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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慶云:桑兵與近代史研究方法取徑之探討

                        作者: 文章來源:節選自《當代中國近代史理論研究》 更新時間:2017年10月12日

                        節選自《當代中國近代史理論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9月版)第四章第三節,原標題為《借鑒西方理論與挖掘傳統資源》。

                         

                        中國近代史是一門國際性學問,中國本土近代史研究的繁榮發展,離不開融會貫通地借鑒、吸收歐美學術的理論方法。1980年代以來,中國史學與國際史學的交匯日益加深。在中國近代史領域,歐美國家的學者經常提出一些新穎的理論,受到國內學者仿效。但由于缺乏必要的批判精神,不免出現食洋不化、盲目照搬等不盡如人意的現象。對于離開西方概念和理論則無以表述中國歷史的局面,學者頗感憂心。羅志田指出,如果我們沒有自身的學術立足點及在此基礎上的學術優勢,根本談不上與西方史學的對話。[1]胡成亦提出,我們與歐美學術的互動,并非在于單向度地曲從或迎合意義上的“國際接軌”,而是希望能夠與之進行雙向的平等學術對話。作為親身參與、并且也是這一歷史的創造者的中國學人,研究中國歷史實際上具有西方學者難以比擬的優勢,更容易發現中國歷史的內在精神。[2]20106月召開的史學理論:中西比較與融通學術研討會上,有學者提出:中國的史學理論要回到自己的傳統之中才能有所發展,我們的史學理論研究,目前最根本的問題是要把中國史學傳統之中最根本的、奠基性的東西發掘出來,才可能有大的突破。[3]

                         

                        實際上,近年來已有史家將目光投向民國以來的本土史學,欲接續本土學統,從中國自身的史學傳統中尋找理論與方法資源。其中尤以桑兵先生用力甚深,收獲亦豐,在尊西趨新的風氣之下頗具特色。有論者謂:桑兵治學,“用力承接王國維、陳寅恪以來中國學術轉承的脈絡,在通曉世界的基礎上潛心于‘中國典范’亦即‘中國史學知識之骨架’的建造,似在重光民族學術之本”。[4]

                         

                        桑兵對中國傳統史學的重視由來已久。2000年在討論海外史學理論方法與中國近代史研究時,他對于學界一味追隨外國史學理論方法的趨向提出批評:近年來不知源流本末主從正邪的拿來主義和格義附會過濫,越是高明的海外史學理論方法越是和者蓋寡,反而旁門從者如云。他強調前賢的灼見是值得借鑒的,并借陳寅恪所云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統,有所創獲者,必須一方面吸收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來表明對待外來理論之正確態度。 [5]此后他更潛心于晚清民國學術史研究,以陳寅恪、傅斯年等人為取法對象,揣摩其治學的苦心孤詣;多次從方法取徑立論,對如何研治中國近代史形成了較為系統的看法。且在研治學術史的基礎上以學術批評針砭學界時弊,意欲匡正學風,糾其偏弊。其影響廣泛,追隨者頗眾。具體說來,尤為值得注意者有以下數端。

                         

                        一、不能以后來外在系統解讀史料

                         

                        桑兵批評中國史學界不少人研治史學“若不借助于后來外在系統,則幾乎無法讀懂材料,或者說不知材料有何意義。而一旦以后來外在系統為指導,又難免觀念先行,肢解材料本身的聯系與意思。也就是說,今人的問題意識,往往不從材料及其所記述的歷史而來,而由后出外來的理論而生。”[6]或因言辭偏于激烈,被朱宗震批評為以懷古排外心態,挑戰近代中國百年來歷史學的發展對海歸派和西方的學術體系,以偏概全,幾乎一棍子打死,其實是小農社會的狹隘心態。”[7]

                         

                        實際上,王國維早在1916年即對影響日深的西方史學理論評論曰:吾儕當以事實決事實,而不當以后世之理論決事實,此又今日為學者之所當然也。”[8]海外學者如柯文曾表達相似的意思:中國史家,不論是馬克思主義者或非馬克思主義者,在重建他們過去的歷史時,在很大程度一直依靠從西方借用來的詞匯、概念和分析框架”[9]。而余英時亦明確指出:我可以負責地說一句:20世紀以來,中國學人有關中國學術的著作,其最有價值的都是最少以西方觀念作比附的。如果治中國史先有外國框框,則勢必不能細心體會中國史籍的本意,而是把他當報紙一樣的翻檢,從字面上找自己所需要的東西。”[10]

                         

                        桑氏所論,實際上仍可納入“史”、“論”關系探討的范疇。其指陳批評者類于“以論帶史”。“以論帶史”在建國后的“十七年”間一度盛行,在“文革”中更被極端化至“以論代史”,以至取消了史學自身存在的價值。改革開放以后,學界對原來視為天經地義的一些前提預設提出質疑,同時對“以論帶史” 的作法加以反思。但隨著西方理論方法的大量引進,新形式的以論帶史”——即以西方理論為框架,以中國史料填充其中——又開始盛行。以后來外在框架來條理史料,難免強史料以就我,對與理論框架矛盾的史料視而不見。以致否定了舊的教條主義,又自我套上新的教條主義的枷鎖。”[11]終難免如陳寅恪所言:其言論愈有條理統系,則去古人學說之真相愈遠。”[12]

                         

                        與以外在系統解讀材料密切相關的是,桑兵在治學取徑上特別強調不能“懸問題以覓材料”,而應首先放眼讀書,“由細心苦讀以發現問題”。現代史學潮流之下,“問題意識”在史學研究中居于相當關鍵的位置;廣博讀書耗時久不易見功,“懸問題以覓材料”的作法在當下相當普遍。放眼讀書后再治學本為王國維等民國學人所指示的大道正途,[13]傅斯年提出史學只是史料學卻始料未及滋生只找材料不讀書的流弊。[14]帶著問題找材料,過強的先入為主之見,不但影響到對材料的選擇取舍,也會制約對材料的解讀:首先,勢必使得中國人變成外國人,讀不懂中國書,只能用外國觀念來理解中國書;其次,將各種文獻統統當作史實的客觀記錄,則作者的主觀不可見,同樣影響對文獻的理解,尤其是無法探究作者的心路歷程。”[15]

                         

                        這一論題,還涉及到對史學泛社會科學化的警示。桑兵明確表示:“史學著重見異,有別于社會科學的主要求同”。[16]近代以來,社會科學對史學研究的影響與日俱增,被視為史學獲得科學地位的必由之路。在泛社會科學化的影響下,……史學不是從史料中解讀出來,而是先入為主地按照一定的格式將史料肢解后重新拼裝。” [17]

                         

                        社會科學強調普遍的解釋力,強調研究對象的“匿名”性。對于史學社會科學化的利弊得失,學界亦見仁見智。值得注意的是,桑氏并非對于在史學研究中援用社會科學的理論方法完全排斥。他雖然強調“史學著重見異”,但也認識到“雖然歷史上一切人事均為單體,卻并非所有的單體均有足夠的記述呈現其單體性及其相互關系,如果一概強求個別人事的比較聯系,一般社會成員勢必成為無聲的群體,難以在史學領域得到應有的呈現”。因而“隨著對于傳統史學批判和關注層面的下移,社會科學之于史學的作用與日俱增。”[18]事實上史學完全排斥社會科學亦不可能。他只是針對中國史學界的學風流弊,強調對于種種概念、理論與方法能否適應研究對象有必要的警覺,力圖保持史學主體性。即他所謂“今日中國史學求新必先固本,根本鞏固,才能行大道,成正果。”同時也提出,“不應視其他學科為不學而能,在與其他學科的學人有效合作的前提下,學習和借鑒相關的理論和方法,嚴格遵守必需的戒律,并對其中的不適用性有充分的自覺,防止生搬硬套,更不能在不同學科之間跳來跳去”。[19]總體說來,他對于社會科學方法雖并不排拒,但還是持相當保留的態度。

                         

                        二、回到歷史現場

                         

                        桑兵從回顧總結社會學人類學對史學的影響啟發之中,提出研治近代史應追求“回到歷史現場”。其所謂“回到歷史現場”,“不僅要回到一定的空間位置,回到事情發生的那個時代或那段時間,而且要設法回到當時當地,回到事情正在發生的過程之中”;“要和歷史人物一起經歷其事,而且不是作為旁觀者,也不僅僅是參與者之一,而是和所有親歷者一起經歷他們各自所經歷的全部過程”。[20]

                         

                        歷史本體杳然難覓,如何才能重返歷史現場。陳寅恪曾指出,對于古人學說,“應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筆”。“所謂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與立說之古人,處于同一之境界,而對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表一種之同情,始能批判其學說之是非得失,而無隔閡膚廓之論。” 陳氏同時還指出:但此種同情之態度,最易流于穿鑿傅會之惡習。……則著者有意無意之間,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際之時代,所居處之環境,所薰染之學說,以推測解釋古人之意志。”[21]通過神游冥想的推理想象獲得了解之同情,主要針對史料憑藉不足的古史。因易致想當然的附會,運用須十分謹慎,才可避免“穿鑿傅會”。

                         

                        桑兵強調指出,史家治史要重返歷史現場,穿越時空所能憑借者主要還是史料。由于近代史料遺存豐富詳盡,研究者可以不必主要依靠“神游冥想”的想象力,而可運用“以實證虛”之法,達到重返現場之目的。他指出,治近代史如僅止于用研究古代史的方法辨真偽、求大概,達到如上古史的精細程度并非難事。不過,用第一手資料能夠直接證明的問題,大體上只是時、地、人、大體過程等等比較簡單表淺的部分,至于更為復雜的思維盤算、人際關系以及相關作用的詳情究竟如何,一般很難以直接史料征實。此時則需要“通過對羅生門式的歷史記錄的大量細節進行實證,以此為鋪墊,還原相關人物的相互關系和眾多事實的相互聯系,使得研究者憑借對錯綜復雜的事實的把握,讓歷史人物的關系和性格隨著細節的豐富而逐漸顯現,全方位地重現歷史場景,研究者因而由局外人變成參與者,實現與歷史人物的共同生活,真正獲得對研究對象的了解之同情。”重返歷史現場要求研究者“盡可能全面地了解所有當事人全部有關言行,并將各種不同的記錄相互印證,從而揭示言行的所以然,才有可能整體把握錯綜復雜的歷史事實,通過人物心路歷程之真逐漸接近歷史真相。”[22]

                         

                        在他看來,陳寅恪晚年研究錢柳姻緣即為“回到歷史現場”的典范。陳氏“所論證的不僅在社會常情與變態,而且與個人心境相溝通,由典型代表人物的具體殊境而非由制度與現實的差異來考察時代精神與情感;不僅描述外在的行為,而且揭示內在的思維;不僅通過神游冥想達到了解同情,而是經由剖析具體背景、原因、交流等相關聯因素回到歷史現場切實進入了解同情的境界;不僅分辨史料表面的真偽,而且力透紙背,揭示相關人事‘放大真跡’的潛因與程度,從真相中發掘出實意。”[23]

                         

                        “回到歷史現場”是相當重要的一個概念。重返歷史現場,重建歷史場景,意味著應盡可能避免用后來的理論框架來摘取組裝材料,并盡可能避免研究者的后見之明。羅志田批評史學研究中的“倒放電影”傾向,即針對研究者以今情度古意、濫用后見之明的作法。他認為,對后見之明的副作用必須有清醒的認識,即無意中可能會“剪輯”掉一些看似與結局關系不大的“枝節”,結果呈現的歷史雖然脈絡分明,卻漏掉了歷史豐富復雜的面相。[24]李懷印在《重構近代中國》一書中提出要構建在時和開放within-time and open-ended)史觀,其所謂“在時”,即“強調在研究某個特定的歷史事件時,從事件正在發生的彼時彼刻觀察問題”。[25]這二者同回到歷史現場實有相似之處。謝維則在回到歷史現場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回到實踐現場[26]

                         

                        “回到歷史現場”,還涉及對于歷史必然性與偶然性的探討。若研究者不能節制后見之明,因在其看來史事的結局已然確定,其研究則難以擺脫論證歷史發展必然性的窠臼。唯有回到歷史特定的時空現場,才能對歷史的偶然性與可能性空間有足夠的關注,才可能展現歷史發展的豐富性與多樣性。

                         

                        也有論者指出,后見之明并非全無積極意義,“一方面,由于當時人、當事人都有自己的立場和角度,經常無意或有意為后來之人的認知設置一些陷阱和迷宮,如果只是強調返回歷史現場,‘處于同一之境界’可能會被歷史誤導”,“另一方面,如果只局限在歷史現場,研究也就無法超越局中之人的眼界和經歷”。[27]但應看到,回到歷史現場并非完全摒棄研究者的視角(事實上亦不可能),而是力圖進入到歷史局中人的視角,并往返于兩種視角之間。

                         

                        如何才能重返歷史現場,桑兵強調博采比較各方史料,揣摩時人的所思所想所為,通過“嚴謹的考證,以實證虛,由碎立通”而達致。[28]在具體方法上,陳寅恪即繼承并發展了宋賢長編考異治史方法,[29]桑兵則對之作了進一步闡發:以事實證言論,以文本相參證,繼以考訂解釋,可以明圣人之言行。此即宋代司馬光等人的長編考異之法。長編考異之法的依據在于歷史不可重復,只會演化,所以史學于比較中著重見異,而非求同。……長編考異于比較異同中尋繹歷史因時空改變而發生的衍化以及無限延伸的事實聯系,以求達到貫通的境界。”[30]具體說來,“即按時空順序比較不同的材料,以求史事的生成衍化及其內在聯系”。桑兵視長編考異法為基本治史方法,所謂“萬變不離其宗,基本的做法一脈相承。在此之上,可以千變萬化,在此之下,主要還是如何入門的問題。”[31]

                         

                        就桑兵本人的研究實踐而論,他近年主要致力于民國學術史研究,所涉及的多為觀念精神層面之問題,虛玄而不好捉摸。但人的思維與行為互相關聯,因而他將學與行結合考察,將思想還原為事實,以“俱舍宗解俱舍學之法”,通語境以解文本,“不僅比勘文本,而且比較本事,把握頭緒,了解同情”。[32]換言之,通過鉤稽學人的人脈關系和具體活動,體察立說者的直接動機,回到歷史現場,以展現晚清民國以來學術發展的面貌和趨勢。因研究方法得當,其研究課題不論新舊,皆能提出新穎的、更深刻的結論[33]令人耳目一新。

                         

                        三、治史應求貫通

                         

                        近年來,所謂歷史研究的“碎片化”問題受到近代史研究者的關注。《近代史研究》在2012年第45期連續發表多篇關于碎片化問題的筆談。不少學者認為,就中國近代史研究狀況而言,所謂碎片化危機多少有些言過其實。[34]羅志田援用錢穆的非碎無以立通,強調史學是一門以碎片為基礎的學問,碎片研究自有其價值。[35]

                         

                        桑兵并未直接參與此一討論,但其所論又隱然與之密切相關。他同樣引錢穆“非碎無以立通”等語,但其立意之側重略有差別。他認為:“要將所有單體的史事安放到適得其所,必須碎與通相輔相成。研究要專而不宜泛,專則窄,容易流于細碎,但專未必就是不通。由碎而通,不僅要注意碎與碎之間存在關聯,即使碎本身,得其所哉也是通的體現。否則,高談闊論,門外文談,便是泛而非通,實為不通之至。同樣,碎也要通,一方面碎為通的部分,另一方面,貫通才能放置細碎得當。具體的專題研究若是孤立片面,非但不通,而且易誤。有時甚至越是深入,越加偏頗”。[36]

                         

                        研究瑣碎化也與近代以來分科治學成為主流趨向有關。學科之間的分割和隔膜,容易使學者畫地為牢,不敢越雷池半步。對于不少近代史學者研究偏于狹窄的現狀,桑兵有尖銳批評。他雖不否認分科分段治學有因近代史料太多須縮短戰線以便于實際操作的合理性,但同時特別指陳學科分割的弊端,“尤其近現代史,雖然已是斷代之一部,還要進一步時間上分段,空間上分類。這種割據分封的專家之學,看似占山為王,轉換角度和準則,其實就是落草為寇。”治史劃分過窄,各守一隅,窄而深的努力往往流于狹隘的積習。學問支離破碎,失去整體性,所治窄而深的局部研究乃至對于學問的見識判斷也會扭曲。瑣碎化與隨意性相反相成,都在侵蝕近代史研究的整體性。研究領域過于褊狹和整體史的嚴重缺失,已經成為制約史學發展的瓶頸癥結。因而他強調近代史研究必須追求貫通,要在整體之下研究具體,探尋個別的普遍聯系。[37]

                         

                        如何在博通與專精之間求得平衡,桑兵特別強調三點:其一為由博返約,讀書須以目錄學為門徑,把握規模門類,分辨主次輕重,以收執簡御繁之效。其二為由專致精,由精求通。但不能由專而偏,而應將具體的專門研究置于整體中的適當位置;亦不能局限于一隅,畛域自囿。其三為切忌橫通。[38]

                         

                        桑兵關于“貫通”的論述,從中國近代史研究慣常關于整體與碎片的二元對立式爭論中跳脫出來,不失為解決中國近代史研究趨于細碎的可行之道。論者指出:“特定的人與事若不置于更寬廣的時空脈絡之中便會基本失去所謂‘歷史意義’,甚至難以索解,故一個研究具體問題的史家有意無意間又多少接受或遵循著某種框架性的詮釋體系。”[39]這種框架性的詮釋體系,或近似于史學界曾經熱烈討論的近代史研究范式問題。桑兵對范式這一舶來的概念不以為然,雖承認教育很難避免范式的使用以求一律,小夫下士也需要范式的指引憑借才能梳理材料史事;還是強調治史不能從一定的材料、觀念出發,必須相對比較地看一切人事思想,因而高明者從不受所謂范式的框縛支配,也無須調整改變范式來修正看法。”[40]學界關于近代史研究革命范式、現代化范式的論爭,若各執一端,則無從破解。鄭師渠提出應超越范式之爭,向通史的本義回歸,突出的特點。不僅縱向體現一以貫之的歷史脈絡,橫向上也要體現中國社會各主要板塊間的有機互動。[41]其看法與桑兵多所相似。

                         

                        值得指出的是,桑氏所論“貫通”,即對史學研究整體性的追求,實際上并不排斥宏大敘事框架,只不過具體研究“背后那一套宏大敘事框架的深淺高下,不能一目了然”。[42]換言之,研究者心中對近代史的整體觀照并不可少,但無須以條條框框揭示出來,而隱含于具體研究之中,須閱讀者留心體察與判斷。

                         

                        學術風氣自與時代思潮息息相關。改革開放三十余年來,中國大陸學界的近代史研究亦經歷了由追慕域外理論方法到強調主體性的過程。與桑兵抱持類似傾向者實不乏其人。如羅志田亦致力于民國學術思想史的梳理和研究,欲接續一度被中斷的學統。茅海建指出近年來近代史學界出現了“學問越做越近,方法越用越老”的風氣轉移。[43]當然,強調主體性并不意味著對域外理論方法深閉固拒,只是在強固根本之后,對外來理論可以多些自信,以從容采擇,并能在實際運用中反思其適應限度,并加以調適;進而能從豐富、復雜的歷史事實中提煉出真正具有本土特色的理論概念。

                         

                        注釋

                         

                        [1] 羅志田:《見之于行事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可能走向》,《歷史研究》2002年第1期。

                         

                        [2] 胡成:《我們的中國史研究如何走向世界?》,《史林》2011年第5期。

                         

                        [3] 李娟:《史學理論:中西比較與融通會議綜述》,《史學史研究》2010年第4期。

                         

                        [4] 張太原:《發現史料之外的歷史-以傅斯年研究為例》,《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2期。

                         

                        [5] 《海外史學理論及方法與中國近代史研究學術座談會紀要》,《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3期,第1710-11頁。

                         

                        [6] 桑兵:《庚子勤王與晚清政局·緒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3頁。

                         

                        [7] 朱宗震:《評桑兵先生對百年來中國史學的挑戰-<庚子勤王與晚清政局>》,《史學方法與學術批評》,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75-176頁。

                         

                        [8] 王國維:《再與林(浩卿)博士論洛誥書》,《觀堂集林》第一卷,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49-50頁。

                         

                        [9] 【美】柯文:《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序言》,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1頁。

                         

                        [10] 余英時:《論士衡史》,上海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第459頁。

                         

                        [11] 海外史學理論及方法與中國近代史研究學術座談會紀要》,《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2]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審查報告》,陳美延編:《陳寅恪集·金明館叢稿二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280頁。

                         

                        [13]參見周光午:《我所知之王國維先生-敬答郭沫若先生》,陳平原、王楓編:《追憶王國維》,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7年版,第165頁)。

                         

                        [14] 詳參桑兵:《傅斯年史學只是史料學再析》,《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5期。

                         

                        [15] 桑兵:《傅斯年史學只是史料學再析》,《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5期。

                         

                        [16] 桑兵:《治學的門徑與取法——晚清民國研究的史料與史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63頁。

                         

                        [17] 《海外史學理論及方法與中國近代史研究 學術座談會紀要》,《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3期,第1710-11頁。

                         

                        [18] 桑兵:《中國近現代史的貫通與滯礙》,《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2期。

                         

                        [19] 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秘書處組編:《中國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發展報告 2005》,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56頁。

                         

                        [20] 桑兵:《從眼光向下回到歷史現場》,《中國社會科學》2005年第1期。

                         

                        [21] 陳寅恪:《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審查報告》,陳美延編:《陳寅恪集·金明館叢稿二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第279-280頁。

                         

                        [22] 桑兵:《從眼光向下回到歷史現場》,《中國社會科學》2005年第1期。

                         

                        [23] 桑兵:《陳寅恪與中國近代史研究》,《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第181頁。

                         

                        [24] 詳參羅志田:《見之于行事: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可能走向兼及史料、理論與表述》,《歷史研究》2002年第1期;羅志田:《民國史研究的倒放電影傾向》,《社會科學研究》1999年第3期。

                         

                        [25] 李懷印:《重構近代中國》,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279頁。

                         

                        [26] 謝維:《回到革命史的實踐現場》,《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2期。

                         

                        [27] 胡成:《敘述轉向與新舊之間的整合新世紀中國近現代史研究面臨的一個問題》,《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1期。但

                         

                        [28] 桑兵:《晚近史的史料邊際與史學的整體性-兼論相關史料的編輯出版》,《歷史研究》2008年第4期。

                         

                        [29] 王永興:《陳寅恪先生史學述略稿》,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11頁。

                         

                        [30] 桑兵:《了解之同情與陳寅恪的治史方法》,《社會科學戰線》2008年第10期。

                         

                        [31] 桑兵:《中國近現代史的貫通與滯礙》,《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2期。

                         

                        [32] 桑兵:《晚清民國的學人與學術·緒論》,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67頁。

                         

                        [33] 陳以愛:《學術與時代:整理國故運動的興起、發展與流衍》(臺灣政治大學歷史系博士論文),第7頁。

                         

                        [34] 鄭師渠:《近代史研究中所謂碎片化問題之我見》,《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王笛:《不必擔憂碎片化》,《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王玉貴、王衛平:《碎片化是個問題嗎?》,《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5期。

                         

                        [35] 羅志田:《非碎無以立通:簡論以碎片為基礎的史學》,《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

                         

                        [36] 桑兵:《治學的門徑與取法——晚清民國研究的史料與史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19頁。

                         

                        [37] 桑兵:《中國近現代史的貫通與滯礙》,《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2期;桑兵:《治學的門徑與取法——晚清民國研究的史料與史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50頁。

                         

                        [38] 桑兵:《晚清民國的學人與學術》,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10-14頁。

                         

                        [39] 羅志田:《見之于行事: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可能走向——兼及史料、理論與表述》,《歷史研究》2002年第1期,第30頁。

                         

                        [40] 桑兵:《治學的門徑與取法——晚清民國研究的史料與史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25頁。

                         

                        [41] 鄭師渠:《近代史教材的編撰與近代史研究的范式之爭》,《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2期。

                         

                        [42] 桑兵:《治學的門徑與取法——晚清民國研究的史料與史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28頁。

                         

                        [43] 謝維:《中國近代史研究三十年-過去的經驗與未來的可能走向》,《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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