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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清政治史 【字體:

                        馬勇:民初困局——一個制度史的解釋

                        作者: 文章來源:《歷史教學》2017年第4期 更新時間:2017年08月29日

                        摘要:民初困局是學術界的共識,但對這個困局是如何形成的則見仁見智。孫中山、袁世凱以及眾多政治領袖的博弈,固然是一個重要原因,不過從根本上說,民初困局之形成主要導源于制度設計,是民初制度一變再變的必然結果。

                         

                        關鍵詞:孫中山/袁世凱/鄂州約法/臨時約法

                         

                        就歷史發展脈絡而言,1911年武昌起義是一場計劃外革命。按照清廷1906預備立憲規劃,以及1908年發布的欽定憲法大綱,中國的政治改革即便不會像預想的那樣順利,但也不致發生根本性顛覆。然而,一切善良的期待都因光緒帝、慈禧太后相繼突然去世而改變。

                         

                        一、《鄂州約法》:民國憲政起點

                         

                        湖北諮議局議長湯化龍在武昌首義第二天發布的通電,比較細致解釋了起義姻緣:清廷無道,自召滅亡。化龍知禍至之無日,曾聯合諸公奔赴京都,代表全國民意,吁請立憲,乃偽為九年之約,實無改革之誠。”①湯化龍在這份發給各省諮議局的通電中細數清廷之誤之錯之罪:皇帝溥儀豎子黃口,攝政載灃愚謬昏庸:兵財大權,存亡所系,而竟擯棄漢人,悉授親貴;溥倫、載濤,童兒戲,分掌陸海軍部;載澤貪狠,管領度支,意在鉗制漢人。歸納如此罪責,湯化龍宣稱:清廷強持專制,維新絕望,大陸將沉。吾皇神明之裔,豈能與之偕亡?楚雖三戶,誓必亡秦;非曰復仇,實求自救”。②清廷在改革關鍵時刻,暴露出其自私本性,原本并不勢若水火的滿漢沖突被迅速激活,因而武昌起義帶有明顯的民族革命性質。

                         

                        推翻清政府,重建漢人國家,是武昌起義前十幾年革命黨人的宣傳。清廷在那個時候如果能夠兌現承諾,重建一個憲政國家,民族主義,特別是復仇式的民族主義革命應能避免,只是清帝國命數已盡,溥儀、載灃、隆裕皇后的膽識、智慧,實在無力駕馭中國這艘大船;溥倫、載濤、載澤的能力、品性,也不足以與漢人同心合力,權力分享。

                         

                        最初發動武昌起義的主導者無疑以推翻清廷為訴求,但是他們的聲望、資歷,都不足以出面擔綱。經過一個晚上的戰斗,武昌全城光復,黨人集齊諮議局商組軍政府,推舉黎元洪為都督。擬電請上海黃興、宋教仁等從速來鄂,并請轉電孫中山,早日回國,主持大計。這幾份電文,均假黎元洪的名義發出。

                         

                        黃興自是年春天黃花崗起義失敗,極度失望。想不到幾個月后,皇族內閣出臺,鐵路干線國有化政策發布,各省相繼起而抗爭,尤其是四川保路運動,風云激發,人心益憤,這讓黃興格外亢奮,回念蜀同志死事之烈,已灰之心復燃,起而致信同盟會中部總部諸同志,密謀在清政府統治稍微薄弱的長江中游起事,進而將長江流域連貫一起,以期給清廷以巨大打擊。

                         

                        宋教仁此時正在上海參與《民立報》筆政,密切關注國內政治動態,四川保路運動發生后,他也迅即意識到在長江中下游發動革命的必要性、可能性,與譚人鳳、陳其美等組建同盟會中部總部,相機行動。

                         

                        由于有了這樣的思想基礎,武昌起義的消息還沒有傳來的時候,在上海的革命黨人陳其美等人就決定委派居正、譚人鳳秘密潛往武漢打探消息。據居正《辛亥札記》,他們二人至九江,則見武漢下水輪避難者山積。九江岸上,兵士皆荷戟梭巡,形勢嚴重。據避難者口述,始知武昌已被我軍占領于是他們星夜兼程,13日一大早渡江至武昌,與黎元洪等軍政府領導人以及革命黨會面,交換意見。各方的普遍看法是,湖北的形勢不錯,獨立的目的已達,但是,滿清尚未倒,各省尚未響應,我們革命不能算成功。商量的結果,湖北方面敦促居正、譚人鳳迅速前往上海,敦請黃興、宋教仁快些來鄂。據曹亞伯《武昌革命真史》,“大眾聞黃興、宋教仁之名,極為仰慕,又聽說促各省響應,更為歡悅”。⑤

                         

                        黃興、宋教仁,均屬于湖廣地區的人才。湖北方面仰慕黃興的軍事才能,稍后,黃興的到來也確實對湖北的軍事行動多有幫助。至于宋教仁,更是廣為人知的憲政專家,湖北軍政府方面對其仰慕,顯然期待他在這些方面出謀劃策。

                         

                        1028日,黃興、宋教仁、田桐、李書城及日本人北一輝自上海至武昌,懾于黃興過往威名,前線將士軍心大振,士氣高漲。據黃中塏《辛壬聞見錄》,宋教仁素抱大志,留學國外,嫻于外國語文,通曉各國政治,抵達武昌后,入駐軍政府招賢館,曾當面對黃中塏說:

                         

                        革命之目的在造成立憲國家,當憲法未成之先,雖有政府,不過臨時應急設施。而臨時政府不可無法令以資遵守,此種法令,法美先進國家皆曾經過,大抵名之曰臨時約法。今革命軍初興,諸事草創,一般人士率亟亟以戰事為務,無暇注意及此。一旦臨時政府成立,倉卒莫就,必感困難。余不敏,日來閑居無事,草成約法草案若干條,擬邀同志之有法律知識者數人,枉過寓所共相討論。

                         

                        這就是著名的《鄂州約法》生成始末。

                         

                        《鄂州約法》主要得益于宋教仁的貢獻,也是湖北軍政府集體智慧的結晶,特別是湯化龍的貢獻。

                         

                        湯化龍原為湖北諮議局議長,是國會請愿運動最重要的組織者之一。他對攝政王載灃接班后的政治逆轉非常不滿,以為清廷應該按照19061908年的政治承諾,讓中國盡快走上憲政軌道。攝政王倒行逆施讓湯化龍等立憲黨人非常失望,當武昌起義發生后,湯化龍毫不猶豫地與君主立憲揮別。

                         

                        首義發生翌日晨,湯化龍最早站出來支持,并設法說服黎元洪就任軍政府都督。在黎元洪還沒有完全答應的情形下,湯化龍就未來中國的政治體制向外界作了明白宣布。這一點對后來中國的政治走向至關重要。

                         

                        按照袁世凱、黎元洪等體制內改良主義者的看法,清廷自皇族內閣出臺,確實屬于政治上的倒行逆施,是十年來政治改革的逆轉。但是,不論袁世凱,還是黎元洪,他們大約都沒有想到廢止、終結清朝的政治架構,另起爐灶,因為在這之前十年間,關于中國未來政治道路的爭論已經很多,也很徹底,比較讓人認同的看法,就是世界上普遍采用的君主立憲體制。這是黎元洪面對首義將士呼吁遲疑不決的原因,也是袁世凱重出江湖的價值底線。

                         

                        但,湯化龍并不這樣想。在湯化龍等立憲黨人看來,歷史給滿洲人留下了足夠的時間、空間,但滿洲人實在辜負了歷史的期待,現在湖北新軍首舉義旗發難,阻止了滿洲人的倒行逆施,中國也就不應該繼續抱著君主立憲體制,應該畢其功于一役,將中國順勢引領至共和體制。

                         

                        軍政府成立,黎元洪出任都督,消息傳出,漢口各國領事紛紛渡江入城請謁都督,名義上非正式酬酢往還,實際上希望通過正面接觸了解軍政府的內外政策。黎元洪此時還沒有下定最后決心,因而一再以各種理由推托,強調地方湫隘,秩序未整,婉言辭拒弗見13日,法國領事來謁,軍政府接待人員循例辭謝。法領謂:

                         

                        地方狹隘,秩序未整,胥未足為革命病。各國革命誰非起自倉卒,如吾法國革命,旗幟不備,至有以女人衣裙代之者,至今且傳為美談。吾輩此來,蓋欽都督之為人,欲瞻風采耳。立談數語,于愿已達,他非所望也。

                         

                        這樣的理由無法讓人繼續拒絕,黎元洪與法領寒暄數語,法領欣然而去。

                         

                        繼而美國領事亦至,適湯化龍亦在,遂與黎元洪一起會見美領事。美領問:貴軍此次起義革命,吾輩極所欽佩,惟滿清政府所負各國外債,貴軍政府對之將如何?”湯化龍代答:自本年八月十九日(1010)以前一切外債軍政府皆繼承之,此后設有新發生債務,概不負責。美領曰:革命乃改進政府之手腕,民生疾苦不可不兼顧。今歲貴省水患浩大,災民遍地。設一旦饑民乘勢為亂,擾害地方,亦足妨礙革命之進行。貴軍政府對之將如何?”湯曰:敝軍政府對此問題正在熟籌審慮之中,現擬推舉柯大臣專辦賑務,俾與革命事業同時并進。第三個問題最難問答,美領問:“貴國此次革命,關系種族問題自不待言,于政體上有無影響?”黎元洪、湯化龍同答:此次革命當然連帶政治問題。又問:擬采何種政體?”曰共和。美領隨問隨以小冊書之。問答畢,極表滿意。遂于懷中出英文日報一紙,乃漢口發行之英文《楚報》,謂上有論文一首,題為《滿州政府之不平,中國人民應革命論》。美國領事就是這篇文章的作者。

                         

                        湯化龍以共和回答美國領事,乃至國際社會對軍政府未來政治架構的詢問,這個回答顯然不完全是隨機應變,而是湯化龍等人在經歷了幾年政治改革波折后,對清廷的絕望。在湯化龍內心深處,也對共和似乎有了一定的構想,他不僅擔任咨議局議長,擔任各省諮議局聯合會主席,而且以進士身份留學日本兩年,如宋教仁那樣專習法律、法政,在宋教仁抵達武昌之前,湯化龍在繁忙的事務之余,仍與胡瑞霖等一起擬定了《都政府組織條例》,繼而,正日夜究心以制約法為一大事(11)

                         

                        宋教仁到來之前,湯化龍是否如此認真思考制定約法,還可以討論。但是毫無疑問,宋教仁的到來,使約法的制定迅即成為現實。經過數日奮筆疾書,宋教仁草擬約法若干條,并邀約具有法律知識者數人進行討論。據黃中塏《辛壬聞見錄》,他個人極佩服宋教仁的偉識,欣然前往,參與討論,陳登山、湯化龍、胡瑞霖等皆在。宋出其稿授余等傳觀,時在座者大抵皆有職務,無暇細心研究,相與贊賞而已。”(12)這就是鄂軍都督府1114日發布的《鄂州臨時約法草案》。

                         

                        黃中塏說各位沒有時間細心討論,可能只是囿于他自己的見聞。據《湯化龍行狀》,四方豪杰才智之士集武昌者,如黃興克強、宋教仁遁初,見(湯化龍)皆交相愛重,而先生與遁初語此事尤投合,遂除室館之夜分人寂,對燈促膝,所談無非約法者。如此二十余日,議論微定,大要兼取法美二國之長而力避偏枯拘攣之病,其草稿出遁初手(13)這個說法或許更接近于事實,盡管湯化龍的討論并不一定都被宋教仁接受。

                         

                        湯化龍以共和為未來中國政治架構的基本原則,這一點與宋教仁最近幾年的思考也相當吻合。

                         

                        過去的研究,普遍將宋教仁視為革命黨人的領袖,是同盟會的重要領導人。這些判斷當然不錯。但是,同樣為革命黨人的領袖,每個人的思想見解并不一樣,所采取的路徑也有差別。

                         

                        宋教仁和所有革命者一樣,都是為了中國富強、現代而走上革命道路,而他和那個時代幾乎所有革命者一樣,之所以走上革命道路,是因為清廷的不改革,或改革令人失望,不徹底。反過來說,一旦清廷踏上變革之路,宋教仁以及其他許多革命者,也愿意放棄暴力的革命抗爭,回歸主流社會,參與變革。一個最明顯的例證,就是宋教仁完成《間島問題》寫作后,并沒有用來批判清政府賣國、誤國、無能,沒有以此論證革命的理由,相反,宋教仁想方設法將這部作品轉給清政府,期待清政府用他的研究,運用政府力量,通過外交渠道維護中國領土完整。甚至還可以說,宋教仁也期望以此作為見面禮,重回主流社會,參與國內已經開始的政治變革。

                         

                        對于宋教仁的《間島問題》,駐日公使李家駒、吉林邊務督辦陳昭常、外務部尚書袁世凱等,都格外重視。袁世凱、外務部遂電令駐日公使安排宋教仁回國。公使館將此意通知宋教仁,宋表示:我系通緝有案之人,焉能回國?”“公使館據以告袁,袁復電允請西太后取消通緝,并賞四品京堂官職。宋乃就商于孫(中山)、黃(克強)及同盟會諸同志,得孫同意。宋方擬成行,忽收到由民報館轉來兩信,封面書宋京卿啟,或宋京堂啟,信中大意云:你既然回國做官,請講點情面,將來我等回國做革命工作,如被你拿獲,請勿用刑訊。宋閱后痛哭流涕,遂決計不回國。”(14)這是宋教仁沒有回國的主因,由此也可見,在宋教仁的意念中,革命、改良,并沒有勢若水火不共戴天的鴻溝,當改良沒有發生時,宋教仁積極參與革命;當改良發生了,而且朝廷也在認真去做了,就應該放棄革命,參與改良。

                         

                        宋教仁沒有借助于《間島問題》順利回國,沒有像劉師培夫婦那樣退出革命,參與正在進行的改良。這個無意中的結局成全了宋教仁的一世英名。

                         

                        沒有回國介入政治變革的宋教仁并沒有放棄自己的責任,他在此后幾年用很大力氣研究各國憲法、政體,研究中國未來所應采取的體制。對于清廷主導的預備立憲,宋教仁也有很多專業性評論,大致上說,他認為清廷主導的憲政改革可能在一開始就有問題:

                         

                        朝廷編定憲法,皆模擬日本之欽定主義,以為日本皇統萬世一家,天下最有利安全之憲法,莫日本若也。

                         

                        雖然,近日日本亦有幸德秋水等,謀以炸彈危其皇室,則又何以稱焉?

                         

                        甚矣,日貨之不中用也。(15)

                         

                        很顯然,宋教仁不認為中國的國情與日本相仿,更不認為中國的憲政應該追隨日本的路徑,中國的憲法應該另起爐灶,可以參考日本,但絕不能皆模擬日本。

                         

                        宋教仁的預判,沒有多久就得到了驗證。191158日,中國原本應該在這一天進入一個全新的憲政時代,然而,清廷帶給中國人的卻是一個皇族內閣。這不僅讓國人大跌眼鏡,而且引發此后持續的政治抗爭。宋教仁對于清廷立憲的失望,主要是憲政改革的主導者沒有弄清憲政的意義,不知道所謂憲政,就是憲法最大,一切政治設施都必須在憲法的框架里進行:

                         

                        夫立憲之根本,孰有大于憲法者?立憲之精神,孰有大干立法機關之作用與責任政府之組織者?天下豈有虛懸一憲法于此,政府不必遵守,徒責人民之服從,而猶謂之立憲者乎?又豈有立法機關之作用與政府之組織不合憲法政治之原則,而猶謂之立憲者乎?(16)

                         

                        宋教仁從資政院的功能、皇族內閣之不妥,判定立憲者,決非現政府之所得成者也;現政府之所謂立憲,偽也,不過欲假之以實行專制者也;其所以設資政院,立內閣,非以立憲國之立法機關與責任政府視之者也,故其所以對付資政院之權限與內閣之組織者,亦不得責以立憲之原則者也;其所謂憲法大綱者,不過欺人之門面,賴人之口實,萬不可信者也。宋教仁的結論就是一句話:立憲者,決非現政府之所得成者也。”(17)

                         

                        政府不可能引領中國走上憲政之路,這是因為清廷主政者不明白憲政改革的本質,不知道憲政改革的要義在于權力分享,在于約束君主、政府的行為。既然清廷主政者不明白這些道理,或者明白但根本不準備實行這些憲政原則,那么在宋教仁的概念中,君主立憲已成過去,未來的憲政中國,一定要排除君主專制:今后吾國政治變革,結局雖不可知,然君主專制政體,必不再許其存在,而趨于民權的立憲政體之途,則固事所必至者。”(18)

                         

                        基于這樣的認識,宋教仁將為新生政權起草一個非君主的憲法,已經沒有任何疑問。

                         

                        經過差不多半個月討論、修改,鄂軍都督府總監察處1114日發布議決《鄂州臨時約法草案》及《官制草案》的特別通告。《鄂州臨時約法草案》簡稱《鄂州約法》,共760條。7章目錄為:總綱、人民、都督、政務委員、議會、法司、補則。《鄂州約法》以人民為本位,人民享有現代憲政國家所擁有的全部權利。

                         

                        至于國家的權力機關,《鄂州約法》的制度設計充分體現了三權分立的憲政原則。都督由人民公舉,任期三年,續舉時得連任,但連任一次為限;總督代表政府總攬政務,統率軍隊,任命文武職員;政務委員依都督之任命執行政務;議會由人民于人民中選舉議員組織之,享有一般憲政國家議會的同等權利;法司以都督任命之法官組織之;法官非依法律受刑罰宣告,或應免職之懲戒宣告,不得免職。(19)

                         

                        《鄂州約法》是民國憲政的起點,是中國在排除了帝制,排除了君主立憲體制后第一份共和制憲法。這部憲法還不是那么嚴密,也不是那么詳盡,但其三權分立、人民至上的原則,無疑獲得了充分體現。這個約法成為民國憲政的原點,約法起草者宋教仁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議會迷,從更廣大的歷史視野說,宋教仁可謂中國憲政之父,是現代國家的重要開啟者之一。

                         

                        二、《臨時政府組織大綱》:民國政爭起點

                         

                        1922625日,章太炎在《申報》發表《大改革議》,以為1921年,戰亂頻仍,主要是因為當初沒有靜下心來為中國制定一個好的制度框架:

                         

                        往者武漢倡義,各省本自為謀,因而導之,即為聯邦之局,而現行約法務與此反,《天壇憲法》雖經增訂,微使地方權力擴大,亦無聯邦之文,其為集權專制之護符,彰彰可見。逆于國情,則桀驁者生心,而寡弱者致死,勢使然也。(20)

                         

                        章太炎的說法有一定道理,民初亂局確實值得從制度史層面重新解讀。

                         

                        武昌倡議,具有極強的示范效應。清廷如果在湖北新軍發難后一周內平定,后來的歷史必將改寫,湖北新軍首義不過是歷史上常見的軍人嘩變。然而,清廷此次實在無力有效處理這場危機,湖北軍政府影響力迅即溢出。1022日,長沙新軍發難,巡撫余誠格潛逃,湖南軍政府成立。23日,江西九江新軍起義,成立九江軍政府。25日,陜西新軍、會黨在西安起事,組織軍政府。29日,太原新軍起義,舉標統閻錫山為山西都督。31日,南昌新軍起義,成立江西軍政府。111日,昆明新軍起義,舉蔡鍔為都督。113日,陳其美、李燮和率領商團、巡警起義,第二天攻占江南制造局,上海光復。4日,貴陽新軍起義,成立軍政府。同一天,杭州新軍起義,第二天舉湯壽潛為浙江軍政府都督。5日,江蘇巡撫程德全宣布獨立,江蘇不費一槍一彈,和平光復。7日,廣西巡撫沈秉壟、布政使王芝祥宣布獨立,廣西光復。8日,福州新軍起義,福建光復指日可待。不到一個月,長江流域及其以南十個省份已不在清廷有效統治下。

                         

                        清廷內部已經失去整合的能力,灤州兵諫意味著中央軍不穩,也迫使清廷大幅度后退,下詔罪己,發誓維新更始,實行憲政;發誓組織新內閣,不再以親貴充國務大臣;發誓速開黨禁,以示寬大而固人心。(21)

                         

                        可以說,清廷此時改革力度前所未有,但一切都晚了。人們早已對清廷的不改革、偽改革死心。嚴復不無惋惜地指出:

                         

                        如果一個月前做到這三條之中任何一條的話,會在清帝國發生什么樣的效果啊!歷史現象往往重演。這和十八世紀末路易十六的所作所為如出一轍。所有這些都太遲了,沒有明顯效果。(22)

                         

                        清帝國已成往事,南方獨立十省究竟應該怎樣做,似乎同樣沒有預定方案,革命黨沒有想到革命會如此順暢;至于新軍,更沒有人想到會有一天調轉槍口,對準自己的主子。歷史走向了一個全新道路,政治家也只是摸著石頭過河。117日,鄂軍都督黎元洪致電蘇州程德全,商籌共同組建新政府:

                         

                        現在義軍四應,大局略定,惟未建設政府,各國不能承認交戰團體。敝處再四籌度,如已起義各省共同組織政府,使近于偏安,且尚多阻滯之處;若各省分建政府,外國斷不能于一國之內,承認無數之交戰團。茲事關系全局甚大,如何自處,乞貴軍政府會議賜教。(23)

                         

                        獨立各省如何自處,是黎元洪的困惑,也是章太炎十年后反省要旨。

                         

                        章太炎十年后認為,獨立各省不應該匆忙重建統一,而應靜下心來,像美國獨立各州那樣,好好談出一個憲政制度。章太炎這個想法自有理據,但揆諸史實,實在來不及,因為在那之前十幾年,外國資本在中國的份額越來越大,中國政治在很大程度上不能不顧及外國資本的利益。資本需要穩定的投資環境,自皇族內閣以來的政治風波,已使外國資本蒙受了相當損失,各國政府之所以還能在武昌首義后宣布中立,是因為他們看到了中國走向共和傾向勢不可擋,而清廷在過去幾年確實沒有進行踏實的政治改革。但是,外國資本對政治不穩定的容忍不可能無限期,獨立各省必須要找到一個新的辦法。119日,云南都督蔡鍔通電各省:

                         

                        竊查目前各國情狀,對于各省義軍,雖已認為交戰團體,暫守中立,并未認為完全政府,列為國際團體。自今以后,非有集中統一之機關,即無對外活動之資格。現在長江以南漸次光復,黃河流域當必陸續反正,統一機關之急宜組織,諒為數萬萬同胞所共認。(24)

                         

                        中國沒有地方分治的傳統,更沒有經驗,各省獨立確實帶來了一些實際問題,蔡鍔的憂慮并不是個別性的,黎元洪在同一天(119)所發布的通電中,也有類似表述,以為非組織臨時政府,內政外交,均無主體,極為可危(25)

                         

                        統一的中央政府肯定還要建立,但在建立之前,確實應該讓獨立各省模仿美國十三州召開制憲會議,就相關問題進行充分討論。1111日,江蘇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湯壽潛致電上海都督陳其美,比較詳細地表達了這一想法:

                         

                        自武漢事起,各省響應,共和政治已為全國輿論所公認。然事必有所取,則功乃易于觀成。美利堅合眾國之制度,當為吾國他日之模范。美之建國,其初各部頗起爭端,外揭合眾之幟,內伏渙散之機,其所以苦戰八年,卒收最后之成功者,賴十三州會議總機關有統一進行、維持秩序之力也。考其第一次、第二次會議,均僅以襄助各州議會為宗旨,至第三次會議,始能確立國會長治久安,是亦歷史上必經之階段。吾國上海一埠,為中外耳目所寄,又為交通便利、不受兵禍之地,急宜仿照美國第一次會議方法,于上海設立臨時會議機關,磋商對內對外妥善之方法,以期保疆域之統一,復人道之和平,務請各省舉派代表,迅即蒞滬集議。(26)

                         

                        程德全、湯壽潛不僅有清醒的認識,而且提出集議方法四條、提議大綱三條,以作為中國制憲會議的最初準備。

                         

                        集議方法四條為:

                         

                        一、各省舊時諮議局,各舉代表一人;

                         

                        二、各省現時都督府,各派代表一人;

                         

                        三、以江蘇教育總會為招待所;

                         

                        四、兩省以上代表到會,即先行開議,續到者隨到隨議。(27)

                         

                        提議大綱三條為:

                         

                        一、公認外交代表;

                         

                        二、對于軍事進行之聯絡方法;

                         

                        三、對于清室之處置。(28)

                         

                        程德全、湯壽潛代表了獨立各省大致看法。1114日,滬軍都督陳其美向獨立各省發出通電,建議各省公舉代表,定期迅赴上海,公開大會,議建臨時政府,總持一切,以立國基而定大局(29)

                         

                        陳其美、程德全、湯壽潛代表了最富庶的東南諸省,他們的呼吁迅即贏得山東、廣東、福建、吉林、直隸等省都督,或諮議局贊同,相繼派代表前往上海,仿美國獨立后制憲會議為臨時政府,或臨時國會之準備。

                         

                        15日,江蘇都督府代表雷奮、滬軍都督府代表袁希洛、俞寰澄、朱葆康,福建都督府代表林長民、潘祖彝,在上海江蘇教育總會舉行會議,定名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議定會所設上海,認定武昌為民國中央政府,以鄂軍都督執行中央政務。1128日,以湖北軍政府堅請,各代表赴武昌會議,每省留一人在滬以為聯絡。

                         

                        在武昌,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規模續有擴大。122日,會議議決先規定臨時政府組織大綱,并推雷奮、馬君武、王正廷為起草員。第二天,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舉行會議,譚人鳳、潘祖彝、謝鴻燾、雷光宇、時象晉、王正廷、孫發緒、胡瑛、鄒代藩、趙彬、王竹懷、許冠堯、張其锽、谷鐘秀、黃可權、陳毅、黃群、湯爾和、陳時夏、馬君武、雷奮、陳陶遺到會,會議議決《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制憲會議以超乎想象的速度完成了一個歷史性任務。

                         

                        《臨時政府組織大綱》經獨立十省共22名都督府代表簽字確認,是中華民國第一部憲法性文件,也是后來民國政治發展的原點,當然也是民國政爭的起點。

                         

                        這部文件共421條,簡明扼要,要言不煩。末章附則規定6個月內由臨時大總統召集國民會議,其余三章分為臨時大總統”“參議院”“行政各部,分別規定了各自權限、產生辦法。

                         

                        臨時大總統由各省代表選舉產生,投票權每省一票;臨時大總統有統治全國、統帥海陸軍的權力,經參議院同意,有宣戰、媾和、締約,任用各部部長、派遣外交使節,以及設立臨時中央裁判所的權力。

                         

                        參議院由各省都督府所派三名參議員組成,其職權為議決宣戰、媾和、締約,通過對行政各部張的任命,議決政府預算、稅法、幣制、公債發行,議決各暫行法律、大總統交議事件,以及答復大總統咨詢事件。

                         

                        對于參議院所議事項,大總統如不以為然,可在十天內交參議院復議。如復議2/3以上參議員仍持前議,大總統應發交行政各部執行。

                         

                        行政各部規定中央政府設外交、內務、財政、軍務、交通五部。

                         

                        《臨時政府組織大綱》立法傾向非常明顯,就是仿照美國的總統制,將國家元首、政府行政首腦合一,各部部長對總統負責,總統則對全體國民負責,議會與行政分離,各自獨立行使職權。

                         

                        這個大綱肯定有許多不嚴密,或還沒有想到的地方,比如大總統由每省一票產生;每省參議員由都督府所派;那每省都督如何產生,這都是后續必須解決的問題。但從總體上說,《臨時政府組織大綱》還是一個很不錯的文件,此后如果能在這個文件基礎上修正,而不是根本性顛覆,民國政治或許不會那樣反復,權力也不至于那樣失衡。

                         

                        然而,后來的歷史注入太多偶然因素、人為因素,從而使這個文件并沒有得到忠實貫徹。

                         

                        這個偶然、人為因素,主要來自同盟會,來自宋教仁、黃興等人。宋教仁不是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的成員,因而沒有參與《臨時政府組織大綱》的制定。他從武昌返回上海,與陳其美合作,致力于組建有別于武昌的臨時政府。

                         

                        黃興在漢陽防守失利后負氣出走,121日返回上海。與黃興同行的,還有在湖北軍政府失勢的湯化龍。124日,宋教仁、陳其美擔心武昌成了中央政府,對同盟會不利,因此鼓動留滬代表召開會議。參加此次會議各省留滬代表有沈恩孚、俞寰澄、朱葆康、林長民、馬良、王照、歐陽振聲、居正、陶鳳集、吳景濂、劉興甲、趙學臣、朱福詵。江蘇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湯壽潛、滬軍都督陳其美到會。章太炎、章駕時、蔡元培、王一亭、黃中央、趙竹君、顧忠琛、彭錫范到會。會議議決南京為臨時政府所在地,票舉黃興為大元帥,黎元洪為副元帥。

                         

                        宋教仁、陳其美或許擔心武昌坐大對同盟會不利,他們這次做法卻使同盟會聲譽一落千丈。

                         

                        三、政黨政治與非政治政府

                         

                        在民國制憲史上,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是一個最具標志性的機構,甚至可以說,是民國憲政的創始者。它的最初成員,由獨立各省都督府、諮議局委派,每省倆人,負責為未來的民國制定規章,甚至是憲法制定的準備。一個充滿活力的新中國呼之欲出。

                         

                        拋棄帝制之后的中國,究竟應該建立怎樣的制度框架,在武昌起義發生后一段時間并不是很清楚。君主立憲肯定不是主要選項了,君主的名聲正如梁啟超后來所說,已經被嚴重妖魔化,沒有神圣的光環了。君主立憲不再是中國的選項,但晚清以來的立憲路徑不會改變。十年前,梁啟超曾對世界現行政治架構進行過分析,君主專制之外,就是君主立憲與共和立憲。沒有君主立憲了,剩下的唯一選擇,就是共和。共和立憲是武昌首義后的唯一選擇。

                         

                        按照獨立各省都督府、諮議局的意見,他們鄭重其事召集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就是按照共和立憲的路徑往下走,大家集思廣益,博弈、妥協,為未來新中國構建一個盡可能完美的制度。

                         

                        實事求是地說,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用時雖短,但他們在1911123日通過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就是一個很不錯的開始。這個文件雖然顯得比較粗糙,對于許多細節還沒有來得及規范,但是這個文件的立法方向沒有問題,是一個可以作為政治基礎繼續討論的文件。各方政治勢力相互質疑、討論、妥協,一定會沿著這個方向繼續往前走。

                         

                        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是一個政治上比較中立的準立法機構,是類似于美國制憲會議準制憲會議。各位代表接受各省授權,為各省,也為未來重建統一的國家服務。他們中個別人或許有革命或改良的不同政治傾向,但這些傾向并不太容易在立法上反映出來。

                         

                        政治傾向比較強烈的是湖南都督府派出的譚人鳳。他在1130日與黨人劉揆一、劉公、馬伯援、孫武、胡瑛、田桐、蔣翊武、查光佛、楊玉如、楊時杰、蔡濟民、覃振、丁復等聯名致電《民立報》社轉山陜景耀月、于右任,兩廣汪精衛、馬君武,四川李肇甫,浙江章炳麟、汪寄生,福建宋淵湲,云南張大義,江蘇章梓等,呼吁他們速來鄂組織一切(30)

                         

                        對于譚人鳳等人的呼吁,章炳麟122日回電稱:

                         

                        武昌都督轉譚人鳳諸君鑒:電悉。革命軍起,革命黨消。天下為公,乃克有濟。今讀來電,以革命黨人召集革命黨人,是欲以一黨組織政府。若守此見,人心解體矣。諸君能戰即戰。不能戰,弗以黨見破壞大局。章炳麟。文。(31)

                         

                        細繹章太炎的意思,他不認為未來中國政治架構應該受制于政黨政治。革命軍起,革命黨消,意味著當武昌首義發生,各省獨立,革命黨的歷史使命已經完成,未來中國政治不再受制于政黨,未來要建立的政府,也不應該具有政治色彩,而應該是政治上中立、專業、技術,是非政治的政府

                         

                        章太炎的想法或許超前,或許不切實際,但通覽章太炎個人思想史,他確實是近代中國比較早地反省西方近代以來政治模式,試圖為中國尋找政治新路的思想家。章太炎朦朧預見到了政黨政治并不合乎中國,政黨政治的結局就是結黨營私,就是朋黨,不會有什么好結果。

                         

                        后來中國政治發展,被章太炎不幸而言中,不過也讓人遺憾的是,章太炎自己很快也卷入了政黨政治,且成為至關重要的一員。

                         

                        當譚人鳳、章太炎等人討論怎樣構建新政府時,武昌前線告急,漢陽防守失利,黃興負氣出走,121日返回上海。與黃興同行的,還有在湖北軍政府失勢的湯化龍。

                         

                        與黃興同時前往武昌的宋教仁,此時,或早于此時也回到了上海。

                         

                        前線失利,確實影響了南方統一政府的成立;統一政府不能成立,又確實影響南方獨立各省形成一個完整的力量與清廷對峙,進而逼退清廷,重建中國。這確實是南方獨立陣營面臨的巨大問題。

                         

                        為此,宋教仁、林長民、居正、陶鳳集、吳景濂、趙學臣等于121日向各省咨議局發布通電:

                         

                        漢陽昨失,餉械均先時移置武昌,民軍現仍力守。各省代表早經多數赴鄂,鄂垣軍務正緊,急難開議,現由留滬代表電請折回。組織臨時政府之議,決不因漢陽之失而阻。目前大局安危,不在一時一地之勝負,實在統一機關之成否。同人在滬公行準備,各代表一到便當開會,一切進行,共矢不懈。南京垂下,大勢并不動搖,仍望諸公力持。[]漢陽失敗之因,據內部人來滬報告,仍由于事權軍令之不一。得此懲毖,足使我民自知病痛所在,恒受砭(?),尚乞諸公有所鑒戒。臨時政府行將成立,過此以往,軍事之部署,政權之作用,有待于我全國國民之用命,以求得其最可寶貴之真自由者無窮也。(32)

                         

                        宋教仁、林長民等人署名前專門冠以留滬代表的名義。

                         

                        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留滬代表的功能在上海聯絡各省,也有為赴武昌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備份的意思。武昌前線局勢危機,他們在后方上海就一些重大問題研究、發聲,并不存在違規、不合適。但是,這種事情不能太過,不能喧賓奪主,更不能無視聯合會的主體,即在武昌的大多數。

                         

                        宋教仁等人對武昌的焦慮也非后人所能理解,基于這樣的焦慮,他們在122日繼續集會,進而討論在武昌危機情形下,怎樣在南京重建新的政治中心。黃興是從武昌前線回來的將領,他在武昌就力主放棄武昌,率所有精銳及餉糈械彈乘艦東下,進取南京,以為根據,再圖恢復(33)

                         

                        章太炎、湯壽潛、程德全等與此相反,以為在當時情形下更應該堅守武昌,但湯、程二人均不敢發言,更不敢堅持,其中的緣由,章太炎在第二天致信趙鳳昌詳述:

                         

                        昨日議臨時政府地點,迄無成議。主鄂者惟有下走,主金陵者惟有克強,而漁父斟酌其間,不能談論。今日所望,在臨時政府從速發表,若如漁父圓活之說,又遷延無期矣。雪樓(程德全)、蟄仙(湯壽潛)意在主鄂,而皆唫口結舌,不敢堅持。蓋雪樓處嫌疑之地,蟄則慎于發言,坐令議政府地點者,惟在一二黨人之口,此國人之恥耶?蟄仙私言,前已認武昌為政府,危而背之,于心有疚。此誠長者之言,然不敢當眾發表,而獨與下走私語,為之怏然。竊念囊日滿政府雖僝弱寡謀,然遇有兵禍時,省城雖危機將陷,猶未以外府為省會,必待真正失守,乃移行省于他處。今吾儕之認政府,反不能如滿廷之認省會耶?以武昌為都城,以金陵為陪都,此今日正當辦法,愿公大宣法語,以覺邦人。不然,仆輩所持,既與克強不合,終無談了之期;若曲循金陵之議,援鄂之心必懈,冒昧之策必生(謂大舉北伐),其禍將不可解也。(34)

                         

                        武昌的局勢確實危險,但還沒有危險到淪陷的地步。就在黃興、宋教仁、章太炎等人討論放棄武昌第二天(123),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在漢口通過了《臨時政府組織大綱》。因此,夸大武昌危機可能另有原因。

                         

                        黃興、宋教仁、陳其美等同盟會一系的革命黨人,清楚地知道在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中,他們并不占多數,如果聽任形勢發展,革命黨人必將功虧一簣,武昌成了中央政府,同盟會一系即便不會出局,也很難在既有體制中發揮功能。這可能是他們最擔心的問題。

                         

                        124日,宋教仁召集留滬代表沈恩孚、俞寰澄、朱葆康、林長民、馬良、王照、歐陽振聲、居正、陶鳳集、吳景濂、劉興甲、趙學臣、朱福詵等人開會。程德全、湯壽潛,以及滬軍都督陳其美到會。此外還有章太炎、章駕時、蔡元培、王一亭、黃中央、趙竹君、顧忠琛、彭錫范等人。會議議決南京為臨時政府所在地,票舉黃興為大元帥,黎元洪為副元帥。

                         

                        宋教仁搶先一步,自以為贏得了先機,但由此卻引發了后來一系列黨爭。

                         

                        就各省都督府的共識而言,留滬代表”124日的決定顯然是有問題的:

                         

                        各省代表赴鄂者與留滬者,原是一體,他們(宋教仁、黃興)兩人只利用留滬一部分,而瞞著赴鄂代表,瞞著鄂軍政府,皆不令聞之,其謬一也。江蘇都督、浙江都督、滬軍都督,皆令其到場投票,淆亂職權,蔑視其他各省都督,其謬二也。開會時,加入不倫不類、毫無根據之章炳麟、章駕時、蔡元培、王一亭、黃中央、趙竹君、顧忠琛、彭錫范諸人,令其列席,令人懷疑這一伙人到底是干什么的,其謬三也。(35)

                         

                        另,參加這次會議的湖南人歐陽振聲,并不是湖南都督府或諮議局的代表,而是宋教仁個人委派的代表。宋教仁只是代表之一,而居然委派代表的代表,此等舉動,在批評者看來,既不合理,又不合法(36)因而124日的上海會議,在漢口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看來,不僅違反了聯合會組織規程,而且破壞了獨立各省已達成的共識,埋下了后來民國政爭的種子,同盟會的威望在民國初年國內政治中威望不高,黎元洪后來不斷被妖魔化,都可以從這次會議找到蛛絲馬跡。

                         

                        但是有一點也算是英雄所見略同,就在留滬代表決定移師南京的同一天,漢口各省代表會議臨時政府設于南京,各省代表開臨時大總統選舉會于南京。有十人以上之代表到南京即開選舉會,臨時大總統未舉定以前,仍認鄂軍都督府為中央軍政府,有代表各省軍政府之權(37)

                         

                        分析漢口會議與留滬代表兩個會議的決議,移師南京是相同的,所不同的只是留滬代表會議票舉黃興為大元帥,黎元洪為副帥;而漢口的代表會議決定在臨時大總統未舉定前依然認鄂軍都督府為中央軍政府。

                         

                        其實,從當時國內政治格局看,武昌不僅是首義之地,最先發難,為獨立各省表率,而且湖北推舉出來的黎元洪,也最具領袖風范,具有領袖群倫的資格,擁有很高的威望,各省都督府及其代表并沒有對黎元洪的人品、能力提出質疑。獨立各省都督府普遍相信,通過各省代表會議的努力,制定出一些基本文件,進而根據這些文件選舉臨時大總統,只要完成了這一套程序,新中國的臨時大總統究竟是誰,都不再是問題。

                         

                        然而,黃興、宋教仁、陳其美等同盟會成員卻不這樣看。他們之所以策動留滬代表票舉黃興,其實就是要控制住未來新政府的領導權,從好的方面說,就是保證未來中國政治的主導權在革命黨人手里。但從壞的方面說,黃興,特別是宋教仁對政治的操控,令人反感,批評者以為宋教仁為人,眼高識暗,志大才疏,說話則夸張不倫,辦事則雜亂無章,自身取禍則有余,擔當天下大事則不足(38)這也是后來宋教仁威望一度下滑的深層原因之一。

                         

                        留滬十四省代表推舉黃興為假定大元帥,黎元洪為副元帥的消息通過西電傳到武昌后,立即激起在武昌獨立各省都督府代表的憤怒與反對。127日,各省都督府代表會議舉行會議,議決由大都督黎元洪向各省都督府發布通電,說明上海公舉大元帥的真相,并致電滬軍都督陳其美,請其查明真相,宣布撤銷。(39)

                         

                        宋教仁等人在上海策劃的選舉實屬一場誤會,一個插曲,不僅沒有達到預想目的,反而引起了武昌主流派的警覺。128日,在武昌的各省都督府代表根據決議同船出發前往南京。1210日,留滬各省都督府代表朱葆康、歐陽振聲、王照、居正、陶鳳集、吳景濂、劉興甲、廖名搢、劉揆一、趙學臣、李鎜、吳鐵城、林森舉行會議,決議第二天同赴南京,與從武昌趕往南京的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代表匯合。南方新政治中心,已從武昌、上海向南京匯集,一個全新的民族國家很快就會建立起來,但肯定不會一帆風順。一個全新的政府,究竟應該是一黨的政府,還是超越政黨的“非政治政府”,在各位代表前往南京的路上,已經發生了巨大分歧。

                         

                        四、因人而異制法修法

                         

                        討論民初政治制度構建,《臨時約法》是一個無法繞開的問題。民國前半期幾乎所有政爭,都是圍繞著這部準憲法展開。即便到了21世紀,《臨時約法》的意義、得失,依然很難在學術界達成共識。肯定的人譽為民國象征,否定的人以為中國憲政始終無法走上軌道,《臨時約法》是個關鍵。

                         

                        1911128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同船離開漢口,順流而下,前往南京。他們的使命,就是在那里公舉臨時大總統,組織臨時政府。10日,留滬代表議決第二天同赴南京。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先前分開的兩個部分至此重新合在一起,一個完整的準制憲會議總算可以有一個新的開始。

                         

                        兩路人馬會合后,12日,聯合會代表齊集江蘇咨議局舉行第一次會議。參加這次會議的有:

                         

                        江西:吳鐵城、林森、趙士北、王有蘭、俞應麓;

                         

                        浙江:湯爾和、黃群、陳時夏、屈映光;

                         

                        湖北:馬伯援、楊時杰、陶鳳集、居正、時象晉;

                         

                        湖南:廖名搢、鄒代藩、劉揆一、歐陽振聲;

                         

                        奉天:吳景濂;

                         

                        河南:李鎜、黃可權;

                         

                        山西:仇亮、喬義生、景耀月;

                         

                        福建:林長民、潘祖彝;

                         

                        江蘇:雷奮、陳陶遺、馬良、袁希洛;

                         

                        廣西:馬君武;

                         

                        廣東:王寵惠、鄧憲甫;

                         

                        四川:周代本、蕭湘;

                         

                        直隸:谷鐘秀;

                         

                        安徽:趙斌、王竹懷、許冠堯。

                         

                        1439人。

                         

                        兩路人馬匯集南京時還有一個小插曲:林長民,也就是后來很有名的林徽因的父親,風塵仆仆與留滬代表剛到南京,就被以漢奸罪名逮捕。據說,舉報林長民的為江西代表林森,而二林同鄉同姓同宗,但素有嫌隙。某日在同盟會本部開會,林森曾訐發林長民為福州著名的憲政黨員,現在他長期溷跡于代表會內,顯然是憲政黨的代言人。林森的說法傳到陳其美的耳朵,陳其美毫不客氣指派青幫打手,向林長民開了一槍。陳其美并不是要林長民的小命,而是打草驚蛇,警告他趕快離開南京,退出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林長民遂辭職回閩。(40)

                         

                        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代表前往南京,原本只是為了組織臨時政府,選舉臨時大總統,而最有可能出任臨時大總統的,無疑就是被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留滬代表”“公舉假定大元帥黃興。(41)

                         

                        選舉黃興,遭到了黎元洪、章太炎等人的強烈反對。黎元洪通電以為情節甚為支離(42)要求取消;章太炎則從上海致電光復南京的英雄,浙軍總司令朱瑞,勸其反對黃克強敗軍之將不能來寧就職。因此組織政府之舉不敢冒昧進行,為之無形停止者約計半月,人情大為皇皇(43)

                         

                        各種反對讓黃興重新思考未來政治布局,力推首義領袖黎元洪為大元帥,而自己愿意領兵北伐,誓搗黃龍,以還我大漢河山而后已(44)1217日,黃興向各省代表會電辭大元帥之職,并推舉黎元洪大都督為大元帥。當經改舉黎元洪為大元帥,黃興為副元帥。并議決黎大元帥暫住武昌,由副元帥代行大元帥職權,組織臨時政府。

                         

                        朝令夕改讓南方革命黨人的信譽受到了相當損失,前于十月十四日(124)公舉黃興為大元帥,黎元洪為副元帥。相距不到半個月,突然又將黃、黎二人姓名倒置。古人云置君如弈棋,此則舉元帥如弈棋,狐埋狐搰,真兒戲也(45)

                         

                        這還不算結束。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在推舉黃興以副元帥代行大元帥職權,遂公函邀請他用最快的速度前往南京,組織臨時政府。黃興原本已答應這個邀請,并為此做了一些準備,但事到臨頭,黃興又突然變卦。據親歷其事的李書城說,黃興本擬早日啟程赴南京就職,并已商請張謇向上海日商三井洋行借款三十萬元作到南京后軍政費的開支。但在預定啟程赴南京的先一天晚上,黃先生忽向我說,他明天不去南京了。我問何故不去。黃先生說:頃接孫中山先生來電,他已啟程回國,不久可到上海。孫先生是同盟會的總理,他未回國時我可代表同盟會;現在他已在回國途中,我若不等待他到滬,搶先一步到南京就職,將使他感到不快,并使黨內同志發生猜疑。太平天國起初節節勝利,發展很快,但因幾個領袖們互爭權利,終至失敗。我們要引以為戒鑒”。(46)

                         

                        在同盟會中,黃興始終比較注意大局,注意孫中山的領袖威望。這是一個難得的優點。只是黃興的遲疑,讓組建臨時政府的事情不得不后延。

                         

                        1225日,孫中山抵達上海,使南方革命黨人極為興奮,因為畢竟是孫中山最先提出驅逐韃虜,恢復中華,而且為此理想不得不堅持十幾年,不得不流亡海外如喪家之犬,棲棲遑遑。

                         

                        孫中山深孚眾望,他的歸來,不僅讓黃興暫停組織臨時政府的活動,而且真誠擁戴孫中山為臨時政府大總統。這個看法,也不獨黃興一人,也不獨為同盟會的主張,即便如趙鳳昌這樣與各方面關系緊密的政治操盤手,也真誠支持孫中山建府開基遂一一陳說滬漢情事。其后屢至,商統一建國諸要端,尤先以網絡英賢及國家財政事(47)

                         

                        對于孫中山出任臨時政府總統,革命黨絕大多數沒有不同意見,但是也有幾個例外。章太炎在武昌起義后,以為革命軍起,革命黨消,反對一黨組織政府。但是,現在隨著孫中山歸國,特別是因為清廷在僵持了那么長時間依然不妥協,拿不出解決問題的辦法。如果不在南方成立一個臨時政府,統一獨立各省的內外政策,對內對外似乎都很難應付。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當然也做這項工作,他們的目標就是制定一個憲制框架,然后公舉大總統,組織臨時政府。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在武昌通過的《臨時政府組織大綱》并沒有反對一黨組織政府,因而新政府的組建,也不可能反對政黨政治這個選項。

                         

                        然而,清廷開放黨禁的時間很短,除了1905年在東京成立的同盟會,即便康有為、梁啟超,也沒有建立起具有組織政府能力的新政黨。至于各省都督,更是如此。歷史給同盟會提供了一個組織政府的難得機遇。章太炎反對一黨組織政府,現在恰恰必須由同盟會一黨去組織政府。

                         

                        面對同盟會一黨組織政府的必然格局,章太炎轉變了看法,也能接受,只是他依然有自己的保留,不認同同盟會多數傾向于孫中山出任大總統的意見。他在不少場合倡言,如果一定要在同盟會內部選擇一人出任臨時政府大總統,那么,以功則黃興,以才則宋教仁,以德則汪精衛(48)獨不提同盟會總理,也是多數認同的孫中山。

                         

                        章太炎固然是中華民國的締造者之一,也是中華民國最早的命名者,他是比較資深的革命黨,也常以革命名宿自居,但當清廷1906年預備立憲開始后,革命漸趨困境,內部沖突日趨嚴重,章太炎與孫中山的個人關系也在這個時候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危機。直至武昌起義發生,他們也沒有機會,更沒有意愿彌合。這是章太炎不會推戴孫中山的一個主要原因。(49)

                         

                        除章太炎,不利于孫中山出任大總統的還有宋教仁。宋教仁初居日本,頗習政黨縱橫之術,內挾克強為重,外亦與趙(鳳昌)、張()、湯化龍、熊希齡相結納,立憲黨人因樂之以進,宋之聲譽乃驟起,故章炳麟才之。然終以黨人故,克強不敢奪首領之地位,鈍初始欲戴為總統,己為總理,至是亦不得不服從黨議,然仍主張內閣制(50)按照胡漢民的分析,宋教仁之所以策動留滬代表舉黃興為大元帥,主要是自己欲望膨脹,要當總理,因而提出內閣制,希望通過內閣制控制國家權力。

                         

                        孫中山歸來,使黃興、宋教仁等人的計劃無法繼續執行,特別是黃興,并不完全認同宋教仁的這些操作。1226日,孫中山抵達上海第二天,在寓所召集同盟會最高干部會議,討論選舉及組織政府問題。由于同盟會之外的政治勢力,也多傾向于,至少不反對孫中山出任臨時政府臨時大總統,因而將要組建的臨時政府組織架構,無需修改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通過的《臨時政府組織大綱》。而這個大綱就是仿照美國的總統制,將國家元首、政府行政首腦合一。如果按照這個大綱執行,同盟會只需要提供組閣人選,不需對政府架構進行修正。

                         

                        此次會議理論上說無權討論《臨時政府組織大綱》的修改,不論同盟會在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中占有多大比例,此次會議的主旨,就是同盟會內部推舉出一個臨時大總統候選人,交給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進行選舉。然而就在這個時候,章太炎、宋教仁等人的不同議論肯定傳到了孫中山的耳朵,孫中山在這次會議上開宗明義強調自己主張總統制:

                         

                        內閣制乃平時不使元首當政治之沖,故以總理對國會負責,斷非此非常時代所宜。吾人不能對于唯一置信推舉之人,而復設防制之之法度。余亦不肯徇諸人之意見,自居于神圣贅疣,以誤革命之大計。(51)

                         

                        孫中山一直推崇美國的政治制度,也一直認為中國在革命勝利后,應該建構美國式的政治制度,包括總統制。孫中山不愿在原則問題上讓步,他最后那句不愿自居于神圣贅疣,很有氣勢,大有撂挑子不干了的意思。

                         

                        參加當天會議的還有胡漢民、汪精衛、黃興、陳其美、宋教仁、張靜江、居正等。張靜江聞言率先表態:!先生而外,無第二人能為此言者,吾等惟有遵先生之意而行耳。”(52)張靜江一錘定音,眾皆翕然。中華民國成立之際的一場體制危機悄然化解。

                         

                        孫中山的堅持,特別是黃興從大局考慮,力勸宋教仁放棄內閣制,并身體力行前往南京,向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解釋同盟會的方案,會商選舉孫中山為大總統。孫中山的堅持,黃興的努力,宋教仁的讓步,各位代表的大局觀,終于將民國誕生關鍵時刻的第一次憲政危機比較順利獲得解決。(53)

                         

                        經過緊鑼密鼓的準備,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在望,宋教仁的內閣制并沒有得到認同,這個建議也就漸漸成為往事。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時,清廷還沒有妥協,南北議和也沒有頭緒,未來的中國究竟應該采納君主立憲,還是民主共和,南北之間并沒有得出一致認識。13日,清國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致電孫中山:君主、共和問題現方付之國民公決,所決如何,無從預揣,臨時政府之說,未敢與聞。”(54)袁世凱,還有清廷顯然不會輕易認同孫中山的南京臨時政府。

                         

                        從當時的情形看,各省獨立繼續僵持,當然使清廷的合法性大半喪失,但是只要清廷不宣布結束,不宣布投降,獨立各省似乎也沒有力量發兵北上,直搗黃龍,畢竟清廷手中還有相當一部分軍隊,繼續僵持,南北分裂,完全有可能。

                         

                        為了避免最壞的結局,為了不讓排除了滿洲統治者之后的中國四分五裂,南北和談漸漸走向了妥協,一個重要的方案,就是由袁世凱設法逼退滿洲統治者,然后南方承認袁世凱為新政權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

                         

                        由袁世凱出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動議很早之前就由黃興等人提出來了,這個建議在多大程度上是策略,多大程度上是誠意,還可以研究。但可以肯定,這個建議對于后來化解僵局,促成清帝退位,民國建立,意義重大,孫中山也不反對這個方案。1227日,有人對孫中山說:

                         

                        在代表會所議決的臨時政府組織大綱,本規定選舉臨時大總統,但袁世凱的代表唐紹儀,到漢口試探議和時,曾表示如南方能舉袁為大總統,則袁亦可贊成共和。因此代表會又議決此職暫時留以有待。(55)

                         

                        對此,孫中山坦然對曰:那不要緊,只要袁能真擁護共和,我就讓給他。”(56)

                         

                        孫中山和革命黨主流的思考是嚴謹的,承諾也是莊重的,并不會因為某些特殊的、突發原因而食言。南方不斷傳遞的信息是:若清帝退位,則南京政府即可發表袁之正式公文;孫中山即可正式宣布解職,以功以能,首推袁氏(57)

                         

                        我們當然不會輕易相信,袁世凱從君憲轉向共和的關鍵是孫中山、革命黨的許諾。但是也必須承認,歷史就是這樣一步一步走過來了,有了這些許諾,新軍將領漸漸改變,袁世凱漸漸也在改變,即便是那些滿洲貴族,大部分也只能順應形勢,聽天由命。至19121月下旬,清帝退位已成大致趨勢,孫中山兌現承諾讓位給袁世凱逐步提上日程。121日,孫中山致電和談代表伍廷芳及各報館,并轉致袁世凱,提出清帝退位后和平移交權力的五個要點:

                         

                        一、清帝退位,由袁同時知照駐京各國公使電知民國政府現在清帝已經退位,或轉飭駐滬領事轉達亦可。二、同時袁須宣布政見,絕對贊成共和主義。三、文接到外交團或領事團通知清帝退位布告后,即行辭職。四、由參議院舉袁世凱為臨時總統。五、袁被舉為臨時總統后,誓守參議院所定之憲法,乃能接受事權。按一、二兩條即為袁斷絕滿政府關系,變為民國國民之條件。此為最后解決辦法,如袁并此而不能行,則是不愿贊同民國,不愿和平解決,如此則所有優待皇室八旗各條件,不能履行。戰爭復起,天下流血,其罪當有所歸。(58)

                         

                        面對清帝即將真的退位,孫中山和南方革命黨人并沒有足夠的心理準備,他們普遍沒有與袁世凱直接打過交道,再加上各方面不斷渲染袁世凱譎詐百端,心術不測(59)勸告孫中山、南方革命黨人保持警惕,防人之心不可無,因而在此后的日子里,孫中山、南方革命黨人對北方,對袁世凱,不是進一步理解、體諒,和平相處,順利移交,而是猜疑不斷,防范不斷,南北和解,幾次面臨中斷的危險。

                         

                        經南北之間反復磋商,清廷終于在212日宣布退位,袁世凱也于當天致電孫中山、參議院及黎元洪,承認共和為最良國體,世界之公認大清皇帝既明詔辭位,業經世凱署名,則宣布之日為帝政之終局,即民國之始基,從此努力進行,務令達到圓滿地位,永不使君主政體再行于中國(60)

                         

                        清帝和平退位了,和平重現了,孫中山也沒有遲疑,迅速兌現承諾,第二天(13)向參議院辭職,推薦袁世凱繼任。孫中山提出三個附加條件:

                         

                        一、臨時政府地點設于南京,為各省代表所議定,不能更改;二、辭職后,俟參議院舉定新總統親到南京受任之時,大總統及國務各員乃行辭職;三、臨時政府約法為參議院所制定,新總統必須遵守頒布之一切法制章程。(61)

                         

                        就情理而言,孫中山提出的這三個條件并不過分,至于能否做到,為什么不能做到,都可以交給參議院進行裁定。

                         

                        困難在于,袁世凱對于這三個條件太不重視了,太不理解孫中山及革命黨人的心情與用意了,他用各種理由方式堅持將政府繼續放在北京,他的理由自然不錯,也可以成立,但對革命黨人、孫中山來說,則覺得有點故意,尤其是京津保兵變來得過于蹊蹺,總讓人覺得不是那么回事。

                         

                        在三個附加條件中,最值得注意,也是后來政治沖突根源的是第三條,即臨時政府約法為參議院所制定,新總統必須遵守頒布之一切法制章程(62)而這個《臨時約法》就是專門為袁世凱私人定制的一部法律,因人制法,開啟20世紀中國一個極不好的頭。

                         

                        南京臨時政府臨時大總統的選舉,即孫中山的當選,所憑借的是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在武昌制定的《臨時政府組織大綱》。這個大綱盡管有許多不完善不嚴密的地方,但其立法原則就是美國的憲制,為總統負責制。這也是宋教仁在臨時大總統選舉前試圖廢棄總統制,改用內閣制而無法成功的一個法律障礙。只是在后來的南北議和中,袁世凱要接替孫中山出任大總統的可能性越來越大時,孫中山與革命黨人卻想到了這個最蹩腳的辦法,試圖用一紙法令去約束袁世凱的手腳。

                         

                        1912128日,南京臨時參議院成立。這個參議院實際上是由先前的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改制而來,十七省都督委派了三十八名議員,院址仍為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舊址,即江蘇省諮議局原址。會議推舉林森為議長,陳陶遺為副議長,陳旋即辭職,王正廷接任。

                         

                        臨時參議院成立的法理依據在武昌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制定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其功能為臨時政府的立法咨詢機構,具有立法權、財政權、任免權、外交權及顧問權。此外,臨時參議院還可對臨時大總統交議事件進行議決。

                         

                        根據《臨時政府組織大綱》,孫中山在臨時參議院成立之后第三天(31)將法制局所擬《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法草案》五十五條咨請參議院審議。孫中山在咨文中說:臨時政府現已成立,而民國組織之法尚未制定,應請貴院迅為編定頒布,以固民國之基。”(63)

                         

                        《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法草案》為法制局局長宋教仁起草,127日曾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法》的名義全文發表于《民立報》。28日,法制院覺得不妥,致函《民立報》更正:貴報所載《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法》系我院提出供參考之草案,現尚未經參議院議決。請更正為《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法草案》。”(64)

                         

                        孫中山將宋教仁起草的文本送交參議院后,并沒有獲得認同。參議院當恐受命政府,有損立法獨立之尊嚴,主張自行起草,不肯接受,將原案擲回。(65)

                         

                        臨時參議院不愿接受政府起草的文本,并不意味著參議院不認為重新制定《臨時約法》的重要性。27日,臨時參議院召集《臨時約法》起草會議,名為編輯委員會,重新起草,但仍由宋教仁主稿,(66)會議共三十日,至38日全案告終。311日由臨時大總統孫中山發布。須知,38日,為袁世凱向南京臨時參議院提交大總統誓詞的日子,誓詞曰:

                         

                        民國建設造端,百凡待治。世凱深愿竭其能力,發揚共和之精神,滌蕩專制之瑕穢,謹守憲法,依國民之愿望,蘄達國家于安全強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樂利。凡茲志愿,率履勿渝。俟召集國會,選定第一期大總統,世凱即行解職。(67)

                         

                        對于南京臨時參議院制定的《臨時約法》,袁世凱并沒有及時發現問題,或者即便發現了問題,可能他也并不在意,因為第一期正式大總統有待選舉,正式國會有待召集,一切都處于變動中,何必急不可耐。

                         

                        然而,孫中山311日公布的《臨時約法》卻成為民國元年政治發展的障礙。這個約法凡七章五十六條,最大的改變,是放棄了武昌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制定的《臨時政府組織大綱》中規定的總統制,而接受了宋教仁在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前提出的內閣制。

                         

                        從善意角度去理解,蓋當各省聯合之始,實有類于美利堅十三州之聯合,因其自然之勢,宜建聯邦國家,故采美之總統制。自臨時政府成立后,感于南北統一之必要,宜建為單一國家,如法蘭西之集權政府,故采法之總統制。至孫總統提出之《組織法草案》內容,大致與《臨時約法》相仿佛(68)

                         

                        但如從孫中山以及南方革命黨人的主觀訴求看,他們之所以改總統制為內閣制,就是要用法律條文約束袁世凱的手腳。這里當然主要因為那段時間南北之間誤解不斷,事故不斷,南方革命黨人自以為不是袁世凱的對手,只好提前防范。他們計劃推黃興、宋教仁為內閣總理,這樣,袁世凱就是虛置的大總統,位高世尊而沒有權,即便袁世凱老奸巨猾,野性難馴,也只好屈從于法律條款。

                         

                        總統制、內閣制,都是近代代議制中的一種制度,各自利弊得失,在孫中山、宋教仁的爭論中已有辯白。現在的問題,是革命黨人在將袁世凱視為一個潛在對手,而又不得不向他讓權時,總統制、內閣制的隨意改變,實際上潛伏著巨大的隱患。民國元年、二年,乃至洪憲帝制,都可以在這一改變中尋找到蛛絲馬跡。

                         

                        注釋:

                         

                        ①②張國淦:《辛亥革命史料》,上海:龍門聯合書局,1958年,第101頁。

                         

                        《復同盟會中部總會書》,《黃興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64頁。

                         

                        ④⑧《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選輯》,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5212頁。

                         

                        曹亞伯:《武昌革命真史》(),上海:中華書局,1930年,第89頁。

                         

                        湖北省圖書館:《辛亥革命武昌首義史料輯錄》,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1年,第14頁。

                         

                        ⑦1029日,劉承恩奉袁世凱之命致書黎元洪,愿意以實行立憲,赦開黨禁,下詔罪己,皇族不問國政為條件進行和談,顯然固守君主立憲的底線,并不主張廢帝制,更不主張廢除滿洲人為皇帝。劉承恩、黎元洪往返信件見渤海壽臣:《辛亥革命始末記》,《實行立憲匯編·武昌》,第8182頁,臺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也見曹亞伯《武昌革命真史》(),第173頁。

                         

                        ⑨⑩《辛亥革命武昌首義史料輯錄》,第1415頁。

                         

                        (11)湯震龍等:《湯化龍行狀》,章開沅、羅福惠、嚴昌洪主編:《辛亥革命史資料新編》(2),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83頁。

                         

                        (12)逸民(黃中塏):《辛壬聞見錄》,《辛亥革命武昌首義史料輯錄》,第16頁。

                         

                        (13)《辛亥革命史資料新編》(2),第183頁。

                         

                        (14)馬文義:《宋教仁與間島問題》,《辛亥革命回憶錄》(6),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1年,第39頁。

                         

                        (15)《欽定憲法問題》,陳旭麓主編:《宋教仁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153頁。

                         

                        (16)(17)《希望立憲者其失望矣》,《宋教仁集》,第17252255頁。

                         

                        (18)《論都察院宜改為懲戒裁判所》,《宋教仁集》,第281頁。

                         

                        (19)《中華民國鄂州約法及官制草案》,《宋教仁集》,第350頁。

                         

                        (20)湯志鈞:《章太炎年譜長編》,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第637頁。

                         

                        (21)[]駱惠敏編:《清末民初政情內幕〈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袁世凱政治顧問喬尼·莫理循書信集·18951912》,劉柱梁譯,北京:知識出版社,1986年,第782頁。

                         

                        (22)《清末民初政情內幕》(上卷),第782頁。

                         

                        (23)《黎元洪關于如何組織政府致蘇州程都督電》,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紀念館等編:《湖北軍政府文獻資料匯編》,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86年,第185頁。

                         

                        (24)《致各省軍政府電》,曾業英編:《蔡松坡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9頁。

                         

                        (25)《黎元洪為請獨立各省組織臨時中央政府致各省都督電》,《湖北軍政府文獻資料匯編》,第185頁。

                         

                        (26)(28)《程德全、湯壽潛致陳其美電》,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選輯》,1981年,第944752頁。

                         

                        (27)《民立報》19111114日。

                         

                        (29)《滬軍都督陳通電各省都督文》,《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選輯》,第312頁。

                         

                        (30)《民立報》19111130日第二頁緊要電報

                         

                        (31)此電最初發表于《神州日報》1911124日;又發表于天津《大公報》1212日,改題《章炳麟之消弭黨見》;后收入《章太炎選集》,改題《致武昌都督轉譚人鳳等電》。

                         

                        (32)《致各省諮議局電》,《宋教仁集》,第368369頁。

                         

                        (33)胡祖舜:《武昌開國實錄》,第110頁;轉引自毛注青《黃興年譜》,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48頁。

                         

                        (34)《章太炎致趙鳳昌密函》,《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選輯》,第1067頁。

                         

                        (35)中央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辛亥革命回憶集》(6),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2年,第248249頁。

                         

                        (36)(37)(38)劉星楠:《辛亥各省代表會議日志》,《辛亥革命回憶錄》(6),第248246249頁。

                         

                        (39)《致各省都督電》,易國干、宗彝、陳邦鎮輯:《黎副總統政書》卷1,上海:上海古今圖書局,1915年,第22頁。

                         

                        (40)劉星楠:《辛亥各省代表會議日志》,《辛亥革命回憶錄》(6),第250頁。據親歷其事的吳景濂說,各省留滬代表啟程之日,電告江蘇都督派兵到車站保護。是日夜八九點鐘,車至南京下關,吳景濂、于右任、李鎜三人先行,仆人穆忠和押取行李。下車后未見保護衛兵,行出十數步,忽聞槍聲數響。后知刺客為系福建都督孫道仁派遣,謂林為保皇黨,在上海數日,未在秘書處辦公,系與北方秘密勾結。而林某在滬,因辦理秘書處事,住于代表團會所。因公推林起草臨時政府章程,林以會所囂雜,故在旅館開房間兩日,專為起草之事,為諸代表所共知。”所以,吳景濂并不相信那些指控、傳聞,他與江蘇都督程德全商量后,將此情形通知福建都督孫道仁。但林長民“經此番打擊,對代表團秘書職務決意辭去,在南京暫時閑居”,并沒有很快回閩。《吳景濂自述年譜》,《近代史資料》(106),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第43頁。

                         

                        (41)《選舉假定大元帥》,《時報》1911125日。

                         

                        (42)黎元洪:《黎副總統政書》卷1,湖北官紙印刷局,1914年,第22頁。

                         

                        (43)《吳景濂自述年譜》,《近代史資料》(106),第44頁。

                         

                        (44)《民立報》1911126日。

                         

                        (45)劉星楠:《辛亥各省代表會議日志》,《辛亥革命回憶錄》(6),第251頁。

                         

                        (46)李書城:《辛亥前后黃克強先生的革命活動》,《辛亥革命回憶錄》(1),第196頁。

                         

                        (47)趙尊岳:《惜陰堂革命記》,《近代史資料》(53),第76頁。

                         

                        (48)《胡漢民自述》,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2年,第63頁。

                         

                        (49)胡漢民認為:蓋章(太炎)以革命名宿自居,恥不獲聞大計。其在東京破壞軍器密輸之舉,黨未深罪之,章仍不自安,陰懷異志。江浙之立憲派人,如張謇、趙鳳昌、湯壽潛之屬,陽逢迎之。章喜,輒為他人操戈,實已叛黨。見《胡漢民自述》,第63頁。

                         

                        (50)(51)《胡漢民自述》,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2年,第63頁。

                         

                        (52)梁華平、葉素珍編寫,中國人民政協會議湖北省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湖北文史資料》總第35輯,《孫中山先生的足跡》,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3頁。

                         

                        (53)據居正《辛亥札記》,孫中山回到上海,各界咸來候教,有日不暇給之勢。1226日,假哈同花園公宴孫中山,宋教仁自南京專程赴會。席次,黃興、陳其美、宋教仁密商,舉孫中山為大總統,分途向各代表示意,計已成。晚間復集孫中山寓所,會商政府組織方案。宋教仁主張內閣制,孫中山力持不可,黃興勸宋教仁取消提議,未決。黃興定期赴寧,向代表會商定。見《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選輯》,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71頁。

                         

                        (54)《申報》191216日。

                         

                        (55)(56)《迎中山先生選舉總統副總統親歷記》,《孫中山生平事業追憶錄》,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79頁。

                         

                        (57)(58)《共和關鍵錄》(第一編),第7189頁。

                         

                        (59)《犬養毅致孫中山函》(1912122),《孫中山藏檔選編(辛亥革命前后)》,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453頁。

                         

                        (60)(61)(62)劉萍、李學通主編,孫彩霞、李學通、卞修躍編:《辛亥革命資料選編》第4卷《南京臨時政府與民初政局》(),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第650666666頁。

                         

                        (63)劉萍、李學通主編,孫彩霞、李學通、卞修躍編:《辛亥革命資料選編》第4卷《南京臨時政府與民初政局》(),第543頁。

                         

                        (64)遲云飛:《宋教仁與中國民主究政》,長沙: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105頁。

                         

                        (65)(66)(68)楊幼炯:《近代中國立法史》,上海:上海書店1989年影印民國叢書本,第919292頁。

                         

                        (67)章開沅等主編:《辛亥革命史資料新編》(3),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9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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