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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外關系史 【字體:

                        張俊義:廣州政府對英外交探析(1917-1924)

                        作者: 文章來源:《近代中國:思想與外交》(論文集)下卷 更新時間:2017年12月18日

                        19178月至1923年初,孫中山以“護法”為名,三次在廣州建立政權,與北洋各系軍閥把持的北京政府相抗衡。廣州政權的建立,遭到了在華各西方列強的冷遇與反對,列強們紛視北京政府為當時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認為孫中山建立的政權是中國統一的“破壞力量”。而廣州政府建立后,為了爭得其合法性地位并獲取來自外部的援助,其外交重點也相應地放在了爭取在華各列強的承認與支持上。作為一個不被西方列強看好的搞“分裂“的政權,廣州政府和孫中山尋求外部承認與支持的努力屢遭挫折,然而他們的努力終有收獲。十月革命后的蘇俄政府出于擺脫西方帝國主義圍剿的反帝需要,選擇了支持孫中山和他的廣州政權,而四處碰壁的孫中山經過慎重考慮,最終選擇了聯俄容共,從而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國民革命運動。

                         

                        對于廣州政府的這段歷史,由于涉及孫中山晚年的革命活動與國民革命的發軔,因而歷來為國內外史學界所關注,研究成果可謂相當豐富。具體到這一時期廣州政府的對英外交,現有的研究成果對有關歷史事實的探究已經比較全面,并取得相當的共識。[1]相較而言,現有的研究成果比較關注某一特定事件,對這一時期廣州政府對英外交的整體全貌尚缺乏比較系統的勾勒。其次,以往研究往往關注對事件結果的描述與定性,對具體相關細節的描述與把握稍顯不足,而這一時期廣州政府相關檔案資料的匱乏無疑也限制了人們對歷史真相的探尋。[2]本文試圖在以往研究的基礎上,利用相關英國政府檔案,對孫中山晚年在廣州三次建立政權期間的對英外交做一系統梳理,以厘清廣州政府對英外交的發展與變化,從而有助于研究者對廣州政府時期的整體外交形勢有一個更加清晰的認識與判斷。

                         

                        一、初期對英冷淡

                         

                        19177月,孫中山到達廣州,他與西南軍閥聯合,以恢復《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

                         

                        名義,發起了一場旨在推翻北洋軍閥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公開敵對的行動,亦即人們所熟知的護法運動。8月,非常國會通過了《中華民國軍政府組織法大綱》,并選舉孫中山為軍政府陸海軍大元帥。910日,孫中山在廣州正式就職,獨立于北京的廣州政府正式成立。軍政府設大元帥1人,元帥2人,下設外交、內務、財政、陸軍、海軍、交通6個部,其中,任命伍廷芳為外交部長。19184月,軍政府發布了《外交部組織條例》,規定了外交部的職責范圍和各部門的組織結構。[3]同月,軍政府對外發布了致各國駐華使節的通告,宣布:

                         

                        “本軍政府承認切實履行中華民國六年六月十二日國會解散前中華民國與各國所締結之國際及其他一切條約,并承認各有約國人在中華民國內享有條約所許及依國法并成例準許之一切權利。惟北京非法政府違背約法而與各國締結之一切契約,借款或其他允行之責任,本軍政府概不承認。” 通告最后希望在華各國“維持正義,承認本軍政府。”[4]

                         

                        孫中山依托中華革命黨人與舊國民黨各派勢力并聯合桂系軍閥、滇系軍閥等西南實力派所建立的政權,從一開始便內亂不斷、困難重重,頻繁的內爭極大地束縛了新興政權的對外活動空間與做為。事實上,由于內爭的加劇和西南軍閥對孫中山的排斥,孫中山主導的廣州政權成立未滿一年,即以孫中山的離職而告消亡。

                         

                        19184月,西南軍閥聯合非常國會內的政學系議員,通過了《中華民國軍政府組織大綱修正案》,決定改組軍政府,改大元帥制為七總裁合議制。54日,孫中山向非常國會辭職,520日,非常國會選舉孫中山、唐繼堯、陸榮廷、岑春煊、唐紹儀、伍廷芳、林葆懌7人為政務總裁,實際上排斥了孫中山的領導。21日孫中山憤而離粵赴滬。這樣,孫中山第一次在廣州嘗試建立政權的努力失敗。

                         

                        19208月,粵系陳炯明所部在福建漳州誓師,回粵討伐盤踞該省的桂系軍閥。同年10月,粵軍擊潰桂軍,占領廣州。隨后,陳炯明多次電邀當時寓居上海的孫中山回粵主持大局。192011月,孫中山偕同伍廷芳、唐紹儀等人離開上海,經香港前往廣州。29日,孫中山在廣州重建護法軍政府。此為孫中山第二次在廣州建立政權。

                         

                        二次建立的政權,并沒有得到在華列強的承認,為獲得國際上的承認,孫中山首先矚意非常國會選舉出一個非常大總統,在其努力下,47日,在穗的222國會議員在召開的非常國會上選舉孫中山為總統。55日,孫中山就任非常大總統。

                         

                        以護法為名在廣州另立政權,外交上的當務之急便是獲得國際上其他國家的支持與承認,因此,廣州政府的外交重點基本圍繞著爭取在華各主要列強的承認與支持而展開。二次護法前后,在謀求列強的支持上,孫中山把希望放在了聯德與聯美上。在1917年至1922年期間,聯德外交曾經在孫中山的心目中占據重要地位,在此期間,孫中山曾多次派人與德國駐華外交官秘密接觸,有研究者認為,1917年孫中山南下護法即曾接受過德國方面的秘密資金援助,在二次護法期間,孫中山還派專人赴德國,游說德國政府和企業界人員,支持他的事業。[5]

                         

                        孫中山的革命生涯中,與美國有很深的歷史淵源,孫中山的許多治國理念包括革命思想受美國影響頗深,因此聯美并爭取美國政府的支持,一直是孫中山外交重點,在護法運動期間,孫中山曾多次給美國總統和在華外交官寫信,推銷其治國理念,希望美國政府承認廣州政權并對其給予援助。[6]

                         

                        然而,在兩次護法前后,在尋求在華列強的承認與支持之際,孫中山對老牌的殖民帝國英國則表現得頗為冷淡。究其原因,則與孫中山對英國的認識和英國政府的在華作為有密切相關。

                         

                        孫中山與英國及英國殖民地香港的聯系也有頗長的歷史淵源,他早年在香港接受英式教育,畢業于香港的西醫書院,英國統治下的香港秩序井然和社會繁榮曾給青年時期的孫中山留下深刻印象,令其萌生了投身革命、改造社會的思想萌芽,孫中山1923年在香港大學演講時曾自稱香港是其革命思想的發源地。[7]1895年,孫中山將革命組織興中會的總部設立在香港,英國殖民地香港一度成為孫中山從事反清活動的宣傳基地、籌款基地和武裝起義的指揮部。從1896年至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孫中山曾5次到歐洲宣傳革命和籌款,這期間曾多次以英國為中轉地,1896年,孫中山第一次從美國到英國,曾被清政府駐英使館派出的密探秘密誘捕,后經其英國老師赫胥黎等人多方營救脫險,這段倫敦蒙難經歷曾令當時的孫中山在海內外一時聲名大振。

                         

                        然而這些與英國的淵源并未讓他對英國產生多少好感,英國對中國的殖民侵略是讓孫中山最為詬病的地方,在由他口授、朱執信執筆的《中國存亡問題》一文中,孫中山對英國抨擊尤烈,指其在華首設領事裁判權、割占中國領土、強占租界和劃分勢力范圍,駐兵迄27載,嚴重侵犯了中國主權。[8]

                         

                        孫中山反對中國參加“一戰”,他認為英國是唆使中國參戰的真正幕后黑手。19175月,孫中山特地發表《中國存亡問題》一文,以全面表達其反對北洋政府參戰的立場,在其中,孫中山對英國唆使中國參戰進行了激烈的抨擊:

                         

                        “論此次之勸誘中國,美、日居其沖,而英國若退聽焉。考其實際,則英國為其主動,而美、日之行動,適以為英政府所利用耳。”[9]

                         

                        孫中山認為,中國參加歐戰是受到了英法的脅迫,而英國出于自身利益考慮,將中國拖入戰爭,而參戰對中國是有害無利,戰爭雙方無論誰勝誰負,都會以中國為瓜分誘餌,中國都將是最終的受害者。

                         

                        因此,在護法初期對外尋求援助上,孫中山并未與英國有過多的接觸。在孫中山第二次建立政權期間,廣州政府與英國間僅有的幾次交往都是不愉快的經歷。

                         

                        第一次事件是孫中山第二次回粵建立政權后不久,廣州政府嘗試收回關余與駐華公使團和英籍總稅務司安格聯展開的交涉。

                         

                        關余是指指海關稅收在扣除了以關稅作抵押的外債和賠款之后所剩的余額部分。作為國家稅收的一部分理應由中國政府保管,但是由于中國的海關管理權長期在外籍稅務司的掌控下,辛亥后解送關余的權力便落到了在華列強組成的公使團的手中,成為操控中國內政的一個工具。1918年中,孫中山首度在廣州發起護法期間,經列強的同意,廣州政府曾獲得13.7的關余份額。從19197月開始,軍政府獲得首批關余,其后,關余均按比例如數撥付,直到翌年3月,軍政府發生分裂,伍廷芳攜“應用文件、印信及關稅余款”離粵赴滬。隨后,公使團以“避免助長內爭”為由,將軍政府應得的關余份額,暫交總稅務司代為存儲。到1920年底,公使團不再同意“將屬于中央政府之全部關余,攤交未經承認之政府”。其后,總稅務司安格聯串通北京政府,將全部關余撥充內債基金,連南方政府應得部分關余一并劃入。[10]

                         

                        列強的這種做法,招致孫中山和廣州政府的激烈反對,因此,第二次回粵后不久,孫中山便命郭泰祺于1920年底向列強提出撥付關余的請求。19211月,廣州政府正式致函公使團,要求公使團依例向廣州政府撥付關余。同時外交總長伍廷芳致函海關總稅務司安格聯:要求從21日起,海關機構必須服從本政府的命令和監督,本政府準備承擔按比例攤付的債額。[11]

                         

                        118日,在北京的公使團開會,決定嚴詞拒絕,“無論如何不能放任中國政府正供之關余,供應無意識政爭之用”。一口回絕。對此,南方政府以強硬態度相對。121日,外交總長伍廷芳發布命令:“凡在軍政府所屬各省海關,須自21日起,服從軍政府之訓令,聽其管轄;但各省關稅仍照前盡先攤還外債,絕不欲稍有妨礙債權人之利益。” 列強則以武力威脅對應,并從香港派兵200至廣州西堤“護關”。[12]

                         

                        在此次關余交涉中,英國政府的態度是只承認北京政府為中國的合法政府,不與廣州軍政府打交道,如廣州方面對粵海關采取行動,英國將聯合列強一道進行干涉。127日,英國外交部致函殖民地部,在現在的危機中,寇松(Curzon)同意采取1918年英國駐廣州總領事建議采取的行動。廣州領事所建議的行動包括派軍艦封鎖廣州,武力護關。[13]

                         

                        英國駐廣州總領事杰彌遜(James Jamieson)致電英國海軍駐中國司令達夫(L. Duff),如果21日出事,就采取行動。他要求達夫向其提供一切必要的援助。采取的行動包括封鎖廣州。沿西江護送食品等。為應付局勢,英海軍向廣州增派了1艘軍艦,使廣州英艦數量達到3艘。面對包括英軍在內的武力威脅,21日,廣州政府通知粵海關稅務司,他們決定推遲采取行動。[14]

                         

                        孫中山將廣州軍政府在關余問題上受挫的原因歸結為主要是英國的破壞。22日,孫中山在廣州會見美國海軍武官哈奇斯(Hutchins)和美國記者吉爾伯特(Rodney Gilbert)時曾抱怨列強對其控制海關的強硬態度,他特別提到列強方面令其計劃受挫的主要責任人是英國公使館和駐廣州總領事杰米遜。[15]

                         

                        收回關余的交涉是孫中山晚年所經歷的時間跨度最長,過程最為曲折的一次外交交涉,它對孫中山晚年的對外政策產生了重要影響。1923年,孫中山在廣州第三次建立政權時又重啟關余交涉,并最終取得了部分成果。在關余交涉中,英國政府和駐華官員,英籍總稅務司的表現,給孫中山留下了一個很壞的印象,它直接影響了孫中山后來在涉英事件中對英國政府政策與意圖的判斷。

                         

                        第二次事件是192154日,即孫中山在廣州舉行非常大總統就職典禮的前一天,英國殖民地香港華民政務司羅斯(Ross)派人在港貼出中文告示,以維護社會治安之名,禁止港人集會,慶祝廣州成立的新政府。56日,羅斯又發布了第二張告示,告誡香港居民不要為廣州政府籌募款項,并指出,所募者并非公債,將來或將取消作廢,而孫文建設之政府,旦夕有破產之虞,故不能希望其能償付任何款項,望香港居民不要為其所騙。[16]

                         

                        對于港英的挑釁行為,廣州政府反應強烈。513日,廣州政府照會英國駐廣州總領事杰彌遜,提出抗議,指出香港政府的這一舉動非常不合時宜,它不僅污辱詆毀了孫中山大總統和廣州政府,而且為外交史上所罕見。照會最后要求香港總督對此做出解釋。[17]廣州各界也舉行集會,聲討港英的行為。[18]

                         

                        其后香港總督司徒拔(Reginald Stubbs)于523日對廣州政府的抗議作了答復。他聲稱,告示發布時他不在香港,此事未經過他的批準,不能同意,他對告示所使用的不禮貌語言深表歉意。然而,司徒拔又辯稱,他所反對的只是告示所使用的不禮貌措詞,對告示所表達的宗旨完全贊同。香港政府只承認北京中央政府,因此,香港政府不可能允許在港為敵對一方總統的就職舉辦慶祝活動和為其籌募資金。[19]

                         

                        廣州政府外交次長伍朝樞再次致函杰彌遜,對港督司徒拔的說辭進行了駁斥。指出“香港當局干涉香港居民舉行慶祝活動和對本政府給予道義和物質上的支持,其行為明顯超越了英國政府所奉行的友好中立的界線,屬公開的敵對行為。”[20]

                         

                        香港方面的主動挑釁,連一向對孫中山持敵視立場的英國駐廣州總領事杰彌遜也覺得有些過頭,他認為,香港政府的過激舉動不得人心,致使一向敵視國民黨的一些中國人都對廣州政府表示了同情。杰彌遜在寫給駐華公使艾斯敦的信中指出,明智之舉是香港政府取消所發告示。[21]

                         

                        面對各方壓力,港英政府最后被迫做出讓步,不久派人將告示撕毀收回。[22]

                         

                        在二次護法期間,廣州政府與英國間還發生了一件重要的事件,那就19221月所爆發的香港海員大罷工。香港海員為提高工資待遇在香港發動罷工,表面上看不過是一起在香港發生普通的勞資糾紛,但是在中國當時民族主義高漲和勞工運動勃興的大背景下,此次罷工便有了極其重要的特別意義。對于孫中山領導下的廣州政府和英國統治下的香港二者之間的關系而言,這次罷工所造成的影響也頗為的重要。

                         

                        首先,香港的罷工得到了廣州方面的聲援與支持,令孫中山在香港勞工階層中聲望大增。其實,海員罷工爆發時,孫中山正在桂林整軍籌劃北伐,對于香港罷工情況,事先并不知曉。在罷工初期,是陳炯明主持下的廣州政府,騰出一定數量的房屋,安置罷工后返穗的香港勞工,并先后撥出約10萬元,解決罷工工人的生活。[23]

                         

                        表面上看,廣州政府在支持香港海員罷工上態度并不鮮明,在海員罷工期間,廣州政府并沒有公開發表任何有關支持海員大罷工的文件或言論。孫中山當時正致力于北伐大業,他不愿因此事與英國交惡,并招致列強的武裝干涉,所以在接受外國記者的談話時,孫中山更是極力地洗刷其與海員罷工的干系。[24]

                         

                        盡管孫中山表面上表現出“仁慈中立”,并且在海員罷工期間也確有可能并未直接施以援手,但是從1917年在廣州開始護法起,在支持勞工組織和勞工運動上,孫中山和他的廣州政權的確發揮過積極的作用,[25]因此,香港海員罷工取得勝利后,以海員工會為代表的香港勞工組織愿意相信,罷工的勝利有孫中山的功勞。因此,在香港的勞工階層中,孫中山就有了巨大的影響力。這一點很重要,因為一年以后孫中山到廣州開始第三次建立政權時,主動提出與英國和香港改善關系,個中原因之一,很有可能是其受到了海員罷工勝利的鼓舞,讓他看到了可以借助其在香港勞工階層的巨大影響力,來迫使港英當局與其改善關系,從我們事后對港英當局一反常態地由堅決反對孫中山,轉到愿意與孫中山改善關系的表現看,雖然港英當局的態度不能代表整個英國政府的態度,但孫中山的這一變化,對此后的廣州政府與英國的關系造成了一定的影響。

                         

                        另一方面,海員罷工對港英當局的影響則更為的巨大。首先,海員罷工令港英政府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香港對廣東的嚴重依賴性。香港的勞動力絕大多數來自鄰近的廣東,海員罷工期間,罷工工人紛紛返回內地,致使香港百業凋零,商務陷于停頓,經濟上蒙受重大的損失。而罷工委員會對香港的經濟封鎖,更使香港的食品來源中斷,居民的日常生活倍受影響。香港政府后來在總結此次罷工對香港的影響時曾特別指出,“此次罷工強烈地表明本殖民地對廣州的絕對依賴,一次有組織的杯葛即會對我們造成巨大的危害”。[26]

                         

                        其次,港英政府從一開始就斷定廣州政府操縱與支持了這場罷工。港督司徒拔在向英國殖民地部報告罷工情況時指出:香港的“海員罷工不單純是一場經濟運動,而是一場政治運動”。“孫中山領導下的國民黨是此次罷工的幕后組織者。廣州政府已完全處于這一具有布爾什維主義性質的組織的控制下。毫無疑問,極端主義者站在孫的一邊。”[27]

                         

                        對于孫中山在廣州建立政權,港英政府一直持極端敵視態度,海員罷工后,港英政府多次上書英國政府外交部,甚至建議政府出兵,直接占領廣州,但被英國政府所拒,外交部就此事向殖民地部指出:“我們不可能通過正常途徑對廣州政府施加壓力, 因為國王陛下政府并未承認該政府。因而,武力之說是不適當的。”[28]

                         

                         像所有西方列強一樣,港英政府一開始對于孫中山在廣州建立的政權持輕視的態度,認為孫中山無財力,沒人手,僅憑借個人魅力及少數追隨者,難以成事。在海員罷工時,孫中山的這種捉襟見肘的境遇并未發生多大改變,然而,大罷工給香港所造成的損失,則讓港英當局真切地感受到了中國勞工階層的力量和日漸高漲的民族主義精神,而更重要的是孫中山在勞工階層中所展現出的巨大威望,這讓他們自此對孫中山與他的廣州政權再也不敢小覷,所有這些對后來港英當局的態度發生變化發揮了直接的影響。

                         

                        20世紀前期,英國的對華政策可簡單歸結為維持中國的現狀,對外尋求列強間的勢力平衡,對內則支持北洋政府。對于中國國內的各派紛爭,英國采取的是不介入的“靜觀政策”。對于孫中山,英國國內政客冠以“幻想家”、“極端分子”、“麻煩的制造者”等稱呼,他們視廣州政府為反叛中央的地方政府,從不予以承認。不過,倫敦官方并不認為孫中山是一個真正危險的激進分子,因此英國外交部不贊成對孫中山采取極端敵意行為。[29]

                         

                        這一時期由于美、日等新興列強的崛起,英國在華地位有所下降,但即便如此,英國的對華貿易與投資在列強中間一直名列前茅,特別是在華南及長江流域這些傳統英國的勢力范圍內,英國更是有著重大的經濟利益。和其他列強一樣,英國政府并不看好孫中山和他的廣州政權,問題是他們也忽視了孫中山所代表的爭取獨立與自強的民族主義精神,隨著國內民族主義的不斷高漲和國內革命的勃興,在華南地區擁有巨大經濟利益的英國自然首當其沖,受到沖擊在所難免,只是讓英國政府沒有料到的是,事件的發展竟發生如此多的變故與意外,令廣州政權與英國的關系更像是一出充滿了懸疑與沖突的活劇。

                         

                        二、與英國嘗試改善關系

                         

                        孫中山第二次護法不久,其力主的以廣東為基地實施軍事北伐,與陳炯明所謀求的“聯省自治”發生很大矛盾,雙方矛盾迅速激化,19226月,陳炯明發動軍事政變,孫中山被迫離粵,二次護法遭遇失敗。

                         

                        孫中山離粵回到上海后,立即籌劃對陳炯明的反擊。不久, 1923116日,在擁護孫中山的滇軍楊希閔部、桂軍劉震寰部,以及倒戈粵軍聯合組成西路討賊軍,對陳炯明部發起攻擊,陳軍敗出廣州,退至東江。221日,孫中山重回廣州,設立大元帥府,此為孫中山第三次在廣州建立政權。

                        還在上海期間,雖然在廣州連遭二次失敗,但孫中山個人聲望確與日俱增,美國駐上海領事曾評論道:“在南方受到排斥后,他已經變成為比南方共和國首領甚至更加偉大的全國性人物,一大批北方的卓越的、知名的官員都在尋找他的支持。”[30]在尋找外援上,孫中山的聯俄談判也取得進展,1923126日,孫中山和蘇聯特命全權代表越飛在上海發表了聯合宣言,標志著聯俄進入正式實施階段。在強有力的聯俄背景下,回粵前夕,也為確保重新建立的政權穩固,孫中山主動嘗試改善與英國與香港的關系。

                         

                        在上海,孫中山授意陳友仁分別于111日和19日兩次拜會了英國駐上海總領事巴爾敦(S. Barton)。在第一次拜訪中,陳友仁告訴巴爾敦,孫中山亟欲采取一項贏得英國同情的措施,他將提供他對于改善中英關系的興趣的證據。在第二次拜訪中,陳友仁進一步闡述了與香港政府改善關系的必要性。他指出,孫博士擔心,倘若他在得不到能與香港改善關系的保證的情況下返回廣州,雙方勢將再起糾紛。那樣的話,他將被迫尋求與其他列強建立友好關系。陳友仁要求巴爾敦把孫中山現時的態度通知英國有關當局,同時暗示,孫中山和香港總督舉行一次會晤將會是符合人心的。[31]

                         

                        21日,英國駐華公使麻克類(J. R. Macleay)在赴京途中路過上海時,孫中山派陳友仁和伍朝樞拜訪了他。對于孫中山的友好表示,麻克類反應謹慎。他向陳、伍二人解釋,英國對于孫中山并無任何敵意,但他同時又宣稱,如果孫中山執意在南方建立獨立的政府,那就很難得到英國的同情和支持,因為促成中國的穩定和統一,是英國的既定政策。在隨后寫給外交部的報告中,麻克類建議,只要孫中山能夠約束自己,不在香港的勞工中挑起事端,英國政府就應該對他保持友好態度。[32]

                         

                        19231月下旬,重返廣州臨行前,孫中山派人給港督捎去口信,詢問在他途經香港時,港督能否與他一晤。對此,司徒拔答復道:只要孫中山不以中華民國大總統或其他英國政府未予承認的身分抵港,他將非常樂意接見,并與之共進午餐。[33]

                         

                        1923215日,孫中山在陳友仁、古應芬、許少清等人的陪同下,乘美國軍艦“杰弗遜總統”號離開上海。17日,孫中山抵達香港,下榻干諾道九號港商楊西巖的私宅。

                         

                        孫中山在港逗留3天,穿梭來往于香港各界舉辦的活動。他充分利用各種場合,反復闡明其政治立場,并表明了與香港改善關系的誠意。218日中午,孫中山出席港督司徒拔為他舉辦的非正式午宴。在午宴上,孫中山告訴司徒拔,他如今已認識到,香港和廣州的利益密不可分,他要同英國合作。[34]

                         

                        220日,孫中山應邀到香港大學發表演說,這是他此次訪港活動的一個高潮。當天上午,香港大學禮堂內擠滿了學生和來賓,香港布政司施勛、港大校長布蘭特的夫人、香港西商會主席皮爾西以及何東爵士等香港知名人士出席了演說會。施勛首先發表了簡短的歡迎詞。隨后,孫中山發表了主題為“革命思想之產生”的演說。通過演說,孫中山給所有在場的人一個印象,那就是他對香港和英國的政治抱有好感。[35]

                         

                        220日晚,孫中山在住處接見部分香港的工商界領袖。談話中,孫中山告訴他們,香港政府已經同意“自后彼此互相協助,一致行動”,他希望香港商界今后能支持他的事業。[36]

                         

                        孫中山此次對香港的短暫訪問的最大收獲之一莫過于香港政府對其態度由此發生了變化。港督司徒拔對孫中山的親自接見和港府官員出席孫中山在港大的演說,均是一種出格的友好姿態,因為香港政府所接待的是一個不被英國政府所承認的南方政府領導人。就在一個多月之前,香港政府還吁請英國政府采取措施以阻止孫中山回粵。[37]

                         

                        關于港府一反常態的變化,司徒拔在寫給外交部官員詹姆斯(James)的私人信函中解釋道,他對孫中山的態度這種明顯的前后不一致,實際上是一種更高層次的統一,是形勢的變化使然。司徒拔指出,既然孫中山對我們的態度已發生變化,愿意與我們改善關系,那么,我們“設法與他合作就要比反對他好得多”。司徒拔進一步強調,“顯而易見,倘若我們能與統治廣州的政權保持良好關系,我國的貿易發展就會容易些,反之,倘若我們反對孫中山,就將意味著英國的貿易會受到阻礙”。[38]

                         

                        后來,在另一封寫給殖民地大臣的長函中,司徒拔又進一步闡述說,他這樣做的動機只有一個,即“促進本殖民地的利益”。他特別指出,“1922年的海員罷工已非常清楚地向我們表明,本殖民地的繁榮與廣東有著多么密切的關系 。廣東若是與我們處于敵對狀態,占英國對華貿易大部分的香港貿易將陷于停頓,因此,根本之舉是,為了香港的貿易,我們應盡可能地與統治廣州的勢力保持良好關系,不管它是孫中山還是什么別的人。”[39]

                         

                        隨著孫中山訪港,粵港關系迅速升溫,雙方均展開活動,嘗試進行合作。 36日,孫中山在他的法律顧問諾爾曼的陪同下,拜訪了英國駐廣州領事杰彌遜。在隨后舉行的會談中涉及這樣一些實際問題:改善黃埔港、修筑粵漢和廣九鐵路的連接線、香港政府派專家幫助廣州政府整頓財政等。[40]

                         

                        貫通粵漢和廣九兩條鐵路線,是香港政府長期以來一直夢寐以求的一項工程。鐵路線的貫通,將把香港與富庶的長江流域連成一片,為香港帶來無窮的商業利益。因此,它最先吸引了香港政府的注意力。為此,港英政府積極參與這一項目。323日,港督司徒拔親自出面,表明港府意見。在發給麻克類的電報中,司徒拔主動提出,他可以用英中公司提供貸款的方式勸誘孫中山同意立即修建鐵路連線,其中用于征地的款項將付與廣州政府。司徒拔進而又補充說,他正與殖民地部交涉,準備由香港政府對這筆貸款提供擔保。[41]

                         

                        英國殖民地部贊同港督的提議,在發給外交部的密函中,殖民地部表示,香港政府和該部均認為,修筑這樣一條鐵路連線極其重要,倘若能夠獲取北京政府及南方政府的同意,倘若這項工程的投資不與英國政府對此所應承擔的義務發生沖突,希望外交部給予最優先的考慮。[42]

                         

                        然而,英國外交部對此建議明確表示反對。5 2 3日,在給英國殖民地部的復文中,外交部指出,孫中山之所以贊同這項建議,其主要動機是他需要金錢,否則他不會贊同。北京政府自然不會同意這樣一項為孫中山提供自由資金的計劃,而且該計劃也完全違背了英國政府的政策。[43]

                         

                        雖然筑路借款的計劃受挫,孫中山依然希望從香港方面獲得援助。5月初,孫中山向香港政府提出,希望港府能為他延請幾名稅收、土地和審計方面的英國專家,以幫助廣州政府整頓財政。對于這樣一種合作的可能,港府再度表現出興趣。在給英國殖民地部的電報中,司徒拔指出,為了香港的利益,將廣東的行政管理置于一個令人滿意的基礎之上是最理想不過的事情。[44]

                         

                        英國駐華公使麻克類在回答外交部對此的質詢時,直接表示反對。他認為,正確的途徑是,英國應繼續保持友好中立的政策,不答應孫的請求。因為目前孫與中央政府正在交戰,在這種形勢下,借英國專家幫助孫將明顯違背我們不介入地方軍事紛爭的政策,而且勢必會引起北京政府和列強特別是美國的猜忌。[45]

                         

                        這樣,由于英國外交部的反對,廣州政府與英國尋求合作的努力未產生任何的實效,這

                         

                        令廣州不免對英國充滿了失望。而隨后發生的關余事件則令廣州方面對英國失望到了極點。

                         

                        三、關余事件的影響

                         

                        19239月,陷于財政困難的廣州政府向列強重提關余的要求。然而,在華列強公使團對廣州政府的這一正當要求采取了漠視態度。公使團的惡劣態度激怒廣州政府,廣州政府遂對外多次表示,如果需要,準備以武力奪取海關。在華列強以武力威脅相向。121日,英國駐廣州總領事杰彌遜以列強駐廣州領事團領袖領事的身份,奉命向南方政府發出警告:公使團不承認對中國海關的任何干涉,如有上述情況發生,他們將采取其所認為適當的強力手段以應對。[46]不久,英、法、美、日等多國派出軍艦10余艘,陳兵廣州白鵝潭,對廣州政權實施軍事威嚇。列強因關余問題與廣州政權矛盾陷于激化。

                         

                        在關余事件中,在英國政府內部,圍繞如何處理與廣州政府的關系上,英國政府、駐華官員以及殖民地香港的官員之間產生了巨大分歧。為避免廣州政府將反帝矛頭指向英國,英國外交部嘗試對南方政府采取一個相對保守與穩妥的政策,希望在不放棄原有對華政策,即承認北洋政府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的前提下,由列強共同出面對北洋政府施壓,就關余問題達成某種妥協。為此,英國外交部要求其駐華公使麻克類向外交使團提出如下建議:

                         

                           “列強應該讓有關各方明白, 在現有條件下,只有通過建立某種各省參與關余分配的制度,才能作到對列強控制下所收取關余的公平分撥。參與分配的依據,必須由北京政府和各有關地方當局之間簽訂協議來決定。如果在一定的時間里各方不能達成協議,列強將被迫在力所能及的基礎上依據公平的原則自行分派這些關余(必要的話,那些為內債擔保的關余也包括在內)。或者,列強將扣住這些關余,直至各方達成協議。”[47]

                         

                        然而,麻克類對外交部的指令采取拖延抗拒的對策,始終未向公使團提出英國政府的建議。在關余事件中,麻克類和駐廣州總領事杰彌遜在外國使團中一直是列強武力威懾的積極倡導者,他們的這些表現,令倫敦方面非常不滿。

                         

                        而香港總督司徒拔則走向另一個極端,充當起了孫中山與列強間的居間聯絡人。在關余事件中,孫中山鑒于此前香港政府對廣州方面的友好態度,先后兩次派陳友仁赴香港拜見司徒拔,表明廣州政府在關余問題上的立場,并希望香港政府從中調解。對此,司徒拔積極回應,他對陳友仁的兩次來訪均給予了熱情的接待,并分別致電殖民地部、駐華公使麻克類與駐廣州總領事杰彌遜,將廣州方面的要求、孫中山來信以及聲明通通做了轉達。在給殖民地部的電報中,司徒拔反對列強對廣州政府采取行動,并警告“倘若列強最終決定采取敵對行動,英國的貿易必將蒙受損失”,建議英國政府,為了香港和英國的利益,“除了為保證償付外國貸款利息所絕對必需采取的行動之外,英國政府不要加以干涉”。[48]

                         

                        在隨后發給麻克類的電報中,司徒拔甚至表示,他希望英國政府應該默許廣州方面所提出的“如果廣州的稅務司先向北京解付償還外國債款所必需關稅份額,然后將剩余部分交給孫逸仙,后者將放棄其奪取海關的建議”。[49]

                         

                        司徒拔充當孫中山與英國政府居間聯絡人的做法,以及讓英國政府接受孫中山所提要求的主張,令英國外交部大為光火。1219日,外交大臣寇松特地寫信給殖民地部大臣德文郡公爵,表示,如果不是孫中山期待著香港政府的支持,他是不會在海關問題上與英國政府和其他列強作對到如此地步的。寇松進而向殖民地部建議將司徒拔盡快調離香港。[50]

                         

                        在關余事件中,雖然廣州政府面前的對手是列強組成的公使團,而非英國政府,但是鑒于英國在公使團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以及直接與廣州政府打交道的身為廣州領事團領袖的杰米遜的強硬表現,足令廣州方面對英國心生極大的怨氣,雙方關系一度非常緊張。然而。隨后發生的商團事件,則令雙方的緊張關系惡化到了劍拔弩張的地步。

                         

                        四、商團事件與矛盾激化

                         

                        1924 10月,廣州爆發商團事件。促成商團事件的原因,是廣州政府的財政、經濟危機而引發的商人與政府間矛盾的一次大爆發。[51]資料顯示,在觸發商團發動事變的“哈佛輪”走私軍火案中,以匯豐銀行為代表的香港英商全程參與此事。早在1923年秋天,匯豐銀行就已開始與陳廉伯勾結,密謀武裝商團。此后,匯豐銀行的上層繼續關注并參與商團走私軍火的計劃。匯豐銀行兩任總裁斯蒂芬(A.G. Stephen)和巴羅(Barlow)、副總裁羅斯(D.M. Ross)及廣州分行經理德寇西(de Courcy)均是武器走私計劃的積極參與者。此外,西人控制下的廣州海關也有參與,英國新任駐廣州總領事翟比南(Bertram Giles)事先也聞悉此事。[52]

                         

                        英國政府和港英政府沒有支持和參與商團事件。作為19195月開始簽署生效的“列強對華武器禁運協定”的簽字國,英國政府在得悉“哈佛輪”走私軍火情報后,曾多次下令沿途英國各殖民地政府設法攔截。然而,在商團事件的危急時刻,英國駐廣州總領事翟比南在未得到英國政府的批準下,擅自向廣州政府遞交一份最后通牒,宣稱:“奉香港艦隊司令之命,如遇中國當道有向城市開火時,英國海軍即以全力對待之”。[53]

                         

                        廣州政府一直認為英國政府和香港當局是商團叛亂的幕后策動者,而翟比南的最后通牒,則更被當時的孫中山和廣州政府視作英國政府公開庇護與支持商團叛亂的明證。孫中山與廣州政府為此做出強烈反應。91日,孫中山代表廣州政府發表了《為廣州商團事件對外宣言》,痛斥英帝國主義公然支持反革命力量,陰謀推翻革命政權。同時,孫中山還向英國的麥克唐納政府發出公開抗議書,抗議英國政府“干涉中國內政”。[54]

                         

                        孫中山第三次治粵,為解決財政困難,不得已只得加稅重賦,導致商民關系緊張。引發商團叛亂的原因,絕非背后有英國政府支持這樣簡單,孫中山將斗爭的矛頭指向英國,也許有轉移矛盾的考慮,但聯系到此前與英國的緊張關系,孫中山作此判斷,也是可以理解的。

                         

                        面對孫中山的強烈指責,英國政府有些摸不到頭腦。外交部急令各相關責任人調查事件的真相。調查的結果是,所有的官員都稱自己與商團事件毫無關系。就連與此事密切相關的匯豐銀行經理斯蒂芬也把自己摘得一清二凈。英國政府查實的只是一件事,亦即駐廣州領事翟比南向廣州政府遞交的最后通牒未經任何人批準,完全是他自己擅作主張。英國政府對此大為不滿,事后英國外交部特地給予翟比南以申斥的處分。[55]

                         

                        從檔案上看,英國政府與商團事件完全沒有任何的干系,即便有個別英人卷入其中,那也完全是其個人行為。英國政府的政策不允許主動與孫中山建立直接的聯系,而且英國政府也不屑于向廣州政府做出解釋,撇清干系。但此事對廣州政府此后對英關系所造成的惡劣影響卻是巨大的。

                         

                        英國政府背后支持商團發動叛亂,并且公然以武力威脅的手段試圖阻止廣州政府平息叛亂,這樣的信息令對英外交中飽受挫折的廣州政府平添憤懣之情,并在廣大民眾中激發起更為強烈的反英情緒。19241月,國民黨“一大”召開后,孫中山與廣州政府正式選擇對內“容共”,發動一場國民革命運動,打到舊軍閥,統一中國。對外則選擇聯俄反帝,接受蘇聯和共產國際的援助,反對帝國主義列強在華的侵略與特權。正是在這樣一個大的歷史背景下,以及此前對英關系中所產生的種種糾葛,在1925年五卅慘案爆發后,廣州政府迅速將反帝的矛頭指向了英國,而香港則成為了反英斗爭的首選目標。1925619日,舉世聞名的省港大罷工正式爆發,省港大罷工持續長達1年零4個月,香港——這塊英國的殖民地遭受了一場前所未有的巨大打擊。這對于極力避免卷入地方紛爭的英國政府對華政策的制定者和力圖改善與廣州政權關系的港英政府的官員們來說,也許是他們最不愿意看到的結果。

                         

                        載《近代中國:思想與外交》(論文集),下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

                         

                        [1] 這方面研究著述較多,比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韋慕廷著:《孫中山——壯志未酬的愛國者》,中譯本,中山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黃宇和著:《中山先生與英國》,臺北,學生書局,2005年版。相關研究論文更是為數眾多,在此就不一一列舉了。

                         

                        [2] 除了《大本營公告》這樣的政府出版物外,有關孫中山在廣州三次建立政權期間涉及中英外交的政府檔案基本闕如,中文資料主要散見于當時的報章,比較而言,在英國外交部的檔案里保留有比較豐富的這方面的內容,此外,廣東省檔案館所藏粵海關檔案里的《各項事件傳聞錄》中也收錄了不少當時海關情報部門搜集的關于廣州政權的內幕情報。

                         

                        [3]  《軍政府公報》,第75號,1918423日出版。

                         

                        [4]《大元帥通告駐華各國公使書》,1918417日,《軍政府公報》,第75號,1918423日出版。

                         

                        [5]關于孫中山聯德外交的最新研究,請參閱李吉奎:《孫中山聯德外交始末》,載欒景河、張俊義主編:《近代中國:文化與外交》,下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11月版,第469-480頁。

                         

                        [6] 參見:韋慕庭:《孫中山——壯志未酬的愛國者》,中山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104-117頁;陳三井:《論孫中山晚年與美國的關系》,《廣東社會科學》,2005年,第3期,第84-92頁。

                         

                        [7] 《孫中山全集》,第七卷,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115-116頁。

                         

                        [8] 《中國存亡問題》,《孫中山全集》,第4卷,第39頁。

                         

                        [9] 《中國存亡問題》,《孫中山全集》,第4卷,第62頁。

                         

                        [10]有關這方面的內容,請參見呂芳上:《廣東革命政府的關余交涉(1918-1924)》,《中國國民黨黨史論文選集》,第3冊,第650-654頁;陳詩啟:《中國近代海關史(民國部分)》,第100-102頁。

                         

                        [11] 《伍廷芳致安格聯》,19211月,《歷史檔案》,1987年第1期,第55頁。

                         

                        [12]呂芳上:《廣東革命政府的關余交涉(1918-1924)》,《中國國民黨黨史論文選集》第3冊,第654-658頁。

                         

                        [13] Kenneth Bourne and D. Cameron Watt ed. British Document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2, Series 5,Vol.24,p74.

                         

                        [14] Kenneth Bourne and D. Cameron Watt ed. British Document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2, Series 5,Vol.24,p358-359.

                         

                        [15] Kenneth Bourne and D. Cameron Watt ed. British Document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2, Series 5,Vol.24,p74.

                         

                        [16] Enclosure 2, Enclosure 3 in Alston to Curzon, July 25, 1921, F.O.405/232, pp59-60.

                         

                        [17] The commissioner for diplomatic affairs to Jamieson, May 13,1921, F.O.405/232, p60.

                         

                        [18] 《上海民國日報》,1921524 日。

                         

                        [19] Stubbs to JamiesonMay 20,1921, F.O.405/232, p62.

                         

                        [20] C. C. Wu to Jamieson, May 24, 1921, F.O.405/232, pp63-64.

                         

                        [21] Jamieson to Stubbs, May 17, 1921; Jamieson to Alston, May 12, 1921, F.O.405/232, p61.

                         

                        [22] 《民國上海日報》,1921525日。

                         

                        [23] 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北京,1953年,第2版,第59頁。

                         

                        [24]1922年底,孫中山在接受記者約翰.白萊斯福的采訪時說:“當罷工事起時,余在廣西桂林,其地與廣州不通火車,余方以全力注于北伐。彼時主管廣州政府者為陳炯明。余初不知有罷工事。直至吾人軍用品因交通斷絕不能達梧州時,余始知之。至余對罷工者之感想,茍彼等之目的為經濟的, 余固予以同情。而彼等之罷工,其后雖牽政治,原始時實為經濟的也,但謂余贊助罷工,以期損害英國利益,余絕對不能承認。”參見《孫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635頁。

                         

                        [25] 有關孫中山支持香港與廣東工運的研究,可以參見:陳明銶:《孫中山先生與清末民初廣東工運——民族主義、地緣主義和革命動員》,載陳明銶主編:《中國與香港工運縱橫》,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1986年版,第3-20頁。

                         

                        [26] Report on Seaman Strike by Hong Kong Government, Mar. 14, 1922, C.O.129/474, p236.

                         

                        [27] The Governor of Hong Kong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Feb. 28,1922, C.O.129/474, p163.

                         

                        [28] Foreign Office to Colonial Office, July 8, 1922, F.O.405/237.

                         

                        [29] Richard Stremski, The Shaping of British Policy During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 Taipei, 1979, p12.

                         

                        [30] 韋慕庭:《孫中山——壯志未酬的愛國者》,中山大學出版社,第136頁。

                         

                        [31] S. Barton to R. H. Clive, Jan. 23, 1923, C.O.129/482.

                         

                        [32] Macleay to Curzon, Feb. 28, 1923, F.O.405/240.

                         

                        [33] The Governor of Hong Kong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Dec. 23, 1923, C.O.129/481, p557.

                         

                        [34] The Governor of Hong Kong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Dec. 23, 1923, C.O.129/481, p554.

                         

                        [35] 《在香港大學的演說》,《孫中山全集》,第7卷,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15頁。

                         

                        [36] 《在香港工商界集會的演說》,《孫中山全集》,第7卷,第117頁。

                         

                        [37] Foreign Office to Colonial Office, Jan. 11, 1923, C.O.129/482.

                         

                        [38] Stubbs to James, July 21, 1923, C.O.129/482, p252.

                         

                        [39] The Governor of Hong Kong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Dec. 23, 1923, C.O.129/481, p554.

                         

                        [40] Jamieson to Macleay, Mar. 7, 1923, C.O.129/482, p201.

                         

                        [41] Macleay to Curzon, April 3, 1923, C.O.129/482, p187.

                         

                        [42] Colonial Office to Foreign Office, Mar. 31, 1923, C.O.129/479, p513.

                         

                        [43] Foreign Office to Colonial Office, May 23, 1923, C.O.129/482, p186.

                         

                        [44] The Governor of Hong Kong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May 9, 1923, C.O.129/480, p111.

                         

                        [45] Macleay to Curzon, May 28, 1923, C.O.129/482, p248.

                         

                        [46] Maclaey to Curzon, confidential, 21 December 1923, FO371/10230, p199

                         

                        [47] Foreign Office to Maclaey, 2 October 1923, FO371/9222, pp191-193

                         

                        [48] The Governor of Hong Kong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11 December 1923, CO129/481, pp447449

                         

                        [49] The Governor of Hong Kong to Maclaey, 13 December 1923, CO129/481, p512.

                         

                        [50] Curzon to the Duke of Devonshire, 19 December 1923, CO129/483, pp204205。有關關余事件中英國政府、英國駐華使領和港督司徒拔各自的反應和沖突的詳情,詳見拙作《南方政府截取關余事件與英國的反應(1923-1924)》,載《歷史研究》,2007年第1期。

                         

                        [51] 關于商團事變原因這方面比較新的研究成果,請參見溫小鴻“1924年廣州商團事件再探”,載《浙江社會科學》,20015月;邱捷:《廣州商團與商團事變——從商人團體角度的再探討》,載《歷史研究》,2002年第2期。

                         

                        [52] 參見:Chung, Stephanie Po-yin(鐘保賢), Chinese Business Group in Hong Kong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South China, 1900-1925, London, 1998, pp107-115.

                         

                        [53] 《廣東扣械潮》,卷二,第91頁。關于英方對此事件的敘述請參見:RMaclea  to Foreign Office, Sep. 5, 1924, FO37110244p24.

                         

                        [54]《孫中山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870872頁。

                         

                        [55] 有關商團事件中英國政府的態度,詳見拙作《英國政府與1924年廣州商團叛亂》,載《廣東社會科學》,200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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