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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外關系史 【字體:

                        張俊義: 英國政府與1924年廣州商團叛亂

                        作者: 文章來源:《廣東社會科學》2000年第3期 更新時間:2017年12月18日

                        提要:本文依據從英國國家公共檔案館(PRO)查閱到的英國政府主要是英國外交部的原始檔案,認為20年代英國政府鑒于其在華地位的日漸衰落和日美等新興列強的競爭加劇,面對中國日漸高漲的民族主義浪潮,英國對華被迫采取“靜觀”政策。從這一政策出發,英國對中國的地方紛爭采取的是盡力避免介入的方針。英國政府并未支持和操縱廣州商團叛亂,相反,從一開始英國政府一直試圖阻攔“哈佛號”走私軍火進廣州。英國駐廣州總領事就商團事件向廣州政府提出最后通牒,事先并未得到英國政府的批準,廣州總領事的這一舉動遭到了英國政府的訓斥。研究表明,商團叛亂得到了這一時期英資匯豐銀行的暗中支持,這一結果并不代表英國政府的態度,它只是表明這一時期英國在華整體利益與部分英商的局部利益之間所發生的沖突。

                         

                        關鍵詞:英國政府  哈佛輪案  靜觀政策  商團叛亂  匯豐銀行

                         

                        發生在19248——10月的廣州商團叛亂是大革命初期的一次重要事件。國內史家對此多有研究,大部分學者均將此次叛亂定性為是“英帝國主義和買辦地主階級聯合發動的一次反革命事件”,并認定英國政府操縱與支持了叛亂。[1]本文擬就在英國國家檔案館查閱到的英國外交部、殖民地部檔案及有關研究資料,對英國政府與商團叛亂間的關系作一深入探討,以期澄清某些基本事實,使人們對當時的中英關系和英國對華政策能有比較準確的認識。

                         

                        一、英國政府與“哈佛輪”偷運軍火案

                         

                        “哈佛輪”偷運軍火一案為觸發商團叛亂之導火線,英國政府在此案件中的表現是我們了解其對待整個商團事件態度之首要關鍵。從目前所見英國外交部的有關檔案來看,英國政府并未參與軍火的采購與運送,而且在“哈佛輪”裝貨啟運前并不知情。

                         

                        英國政府最早得知此事來自于一份1924711日的英國陸軍部情報。該情報說:“據非常可靠的情報,在一艘由安特衛普開往香港、懸掛挪威國旗名為“哈佛號”的貨輪上載有一批標明為‘機器’的貨物,這批貨物可能是軍火。‘哈佛號’大約在71日離開蘇伊士運河,估計此時將抵達科倫坡。”陸軍部立即將此情報通知了殖民地部,并強烈建議“哈佛號”途中停靠地英國錫蘭殖民地首府科倫坡的海關當局上船予以搜查。[2]

                         

                        英國是19195月開始簽署生效的“列強對華武器禁運協定”的簽字國。[3]由于在華擁有龐大的商業利益,英國唯恐中國爆發內戰而妨礙其在華貿易,因此在落實“對華武器禁運協定”上,英國表現得盡心盡力。在“哈佛輪”一案上,英國的表現也不例外。

                         

                        接到陸軍部的情報后,殖民地部于711日當天立即致電錫蘭總督,要求其對“哈佛輪進行搜查”,為防止“哈佛輪”避開科倫坡的搜查,殖民地部還在721日分別致電沿途的英國海峽殖民地與香港殖民地總督,命令他們在該船經過時予以盤查。[4]

                         

                        719日,“哈佛輪”到達科倫坡,靠岸補充燃料食品。根據命令,錫蘭殖民地當局上船進行了檢查。發現“哈佛號”為一艘挪威貨船,被總部位于德國漢堡的利克茂輪船公司(Richmer's Line)租用,執行安特衛普——香港航線,船上裝載著約100噸重的武器彈藥,貨物清單清楚的標明為武器彈藥,貨運目的地為廣州。由于德國、挪威均為“對華武器禁運協定”的非簽字國,且船上各種手續齊備,錫蘭殖民當局無正當理由將武器扣留,只得放行。724日,“哈佛輪”離開科倫坡繼續航行。[5]

                         

                        725日,香港總督司徒拔給殖民地發來電報,詢問“如果這艘船到達香港,你希望我扣留軍火嗎?我得到的建議是,在法律上我有這個權力。”但司徒拔也表示了擔心,“由于這些軍火是公開裝載在一艘未參加武器禁運協議簽字國的船只,且發運自同樣是非武器禁運的參加國,在采取行動前我需要你的指示,因為這有可能產生外交上的后果。”[6]

                         

                        英國外交部的官員傾向扣留這批軍火。在發給殖民地部的公函中,外交部表示,只要香港或海峽殖民地的政府擁有必需的法律上的權力,他們不反對在“哈佛號”駛往中國的途中扣留其裝運的軍火。[7]

                         

                        730日,港督司徒拔再次致電殖民地大臣,稱他得到情報,“哈佛號”可能直接駛往廣州。他又一次請示“如果它先來此地的話,你是否希望我把軍火扣留”,這次,司徒拔提出了他的看法,“我傾向于不這么做,因為這有可能對沙面的局勢產生不利影響。”[8]

                         

                        英國外交部則態度堅決。在對司徒拔的意見所作的批示上,外交部官員表示,扣留這批軍火不會對沙面局勢產生不利影響。該批示還特別強調,“該批軍火有可能提供給中央政府的敵人。鑒于我們的政策是試圖阻止軍火到達中國人手中,無論如何對其無動于衷也是不合邏輯的”。殖民地隨即將外交部的這一指示迅速通知了香港總督。[9]

                         

                        除了積極采取各種措施,設法中途攔截扣留“哈佛輪”所裝運的軍火外,英國政府還與這批軍火的發運地——比利時政府進行了交涉,對其破壞禁運的行為表示不滿。面對比利時政府在禁運問題上閃爍其辭,出爾反爾的做法,英國政府明確表態:英國將盡自己最大的努力來實施“禁運協定”。[10]

                         

                        也許是受在科倫坡遭遇搜查的驚嚇,或是聽到了什么風聲,“哈佛號”自離開科倫坡后沿途未再做停留,而是繞開海峽殖民地和香港,直接駛抵廣州。810日,“哈佛號”開進了廣州白鵝潭。這一結果才使得英國政府試圖在途中攔截這批軍火的努力落了空。

                         

                        二、英國政府與商團叛亂

                         

                        商團私運軍火及圖謀叛亂的情報很快為廣州革命政府所獲悉,“哈佛號”到達廣州后,孫中山當即下令查扣船上所裝全部槍械彈藥,此舉成為商團蓄謀已久的叛亂導火線。商團分子2000人在其頭目陳廉伯、陳恭受的組織指揮下赴大元帥府請愿,并蒙騙與脅迫商民罷市,到825日,包擴廣州在內整個廣東省已有一百多個城鎮陸續罷市。大批商團分子更是攜帶武器,盤踞廣州西關,企圖以武力相威脅。在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下,孫中山與商團叛亂分子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廣州政府發表聲明,揭露商團叛亂的真相,并召開軍政聯席會議,議決采取果斷手段解散商團,“派譴大隊軍隊,拆毀西關街閘,強制商店開業。”[11]

                         

                        在此形勢下,西方列強進行了干涉。828日,各國駐廣州領事團向廣州政府提出口頭警告與抗議,要求廣州政府對外國僑民的生命和財產安全負責。而英國似乎走得更遠。同日,英國海軍派出軍艦齊集白鵝潭示威恫嚇,并將炮口指向中國炮艦。829日,英國駐廣州代理總領事翟比南(Bertram Giles)向廣州政府遞交一封抗議信,宣稱:“奉香港艦隊司令之命,如遇中國當道有向城市開火時,英國海軍即以全力對待之”。[12]

                         

                        孫中山與廣州政府對翟比南的“最后通牒”作出強烈反應。91日,孫中山代表廣州政府發表了《為廣州商團事件對外宣言》,痛斥英帝國主義公然支持反革命力量,陰謀推翻革命政權。同時,孫中山還向英國的麥克唐納政府發出公開抗議書,抗議英國政府“干涉中國內政”。[13]

                         

                        駐廣州總領事翟比南的“最后通牒”被當時的孫中山廣州政府視作為英國政府公開庇護與支持商團叛亂的明證,后世史家也大多沿襲這一說法,然而從目前所見有關這一事件的英方檔案看,實際情況恐非如此簡單。

                         

                        翟比南的所做所為并不是奉英國政府的命令行事,而是他個人的擅做主張,事先甚至沒有征得英國駐華公使麻克類的同意。他的這一舉動招致了英駐華公使及外交部的強烈不滿。

                         

                        駐華公使麻克類是在當地報紙刊載孫中山發表的致英國政府的公開信后才得知此事的。看到報紙后,麻克類立即致電翟比南,向他詢問報上所登他致信孫中山的內容是否屬實,如果是的話,事先為何不征得他的同意。此外,駐香港的英國艦隊司令是在誰的授權下發布的命令。[14]

                         

                        95日,翟比南回電麻克類,承認報載內容是準確的,他辯解道,之所以事先沒向麻克類請示是因為情況緊急沒有時間了。翟比南解釋了他給孫中山發信的出臺背景:828日夜,駐沙面的各國領事接到警告,說孫中山已決定翌日炮轟西關。當夜,各國領事與海軍官員召開緊急會議,一致決定向廣州政府提出警告,隨后領事團派出代表向廣州政府官員提出了口頭抗議。第二天早上,翟比南收到駐香港的英海軍艦隊司令準備行動的命令,他馬上將這一命令的內容通知了廣州政府外交部。關于這一招致廣州政府激烈反對的命令,翟比南認為,是艦隊司令在聽取了參加緊急會議的海軍官員的描述后自行下達的。翟比南進一步為自己辯解道,之所以采取這一特別舉動,是因為將要遭炮擊的地方離沙面太近,租借地的安全受到了威脅。[15]

                         

                        麻克類對翟比南的解釋非常不滿。在95日發給外交部的電報中,麻克類指出,他不明白為什么在領事團已提出口頭抗議以及孫中山采取威脅行動的跡象尚不明顯的時候,翟比南本人和海軍當局還要給孫中山發這樣的信。麻克類強調,“不管在何種情況下,明智之舉是,即便是發出武力干涉的威脅,也應是列強的集體行動,而不是我們單獨行動”。他警告道,采取這樣一種過激和魯莽的行動,將給孫中山和布爾什維克分子提供一個進行猛烈反英宣傳的機會,其結果非常不幸。[16]

                         

                        英國外交部同樣對翟比南與海軍艦隊司令擅做主張的過激行為大為不滿。外交部官員在對此事的批示上表示:“我們絕不能發表言論說我們要干涉廣州的戰事,但是我們可以發出一個警告:我們不允許我們的船只和外國租借地受到威脅”。[17]外交部同意麻克類的看法。在發給麻克類的密電里,外交部表示:“代理總領事的行為是判斷失誤,他似乎不應該寫信,而應該通過非正式的但卻明確的方式讓孫中山明白,炮擊將會造成最嚴重的后果。”外交部建議麻克類對翟比南的錯誤提出斥責。外交部認為,駐香港的海軍艦隊司令應受更嚴厲的斥責,因為是他下令英軍單獨采取行動的。外交部打算向海軍部建議,限制海軍軍官喜好參與政治事務的傾向,并詢問麻克類對此的意見。[18]

                         

                        遵照外交部指示的精神,麻克類向代理總領事翟比南提出了斥責,指出他的行動過于魯莽和欠考慮。對于駐香港的英國艦隊司令的問題,916日,麻克類向外交部提出的建議是:外交大臣應就此事要求英國海軍駐中國站司令發布一道命令:“英國政府認為,除非發生象英國的租借地確實遭受攻擊這樣的極端事件,或是在危險當頭時作為保護英國臣民與其他外國人生命財產安全的最后手段,英國海軍采取武力干涉甚或只是威脅動用武力都是不恰當的。”[19]

                         

                        英國外交部顯然很看重麻克類的意見。919日,外交部致函海軍部,向他們指出,外交大臣認為,駐香港艦隊司令的行動是一個不幸事件,英國在華利益所遭受的威脅并未如此緊迫與嚴重,致使英國海軍在未獲其他列強軍隊的合作下單獨威脅使用武力。隨后外交部將麻克類建議的內容以外交部的名義向海軍部正式提出,要求駐中國站司令發布這樣一道旨在限制海軍自主采取行動權力的命令。[20]

                         

                        以上可以清楚的看出,英國駐廣州代理總領事翟比南擅自發出的“最后通牒”并沒有得到英國政府的支持,相反,翟比南為此還受到了英外交部的訓斥,因此以翟比南的所為來判定英國政府支持商團叛亂是不正確的。諸多事實已經表明,英國政府并沒有參與和支持廣州商團叛亂,相反它一直反對介入廣東的地方事務,并且勸阻與限制英國軍方在華威脅動用武力。英國政府的這一做法符合英國的在華利益,是由當時的英國整個對華政策所決定的。

                         

                        從十九世紀末開始一直到本世紀二十年代的這一時期,由于日、美的崛起,英國在華貿易所一直擁有的霸主地位受到了挑戰,其對華貿易所占份額直線下跌;在政治方面,從20年代開始,隨著孫中山所領導的國民革命日漸深入人心,中國國內掀起了一個民族主義的高潮。在這樣一種形勢下,英國被迫調整其傳統的武力干預的對華政策,以最大限度地維護其在華利益。在20年代初葉,英國政府在華采取了一種“靜觀”政策,其核心內容是承認北洋政府為中國的合法政府,但同時不卷入中國的地方紛爭;與在華列強協調立場統一采取行動,英國決不單方面挑起爭端。[21]從這一政策出發,在對孫中山和他的廣州政權上英國政府采取了一種即不承認也不公開反對的態度。英國政府一方面擔心孫中山的反帝主張將殃及英國的在華權益,因而對其采取敵視和不承認的態度,但另一方面由于害怕進行干涉將激起中國人民的反英情緒進而危及其在華商業利益,英國政府也反對英國介入地方糾紛。因此從這一立場出發,英國政府不支持廣州商團叛亂也就并非偶然了。

                         

                        然而,英國政府沒有支持商團叛亂,并不代表商團叛亂沒有英國人的參與,事實上,除翟比南事件外,當時廣州政府對英國的指責也并非完全空穴來風,那么,外人參與支持商團叛亂的真相如何呢?

                         

                        三、外人支持參與商團叛亂之謎

                         

                        一個明顯的事實是:商團從海外購買與私運軍火,沒有外國人的參與和協助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商團事件發生后,英國政府立即下令其駐華官員就此展開調查。821日,身臨事件發生地的駐廣州代理總領事的翟比南向英國政府首先提供了一份較為詳細的調查報告。

                         

                        在發給駐華公使麻克類的這份絕密報告中,翟比南聲稱,他擁有權威證據表明,私運軍火一案是一個涉案人員廣泛的陰謀。在參與私運軍火的外人中,翟比南主要提到了英資香港匯豐銀行的幾位關鍵人物。按照翟比南的說法,大概在幾個月前,身兼商團司令的匯豐銀行買辦陳廉伯向匯豐銀行駐廣州分行經理唐納德.福布斯(Donald Forbes)進行游說:如果驅逐在廣州城壓榨錢財制造混亂的外省軍隊將會促進貿易的增長,而實現這一目標的最好途徑是借助商團武裝。然而,由于“對華武器禁運協定”的限制,商團不可能公開購買軍火,必須想辦法通過走私將軍火運進廣州。陳廉伯一直對福布斯有很大的影響力,而后者顯然同意將該建議提交給了當時的匯豐銀行總裁斯蒂芬(A.G. Stephen)

                         

                        翟比南接著分析了匯豐銀行之所以支持陳廉伯走私軍火計劃的原因:“廣州的局勢已經引起銀行當局的嚴重關注。據說1923年廣州市財政以合理與不合理的捐稅、軍事供俸等名目榨取了不少于一億元的收入,其中,只有約三千萬花在了當地,其余的七千萬主要被以滇軍為主的外省軍隊征收,而他們將這筆錢匯往了他們所在的省份,廣州的錢財因此很快被榨干了,匯豐銀行的儲蓄被一筆筆抽空。這顯然是誘使斯蒂芬先生贊同與支持陳廉伯計劃的一個原因。而另一個原因無疑是如同華商界所盼望的,他希望結束孫中山政權的過度壓榨。”。

                         

                        匯豐銀行對走私軍火計劃的支持主要是提供金融支持,按5月份接替福布斯擔任匯豐銀行廣州分行經理德寇西(de Courcy)事發后對翟比南的說法,匯豐銀行為這筆軍火交易提供了信用擔保。

                         

                        在這份絕密報告中,翟比南還特別提到另有一個外國人也與此案有關,但他的名字我不能透露,即使是對絕對可靠的人士。[22]

                         

                        翟比南不愿透露姓名的這個人很可能與外人控制的粵海關監督有關。駐華公使麻克類在寫給外交部的絕密件中談及此事中說,中國海關總稅務司安格聯顯然掌握整個事件的全部內幕,其下屬的駐粵海關監督——一名英籍海關高級官員似乎也與此事有關連,但是安格聯不可能透露半點兒信息,除非有人迫使他這樣做。[23]

                         

                        英國外交部對匯豐銀行的上層卷入商團走私軍火事件的報告大為驚訝,認為此舉簡直難以令人置信。[24]英國殖民地部隨即命令香港總督向匯豐銀行官員了解事情的真相,并要求匯豐銀行對其行為作出解釋。1227日,已經接替斯蒂芬職務的匯豐銀行新任總裁巴羅(Barlow)向香港總督及英國外交部同時提交了一份備忘錄,對匯豐銀行介入商團事件進行了解釋,并極力為自己開脫。

                         

                        巴羅首先將全部責任推到了已經卸任并很快病故的前總裁斯蒂芬身上,稱所有一切均是“前總裁斯蒂芬先生個人一手操辦,一直到他19245月回英格蘭休假為止。”接著巴羅為匯豐銀行的行為進行了辯解,稱斯蒂芬“之所以默許該銀行為這筆生意提供金融支持,是因為他相信商團組織是廣州城維護法律與秩序的一個主要因素,正如以往的記錄所顯示的那樣。商團能為華人商界提供保護,使之免受麇集于該城的雇傭軍的非法盤剝,因此,任何能使商團增加效率的舉動,一般來講,都是為了全體百姓的安寧和貿易上的利益。”而且“斯蒂芬先生在五月份離開此地前向我保證,所有與此事密切相關的各有關當局都得到了通知,一切在有序的進行。”

                         

                        在談及匯豐銀行與商團走私軍火一案的關系上,巴羅稱“匯豐銀行與此次武器運送的關連只是限于我們的駐漢堡辦事處與漢堡的山打洋行(Sander, Wieler & Co.)為他們的廣州分行簽發跟單匯票進行了交涉,本公司的買辦陳廉伯正是以商團總司令的身份與這家分號訂購的武器彈藥。”

                         

                        最后,巴羅還試圖極力淡化匯豐銀行與陳廉伯的關系,稱“陳廉伯除了是本行的買辦外,他還是一個有名的綢布商和廣州華商界極具影響力的人物,而且他還與當地的慈善組織聯系密切。事實上他做我們的買辦名要大于實,本行華商方面的業務實際上主要是由他弟弟來處理的。”[25]

                         

                        其實,匯豐銀行介入商團事件無論從深度上還是從關注的程度上都遠遠超出巴羅向英國政府所描述的內容。資料顯示,早在1923年秋天,匯豐銀行就已開始與陳廉伯相互勾結,密謀武裝商團。同年1010日,當時的匯豐銀行總裁斯蒂芬致信英國駐廣州總領事杰彌遜,就商團購置軍火一事尋求支持。斯蒂芬在信中稱,陳廉伯跟他講了商團組織從事了許多很好的工作,現在商團成員已發展到1萬余人,但只有5千人擁有武器,他們急需一批步槍與機關槍武裝其余成員。斯蒂芬為此提出一個大膽的建議:購置軍火一事會很好辦,因為他認為香港政府會對此采取仁慈默許的態度。對于斯蒂芬的建議,杰彌遜當時的批示是:我不能做任何事情幫助他們。[26]

                         

                        在致信杰彌遜前后,斯蒂芬還拜會了香港總督司徒拔,向他詢問能否允許商團從香港政府大量儲存的罰沒品中購買一批軍火,被司徒拔拒絕。司徒拔的答復是:英國政府肯定不會同意,沒有政府的批準,他不會做任何事情。[27]

                         

                        此后,匯豐銀行的上層繼續關注并參與著商團走私軍火的計劃。接替斯蒂芬的匯豐銀行新總裁巴羅、副總裁羅斯(D.M. Ross)及廣州分行新任經理德寇西均是武器走私計劃的積極參與者,這一時期匯豐銀行的檔案顯示,當時匯豐銀行廣州分行與匯豐銀行總部就商團走私軍火一事頻繁的進行著書信往來。在1924623日的一封廣州分行經理德寇西致匯豐銀行總裁巴羅的信中,德寇西寫到,為了應付海關的檢查,供應軍火的山打洋行已經與陳廉伯作出安排,即準備兩份貨物報關清單,其中一份清單標明進口貨物為軍火,而另一份則標成“機器”。屆時將視情況而定來選擇使用那張清單報關。從這一記錄可以看出,當時參與走私的各方進行了周密的安排,而匯豐銀行做為這一陰謀的參與者更是時刻掌握著整個事件的進展動態。

                         

                        82日,德寇西寫信給匯豐銀行副總裁羅斯,報告裝運軍火的“船只預計本月5日抵達,正常情況下將停泊在沙面附近。屆時該船船長將上岸從挪威領事處獲取有關報關的材料。”大概當時德寇西已經覺察到了某種危險,在信中他寫道,“如果由于船期延誤而導致對所運貨物的干涉,他看不出有何辦法能提供援助”。

                         

                        參與軍火走私的匯豐銀行的官員們是深知他們所做的一切完全是見不得人的勾當。因此89日德寇西在寫給巴羅的信中匯報說:他已經明白無誤的告訴陳廉伯,“他個人應對這批貨物負責......他不能指望從北京或是英國政府處獲得幫助,并且如果匯豐銀行對他做好這樁事的能力有任何懷疑的話,也不會同意這筆買賣”。德寇西表示,匯豐銀行并不在意這筆買賣的經濟損失,“如果軍火被廣州政府截獲,不會有保險公司為它賠償......我已經使他(陳廉伯)強烈的意識到,是否為這批軍火的運送賠付保險對匯豐銀行來說無關緊要,重要的是這批貨應到達真正的接貨人手中”。

                         

                        匯豐銀行一直在緊張地關注著走私軍火的動向,89日凌晨,亦即“哈佛號”進抵沙面附近的水面的頭一天,德寇西還在打電報給總裁巴羅匯報:“現在是凌晨345分,貨輪還未到達,但有人告訴我,一切都在按計劃進行”。[28]

                         

                        走私軍火計劃盡管處心積慮,但消息還是走漏了出去,810日當滿載走私軍火的“哈佛號”到達廣州白鵝潭時,事先接到情報的廣州政府立即派軍隊截獲了船上裝運的軍火。

                         

                        走私敗露,匯豐銀行仍在努力為商團討回軍火,廣州分行經理德寇西不惜親自出面代表陳廉伯請求英駐廣州領事翟比南的援助,但遭到拒絕。[29]

                         

                        綜合以上所述,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匯豐銀行積極參與了商團走私軍火從醞釀到具體操作的全部過程。匯豐銀行的上層很清楚他們的行動不會得到英國政府的批準,因此除了曾向駐廣州領事和香港總督試探性征詢外,一切行動都是在秘密的進行。

                         

                        在此次事件中,英國駐廣州領事和香港總督的態度同樣引人矚目。從上述資料可以看出,早在1923年秋,廣州領事杰彌遜與香港總督司徒拔就已經得知匯豐參與武裝商團的陰謀,但當時他們并沒有將這一情況通知英國政府,只是在事發后他們才將此事透露出來,以作為他們清白的依據。杰彌遜與司徒拔均講,他們當時都是一口拒絕,但沒有任何這一時期的資料可以證明這一點。斯蒂芬在寫給杰秘遜的信中曾說香港政府將對走私軍火采取仁慈默許的態度。[30]而德寇西在向駐廣州領事翟比南請求援助遭拒后公然講“香港總督與杰彌遜先生都批準了這宗交易”。[31]這些指控都被這兩名當事人所拒絕。港督司徒拔在為自己所作的辯護中稱,他不理解斯蒂芬何以認為香港政府會采取一種仁慈默許的態度。“我猜想他之所以有這樣的看法,是因為他知道我的觀點——即在廣州建立一個穩定政府對本殖民地以及英國的對華貿易極為重要。只要他向我表明我們的總領事贊成這一計劃,肯定會誘使我對運輸軍火一事的默許......象斯蒂芬先生這樣與我相知甚密的人竟會形成如此觀點,我感到難以置信。”[32]

                         

                        司徒拔為自己的辯護顯得蒼白無力,身為香港立法、行政兩局議員的匯豐銀行總裁斯蒂芬一直對港督具有重大的影響力,這促使人們更愿意相信斯蒂芬的說法。

                         

                        查閱這一時期英國外交部、殖民地部以及香港政府的檔案,我們找不出香港總督、駐廣州領事公開支持商團叛亂的證據,但我們也沒有發現他們堅決反對并制止匯豐銀行等英商介入商團事件的材料。從整個商團事件發展的全過程看,無論是駐廣州領事還是香港總督很早便知道陳廉伯在匯豐銀行的支持下走私軍火武裝商團的陰謀,他們沒有采取措施加以制止這一事實足以證明其有默許整起事件發生的嫌疑。由于商團走私軍火明顯違背英國對華不介入地方紛爭的政策與列強對華武器禁運協定,包括匯豐銀行在內,在涉及商團事件時皆諱莫如深,這也就是為何在當時英國政府檔案我們很少發現當時英國駐華官員是否參與商團事件的直接證據的原因。

                         

                        匯豐銀行介入商團事件與駐廣州領事和香港總督對該事件模棱兩可的態度反映出當時部分英國在華官員及商人對英國政府的對華“靜觀”政策的分歧。一些長期在華供職的英國外交官、殖民地官員和在華擁有獨占利益的老牌英資財團習慣于采取武力干涉的做法來維護其侵略權益,他們在處理對華事務上表現的更為激進,對英國政府的“靜觀”做法多有微詞,并不顧英國政府的反對而頻頻介入中國的地方政治事務。[33]因此這也就造成了在商團事件中一方面英國政府極力反對介入而另一方面以匯豐銀行高層等為代表的英商及部分官員秘密參與其間的巨大反差。

                         

                        原文發表于《廣東社會科學》,2000年第3

                         

                        [1] 持這種觀點的學者很多,在此列舉幾部研究這一時期歷史事件的重要著述,參見張憲文主編:《中華民國史綱》,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2-206頁;黃修榮著:《國民革命史》,重慶出版社1992年版,第109-114頁,以及張磊撰:《孫中山與1924年廣州商團叛亂》,載《孫中山論》,廣東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0-174頁的有關觀點。

                         

                        [2]英國陸軍部密函,1924711日。載英國殖民地部致外交部密函附件,1924725日。英國外交部檔案FO37110238,第110頁。在前注所引黃修榮、張磊的論著中皆把“哈佛號”說成是懸掛丹麥國旗,似乎有誤。

                         

                        [3]第一次世界大戰后,西方列強為維護各自在華獨占利益與防止中國軍備上的強大,于19194月共同議定簽署了“對華武器禁運協定”,55日,駐華外交使團將這一決定通知當時的北洋政府,禁運正式開始。參加“對華武器禁運協定”的國家陸續有美、英、法、日、西班牙、葡萄牙、巴西、丹麥、比利時、荷蘭、意大利等國。參見:陳存恭撰“列強對中國的軍火禁運(民國八年——十八年)”,載臺灣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主編:《中國近代現代史淪集》第23編,民初外交(),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954971頁。

                         

                        [4]英國殖民地部致外交部密函,1924725日。英國外交部檔案FO37110238,第109頁。

                         

                        [5]錫蘭總督致殖民地大臣電,1924730日,英國外交部檔案FO37110238,第166頁;錫蘭稅務司報告書,1924730日,載錫蘭總督致殖民地大臣函,192489日,FO37110239,第110頁。

                         

                        [6]香港總督致殖民地大臣電,1924725日。英國外交部檔案FO37110238,第113

                         

                        [7]外交部致殖民地部函,1924725日。英國外交部檔案FO37110238,第114頁。

                         

                        [8]香港總督致殖民地大臣電,1924730日。英國外交部檔案FO37110238,第162頁。

                         

                        [9] 1924731日外交部官員批示,英國外交部檔案FO37110238,第160頁;英國殖民地大臣致香港總督電,192481日。英國外交部檔案FO37110238,第167頁。外交部的猜測中可以看出,直到此時,英國政府還以為該批軍火是運給孫中山廣州政府的,他們根本沒有想到是給廣州商團的。

                         

                        [10]參見:英駐比使節喬治·格林漢姆(George Grahame)致外交部官員奧斯汀·張伯倫(Austen Chamberlain)函及外交部官員的批示,1924119日。英國外交部檔案FO37110241,第5659頁。

                         

                        [11] 《廣東扣械潮》,卷一,第4344頁。

                         

                        [12] 《廣東扣械潮》,卷二,第91頁。關于英方對此事件的敘述請參見英國駐華公使麻克類  (RMacleay)致英國外交部電,192495  日,英國外交部檔案FO37110244,第24頁。

                         

                        [13] 《孫中山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870872頁。

                         

                        [14]駐華公使麻克類致英國外交部電,192495日。英國外交部檔案FO37110244,第24

                         

                        [15]同上注。

                         

                        [16]駐華公使麻克類致英國外交部電,192495日。英國外交部檔案FO37110244,第30頁。

                         

                        [17]在駐華公使192495日來電上的批示,英國外交部檔案FO37110244,第23頁。

                         

                        [18]英國外交部致駐華公使麻克類密電,1924912日。英國外交部檔案FO37110244,第33頁。

                         

                        [19]英國駐華公使麻克類致英國外交部密電,1924916日。英國外交部檔案FO37110244,第114頁。

                         

                        [20]英國外交部致英國海軍部密函。1924919日。英國外交部檔案FO37110244,第118頁。

                         

                        [21]參見理查德·斯特里姆斯基的《中國國民革命時期英國對華政策的形成》(Richard StremskiThe Shaping of British Policy during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1979年臺北版)4964頁的有關內容。

                         

                        [22]以上所述內容請參見:英國駐廣州代理總領事翟比南致英國駐華公使麻克類絕密函,1924821日。英國外交部檔案FO37110240,第7679頁。

                         

                        [23]駐華公使麻克類致英國外交部絕密件,192496日。英國外交部檔案FO37110240,第4950頁。

                         

                        [24]英國外交部在駐華公使麻克類192496日絕密件上的批示。英國外交部檔案FO37110240,第44頁。

                         

                        [25]匯豐銀行總裁巴羅“關于哈佛輪運送軍火一案的備忘錄”,19241227日。英國殖民地部檔案CO129485,第475頁。

                         

                        [26]匯豐銀行總裁斯蒂芬致英國駐廣州總領事杰彌遜密件,19231010日。英國外交部檔案FO37110240,第84頁。

                         

                        [27]香港總督司徒拔致殖民地大臣函,19241231日。英國殖民地部檔案CO129485,第472頁。

                         

                        [28]上述所引的匯豐銀行的檔案資料均轉引自鐘保賢著:  《香港的華商組織與華南的政治變化,19001925  (Stephanie Po-yin ChungChinese Business Groups in Hong Kong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South China190025),英國麥克米倫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108111頁。

                         

                        [29]駐廣州領事翟比南致駐華公使麻克類絕密件,1924821日。英國外交部檔案FO3711024079頁。

                         

                        [30]匯豐銀行總裁斯蒂芬致英國駐廣州總領事杰彌遜密件,19231010日。英國外交部檔案FO37110240,第84頁。

                         

                        [31]駐廣州領事翟比南致駐華公使麻克類絕密件,1924821日。英國外交部檔案FO37110240,第79頁。

                         

                        [32]香港總督司徒拔致殖民地大臣艾默里密件,19241231日。英國殖民地部檔案CO129485,第472頁。

                         

                        [33]例如:在商團叛亂之前,港督司徒拔以維護香港利益為由,一再違背英國政府不得介入地方事務的指令,采取包括從資助陳炯明推翻孫中山到與孫中山改善關系等多種措施試圖影響廣州政局,他的這一做法激怒了英國政府,是導致他最后被解職的原因之一。參見本人撰寫的《二十世紀的香港》,香港麒麟書業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五章“二十年代的香港與廣州政局”的有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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