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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外關系史 【字體:

                        郭寧:尋求主導——日本與承認中華民國問題(1912-1913)

                        作者: 文章來源:《抗日戰爭研究》2016年第3期 更新時間:2017年08月24日

                        摘要:獲得國際承認是中華民國建立后面臨的首要外交問題。各國均利用機會,以承認中華民國為砝碼,企圖其他問題的解決。其中日本就將承認中華民國同“滿蒙問題”、貸款問題結合起來,形成了以承認問題為核心,開展對華外交的局面。在中華民國的承認問題上,日本積極謀求其主導地位,并企圖通過這一主導地位實現承認問題、貸款問題、“滿蒙問題”的一并解決。但由于中國的抵制,更由于該外交政策本身依賴列強的協調,隨著遠東地區國際格局的變化,特別是美國、德國對日本主導地位的挑戰,使日本在承認問題上外交受挫。由此,進一步促使日本逐漸放棄列強共同行動的原則,越來越傾向于對華單獨行動,這對日本外交的走向產生了重要影響。

                         

                        關鍵詞:中華民國/承認問題/日本外交/遠東格局

                         

                        標題注釋:本文曾提交上海大學主辦的“世界史研究再出發:長三角‘世界史’研究生學術論壇”,并獲特等獎。謹向會議組委會及點評拙作的梁志、魏紅霞等老師表示感謝。

                         

                        中華民國成立于191211日,但此時中國尚未統一,南北兩個政權仍處于相互對峙的局面。212日清帝退位,15日袁世凱當選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中國在形式上實現南北統一,中華民國政府成為當時唯一合法政府。獲得國際承認是中華民國建立后面臨的首要外交問題。民國政府內部最初也對獲得承認抱以很大的期望,“統一政府成立之后,于內必能統一全國之秩序,于外必能得各國之承認”。①這里的承認問題是指國際法意義上的正式承認,而非事實承認。當時各國公使、領事仍然駐華,政府間人員往來并未中斷,只是各國普遍避免正式交往,例如日本政府建議:“在具有足以取得各國承認之資格的新政府成立以前,各國政府有必要指令其本國代表及領事與表面上可以認定為中國官員者進行接觸,以處理日常事務及其他地方性事務。”②而駐北京的公使團商定:“對那些照會不提出答復;同外務部的必要聯系將通過會晤或非正式函件進行。”③實際上就是將事實承認與正式承認區別開來,可見當時的中華民國政府缺乏的不是事實承認,而是國際法意義上的正式承認。因此,本文研究的承認問題是對中華民國的正式承認。④

                         

                        如果說各國不承認南京臨時政府尚符合國際慣例,但南北統一后,中華民國政府從國際法角度已獲得了各國正式承認的基礎。此時,列強仍然不承認中華民國反映了各國對華外交的協調與斗爭。以往對這一問題的研究多注意列強侵華的共性,但忽略了其彼此的差異。⑤正是從差異性出發,王立新的《伍德羅·威爾遜政府承認中華民國問題再研究》一文分析了美國在列強中率先承認的原因及威爾遜政府對華外交的特點。⑥本文則以另一大國——日本為切入點進行分析,畢竟當時的遠東國際格局正面臨巨變,美國和日本成為當時的主要影響力量。對日本承認中華民國這一問題的敘述,以往多散見于中日關系史類著作⑦,且基本沿襲了王蕓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的論點:“迨清室遜位,袁世凱被選為臨時大總統,日本乃起而倡不承認之要挾矣。”⑧本文則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探討日本承認中華民國的經過,以及承認問題對日本外交走向的影響。

                         

                        一、日本尋求承認問題的主導地位與初步實現

                         

                        辛亥革命爆發后,日本政府曾傾向于支持清政府,但隨著中國形勢的變化,1912年初,日本就清帝退位的可能與中國新政府的承認等問題與英、俄等列強進行了協商。213日即清帝退位第二天,中國駐日臨時外交代表汪大燮致函日本外務大臣內田康哉,“大清國皇帝業已辭位,我國改為共和政體,定名大中華民國。所有出使大臣改稱臨時外交代表,接續辦事”。⑨此函雖屬外交通告,但暗含要求日本承認之意,如果日本政府給予回復就等于承認了外交代表的地位,間接地承認了中華民國,因此日本政府未加理會。同日,內田康哉外相向設有中國領事館的神奈川、兵庫、長崎等地縣知事發出“貴地之清國領事,業已失去資格,今后與該領事之交涉往來,希全以非正式方式進行”的指示。⑩日本政府雖然暫時拒絕承認,但是也意識到“鑒于目前中國形勢演變,迫使吾人承認新政府之時期遲早終必到來”。(11)也有日本輿論呼吁“抓住第一個機會承認中國新政府”(12),為以后交涉的進行提供了可能。

                         

                        此時日本的對華政策并非集中在承認新政府上,但承認中華民國成為一個國際外交問題為日本解決其他相關問題提供了機會。辛亥革命爆發后,日本的關注點首先放在中國東北。1912114日,陸相山縣有朋在《對清政略概要》中提出:“日本必須在此適當時機出兵滿洲”(13)。當時,更有報道稱日本準備動員一萬軍隊,開往中國東北。(14)為制造事端,日本軍方于23日炸毀了位于山海關外十英里處的京奉鐵路橋梁。(15)以此為理由,華北駐屯軍不顧中國抗議,派兵前往鐵路橋附近進行監視(16),并且駐“南滿”的日軍也向奉天增兵。與此同時,日本積極推動“滿蒙獨立運動”,企圖扶持宗社黨的肅親王善耆等人,聯合一部分蒙古王公,在東北地區建立傀儡政權,并同時拉攏張作霖等人。日本的單獨行動,遭到了列強的反對和中國方面的抵制。內田外相不得不于222日電令:“與宗社黨有關的日本人之行動,原為日本政府所認可,但在此際,希用曉諭或其它穩妥辦法,加以制止”(17),暫時放棄了“滿蒙獨立運動”。日本外交界認為,與直接插手“滿蒙問題”相比,承認問題更易在列強之間取得共識,將兩個問題聯系在一起,利用彼此間的相互制約,會有利于“滿蒙問題”的解決。221日,日本向各國發出照會,提出了關于承認中華民國的政府備忘錄,開始將兩個問題捆綁起來,并建議列強共同行動。當日本外交轉為同列強保持協調后,暫時放棄了對中國的直接壓迫,“滿蒙問題”暫時陷入僵持,在這種情況下,承認問題的重要性越發凸顯。

                         

                        與承認問題密切相關的還有貸款問題。民國成立初期財政困難,不得不向外國借款,但各國銀行堅持貸款的前提條件是中華民國得到列強的承認。(18)日本趁機主張將承認問題與貸款問題聯系起來,宣稱:“對華借款,本來是為援助中國革命后的善后經營,而應中國之請向其提供必要之資金援助。中國用此資金應付其當前之緊急需要,諸如維持秩序、確立政權等等,均與承認頗有關系”(19),此時的貸款屬于政治性貸款,與控制中國政府財政密切相關。日本堅持“有權參加對華政治性借款”(20),利用承認問題需要列強協調的機會,提出各國在貸款問題上也采取一致行動,要求參加壟斷對華貸款的四國銀行團。因此,從長遠看,同中國政府發生外交關系是必然的,承認只是時間問題,而真正的關鍵在于各國將承認同其他問題聯系起來,例如日本就將承認中華民國同“滿蒙問題”、貸款問題結合起來,形成了以承認問題為核心,開展對華外交的局面。

                         

                        針對承認問題,日本提出中日具有特殊關系,并以此為依據,謀求主導國際承認的進程,“承認中國新政府問題,與帝國政府關系最重,為考慮將來各方面之對華施策,帝國政府在承認問題上保持主導地位,實至關緊要”。(21)中日特殊關系按照日本的說法在于“日、中兩國間畢竟已有數千年之歷史交往,且現時在政治、經濟、交通、貿易等方面又接觸頻繁,關系緊密。此種關系,乃因兩國相互毗連、地理上十分接近之所使然”。(22)但此種說法涉及歷史、地理、文化、經濟等,內容廣泛而空洞。對此,各國沒有明確表態。雖然俄國此前曾表示:日俄兩國在中國享有特殊地位,因此“必須乘此時機迫使中國特別承認日、俄兩國所享有之特殊權益”(23),但強調的是兩國在中國東北等地區的特殊地位,且地位沒有差異,自然不同意僅日本與中國存在特殊關系。所謂的中日特殊關系可以視為日本的外交辭令,但它反映了日本對華政策暗含的排他性,即對其他列強的排斥。(24)但日本自身的實力并不足以主導各國對華外交,在承認問題上,真正有利于日本的是這一時期的遠東國際格局。

                         

                        此時的遠東地區,列強關系復雜,雖然充滿競爭,但在表面上還繼續維持著合作。從日本外交的實際情形來看:日本與俄國對中國東北及蒙古地區均有野心,這成為其聯合的基礎;法國在外交上緊密依靠俄國,日本可以通過俄國與之聯合;日本與英國為盟國,此時日本有漸居同盟領導的趨勢,但英國從整個國際關系以及聯合對華出發,繼續保持著聯盟,同時在對華問題上美國傾向于同英國進行協調,而日本也可以通過英國聯絡美國;美國塔夫脫政府推行“金元外交”,力求維護列強合作,對中國問題盡量持“超然主義,避免卷入國際糾紛的漩渦中”(25);德國在華利益相對較小,易于籠絡。對日本來說,承認問題提供了與列強協調的時間與平臺。而貸款問題則更要求列強間的合作,無論是從實際利益還是從外交策略考慮,對于對華貸款,日本都不會放棄這一機會。這一時期的遠東國際格局,使日本看到了在列強協調中居于主導地位的可能。

                         

                        為尋求主導地位,日本提出:“帝國政府希望在適當時機就此事率先采取主動措施。”(26)這一主動措施集中體現在2月下旬日本率先照會各國關于承認中華民國的政府備忘錄。對此備忘錄,俄國于22日,英國于24日,法國、德國于27日,美國于28日,分別表示同意。日本謀求承認問題上的主導地位得以初步實現。該照會的主要內容包括:“各外國人仍繼續保持在中國所享有之—切權利、特權及豁免權,至為重要。此等權利、特權及豁免權,其主要者雖均有條約可依據,但以中國及各外國之國法規定或過去之慣例為依據者亦復不少”,“各國政府應進一步促使新政府做出足以說明其真正維護各國在中國的共同權利及利益之充分保證,然后以此為條件予以承認”,并且特別強調:“在承認問題上以及在正式承認以前所應采取之步驟上,各國政府應完全保持統一步調。”(27)該政府備忘錄反映了日本政府“意在主導承認問題,并企圖推行‘以承認換承認’之策,繼續獲得在華優勢地位。”(28)通過該照會,日本不僅使各國認可了其提出的對中華民國的承認條件,更重要的是獲得了列強對共同行動原則的認可。之后,日本又獲得了關于承認的具體條件的起草權,“各國政府既已在原則上對日本國政府之提案表示同意,則關于承認條件之文書起草工作,自應由日本國政府承擔”。(29)323日,日本政府將備忘錄的內容進一步具體化,提出了《關于承認中國新政府之條件細目(草案)》,也得到各國的同意。

                         

                        與承認問題相關的貸款問題、“滿蒙問題”在一定程度上也開始向有利于日本的方向上傾斜,這集中體現在日本加入壟斷對華借款的國際銀行團一事。無論是維護實際利益還是維持對華共同行動原則,日本都希望加入銀行團,何況在其看來銀行團對華貸款具有政治性。內田外相表示:“今后發生的對中國借款凡具有政治性質者,持原則上必須參加之方針。”(30)日本所要做的是將貸款問題同“滿蒙問題”協調起來,實現兩個問題的雙贏,并起到制約承認問題的作用。經過三個多月的談判,英、法、德、美四國于618日在巴黎舉行的銀行團代表會議上,同意日本加入,并在會議記錄中寫入:“諒解不得對日本國在滿洲及接近南滿洲之東部內蒙古擁有的特殊權利及利益有任何不利之影響。”(31)這是日本加入銀行團的保留條件。通過這一條款,日本進一步獲得了列強對日本在“滿蒙地區”特殊地位的承認。同一天,俄國也加入銀行團,四國銀行團改組為六國銀行團。日本的加入可以視為其最接近利用承認問題所要達到的目標——保持列強的共同行動,在列強協調中居于主導地位,利用主導地位實現承認、貸款、“滿蒙”等問題的解決。可以說這一時期在承認中華民國問題上,日本外交的優勢地位最為明顯。

                         

                        二、日本圍繞承認問題的外交協調與主導地位的喪失

                         

                        實際上,日本力求獲得在承認問題上的主導地位,是為了實現之前制定的“使其他各國承認日本在中國的優勢地位”的計劃,并以此為依據擴大在華權益。日本在外交上充分利用對其有利的遠東國際格局,基本實現了在19111024日內閣會議上通過的“對英國貫徹同盟精神,與俄國采取協同步調,維護我國利益,同法國等在華利害相關國家盡力協調,同時講究策略,盡最大可能拉攏美國”的外交決議。(32)但是,日本在承認問題上的主導地位是暫時的,無論是其暫時獲得還是最終失去,都與這一時期的遠東國際關系密切相關,因此有必要分別探討俄、法、英、美、德等國同日本在承認問題上的外交交涉及其對日本外交的影響。

                         

                        日本欲保持主導地位首先需要處理好同俄國的關系,實現兩國的合作。早在1912124日,日本駐俄大使本野一郎就向本國政府提議:“新的共和政府一旦成立,必然要求各國政府予以承認。屆時日、俄兩國可否作為承認新政府之交換條件進一步要求鞏固兩國在滿洲之權利。”(33)俄國政府也強調“中國政治問題中,滿洲占第一位”,并在123日稱:“我國在滿洲的利益與日本的利益符合……那么在此問題上我們應和日本政府共同行動。”(34)為此,日俄兩國首先在關外鐵路方面展開合作。(35)日本也首先向俄國送交了關于承認中華民國的照會,并得到了俄國的完全同意。(36)由于俄國在“滿蒙問題”上較為強硬,甚至向日本暗示俄日聯合單干的可能性,“在迫使中國新政府承認各國共同權益之同時,日、俄兩國政府還應該另行采取適當手段,以確保兩國之特殊權利及利益”,并認為:“只要日、俄兩國政府能顯示出強硬態度,對中國共和政府不予承認,其他列強恐亦不會急于確認。”(37)雖然日俄兩國在對中國北方地區的爭奪中存在矛盾,但經過三次密約協調,特別是191278日簽訂的第三次日俄密約,劃定了各自在中國東北及蒙古地區的勢力范圍(38),達成了兩國在“滿蒙問題”上的攻守同盟,而俄國的前述表態實際上鼓舞了日本對其他列強采取較為強硬和積極的態度。

                         

                        此時的日法關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視為日俄關系的延續。由于歐洲局勢的嚴峻,法國在外交上對俄國盡量協調。據此,俄國向日本保證:“至少法國政府將同俄國政府采取同一立場”。(39)德國也認為:“法國可能將完全順從俄國的指示。”(40)英國甚至指出:“法國公使純粹是按俄國公使館的利益行事。”(41)但法國在華利益較小,與俄國不同,法國這一時期主要關心對華貸款問題。227日,法國向日本表示反對單獨對華貸款,“單獨行動已使法國財界人士在中國之活動受到壓抑,惹起法國財界人士頗大不滿,致使恪守列國共同行動準則的法國政府陷于極端困難境地”,同時又向日本提出各國共同行動。(42)當時對華貸款壟斷在英法德美四國銀行團手中,法國此舉是暗示按照共同行動原則日本可以加入,而且法國支持俄國加入四國銀行團,自然沒有理由反對日本加入。法國的態度拓寬了日本在承認問題上的外交空間,日本可以利用貸款問題,一方面為自己爭取權益,一方面利用共同行動原則制約其他列強。法國也希望趁機擴大在華權益,中國報紙曾爆出俄、法公使在各國駐京公使會上提出承認中華民國的四項條件:“()不承認蒙藏為中國領土;()川黔特別權利;()付清本年賠款;()清償屆期欠款”。(43)法國這種趁火打劫的行徑自然也為日本所樂見。

                         

                        日本和英國在1902年建立了同盟關系,形成了在遠東特別是中國問題上的日英協同,此點即日本駐華公使伊集院彥吉所說的“以日英同盟為基礎之我對清外交”。(44)由于國際局勢的變化,此時的日英同盟中日本已經有了居于主導的趨勢,而英國不得不對日讓步。1911年雙方締結第三次同盟條約,規定:“維持兩締約國在東亞及印度之領土權利,并防衛其在上述地域之特殊利益”(45),暗示英國已承認日本在中國的“特殊權益”。雙方的這種合作在承認問題上得到進一步體現,英國政府甚至指示駐華公使朱爾典(John Newell Jordan)“就承認的時間、方法和條件等問題與日本同事密切聯系”。(46)英國“在簽訂一個新的關于西藏的條約前不承認中國共和政府”(47)的態度也鼓勵了日本,“英、俄兩國政府為保護其本國利益既已如此肆無忌憚,分別施行手段,帝國政府即不應再事袖手旁觀……乘此時機,力圖進一步鞏固我國在滿、蒙之地位”。(48)英國對日本外交的另一個作用在于聯合美國。19122月,日本提出關于承認問題的備忘錄之時就希望由英國密告美國政府。(49)7月,日本第一個收到美國的《承認中國新政府問題之秘密備忘錄》,隨后立刻同英國進行協商。直到724日,英國表示:“鑒于中國現狀,目前尚不到考慮承認其新政府的程度”(50),日本才于8月初告知美國:“關于承認中國共和政府問題,美國政府倘若采取單獨行動,結果將使各國政府間一向保持的協同步調發生破綻,并進而給中國造成無法預料的困難。”(51)19133月,美國再次提議承認中華民國,日本向英國提出:“帝國政府認為應該重視以往之交涉成果,并維持國際協調原則,倘若英國政府亦持同樣意見,即希望英國政府亦向美國政府建議采取與帝國政府相同之措施。”(52)但這一次美國沒有聽從英日兩國的勸告。

                         

                        美國起初默認了日本的主導地位,不僅同意了日本關于承認問題的照會,而且在19127月一度有意承認民國政府時也首先征求了日本的意見。(53)但是,美國同意日本的照會是以不過分拖延為保留條件的。(54)進入1913年,美國政府擔心:“繼續恪守與列強的合作政策,在所有列強達成一致之前拒不承認中華民國,不僅會損害美國的利益,而且是在縱容其他國家的侵略企圖。”(55)同時,美國國內有大量的輿論呼吁早日承認中國新政府,給予其不小的壓力。(56)因此,美國政府逐漸傾向于承認中華民國,并在1913318日退出了六國銀行團。(57)此舉公開破壞了在對華問題上列強的共同行動原則,也預示著在承認問題上,美國將采取單獨行動。對此,日本提出抗議:“倘若美國政府無視以往帝國政府與各國政府間的交涉成果,而竟至單獨承認中國共和政府,則帝國政府深表遺憾”。(58)但美國仍于42日照會包括日本在內的18個國家,建議在48日中國國會召開之際承認民國政府。(59)44日,日本照會美國勸其從緩行動。(60)美國認為:“不應讓自身的行動受制于其他國家”(61),堅持“中國若能成立正式、合法的議會,即可視為已具備承認之首要條件”(62),并于52日遞交國書,正式承認中華民國。(63)美國政府對中華民國的承認,更多出于對中國民主共和制度的支持,可以說是“美國外交政策中意識形態影響戰勝經濟與地緣政治利益,或者說是理想政治戰勝現實政治的一個典型個案”。(64)但日本外交是現實主義的,美國此舉無疑是對其主導地位的挑戰。對此,日本外務省主張:“對承認問題,盡可能迅速再由帝國首先占據發言地位”(65),并向各國表示:“若列強中和其他國家意見不同……持有特殊見解,對何時承認有所猶豫時,不得妨礙全體的行動。”(66)日本顯然希望組建一個沒有美國的大國協調集團,并仍然占據主導地位,但此舉卻因為德國的態度而未能成功。

                         

                        德國最初在貸款等問題上曾給予日本不小的支持。1912227日,日本照會德國,建議把共同行動的原則擴大到貸款問題,“以便列強在此期間內在承認新政府及在它們的行動上得協調進行”(67),顯然是希望在對華貸款上也實現列強合作,同時自身也獲得參與的權利。對此,德國表示:“如對中國新政府提供借款時,希望與各國政府采取共同行動”(68),表明其不反對日本參與,且之后第一個邀請日本加入銀行團。但是,隨著美國表示承認中華民國,德國立場開始變化,“美國單獨承認中國將增加其在華的威信而使我們不利”(69),決定:“雖然不能同意諸如美國當局準備在中國國會開幕之際立刻承認中國新政府之類議論,在國會正式選出袁世凱為大總統時,德國政府即準備正式予以承認。”(70)另外,北京政府也注意到德國與俄、英、日不同,“美德兩國頗熱心于承認問題”(71),為爭取德國也同意給予其在山東修建兩條鐵路,延長膠濟鐵路的特權。(72)同時,德國也認為中國恢復秩序的希望在于袁世凱,“因為他的威望也許能對國內秩序安寧提供保證”(73),而對袁世凱的支持較為積極,最終決定“假如袁世凱于總統選舉之時獲得特別多數票子,則我們當準備承認。因我們深信彼能維持秩序故也”。(74)德國態度的轉變,實際上使得日本重建日歐大國合作,再次居于主導地位的打算徹底落空。

                         

                        面對美國和德國的態度,日本不得不表示:“此期間美國政府突然決定采取承認步驟,德國政府亦如杉村大使來電所述,將候大總統正式選出后立即承認。處此形勢下,作為鄰邦且素有特殊關系之帝國政府,更須盡早選擇適當時機予以正式承認。”(75)但仍然希望通過密切聯系英國,積極同英國商討關于承認的程序,試圖在承認問題上即使無法繼續主導,也要保持有利地位。但是,英國與日本態度有一定的差距,主張承認需要“召開具有代表性之國民會議明確制定憲法,并遵守憲法條文選出大總統”(76),這比日本堅持的“中國建成一個鞏固而且具有實力之新政府,并足以證明此新政府抱有履行中國所負擔之一切國際義務之意志”(77)顯然更具有可操作性和誠意。隨著二次革命的結束,英國認為中國“全國強烈地贊成恢復安定的統治,相信這樣的統治只有在袁世凱的指導下才可能實現”。(78)而且,英國在華擁有巨大的商業利益,擔心拖延承認會“激起全中國的憤怒……這種憤怒的表現,將是一場世界上從未見過的抵[英國]貨運動”(79),遂表示:“對于中國新政府之承認,不可如葡萄牙國之遲遲拖延”。(80)

                         

                        面對英國的態度,日本仍然施展手段,借以拖延。首先,日本利用中英之間的片馬問題,表示:“此事與承認問題即有連帶之關系”(81),與英國政府內部主張“承認一事必須視新政府在控制這個帝國的邊遠省份所表現的能力而定”(82)的觀點相呼應。但是,英國外交部認為“把這一新內容加入英王陛下政府不得不與各國列強一致行動的承認問題之中,會使問題變得復雜”(83),不贊成與承認問題相捆綁。結果,日本的目的未能達到。隨后,日本又借口19138月發生的兗州、漢口、南京三事件,要求推遲對中華民國的承認,這是在承認問題上日本最后一次設置障礙。為此,日本向英國方面探尋:“迫于國內輿論,日本國政府可能將承認日期推遲到中國三事件解決以后,屆時英國政府是否將不予考慮而仍按原定步驟宣告承認?”英遠東司司長回答:“希望中國事件能在承認以前獲得解決;倘若日本國政府因事件不獲解決而欲推遲承認日期,英國政府恐不能為此一同推延”(84),仍然堅持“當選取的結果一旦通知我們的時候,便立即承認中華民國。”(85)結果,英國的態度對日本產生了重要影響,日本雖然在三事件問題上對中國政府仍采取強硬態度,但不得不與承認問題脫鉤。翌年1月,三事件最終結案,此時距日本承認中華民國已三月有余。

                         

                        三、日本最終承認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最終獲得承認,除了美國、德國、英國態度先后轉變的因素外,北京政府的外交策略也是另一個重要原因。19132月,日本方面運動孫中山等認可“承認民國由日本主唱”。(86)此時,孫中山與袁世凱關系還未決裂,日本的舉動是試圖通過中國政界要人來影響北京政府。但是,北京政府堅持“今之言承認,非指國家而言,乃指政體而言”(87),即承認中華民國問題屬于政府承認,而非國家承認。從帝制到共和屬于中國內部的政體變更,不影響中國的國際法地位,因此除非否認中國存在,否則必將承認中華民國,且承認手續較為簡單。而且,中華民國雖然從法律上未獲得承認,“然事實上各國是已承認”(88),因此并不急于追求正式承認。同時,北京政府也意識到:“各國之遲遲未認吾新政體者,一則借口于政府之未鞏固,一則取協調進行主義,以為牽制,吾若要求,彼將要挾愈甚”(89),因而采取同各國分別就有關問題進行交涉的方針,力圖打破列強一致的情況,推動了各國態度的轉變,而使日本不得不最終承認。然而此時的中日關系中,中國處于較弱的一方。日本如果放棄與各國協調,直接同中國進行交涉,必然使中國在外交方面承受著更大的壓力,同時日本也不會輕易放棄任何可資利用機會。因此,有必要分析這一時期的中日關系,特別是中日之間圍繞著承認問題在“滿蒙問題”、貸款問題等方面的交涉。

                         

                        其中貸款問題尤其需要列強之間進行協調,“凡事均由有關六國共同協商處理,且正欲以借款問題創此新意”。(90)北京政府意識到了貸款問題的政治傾向,反對日本的參與。為此,時任北京政府總理的熊希齡表示:“避免政治動機的滲入”,要求英法德三國“暫時不要拉入俄日銀行代表”。(91)但是,日本外交暫時戰勝了中國,最終正式加入。日本共同行動的目的雖已達到,但貸款的具體事宜則一直由英國負責。在退出銀行團后,美國“反而在北京政府的承認問題上掌握了主動”。(92)五國銀行團被迫加快步伐,于1913426日同民國政府訂立《善后借款合同》,“條約共二十一款,借款總額為二千五百萬英鎊,借款期限定為四十七年,年息五厘,債券九折出售,八四實收。合同規定以中國鹽務收入之全數,關稅中除應付款項外的余款及直隸(今河北)、山東、河南、四川、江蘇等省所指定的中央稅款為擔保”。(93)雖然貸款的實現與北京政府的讓步密切相關,但在日本看來,此舉是對美國的外交勝利,“通過借款,其他五強國更有效地證明了他們對中國的友誼。美國的專斷與高傲的行為,使一般人都感覺不快。美國想借討好中國,博得中國的特殊好感,這一目的能否達到頗成疑問”。(94)但貸款問題一直由英國主導,無形中使日本更加依賴英國。況且貸款問題的解決,使得承認問題的復雜性相對減少,朝向承認的前景更加明朗,同時在一定程度上也束縛了日本。英國駐華參贊甘伯樂(Campbell.C.W.)在致莫理循(George Morrison)的電文中就稱:“據我了解把俄國拉進六國銀行團就是為了避免這類單獨行動”(95),這點對日本同樣適用。縱觀承認問題交涉期間日本的外交活動,可以說其最大的收獲在于參與對華貸款,但迫使中國政府妥協主要還是英國的功勞,這也是日本重回英日同盟老路的重要原因。

                         

                        隨著19134月,美國正式決定承認中華民國以及德國、英國態度的轉變,日本的主導地位逐漸喪失,不得不直接面對承認問題。此時因宋教仁被刺,中國政局走向十分復雜。由于日本一直對南北兩派都試圖施加影響,形勢對日本而言非常不利,陷入了早先上海總領事有吉明所說的:“若再進一步策劃活動,不獨有傷于北方袁世凱之感情,且必惹起南方伍廷芳及其他進步黨人之反感,且與對英關系亦將產生不良后果,徒勞無益”的尷尬境地。(96)日本先前的所作所為恰恰將承認問題復雜化,反而使得日本在面臨單純的承認問題時更加“為難”。一方面日本認為:“若然承認北京政府,即等于援助袁世凱與南方孫、黃等人作對。倘若造成如此結果,不僅為各國著想有欠妥善,即為中國本身著想,恐亦難以謂為得宜”(97);另一方面又表示:“日本人從個人角度來說,將會同情革命派;但政府一貫與各國協調,將致力于保持袁世凱政府的穩定。”(98)日本在中日關系上的處境正如美國國務卿布賴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所言:“過分拘泥于南北紛爭,恐亦難免引起偏袒一方之責難”,相反“就美國政府而論,中國究由何人出任總統、施行何種政治等等,均非美國政府所應干預;只要正式、合法之國會能夠成立,即應以此為基本條件而予以承認,相信此種立場最為光明正大”。(99)美國的言論從側面反映了日本外交的軟肋,日本對華的尷尬局面正是干預太多,甚至為此擔心:“無論哪一方面爆發事變,即使走局部,但如果影響到中國秩序,各國也將把責任轉嫁于我。”(100)相對而言,美國才抓住了承認問題的關鍵:對中華民國的承認,是對已經不存在的清政府的否認,在否認清政府這一點上,中國南北兩方并無差異。因此,在美國承認了中華民國后,屬于南方革命派的江西都督李烈鈞親自致函美國駐漢口領事表示謝意。(101)國民黨人居多數的國會也致電美國參眾兩院表示感謝。(102)

                         

                        但在臨近承認的時候,由于兗州、漢口、南京三事件,中日關系上升到備受關注的程度。(103)如前文所述,日本在此時希望利用推遲承認來要挾中國,但由于英國的反對而作罷。此時中國暫時同英國、俄國在西藏和蒙古問題上達成妥協,日本已是孤立狀態。但是,日本仍不肯放棄三事件帶來的機會,以此為借口提出了滿蒙五路借款問題。北京政府認為“惟須有交換利益,日本方可對付”(104),最終在承認的前一天即105日,日本駐華公使山座圓次郎和中國外交總長孫寶琦在北京交換了《中日滿蒙五路借款修筑預約辦法大綱》,內容有:(1)規定中國借用日本資款筑造四平街經鄭家屯至南府、開原至海龍城、長春經南滿鐵路至洮南府的鐵路線;(2)規定了借款的辦法;(3)規定中國日后如修筑洮南至承德、海龍至長春兩鐵路時,需要借款時須先向日本商借。(105)日本擴大了在中國東北的權益,并將勢力范圍擴張到熱河。中國方面“對俄訂協約許外蒙有自治權,孫慕韓、李木齋兩氏赴日,亦為商量鐵路問題。直至民國二年之春,各國始先后承認中華民國”(106),將此協定與承認外蒙古自治一道視作為換取承認做出的重大讓步。雖然如此,同日本最初的目標:“在東北地區延長租借地的租借年限,就與鐵路有關的各項問題做出明確規定,進而確立日本在中國東北的地位”(107),“趁機實現滿洲問題的根本解決”(108)相比還有很大的差距。延長旅大租借地的要求為北京政府所拒絕,這預示著中日之間關于中國東北地區的斗爭還將繼續,此協議只是問題的暫時解決,而非日本的最終勝利。此次交涉日本不再直接將承認問題與“滿蒙問題”聯系起來,而是以三事件為借口進行要挾,并放棄了同列強的協調一致,采取單獨行動,直接同中方交涉,“帝國政府自然要和各國政府采取共同措施,然而關于我國特殊利益問題,則不得不采取單獨行動,實屬萬不得已”(109),這在當時被日本政府認為是不得已的下策。值得注意的是,此約是通過政府間換文的方式簽訂,已暗含了日本對中華民國政府的認可,這為最終正式承認掃清了障礙。

                         

                        也許可以讓日本外交界感到欣慰的是原駐華公使伊集院彥吉的努力,“本職與英國公使就承認問題交換意見時,曾事先備妥《大總統聲明》文稿一份,于晤談時當面出示英公使”。(110)這份《大總統聲明》成為中英之間關于承認條件的底稿,經過中國同英國的協商,進行了簡單修改,得到了雙方的認可。日本又通過說服英國,加入了“具體執行承認手續時應該附加一個條件,即中國政府必須尊重以往簽訂之條約及慣例,并承擔此等條約、慣例為基礎之國際義務”。(111)特別是加入了慣例對中國影響較大,例如其中就包括“各國商人在北京內城和外城居住及營業一事,已成為公認的慣例”(112),而此點早在1906年日本以“各國商人為了貿易目的在北京居住已經成為歷史上的一項慣例”(113)照會中國政府,而現在則進一步得到中方的保證。對此,德國表達了反對的意見,認為此系當然之事,“將來承認之時,殊無特別加以聲明的必要”。(114)但日本的建議得到了英國的支持,北京政府最終被迫認可。106日,袁世凱正式就任大總統,并按照列強要求發表《大總統聲明》稱:“所有前清國政府及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與各外國政府間所訂之一切條約、協約、公約,必當恪守及前政府與外國公司、人民間所締結之正當契約,亦當恪守;又,各外國人民在中國按國際契約及國內法律并各項成案、成例已享之權利并特權豁免各事,亦切實承認,以聯交誼而保和平。”(115)同日,日本等13國公使照會民國外交部,最終承認中華民國。日本新任駐華公使山座圓次郎106日報告:“袁世凱已于十月六日正式當選為大總統,本職立即以帝國政府名義完成承認中華民國之手續。”(116)107日報告:“對于我國政府之承認中華民國,十月七日孫外交總長曾以公文前來致謝。”(117)至此,承認中華民國的外交手續最終完成,承認問題結案。值得注意的是,與以公文致謝不同,107日中國外交總長孫寶琦親自前往英國公使館,“轉達中國政府對英王陛下政府在這個問題上所采取的行動以及過去兩年間所抱得態度的謝意”。(118)相對日本,英國政府無疑更贏得了北京政府的友誼。

                         

                        余論:從承認問題看日本外交的走向

                         

                        經甲午、日俄兩次戰爭后,日本開始試圖主導遠東事務。此次圍繞對中華民國的承認,日本也一直為主導權而努力,選擇的策略則是利用列強共同行動原則主導這一問題,迫使各國承認日本在中國的特殊利益,企圖通過主導地位實現承認、貸款、“滿蒙”等問題的一并解決。但是,日本的這一企圖最終失敗。雖然在貸款問題上依靠英國略有收獲,但日本最關注的中國東北問題只是暫時解決,遠未達到對此的期望,并且最后不得不追隨各國承認了中華民國政府。這其中除了中國方面的抵制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在承認問題上列強陣營的分裂。尤其是美國最終選擇退出銀行團,在列強中率先承認中華民國,其行動“直接挑戰了日本所努力經營的對華外交一致的原則,否認了日本在該問題上的主導權”。(119)德國也意識到過多地接受日本的意見“將使我們陷于日本對華政策之牽絆中”(120),雖然表示不會單獨承認,但利用共同行動的原則,采取“聯絡多國為一致之承認,借以牽制某國之野心”(121)的策略,離間日本同其他列強的關系,特別是同英國的關系,最終同英國一起將日本拖入了共同承認中。結果日本只能自食苦果,受此教訓后的日本外交越來越傾向于單獨行動,以直接同中國交涉來迫使北京政府讓步。

                         

                        早在1912年初,日本駐俄大使本野一郎就認為:“當前歐洲局勢甚不穩定”,建議日本政府“如欲采取斷然措施,此正其時”(122),希望利用列強無暇東顧的時機,采取單獨行動,控制中國東北。對此,內田外相表示:承認問題還是要與各國協調行動,但“滿洲問題,則應經日俄兩國商討后,與承認問題區別開來,采取適當辦法加以解決,乃為妥善”(123),實際上,就是想與俄國一道,拋開其他列強,擴大在中國東北的權益。只是后來日本政府又放棄了此種打算,轉而利用承認問題解決“滿蒙問題”。但是,該圖謀最終受挫,問題依舊存在。至1914年一戰爆發后,日本外交思路逐漸回到1912年初,“歐洲戰局尚酣,無暇顧及遠東。今正值對中國提出要求之良機”(124),成為日本政府內部的共識。1915118日,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向中國方面遞交了“二十一條”,其中“第二號,大體趣旨在使我在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地方之地位益形明確”,“故帝國此際欲使中國政府確認帝國在該兩地當然應有之地位”。(125)因此,可以將該條款視為日本關于擴大在中國東北權益的繼續行動。

                         

                        利用一戰爆發的國際形勢,日本先將“二十一條”中的有關條款,在協約國內部取得了英、法、俄等國的秘密諒解,并最終迫使中國政府簽訂了“中日民四條約”。(126)此舉與在承認中華民國等問題上美國、德國對日本外交的阻礙密切相關。在中日兩國關于“二十一條”的交涉中,日本擔心中國“或向美國乞求援助,或唆使德國人制造障礙”。(127)德國的挑戰時間較短,一戰中日本占領了德國在遠東的據點——膠州灣。隨著德國的戰敗,美國成為日本在遠東的最主要對手。雖然日本利用英、法的支持在巴黎和會上暫時迫使美國讓步,但是美國在1921年舉行的華盛頓會議上,又采取與德國人相似的策略,首先拆散了英日同盟,最終迫使日本讓步。1931年,日本制造九一八事變,占領中國東北,美國則宣布“不承認主義”。美日之間在遠東地區的矛盾一直持續到太平洋戰爭結束,而美國這一次徹底戰勝了日本。

                         

                        以承認問題為視角,我們還可以看到日本外交不僅在國際上受到美國、德國的挑戰,在內部還受到軍部的沖擊。日本政府本希望利用承認問題實現其在中國東北的利益,因此壓制軍方支持的第一次“滿蒙獨立運動”,并要求“陸海兩省、參謀本部、軍令部等部門均需遵守政府的方針”。(128)但由于被迫先行承認民國政府,對中國東北地區的圖謀未能徹底如愿,為中日關系的走向埋下了隱患。而日本外交又始終無法達到軍方的目標,加劇了日本外交界同軍方的分歧,促使日本軍方再次回歸1912年初方案,采取單邊行動,以求徹底占領中國東北。在1915-1916年軍方又支持策劃了第二次“滿蒙獨立運動”。直到1931年再次仿效1912年的行徑,破壞鐵路,制造事端,出兵占領中國東北,扶植傀儡政府。在這一過程中,日本政府對軍方越來越缺乏控制力,同時日本外交界也越來越被軍方的行動所牽制,并最終喪失了獨立性。

                         

                        注釋:

                         

                        ①《致孫文、國務各總長、參議院長電》(1912121),丁賢俊、喻作鳳編:《伍廷芳集》下冊,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451頁。

                         

                        ②「中國新政府承認條件に関する列國の提議」(明治45221)、外務省『日本外交年表竝主要文書』()、日本國際連合協會、1955年、367頁。

                         

                        ③《朱爾典爵士致格雷爵士電》(1912214日發自北京,同日收到),胡濱譯:《英國藍皮書有關辛亥革命資料選譯》,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369頁。

                         

                        ④這里的承認問題指的是承認中華民國政府作為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合法代表,并與之建立正式外交關系。因清帝退位后,中華民國是中國唯一政府,如王建朗所述:“從國際法的角度來說,列強在承認問題上并無文章可做。因為這時的中國并不存在兩個獨立的政府,而民國政府與清王朝的更替又純屬中國內政,對于獨此一家的中國政府并不存在需要列強承認的問題。”(王建朗:《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歷程》,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0)但是,雖然中華民國政府有獲得承認的權利,但各國卻無承認的義務,并無必須與中華民國建立正式外交關系。而且在國際法中,承認問題存在理論上的分歧,有國際法學者認為:沒有一個新國家有權要求其他國家承認它,也沒有一個國家有義務承認一個新國家。(詹寧斯等修訂,王鐵崖等譯:《奧本海國際法》第1卷第1分冊,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l995年版,第96)對于這一點,當時民國政府內部也有比較清晰的認識。詳見《外交部條約研究會關于爭取各國承認中華民國的報告》(1912),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3輯,“外交”,鳳凰出版社1991年版,第26-30頁。(該文件編者標為1913年,筆者認為有誤,應為1912年。此報告為外交部條約研究會的第一篇報告,研討了民國政府在尋求承認中應采取的策略,應形成于民國建立初期,而且報告也提到了“民國建立以來,倏經半載”,故時間應為1912年中旬。)

                         

                        ⑤侯中軍的《“成立在我,承認在人”——辛亥革命期間中華民國承認問題再研究》(《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5期,第51-64)探討了與承認中華民國相關的國際法問題,并比較了美日兩國在承認問題上態度的差異,但未能涉及其他列強。

                         

                        ⑥王立新的《伍德羅·威爾遜政府承認中華民國問題再研究》(《求是學刊》2004年第6期,第142-147)與秦珊的《1913年美國威爾遜政府率先承認中華民國的決策過程》(《南開學報》1999年第2期,第82-89)的觀點基本一致。

                         

                        ⑦主要研究有: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的《日本侵華七十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137-148),指出日本在拖延承認問題上扮演了主要角色,企圖借此與俄國瓜分中國東北并加入國際銀行團;俞辛焞的《辛亥革命時期中日外交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31-242440-453),比較清晰地敘述了在承認中華民國問題上日本的外交過程,主要“辨析北京政府與日本、與歐美列強之間的雙重外交”,但分散在兩節,也僅談及了日本同中國、英國、美國的外交關系;另可參看臧運祜的《近代日本亞太政策的演變》(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61-62)。日本方面的相關研究有:入江啓四郎「辛亥革命と新政府承認」、植田捷雄『近代日本外交史の研究 神川先生還暦記念』、有斐閣、1956年、231-294頁;野村乙二朗「中華民國承認問題にみる日本外交の特質——米·獨の態度への対応等に関して」、『政治経済史學』第95號、197312月、1-10頁;川島真的《中國近代外交的形成》(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218-221)中認為中華民國的成立與獲得各國承認是中國走向文明國的重要一步,但在修改不平等條約方面沒有取得任何外交成果,他的這一觀點也體現在《二十世紀初期的國權收回過程——從中華民國外交檔案來探討》(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代中國與世界——第二屆近代中國與世界學術討論會論文集》第1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573-577),但對造成這種結果的外交原因沒有展開具體分析。

                         

                        ⑧王蕓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6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0年版,第4頁。

                         

                        ⑨「內田外務大臣ヨリ在清國伊集院公使(電報) 皇帝退位、共和政體樹立ヲ清國公使ヨリ通告アリタル件」[35](明治45213)、外務省纂『日本外交文書別冊』(清國事変—辛亥革命)、厳南堂書店、1961年、566頁。

                         

                        ⑩「內田外務大臣ヨリ神奈川、兵庫、長崎各県知事宛(電報)清國領事ハ資格ヲ失ヒタル件」(明治45213)、『日本外交文書別冊』(清國事変—辛亥革命)567頁。

                         

                        (11)「內田外務大臣ヨリ在露國本野大使宛(電報) 中國新政府承認條件ニ関シ露國ノ意向打診スヘキ件」[34](明治45221)、『日本外交文書別冊』(清國事変—辛亥革命)607-608頁。

                         

                        (12)《竇納樂爵士致格雷爵士函》(191226),章開沅等主編:《辛亥革命史資料新編》第8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1頁。

                         

                        (13)山県有朋著、大山梓『山県有朋意見書』、原書房、1966年、337頁。

                         

                        (14)《德國外交部代理秘書Zimmermann致德國駐美大使Bernstorff伯爵之電》(1912125),王光祈譯:《辛亥革命與列強態度》,中華書局1929年版,第22頁。

                         

                        (15)《朱爾典爵士致格雷爵士電》(191223日發自北京,同日收到),胡濱譯:《英國藍皮書有關辛亥革命資料選譯》,第348頁。

                         

                        (16)「內田外務大臣ヨリ在英國山座臨時代理大使宛(電報)京奉鉄道破壞地點ヘ監視兵派遣ヲ通告方ノ件」[24](明治4524)、『日本外交文書別冊』(清國事変—辛亥革命)315頁。

                         

                        (17)《產經新聞》社撰,古屋奎二主筆,《蔣介石秘錄》翻譯組譯:《蔣介石秘錄》第1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26頁。

                         

                        (18)《朱爾典爵士致格雷爵士電 附件8 偉晉頌領事致朱爾典爵士函》(191234日收到),胡濱譯:《英國藍皮書有關辛亥革命資料選譯》,第460頁。

                         

                        (19)「牧野外務大臣ヨリ在米國珍田大使宛(電報) 六國団體ヨリ米國団體脫退列國共同セルモ主義ヲ維持アリタキ旨美國政府ヘ申入方訓令ノ件」[31](大正2323)、『日本外交文書』(大正2年第2)1964年、2頁。

                         

                        (20)《日本駐彼得堡大使館致外交大臣備忘錄》(1912325),陳春華等譯:《俄國外交文書選譯(有關中國部分1911.5-1912.5)》,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366頁。

                         

                        (21)「牧野外務大臣ヨリ在米國珍田大使宛(電報) 六國団體ヨリ米國団體脫退列國共同セルモ主義ヲ維持アリタキ旨美國政府ヘ申入方訓令ノ件」[31](大正2323)、『日本外交文書』(大正2年第2)2頁。

                         

                        (22)「牧野外務大臣ヨリ在英國小池臨時代理大使宛(電報)日本政府ハ中日兩國間ノ特殊関係ニ鑑ミ中國新政府ヲ早期承認意向ナルニ付右ニ関スニ英國政府ノ所見回電方訓令ノ件」[59](大正248)、『日本外交文書』(大正2年第2)18頁。

                         

                        (23)「在露國本野大使ヨリ內田外務大臣宛(電報) 露外相カ中國新政府承認條件ニ日露兩國ノ特殊權益承認ヲ加ヘタシ申出トテシ件」[40](明治45227)、『日本外交文書別冊』(清國事変—辛亥革命)613頁。

                         

                        (24)中日特殊關系與日本外交的關系比較復雜,大體上近代日本的外交策略是游走于躲避“黃禍”與利用“同種”之間,即與列強保持協調,又強調中日之間“同文同種”,中日特殊關系既有強調中日友善的一面,也暗含日本獨霸中國的一面,參見許賽鋒《日俄戰爭前后日本應對“黃禍論”之策略》,《軍事歷史研究》2014年第3期,第143-152頁。

                         

                        (25)「在米國埴原臨時代理大使ヨリ內田外務大臣宛(電報)日露兩國ノ単獨行動防止ニ関シ紐育タイムス評論ノ件」[18](明治4526)、『日本外交文書別冊』(清國事変—辛亥革命)531頁。

                         

                        (26)《松樹駐漢口總領事致內田外務大臣電》[39](191224),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主編,鄒念之編譯:《日本外交文書選譯——關于辛亥革命》,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年版,第202頁。

                         

                        (27)「中國新政府承認條件に関する列國の提議」(明治45221)、『日本外交年表竝主要文書』()367-368頁。

                         

                        (28)臧運祜:《近代日本亞太政策的演變》,第62頁。

                         

                        (29)「在英國小池臨時代理大使ヨリ牧野外務大臣(電報) 中國新政府承認問題ニ付英國外務次官補談話ノ件」[38](明治4534)、『日本外交文書』(明治45年第2)1963年、7頁。

                         

                        (30)「內田外務大臣ヨリ在中國伊集院公使宛(電報) 招商局借款ヘ中止ニ決定タシル件」[60](明治4532)、『日本外交文書別冊』(清國事変—辛亥革命)230頁。

                         

                        (31)臼井勝美『日本と中國:大正時代』、原書房、1972年、25頁。

                         

                        (32)「対清政策ニ関スル內閣決議」(明治441024)、『日本外交年表竝主要文書』()356-357頁。

                         

                        (33)「在露國本野大使ヨリ牧野外務大臣(電報) 満蒙ニ於ケル日露勢力分界線協約案ヲ露國外相ニ手交竝分界線及満洲問題ニ関シ意見交換ノ件」[23](明治45124)、『日本外交文書』(明治45年第1)1963年、59頁。

                         

                        (34)《俄外交大臣上沙皇奏文》(1912123),程道德等編:《中華民國外交史資料選編》第1(1911-1919),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9頁。

                         

                        (35)「在露國本野大使ヨリ內田外務大臣宛(電報) 関外鉄道保全ノ際事前通告スヘキ回答シ差支ナキヤ伺ノ件」[20](明治45123)、『日本外交文書別冊』(清國事変—辛亥革命)529頁。

                         

                        (36)「在露國本野大使ヨリ內田外務大臣宛(電報) 中國新政府承認條件ニ関シ露外相同意ノ件」[38](明治45222)、『日本外交文書別冊』(清國事変—辛亥革命)610頁。

                         

                        (37)「在露國本野大使ヨリ內田外務大臣宛(電報) 露外相カ中國新政府承認條件ニ日露兩國ノ特殊權益承認ヲ加ヘタシ申出トテシ件」[40](明治45227)、『日本外交文書別冊』(清國事変—辛亥革命)612-613頁。

                         

                        (38)王蕓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6卷,第5-6頁。參見「第三回日露協約」(明治4578)、『日本外交年表竝主要文書』()369頁。

                         

                        (39)「在露國本野大使ヨリ內田外務大臣宛(電報) 露外相カ中國新政府承認條件ニ日露兩國ノ特殊權益承認ヲ加ヘタシ申出トテシ件」[40](明治45227)、『日本外交文書別冊』(清國事変—辛亥革命)613頁。

                         

                        (40)《外交大臣雅哥致皇帝侍從參事屈樂爾公使(時在渾堡)電》[譯文第8](191345),孫瑞芹譯:《德國外交文件有關中國交涉史料選譯》第3卷,商務印書館1960年版,第260頁。

                         

                        (41)喬·厄·莫理循:《致文訥函》(1913125),駱惠敏編:《清末民初政情內幕——〈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袁世凱政治顧問喬·厄·莫理循書信集》下卷(1912-1920),知識出版社1986年版,第84頁。

                         

                        (42)「在佛國安達臨時代理大臣ヨリ內田外務大臣宛(電報)佛外相ハ我承認條件ニ同意セシモ借款ニ於ケ日本ノ単獨行動ニ遺憾ヲ表セシ件」[18](明治45227)、『日本外交文書別冊』(清國事変—辛亥革命)614頁。

                         

                        (43)黃季陸主編:《中華民國史料叢編·民立報》(29)1913424日,第903號,第6版,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1969年版,總第7134頁。

                         

                        (44)「在中國伊集院公使ヨリ內田外務大臣宛(電報) 英國公使ノ袁世凱ニ対スル行動不謹慎ニ付英國政府ニ照會方竝本使召還方ノ件」[135](明治45220)、『日本外交文書別冊』(清國事変—辛亥革命)578頁。

                         

                        (45)「第三回日英同盟協」(明治44713)、『日本外交年表竝主要文書』()352頁。

                         

                        (46)《各國函電中有關承認中華民國問題的摘要·致朱爾典》(191236),章開沅等主編:《辛亥革命史資料新編》第8卷,第260頁。

                         

                        (47)The American chargé d'Affaires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March 18,1913,Foreign Re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hereafter as FRUS),1913(Washington,DC: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20),p.98.

                         

                        (48)《內田外務大臣復本野駐俄大使電》[214](1912917),《日本外交文書選譯——關于辛亥革命》,第421頁。

                         

                        (49)「在英國小池臨時代理大使ヨリ牧野外務大臣(電報) 中國新政府承認問題処理方針ニ関スル我覚書ニ対シ英國ハ主義ニ於テ同意ノ旨回答ノ件」[35](明治45224)、『日本外交文書』(明治45年第2)5頁。

                         

                        (50)「在英國加藤大使ヨリ牧野外務大臣(電報) 中國新政府承認問題ニ関スル米國提案ニ付英國外務大臣ト會談ノ件」[95](明治45724)、『日本外交文書』(明治45年第2)18頁。

                         

                        (51)「在米國珍田大使ヨリ牧野外務大臣(電報) 中國新政府承認問題ハ列國ト協調スヘキ旨米國外務長官談話ノ件」[128](明治4587)、『日本外交文書』(明治45年第2)20頁。

                         

                        (52)「牧野外務大臣ヨリ在英國小池臨時代理大使宛(電報)中國新政府承認ハ列國共同ニテ行フベキ様對米措置方ニ関シ英政府申入アリ度キ旨訓令ノ件」[54](大正2327)、『日本外交文書』(大正2年第2)4頁。

                         

                        (53)參見「在米國珍田大使ヨリ牧野外務大臣(電報) 米國ガ中國新政府承認問題ヲ急グ政界事情ニ関シ報告ノ件」[108](明治45724)、『日本外交文書』(明治45年第2)17頁。

                         

                        (54)Memorandum by the Division of Far Eastern Affair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March 31,1913,FRUS,1913,p.106.

                         

                        (55)The American chargé d'Affaires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March 18,1913,FRUS,1913,p.98.

                         

                        (56)參見《駐舊金山副領事歐陽庚關于在美國各地演說力請承認中華民國事致外交部電》(1912616),《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3輯,“外交”,第31頁。

                         

                        (57)劉紹唐主編:《民國大事日志》第1冊,傳記文學出版社1978年版,第31頁。

                         

                        (58)「牧野外務大臣ヨリ在米國珍田大使宛(電報) 六國団體ヨリ米國団體脫退列國共同セルモ主義ヲ維持アリタキ旨米國政府ヘ申入方訓令ノ件」[31](大正2323)、『日本外交文書』(大正2年第2)2頁。

                         

                        (59)Aide Mémoire handed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representatives in Washington of countries having treaty relations with China,April 2,1913,FRUS,1913,pp.108-109.

                         

                        (60)The Japanese Embassy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April 4,1913,FRUS,1913,p.109.

                         

                        (61)From the Diary of Josephus Daniels,April 1,1913,Link,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Vol.27(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8),p.249.

                         

                        (62)「牧野外務大臣ヨリ在上海吉駐総領事宛(電報) 中國新政府承認問題ニ付米國トノ交涉経過通報ノ件」[27](大正248)、『日本外交文書』(大正2年第2)20頁。

                         

                        (63)參見《接悉美國總統正式承認中華民國電》[160](191357),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編:《中美往來照會集(1863-1931)》第12冊,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64頁。需要說明的是:由于受美國倡議的影響,巴西在191348日致函中國政府,成為第一個承認中華民國的國家,秘魯則在49日宣布承認。在美國正式承認后,墨西哥于52日,古巴于54日也宣布承認中華民國。

                         

                        (64)王立新:《伍德羅·威爾遜政府承認中華民國問題再研究》,《求是學刊》2004年第6期,第147頁。

                         

                        (65)「牧野外務大臣ヨリ在中國伊集院公使宛(電報) 中國新政府承認実行ノ時期方法及條件ニ付各國公使ト意見交換方ニ関スル件」[150](大正2326)、『日本外交文書』(大正2年第2)3頁。

                         

                        (66)「牧野外務大臣ヨリ在英國小池臨時代理大使宛(電報)中國新政府承認ニ関スニ第二回提議任國當局者ヘ提出方訓令ノ件」[67](大正2419)、『日本外交文書』(大正2年第2)24-25頁。

                         

                        (67)《外交大臣基德倫致駐華盛頓大使本斯托夫伯爵 附件日本駐德大使珍田向德外交大臣基德倫面遞口頭照會》[102](1912227),孫瑞芹譯:《德國外交文件有關中國交涉史料選譯》第3卷,第251-252頁。

                         

                        (68)「在獨國杉村大使ヨリ牧野外務大臣(電報) 中國新政府承認問題ニ関スル帝國政府獨逸政府ヘ通知ノ件」(明治4537)、『日本外交文書』(明治45年第2)1963年、8頁。

                         

                        (69)《外交大臣雅哥致皇帝侍從參事屈樂爾公使(時在渾堡)電》[譯文第8](191345),孫瑞芹譯:《德國外交文件有關中國交涉史料選譯》第3卷,第260頁。

                         

                        (70)「在獨國杉村大使ヨリ牧野外務大臣宛(電報) 獨國ハ袁世凱ノ大総統當選ト同時ニ中國新政府承認ノ方針ナル旨同國外相談話」[26](大正245)、『日本外交文書』(大正2年第2)13頁。

                         

                        (71)《列邦承認民國問題()風譎云詭之承認說》,《民國匯報·紀事外交》1913年第1期,第8版。

                         

                        (72)顏惠慶著,吳建雍等譯:《顏惠慶自傳:一位民國元老的歷史記憶》,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115頁。

                         

                        (73)《外交大臣雅哥致皇帝侍從參事屈樂爾公使(時在渾堡)電》[譯文第8](191345),孫瑞芹譯:《德國外交文件有關中國交涉史料選譯》第3卷,第260頁。

                         

                        (74)《德國外交部秘書Jagow致德國駐日大使Rex伯爵之電》(191347),王光祈譯:《辛亥革命與列強態度》,第56頁。

                         

                        (75)「牧野外務大臣ヨリ在英國小池臨時代理大使宛(電報)日本政府ハ中日兩國間ノ特殊関係ニ鑑ミ中國新政府ヲ早期承認意向ナルニ付右ニ関スニ英國政府ノ所見回電方訓令ノ件」[59](大正248)、『日本外交文書』(大正2年第2)17頁。

                         

                        (76)「在英國加藤大使ヨリ牧野外務大臣(電報) 中國新政府承認問題ニ関スル米國覚書ニ対シ英國政府回答要領報告ノ件」[158](明治45724)、『日本外交文書』(明治45年第2)20頁。

                         

                        (77)《內田外務大臣致本野駐俄大使電 附件關于承認中華民國的政府備忘錄》[3](1912221),《日本外交文書選譯——關于辛亥革命》,第397頁。

                         

                        (78)《艾斯敦先生致格雷爵士電》(1913811日收到),胡濱譯:《英國藍皮書有關辛亥革命資料選譯》,第460頁。

                         

                        (79)喬·厄·莫理循:《致豪·阿·格溫函》(19129),駱惠敏編:《清末民初政情內幕——〈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袁世凱政治顧問喬·厄·莫理循書信集》下卷(1912-1920),第30頁。

                         

                        (80)「在英國山座臨時代理大使ヨリ內田外務大臣宛(電報)亞細亞課長ト中國新政府承認問題ニツキ談話ノ件」[37](明治4533)、『日本外交文書別冊』(清國事変—辛亥革命)617頁。

                         

                        (81)《駐日本外交代表公署撿送東京〈朝日新聞〉載“支那承認問題”譯文致外交部呈》(1913722),《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3輯,“外交”,第43頁。(該文件編者標為1914年,筆者認為有誤,應為1913年。因為191310月,中華民國已獲得包括日本在內的各國承認,日本報紙及中國使館均無必要在1914年繼續討論此問題。另外,文件提到了徐世昌訪日未果等史實,也可以判定時間應為1913年。)

                         

                        (82)《印度部致外交部函》(191242),章開沅等主編:《辛亥革命史資料新編》第8卷,第238頁。

                         

                        (83)《外交部致印度部函》(1912411),章開沅等主編:《辛亥革命史資料新編》第8卷,第240頁。

                         

                        (84)「在英國井上大使ヨリ牧野外務大臣宛(電報) 中國新政府ノ承認ハ延期出來ザル旨英國外相ヨリ在本邦同國大使ニ電訓シタル件」[138](大正248)、『日本外交文書』(大正2年第2)59頁。

                         

                        (85)《艾斯敦先生致格雷爵士電》(1913104日發自北京,同日收到),胡濱譯:《英國藍皮書有關辛亥革命資料選譯》,第712頁。

                         

                        (86)段云章編著:《孫文與日本史事編年》,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21頁。

                         

                        (87)《外交部條約研究會關于爭取各國承認中華民國的報告》(1912),《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3輯,“外交”,第27頁。

                         

                        (88)張國淦著,杜春和編:《張國淦文集·北洋從政實錄·孫中山與袁世凱的斗爭》,燕山出版社2000年版,第100頁。

                         

                        (89)《外交部條約研究會關于爭取各國承認中華民國的報告》(1912),《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3輯,“外交”,第30頁。

                         

                        (90)「在米國埴原臨時代理大使ヨリ內田外務大臣宛(電報)國務省ヨリ大倉組ノ鉄路借款ニ関シ質疑アリシ件」[10](明治45126)、『日本外交文書別冊』(清國事変—辛亥革命)194頁。

                         

                        (91)《駐北京公使哈豪森上帝國首相柏特曼何爾味公文》[第甲248](1913117),孫瑞芹譯:《德國外交文件有關中國交涉史料選譯》第3卷,第387頁。

                         

                        (92)俞辛焞:《近代日本外交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8頁。

                         

                        (93)梁為楫、鄭則民:《中國近代不平等條約選編與介紹》,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3年版,第681-682頁。

                         

                        (94)《駐東京大使雷克斯伯爵上帝國首相柏特曼何爾味公文》[第甲95](191359),孫瑞芹譯:《德國外交文件有關中國交涉史料選譯》第3卷,第267頁。

                         

                        (95)甘伯樂:《甘伯樂來函》(1913112),駱惠敏編:《清末民初政情內幕——〈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袁世凱政治顧問喬·厄·莫理循書信集》下卷(1912-1920),第82頁。

                         

                        (96)「在上海有吉総領事ヨリ內田外務大臣宛(電報) 招商局借款ハ此ノ際中止スルヲ可トスル件」[60](明治45228)、『日本外交文書別冊』(清國事変—辛亥革命)229頁。

                         

                        (97)「牧野外務大臣ヨリ在米國珍田大使宛(電報) 中國新政府承認ニ関シ米國ト同一行動ヲ執ルヲ得ザル旨米國政府ニ回答方訓令ノ件」[43](大正244)、『日本外交文書』(大正2年第2)9頁。

                         

                        (98)臼井勝美『日本と中國:大正時代』、33頁。

                         

                        (99)「在米國珍田大使ヨリ牧野外務大臣宛(電報)中國新政府承認ニ関シ日本ハ米國ト同一行動ヲ執ルヲ得ザル旨ノ我回答申入ノ件」[55](大正245)、『日本外交文書』(大正2年第2)10頁。

                         

                        (100)《駐漢口芳澤總領事致牧野外務大臣電報》(191373)[202],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轉引自俞辛焞:《辛亥革命時期中日外交史》,第382頁。

                         

                        (101)秦珊:《1913年美國威爾遜政府率先承認中華民國的決策過程》,《南開學報》1999年第2期,第89頁。

                         

                        (102)《外交部酌擬美國承認中華民國后應辦事項》,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北洋政府檔案》(73),中國檔案出版社2010年版,第439頁。

                         

                        (103)參見《第61件—69件格林爵士致格雷爵士電》(191399日—29日收到),胡濱譯:《英國藍皮書有關辛亥革命資料選譯》,第704-712頁。

                         

                        (104)王蕓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6卷,第32頁。

                         

                        (105)參見《發日本山座使照會》(1913105),近代史研究所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匯編:中日關系史料——路礦交涉》(1912-1916),臺北,近代史研究所1976年版,第21-22頁。「滿蒙鉄道借款修築に関する交換公文」(大正2105)、『日本外交年表竝主要文書』()378頁。

                         

                        (106)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憶》,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9年版,第117頁。

                         

                        (107)「対清政策に関する內閣決議」(明治441024)、『日本外交年表竝主要文書』()1955年、356頁。

                         

                        (108)「第三回日露協約締結に関する件」[8](明治45113)、『日本外交年表竝主要文書』()361頁。

                         

                        (109)「內田外務大臣ヨリ在德國杉村大使宛(電報) 日本ハ南滿洲ノ特殊利益擁護ノ爲ニハ単獨行動ヲ辭セサル旨獨當局ニ說明方ノ件」[2](明治4524)、『日本外交文書別冊』(清國事変—辛亥革命)314頁。

                         

                        (110)「在中國伊集院公使ヨリ牧野外務大臣宛(電報) 中國新政府承認ニ関連シ大総統聲明案文ニ関スル協議ノ経過報告ノ件」[199](大正2610)、『日本外交文書』(大正2年第2)41頁。

                         

                        (111)「牧野外務大臣ヨリ在英國小池臨時代理大使宛(電報)日本政府ハ中日兩國間ノ特殊関係ニ鑑ミ中國新政府ヲ早期承認意向ナルニ付右ニ関スル英國政府ノ所見回電方訓令ノ件」[59](大正248)、『日本外交文書』(大正2年第2)18頁。

                         

                        (112)《朱爾典爵士致格雷爵士電》(1913526日收到),胡濱譯:《英國藍皮書有關辛亥革命資料選譯》,第672頁。

                         

                        (113)《朱爾典爵士致格雷爵士電 附件2致外交部備忘錄》(1913526日收到),胡濱譯:《英國藍皮書有關辛亥革命資料選譯》,第673頁。

                         

                        (114)《德國外交部秘書Jagow致德國駐英大使Lichnowsky侯爵之文件》(1913421),王光祈譯:《辛亥革命與列強態度》,第59頁。

                         

                        (115)《大總統誓詞》,《政府公報》第516號,19131011日。

                         

                        (116)「在中國山座公使ヨリ牧野外務大臣宛(電報) 袁世凱大総統當選ニ付承認手続ヲアシタル件」[871](大正2106)、『日本外交文書』(大正2年第2)69頁。

                         

                        (117)「在中國山座公使ヨリ牧野外務大臣宛(電報) 中華民國ノ謝意日本政府ニ転達方申越ノ件」[883](大正2107)、『日本外交文書』(大正2年第2)70頁。

                         

                        (118)《艾斯敦先生致格雷爵士電》(19131027日收到),胡濱譯:《英國藍皮書有關辛亥革命資料選譯》,第722頁。

                         

                        (119)侯中軍:《“成立在我,承認在人”——辛亥革命期間中華民國承認問題再研究》,《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5期,第63頁。

                         

                        (120)《德國外交部秘書Jagow致德國駐日大使Rex伯爵之電》(191357),王光祈譯:《辛亥革命與列強態度》,第63頁。

                         

                        (121)《承認之好消息》,黃季陸主編:《中華民國史料叢編·民立報》第29冊,1913419日,第898號,第7版,總第7092頁。

                         

                        (122)「在露國本野大使ヨリ牧野外務大臣(電報) 満蒙ニ於ケル日露勢力分界線協約案ヲ露國外相ニ手交竝分界線及満洲問題ニ関シ意見交換ノ件」[23](明治45124)、『日本外交文書』(明治45年第1)59頁。

                         

                        (123)「在露國本野大使ヨリ牧野外務大臣(電報) 満洲問題ハ中國新政府承認問題ト別ニ考慮シ可然旨露國當局ヘ說示方ノ件」[20](明治45131)、『日本外交文書』(明治45年第1)60頁。

                         

                        (124)《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致日本外相加藤高明“關于對中國提出要求之拙見”》(1914123),黃紀蓮編:《中日“二十一條”交涉史料全編》(1915-1923),安徽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頁。

                         

                        (125)《外相加藤高明致駐華公使日置益訓令》(1914123),黃紀蓮編:《中日“二十一條”交涉史料全編》(1915-1923),第18頁。

                         

                        (126)嚴格來講,“二十一條”指的是1915118日,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向北京政府提出的日方要求。雙方以此為基礎,展開激烈交涉,直到59日中國政府迫于形勢,接受了日方通牒,最后于25日中日兩國在北京簽署《關于山東省之條約》《關于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之條約》及13件換文,這兩個條約及13件換文統稱“中日民四條約”。由于日本最后作出讓步,“中日民四條約”并不等同于“二十一條”,相對而言,對中國的危害也大大降低。參見唐啟華《被“廢除不平等條約”遮蔽的北洋修約史(1912-1928)》,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154-173頁。

                         

                        (127)《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致日本外相加藤高明“關于對中國提出要求之拙見”》(1914123),黃紀蓮編:《中日“二十一條”交涉史料全編》(1915-1923),第16頁。

                         

                        (128)「中國外交に関する政策の綱領」(大正元年)、『日本外交年表竝主要文書』()37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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