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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外關系史 【字體:

                        章揚定、倪臘松:“越南問題”與19世紀中后期清廷的處變策略

                        作者: 文章來源:《廣東社會科學》2016年第4期 更新時間:2017年08月24日

                        摘要:19世紀中后期由于法國侵略越南而引起的中法兩國政府之間的交涉,是近代中法關系史上的重要一頁。清政府內部對于這個既牽涉到傳統宗藩關系又牽涉到近代中國與列強關系的越南問題的認識、態度及主張極為復雜。這些主張充滿了矛盾和沖突,或著眼于近代國際政治和中西關系的實踐,或溯源于傳統、傳統觀念乃至與此有密切關系的傳統宗藩關系和中外關系的實踐;或積極,或消極;或反映了中西體制的沖突,或體現了傳統體制本身的矛盾。從這些紛紜復雜的主張中可以看出這一時期清廷的處變策略。

                         

                        關鍵詞:越南/清廷/宗藩關系/處變策略

                         

                        19世紀中后期由于法國侵略越南而引起的中法兩國政府之間的交涉,是近代中法關系史上的重要一頁。法國對越南的侵略及其對中國西南邊疆的覬覦由來已久。早在19世紀40年代,法國軍艦就到越南沿海挑釁,此后又陸續占領了交趾支那地區。起初,法國人注意到了清朝和越南阮朝之間的宗藩關系,看到“安南政府為法國的債務國,又為中國的屬國”①,不少人主張法國在經略北圻、通商云南的行動中采取“兵不血刃而安享其成”的平和方式。②也有人認為,“我法國尤宜助其早開風氣,守局外之分,以望其常有自立之權,不受北俄南英之侵逼,則我法人亦交相利益,東方商務可倍徙其利矣。”③在他們看來,法國應以談判來“獲得整個安南帝國的保護權,并成立一個較為自由、較為有利的通商制度”來達到“保證法國直接接近中國市場的目的。”④18743月,法國向越南施加壓力,迫使越南簽訂第二次西貢條約。據約,越南國王的對外政策要“適應法國的對外政策。”⑤有西方學者認為這意味著越南已將“對中國的忠順轉移向法國。”⑥但事實上,條約簽訂之后,越南仍保持同清朝的封貢關系,越南締約時也沒有接受法國“保護”⑦。到了1875年,法國駐北京公使羅淑亞將此情通知清政府,要求清朝允許法國通商云南,從越南撤回清朝軍隊,禁止中國軍民進入越境等⑧,在清朝政府面前儼然一副越南保護者的姿態,完全無視中越之間的傳統關系。18796月,法國駐海防領事土爾克(Turque)進一步宣稱:“法國必須占領東京……因為它是一個理想的軍事基地,一旦歐洲各強國企圖瓜分中國時,我們將是一些最先到中國腹地的人。”⑨至此,法國侵吞全越、通商滇粵的雙重目的就注定了法越問題勢必將成為中法問題。

                         

                        本文所指稱的“越南問題”,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本文旨在還原這一時期“越南問題”的來龍去脈與清廷內部的處變策略,從一個側面呈現傳統宗藩關系和近代中國與列強關系的復雜糾葛。

                         

                        一、清政府對法國侵略越南的最初反應

                         

                        如上述,法國侵占交趾支那的活動長達幾十年,清政府不僅未予過問,甚至知情甚少。事實上,鴉片戰爭前中國(包括清朝)與鄰近國家的關系主要是以朝貢為紐帶維系的宗藩關系,處理對外關系的信條是“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王者不勤遠略”⑩,“強國戰兵,王者戰義,帝者戰德。”(11)明清兩代,中國與越南的關系主要表現為越南是中國的屬國,中國在名義上有干預屬國的權利、義務與慣例,但實際上又基本是維持既成局面和不干預政策。乾隆皇帝訓誨廣西邊官時所言“固我邊隅,示彼大義,毋輕動,毋喜功”(12)幾乎成了有清一代處理中越關系的座右銘。而越南自身長期具有強烈的獨立情緒,他們完全認識到宗藩關系形式上的等級性質,因法國的行動尚未最后威脅到它的存亡,所以其并未將法國侵略事入告清政府。

                         

                        這種情況到同治光緒兩朝之交有了轉變,由于危及疆圉,清政府開始對法國侵略越南的局勢表示關心。1873(同治十二年)劉長佑指出:“……越南之患,法國為最,黎裔次之,白苗與黃崇英等似無足深慮。……臣竊謂黎裔為患,越南受之;法國為患,不僅越南受之。”(13)此時,對于法越之間的一些往來,如法越會剿各匪之議、同治十三年法越議和等事,盡管越南并未入告,清政府也是知情的。(14)18755月,當法國駐京公使羅淑亞將法越條約通知中國時,恭親王在照覆中聲明:“法越兩國和約之副本謹收領矣,然約文中有承認越南為獨立國之語,為中國所不解。越南自古為中國之屬邦,故中國政府不能公認此條約。”(15)并指出云南不是對外開放省份,不能停靠外國商船,中國軍隊有義務入越援剿土匪等。

                         

                        然而,此時清政府對法越條約無視中國的宗主權極為不滿,但對越南問題的態度受到如下兩個方面的影響:一方面越南照舊貢華。清政府出于中國對越南的傳統政策,故示恩德以羈縻越南,不惜勞師糜餉應越之邀助其剿匪;對越南內政外交既不置之度外也不有意干涉,即便對越法之間的活動也未予過問,同時還擔心若不援助,“越南不支,必借師于法人,以后為其所制,而兩粵之外障益隳”(16),深恐越南倒向法方。另一方面是清政府與列強對抗信心不足而盡量避免沖突,不愿與法交惡。法國此時也對中越之間的交往采取了觀望態度,使清政府對法國保護權的實質認識模糊。1875918日,羅淑亞再次向總署抄送《法越通商章程》及其補充條款,公然提出越南的對外貿易及稅務均歸法國管理,清政府未予過問。同年10月,清將趙沃在剿匪時俘獲7名法國炮匠,未及審明究竟是何來歷,便將其送往河內(17),以示清朝無意失和。總之,清政府是盡量做到“既可紓越南之怨望,更可釋法人之嫌疑。”(18)清政府沒有承認1874年法越條約所指越南為獨立國的新情況,其曖昧態度使法國人產生了某種誤解,以為中國已默認由1874年條約造成的越南新格局,放棄了對越南的宗主權。(19)

                         

                        二、對法宣戰前清政府內部對“越南問題”的議論

                         

                        探討清政府對時局的應變,當首先考察清政府卷入“越南問題”前中國外交領域的變化。

                         

                        19世紀60年代后,鑒于太平天國的震蕩和英法聯軍攻占北京的恥辱,清政府內部的洋務派提出“自強”的口號,幻想能夠中興王朝,這也是第二次鴉片戰爭后清政府對外政策的一部分。一方面,清政府竭力避免與列強發生沖突,強調與列強保持和平;另一方面則認為建立自己的力量有助于維護這種和平。一些官員提出,應使“朝野內外以庚申之恥常懸目前”,以“持久之精神”,致力“自強”,以“待來日之角逐”(20)。在一些西方人看來,“對于中國當局來說,這種能力的恢復似乎是不可能的。”(21)然而,左宗棠奉命入疆,很快平定了阿古柏叛亂,恢復了中央政府對新疆的控制,這無疑是振奮人心的。在接下來的對俄交涉中,曾紀澤議改崇厚簽訂的《里瓦基亞條約》,收回伊犁九城,他自己也感到“吾華自翻改俄約之后,聲威較前日增。”(22)對許多官員來說,“這一事件證明中國能有效地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脅來抵抗外來侵略。”(23)

                         

                        清政府中的一些人對國際形勢的變化的認識,特別是周邊藩屬普遍受到侵略,邊疆危機四伏,使他們不能不思索中國的出路。光緒五年(1879)三月,曾紀澤與日本駐英公使吳雅娜談及高麗、琉球諸國時說道:“西洋各國,以公法自相維制,保全小國附庸,俾皆有自主之權,息兵安民最善之法。……吾亞細亞諸國,大小相介,強弱相錯,亦宜以公法相持,俾弱小之邦足以自立,則大者亦暗受其利,不可恃兵加以凌人也。”(24)旅歐不久的曾紀澤,表現出對當時歐洲那種表面安定的國際秩序的羨慕,并認為亞洲國家也應援引國際法建立這種秩序。同年五月,他在同萬國公法會友土愛斯談論萬國公法時說:“公法不外情理兩字,諸事平心科斷,自與公法不甚相悖。至于中國之接待邊徼小國朝貢之邦,則列圣深仁厚澤,乃有遠過于公法所載者。西洋人詢諸安南、琉球、高麗、暹羅、緬甸之人,自能知之。”(25)他認為,中國與周邊小國那種建立在名分、道義基礎上的封貢關系不但與萬國公法不相悖,而且遠過于公法所載,是維護國際和平的理想辦法,有繼續維持下去的必要。

                         

                        當然,其時中國的周邊屬國普遍受到侵略,為了國家的安全和上國的榮譽,中國對屬國問題的關心是普遍的,行動卻又是無力的,70年代中日關于琉球問題的爭執就是在朝廷上下的議論中不了了之,前述清政府對法國侵略越南的最初反應也是例證。由此,面對法國制造的“越南問題”,在與法交涉的過程中,清廷內部呈現出幾種應對策略,表現在:

                         

                        1.主和棄藩論

                         

                        越南問題牽涉到中國與列強、中國與周邊藩屬雙重關系,發表政論不能不從這兩個方面進行分析。李鴻章說:“中法交涉動關全局,是以謀劃之始斷不可輕于言戰。”(26)至于對法戰爭,李認為對中國有諸多不利,“各省海防,兵單餉匱,水師又未練成”(27),對于當時占上風的移師關外、出艦巡海以使法有所顧忌的主張,他認為:“我以虛聲嚇之,彼未必即相震懾;我以重兵臨之,則內地益情空虛,似非兩全之策。”(28)而對于那些激烈言戰的言論,他分析道:“一朝決裂,全局動搖。戰而勝,則人才以磨礪而出,國勢以奮發為強;戰而不勝,則日后之要盟彌甚,各國之窺伺愈多,其貽患更不可言也。”(29)極力主張勿與法失和。

                         

                        然而,當時中法“和好”只能以中國滿足法國要求來實現,而這便意味著中國放棄對越南的宗主權,與強鄰劃界分守,開放云南通商,所有這些都是清政府所不情愿的,而李鴻章認為這一切都是可許的。李列舉了越南的種種“悖妄”之端,如道光二十九年越南總督(原書如此——筆者)阮登楷竟與上國妄云“邦交之禮”和逃避封貢之言;割南圻予法,亦未具報;同治十三年又私自與法立約,“樂為自主之國,不愿為中國統屬”,以及后來種種“昧于趨向,首鼠兩端”的行為。這些都是毋庸置疑的歷史事實。因此,李說越南“今為法人所逼,始效秦庭之哭,求助上國……衡以大義,即使廢置其君,滅絕其國,與漢之棄珠崖等耳。”(30)

                         

                        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后,清政府對于西方列強不得不“曲體其情,俯就其議”(31),即便是不平等條約也不敢不遵守,這不免使中國的一些外交官在遇到中西體制沖突的事情上感到棘手。對于越南問題,早在光緒七年(1881)李鴻章就表示擔憂,“越南羸弱已甚,事事求助法人,既立有約據,恐非中國所能勸阻。”(32)光緒九年(1883)五月李進一步指出:“西人公法,謂彼于所屬藩邦,皆有大臣監守,中國于越南政事、外交,一切不問,但受朝貢而已,與泰西諸邦不同,強詞奪理,似非筆舌所能遽爭。”(33)因為1874年條約明示越南為自主之國,在這種情況下,申稱中國對越南的宗主權無疑是與該約相抵觸的,而要改毀此約在當時是難以做到的。法越順化條約之后,清廷上下態度大變,而李在給總署的一份函稿中更進一步提出暗含放棄對越南宗主權的主張,“西人公法,以兩國訂立條約為重。其年七月,法越新約雖由逼脅而成,然越南國王自為一國也。其君相既允行,各國無議其非者,豈中國所能代為改毀?今若聲罪致討,須為改毀此約,則必自量兵力能驅逐河內、西貢等處法人否。(據在津陪臣范慎、阮述等密稱:陳、阮久阿附法人,甲戌約阮文祥主之,今新約陳亭肅主之,而陰受命于阮文祥。二人皆該王左右大臣,名為逼脅,實則誠順,列強是從。)非辦到以上兩層,則法人不能屈從,約不能改毀,揆之目下中國人才兵餉,皆萬萬辦不到者也。”(34)

                         

                        曾國荃亦持類似觀點,他在給劉長佑的信中說:“越南近事,據各地報稱,越主張在議和。……以地勢而論,關外最先吃重,人力、財力均難展字小之策,盡在高明洞鑒之中。”(35)接著在給岑毓英的信中說:“朝廷恩深字小,故無不保之屏藩,惜乎鞭長莫及,若其主不能自強,則又愛莫能助耳”(36),言語雖委婉,棄越之意甚明。后來,他致書李鴻章說:“執圖越之說者,以為攻其必救,鄙意仍須視我力之所能攻不能攻,彼人之屑救不屑救。”(37)在他看來,中國自身既力有未逮,越南又朝秦暮楚,“下國”既不行“事大”之禮,“上國”即不屑“字小”之仁。

                         

                        與這種棄越論相彼此的是代理粵督裕寬的不干預主張。光緒八年(1882)四月,他上呈了這樣一道奏文:“……越南初與法人立約,其中條款所損實繁,此時換立約章,自必更多要挾。若中國預聞其事,勢不得不代與法爭,爭之而不聽,徒損威信,無益事機。(越人)初與法人立約,未嘗請命于中國,今日雖未呼吁,并不患無詞以拒之也。”(38)邵循正先生曾評論說:“裕寬之論于當時情勢觀察頗有獨到之處,且言時人所不敢言者,尤為難得。”(39)

                         

                        此外,滇撫唐炯以道光年間“英人無如我粵東,何乃以兵輪間闌入江南,致成虛耗”為鑒,認為“耗三省之力代越守土,在彼無絲毫之益,在我有邱山之損”,“出境興師,甚非長策。”(40)這是從軍事角度分析戰守方略。四川總督丁寶楨對光緒八、九年清朝官員中的“略地”之說頗不以為然,“為略地之議者,不過謂得尺則尺、得寸則寸,拓之可以周邊圍,留之仍以界越南。立言似正,為謀似遠,而不知其實有不可行者。如略法已侵各地,彼方據之于前,我即奪之于后,法國豈能甘心?如略其未侵之地,法必謂我袒護屬國,并力相圖。在越南且謂我乘彼之危,坐收厚利。徇定其地,而孤軍虛懸,豈能久守?倘不旅鐘而復失,徒損國威,于事無補。”(41)其意一是說就實力而論,中國與法爭奪越南是不可行的;二是說中國真要與法國在越南一爭高下,越南也會有微詞,兩面不討好。主和派的棄越主張固然失于對越南與中國唇齒相依的利害關系的忽視,但他們的主張含有拋棄以往中國與屬國之間徒具虛名的關系之意,著眼于當時中外交往的實際,還是有幾分合理之處。

                         

                        關于分界與通商云南,李鴻章也認為并不可怕,“即如滇境通商,他日果得人妥辦,于國于民決無大損,可于各海口通商之事驗之。法人既得越南,形格勢阻,豈能遽入滇粵?但妥議約章,劃界分守,當能永久相安,可于中俄之接壤之事驗之。”(42)

                         

                        必須指出,主和派的妥協主張也并不表明他們坐視國家的沉淪,他們同樣有自強的企圖,只是他們的思想有些與眾不同。總理衙門大臣周家楣在與醇親王議事時說:“此關(指主戰——筆者)必不可輕動,輕動則力量一耗,將來即不能自強矣。”(43)當中法越南問題白熱化,而中國又有朝鮮問題之后憂,李鴻章指出:“中國誠能先結此案,以其間暇,選將練兵,通商裕餉造船,內外同心,切實經理,何嘗不可爭雄于各國。”(44)這反映了主和派人士對中國自強之路的一種思考。在經濟方面,李鴻章籌辦的輪船招商局,七八十年代已初步顯示出它的效益,與洋人爭利,正說明他的主張并非完全欺世盜名。主和派的穩慎態度有時并非一意求和的消極主義。清軍在越南山西潰敗之后,李鴻章上奏朝廷“決計堅持,增軍繕備,內外上下力肩危局,以濟艱難。”(45)這在當時可是與張之洞力陳不可罷兵“同孚宸斷”的。(46)

                         

                        總之,不能說主和棄藩派沒有看到越南問題的嚴重性,而是他們更加注意對中國自身兵備和中越關系的客觀估計和看法。主和棄藩的主張實際上與清政府的自我虛弱感相暗合,因此對清政府決策的影響很大。

                         

                        2.藩屬實質化主張

                         

                        與上述主和派棄藩主張相應的還有另一種積極干預的主張——將藩屬實質化,主張備戰求和,抵抗侵略,以達到保藩固邊的目的,其代表人物是曾紀澤和薛福成等。

                         

                        曾紀澤對越南問題的嚴重性有較清楚的認識,“越南后隸藩服,為滇粵屏蔽,”若聽任法國侵削,“則滇粵藩籬為他族所通處,后患不可勝言。”(47)這不僅關系到中國自身的國家安全,而且將影響及朝鮮,因此中國不能坐視不問,而應積極干預。這種積極的態度無疑與他們對中國自身力量的估計和對國際形勢的認識有關。曾紀澤說:“吾華海防水師,漸有起色,如撥動數艘,移近南服,使敵人有所顧忌,或可不至于剝膚噬臍之悔。”(48)左宗棠也說:“江南水陸各軍選練日久,兵力漸強,雖海外與戰,難言遽有把握,但籌防固圍,則尚力所能為”(49),并且感到中國的國家地位似乎有了提高。

                         

                        法國雖也是西方強國,但較之英、俄、德等國尚為較弱的一個,曾紀澤身居海外,對此較為了解。普法戰后,法國元氣大傷,一時難以重振,國內各派政治勢力的分歧較大。(50)曾紀澤向總署報告,以“法之財力,不能發兵二萬人東行。”(51)在致李鴻章書中指出:“法之本國,朋黨相競,政出多門,非各黨同心,斷難成大功于數萬里之外,而各黨冰炭參商,絕少齊心之日”,“法人與西洋無一友邦,內顧多憂,則遠謀易餒。”(52)曾紀澤雖然也知道西方帝國主義國家除了互相爭奪的一面,還有互相勾結“協以謀我”的一面,但他所言也確實是當時法國國情的一個方面。因而在他看來,國際國內兩方面都表明中法越南問題的交涉是中國自強的最好契機,“細考法人財力實非富裕,又與義、德兩國不和,常懷內顧之憂。越國以鄙遠,古人猶難之,況勞師于數萬里之外,籌兵籌餉尤非易易。彼所據之西貢,僅一瘠區,若真與我失和,此地亦難久據。吾華近年海防兵力,兼御各國則不足,專御一法則有余。法之圖越,若遣兵二萬人東行,即須竭通國之全力。吾華未必一戰遽能勝之也,一戰不勝而能復振,則主客之勞逸,彼此懸殊,相持一載,法必告敝,而各國皆有戒心,中外強弱之機在此一舉。”(53)

                         

                        薛福成也持類似看法。他致書張佩綸,說“越南安危,視乎中國措注之得失,實為中外交涉一大關鍵。”(54)他還從中國自身形勢的嚴峻分析了這一問題:“自琉球滅,而越南朝鮮相繼多故,若再置之不理,則外藩盡削,而中土豈能獨完?中國之必救越南,非為越南計,為中國之大局計也。”(55)

                         

                        那么,如何把握好這個機會呢?薛福成就曾論述“中國不勤遠略之誤”(56)。他們認為中國的政策應建立在更為現實的基礎上,名義上的宗藩關系必須賦予實質性的內容。曾紀澤光緒七年(1881)十月二十四日致總署籌越事七條帶有很明顯的意向,其中前三條指出中國應控制越南的外交,使之適應于中國對法交涉的政策,第四條指出中國應在西洋各國面前顯示對越的真正宗主權。(57)曾紀澤于光緒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給郭嵩燾的信中更清楚地說明這種做法及其意圖,“法人陰懷吞并越南之心,陽借通商各國之舉。毅然引以為己任,可以收越南之權,延各國之譽,而奪法人之口實。且猛虎臨門,拒之不得,投一羊以斗眾虎,未必策之中者。”(58)后幾條暗含破壞法越條約、絕法人之借口的意圖。這也說明具有旅歐經歷的曾紀澤意圖利用西洋國際法這個武器與法國進行外交上的斗爭。

                         

                        當李寶關于分界保護越南之議出籠后,曾紀澤在上李鴻章書中更明確地說出他的強化對越南的實際控制的主張,“仿駐藏之例,奏派駐越大臣,統勁旅以鎮之。府縣之官,仍用越人,我操黜陟之權,仍命越王頒以敕諭,整頓商人”;并準備如“異日法人廢保護之名,據其所得而有之”時,“則我亦據所得而有之,人不能以我占屬國之地而議我,蓋知其勢之不得已也,先扼險要以拒強鄰,實目前之急務。雖不能悉防后患,然禍發亦當稍遲。”(59)因此,他在對法交涉中常有意將傳統的宗主權解釋為西方式的宗主權,極力強調中國作為宗主國的權利。

                         

                        對李寶議和,薛福成也不是像清議官員及一些疆臣那樣斷議是非,而是認為分界保護之議是“中國盛衰強弱之機括所由分也”(60),但要切實經營,立約分界保護最宜詳審,在外交與政治上與法切實角逐:“法人如不認越為中國屬邦,我亦宜勿認法越之舊約也”,“法人宜以東京交還越南以符原議。”關于與法共同保護越南一節,中國應一如法國切實進行,遣使入越與聞國政,“彼時中國若意存省事,憚于遣使,則越南之事,中國仍不得與聞,將獨任法使以把持,啟其挾制侵占之漸,是以越南委之于法也。西洋于半主之國,無不遣使駐扎。……既欲保全越南,則循例之舉實不可闕,”中國不應為向不過問屬國內政、外交的成例所限,在紅河以北我之保護區域宜駐兵巡防,“一旦撤師,示以未遑遠略,又將居其狡謀。”在強調藩屬實質化方面,薛福成比曾紀澤表現得更加積極,說得更加明確。

                         

                        對于越南問題,他們較少空論上國的義務、宗主的虛名,也更加注意戰略地區的控制。曾紀澤在致總署函中這樣說:“紅江通行輪舟,則云南十日可以至海口……吾華自據該江以便利,則由京師達滇,兼旬而已,于控制之道,裨益良多。否則,亦宜以力護助越南,保守該江,不使他國據以逼我。”(61)在這一點上,薛福成又比曾紀澤走得更遠,他說,萬一越南日就衰弱,終至為法所滅,則中國應劃江而守,將三分之一的越地占為己有,“分此一隅,亦差免為各國所輕視。”(62)他的這番話不能說沒有擴張領土之意,但這是迫于對法斗爭、固我邊圉的實際需要,同時也是對既往中越關系反思的結果。實際上他關于越南問題的上策是越南能在中國的保護之下繼續存在,以便如李寶所議,建立法南我北、共同保護的局面,分其一隅只不過是他的中策。(63)事實上,當時保全越南與固我疆圉既密切相連又相互沖突,權衡之下,他們更強調后者。

                         

                        曾紀澤長期身居歐洲,留心于大國政治。因此,他還試圖從歐洲政治的角度來解釋越南問題。光緒八年(1882)三月二十三日,他與佛萊西訥會晤時說:“中國乃越南鄰近之大國,越南乃朝貢中國的鄰邦,法國若欲滅之,中國不能置若罔聞。”“中國愿與越南為鄰,不愿與大國連界,與大國連界,恐生事端,兩不相宜。查泰西各國立比利時、瑞士等國之意,皆為隔閡大國,以杜爭端。越南界于中國地方與法國屬地之間,其勢相同,不可廢之。”(64)這就不是談論宗主權的問題,而是談論大國之間、大國與小國之間的關系問題,隱括緩沖地帶之說,強調大國制衡。

                         

                        曾、薛之論不再強調空洞的字小之仁,主張采取一切手段,提出藩屬實質化、控制紅河以北乃至分越一隅的主張,這無疑是對中國傳統的對屬國政策的一種修正,以適應近代社會歷史發展的要求。他們還帶來了關于法國和西方的最新消息和知識,曾對當時的主戰論發生了影響。如曾紀澤對法國內政外交困難的報告和歐洲政治的分析,使清議派據以認為法國為“強弩之末”,使彭玉麟等疆臣也懂得越南問題,“即以泰西之事論之,英國以并境爭比利時,以印度而爭阿富汗,即揆之萬國公法,勢不能坐視也。”(65)但總的說來,他們的思想主張在當時不過是鳳毛麟角,未能形成一股強大的力量,對清政府的影響極其有限。

                         

                        通常人們說他們是有名的主戰派,可是他們從來就不反對議和。在中法越南問題交涉初期,曾紀澤“并不一定主戰,只是備戰求和”(66),追求光榮的和平,用薛福成的話說是“以和為本,以作可戰勢為用”(67),說他們是主戰派,他們自己可能也不會同意。光緒十年(1884)三月二十三日,曾紀澤在倫敦復李香嚴書中說:“法越一案……傳聞異詞,乃有李主和、曾主戰之說。夫紀澤所謂備戰者,特欲吾華實籌戰備,示以形勢,令彼族知難而退。……至于不欲啟釁之心,未始不與合肥同也。”(68)

                         

                        3.主戰自強論

                         

                        主戰自強論主要出自疆臣,他們對越南問題的迫切性認識最為深刻。

                         

                        光緒七年(1881)云貴總督劉長佑上疏說:“邊省者,中國之門戶;外藩者,中國之藩籬。藩籬陷則門戶危,門戶危則堂室震。越南為滇粵之唇齒……(法人)志吞全境。既得之后,必請立領事于蒙自等處,以攘山礦金錫之利,或取道川蜀以通江海,據列邦通商口岸之上游”。(69)劉坤一光緒六年(1880)十月二十八日上奏說:“蓋外藩者,屏翰之義也,如高麗、越南、緬甸等國與我毗連,相為唇齒。所謂天下有道,守在四夷。”(70)當時朝野上下對越南問題形勢的分析莫過于此。這種分析突出了中國干預越南問題的必要性,用張樹聲的話說:“多守越南尺寸之土,即增中國之衛,而阮藩憑借皇靈,或可不至遽夷宗社”。(71)他們一方面要保衛邊疆安全,另一方面又想以皇朝圣靈來維持藩屬的興滅繼絕,維系宗藩體制的存在。因此,他們主張滇粵各軍守于域外,以任保藩固邊的雙重任務。

                         

                        他們對越南問題所提出的一些主張反映出傳統價值觀對他們的影響,同時也可感到一點時代精神的影響。對越南,他們仍是從中國對屬國的傳統政策與慣例出發,主張要“蔚越藩乞救之心”,以便證明“圣朝始終字小之仁”。(72)以請纓赴艱著名的唐景崧就曾對李寶分界保護越南之議作出這樣的分析:“越都順化設在南圻,我既立保護之名,先委其都于度外,是顯示中國專為邊隅起見,未免孤屬國之心。此不從在越也。”(73)他們也看到了中西體制的區別。廣西巡撫倪文蔚說:“凡泰西各國于弱小之國交涉事件,轍舉保護為名,實則政權歸之自主,與吞并者無異。英之于印度凡其明證。我朝仁德如天,越藩等屬僅于輪年職貢,以示臣服,其余地土政事,任藩自主,不更稟承。今越藩勢難自立,睦鄰除暴,胥仗天朝。”(74)在倪看來,宗藩傳統體制是不容動搖的,光緒九年(1883)七月越南國王請求因陸路被法阻礙而改由海道入貢時,他請示朝廷“援成例以拒之”(75),因為越使貢華向由鎮南關經廣西北上。這可說是執著于傳統封貢體制的一種極端態度。當順化條約簽訂的消息傳來,兩廣總督張樹聲大為震動,“若中國隱忍不發,則保護之實不至,即屬邦之義果虛。緬甸制于英,暹羅攫于外,琉球滅于日本,中國均未能出一旅之師,昔之萬國衣冠,奉我正朔者,僅余朝鮮與越南兩國耳。”(76)有趣的是倪文蔚本于仁德為懷,對于越南與法國訂立順化條約卻表現出理解,認為這是“不得以權以圖存”之舉。(77)張樹聲對于法國逼越和議,無視中國的態度與權利一意逕行所作出的反應也是極忠于上國對下國的義務以及在各國面前的威望,“是可忍,何以謝越人,是而不爭,何以示各國。”(78)他們不僅在考慮保障國家安全,還在追求他們觀念中固有的理想——中國中心的世界秩序,要體現上國的懷柔之德。

                         

                        對于越南種種自外生成的行徑,他們也根據固有觀念去評估。首先是不理解。劉長佑光緒八年(1882)在致總理衙門函中說:越王對法俯首從約,“但畏悍夷之勢,不顧天朝之威,可謂大惑不解。”(79)再則是視越王兩面派行為為無道。倪文蔚說:“該嗣王甘心降虜,棄宗社如敝履,若論大義,亦當在廢置之列”,但他不是主張棄之不問,而是要“俟時局大定,再行擇立賢能,重建藩服。”(80)彭玉麟、唐景崧更曾分別向清政府和劉永福建議封劉為越王或自為越王。在他們心中,封貢體制無論如何應予維系,這與其說是邊疆安全的考量,不如說是對固有理想的追求。

                         

                        不過,在他們的言論中已不自覺地流露出中國于屬國力有未逮的無奈。劉長佑曾援中國向不干預屬國之政以自解,“越之議和既未相聞,在我亦可若為不知,示以鎮定,借遏他圖。”(81)倪文蔚更明白地說:“第我現在經營北圻,力有未遑,恐一經責問,彼或心生疑懼,反與法人并力謀我,實非目前事勢所宜。”(82)這無疑與他們所追求的理想是矛盾的。

                         

                        4.清議派論

                         

                        清議派,也稱清流派,在當時是一個以翰林院學士等為主的一個相對博雜的群體,他們大多是一些意氣昂揚的文人學士,既有強烈的危機感,也有強烈的自強愿望。張之洞、張佩綸、鄧承修、陳寶琛、周德潤等是其中著名人物,在越南問題上主戰呼聲最高。

                         

                        他們一方面為中興之勢所鼓舞,另一方面又間接而片面地了解到法國的孤立與虛弱,感到形勢對我有利而振奮。在他們看來,捻軍起義被鎮壓后國家承平,“蓋今日中法事勢,彼無助兵之與國,我多習戰之宿將,此與道光庚子異者也。……有越軍以分其勢,以劉團以殺其鋒,此與前三年俄事異者也。”(83)這無疑是國家振興的一個大好機會。工部主事余思治奏陳:“我國家平定粵匪以來,休養民力,整頓海防,簡練軍實,已有歷年,攻戰守固以三者俱備矣。”(84)兵科給事中洪良品也認為,“萬國瞻仰在此一舉,此時誠能命將出師,聲罪致討,致屬國亡而復存、危而復安”,“竊惟中國之力,以一國敵眾國,誠難為功,以一國敵一國,尚易為力。”(85)侃侃而談之中,他們仿佛“擴大一統之業,洪億萬年之基”(86)的理想就要實現了。他們還從對外國一鱗半爪的了解中看到振興的希望。首先是認為法國并不可怕。右中允崔國因說:“法國之在歐洲,其勢亦不振矣。一挫于英,繼滅于德;近又頓兵于馬達加斯加之小國而不能取;越南蕞爾隅耳,與之相持且一年余,其間殺傷相當,法之兵力非強也。”(87)再則是他們還以華盛頓、俾斯麥“挽積弱、躋強盛”(88)為例,希冀中國能效法而走向強盛之路。

                         

                        清議派的主戰論是當時最激昂的,光緒九年底十年初清軍在北圻節節敗退之時,仍沒有暫減語勢。他們指責主和派“因循誤國”,也指責政府上下不認真備戰,“廷臣以戰為嘗試,冀得一當以成功;疆吏以戰為空談,而圖茍且以從事。”認為“為今之計,莫若以安南委之,而我得以乘間布置”,“然后,明降諭旨,布告列邦,正其滅我屬國之罪,遣將出關,且戰且守,勝固戰,敗亦戰,求久遠之利,不貪旦夕之功,期以十年,誓滅此寇。”(89)李鴻章前后與寶海、福祿諾兩次議和期間,反對最激烈的就是清議派。張佩綸說:“越事正誤于寶海之甘言,疏沿邊之虞備,幸而中變耳。”(90)這種態度與清政府態度相反,也與當時不少人的態度不同。這次議和,他們尤其感到“肘腋之患”日急,自強之意愈憤。內閣學士廖壽恒說:“溯庚申和議以來二十余年,當時云姑救目前,再圖振作,乃至因循至今,御寇無術,倘又復前泄沓,何自強之可圖耶?(91)

                         

                        然而,書生意氣雖然高昂,畢竟只能造成一種輿論,對于嚴峻的現實,他們又顯得軟弱無力,他們不能從根本上反對和議。光緒十年(1884)四月十二日,伯彥訥謨祜等人上奏贊成同福祿諾和談,有159人簽名,只有張佩綸為首的31人拒絕畫稿。(92)他們之所以贊成和談,還有一個理解上的問題,這在“清流鐵漢”鄧承修的奏議中有所體現。雖然他并非簽名者之一,甚至當時聯名上奏痛斥李鴻章“愛身誤國”一意主和,嚴詞激昂,“為主戰派中人引為讜論”。(93)光緒十年四月初十日,他說“夫越南屬我藩封二百余年,一旦不臣不貢,拱手與人,所謂國體者何?山西、北寧盡歸法人,而我不圖歸復,縱使畫疆,無險可扼,滇粵豈能自守?(94)但在此前的三月十六日他奉諭閱看李福所擬條約及來往問答等文件之后的四月初九日奏議中說:“據目前情勢,似于國體無傷。”(95)數天之內態度迥異,令人感到清議言論之莫測。而仔細觀審,在國體問題上,他強調的仍是封貢的名分,并不是藩屬實質化。

                         

                        作為中法越南交涉的旁觀者,清議官員根據時局的變化,發表自己的看法和主張,其中不無矛盾之處。他們特別強調中國作為宗主國的權利,不容法人侵害。當李脫于上海、天津議和時,河南道監察御史陳啟泰說:如“與之立約,必令其認越南為中國屬國,將占據北圻之城迅速退出。以后越南權利悉由中國代為主持,紅江上下無須法人保護,舊約作為廢紙。并簡派駐越大臣與之商辦。”(96)當法越順化條約初定,工科給事中秦鐘簡說中國應“別遣統兵大臣直救越南,更其條約,以救就亡之國,以折法人之謀,使滇粵無擾而畿輔奠安耶”。(97)陳啟泰又說越南“久列外藩,國王未經受天朝敕封,擅許之款,原不可執為左券,”因此,“一切統俟冊封以后,簡派大臣駐越商定新條”。(98)由此可見,他們的主張是名實俱全的,認為越南的一切內政外交應由中國說了算。但是,清議派對法又存在另一種傾向。秦鐘簡在光緒八年(1882)十一月的一個奏折中說:“茍使法人改約,予我以越南藩屬之虛名,分我山西、北寧之余地,則雖通商開化,和仍可成,果爾,朝廷之愿,亦微臣之愿。”(99)國子監祭酒李端棻在李福議和時表示:“越人反顏事仇不足惜,所可惜者國體耳。”(100)這又明白說出他們不過是追求國體的虛名,只是這“虛名”一字千鈞罷了。更有趣的是,這種矛盾有時在同一個人身上表現出來,上述秦鐘簡便是一例,而吏科掌印給事中孔憲瑴則更為典型。他在光緒十年四月十九日奏中,一方面強調“越人朝貢仍循舊制,倘其朝貢衍期,中國自用中國之法,興師問罪,法人不得干阻”;另一方面又顯示出滿足于字面上的“正大之體”,對越南“中國非利其土地,法國不禁其朝貢。”(101)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嚴酷的現實使他們不得不尋求轉圜之方,頑固的傳統觀念使他們決難舍棄封貢的虛名。

                         

                        法人得寸進尺,步步逼脅,北黎事件以后又生出賠費與據臺為質的要求,這無疑使清議官員看不到一線轉圜的希望,因此,他們的主戰論更加激烈,認為非對法人大加懲創不能有轉機。掌河南道監察御史吳峋于光緒十年六月十六日上奏說:“為今之計,如大舉前進,每年拚出軍餉六、七百萬,照恢復新疆辦法恢復全越,此策之最上者也。”(102)翰林院侍讀龍諶霖奏請太后皇帝“乾綱獨斷……不惟兵費不輕許,撫恤之費不輕許,即五條之約至此亦不可輕許”,全力備戰,“俟其大受懲創,弭耳帖服,然后與之妥議和約,分割越南,彼保南圻,我保北圻”(103),企圖收一勞永逸之效。出使大臣黎庶昌甚至說“寧可兵連禍結,不可忍辱調停。”(104)

                         

                        對于屬國問題,清議派的態度存在多重矛盾。首先他們重視中國自身的義務和責任。內閣學士廖壽恒說:“越南未嘗不日望救于天朝也,可惜者,當黑旗聽用之初,我朝未遣師一旅馳駐越都以爭先著耳。”(105)引咎之意油然而生。對李寶分界一說,江西道監察御史張人駿更是一針見血指出:“名為互相保護,實則剖分越南”(106),與良心和道德大為不合。其次,對越南種種“事大”不專的行為,他們也認為是非禮的。侍講學士陳寶琛就認為阮氏“事我不專,奉法惟謹,放虎自危,自取滅亡,本無足惜。如其鞭長莫及,勒兵養重,誰曰不宜。”(107)河南巡撫鹿傳霖認為越南既為藩服,“世子新立,未受冊封,遽而降法,是叛藩矣。”(108)張佩綸更是由此提出廢藩之見,“越南自福映始封,國中僭號,稱我為北朝,辛丑以后遇我冊使,禮意多闕,一罪也;親法疏我,私許云南商道,二罪也;我方恤小,越不告亡,三罪也。越實負我,我收吾之屬,撤吾之藩,何為不可?(109)在對法交涉中,也有人認為不能不責問越君,“圣世懷柔之意,越君不知感切淪肌,乃臨事倉皇,輒惟彼族是聽,顯背藩邦體制,若不將暫議和約之罪,宣示切責,而僅與法人爭辯,是詞屬一面,無以折服該夷。既無以取信各國,設彼正言相詰,我轉無辭。”(110)中國人習慣于用道德來衡量一切,政治、外交也不例外。當然,也有人不是從道德的角度而是根據客觀形勢提出“逼越內屬”的主張,因為“法視越為釜中之魚。”(111)周德潤則提出:越南朽弱,“茍至萬難補救,與其他族逼處,不如收入版圖。”(112)這種主張具有較強的針對性,著眼于實際,與薛福成之論有某些相通之處。

                         

                        盡管清議派普遍認為,從宗藩義務上不能不干預越南問題,甚至有人認為“置越南而不爭,與割地何異?(113)但也有人認為,若法人僅是侵占越南,“則蠻觸相爭,中國原不必過問”(114),既認為屬國尺地寸土皆天朝隸屬,又常常視其為蠻夷,置于畛域之外。這種矛盾幾乎在當時絕大多數人的言論中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體現。

                         

                        三、結語

                         

                        綜上所述,清政府內部對于這個既牽涉到傳統宗藩關系又牽涉到近代中國與列強關系的越南問題的認識、態度及主張極為復雜。這些主張充滿了矛盾和沖突,或著眼于近代國際政治和中西關系的實踐,或溯源于傳統、傳統觀念乃至與此有密切關系的傳統宗藩關系和中外關系的實踐;或積極,或消極;或反映了中西體制的沖突,或體現了傳統體制本身的矛盾。這種沖突和矛盾不僅存在于派與派、人與人之間,而且表現在同一個人身上。主戰的不乏意氣用事和空論,主和的常常也是著眼于客觀現實出發。與其說這些是政見上的,不如說是價值觀上的沖突。他們的言論讓人既能感受到對“萬邦來朝”的大一統帝國夢幻的無限戀情,也能矜聽到迫于嚴酷時局的無奈呻吟,還能看到欲躋身于“列國競長”的世界中去與列強爭勝的愿望。

                         

                        注釋:

                         

                        ①②③④⑤中國史學會主編:《中法戰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415453457417379387頁。

                         

                        (21)[]馬士著:《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第二卷,張匯文等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7年,第382364頁。

                         

                        ⑦中國史學會主編:《中法戰爭》(),第8頁。

                         

                        (15)(61)(64)郭廷以、王聿均主編:《中法越南交涉檔》(),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2年,第312166167387388頁。

                         

                        ⑨轉引自陳輝燎:《越南人民抗法八十年史》中譯本第一卷,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3年,第41頁。

                         

                        ⑩徐繼畬:《瀛環志略》,鹿澤長序,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年。

                         

                        (11)張英等編:《淵鑒類函》,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063頁。

                         

                        (12)《大清高宗實錄》卷215,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影印本,第36頁。

                         

                        (13)(14)龍繼棟編:《劉武慎公(長佑)遺書·奏稿》,卷16,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第144751頁。

                         

                        (16)(70)王彥威輯:《清季外交史料》卷241932年鉛印本,第1616頁。

                         

                        (17)(18)龍繼棟編:《劉武慎公(長佑)遺書·奏稿》,卷18,第148頁。

                         

                        (19)(23)LLoyd.E.Eastman:Chingi and Chinese Policy Formation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01.24,1965-4,p.599,p.600.

                         

                        (20)葛士浚輯:《皇朝經世文續編》卷101,上海:上海書局,1902年,第1011頁。

                         

                        (22)(48)曾紀澤著、喻岳衡點校:《曾紀澤遺集·文集》,卷四,長沙:岳麓書社,1983年,第191193191193頁。

                         

                        (24)(25)曾紀澤:《出使英法俄國日記》,長沙:岳麓書社,1983年,第187226頁。

                         

                        (26)(45)(46)王彥威輯:《清季外交史料》卷38,第2326頁。

                         

                        (27)(34)(75)吳汝綸編:《李文忠公全集·譯署函稿》,卷141905年金陵刻印,第101031頁。

                         

                        (28)(29)(49)(90)(112)(114)北平故宮博物院編:《光緒朝中法交涉史料》卷41932年該院鉛印本,第2223128829頁。

                         

                        (30)(33)王彥威輯:《清季外交史料》卷33,第78頁。

                         

                        (31)[]丁韙良著:《萬國公法》,張斯桂序,鐫京都崇實館存版,慶應元年(1864)開成所刻。

                         

                        (32)吳汝綸編:《李文忠公全集·譯署函稿》,卷12,第4344頁。

                         

                        (35)《曾忠襄公(國荃)書札》(附文集)16,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第50頁。

                         

                        (36)《曾忠襄公(國荃)書札》(附文集)17,第4頁。

                         

                        (37)《曾忠襄公(國荃)書札》(附文集)18,第3頁。

                         

                        (38)王彥威輯:《清季外交史料》卷27,第24頁。

                         

                        (39)邵循正:《中法越南關系始末》,北平:國立清華大學,1935年,第94頁。

                         

                        (40)王彥威輯:《清季外交史料》卷30,第3頁。

                         

                        (41)(73)北平故宮博物院編:《光緒朝中法交涉史料》卷3,第1134頁。

                         

                        (42)(44)王彥威輯:《清季外交史料》卷40,第2223頁。

                         

                        (43)周家楣、志鈞:《期不負齋政書》卷2,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第46頁。

                         

                        (47)曾紀澤著、喻岳衡點校:《曾紀澤遺集·奏疏》,卷四,第70頁。

                         

                        (50)參見[]布呂吉爾:《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法國的經濟政治概況》,南寧:《廣西社會科學》,1986年增刊,第206212頁。

                         

                        (51)(58)(68)曾紀澤著、喻岳衡點校:《曾紀澤遺集·文集》,卷五,第205199205頁。

                         

                        (52)(59)胡傳釗:《盾墨留芬》卷三,臺北:學生書局,1973年,第290290291頁。

                         

                        (53)胡傳釗:《盾墨留芬》卷一,第2930頁。

                         

                        (54)(60)(62)(63)(67)薛福成:《庸庵全集·文編》,卷二,第371521361516頁。

                         

                        (55)薛福成:《庸庵全集·文外編》,卷一,第11頁。

                         

                        (56)陳忠倚輯:《皇朝經世文三編》卷五,學術五,上海:上海書局,1902年,第31頁。

                         

                        (57)曾紀澤著、喻岳衡點校:《曾紀澤遺集·文集》,卷四,第191193頁。這七條內容為:“一、越南除例遣貢使外,宜專派精通漢文明白事體大員,長住京師,聽候分示,轉報該國。一、越南系中國屬國,例不得擅遣使臣駐扎他邦。然該國如派一精通漢文明白事體之員,帶同法文翻譯官一人前來西洋,作為敝處隨員,亦可常探西洋消息,報其國家。一、法人自從法越前立之約,語弊甚多,官紳私議,常欲脅之以兵,另立一約,即其近年辦理突尼斯國事務之成法也。乞諭越南國王切不可與法人輕立新約。一、法人常以紅江多盜為言,無論盜之真偽,越南宜以除盜自任,力不足則求助于中國。查法越之約,越南有事,越王乞法人助以兵力,法人不得推諉,然并未言越南不得乞助于他國,亦未言不得乞助于中國,亦未言越南未經乞助,法國即可派兵助之也。一、法越條約,西洋各國并未認之。如別國人與法人在越南爭論,歸法國駐扎大臣審判,及別國人在越南犯事,解歸法國西貢地方辦理,此各國斷不能允者。一條不允,全約如廢也。一、越南宜約束土民,勿予法人以口實,致成開釁之由。殺人焚屋等事,皆無益而有害者也。”

                         

                        (65)王彥威輯:《清季外交史料》卷46,第45頁。

                         

                        (66)李恩涵著:《曾紀澤的外交》,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專刊(15)1982年重印,第242頁。

                         

                        (69)趙爾巽:《清史稿》卷527,《屬國二》,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

                         

                        (71)(107)(111)北平故宮博物院編:《光緒朝中法交涉史料》卷2,第27202121頁。

                         

                        (72)王彥威輯:《清季外交史料》卷32,第8頁。

                         

                        (74)北平故宮博物院編:《光緒朝中法交涉史料》卷31,第20頁。

                         

                        (76)王彥威輯:《清季外交史料》卷34,第42頁。

                         

                        (77)王彥威輯:《清季外交史料》卷35,第6頁。

                         

                        (78)王彥威輯:《清季外交史料》卷36,第3頁。

                         

                        (79)(81)龍繼棟編:《劉武慎公(長佑)遺書·尺牘》,卷27,第5356頁。

                         

                        (80)(82)王彥威輯:《清季外交史料》卷37,第21頁。

                         

                        (83)北平故宮博物院編:《光緒朝中法交涉史料》卷9,第25頁。

                         

                        (84)(85)(86)北平故宮博物院編:《光緒朝中法交涉史料》卷10,第141915頁。

                         

                        (87)北平故宮博物院編:《光緒朝中法交涉史料》卷11,第21頁。

                         

                        (88)北平故宮博物院編:《光緒朝中法交涉史料》卷13,第30頁。

                         

                        (89)北平故宮博物院編:《光緒朝中法交涉史料》卷12,第1617頁。

                         

                        (91)(94)(100)北平故宮博物院編:《光緒朝中法交涉史料》卷14,第191323頁。

                         

                        (92)中國史學會主編:《中法戰爭》(),第336339頁。

                         

                        (93)轉引自劉伯奎:《中法越南交涉史》,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0年,第40頁。

                         

                        (95)鄧承修:《語冰閣奏議》卷6,臺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第14頁。

                         

                        (96)北平故宮博物院編:《光緒朝中法交涉史料》卷5,第57頁。

                         

                        (97)(105)(106)北平故宮博物院編:《光緒朝中法交涉史料》卷6,第34252627頁。

                         

                        (98)(99)(110)北平故宮博物院編:《光緒朝中法交涉史料》卷8,第32434313頁。

                         

                        (101)北平故宮博物院編:《光緒朝中法交涉史料》卷15,第2628頁。

                         

                        (102)北平故宮博物院編:《光緒朝中法交涉史料》卷21,第31頁。

                         

                        (103)(104)北平故宮博物院編:《光緒朝中法交涉史料》卷22,第1426頁。

                         

                        (108)北平故宮博物院編:《光緒朝中法交涉史料》卷7,第8頁。

                         

                        (109)張佩綸:《澗于集·奏議》,卷2,第3233頁。

                         

                        (113)屠仁守:《屠光祿奏疏》卷二,潛樓刻印,1922年,第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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