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網首頁|客戶端|官方微博|報刊投稿|郵箱 中國社會科學網
                        今天是:
                        登錄  注冊  找回密碼

                        此頁面上的內容需要較新版本的 Adobe Flash Player。

                        獲取 Adobe Flash Player

                        您現在的位置:首頁>>專題研究>>中外關系史>>正文內容
                        中外關系史 【字體:

                        張俊義:英國政府對西安事變的反應

                        作者: 文章來源:《近代中國:文化與外交》(論文集)下卷 更新時間:2017年12月18日

                         

                        19361212日爆發的西安事變雖屬中國內政,但由于事涉中國的抗日戰爭大局,它直接影響中日關系的走向,并進而影響遠東國際關系的變化,因此,西安事變受到國際社會,特別是在華有直接利益關系的各帝國主義列強的普遍關注,各國為此均作出了不同程度的反應。在西安事變過程中,各國幾乎一致地反對張學良發動兵變、扣押蔣介石的行為,并通過不同形式表達了希望事變和平解決的愿望。雖然各主要列強對事變的態度表現得較為的一致,然而,其各自幕后的動機卻有著相當大的不同。對各國列強對西安事變的反應進行進一步深層次地研究,對于我們深入了解西安事變時的遠東國際關系、西安事變解決過程中的國際因素以及西安事變發生前后中國抗戰所面臨的錯綜復雜地國際環境,則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在這方面,國內外許多學者已經做出了相當地貢獻,對一些主要列強在西安事變后的態度與表現進行了重點剖析,并提出了許多真知灼見。[1]相對而言,現有的研究成果中,對老牌殖民帝國英國政府在西安事變中的表現與反應則顯得相對薄弱,下面本文擬依據英國政府的相關歷史檔案,對此稍作介紹與剖析。

                         

                        一、英使館對事態的關注與對事變性質的判斷

                         

                        由于事發突然,英國方面最早是通過路透社的報道得知西安事變的消息的。19361213日,英使許閣森(Knatchbul-Hugessen)致電外相艾登(Eden):“你無疑已經看到了路透社的報道,說張學良發動叛亂,他在西安抓了蔣介石,并通電號召推翻政府,與蘇俄結盟抗擊日本。該消息已得到外交部的確認。”[2]西安事變發生后,英國駐華使館對事變的發展非常關注。在1213日發給外相艾登的另一封電報中,英使許閣森根據所了解的報道,初步分析了張學良發動兵變的原因。“據報道,目前這次叛亂的直接起因是蔣介石所發布的一道命令,該命令擬將受到懷疑的張學良的部隊調往福建。我傾向認為這是目前形勢的關鍵。”

                         

                        許閣森還對報道稱張學良可能與蘇聯達成某種協議表示質疑.認為這是“絕對不可能的”,因為“蔣介石和中央政府一直費盡心機地與蘇聯保持友好關系,他們因共同的敵人而凝聚在一起,我不相信,蘇聯會愚蠢到冒險支持張學良,從而削弱中國的反日陣線。”

                         

                        對于日本政府的態度,許閣森認為,日本將會靜觀中央政府如何處理危機,而不會貿然干涉,除非局勢轉向不利中央政府。

                         

                        據此他判斷,蔣介石不會有生命危險,“他將成功地將此次嚴峻的局勢扭轉為對中央政府有利的局面,像他以前所經歷過的一樣。”[3]

                         

                        英使許閣森系職業外交官出身,曾任英國駐波斯公使,19369月才抵華接替前任大使賈德干,西安事變時在其任內剛滿3個月,此前并無在華從政經歷。許閣森的職業外交家的敏銳令其對國際關系上的把握似乎頗為的到位,這也充分體現在其對日、蘇兩國對事變反應的準確判斷上。然而,在對事變性質本身的認識上,或許是由于其對華缺乏了解,或許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英國不愿承認中國人民的抗日意識,許閣森將張學良發動兵變簡單歸結為國民政府內部的派系傾軋,根本沒提張學良的抗日主張與動機,這種對事變性質的判斷隨后直接影響了英國外交部。

                         

                        事變發生之初,英國駐華大使館與駐各地的領事館投入大量人力打探有關事變的任何消息,英使許閣森幾乎每日必登有時是一日數登國民政府外交部的大門,親自了解官方的消息。然而,由于官方封鎖消息和情報來源的匱乏,英國方面并沒有獲得多少直接和有價值的情報。然而,依據國民政府官方的消息和新聞報道,英國方面對事變的真相已經有了一個大致的了解,并對事變的性質作出了初步的判斷。

                         

                        西安事變發生后,由于對事變真相缺乏了解和對事變的未來走向缺乏把握,各國政府包括日本政府大多持靜觀待變的態度,各國官方為此對外所發表的聲明也都出言謹慎。在這方面,英國政府也不例外。然而,相較其他列強而言,在促成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上,英國方面在行動上表現得更為的活躍。

                         

                        1215日,英國駐華使館武官向英使許閣森提出一項建議,如果國民政府外交部同意,列強應效法幾年前對蔣介石在南京扣押李濟深時所采取的聯合一致、發出強烈通告的做法,向張學良表示列強對蔣介石生命安危表示強烈關注。[4]

                         

                        1216日,許閣森向國民政府外交次長徐謨私下提起了這項建議,也許是對其他列強是否能同意此建議信心不足,許閣森表示他自己還沒有決定是否該采納,而且沒有向他國外交官提起。徐謨表示,列強果行此舉,將產生良好效果,因為張學良對外部世界頗為洞悉,此舉會對他產生影響。許閣森向外相艾登匯報了此事,在報告的最后,許閣森建議,外相也可以代之以在議會下院發表一項聲明,表明英國對事變的反對。 [5]

                         

                        同一天,許閣森向蔣夫人宋美齡發出一封慰問信,對蔣介石遭遇不幸表示震驚,希望蔣本人早一天獲得自由,“這種瘋狂和叛變的行為不會對他以及中國造成任何傷害”。[6]

                         

                        1216日晚稍后發給外交部的另外一封電報中,許閣森稱,端納已經從西安回到洛陽,并在那里打電話給蔣夫人,說他見到了蔣介石,身體精神很好。張學良要求蔣接受他提出的幾點要求,但蔣介石拒絕討論。在這封電報里,根據所了解的各種最新情報,許閣森對他此前關于此次兵變性質的推斷再次予以了肯定。

                         

                        “很顯然,蔣介石決心剝奪張學良的西北剿匪的有效控制權,以其所信任的福建綏靖公署主任蔣鼎文代行指揮,后者的西北剿匪前敵總指揮的任命將在12日早上在西安發布,我想這足以解釋張學良隨后的舉動”。[7]

                         

                        1217日,許閣森從第三方得到一個中國政府轉來的相當直接的請求,要他代表英國發表聲明,表明英方對張學良行動的不滿,并希望事件盡速解決。在隨后發給外交部的電報中,許閣森表示,他可以向孔祥熙和外交部長發表類似的聲明,但他認為聲明最好避免譴責沖突中的任何一方,而應基于保持中國繁榮的總體利益和對目前局勢發展后果的擔憂的基礎上做出。他再次建議,如果艾登在英國下議院發表某種聲明,效果會更好。[8]

                         

                        同一天,許閣森接待了一位來自西安的不速之客,來者名叫艾爾德(Elder),英國人,是張學良的外籍管家,西安事變時正在西安,端納1214日到西安面見蔣介石時,艾爾德為現場翻譯,端納在第一次面見蔣介石后,特派艾爾德到南京向宋美齡當面匯報有關蔣介石的最新情況。從艾爾德口中,英國首次獲得了有關西安事變的一手資料。

                         

                        艾爾德介紹說,目前在西安周圍的部隊有約35500人是張學良的隊伍,13000人由陜西綏靖公署主任楊虎城指揮。中央軍只有少數憲兵和機場空勤人員,這些人都在12日凌晨的突襲中被解除了武裝。蔣介石和他的隨行官員是被張學良的軍隊關押的。張學良向蔣介石提出8項主張,但遭到蔣的斷然拒絕,后者說,如果是張在南京向他提出,他可能會考慮是否采納其中的某些建議。他強烈要求中央政府采取強力行動平息叛亂,而他準備接受針對他個人的任何可能的結果。

                         

                        艾爾德對前景感到悲觀,認為蔣逃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除非他接受張學良的要求。如果當初他落到楊虎城的手里,他可能早就沒命了。艾爾德認為,如果拒絕妥協,張學良和蔣介石同時遭謀害也不是不可能。

                         

                        對于共產黨從中鼓動和張學良已經加入共產黨的傳言,艾爾德稱,這全是無稽之談,在西安沒有共產黨人。[9]

                         

                        當天深夜,艾爾德二次造訪許閣森,表示,他已經拜會過孔祥熙與宋美齡,他們指派他給張學良發電,將外國媒體對此次事件的綜合報道轉述給張學良。此外,宋美齡特別要求他面見許閣森,問他是否愿意在給張學良的電報里對事件發表看法。

                         

                        許閣森表示,雙方必須達成諒解,艾爾德必須表明,他是通過間接而非是直接從我這里獲取我對事件看法的,在此條件下,他愿意授權他使用他的如下聲明:

                         

                        “在未深究促使他采取如此行動的內在原因的情況下,我直覺這件事只能造成傷害。他的行動不可避免地會被外界解釋為一場針對這個國家的叛亂,事實上當團結與進步即將來臨之時,它就像是一把從背后刺來的尖刀。

                         

                        很明顯,與一個深陷囹圄之人的任何談判以及所達成的任何協議,無論如何,都是毫無價值的。如果張學良確信他所從事的事業的正當性,他顯然不應害怕在一個自由的氣氛中討論它。拒絕這樣做,就是提前宣告他自己有罪”。[10]

                         

                        許閣森此次顯然是受到艾爾德對形勢判斷的影響,預感事態嚴重,因此,已不顧當天早些時候在給外交部電報中所提的發表聲明“最好避免譴責沖突中的任何一方”,劍鋒已經開始明確指向張學良。

                         

                        二、艾登的建議

                         

                        在英國國內,外相艾登頗為認同許閣森對事變發生后的形勢判斷以及其對事變性質的分

                         

                        析。為盡快促成西安事變和平解決,艾登提出了一項建議。

                         

                        1217日,在發給許閣森的電報中,艾登指出,盡管他不了解西安的確切形勢,也不了解將要發生的所有談判的進程,但是他突然想起一個主意,如果張學良確信他個人的人身安全能夠得到保證,他就有可能被說服釋放蔣介石。

                         

                        接下來,艾登詢問許閣森:“假如我們表示愿意盡其所能保證他的安全,這會有助于事件的解決嗎?艾登還提出了實施辦法,那就是張學良可以乘飛機到天津或是上海,在那里英國可以保證他的安全,然后他就可以從那里出國。[11]

                         

                        艾登的建議對于解決西安事變顯得無足輕重,但這已是當時在華列強中最為積極的舉動了。九一八事變以來,面對日本在華侵略行動的逐漸升級,以英、美為代表的老牌列強的在華利益逐步受到蠶食,日本與這些傳統列強的矛盾也逐步升級,即便如此,一方面是由于英美在遠東的軍事實力一時還不足以與日本展開一場大規模的戰爭,另一方面隨著德國法西斯的上臺執政,歐洲大陸開始陰云密布,也令其分身乏術,因此,英美等國對日本在華的侵略行為紛紛采取了忍讓退縮的綏靖政策,在處理對華和對日關系上,這些國家表現得非常慎重,這種局面在西安事變爆發時并未有所改觀。

                         

                        艾登之所以提出這樣一個解決方案,也和其對西安事變性質的認定有關,在這方面他或許受到了許閣森的影響。艾登可能認為,張學良之所以發動兵變,是因為蔣對他的排斥,導致他一怒之下才有此行為,只要給他一個下臺的臺階和人身安全的保證,就可以順利解決此事。然而,這樣一個看似幼稚的解決方案,英國方面仍滿懷熱情的予以了推動。

                         

                        1218日,許閣森奉命向國民政府代理行政院長孔祥熙正式提出了艾登的建議。孔祥熙對此表示歡迎,稱如果許閣森能推動此建議的落實,他將甚為感激。許閣森表示,他必須首先與其他列強進行磋商。[12]

                         

                        應許閣森之請,1218日,艾登在英國議會下院回答質詢時,在談到西安事變的最新局勢時,特別加上了如下評論:“鑒于此事可能對中國的統一與繁榮產生嚴重后果,這種局面已然形成,英國政府對此深感遺憾”。外交部要求路透社把這句話電達中國,同時,艾登還專門指示許閣森將英方的這層意思轉達給中國政府,希望中方盡快解決,包括釋放蔣介石。[13]

                         

                        與此同時,艾登分別致電英國駐美、法和意大利政府的大使,指示他們就艾登所提建議的內容,征詢各駐在國政府的意見。對于英方的建議,法國方面起初表示,如果確有必要,法國方面愿意合作,但當19日,法國接到南京發來的電報稱形勢大為改善時,法方則又表示,無須列強的干涉,蔣介石也可以獲釋。[14]

                         

                        意大利政府在接到英方的備忘錄后,外長齊亞諾答應,他將向意大利駐華使團發布相關指示。齊亞諾同時表示,早在幾天前,他已經給他的好友張學良發出了一封親筆信,要他為了中國的和平與秩序,不要采取無可挽回的行動,而應當與蔣介石達成協議。[15]

                         

                        只有美國政府在接到英方的建議后,做出了比較積極的回應。1218日,美國政府接到英方的建議后,羅斯福總統原則上表示同意,代理國務卿穆爾立即指示美國駐華大使詹森在南京與英國駐華代表就此事展開磋商。1219日,詹森與許閣森在南京經過協商后,雙方一致認為,局勢的發展會對南京政府的穩定產生極大影響,因此,除了英國政府的建議外,目前各國不可能采取其他有益的措施;如果中國政府不借助于外國而找到解決的辦法,這對有關各國更為有利,但是某些大國準備保證張學良、必要時保證楊虎城的安全離華,這一事實本身也是有意義的;要求英美政府授權各自大使將此建議正式通知孔祥熙;事實的方法,應由中國政府負責張、楊安全到達某地,最近的港口是天津,在那兒張、楊將被安置在一艘外國軍艦里,隨后安排他們安全離華。[16]

                         

                        英、美雙方駐華大使經過多次磋商,并經過各自政府的授權,遲至1224日才將這一由列強參與解決事變的方案提交給孔祥熙,但是,西安事變此時已近解決,第2天,蔣介石安全抵達洛陽,西安事變和平解決。這樣,由艾登動議的這一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案,由于其先天的不足,加之提交過晚,未經實施,便告結束。

                         

                        三、事變的解決與英國的動機

                         

                        英方一直努力希望西安事變能盡快得到解決,但事變終獲解決的速度還是出乎了他們的

                         

                        意料。

                         

                        1222日,許閣森致電外交部:“宋子文和端納昨晚乘飛機到達這里,經過與家人長

                         

                        時間會議后,今晨再次與蔣夫人一起動身前往西安。我認為盡管蔣介石的生命當前沒有危險,但他早日獲釋的希望還很小。現在幾乎不可能獲取事件進展的任何可靠情報,形勢似乎是,盡管中國政府拒絕與反叛者談判,但宋氏家族正在秘密地進行,與此同時政府放慢了軍事行動的步伐。”[17]

                         

                        但是,1226日,英使就從國民政府獲得證實:“蔣介石已經獲釋,他預計今天中午從洛陽抵達南京。外交部沒有透露導致蔣介石獲釋的具體細節。”[18]

                         

                        事變的解決之快,雖出乎英方的意料,但這時他們更為關心的是事變解決的細節,特別是蔣介石獲釋的條件。

                         

                        1228日,參與事變調停解決關鍵人物之一端納在南京拜會了英國使館官員豪(R.G. Howe),向其透露了事變的發生及解決的經過。[19]豪隨即將與端納的談話記錄書面報告了此時已回到北京的英使許閣森。在給外交部的電報中,許閣森摘要介紹了端納談話的要點:

                         

                        蔣介石是一個性格倔強的人,很難與他討論問題或提供建議。他對日采取了懷柔政策,把像何應欽、張嘉傲和張群這樣的親日人物招入政府,在他們的影響下,他對整個國家反對懷柔、要求采取更加積極的政策的真實情緒茫然不知。長期以來,蔣夫人和端納一直督促其采取一條更為強硬和大膽的政策,但卻未能成功。張學良堅定地相信,使用人民的軍隊對付中國所謂的共產主義者,而不是日本侵略者,鎮壓為日本憎恨的愛國的“救國”運動是一場災難,但他不能甚至于與蔣介石討論此事。西北的反日情緒非常強烈,中央政府下令在上海逮捕參與救國運動的七君子激發了西安的學生游行,游行被武力驅散,造成一名學生死亡,隨后爆發騷亂。張學良對蔣介石拒絕正視現實感到絕望,決心遵循中國人以往成功的先例,拘禁他,直至其死亡。

                         

                        在扣押蔣介石的過程中,張學良落到了他在南京從前的政敵的掌骨,按照端納的說法,他們的主要人物是親日派,他們很高興看見他下臺。如果討伐軍進攻西安,或是飛機轟炸城池,蔣介石肯定不會幸免遇難。端納和蔣夫人相信,討伐軍是有意派出的,為的是不知覺地干掉蔣介石。

                         

                        蔣介石是逐漸地才認識到事態的嚴重性,張學良政變所帶來的教訓是,除非他采取正確方向領導這個國家,否則,這個國家不會無限地追隨他。最后,他終于開始更自由地討論問題。八項主張被縮減為如下幾點:

                         

                        1   實行明確地反日政策。

                         

                        2   釋放政治犯。

                         

                        3   重組內閣。

                         

                        4   停止內戰。

                         

                        盡管蔣介石是被無條件地釋放,但他多半已經發生了轉變。[20]

                         

                        許閣森對端納的話半信半疑,尤其是端納對中國政府內部存在所謂親日派陰謀的指控,

                         

                        但是,對西安事變后中國可能轉向更積極的抗日政策,他還是感到憂心忡忡。在就此事寫給豪的回信中,他寫道:對日加強抵抗的政策所帶來的可能后果令我擔心。在此關頭,我不能想象對中國利益來說沒有比這更愚蠢的事了。他們沿用原來的路線在與川越的談判中已經得了很多分,他們是通過采用深思熟慮的溫和態度和愿意在合理的范圍內滿足日本的要求而做到的。而日本方面沒有對他們所說的任何一點采取實際行動,他們正困惑與猶豫下一步該如何進行,他們自己內部存有嚴重的意見分歧,日本政府因德日協定而遭到國內強烈地批評,他們的中國政策正面臨破產。

                         

                        許閣森繼續寫道,日本的對華政策有可能發生改變。對他來說,中國如果不給日本一個機會,靜觀一下日本的政策是否會發生他們所期望的變化,將是一個極為愚蠢的事情。在此關頭,對日加強抵抗有可能將天平倒向錯誤的方向。

                         

                        假使他對日本方面的推斷是錯誤的,日本人繼續對中國采取不公正的強力政策,到那時中國人再考慮推行張學良的抵抗論也不遲,但即便如此他們的行動也應有個限度。

                         

                        對此,許閣森特別指出,如果張群或是徐謨問起他對此事的立場,他會開誠布公地依照上述路線作答,同時,他要求豪也如此作答。[21]

                         

                        在西安事變發生的過程中,英國政府反應迅速,行動積極,但在相關政府檔案中卻沒有記錄英國政府如此作為的動機與原因,而西安事變結束后許閣森的這番表述,則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明確的注腳,聯系到在此前后英國的對華政策和對日政策,英國的此番作為,其幕后動機不難理解。九一八事變后,英國的對華政策受對日政策影響頗深。由于對日實行姑息政策,因此,在對華政策上,英國只愿談雙方的經濟合作,而避談政治合作和軍事合作,英國多次拒絕了國民政府要求雙方政治和軍事合作的建議。對于日本的種種侵華行為,英國從不敢公開進行譴責,以避免刺激日本。而國民政府自九一八事變以來,面對日本在軍事上的層層進逼,基于政治上的考量,對外宣示“和平未至完全絕望時,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至最后關頭,決不輕言犧牲。”一方面一直企圖通過中日對話,對日妥協讓步,來拖延時間,并牽制日軍的軍事活動。一方面積極爭取國際社會的同情與援助,等待對中國有利的國際環境。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的這一對日政策,在某些方面正好契合了英國的對日政策。通觀這一時期的英國檔案,英國政府一直期望中日能達成妥協,即便是中國付出巨大的代價,中日和解符合英國的利益。英國對蔣介石的對日妥協政策充滿了期望,這也就不難理解在西安事變中英國如此迫切地希望該事件和平的解決,和如此積極的介入事變的調解過程中,同時也就不難理解,英國政府對西安事變后中國政府對日政策開始逐漸強硬所表露出的巨大隱憂了。

                         

                        [1] 據筆者所見,這方面比較典型的代表作有:臧運祜:《西安事變與日本的對華政策》,《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2期;吳景平:《評美國對西安事變的態度》,《民國檔案》,1988年第4期;瓦爾多費拉蒂:《意大利法西斯政府與西安事變》,《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2期,等等。

                         

                        [2] Sir H. Knatchbul-Hugessen to Mr.Eden, Dec. 13,1937, Kenneth Bourne, D. Cameron Watt, Michael Patridge ed., British Document on Foreign Affairs, Part ,Series E. Asia, Vol.44, China, Jan. 1936-Jun 1937,p316-317

                         

                        [3] Sir H. Knatchbul-Hugessen to Mr.Eden, Dec. 13,1937,同上,p317

                         

                        [4] Cowan to Knatchbul-Hugessen, Dec. 15, 1936, F.O.676/232.

                         

                        [5] Sir H. Knatchbul-Hugessen to Mr.EdenDec.16,1936,F.O..676/232.

                         

                        [6] Sir H. Knatchbul-Hugessen to Madam Chiang, Dec.16,1936,1936 F.O..676/232.

                         

                        [7] Sir H. Knatchbul-Hugessen to Mr.EdenDec.16,1936,F.O..676/232

                         

                        [8] Sir H. Knatchbul-Hugessen to Mr.EdenDec.16,1936,F.O..676/232

                         

                        [9]Sir H. Knatchbul-Hugessen to Mr.EdenDec.17,1936, F.O..676/232.

                         

                        [10] Sir H. Knatchbul-Hugessen to Mr.EdenDec.18,1936, F.O..676/232.

                         

                        [11] Mr.Eden to Sir H. Knatchbul-Hugessen, Dec. 17,1936, F.O..676/232

                         

                        [12] Sir H. Knatchbul-Hugessen to Foreign Office, Dec.18, 1936, F.O..676/232

                         

                        [13] Mr.Eden to Sir H. Knatchbul-Hugessen, Dec. 18,1936, W.O.208/182.

                         

                        [14] Mr. Lloyd Thomas to Foreign office, Dec. 19, 1936, W.O.208/182.

                         

                        [15] Sir M. Drumond to Mr. Eden, Dec. 19, 1936, W.O.208/182.

                         

                        [16] The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to Johnson, Dec.18, 1936,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36, Vol., The Far East, p434;  Johns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Dec. 19, 1936, , ibid.  p.438.

                         

                        [17] Sir H. Knatchbul-Hugessen to Foreign Office, Dec.22, 1936, F.O..676/232

                         

                        [18] Sir H. Knatchbul-Hugessen to Foreign Office, Dec.26, 1936, F.O..676/232

                         

                        [19] Mr. R.G. Howe to Sir H. Knatchbul-Hugessen, Dec. 28, 1936, W.O. 208/182.

                         

                        [20] Sir H. Knatchbul-Hugessen to Foreign Office, Dec.30, 1936, F.O..676/232

                         

                        [21] Sir H. Knatchbul-Hugessen to Howe, Dec. 31, 1936, W.O. 208/182.

                         

                        (載《近代中國:文化與外交》(論文集),下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版)

                         

                         



                        上一篇:張俊義:近代中國海關的反走私努力與1948年中英關于香港《關務協定》的簽訂 下一篇:張俊義: 英國政府與1924年廣州商團叛亂

                        返回首頁 | 聯系我們 | 網站地圖 | 版權聲明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版權所有 京ICP備05055195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