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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坤:“16—20世紀國際貿易、技術變革與經濟增長”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

                        作者: 文章來源:中國經濟史研究微信公眾號 更新時間:2015年07月13日

                        2015年4月11—13日,全球經濟史國際會議“16—20世紀國際貿易、技術變化與經濟增長”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文學院召開,大會工作語言為英語。濱下武志、王國斌(Roy Bin Wong)、萬志英(Richard Von Glahn)、馬克林(Colin Patrick Mackerras)等著名漢學家,和Joseph Inikiri, Federico Romero, Yun-Casalilla等歷史學家以及其他來自于美國、英國、荷蘭、德國、澳大利亞、意大利、西班牙、日本和墨西哥等國的18位外國學者和30余名國內學者參加了會議。

                         

                        會議共收到38篇英語論文,有37名參會學者宣讀了論文。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歷史系教授及亞洲研究中心主任王國斌教授在開幕式上作了主題發言。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歷史系萬志英教授和西班牙巴布羅德奧拉維戴大學歷史系Yun-Casalilla教授在開幕式上宣讀了論文,中山大學亞太研究院院長濱下武志教授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文學院經濟系張麗教授在閉幕式上宣讀了論文。《中國經濟史研究》常務副主編高超群教授做了主旨發言。

                         

                        會議還進行了八個題目的分組討論,分別為“市場與經濟增長”“海上貿易與網絡”“金融與貨幣”“全球經濟史研究的資源與方法”“商人、海盜與海上貿易”“社會與社會制度”“商品貿易與城鎮發展”“社會演變與技術變化”。

                         

                        此次會議以“國際貿易、技術變化和經濟增長”為大會主題,在這一主題范圍下,會議論文所涵蓋的研究問題范圍頗廣,有些問題正是當今國際經濟史學界廣為關注和熱烈討論的問題。

                        一、關于大分流問題的討論

                         

                        “大分流”是當前國際經濟史學界中的一個非常熱門的話題。此次會議中,幾位學者的論文都涉及到了這一問題。王國斌教授指出大分流對理解中國經濟過去與現在之間的聯系提出了挑戰,但經濟史和發展經濟學文獻并沒有清楚地闡明這種聯系。20世紀晚期關于“為什么中國落后于歐洲”的解釋非常寬泛,涉及地理、生產技術、社會結構、文化/宗教、政治意識形態和制度等。這些解釋是描述性的,無法量化說明哪種敘述更能解釋現實。王國斌教授認為彭慕蘭強調美洲殖民和煤礦的位置對英格蘭工業化的重要性;其分析有兩大貢獻:一是選擇了可比較的空間做比較經濟史分析,二是強調經驗分析和數量比較而非描述性分析。彭慕蘭之后,勞動生產率差異、工資差別被證明不足以解釋大分流,學者們認為與印度紡織業的競爭以及進口替代才是引起大分流的關鍵原因。但中國與英荷工資的差別引起學者思考,為什么工業革命之前工資出現了大分流?這又促使學者思考歐洲商業資本主義的發展以及商業資本主義是如何被工業資本主義取代的。關于中國工業化,王國斌教授梳理了晚清至改革開放后中國工業化的歷程,指出當前中國工業化的成就來自于自下而上的實踐與自上而下的努力,并從晚清鄉鎮和城市工業中獲得了益處。中國的工業化歷程表明,政府在經濟變化面前采取的正確政策和發展方式能夠為經濟發展構造美好未來。

                         

                         張麗教授在閉幕式上的大會發言也是圍繞著大分流的問題展開的。她指出全球化不是國際化,全球化是世界經濟體系的建立,它的核心內容是國際勞動分工。張麗教授認為大分流正是在全球化的過程中產生的;全球化所創造的全球市場、國際勞動分工體系、以及建立在國際勞動分工基礎上并依靠國際貿易所完成的國際不平等交換是大分流得以產生的基礎,三者缺一不可。張麗教授指出市場的大規模擴張會帶來“生產可能性邊界”的外移,進而導致創新和生產力的提高。當市場擴張速度是產業憑借簡單生產規模擴大(靠增加勞動投入)遠遠不能追上的速度時,經濟學中的“邊際收益遞減”規律不但不會發生,邊際收益反而會急劇上升,從而促進生產組織制度上和技術上的創新和變革。這一點在英國工業革命中的中心產業,英國棉紡織工業的歷史發展中得到了充分體現。急劇擴張的海外市場是英國棉紡織業飛速發展的一個巨大推動力。東歐的糧食進口,美國的小麥、玉米和棉花的進口,以及印度的棉花進口等,是英國可以大搞圈地運動,全力發展棉紡織工業生產的前提條件,而美國、印度、西非等棉紡織品消費市場的保障也是英國棉紡織工業可以飛速發展的基礎和動力。在英國棉紡織品與美國棉花的貿易交換中,英國棉紡織工人一個小時的勞動可以換取美國棉花農場上黑奴多個小時的勞動,在這種不平等交換中英國顯然占有優勢地位。正是國際市場,國際勞動分工和不平等交換使英國得以完成工業革命,也使后來努力占據國際勞動分工體系高端的國家得以越來越發達富有,導致了西方的崛起和大分流的產生。與英國和西北歐國家相比,17—19世紀中國制造業的需求市場則基本上是比較穩定的,雖然也有日本、歐洲、美洲大陸在16世紀中葉至18世紀中葉對中國制造品需求的增加,但與16—19世紀初時英國和西北歐相比,根本不可同日而語。在這一時期,中國制造業呈現的主要是“斯密型增長”。

                         

                        Inikori教授在“市場與經濟增長”分組討論會上關于“英國工業革命期間的大西洋貿易和技術發展”的報告也對市場與大分流之間的關系進行了探討。Inikori教授認為在國家層面上,結構轉型與技術發展并不必然與人均收入增長同時發生。在短期的某個時刻,當結構轉型與技術發展出現時,國民人均收入增長可能會停滯,甚至減少。英格蘭的經驗便展示了這種現象。當結構轉型與技術發展小范圍地集中發生在個別落后地區時,盡管該地區的結構轉型和技術發展與人均收入增長同時發生,但由于其他地區的暗淡表現,國民人均收入增長并未發生。在結構轉型與技術發展對人均收入增長的積極影響擴展到全國之前,國家層面的數據不會有亮點。因此,基于國家層面的分析并不能有效說明導致工業革命新技術產生的原因,必須將目光聚焦于微觀區域層面。歐洲的崛起與大西洋貿易存在密切聯系,大西洋貿易的積極影響并沒有傳遍整個歐洲,甚至對英格蘭各州縣的影響也不是均衡的。通過對英格蘭各州縣經濟表現的對比分析發現,巨大的利益最初主要流向英格蘭的一小部分地區。蘭開夏郡和西賴丁利用其相對廉價的勞動力,俘獲了與其區域規模不成比例的大西洋市場份額,在出口導向增長戰略的指導下,規模龐大的海外市場有力地推動了技術發展,最終完成了進口替代的工業化進程。同時,Inikori教授提出,15世紀和16世紀晚期歐洲的貿易擴張沒有引發工業革命是因為當時缺乏足夠的市場和經濟機會;工業革命發生在英國,而不是同時發生在歐洲幾個國家(特別是與英國擁有相同制度軌跡的荷蘭),是因為大西洋貿易的利益并沒有在參與國之間均衡分配;長江三角洲與東安格利亞結局相似,是因為二者都失去了重要的市場,蘭開夏郡和西賴丁沒有經歷長江三角洲那樣的結局,是因為其獲得了足夠的市場。

                         

                        另外,在“市場與經濟增長”討論組上發言的其他幾位學者也或多或少地涉及到了大分流問題。夏明方教授在他的“亞當·斯密在哪兒?環境史中的中國鄉村經濟”的論文中提出,強調社會分工(不同經濟部門或社會階層之間的分工)的斯密理論不能解釋以農工結合為主要形態的近代中國農村經濟的演變。當前中國因踐行社會分工,嵌入西方主導的世界經濟體系中,在贏得經濟增長的同時也付出了沉重的環境成本,而在大分流中落敗于斯密社會分工模式的、一度被認為是愚昧落后的農工結合的小農經濟,在未來也許是能讓中國擺脫環境困境的可行路徑。南開大學經研所的關永強副教授在他“近代中國鄉村手工業視角下的斯密增長理論回顧”的論文報告中指出,近代中國鄉村工業的發展主要是斯密型動力或市場推動的結果,其與西方勤勉革命沒有明顯差別;1930年代的中國農村存在內卷化現象,但主要是市場波動而非人口壓力的結果;近代鄉村工業中有很多勞動密集型技術,但中國的工業化卻不僅是勞動密集型的發展道路。

                         

                        二、歷史上的海洋貿易

                         

                        “一帶一路”是近來國內各界高度關注的問題,本次會議中不少學者都關注明清時期的海洋貿易,特別是有關亞洲海洋貿易中的貿易港口、貿易網絡、海商和海盜等問題。濱下武志教授在閉幕式上討論了“15—18世紀的亞洲海上絲綢之路與貿易港口城市”,從整體和聯系的視角探討了15—18世紀亞洲海上絲綢之路上貿易港口城市之間的互動及其本質。濱下武志教授認為如果僅將海上絲綢之路看作東西方貿易、交流和文化聯結的路徑,會錯失亞洲各海域的區域功能和歷史特征。從中世紀開始,大量貿易中心和港口城市出現在亞洲海域,并根據亞洲海域的整體變化調整自身在各自海域中的角色。每個海域都分享和影響各自在區域節點和網絡中的變化,一個區域也是另一個區域的塑造者。濱下武志教授還著重探討了琉球在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貿易體系中的交流網絡作用。他用商品鏈、貿易網絡、移民、文化區域、文化圈將各個區域聯結起來,發現亞洲絲綢之路同時是大陸世界和海洋世界的橋梁與紐帶,通過有等級地分享資源和必需品,各個地區相互聯結形成一個有效整合、運行良好的整體。

                         

                        李慶新研究員對“17、18世紀東亞海域的海洋勢力、貿易網絡和港口體系”進行了探討,將當時東亞海洋變局置于大航海時代東亞歷史變遷與早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進行考察。中國人民大學Agnes Kneitz博士就“全球洋流對全球導航的影響”的發言則探討了海洋科學發展對全球導航和海洋貿易的影響。夏繼果教授提出新海洋史研究的三個特點:(1)研究視角從大陸中心轉變為海洋中心,(2)將海洋視為互動網絡而非單純的貿易路徑,(3)將當代海洋視為長期存在的海洋網絡的一部分。

                         

                        Antony Robert教授作了關于“1550—1850期間北部灣的貿易、走私、海上搶劫與戰爭”的發言,提出海上搶劫是北部灣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的內在特征;地方政權如越南的阮家,以及隨后的安南西山政權,還有臺灣的鄭氏集團,都直接或間接地支持海盜行為,并將其作為增加財政收入和在政治斗爭中贏得競爭優勢的一個手段。在無秩序、不確定的條件下,貿易、走私和海上搶劫沒有什么區別。河北大學的王濤副教授指出鄭芝龍個人的命運是中國海商命運的縮影:由于得不到來自中央政權的支持,海商在與西方的競爭中失敗了;中國也成為一個只有商品出口,但卻沒有海上力量的國家,并最終為此付出了沉重代價。登州博物館的汪義正研究員指出嘉靖政府1559年對中國海商王直的殺害,使葡萄牙海商得以趁虛而入,把澳門充當對日貿易基地,進而取代了之前的王直海商集團,一躍而成為中日貿易的主宰,這就是日本南蠻貿易的開端。東京外國語大學的Sousa Lucio副教授對全球化早期出現在亞洲海洋貿易中的猶太商人進行了研究,并以一支出現在巴西和中國的猶太商人家族為例,探討了他們的海洋貿易生涯和社會經濟網絡。

                         

                        三、美洲白銀和明清中國財政問題

                         

                        美洲白銀對歐洲和中國經濟發展的作用一直是經濟史研究中一個頗有爭議的問題,在這一領域,萬志英教授無疑是一位舉足輕重的人物。萬志英教授在開幕式上的發言中探討了19世紀上半葉中國道光蕭條(1820—1850)與白銀外流之間的關系。他指出很多學者認為白銀外流是道光蕭條的原因,但中國的白銀外流始于19世紀20年代晚期,銅幣的明顯貶值始于19世紀30年代中期之后,而此時道光蕭條其實已經發生了。因此,白銀外流并不是引起道光蕭條的原因,經濟不幸的根源不應歸罪于對外貿易等外部因素。18世紀晚期中國國內市場的一體化水平出現倒退,鄉村工業的發展犧牲了江南等核心區域工業的利益——后者生產的產品質量更高但價格更貴,導致其國內市場嚴重萎縮。這種國內其他地區對江南工業產品的進口替代阻礙了區際貿易,加劇了自給自足經濟模式的深化,以及不斷增長的工業生產的鄉村化。中國人民大學的何平教授在他的論文中也探討了大量白銀流入對明朝中國貨幣體系的影響,認為明朝中國在中西貿易上的入超以及西方的黃金套利使白銀大量流入中國,這為中國建立白銀貨幣系統帶來了國際契機。

                         

                        除了美洲白銀外,一些學者對貿易中的金融問題也作了探討。山西大學成艷萍教授探討了清朝恰克圖貿易的繁榮與山西票號之間的關系,指出商品貿易的發展影響了山西票號的規模,而山西票號對商品貿易的發展則既有正面影響,也有負面影響。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袁為鵬副研究員以統泰升號商業賬簿(1798—1850)為例,分析了中式會計的重點、主要功能和存在問題,指出中式會計能滿足生意的基本需求,但只發展了單式簿記,看不到復式記賬的任何痕跡。

                         

                        四、知識和技術傳播與經濟增長

                         

                        貿易、移民、戰爭以及征服從來都是知識和技術傳播的重要途徑。此次會議的另一個重要議題就是全球化歷史中的知識和技術傳播。Yun-Casalilla教授在開幕式上的大會發言探討了“黑色傳奇”(Black Legend)時代西班牙帝國的非正式制度和社會網絡在技術和科技知識傳播中的角色與作用。指出承載技術信息傳播的社會網絡為理解技術和權力之間、以及全球化和帝國之間的關系提供了便利。16世紀的西班牙是歐洲的中心;知識、蘊含挑釁思想的商品、技術和技工、建造師和工程師、導航員和水手、精通戰爭技術的軍人、醫生及其他行業從業者的區域間流動編織了一個非正式的承載技術傳播的社會網絡。隨著卡斯蒂利亞成為西班牙全球帝國的中心,這個網絡變得越來越稠密,并在海外擴張的推動下由跨國網絡成長為跨大西洋網絡。該社會網絡是知識、技術的跨國傳播和全球傳播最有效率的走廊。技術是帝國征服和統治的工具,同時也為帝國的敵人提供了反抗帝國的資源,增加了殖民地自治以及與統治者進行政治協商的可能性。西班牙帝國是16世紀推動全球化最有實力的代表,但技術的全球化本身弱化了帝國的力量。因此,不能只強調技術作為帝國統治的工具。全球化和帝國統治相互聯系,但并不總是作用在同一個方向。最后,Yun-Casalilla教授指出,為了理解那個時代的復雜性,不能只關注由王權創造的正式制度,也要關注知識和技術傳播背后的非正式制度和社會網絡。

                         

                        Colin Mackerras教授在他的論文中也探討了科技發明的傳播以及其對全球歷史發展的影響。Mackerras教授指出歐洲在16—19世紀開始在各方面領先中國,其科學發明包括那些應用科學的發明催生了歐洲的工業革命,也使歐洲得以在全球范圍內建立殖民體系,并能夠對于落后的近代中國施加屈辱。顏色副教授則把傳教與社會和技術的進步聯系起來,認為19世紀晚期和20世紀早期中國的新教活動對長期經濟增長、教育和醫療發展產生了積極影響;中國1978年以來的經濟增長不僅僅是突然的制度變化的結果,而且是由于從歷史上獲得了人力資本和積極的價值觀。

                         

                        五、其它問題

                         

                        除了大分流、海洋貿易、美洲白銀和知識技術傳播等幾大問題外,與會學者還對許多其他問題進行了研究和探索。北京大學經濟學院的管漢暉副教授認為均田制的實施使貴族階層不得不與通過考試從百姓中選出來的精英分享政治權力,因而均田制促進了社會階層流動,是科舉制度產生的主要驅動因素;經濟因素決定政治制度及其演化,而非政治制度決定長期的經濟發展;只有當經濟因素徹底改變社會結構時,政治制度的改變才更有可能。河南大學經濟學院的董保民副教授則探討了甲午戰爭賠償對中國戰后經濟發展的影響,指出甲午戰爭賠償導致中國出現巨額的貿易逆差和外國白銀流入,嚴重削弱了清政府的財政能力。荷蘭格羅寧根大學的Uebele Martin副教授討論了“1823年中國洪災救援的力度與舉措”。山西大學王斐以1834年山西澤州干旱為例,論了清政府的救災行為。

                         

                        武漢大學刁莉副教授分析了鴉片戰爭后漢口茶葉的對俄貿易與市場狀況。Wallis Patrick對16—18世紀全球貿易增長與同時發生的歐洲商業醫療興起之間的聯系進行了考察,指出歐洲的消費革命不僅涉及到產品,還涉及到服務;全球貿易的增長在供給端和消費端均促進了歐洲商業醫療的發展。山西大學的衛宇博士分析了19世紀上半葉中美茶葉貿易中的假茶問題。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的周建波教授探討了卜凱的土地改革思想。張麗教授對北宋、南宋、明、清時期的中國生絲產量進行了估算,認為明中葉前的中國生絲產量遠大于明中葉之后,而且認為即使是在明中葉至19世紀中葉之間,江南的絲織產量也不足以代表中國。

                         

                        會議還專門就當今全球史研究的方法與動態展開了討論。墨西哥大學(El Colegio de México)的Hausberger Bernt教授作了關于“從電影中的墨西哥革命看國家歷史的全球化”的發言。Pérez García副教授分析了中國學術界關于全球史研究的現狀。中國人民大學的Pickus David教授從教育學的視角分析世界史和世界秩序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的趙學軍研究員則對經濟史研究中田野調查與數據的使用和價值進行了分析,特別是以無錫、保定1929—1998年的幾次調查為例,分析了田野調查的方法和數據資料的收集,以及資料的價值和使用。

                         

                        會議中,與會學者與大家共享他們的研究成果,展現了當今經濟史研究中的許多前沿問題和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方法。我們希望這些問題和方法能在經濟史學界的研究中結出碩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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