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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士光:論歷史地理學的學科交叉性及其學術價值

                        作者: 文章來源:《史學集刊》2015年第1期 更新時間:2015年07月01日

                        摘要:歷史地理學作為研究人類歷史時期地理環境及其變化的新興學科,由于其研究對象的復雜性與研究任務的多樣性而具有與地理學、歷史學、考古學、生態學、環境科學等眾多學科之間的學科交叉性的特點,這一特點對推進地理學、歷史學等相關學科創新發展具有學術價值。

                         

                        關鍵詞:歷史地理學/學科交叉性/學術價值

                         

                        歷史地理學,作為我國一門新興的現代學科,自20世紀30年代初創之后,歷經50年代共和國建立后之正式形成與80年代改革開放以來之蓬勃發展,迨至新的世紀里,已成長為一門在其多個分支領域均取得一批研究成果,并對一些相關學科產生了促進作用,并在國家經濟建設與文化建設中發揮了積極效應的顯學。歷史地理學之所以能在不到一個世紀的時間里快速而順利地成長,成為已牢固地扎根于我國學術匿地里的新葩,固然有多種原因,其中包括我國悠久歷史中蘊含的與歷史地理學研究相關的樸素的學術思想觀念以及古人留下的豐富的史籍資料,經過長時期歷史積累至近現代又進一步突顯加劇的多種環境變遷問題,學科的開創者顧頡剛、譚其驤以及侯仁之、史念海等前輩學者大力倡導并帶動一批批后來者積極踐行地對我國自最早成書的輿地學典籍——《禹貢》問世以來,在兩千多年漫長歷史時期形成的輿地學優秀學術傳統的認真傳承與銳意創新,近現代時期世界政治、軍事格局的劇烈博弈的觸動以及國內經濟、文化建設工作的渴求等;然而也應看到,歷史地理學自身稟賦的具有十分明顯的學科交叉性,也起了相當大的推挽作用。本文篇幅所限,僅就最后一點,即歷史地理學的學科交叉性之形成原因、所具特點及其學術價值,進行初步論析,并請相關專家批評補正。

                         

                        一、從歷史地理學學科屬性爭鳴中折射出的學科交叉性

                         

                        歷史地理學的學科屬性,這門新興學科創立者之一侯仁之院士在其初創時發表的那篇著名的《歷史地理學芻議》中開宗明義即指明:“歷史地理學是現代地理學的一個組成部分。”接著又闡釋歷史地理學之所以是現代地理學的一個組成部分,其理由或依據,蓋因“其主要研究對象是人類歷史時期地理環境的變化”,“歷史地理學的主要工作,不僅要‘復原’過去時代的地理環境,而且還須尋找其發展演變的規律,闡明當前地理環境的形成和特點”。①由學科之研究對象確定其學科屬性,這是學界之常理與通則,其正確性是不言而喻的,也正因為如此,我國歷史地理學另兩位創立者,譚其驤院士與史念海教授也始終秉持這一觀點。例如譚其驤先生曾明確宣示:“歷史地理學就其學科性質而言,它是一門地理科學,是地理學的一個組成部分。”②史念海先生也在《中國歷史地理綱要》③一書之“緒論”一章中列專目論述“中國歷史地理學為地理學的組成部分”。他們的上述見解已成為中國歷史地理學界的共識,且為國內地理學界所認同。所以在20世紀50年代后期,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就設立了歷史地理研究室。侯仁之院士作為歷史地理學家被選任為中國地理學會副理事長,并出任文革后建立的中國地理學會歷史地理專業委員會首位主任,譚其驤與史念海兩位先生為副主任。此一學術組織一直延續至今,引領著全國性的學術研討與交流活動。

                         

                        與上述見解同時存在的另一種見解則是,歷史地理學雖然是地理學的一個組成部分,但又與歷史學有著密切的關系。如侯仁之先生在《歷史地理學芻議》一文中,在否定了歷史地理學與在我國歷史學領域有著漫長的發展歷程,且為我國歷史學重要組成部分的沿革地理學“完全等同”這一學術觀點后,也如實地指出兩者間“確有密切的關系”,歷史地理學者,由于研究對象與任務使然,“必須具備一定的歷史學的訓練,熟悉有關的歷史資料和文獻,并能運用一定的歷史方法”。④史念海先生更是在他撰著的《中國歷史地理綱要》之“緒論”一章中,繼“中國歷史地理學為地理學的組成部分”目后,設有“中國歷史地理學為歷史學的輔助學科”專目,對這一問題作了更為具體的論述。他寫道:“中國歷史地理學是在沿革地理學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其肇始遠在班固撰著《漢書·地理志》的時候。從那時起,這門學科就是屬于歷史學范疇的學科。因為自那時以后,所有的有關地理學的著作都是屬于歷史學的范疇,沿革地理學也未能單獨成為例外了。”接著他筆鋒一轉論述道:“由沿革地理學發展到中國歷史地理學,也就是由歷史學的范疇轉變到屬于地理學的范疇。這當然是很大的轉變。經過這樣的轉變,中國歷史地理學是不是就和歷史學沒有什么關系?實際上并非如此。中國歷史地理學既是研究歷史時期的地理,就不能截然和歷史學無關,尤其是歷史時期的文獻記載更是不能須臾稍稍離開的。”在論述了“中國歷史地理學固然不能離開歷史學”后,史念海先生又舉例論述了“歷史學也是離不開中國歷史地理學的”。由此他得出下述結論:“正是由于這樣的關系,中國歷史地理學雖已屬于地理學的范疇,但作為歷史學的輔助學科,還是有一定的道理的。”⑤

                         

                        對上述侯仁之、史念海先生,也包括譚其驤先生就中國歷史地理學與地理學、歷史學關系所作的一系列學理上的論述,我國歷史地理學界幾代學人都能充分理解,心悅誠服地接受;以至當改革開放后,國家有關行政部門將歷史地理學列為歷史學的二級學科時,雖有部分歷史地理學者深不以為然;但大多數學者都能認為事出有因,可以理解,因而做到泰然處之。既不陷入管理層面上學科歸屬之爭,同時又堅持按照歷史地理學本應屬之的學科理念開展學術研究。特別是在這一過程中,歷史地理學界的大多數同仁都力排所謂“邊緣學科”屬性的觀念。史念海先生曾斷然論及,對中國歷史地理學,“不應以它的名稱是歷史地理,就以為屬于歷史學的邊緣,同時也屬于地理學的邊緣。”⑥然而我們也注意到,盡管歷史地理學界早已摒棄了歷史地理學是邊緣學科的見解,然而不時仍有相關學科之學者仍將歷史地理學歸屬于“邊緣學科”。進而還認為歷史地理學者“更愿意將自己的研究歸屬于自然科學而不是人文社會科學”。⑦這種評論實際上是對歷史地理學之學科屬性缺乏深入認識所致。至于還有的相關學科學者,以某些歷史地理學者在研究工作中采用了生態學等相關學科的理論與方法,就斷言他們的研究“與傳統歷史地理學研究大異其趣”。⑧這顯然是這些學者未能正確認識歷史地理學在發展途程中一些學者不斷吸收采納相關學科之理論與方法,從而促進了歷史地理學獲得新的更為強勁的發展這一傳承創新精神所帶來的積極效果。

                         

                        總之,我們在回顧中國歷史地理學學科屬性之探討與爭鳴過程中,既看到許多歷史地理學者對之作出的明確而又有據的論定,也看到迄今還存在的認識上的歧見與管理上的不到位。然而從中也折射出歷史地理學與地理學、歷史學、考古學、生態學、環境科學等眾多學科之交叉性。

                         

                        二、歷史地理學研究對象的復雜性與研究任務的多樣性造就其學科交叉性

                         

                        當今世界,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研究工作,其發展歷程與前景均顯示出在學科愈分愈細的同時,也出現一些研究課題需多個相關學科協同攻關方能獲得解決的現象。這其中,一些具有明顯交叉性的學科自當發揮更為突出的作用,也就格外引人注目。前已述及歷史地理學就是這樣一門學科。而其之所以具有鮮明的學科交叉性,主要源于其研究對象的復雜性與研究任務的多樣性。

                         

                        歷史地理學之研究對象,侯仁之先生等學科創建者們早已揭明:“主要是人類歷史時期地理環境的變化”,而且“這種變化主要是由于人的活動和影響而產生的”。⑨這里所指的地理環境,既包括氣候、地貌、江河湖海、植被、動物等自然地理環境,也包括政治(國別、政區)、民族、人口、經濟(農業、牧業、林業、工業、礦冶、交通、商貿)、城鎮、軍事、文化等人文地理環境。同時在對它們進行研究時,是要探明上述種種地理環境在自新石器時代以來迄至當今之這一人類歷史時期主要在人為活動導致下所發生的變化。很顯然,在人類歷史時期不同發展階段,或不同長度的時段(即包括整個人類歷史時期的長時段、只包括某幾個發展階段的中時段以及僅涉及某一王朝之某一期間的短時段),在不同的人為活動(如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活動等)影響下發生的環境變遷,其變化性質與程度以及其后果都是不同的。這一研究對象的多種多樣又錯綜復雜狀況,要求歷史地理學者需要針對不同的具體的研究問題,遵循相關的學理原則,采取相應的方法、手段,才能進行有效的研究,取得有實際價值的研究成果。因而歷史地理學必須具有充分的交叉性,才能勝任由于研究對象的極其復雜提出的不同課題的研究任務。例如,為了研究論明內蒙古鄂爾多斯高原與陜北黃土高原上之毛烏素沙地的形成年代以及原因問題,承擔這一研究課題的歷史地理學者除要通過歷史學研究方法,把握這一區域歷史上相關民族進退與人口分布、歷代王朝和有關政權攻守統治以及生產活動方式等狀況外,還應具有現代沙漠學的一定科學素養,掌握該沙地沙丘活動規律與沙礫物質之來源。侯仁之院士于20世紀60年代初率領歷史地理考察小組前往毛烏素沙地進行實地考察,在對今陜北靖邊縣北部紅柳河北岸建于公元413年之十六國時期夏國都城統萬城廢墟作了踏察后,結合夏國首位國王赫連勃勃在漢奢延縣城舊址上改建為都城統萬城之初,曾登高遠望,縱情贊嘆:“美哉斯阜,臨廣澤而帶清流,吾行地多矣,未有若斯之美”,⑩論定公元5世紀初,統萬城附近區域沒有流沙蹤影。通過進一步查證史料,他判斷當地遭風沙侵襲應始于公元9世紀初的唐長慶年間(821-824),至10世紀末葉,《續資治通鑒長編》明文記載當地已“深在沙漠”。(11)這就是說,侯仁之先生認為毛烏素沙地南部統萬城遺址一帶是南北朝之后,至唐代經人為不當墾殖引發就地起沙而逐漸淪為沙漠。然而有學者引證北魏時著名學者酈道元所著《水經注》卷三中記載之奢延水(今無定河)其上游出自“赤沙阜”,所經有“沙陵”、“沙溪”等,就斷言北魏時統萬城一帶就有沙丘,已出現沙漠。實際上,從沙漠學所論定的沙丘判斷,位于河濱湖畔的沙灘、沙丘不屬于沙漠類型的沙丘。(12)至于奢延水(今無定河)上游的“赤沙阜”,實際上即是地質時期白堊紀形成的紫紅色砂巖,也即是地貌學家命名的“丹霞地貌”。今靖邊縣龍洲鄉無定河上游之一的蘆河發源處分布的大面積丹霞山區,已于2012年11月7日被靖邊縣政府明令確立為丹霞地貌景區,加以保護建設,并向游人開放。(13)這一事例說明,對歷史上的一些生態環境變遷問題,如不將史籍文獻的收集考證與相關學科之研究相結合,進行交叉性綜合性研究,就很難得出科學的結論。

                         

                        歷史地理學的研究任務,侯仁之先生曾明確指出:“歷史地理學的主要工作,不僅要‘復原’過去時代的地理環境,而且還須尋找其發展演變的規律、闡明當前地理環境的形成和特點。這一研究對當前地理科學的進一步發展,有極大的關系;同時也直接有助于當前的經濟建設。”(14)史念海先生對此也持有完全相同的觀點,并進而發揮道:“這也就是說,中國歷史地理學是一門可以有用于世的學科,應該通過深入的研究,使它發揮出應有的作用。”(15)

                         

                        綜上所論可以從中概括出歷史地理學的研究任務包含四個部分:首先是復原歷史時期某個區域某個方面的地理環境;其次是揭示出歷史時期某個區域某個方面地理環境發展演變的狀況及其規律;再次是依據前述研究成果闡明研究區域當前地理環境形成的由來、原因與特點;最后,則是根據前述研究結果,針對研究區域存在的相關的生態環境方面的問題,指出歷史上的經驗、教訓,提出保護與改善的建議,發揮其警世資政有用于世的作用。

                         

                        中國歷史地理學研究任務的多樣性(也可稱為“多層次性”)也必然要求研究者,針對具體研究課題,綜合相關學科之學科理論與研究方法,進行交叉性的深入研究。例如,人類歷史時期黃河下游水患嚴重問題,向為史學家關注。至近代,一些水利史學家通過搜檢多種史籍資料,將歷代黃河下游河道溢、決、徙的年代與地點一一羅列,并進行統計。有的水利史學家從中發現,從東漢初至唐末之八百余年中(有說近千年),發生的各類水患較其前期與后期均要輕微許多,并將之歸功于東漢明帝永平十二年(69)王景受命主持黃河下游河道修治有方。對此問題,譚其驤先生從歷史地理學之理論觀念出發表示質疑。為此,他將研究的區域從黃河下游上溯至黃河中游,從下游沿河一條線擴展至整個流域一大片,還結合歷史時期黃河中游黃土高原和鄂爾多斯高原地區游牧民族與農耕民族進退消長以及土地利用方式變異等社會經濟發展狀況重加審視研究。結果得出了王景治導是很成功,但并非黃河下游一度安流的主要原因。根本原因在黃河中游黃土高原與鄂爾多斯高原地區農、牧業生產方式變化導致的對土地利用是否合理。(16)譚其驤先生的論證無疑對黃河下游東漢初年以后一度長期安流的原因作了更全面的揭示,對人為活動的影響作了更深入的剖析,對當代治理黃河也提供了更具實際意義的歷史借鑒,應該說不論在學術層面或是在社會效應上都更具積極意義。盡管之后有學者提出了異議,如認為對東漢初至唐末黃河下游水患災害統計上有少量遺漏,或認為造成黃河下游東漢后一度安流的不止土地利用這一個原因等;但都未能從根本上否定東漢初至唐末黃河下游確曾一度安流的史實,也未能否定黃河中游土地合理利用是消弭下游水害的決定性因素這一科學結論。而這一成果的推出,顯然是得益于歷史地理學理論觀點的指導與其多學科交叉性特點及多種研究方式的成功運用。

                         

                        最后還當述及,與前述歷史地理學研究對象的復雜性與研究任務的多樣性緊密相關而使歷史地理學具有的“時空交織,人地關聯,文理兼容,古今貫通”等特點,也造就了歷史地理學的學科交叉性。因為此四大特點中,“時空交織”中時間尺度與空間視閾,“人地關聯”中的“人”與“地”兩方面的要素,“文理兼容”中相關的文科與理科,都是多種多樣的;至于“古今貫通”,不僅要求研究內容盡量關照現實,實際上還含有盡量從古今貫通中揭示出相應的發展演變規律。上述特點所具內涵之簡要概述中自可感受到擁有此四大特點的中國歷史地理學必然會具有多學科的交叉性。

                         

                        三、歷史地理學之學科交叉性的學術價值

                         

                        歷史地理學之學科交叉性的學術價值其實應包括兩方面。第一方面是它自身因擁有這一特性所具之學術價值,從中國歷史地理學自20世紀30年代初創,迄至50年代正式建立,迄今不到一個世紀已獲得蓬勃發展的態勢看,其在自身領域的學術價值已日益得到彰顯,故這里不擬贅述。現僅就其因擁有這一特性而對相鄰相關學科之貢獻,略陳其學術價值。

                         

                        歷史地理學因是地理學的一個組成部分,又是歷史學的附屬學科,因而對這兩大學科貢獻最為直接,也最為重大。如對我國地理學,正是由于中國歷史地理學自初創之時起,就十分強調人地關系研究,并將之作為自身一個重要的理論思想著力加以傳承發展,因而通觀我國歷史地理學領域的各項成果,莫不輝耀著人地關聯之理論光芒。這也就促使我國地理學界由以前大多僅孤立靜止地研究當前的地理環境,較變為逐步開始重視人地關系研究。至于對歷史學,也是在歷史地理學的帶動下,中國史學界于20世紀80年代開始重視分析中國地理環境與中國歷史發展的關系,使史學理論研究與對重大歷史事件的敘述增添了“環境”方面的內容。

                         

                        對一些專門史研究,歷史地理學對它們的促進作用也是十分明顯的。除前已述及譚其驤先生所做研究對水利史研究的推動外;尚有侯仁之先生通過對北京、邯鄲、淄博、承德等城市所做歷史城市地理研究,對城市史研究的推動(17)以及史念海先生等對黃土高原森林草原變遷研究,對林業史研究的推動(18)等。在這方面筆者也曾有所致力,如1998年5月在參加中國農業歷史學會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時,就曾對當時我國農史學界正通力合作集體編撰的《中國農業通史》,從歷史地理學角度提出了相關建議,具體包括注意我國歷史上各個發展階段疆域的完整性,注重我國歷史上各個發展階段重要農業區域的研究,注重我國歷史時期自然環境變化對農業生產發展的影響,注意歷史上的農業生產活動對我國生態環境變遷的影響以及盡量多編繪歷史農業地圖等五方面內容。(19)又如2005年10月,筆者在撰寫的《關于中國環境史研究幾個問題之管見》一文中,在強調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環境史的興盛,雖然也受到國外,當然包括英、美等國環境史學家們學術思想與研究方法的影響;但毋庸置疑,其淵源還在中國自身蘊涵豐厚的史學以及上世紀30年代興起并發展成熟的歷史地理學的激發”(20)之后,還鄭重建議中國環境史學界也應將我國歷史地理學界奉為圭臬的“人地關系”理論作為自身從事學術研究的一個基礎理論。上述歷史地理學者憑借歷史地理學所具學科交叉性優勢對相關學科發展的促進,不論是直接施予還是間接建言,都表現出這些學者對歷史地理學科之性質、特點具有充分的認識與自信,也預示著歷史地理學科在推進相關學科獲得發展的同時,自身也將獲得更大的發展。

                         

                        正是基于以上之切身體驗,以及2011年8月參加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歷史學學部在大連召開的2011-2020年歷史學戰略規劃討論會后感受到原屬歷史學二級學科的世界史與考古學升格為各自獨立自成體系的一級學科后產生的積極效應,筆者曾在今年4月26日在對本校歷史地理學專業研究生的一次講座上暢談了我的一個學術夢想,這就是希望我國歷史地理學今后繼續有新的更大的發展,也如同前述的我國世界史與考古學那樣升格為一級學科,以期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與機遇,更好地發揮其學科交叉性優勢,對推動我國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發展發揮更為積極的作用。我對這一夢想滿懷信心,并期盼它盡快夢圓成真!

                         

                        作者簡介:朱士光,陜西師范大學西北歷史環境與經濟社會發展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歷史地理學與古都學,陜西 西安 710062

                         

                        ①侯仁之:《歷史地理學芻議》,《北京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1962年第1期。

                         

                        ②參見譚其驤:《在歷史地理研究中如何正確對待歷史文獻資料》,《學術月刊》,1982年第11期。

                         

                        ③該書有上、下兩冊,由山西人民出版社于1991年12月、1992年5月先后出版。

                         

                        ④參見譚其驤:《在歷史地理研究中如何正確對待歷史文獻資料》,《學術月刊》,1982年第11期。

                         

                        ⑤參見史念海:《中國歷史地理綱要》上冊,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1頁。

                         

                        ⑥詳見史念海:《中國歷史地理綱要》上冊,第一章“緒論”之八“中國歷史地理學并非邊緣科學”,第11頁。

                         

                        ⑦參見夏明方:《中國災害史研究的非人文化傾向》,《史學月刊》,2004年第3期。

                         

                        ⑧參見王利華:《中國生態史學的思想框架和研究理路》,《南開學報》,2006年第2期。

                         

                        ⑨侯仁之:《歷史地理學芻議》,《北京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1962年第1期。

                         

                        ⑩(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覽》卷五五五引崔鴻《三十國春秋》,中華書局影印本,1963年版,第3頁。

                         

                        (11)詳見侯仁之:《從紅柳河上的古城廢墟看毛烏素沙漠的變遷》,《文物》,1973年第1期。

                         

                        (12)參見鐘德才:《中國沙海動態演化》,甘肅文化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頁,

                         

                        (13)詳見趙琦:《神奇的中國靖邊丹霞奇觀——探訪榆林靖邊丹霞地貌》,《西部風情》,2013年第1、2期合刊。

                         

                        (14)侯仁之:《歷史地理學芻議》,《北京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1962年第1期。

                         

                        (15)史念海:《中國歷史地理綱要》上冊,第6-8頁。

                         

                        (16)詳見譚其驤:《何以黃河在東漢以后會出現一個長期安流的局面——從歷史上論證黃河中游的土地合理利用是消弭下游水害的決定性因素》,《學術月刊》,1962年第2期。

                         

                        (17)詳見侯仁之:《歷史地理學的理論與實踐》第三部分“城市的歷史地理研究”各篇,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18)詳見史念海:《歷史時期黃河中游的森林》,《河山集·二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1年版;史念海、曹爾琴、朱士光:《黃土高原森林與草原的變遷》,陜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9)朱士光:《對編撰〈中國農業通史〉的幾點建議》,《中國農史》,1998年第4期。

                         

                        (20)朱士光:《關于中國環境史研究幾個問題之管見》,《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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