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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外關系史 【字體:

                        孟慶龍:美國陸軍軍史中的中國抗日戰爭

                        作者: 文章來源:《河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1期 更新時間:2017年08月29日

                        摘要:美國軍史對中國抗日戰爭的記載,是闡釋美國官方對中國抗日戰爭的態度及戰時中美關系具有重要價值的歷史資料。美國陸軍軍史《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美國陸軍》中與中國抗戰有關的三卷,對美國援華的過程、中國戰場在美國戰略中的地位、美國政府各層級與中國的關系、美國駐華使團與國共雙方的關系等諸多方面,做了詳細的記述,并從軍方的角度進行了解讀和簡評,雖然有些觀點存有偏頗,但為全面了解美國官方眼中的中國抗戰提供了豐富史料和更多視角。

                         

                        關鍵詞:美國/陸軍/軍史/中國抗日戰爭/美中關系

                         

                        標題注釋: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12&ZD189)

                         

                        美國軍方有關中國抗日戰爭的記載和評論是了解美國官方對中國抗日戰爭的態度的重要史料和依據。由美國陸軍軍史研究中心編撰的多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美國陸軍》(U.S.Army in World War Ⅱ)堪稱美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史研究及著述的一部標志性巨作。這套戰史的最大特點,是使用了美國陸軍的原始記錄,綜合了美軍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各種文件、記錄、備忘錄、日記、戰報和通信,以及美軍戰場指揮官的日記和個人記錄,內容極為豐富。許多卷成書于二戰結束后不久,書中的當事人對戰時的經歷仍記憶猶新,口述史料的可信度比較高。書稿正式出版前又經過了美國陸軍軍史研究中心十幾名編輯的檢校、核實,并由包括戰時歐洲盟軍司令艾森豪威爾、陸軍參謀長馬歇爾、中國戰區參謀長魏德邁等在內的數十名美軍高級將領審讀。這套書被一些外國讀者認為比較尊重史實。法國的萊斯蒂安(Lestien)將軍認為它們是一次真正的對良心的審查,英國的富勒(J.F.C.Fuller)將軍認為這是一部清晰的、無偏見的作品。《紐約時報》則稱該書各卷皆軍事客觀描寫的范例”[1]

                         

                        這套書與中國抗日戰爭有關的是堪稱中緬印戰史扛鼎之作的《中緬印戰區》系列三部曲:《史迪威出使中國》(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以下簡稱《出使中國》)、《史迪威的指揮困境》(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以下簡稱《指揮困境》)及《中緬印戰區的最后歲月》(Time Runs Out in CBI,以下簡稱《最后歲月》)。這三卷是研究美軍對戰時中國戰場認知和觀感最有價值的軍史著作。三部書的作者,美國陸軍軍史研究中心的查爾斯·羅曼努斯(Charles F.Romanus)和賴利·桑德蘭(Riley Sunderland),服役期間于1945年夏參與了美國陸軍軍史研究中心印緬歷史處和中國戰區歷史處的工作。羅曼努斯到中國重慶的盟軍司令部,桑德蘭則前往印度新德里的盟軍司令部,待了一年左右的時間。為寫作此書,倆人作了數月的先期研究,又查閱了美國陸軍參謀長、參謀長聯席會議、陸軍部長、陸軍部作戰部、陸軍部秘密文電中心的檔案。在書稿寫作過程中,先后有包括艾森豪威爾將軍在內的22名將校級美軍軍官提出過意見和建議,并得到包括馬歇爾和魏德邁在內的幾十位美軍將校級軍官的幫助。與其他非常重要的中緬印戰區官方戰史研究成果(如英國官方戰史《對日戰爭》、美國陸軍歷史中心的《對日戰爭》等)相比,上述三部美國陸軍軍史在中緬印戰史著作中的地位是無可替代的。

                         

                        雖然作者強調這幾部書講的只是美國陸軍的觀點,旨在幫助人們了解1941-1946年美國在亞洲所做的努力以及這段時期的中美關系,并非二戰亞洲戰場的全部歷史,但鑒于二戰中美軍在亞洲大陸投入的主要是陸軍,因此,美國陸軍的活動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美軍二戰期間在亞洲大陸的歷史。迄今為止,這三卷書尚未譯成中文。本文將就這三卷中與中國有關的部分做一介紹,并作相關分析和評論。

                         

                        一、美國早期對華援助及對中國戰略地位的看法

                         

                        《出使中國》是三部曲中歷史價值最大的一部。該書在二戰結束后不久即開始寫作,1952年定稿,1953年出版,1956年再版,1970年再次印刷,詳述了美國援華的起源和早期活動,著重記載了史迪威向國民政府提出的各種建議,以及中國方面對史迪威的看法。

                         

                        ()美國早期對華援助

                         

                        1.美國對華援助的起源

                         

                        根據《出使中國》的記載,自1937年中國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國民政府就曾同美國商人威廉·D.泡利(William D.Pawley)和退休軍官布魯斯·雷頓(Bruce Leighton)討論在中國使用美國空中力量的可能性。19399月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后,歐洲國家自顧不暇,不能向中國提供武器和技術援助,中國政府遂向美國尋求幫助。美國雖同情中國,但出于對當時美日關系的考慮,在對華援助上相當謹慎。美國進出口銀行向中國所屬通用貿易公司提供了兩筆共計4500萬美元的貸款,但規定其用途僅限于購買民用物資”[2]719406月,中國外長宋子文訪美,請求美國提供武器和更多貸款。《出使中國》認為,此時美國決策者出于對中國的同情,也考慮到將來參戰后要利用中國的人力和地理位置,但又不想刺激咄咄逼人的日本和在歐洲勢如破竹的德國,還得考慮美國自身及英國的需求以及援華物資運輸上的困難,故援華事宜很難推動。日軍1940年秋侵占印度支那北部并于923日與法國維希政府達成協議,及4日后日、德、意三國簽署軸心協定,促使美國采取了行動。為了給情緒低落的中國政府打氣,美國向中國提供了第三筆(2500萬美元)貸款,但仍規定這筆貸款不能用于購買武器。10月,日軍切斷云南至印度支那的鐵路,滇緬公路成為連接中國同外部的唯一通道,中國政府再次向美國提出援助請求。1018日,蔣介石面見美國駐華大使詹森(Nelson T.Johnson)說:日軍的封鎖削弱了中國經濟,打擊了國民的士氣,中共正在利用這種局勢。對中共的擔憂更甚于對日本人的擔心在日軍奪取新加坡或切斷滇緬公路之前,中國必須得到經濟援助以及由大量美國志愿人員駕駛的美國飛機,否則就有可能崩潰。蔣介石還說,有了美國飛機援助,他就可將日本海軍摧毀于基地之中,從而使太平洋問題得以“根本性解決”。詹森遂“敦促國務院采取實質行動,來維護美國在遠東的地位”。美國國務院1023日的答復措辭謹慎,向蔣介石重申,新加坡和滇緬公路目前看來還是安全的,中美利益是并行不悖的,盡管美國的傳統政策是避免結盟,但將繼續研究事態發展,看看在現有法律框架內能夠為中國做些什么。在收到美國國務院的上述答復后,中國政府就開始對德國人在中日之間進行的調停置之不理了[2]9-10

                         

                        據《出使中國》記載,美國第一次向中國提供軍事援助是在1940121日。194011月,蔣介石派到美國尋求援助的中國軍事使團向美國總統聯絡委員會提出美國1941年向中國提供500架戰斗機及飛行員等要求,此外還向美方提出價值3000萬美元的陸軍物資購置清單。第一筆物資的規模是裝備30個師。121日,美國同意向中國提供1億美元貸款,其中2500萬美元可以購買武器,這是美國第一次向中國提供軍援。19日,羅斯福要求國務院、陸海軍和財政部尋找實施一項援助計劃的辦法。出于對日本圖謀的擔憂,美國海軍部對援華較為積極,海軍部長諾克斯盡管行事謹慎,但很快成為美軍高層對華提供飛機和志愿人員的倡導者。陸軍部對援華則較為謹慎。但實際上,19426月之前原計劃提供給中國的物資因優先滿足美英的需要而沒有到位。《出使中國》認為,援華遲滯的真正原因是日軍侵占中國的速度要比美國人料想的快得多,而并非美國官方所言制造能力不足[2]10-12

                         

                        1941311日羅斯福簽署《租借法案》后,宋子文在31日又提出了援華要求,包括提供1000架飛機和武器,在中國與友好國家之間建立有效的通信聯絡,等等。鑒于此時國內仍受中立法案掣肘等原因,美國向中國提供租借法案援助的時間要大大遲于中國所要求的時間。422日,陸軍部提供了一份價值7610萬美元的援華物資清單,而總統批準的首批租借法案援華物資價值是4510萬美元(少了40%多),主要用于購買商用和軍用車輛、筑路和通信設備、軍火、燃油等[2]14-165月中旬時,美國可向中國提供租借法案5000萬美元資金援助,從美軍儲備中拿出2300萬美元,用于中國軍隊的重新武裝。1941年下半年,鑒于日軍已占領中國海南和印度支那,美國把援華戰略定為制止日本從陸地和海上向南進一步擴張,增加了租借法案的對華援助[2]23。羅斯福于723日批準提供269架戰斗機和66架轟炸機用于中國及鄰國抵抗日軍的活動。8月底,陸軍部發出首批租借法案援華武器。

                         

                        2.美國向中國派出志愿人員和軍事使團

                         

                        根據《出使中國》記載,在中國尋求美國提供物資和資金援助的同時,后來以組建飛虎隊著名的美國軍官陳納德幫助宋子文準備了一份向羅斯福提出的方案,即由美國志愿者駕駛B-17轟炸機從中國基地起飛轟炸日本。該想法比蔣介石早先提出的炸沉日本艦隊的建議更受美國關注,得到了國務卿赫爾、財政部長摩根索等高官的認可。美國志愿隊雖不受租借法案的資助,但得到了陸軍部和海軍部的支持。首批志愿者于1941728日抵達緬甸東吁的英國皇家空軍基地,按陳納德的戰術體系進行訓練。1121日,第二支美國志愿隊49名地面人員啟程前往中國。

                         

                        194156月時,美國為了確保中國有效使用租借法案援助及擔心蘇聯有可能戰敗,加快了駐華軍事使團的組建。73日,馬歇爾批準成立美國駐華軍事使團(AMMISCA)8天后,約翰·馬格魯德(John Magruder)接陸軍部通知,準備率一個租借法案使團赴華,一旦美國參戰,該使團將作為與中國盟友之間協調戰略規劃和行動的聯絡處8月,馬格魯德被任命為駐華武官兼駐華軍事使團團長。《出使中國》認為,此時派遣駐華軍事使團主要是美國做出的一個外交姿態,是對日本的一個警告[2]28-29。該使團的首要任務是確保租借法案援助能被有效使用,但其更大、最終的使命是重建中國的軍力。馬格魯德對馬歇爾說,為了堅定中國人的意志,鼓舞蔣介石的士氣,應給予蔣支持。馬歇爾深表贊同。913日,美國駐華軍事使團首批人員飛赴重慶。在日本人看來,美國援華只是為了在美國進攻日本人之前爭取時間。

                         

                        ()中國戰略地位的上升

                         

                        1.美國加強對中國的支持

                         

                        綜合《出使中國》的記述和分析來看,美國政府一開始對中國抗戰的戰略價值估計并不高,只是一系列外交和軍事事件使華盛頓擔心中國有可能與日本單獨媾和,羅斯福才急忙派遣一名高級官員去向中國保證美國將提供援助。但當時美軍方高層較為重視中國對美國的戰略價值。馬歇爾相信,如果對中國軍隊進行適當的領導、供給、訓練和裝備,他們是不次于世界上任何其他軍人的。如果中國軍隊積極與日軍作戰,日軍就不敢在太平洋其他地方進行冒險,美軍就不必分散到多個戰區作戰,而可集中在歐洲主戰場對納粹進行決定性的一擊。馬格魯德于194110月抵達重慶后不久,蔣介石就要求美國提供更多的武器援助,以防日軍進攻云南,奪取昆明,進而切斷滇緬公路,摧毀中國同外界唯一的通道。馬格魯德雖然在給陸軍部的報告中說中國軍隊裝備、訓練、組織都很差,不能有效抵御日軍,但他還是支持蔣介石的意見,并向華盛頓作了匯報。總統、國務院、軍方對馬格魯德的報告都很重視,但美國此時不愿與日本開戰。陸軍部作戰計劃處認定,如果為了援助昆明而從新加坡抽調英軍和從馬尼拉調撥美軍,就會削弱馬尼拉的防御,且冒與日本開戰的風險。馬歇爾甚至懷疑日軍會真地進攻昆明。海軍作戰部長斯塔克和馬歇爾都認為,美國不應參與到一場防止日軍切斷滇緬公路的戰爭中,在遠東僅能考慮的對日作戰計劃,是同英國、荷蘭合作,為一場防御性戰事做準備[2]31-40113日,美國聯合委員會重申,目前最重要的是不在太平洋卷入戰事,而是關注大西洋的局勢。筆者認為,珍珠港事件爆發前夕的一段時間里,對于中國的戰略價值,美國軍方高層一度從此前的認識后退,評估有所降低,是這一時期美國沒有向中國提供最有力援助的決定性原因。

                         

                        綜合《出使中國》的記載,194111月底和12月上旬珍珠港事件前夕,美國援華大體狀況是:軍方已形成向中國提供武器援助的思路框架并得到總統批準;陸軍部計劃根據中國的需求運送多批物資,明確接受了中國提出的創建一支現代空軍、建立和維持有效的與中國的聯絡、武裝30個師的建議;向中國派遣軍事使團,以幫助中國向美國提出和有效使用美援物資和后勤保障[2]48-49。筆者要指出的是,上述大規模軍援還處于計劃階段而非行動,中美之間尚未舉行過聯合應對太平洋戰事的會談,更沒有相應的規劃,馬格魯德的赴華使命中不包括如果日美在太平洋的危機引發戰爭該如何行事的指示。此時美國關注的重點是維持美日關系及歐洲戰場。

                         

                        2.中國戰區的建立

                         

                        1941127日珍珠港事件發生后,情況發生了質的變化。綜合《出使中國》的記載和觀點不難看出,在加強與中國的合作方面,羅斯福本人起了重要作用。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中國與美、英、荷成為盟友。但美國與英、荷商討、制定合作計劃,卻未與中國這么做,美國陸軍部還指令馬格魯德不要與中方進行會談。8日,蔣介石提出制定一項指導太平洋戰爭的全面計劃,以及為使蘇聯及早參加對日作戰,美、蘇、中、英結成聯盟的建議。10日,蔣介石召集有美、英、中高官參加的會議,提出了旨在加強盟國團結的四國條約,建議由美國提出一項綜合性的美、英、中、荷、蘇聯合作戰計劃,而馬格魯德因未接到上級指示在會議討論時不便表態。隨著歐洲戰局的惡化,美國更加關心中國的情況。羅斯福在28日指示,為了幫助保持中國的士氣,美國必須有所行動,他建議在華盛頓和重慶成立委員會,來協商指揮問題。次日,美英聯合參謀長委員會(Combined Chiefs of Staff)提出建立由蔣介石任最高指揮的中國戰區,范圍包括緬甸、泰國和印度支那部分地區。《出使中國》認為,羅斯福請蔣介石接受中國戰區最高指揮一職,是出于其對華政策的長遠考慮——戰后要把中國作為大國來對待”[2]62。羅斯福還說,為使蔣介石的指揮行之有效,應盡快成立一個英、中、美聯合參謀機構。《出使中國》對于美國成立中國戰區動機的分析很透徹。書中指出,這既有近期對中國的擔心,也有對中長期利用價值的考慮。陸軍部長史汀生認為當時中國情況不妙,有可能與日本單獨媾和。因此,對美國來說最重要的兩點,一是確保中國作為早期對日作戰行動的基地,二是確保中國不要退出戰爭。馬歇爾考慮的則比較長遠,很關注中國的空軍力量。陸軍部當時對中國的方針政策是:向中國軍隊提供裝備,以使其能夠繼續抵抗日軍;鼓勵蔣介石努力恢復受到削弱的中國人的士氣;確保和維持對日作戰的空軍基地;組織多支美軍進行游擊作戰[2]65。蔣介石在194215日表示希望有一名美軍軍官出任中國戰區參謀長。陸軍部最先考慮的是別人,后來馬歇爾在14日提名了曾任美國駐華使館武官、熟悉中國情況的史迪威。21日,中國政府同意史迪威作為蔣介石任最高司令的中國戰區參謀長,對英、中、美軍隊——尤其是在緬甸的軍隊——擁有指揮權。

                         

                        從上述事態發展可看出,194212月,中國戰場在美國眼中的戰略地位明顯上升。美國先是派出駐華軍事使團,后又開辟了一個戰區。羅斯福向蔣介石保證,即使緬甸遇到更多困難,也要確保從印度到中國的空中運輸線暢通。從雙邊關系來看,19422月,美國對華態度邁出歷史性一步,中美之間的關系比此前任何時候都更加緊密了;蔣介石可以指揮英美軍隊了,中國的國際地位提高了;美國軍人當了蔣介石為最高指揮的中國戰區的參謀長。

                         

                        ()史迪威與國共兩黨的關系

                         

                        《出使中國》對史迪威與國共兩黨的關系敘述十分詳細。筆者認為,對比該書的記載,與迄今可看到的中國有關方面的說法有兩大偏差,一是過分夸大了史迪威個人的作用,二是在看待史迪威與中共的關系時感情色彩稍過濃厚。

                         

                        1.史迪威與國民黨的關系

                         

                        《出使中國》說,史迪威離美赴中國任職前,對新的職務并未顯出有多喜歡,只是說奉命行事。從給他的任命來看,史迪威的權力從一開始就受到制約。在緬甸,英國人為他任命了一位高級軍官來指揮在緬英軍;在中國,根據宋子文和史汀生達成的協議,史迪威與何應欽共同作為中國軍隊最高統帥的參謀長,根據總統命令出任中國戰區最高指揮官的參謀長,并向最高指揮官報告。此外,史迪威還是中緬印戰區美軍指揮官。陸軍部給史迪威的命令是提高美國援華戰爭物資的效率,幫助提高中國軍隊的戰斗力”[2]74。在援華問題上,美國面臨著后勤和行政指揮上的諸多困難。史迪威首先理順了與其他在華美國人員和機構的關系。194234日史迪威在昆明與陳納德首次見面時,后者同意接受史迪威的領導。史迪威到任后與美國駐華軍事使團在指揮權上的關系問題即刻出現,陸軍部指令馬格魯德的人馬歸史迪威管。如此,史迪威就把美軍、中國、緬甸和印度合并成了一個指揮部。

                         

                        從《出使中國》的記載來看,史迪威起初與國民黨方面合作還算順利。194236日,史迪威與蔣介石舉行了第一次會議。蔣介石關注的是緬甸的指揮權及中英關系,對史迪威很尊重:我告訴在緬甸的指揮官們,不要聽任何人的命令,只聽您的。”[2]94史迪威甚是欣喜。對于史迪威提出的建立聯合參謀部的建議,蔣介石保證次日即可建立。9日,蔣介石與史迪威深談至午夜,說要電告華盛頓,讓史迪威指揮在緬英軍和中國軍隊,這是因為中國人堅決反對由英國人出任在緬盟軍指揮官。英國人想讓亞歷山大指揮中國軍隊,故不喜歡史迪威出現在緬甸。經過美英間幾番磋商,311日,史迪威的指揮地位在被附加了若干限制后得以解決。史迪威21日駐扎緬甸后,通過中國駐緬總參謀部向中國遠征軍發出第0001號作戰命令,中國軍隊開始在緬甸作戰。24日,陳納德的航空隊也參加了中國軍隊在緬甸的作戰行動[2]94-106

                         

                        關于史迪威與國民黨的不和,《出使中國》記述尤為詳細。筆者認為,其中多有為史迪威美言、開脫的成分。當然,作為陸軍軍史,替陸軍將領說話也不奇怪。《出使中國》著重講述了史迪威很快發現所面臨的問題。筆者綜合該書觀點歸納為,到19423月底時,史迪威認為問題已十分清晰,歸結起來主要是指揮權問題,迫切需要找到解決辦法。他認為對策有三:(1)接受現狀;(2)辭去指揮權;(3)要求授予他在緬甸完全的行動自由,將一支中國軍隊置于他的指揮之下。為此,他于331日赴重慶,建議蔣介石要么解除其職務,要么給他獨立指揮權[2]11742日在黃山見面后,蔣介石給了史迪威指揮中國赴緬遠征軍的權力,并任命羅卓英為史迪威的執行官赴緬甸。6-7日,蔣介石又親赴緬甸,訓令在緬中國軍隊指揮官聽從史迪威的指揮。史迪威大受鼓舞,請求陸軍部派遣一個美陸軍師到印度。

                         

                        《出使中國》指出,在中緬印盟軍司令部中,史迪威很替中國說話,也得到了軍方上層的信任。如盟軍在緬甸的潰敗導致中緬運輸線受到嚴重威脅時,英美之間產生分歧。英軍司令亞歷山大關心的是英國殖民地印度,而史迪威則主張重點支援中國,主要是打破日軍的對華封鎖。史迪威得到了美國高層的信任和支持。羅斯福批準了馬歇爾轉呈的史迪威提出的在印度訓練中國軍隊的建議。史汀生和馬歇爾616日給史迪威的電報中,重申了他們對史迪威的信任,告訴史迪威他倆正努力做蔣介石的工作,以使他的工作更容易些。如若不成,會把他派往另一個可施展其才華的戰場[2]152

                         

                        按照《出使中國》的說法,史迪威為履行使命盡職盡責,主要是國民黨方面反應冷淡。書中提出,隨著事態的進展,史迪威與國民黨方面因改革中國軍隊而出現分歧,且矛盾日益加深。194263日,身患黃疸癥的史迪威從新德里飛赴重慶,向蔣介石提出了改革中國軍隊的建議。主要內容是:中國軍隊戰斗力不強,部分原因是缺乏裝備,主要原因還是規模太大、物資太少等,應減少師的數量,重組軍隊。具體措施包括:(1)將師合并為滿員建制,武器配備齊整,集中使用有戰斗力的部隊;(2)堅決清洗不稱職的高級軍官;(3)使史迪威對軍隊擁有完全控制權,全權指揮作戰人員。國民黨方面對史迪威的建議反應很冷淡[2]154。蔣介石的看法與史迪威很是不同,他認為最新、最好的物資可以贏得戰爭。自此,倆人之間開始出現重大分歧。筆者需要強調指出的是,根據《出使中國》的說法,史迪威要求的并非我們通常所說的指揮整個中國軍隊的權力,而是中國軍隊的作戰指揮權。

                         

                        筆者發現,循著《出使中國》的說法,史迪威與國民黨關系鬧僵也大有替美國政府受過的因素。該書雖沒有明說,但意思很明確,即中美政府各層級之間的一些不和諧因素使蔣介石把諸多不滿撒在了史迪威身上。書中列了幾件事。如,這一時期,美國租借法案分配給中國的份額減少了,緬甸失守又加重了運輸困難,史迪威奉命行事,減少了租借法案給中國的武器、飛機和筑路機械的援助,蔣介石很生氣;1942年時,蔣介石因擔心日軍報復,不愿意美國的B-25轟炸機轟炸東京后降落在中國,但未能遂愿,馬歇爾對沒有事先與蔣介石協商道了歉;1942年春夏,美國因生產能力不足沒有向中國航線運送更多的飛機,令中國感到失望,史迪威作了努力,但運送飛機的時間被陸軍部作戰計劃處推遲到19433月;由于客觀困難和管理部門的干擾,1942年夏美國向中國空運的物資少得可憐(5月運送了80噸,6月是106噸,7月為73),中國人對此很是不滿,史迪威620日向陸軍部報告說,飛機運至中國的物資尚不及中國期望的1/10,他本人也不滿意。有一件事更是火上澆油。6月中下旬,因埃及戰事吃緊,美國把原計劃運往中國的一批重型轟炸機從印度轉運到了埃及,蔣介石對此很惱火,于26日約見并訓斥了史迪威。史迪威表示他已竭盡全力替中國說話。史迪威被蔣介石約見后建議美國高層認真考慮中國提出的最后通牒式的照會,而27日羅斯福的答復平和、禮貌,但未做任何承諾。中國方面很不滿意。蔣介石夫婦于29日約見史迪威,提出了維持中國戰場的三點最基本要求(三項要求”)(1)8-9月份派3個美軍師到印度,與中國軍隊一同恢復中緬交通線;(2)8月始,中國戰場前線作戰的飛機維持在500架;(3)8月始,空運到中國的物資數量為每月5000噸。蔣介石的意思很明確:這就是最后通牒。宋美齡說是否向中國運送A-29飛機是檢驗盟國是否需要中國戰場的試金石。史迪威認為陸軍部應當滿足中國的這三項要求。在《出使中國》看來,國民黨對史迪威過于苛刻,在用三項要求測試美國政府的對華態度后,又來測試史迪威的權威,要他把根據租借法案分派給中華航空公司的兩架運輸機轉給蔣介石使用。史迪威認為蔣介石不能命令他以蔣的參謀長的身份來獲得租借法案援助物資,因為他有多重身份,而不單單是蔣介石的參謀長。蔣介石對史迪威的解釋很不滿意,遂把近期在幾件事情上的不滿都撒到了史迪威身上。《出使中國》替史迪威做了辯解,認為他只能說他是美國對華政策的執行者,而非制定者。自此以后,蔣介石就希望史迪威被召回了。史迪威認為,如他被召回,蔣介石可能會冒兩大風險:失去美國的援助,失去美國人民的同情。他態度依舊:中國提出的三項要求是蔣介石給羅斯福的最后通牒,這超出了他的職權范圍,是中美政府層面討論的問題,應歸總統和蔣介石來處理。到194310月下旬,史迪威認為他在中國的軍事使命已近結束,主要精力應放到履行其作為美軍戰區指揮官的職責上了[2]171-190

                         

                        2.史迪威與共產黨的關系

                         

                        對于史迪威與中國共產黨的關系,《出使中國》著筆很少,且所用的證據幾乎全是否定性的。該書根據史迪威私人和公開文件認為,史迪威對中共沒有多大興趣,他本人與他們的關系是非正式、非主要的。他在中國的興趣主要在奉陸軍部之命提高中國軍隊的效率上。《出使中國》連同下一卷《指揮困境》講述了史迪威與中共的關系及其對中共的看法,認為有一個事實比較重要,即在19435月的華盛頓會議上,史迪威在一份備忘錄中提出,應當恢復國共統一戰線,主要是政治上的統一戰線。但這個話題從史迪威后來的文件和其他文字記述中消失了[2]xiii。此前在19424月,史迪威曾對其參謀官說希望能把共產黨軍隊派到緬甸,堅信他們會接受他的命令,但羅伯茨等參謀人員并不贊同。1944年史迪威曾告訴馬歇爾,1942年時共產黨軍隊是一直愿意在其指揮下作戰的,他曾打算在一些地方使用他們,但遭到蔣介石的拒絕[2]121

                         

                        二、指揮權問題及美國對中國戰略地位態度的變化

                         

                        三部曲中第二部和第三部與中國有關的主要內容是指揮權問題、美國人眼中中國在二戰中戰略地位的變化,以及美國在中國的調停活動。《指揮困境》揭示了史迪威、其參謀人員及美軍因所處的美軍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不合常規、極其復雜的態勢而面臨的種種問題。《最后歲月》講的是魏德邁作為1944-1946年中國戰場美軍指揮官,為創建一個有效的中美合作、建設一支更好的中國軍隊的體制所做的努力。筆者要指出的是,該兩卷對于史迪威與魏德邁的性格、做法、如何處理與國共的關系等方面的記載和評論,有頗多新鮮之處。

                         

                        ()史迪威被召回及美國對華態度的變化

                         

                        1.史迪威角色的變化

                         

                        《指揮困境》提出,史迪威的角色在194310月發生了變化,從一個只提建議、無指揮權的參謀軍官轉變為一個發號施令的指揮官。作為中緬印戰場美軍指揮官、東南亞戰區副最高指揮、在印度的中國軍隊指揮官、北部戰區指揮官,史迪威負有多種職責。多種角色、時常矛盾的使命和要求,意味著他時常面對一系列指揮問題。《指揮困境》中一個并未言明的觀點是,史迪威為解決這些問題所做的努力與美國對中國戰略地位的看法有著相互影響。書中指出,194311月開羅會議之前,美國很重視在東南亞采取重大軍事行動來打破對中國的封鎖,并使日軍轉移在西南太平洋的兵力,羅斯福認為此舉對亞洲意義重大。11月的開羅會議和12月的德黑蘭會議后,羅斯福的對華態度發生重大變化,取消了原計劃發動的緬甸戰役。《指揮困境》認為影響羅斯福對中國戰場的評估發生變化的主要因素是:蔣介石在開羅會議上的舉止,蘇聯答應參加對日作戰,蔣介石拒絕為打破日軍對華封鎖做出重大努力。這些因素也影響了羅斯福對于蔣介石作為一名軍人和政治家的評價,他給蔣介石的電文語氣越來越強硬,以至于威脅要中止對華租借法案援助。同時,在蔣介石與史迪威之間,羅斯福更多地支持史迪威的意見。12月底,史迪威在緬甸北部履職。羅斯福敦促中國在戰爭中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美軍作戰計劃處提出中緬印戰場的使命應是為盟軍在太平洋的軍事行動提供空中支持。筆者認為,《指揮困境》關于羅斯福對華態度發生變化的描述基本客觀,但把變化的原因過多歸咎于蔣介石,顯然是在為美國方面開脫責任。真實的原因是,蘇聯答應參戰后,美國認為取得對日作戰勝利已無問題,不再那么需要中國了。

                         

                        《指揮困境》認為,蔣介石在指揮權問題上勉強同意做出讓步主要是因為史迪威在緬甸取得的戰功。書中指出,1944年春,對中國的后勤支援依然嚴重不足。羅斯福與蔣介石決定把美國對華援助的重點放在空中力量上。日軍攻占衡陽后,中國人的不滿開始集中在美援的分配和使用上。史迪威繼續遵循不干涉中國內政的做法。羅斯福派赫爾利赴華,就指揮權的移交進行談判。緬北戰役在史迪威的指揮下取得重大進展,在印度的中國軍隊拿下了緬北腹地,把中國和美國的國旗插在了距中國邊界40英里的地方。194483日,盟軍占領密支那,這是中緬印戰場的一個里程碑事件。在史迪威緬甸赫赫戰功的背景下,蔣介石在8月下旬表示,原則上同意給予史迪威在中國的指揮權,而難處理的是復雜的指揮權的界定問題[3]。史迪威越來越懷疑他自己就是蔣介石徹頭徹尾的一個傀儡。筆者認為,《指揮困境》的觀點顯然有失偏頗,只字未提美方對中國方面的不夠尊重。

                         

                        2.史迪威被召回及美國對華態度的變化

                         

                        關于史迪威被召回的主要原因,《最后歲月》的說法大體是:史迪威與蔣介石的矛盾不可調和;羅斯福出于對中國主權的尊重;為了最終打敗日本,美國還需要中國和蔣介石。史迪威赴華履職后不久就發現很難說服國民政府采取他提出的諸如減少軍隊數量、加強軍隊戰斗力并為其配備高素質職業軍官等必要措施。陳納德也反對史迪威的計劃。在得到羅斯福和蔣介石的支持后,陳納德獲得了使用美國空軍援華物資的優先權,這就大大妨礙了史迪威重新武裝和改革60個中國師的努力。這一時期,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希望從華東的基地給美軍在西太平洋的作戰行動提供空中支持,認為如果史迪威能指揮包括國共在內所有的中國軍隊,就能阻止日軍奪取美軍在中國的基地。羅斯福贊同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意見,在19447-9月通過其特別代表赫爾利,多次勸說蔣介石讓史迪威做中國戰區的戰場指揮官。蔣介石最初原則上表示同意,但后來又變了卦,指責史迪威的表現不稱職,要求美國政府將其召回。羅斯福認識到這涉及到了中國的主權問題,遂召回了史迪威。

                         

                        《最后歲月》認為,盡管此時由于太平洋戰場美軍在萊特灣海戰中打敗日本海軍,麥克阿瑟重占菲律賓,太平洋的戰略態勢發生重大變化,大大減少了美國在太平洋戰爭中對中國的依賴程度,斯大林在19441015日答應蘇聯將在打敗德國后3個月內投入60個師對日作戰,使參謀長聯席會議意識到,60個師的蘇軍足以掃清長城以東的日軍,因而中國的基地于對日作戰已非必不可少,但是,假如蔣介石政府與日本單獨媾和,或蔣介石本人被親日力量政變趕下臺,麻煩就依然存在。

                         

                        3.魏德邁接替史迪威

                         

                        《最后歲月》詳細記述了魏德邁接替史迪威后出使中國的這段歷史,認為他與國民黨方面相處甚好。魏德邁被羅斯福任命為中國戰場美軍指揮官及蔣介石的參謀長后,于19441031日飛赴重慶。此前,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于24日給魏德邁的指令是:(1)在中國軍隊的首要使命是在對日軍事行動中給最高統帥蔣介石提供建議并給予協助;(2)在美國作戰部隊中的首要使命是指揮美軍執行從中國起飛的空中行動,此外還繼續為中國空中和地面部隊的作戰行動、訓練和后勤支援提供幫助;(3)不得在中國國內沖突中使用美國的資源進行鎮壓行動,除非是為了保衛美國人的生命和財產安全所必需。給魏德邁的指令與給史迪威的最大不同,是沒有了要改革中國軍隊的內容,《最后歲月》認為這是因為陸軍部開始對中國軍隊是否還來得及為最終打敗日本提供幫助持懷疑態度了。魏德邁發現他最初可以給蔣介石提供咨詢的都是些諸如夏令時、交通規則、給合作者的待遇、對上海的外國資產的政策等中國的內部事務。這一時期,羅斯福與蔣介石的關系在史迪威被召回后明顯變冷,從194411月直到去世,羅斯福很少給蔣介石寫信(相比之下,19441-10月,他給蔣介石寫了23封信,1943年寫了22)[4]15-16。但魏德邁很快與蔣介石建立了寬容、愉快的私人關系,與蔣介石的另一個參謀長何應欽的關系也很融洽、和睦。在魏德邁出使中國期間,美國第14航空隊成為美國援華最重要的一支力量。194411月,該航空隊的實力維持在398架戰斗機、97架中型轟炸機和47架重型轟炸機的水平。在11月一個月里,第14航空隊把13578噸物資運過了駝峰,其中9357噸是燃氣和石油[4]25

                         

                        ()中美對日軍戰略判斷上的分歧

                         

                        《最后歲月》對于中美軍方對日軍戰略意圖的不同看法做了詳細描述和分析。書中提到,中國戰區認為,日軍可能在中國東部組織一條近海水上撤退通道及另一條陸上撤退路線。此外,為了對付尼米茲和麥克阿瑟向日本本土的進攻,日軍可依靠在中國內地的機場,出動轟炸機襲擾、攻擊美軍,還可運送數個師團對付華東沿海一帶美軍的進攻。因此,日本正是出于上述確保沿海交通線暢通的考慮,才把更多的師團調往華東。但美國軍方對在華日軍的戰略意圖有著自己的看法,認為在魏德邁19441031日接任時,中國東北和朝鮮的日軍是作為預備部隊的,可隨時抽調去增援太平洋中部和南部的日軍,日軍大本營沒有任何拿下昆明、結束在中國的戰爭的想法,也沒有建立中國大陸橋頭堡的企圖,中國領土對日本沒有吸引力。日本大本營給岡村寧次的命令表明,侵華日軍在作戰行動中起的是機動作用,如果可能,通過占領華東機場、防止從中國基地起飛的飛機轟炸日本等行動來阻滯盟軍的行動,如有必要,還可對盟軍發動反擊。如果蘇聯參加對日作戰,岡村寧次指揮下的10-20個師團必須調往東北。亞洲大陸的日軍承擔的任務要比美國人想的更有限[4]51。魏德邁對中國戰事有自己的判斷。他到中國之初最關心兩件事,一是盡可能保衛桂林機場,二是絕對守住昆明。他感到必須要穩定桂林—柳州一帶的局勢,但不認為日本人正企圖通過向蔣介石政權施壓來結束對華戰爭,更相信日本在尋求準備一場“大陸交通線防御戰”來彌補其在太平洋島嶼戰中遭到的損失。筆者認為,《最后歲月》的上述分析揭示了美國駐華官員與華盛頓的官員之間在戰略上的重大分歧,值得關注。

                         

                        《最后歲月》的記載顯示,魏德邁對國民黨軍隊評價不高。他在1110日給馬歇爾和陸軍部提交的第一份對中國人關于戰爭的看法的分析報告中說,中國人冷漠,缺乏才智;中國人的方法效果不佳,如華東的戰事沒有任何一名指揮官來負總責,而在重慶的參謀們則試圖操控一切;重慶方面的命令漫無計劃,中國人的混亂令人難以理解;參戰的中國軍隊的每一項任務都是零碎的,相鄰部隊的高級軍官們之間既無合作又無協調。魏德邁與史迪威一樣,也認為中國軍隊即使最好的師級指揮官也是平庸的,軍隊訓練水平很低,沒有有效的兵員補充制度。裝備和食物常常匱乏[4]52-53

                         

                        三、美國與中國內部事務

                         

                        ()關于使用共產黨軍隊的三個方案

                         

                        《最后歲月》有一個很吸引中國讀者之處,即它對在重慶的美國人和在延安的美軍觀察組與中共的關系的細節描述極其詳細。書中提到,在史迪威被召回前數月,羅斯福和參謀長聯席會議曾要求給予在最高元帥蔣介石領導下的史迪威在抗日戰爭中指揮國共兩黨軍隊的指揮權。陸軍部曾認真考慮過租借法案對華援助把共產黨軍隊也包括在內。史迪威被召回國后美國政府并沒有改變上述觀點。魏德邁的參謀長麥克盧爾(Robert B.McClure)19441128日上任后很快積極參與了制定武裝和使用中共軍隊的計劃。在194410月解決了因史迪威的指揮權問題引發的與中國政府之間的危機后,羅斯福總統私人特使赫爾利又將注意力轉到中國的內部爭執上,得到了羅斯福對他在國共之間進行調停的支持。魏德邁、麥克盧爾及其他戰區司令部的美國官員們都認為,共產黨軍隊對阻止日軍會大有幫助。魏德邁的司令部先后提出過3個使用中共軍隊的方案。最早提出、也是最簡單的,是魏德邁于1127日向蔣介石提出的為共產黨軍隊提供軍火的方案。蔣介石說時機還不成熟,直截了當地予以拒絕。此后,為了配合訪華的美國戰略情報局局長多諾萬,麥克盧爾和魏德邁開始擬定更加全面的計劃。第一個接近形成的方案出自美軍駐延安觀察組的包瑞德,為麥克盧爾所接受并得到了魏德邁的批準,在1944122日提交給蔣介石。該計劃建議在延安組建3個共產黨軍隊的步兵團,總數約5000人,由美國戰略情報局提供武器裝備,將進入國民黨控制的西南地區或陜西省潼關,到達指定地點后由一名美軍軍官指揮。蔣介石拒絕了這個方案,提出的理由是,共產黨軍隊將要去的地方的民眾會對他們持相當敵對的態度[4]72-74。另一個方案是麥克盧爾自己準備的,提出如國共雙方都同意,將派遣由4000-5000名受過良好訓練的美國技術人員組成的多支空降隊到共產黨占領區,主要任務是在共產黨武裝配合下破壞日軍的通信設施。在魏德邁同意此構想后,麥克盧爾開始著手完善計劃草案。他請包瑞德詢問延安方面對計劃草案的意見,還把方案交給了赫爾利,并給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軍政部長陳誠和外交部長宋子文過目[4]75

                         

                        ()魏德邁對中國存在的問題及前景的看法

                         

                        在《最后歲月》的描述中,魏德邁是一位頗有主見的美軍將領。他在赫爾利調停的前景、蘇軍出兵東北的重要性等方面,與中美高官意見不盡一致。作為蔣介石的參謀長,魏德邁逐漸形成了更多對中國存在的問題的看法。他在19441216日給馬歇爾的信中寫道:(1)昆明第一重要,必須保住昆明地區作為供應線的終端;(2)重慶第二重要,因為失去它無疑將在政治、經濟和心理上產生災難性影響;(3)中國人沒有任何組織、后勤和現代戰爭的概念;(4)蔣介石力求在重慶領導這場戰爭;(5)蔣介石不愿分權給下屬。他還談到了中美關于昆明和重慶哪個更重要的分歧。對于赫爾利調停的前景,194412月時,蔣介石、宋子文、赫爾利等都相當樂觀,魏德邁卻感到悲觀。他也不同意國軍在日軍面前屢遭挫折是因為缺乏武器的說法,認為國民政府不重視軍隊是日軍在中國長驅直入的原因[4]165-167

                         

                        筆者從《最后歲月》的記載中發現,關于蘇聯出兵對日作戰的前景及其重要性,魏德邁不像美國政府那么看重。19451月底,他建議中國戰區作戰行動的重心轉向東部。25日他在為羅斯福參加雅爾塔會議所做的中國局勢匯報中認為,俄國人將在德國戰敗4個月后參加對日作戰,投入的兵力可能會由原計劃的30個師增至60個師,但他本人不建議為了讓蘇聯參加太平洋戰爭而去做任何事情,相信自己正在為中國軍隊謀劃的作戰行動可摧毀亞洲大陸的日軍,并使其不再可能從亞洲大陸大規模抽調兵力回到日本去迎擊美軍的入侵[4]331-332。然而,魏德邁的意見沒有對美國高層產生影響。在雅爾塔會議上,羅斯福為了讓蘇聯盡快參加對日作戰愿意付出高昂代價,其中包括圍繞中國權益進行的秘密交易。赫爾利擔心雅爾塔會議對中國的犧牲將損害其在華使命,他對繼任總統杜魯門說,中國人反對蘇聯在大連的特權,反對旅順港租借給蘇聯做海軍基地,反對蘇聯在東北鐵路上的特權。有鑒于此,他認為最好由斯大林來盡快正式告訴蔣介石雅爾塔協議的內容[4]340。魏德邁建議繼續支持蔣介石。他在327日對參謀長聯席會議說,給蔣介石的中央政府提供較小規模的幫助,就可把國內的叛亂鎮壓下去,可以防止日軍在中國發動更大進攻。對于中共的軍事能力,魏德邁在19454-5月、赫爾利在1945年上半年,都多次給出了較低的評價,而這種評估正是形成其支持國民黨政策的背景原因的一部分[4]338

                         

                        ()美國對蔣介石的支持及對中國前景的擔憂

                         

                        根據《最后歲月》的記載,美國政府和魏德邁在國共之爭中明確支持蔣介石,但魏德邁更擔心中國在二戰結束時出現混亂,在有些問題上也沒有完全支持蔣介石的意見。書中提到,隨著二戰接近尾聲,美國政府加大了對國民黨的支持力度,但魏德邁在華行動較為慎重。1945730日,參謀長聯席會議稱不想卷入中國大陸的戰役(空中力量除外),但很有必要占領亞洲的一些港口,以便更好地為中國軍隊收復國土提供幫助。這些港口按重要性排名依次為:上海、釜山、煙臺和秦皇島。魏德邁對于中國突然實現和平會產生何種影響不抱幻想,因為中國依然存在諸多嚴重問題,而且在華美軍和國軍之間以及中國內部還有各種不和,有兩名美軍士兵就死于國軍第30師之手。81日,魏德邁在就中國局勢為馬歇爾寫的一份報告中坦稱,假如和平來臨,中國十有八九會出現大規模的混亂。對于美軍登陸中國,魏德邁與蔣介石的意見并非高度一致。在731日魏德邁與蔣介石和宋子文的會談中,蔣介石明確表示,從太平洋登陸中國的美軍絕對不能由史迪威來指揮,他們需要的是一位能夠與中國人精誠團結的美軍指揮官。蔣介石同意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提出的釜山位居上海之后作為盟軍要占領的港口的意見,認為這樣會有助于中國在俄國進入朝鮮之前控制朝鮮,而且也會防止朝鮮出現一個共產黨政府。魏德邁提醒蔣介石,美國即將停止實施租借法案,他并沒有把一個朝鮮港口列入要由中國軍隊占領的名單之中,也不會回應蔣介石提出的由中國軍隊占領朝鮮的建議。他答應會盡其最大努力用飛機運送中央軍,美軍不可能與共產黨合作。他和蔣介石都同意把要占領港口的優先次序調整為:上海、釜山、大沽、廣州和青島。魏德邁對蔣介石上述評價史迪威的話深感震驚,后來說這是他第一次聽見中國軍隊和人民不喜歡史迪威。筆者認為,大概受此影響,魏德邁才提出任何登陸中國的美軍都要接受他本人的指揮,美軍奪取港口要為國軍的重新部署提供幫助,這些美軍要避免與任何反對中央政府的軍隊進行合作[4]389-392。華盛頓時間810日,魏德邁接到了戰后給他的第一條指令,該指令完整保留了讓他給最高統帥提供咨詢和協助的使命,但又增加了一條警告:適用該指令規定的所有行動都不能危害美國的基本原則,即美國不在自相殘殺的戰爭中支持中國中央政府”[4]393-394。魏德邁認為上述指令對他沒有多少指導意義,建議上司不要光注意日本,要多關注中國。他擔心美國如不在中國采取強有力行動,將會失去勝利的果實。蔣介石則通過魏德邁告訴美國,他急于得到美援來解除在華日軍武裝并遣散他們。他預想設立3個占領區,分別以南京、北平和廣州為中心,由美國人出任這幾個占領區中國指揮官的參謀長,還要求派5個師的美軍進駐大沽、上海和廣州。蔣介石還提醒說,194312月在開羅時,羅斯福總統曾許諾要裝備90個中國師。魏德邁直言不諱地警告蔣介石,美國政府是不愿看到日本投降后中國可能出現爆炸性和不詳局面的,內地有兩大危險:中共開始內戰,日軍有可能拒絕投降。他敦促美國政府往上海、大沽、廣州派駐美軍,把占領中國的港口放在優先地位,命令日軍只向國民黨投降,不要向共產黨投降。從陸軍部對魏德邁提出的警告的最初反應來看,美國尚未對其戰后在中國扮演何種角色打定主意。魏德邁最初接到的指令是自相矛盾的,因為他被告知要繼續支持中國國民黨,而后的指令又命令他,如果國民黨參加內戰,就不要支持他們。在魏德邁提出警告后,中國戰區很快采取了一項措施,預示著美國人要對在華行動實行認真限制了。1945822日,美國人暫停了在其監督之下進行的所有訓練[4]395-396

                         

                        四、余論

                         

                        筆者認為,總的來看,上述二戰美國陸軍軍史涉及中國抗戰的三部曲,具有相當重要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作為史書,它們具有三大特點。一是美國史料的全面性和可靠性。三卷書都對相關美國檔案文獻資料進行了全面的搜集、整理、解讀和使用,包括當時所能看到的從總統到政府各部首長、前線將領、外交官等各個方面的原始檔案、歷史文獻、回憶錄及口述史料,并由當事人進行了審閱和修改,為相關研究提供了豐富的基礎研究資料。二是非常重視歷史細節的描寫。這三部曲在寫法上的一大特點就是用細節講故事,即通過對大量史實細節的編排、描述,來敘述完整的歷史故事,從而直接得出結論,或留待讀者自己去總結,少有把結論強加于人的感覺。三是突出了對歷史人物的描寫。包括美國方面人物性格、個人的作用、上下級和同行之間的關系,中美之間各層級人物之間的關系,以及雙方人物之間縱橫交錯的影響,從中可以理出一些事件的發展脈絡,如美國方面軍政不調對戰時美國對華政策及史迪威、魏德邁使華結局的影響。

                         

                        從中國史學工作者的角度來看,三部史書也有三點明顯的不足。一是史料方面的局限性。書中所用美國史料相當全面、豐富,但與這段歷史有關的中國、英國(含英屬印度等)及其他方面的檔案文獻資料所用甚少,這無疑影響了對有關歷史事件的客觀描述。二是有美化美國方面并替重要人物開脫、叫屈之嫌。如三部書重墨描寫美國政府對華援助、史迪威等人及美軍的功勞,而對中國軍民艱難、頑強、勇敢的抗日作戰及其作用卻敘述很少;在闡述中美之間的分歧和矛盾時,夸大美國各層級官員面臨的困難,而很少著眼中國方面的緊急需求;對于史迪威、魏德邁使華的過程及結局的記載和分析,多強調美國官員的難處和中國國民黨方面的“責任”,忽略、淡化了美國對中國方面的不尊重、不重視和對矛盾的回避和推諉。三是對歷史總結不夠。三部書完全從美國的立場來撰寫中緬印戰場的歷史。對于美國方面的態度、政策和行為對中美關系、中英關系、美英關系、亞洲大陸戰局乃至二戰亞洲戰場的影響,總結、分析得很不夠。

                         

                        盡管存在上述不足,但這三部軍史著作,對于開闊我們的眼界,豐富人們對于當時的中美關系、中美軍事關系、美國與中共關系和美國對華軍援等方面的具體了解,迄今具有無可替代的作用。特別是它們對于許多歷史細節的整理和敘述,是對這段歷史的重要補充。舉例來說,它讓我們更清楚地認識到,美國政府的最高層,也就是羅斯福總統,完全是根據國際形勢的大局和美國的需要來決定對中國的態度,來決定處置中美關系的輕重緩急。至于在中國的執行層面,美國人不論是史迪威、魏德邁、陳納德還是赫爾利,都不能不面對蔣介石這個難對付的盟友。凡是跟蔣介石意圖接近的,事情就好辦,否則就難辦。因此,陳納德事情好辦。史迪威跟蔣介石討價還價,甚至還幻想直接指揮在中國境內的中國軍隊,最后成為蔣美較勁的犧牲品。后來的魏德邁學乖了,對蔣有所遷就,對蔣的不滿直到幾年之后作為欽差大臣重返中國時才爆發。當然,歸根結底,這是美國軍方的一家之言。對于這段歷史,還需要綜合各方面的資料和說法,特別是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繼續深入探討,庶幾接近于原貌。

                         

                        原文參考文獻:

                        [1]M.C.Helfers.The United States Army’s History of World War Ⅱ[J].Military Affairs,1955(1):32-36.

                        [2]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U.S.Army in World War Ⅱ,China-Burma-India Theater,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M].Washington,D.C.: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 Department of the Army,1953.

                        [3]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U.S.Army in World War Ⅱ,China-Burma-India Theater,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M].Washington,D.C.: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 Department of the Army,1956: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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