炯明的身上,并通過香港的華商多次與之秘密聯系,準備從財政上支持陳炯明。1922326日,在陳炯明密謀反叛孫中山前夕,港督司徒拔向殖民地部提出一項財政援助陳炯明的計劃,主要內容是,由香港銀行向陳炯明提供一筆私人貸款,其用途主要用來驅逐孫中山,香港政府對該項貸款予以擔保。[26]19226月,陳炯明發動軍事政變,孫中山被迫離粵,廣州政權出現了港英政府所希望的變化。為支持陳炯明對廣東的統治,89日,代理港督施勛(Claude Severn)再次向殖民地部建議,給陳炯明叛變后的廣州政府提供一筆數額為三百萬元的公共貸款。[27]192316日,司徒拔致電殖民地部,稱陳炯明的軍隊即將被忠于孫中山的隊伍擊敗,為挽救敗局,香港政府準備為之提供一筆為數二百萬的貸款。[28]在前后不到十個月的時間內,香港政府連續三次擬予陳炯明貸款,殊不尋常。

                         

                        三、粵港關系的改善

                         

                        然而,廣東的政治局勢并沒有出現港英政府所企望的變化。19231月,

                         

                        孫中山聯合滇、桂軍閥發動反擊,迅速占領廣州,陳炯明敗退東江。港英政府指望通過扶持陳炯明政權來改善香港與廣東的關系的計劃落了空。

                         

                        形勢出現變化,隨著孫中山第三次到廣州建立政權,粵港關系終于開始回暖,不過,改善粵港關系的愿望是從孫中山方面開始的。

                         

                        為確保重新建立的政權穩固,回粵前夕,孫中山主動嘗試改善與英國與香港的關系。在上海,孫中山授意陳友仁分別于111日和19日兩次拜會了英國駐上海總領事巴爾敦。在第一次拜訪中,陳友仁告訴巴爾敦,孫中山亟欲采取一項贏得英國同情的措施,他將提供他對于改善中英關系的興趣的證據 。在第二次拜訪中,陳友仁進一步闡述了與香港政府改善關系的必要性。他指出,孫博士擔心,倘若他在得不到能與香港改善關系的保證的情況下返回廣州,雙方勢將再起糾紛。那樣的話,他將被迫尋求與其他列強建立友好關系。陳友仁要求巴爾敦把孫中山現時的態度通知英國有關當局,同時暗示,孫中山和香港總督舉行一次會晤將會是符合人心的。[29]

                         

                        21日,英國駐華公使麻克類在赴京途中路過上海時,孫中山派陳友仁和伍朝樞拜訪了他。對于孫中山的友好表示,麻克類反應謹慎。他向陳、伍二人解釋,英國對于孫中山并無任何敵意,但他同時又宣稱,如果孫中山執意在南方建立獨立的政府,那就很難得到英國的同情和支持,因為促成中國的穩定和統一,是英國的既定政策。在隨后寫給外交部的報告中,麻克類建議,只要孫中山能夠約束自己,不在香港的勞工中挑起事端,英國政府就應該對他保持友好態度。[30]

                         

                        19231月下旬,重返廣州臨行前,孫中山派人給港督捎去口信,詢問在他途經香港時,港督能否與他一晤。對此,司徒拔答復道:只要孫中山不以中華民國大總統或其他英國政府未予承認的身分抵港,他將非常樂意接見,并與之共進午餐。[31]

                         

                        1923215日,孫中山在陳友仁、古應芬、許少清等人的陪同下,乘美國軍艦“杰弗 遜總統”號離開上海。17日,孫中山抵達香港,下榻干諾道九號港商楊西巖的私宅。

                         

                        孫中山在港逗留3天,穿梭來往于香港各界舉辦的活動。他充分利用各種場合 ,反復闡明其政治立場,并表明了與香港改善關系的誠意。218日中午,孫中山出席港督司徒拔為他舉辦的非正式午宴。在午宴上,孫中山告訴司徒拔,他如今已認識到,香港和廣州的利益密不可分,他要同英國合作。[32]

                         

                        220日,孫中山應邀到香港大學發表演說,這是他此次訪港活動的一個高潮。當天上午,香港大學禮堂內擠滿了學生和來賓,香港布政司施勛、港大校長布蘭特的夫人、香港西商會主席皮爾西以及何東爵士等香港知名人士出席了演說會。施勛首先發表了簡短的歡迎詞。隨后,孫中山發表了主題為“革命思想之產生”的演說。通過演說,孫中山給所有在場的人一個印象,那就是他對香港和英國的政治抱有好感。[33]

                         

                        220日晚,孫中山在住處接見部分香港的工商界領袖。談話中,孫中山告訴他們,香港政府已經同意“自后彼此互相協助,一致行動”,他希望香港商界今后能支持他的事業。[34]

                         

                        孫中山此次對香港的短暫訪問的最大收獲之一莫過于香港政府對其態度由此發生了變化。港督司徒拔對孫中山的親自接見和港府官員出席孫中山在港大的演說,均是一種出格的友好姿態,因為香港政府所接待的是一個不被英國政府所承認的南方政府領導人。就在一個多月之前,香港政府還吁請英國政府采取措施以阻止孫中山回粵。[35]

                         

                        關于港府一反常態的變化,司徒拔在寫給外交部官員詹姆斯(James)的私人信函中解釋道,他對孫中山的態度這種明顯的前后不一致,實際上是一種更高層次的統一,是形勢的變化使然。司徒拔指出,既然孫中山對我們的態度已發生變化,愿意與我們改善關系,那么,我們“設法與他合作就要比反對他好得多”。司徒拔進一步強調,“顯而易見,倘若我們能與統治廣州的政權保持良好關系,我國的貿易發展就會容易些,反之,倘若我們反對孫中山,就將意味著英國的貿易會受到阻礙”。[36]

                         

                        后來,在另一封寫給殖民地大臣的長函中,司徒拔又進一步闡述說,他這樣做的動機只有一個,即“促進本殖民地的利益”。他特別指出,“1922年的海員罷工已非常清楚地向我們表明,本殖民地的繁榮與廣東有著多么密切的關系 。廣東若是與我們處于敵對狀態,占英國對華貿易大部分的香港貿易將陷于停頓,因此,根本之舉是,為了香港的貿易,我們應盡可能地與統治廣州的勢力保持良好關系,不管它是孫中山還是什么別的人。”[37]

                         

                        隨著孫中山訪港,粵港關系迅速升溫,雙方均展開活動,嘗試進行合作。 36日,孫中山在他的法律顧問諾爾曼的陪同下,拜訪了英國駐廣州領事杰彌遜。在隨后舉行的會談中涉及這樣一些實際問題:改善黃埔港、修筑粵漢和廣九鐵路的連接線、香港政府派專家幫助廣州政府整頓財政等。[38]

                         

                        貫通粵漢和廣九兩條鐵路線,是香港政府長期以來一直夢寐以求的一項工程。鐵路線的貫通,將把香港與富庶的長江流域連成一片,為香港帶來無窮的商業利益。因此,它最先吸引了香港政府的注意力。

                         

                        317日,英中公司的梅耶斯(S. F. Mayers)為修建粵漢、廣九鐵路連接線一事,專程到廣州拜會了孫中山。梅耶斯向孫中山闡述了修建該鐵路的必要性以及建成后帶來的巨大經濟收益。孫中山表示,他本人非常贊成修筑這樣一條鐵路,但是他必須先贏得公眾輿論對此事的支持。[39]

                         

                        幾天后,梅耶斯在香港就修筑鐵路一事,與此時在港隱居的交通系元老梁士怡就該項工程的投資等問題進行了交談。梁士怡告訴梅耶斯,英國方面在投資的同時,必須要為廣州政府提供一筆“自由資金”,才能保證事情的順利進行。[40]

                         

                        港英政府積極參與這一項目。323日,港督司徒拔親自出面,表明港府意見。在發給麻克類的電報中,司徒拔主動提出,他可以用英中公司提供貸款的方式勸誘孫中山同意立即修建鐵路連線,其中用于征地的款項將付與廣州政府。司徒拔進而又補充說,他正與殖民地部交涉,準備由香港政府對這筆貸款提供擔保。[41]

                         

                        英國殖民地部贊同港督的提議,在發給外交部的密函中,殖民地部表示,香港政府和該部均認為,修筑這樣一條鐵路連線極其重要,倘若能夠獲取北京政府及南方政府的同意,倘若這項工程的投資不與英國政府對此所應承擔的義務發生沖突,希望外交部給予最優先的考慮。[42]

                         

                        然而,英國外交部對此建議明確表示反對。5 2 3日,在給英國殖民地部的復文中,外交部指出,孫中山之所以贊同這項建議,其主要動機是他需要金錢,否則他不會贊同。北京政府自然不會同意這樣一項為孫中山提供自由資金的計劃,而且該計劃也完全違背了英國政府的政策。[43]

                         

                        雖然筑路借款的計劃受挫,孫中山依然希望從香港方面獲得援助。5月初,孫中山向香港政府提出,希望港府能為他延請幾名稅收、土地和審計方面的英國專家,以幫助廣州政府整頓財政。對于這樣一種合作的可能,港府再度表現出興趣。在給英國殖民地部的電報中,司徒拔指出,為了香港的利益,將廣東的行政管理置于一個令人滿意的基礎之上是最理想不過的事情。[44]

                         

                        英國駐華公使麻克類在回答外交部對此的質詢時,直接表示反對。他認為,正確的途徑是,英國應繼續保持友好中立的政策,不答應孫的請求。因為目前孫與中央政府正在交戰,在這種形勢下,借英國專家幫助孫將明顯違背我們不介入地方軍事紛爭的政策,而且勢必會引起北京政府和列強特別是美國的猜忌。[45]

                         

                        應當說,倫敦方面特別是英國外交部堅持只承認北洋政府的政策,一再拒絕與南方政府打交道,一方面故出于對孫中山所領導的南方政權實力的蔑視和對孫中山所倡導的革命主張充滿恐懼,另一方面,采取這一政策也是在當時遠東國際形勢的變化下,試圖最大限度地保護英國在華利益的無奈之舉。對此,前文已經述及。英國政府這一對華政策,所強調的著眼點是兩個,一是承認并支持北洋政策為中國的中央政策,不承認和支持與公開北洋政府抗爭的地方政府。第二是不介入地方紛爭。英國政府不愿意在中國政局發展未明的情況下,與像廣州政權這樣的所謂地方政權為敵,從而損害英國的利益。然而,這樣看起來像是一個頗有彈性的萬全之策,在具體實施上卻出現了相當大的偏頗。首先,港英地方當局從維護香港的英國利益出發,一再卷入了廣東的地方紛爭,與重在維護在華整體利益的英國對華政策屢屢發生沖突;其次,英國駐華使領從其一貫所持對孫中山的敵視態度和抱守炮艦政策的傳統思維,動輒對孫中山和他的廣州政府采取過激的干預行動,致使矛盾頻頻激化,促使國人反英情緒逐步高漲。關于這點,在1923年下半年所發生的廣州政府截取關余事件和其后發生的商團事件中都有明顯的表現。

                         

                        19239月,陷于財政困難的廣州政府向列強再次提出收取廣東地方所應得到的關余份額的要求。然而,在華列強公使團對廣州政府的這一正當要求采取了漠視態度。公使團的惡劣態度激怒廣州政府,廣州政府遂對外多次表示,如果需要,準備以武力奪取海關。在華列強以武力威脅相向。121日,英國駐廣州總領事杰彌遜以列強駐廣州領事團領袖領事的身份,奉命向南方政府發出警告:公使團不承認對中國海關的任何干涉,如有上述情況發生,他們將采取其所認為適當的強力手段以應對。[46]不久,英、法、美、日等多國派出軍艦10余艘,陳兵廣州白鵝潭,對廣州政權實施軍事威嚇。列強因關余問題與廣州政權矛盾陷于激化。

                         

                        在關余事件中,為避免廣州政府將反帝矛頭指向英國,英國外交部嘗試對南方政府采取一個相對保守與穩妥的政策,希望在不放棄原有對華政策,即承認北洋政府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的前提下,由列強共同出面對北洋政府施壓,就關余問題達成某種妥協。為此,英國外交部要求其駐華公使麻克類向外交使團提出如下建議:

                         

                        “列強應該讓有關各方明白,在現有條件下,只有通過建立某種各省參與關余分配的制度,才能作到對列強控制下所收取關余的公平分撥。參與分配的依據,必須由北京政府和各有關地方當局之間簽訂協議來決定。如果在一定的時間里各方不能達成協議,列強將被迫在力所能及的基礎上依據公平的原則自行分派這些關余(必要的話,那些為內債擔保的關余也包括在內)。或者,列強將扣住這些關余,直至各方達成協議。”[47]

                         

                        然而,麻克類對外交部的指令采取拖延抗拒的對策,始終未向公使團提出英國政府的建議。在關余事件中,麻克類和駐廣州總領事杰彌遜在外國使團中一直是列強武力威懾的積極倡導者,他們的這些表現,令倫敦方面非常不滿。

                         

                        而香港總督司徒拔則走的更遠,甚至充當起了孫中山與列強間居間聯絡人。在關余事件中,孫中山鑒于此前香港政府對廣州方面的友好態度,先后兩次派陳友仁赴香港拜見司徒拔,表明廣州政府在關余問題上的立場,并希望香港政府從中調解。司徒拔則積極回應,對陳友仁的兩次來訪均給予了熱情的接待,并分別給致電殖民地部、駐華公使麻克類與駐廣州總領事杰彌遜,將廣州方面的要求、孫中山來信以及聲明通通做了轉達。在給殖民地部的電報中,司徒拔反對列強對廣州政府采取行動,并警告“倘若列強最終決定采取敵對行動,英國的貿易必將蒙受損失”,建議英國政府,為了香港和英國的利益,“除了為保證償付外國貸款利息所絕對必需采取的行動之外,英國政府不要加以干涉”。[48]

                         

                        在隨后發給麻克類的電報中,司徒拔甚至表示,他希望英國政府應該默許廣州方面所提出的“如果廣州的稅務司先向北京解付償還外國債款所必需關稅份額,然后將剩余部分交給孫逸仙,后者將放棄其奪取海關的建議”。[49]

                         

                        司徒拔充當孫中山與英國政府居間聯絡人的做法,以及要英國政府接受孫中山所提要求的主張,令英國外交部大為光火。1219日,外交大臣寇松特地寫信給殖民地部大臣德文郡公爵,表示,如果不是孫中山期待著香港政府的支持,他是不會在海關問題上與英國政府和其他列強作對到如此地步的。寇松進而向殖民地部建議將司徒拔盡快調離香港。[50]

                         

                        關余事件是港英政府試圖改善與廣州政權關系的最后一次努力,由于英國政府的反對,港英地方當局的努力未能取得實效。此后,隨著商團事件的爆發,粵港關系再度惡化。

                         

                        四、粵港關系的惡化

                         

                        1924 10月,廣州爆發商團事件。促成商團事件的原因,是廣州政府的財政、經濟危機而引發的商人與政府間矛盾的一次大爆發。[51]資料顯示,在觸發商團在商團發動事變的“哈佛輪”走私軍火案中,以匯豐銀行為代表的香港英商全程參與此事。早在1923年秋天,匯豐銀行就已開始與陳廉伯勾結,密謀武裝商團。此后,匯豐銀行的上層繼續關注并參與商團走私軍火的計劃。匯豐銀行兩任總裁斯蒂芬(A.G. Stephen)和巴羅(Barlow)、副總裁羅斯(D.M. Ross)及廣州分行經理德寇西(de Courcy)均是武器走私計劃的積極參與者。此外,西人控制下的廣州海關也有參與,英國新任駐廣州總領事翟比南(Bertram Giles)事先也聞悉此事。[52]

                         

                        英國政府和港英政府沒有支持和參與商團事件。作為19195月開始簽署生效的“列強對華武器禁運協定”的簽字國,英國政府在得悉“哈佛輪”走私軍火情報后,曾多次下令沿途英國各殖民地政府設法攔截。然而,在商團事件的危急時刻,英國駐廣州總領事翟比南在未得到英國政府的批準下,擅自向廣州政府遞交一份最后通牒,宣稱:“奉香港艦隊司令之命,如遇中國當道有向城市開火時,英國海軍即以全力對待之”。[53]

                         

                        廣州政府一直認為英國政府和香港當局是商團叛亂的幕后策動者,而翟比南的最后通牒,則更被當時的孫中山廣州政府視作英國政府公開庇護與支持商團叛亂的明證。孫中山與廣州政府為此做出強烈反應。91日,孫中山代表廣州政府發表了《為廣州商團事件對外宣言》,痛斥英帝國主義公然支持反革命力量,陰謀推翻革命政權。同時,孫中山還向英國的麥克唐納政府發出公開抗議書,抗議英國政府“干涉中國內政”。[54]

                         

                        翟比南的擅做主張令英國政府大為不滿,事后英國外交部特向翟比南提出嚴厲申斥。[55]

                         

                        在商團事件中,作為英國駐華使節的翟比南的所為,令對英外交中飽受挫折的廣州政府和孫中山平添憤懣之情,并在廣大民眾中激發起更為強烈的反英情緒。受此影響,粵港關系逐漸惡化,1925年五卅慘案爆發后,廣州政府將反帝的矛頭指向英國,而香港則成為了反英斗爭的首選地,隨著省港大罷工的爆發,這塊英國的殖民地遭受了一場前所未有的巨大打擊。對于極力避免卷入地方紛爭的英國政府對華政策的制定者和力圖改善與廣州政權關系的港英政府的官員們來說,這也許是他們最不愿意看到的結果。

                         

                        《嶺南近代史論——廣東與粵港關系,1900-1938》,香港商務印書館,201012月出版。

                         

                        [1] 據統計,1911年,港幣發行總額為31,577,478元,其中流入廣東的港幣約為14,736,157元,這一數字比在香港流通的香港紙幣總額還多4,537,773元。這種港幣通行廣東的狀況,一直延續到1949年國民政府垮臺前,并未發生根本性的變化。相關論述請參見:鄧開頌、陸曉敏主編:《粵港澳近代關系史》,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47-249頁;張曉輝著:《民國時期廣東社會經濟史》,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41-445頁。

                         

                        [2] 參見:蔡榮芳著:《香港人之香港史,1841-1945》,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94頁。

                         

                        [3] 關于此點,蔡榮芳和鐘保賢在其各自的專著中都曾做專門的論述,參見蔡榮芳前引書第94-100頁和鐘保賢的著作:Stephanie Po-yin Chung, Chinese Business Groups in Hong Kong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South China, 1900-1925, Macmillan Press LTD, 1998, pp40-55

                         

                        [4] 參見余繩武、劉蜀永主編:《20世紀的香港》,香港麒麟書業有限公司,1995年,第68-72頁。

                         

                        [5] 參見蔡榮芳前引書,第91-93頁。

                         

                        [6] 同上,第95頁。

                         

                        [7]Richard Stremski, The Shaping of British Policy During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 Taipei, 1979, p12.

                         

                        [8] The Governor of Hong Kong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Mar. 20, 1921, C.O.129/467, p.303; Stubbs to Alston, May 17, C.O.129/471, p601.

                         

                        [9] The Governor of Hong Kong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Mar. 20, 1921, C.O.129/467, p.303

                         

                        [10] Minute on the telegram from the Governor of Hong Kong, Mar. 20, 1921, C.O.129/467, p.300.

                         

                        [11] Enclosure 2, Enclosure 3 in Alston to Curzon, July 25, 1921, F.O.405/232, pp59-60.

                         

                        [12] 《民國上海日報》,1921524 日。

                         

                        [13] The commissioner for diplomatic affairs to Jamieson, May 13,1921, F.O.405/232, p60.

                         

                        [14] Stubbs to JamiesonMay 20,1921, F.O.405/232, p62.

                         

                        [15] C. C. Wu to Jamieson, May 24, 1921, F.O.405/232, pp63-64.

                         

                        [16] Jamieson to Stubbs, May 17, 1921; Jamieson to Alston, May 12, 1921, F.O.405/232, p61.

                         

                        [17] 《民國上海日報》,1921525日。

                         

                        [18] 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北京,1953年,第2版,第59頁。

                         

                        [19]1922年底,孫中山在接受記者約翰·白萊斯福的采訪時說:“當罷工事起時,余在廣西桂林,其地與廣州不通火車,余方以全力注于北伐。彼時主管廣州政府者為陳炯明。余初不知有罷工事。直至吾人軍用品因交通斷絕不能達梧州時,余始知之。至余對罷工者之感想,茍彼等之目的為經濟的,余固予以同情。而彼等之罷工,其后雖牽政治,原始時實為經濟的也,但謂余贊助罷工,以期損害英國利益,余絕對不能承認。”參見《孫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635頁。

                         

                        [20] The Governor of Hong Kong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Feb. 28,1922, C.O.129/474, p163.

                         

                        [21] Report on Seaman Strike by Hong Kong Government, Mar. 14, 1922, C.O.129/474, p236.

                         

                        [22] 同上。

                         

                        [23] The Governor of Hong Kong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Mar. 11, 1922, C.O.129/474.

                         

                        [24] The Governor of Hong Kong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Mar. 18, 1922, C.O.129/474, p233.

                         

                        [25] Foreign Office to Colonial Office, July 8, 1922, F.O.405/237.

                         

                        [26] The Governor of Hong Kong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Mar.26, 1922, C.O.129/474.

                         

                        [27] Foreign Office to Colonial Office, Jan. 11, 1923, C.O.129/474.

                         

                        [28] Mem. by Foreign Office, C.O.129/483, p212.

                         

                        [29] S. Barton to R. H. Clive, Jan. 23, 1923, C.O.129/482.

                         

                        [30] Macleay to Curzon, Feb. 28, 1923, F.O.405/240.

                         

                        [31] The Governor of Hong Kong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Dec. 23, 1923, C.O.129/481, p557.

                         

                        [32] The Governor of Hong Kong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Dec. 23, 1923, C.O.129/481, p554.

                         

                        [33] 《在香港大學的演說》,《孫中山全集》,第7卷,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15頁。

                         

                        [34] 《在香港工商界集會的演說》,《孫中山全集》,第7卷,第117頁。

                         

                        [35] Foreign Office to Colonial Office, Jan. 11, 1923, C.O.129/482.

                         

                        [36] Stubbs to James, July 21, 1923, C.O.129/482, p252.

                         

                        [37] The Governor of Hong Kong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Dec. 23, 1923, C.O.129/481, p554.

                         

                        [38] Jamieson to Macleay, Mar. 7, 1923, C.O.129/482, p201.

                         

                        [39] Conversation between S.F. Mayers and Sun Yat-sen, Mar.13, 1923, C.O.129/482, p192.

                         

                        [40] Conversation between S.F. Mayers and Liang Shih-yi, Mar.18, 1923, C.O.129/482, p195.

                         

                        [41] Macleay to Curzon, April 3, 1923, C.O.129/482, p187.

                         

                        [42] Colonial Office to Foreign Office, Mar. 31, 1923, C.O.129/479, p513.

                         

                        [43] Foreign Office to Colonial Office, May 23, 1923, C.O.129/482, p186.

                         

                        [44] The Governor of Hong Kong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May 9, 1923, C.O.129/480, p111.

                         

                        [45] Macleay to Curzon, May 28, 1923, C.O.129/482, p248.

                         

                        [46] Maclaey to Curzon, confidential, 21 December 1923, FO371/10230, p199

                         

                        [47] Foreign Office to Maclaey, 2 October 1923, FO371/9222, pp191-193

                         

                        [48] The Governor of Hong Kong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11 December 1923, CO129/481, pp447449

                         

                        [49] The Governor of Hong Kong to Maclaey, 13 December 1923, CO129/481, p512.

                         

                        [50] Curzon to the Duke of Devonshire, 19 December 1923, CO129/483, pp204205。有關關余事件中英國政府、英國駐華使領和港督司徒拔各自的反應和沖突的詳情,詳見拙作“南方政府截取關余事件與英國的反應(1923-1924)”載《歷史研究》2007年第1期。

                         

                        [51] 關于商團事變原因這方面比較新的研究成果,請參見溫小鴻“1924年廣州商團事件再探”,載《浙江社會科學》,20015月;邱捷:《廣州商團與商團事變——從商人團體角度的再探討》,載《歷史研究》,2002年第2期。

                         

                        [52] 參見鐘保賢前引書,第107-115

                         

                        [53] 《廣東扣械潮》,卷二,第91頁。關于英方對此事件的敘述請參見:RMacleay) to Foreign Office, Sep. 5, 1924, FO37110244p24.

                         

                        [54]《孫中山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870872頁。

                         

                        [55] 有關商團事件中英國政府的態度,詳見拙作《英國政府與1924年廣州商團叛亂》,載《廣東社會科學》,200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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