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網首頁|客戶端|官方微博|報刊投稿|郵箱 中國社會科學網
                        今天是:
                        登錄  注冊  找回密碼

                        此頁面上的內容需要較新版本的 Adobe Flash Player。

                        獲取 Adobe Flash Player

                        您現在的位置:首頁>>專題研究>>晚清政治史>>正文內容
                        晚清政治史 【字體:

                        馬勇:袁世凱“開缺回籍養疴”諸問題

                        作者: 文章來源:《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1期 更新時間:2017年08月29日

                        摘要:袁世凱“開缺回籍養疴”三年是晚清史上的重大事件,但由于后來的一系列政治變化,袁世凱“開缺”的真實原因逐漸被遮蔽,“回籍”、“養疴”的真相也越來越模糊。其實,如果仔細排比新舊史料,重現當年歷史場景,很容易發現傳統說法具有很強的政治暗示,屬于政敵或不明真相者有意無意的歪曲、抹黑。而袁世凱及其部屬、友朋后來又因為“帝制自為”等因素,也不便為其辯誣,將錯就錯,鑄就了人們所熟知的袁世凱形象。其實,袁世凱“開缺”沒有那么多陰謀,他離開北京返回故里的故事更沒有傳統描述的那樣扣人心弦。“養疴”期間,袁世凱并不是被禁錮,他一方面安心養病,操持實業,另一方面與朝野各界保持著必要的聯系,這也為他后來的再度出山埋下了伏筆。

                         

                        關鍵詞:袁世凱/開缺/回籍/養疴

                         

                        對袁世凱而言,1908年極為不順,從位極人臣開缺回籍養疴,奮斗了大半生,從繁華京津退回幾十年前起步的故鄉。如果說這一切都是正常的情況,估計根本沒有人相信。但這件事為何發生?如何發生?怎樣演進?為什么短短三年,袁世凱重出江湖,反而贏得了一個非袁莫屬的美名?時移世易,一百多年過去了,我們可以嘗試著擺脫政治困擾,重建袁世凱開缺回籍養疴的真相。

                         

                        開缺:可說或不可說

                         

                        光緒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19081114)上疾大漸。酉刻,崩于瀛臺之涵元殿”①。酉刻為傍晚五至七點,龍馭上賓的光緒帝生于1871814日,滿打滿算三十八歲,壯志未酬身先死。然而,更為奇特的是,光緒帝后事還沒辦,翌日十一時聞太皇太后危篤,又擬進懿旨命攝政王裁定軍國政事,有重要事件由攝政王面請皇太后旨行。旋檢查孝貞顯皇后舊典。二時聞太皇太后換衣,攝政王與慶邸、各堂入寶光門敬視太皇太后升遐,即擬進太皇太后遺誥及哀詔。親歷其事之許寶蘅驚嘆:嗚呼!十一時中兩遘大喪,亙古所未有,可謂奇變,余繕寫各旨時心震手顫,莫知所主。”②國內外一切關心中國事務的人,普遍擔心政隨人亡之政治規律再度發揮作用,不知道兩宮相繼去世究竟對中國、對世界意味著什么。

                         

                        最先做出反應的是那些流亡海外長達十年的老維新黨人,他們在過去幾年的政治演變中蛻變為堅定的保皇黨人,堅信清廷內部有兩個截然不同的政治派別:年輕的光緒代表變革力量,年邁的慈禧代表保守勢力。光緒帝突然死亡,在老維新黨人看來一定有陰謀。康有為“突聞光緒噩耗,悲病萬分。光緒幽囚以來,并無大病,忽攖不治,傳說紛紜。嗣聞為袁世凱所毒殺,乃由海外上攝政王書,請誅袁世凱以謝天下,并發布討袁檄文”。在這篇檄文中,康有為明白指控袁世凱是殺死光緒的兇手。根據康的邏輯,袁世凱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他擔心慈禧逝后光緒復仇,清理十年前戊戌舊事③。

                         

                        梁啟超也利用各種關系上書攝政王、善耆等,“鄙意謂為今日之計,必宣布此賊(袁世凱)罪狀,乃可杜外人干涉之口。其罪狀除離間宮廷為眾所共知外,其尤大者則在山東巡撫任上,縱拳出境,以畿輔為鄰壑,釀成庚子大禍。此本極顯著事,而內外人均熟視無睹。茍揭此狀,則外人將憎惡之不暇,豈肯更為卵翼?這個建議雖然陰毒,擊中要害,但梁啟超忘了,袁世凱就任山東巡撫是由列強建議;袁在山東的全部舉措,與列強政策若合符節。

                         

                        一計不成,再來一計。梁啟超如康有為一樣,仍然回到袁世凱與兩宮關系上做文章:“今兩宮既先后升遐,戊戌前事非復臣子之所忍聞,即措詞亦復不易易。雖然,此罪若不有所歸,則大行太皇太后與大行皇帝慈孝之德,終不暴著于天下,使后世史家不能不有所懷疑,非有疑于太皇太后之慈,則有疑于德宗之孝,夫使二者而有一于是,則今上皇帝與攝政王之心,其能安平。竊謂宜以兩宮遺意(必兩宮然后可),暴其離間宮廷之罪,措辭雖簡單渾括,亦所不妨,蓋但有此而兩宮日月之明,已永不復為浮云所能掩矣。如此,以彼賊誣君誤國之罪,雖明正典刑,殊不為過,但監國仁慈,必不忍出此,且持之太急,或恐外人疑及今上皇帝寬仁之度。則以鄙見策之,雖最輕亦宜加以革職,交地方官嚴加管束。”④

                         

                        康有為、梁啟超等政治流亡者對袁世凱的指責,從現在能看到的史料說,不過是捕風捉影,并沒有確鑿證據,因而清廷并沒有按照他們的要求做。當然,康、梁都是過去十年最具世界影響的中國政治人物,他們在海外發聲,沒有影響清廷決策,但卻深刻影響了海內外輿論,風光一時、名聲顯赫的袁世凱竟然在兩宮去世不久迅速成為眾矢之的。國喪未完,清廷于十二月十一日(190912)突然發布諭旨:

                         

                        軍機大臣、外務部尚書袁世凱,夙承先朝屢加酌用,朕御極后,復予懋賞,正以其才可用,俾效驅馳。不意袁世凱現患足疾,步履維艱,難勝職任。袁世凱著即開缺回籍養疴,以示體恤之至意。⑤

                         

                        從這個諭旨看,清廷并沒有如康、梁呼吁,去追究袁世凱什么責任;攝政王載灃也沒有如人們所期待的那樣,殺袁世凱為其兄光緒帝復仇。其實,十年前的故事應該很清楚,所以攝政王在其日記中并沒有光緒帝臨死前鄭重囑托殺袁的記錄,他在摘錄開缺諭旨后,只是注明袁世凱開缺后調整的“樞垣”名單:慶王、世相、張相、鹿協揆、那相,即奕劻、世續、張之洞、鹿傳霖、那桐⑥。

                         

                        軍機章京許寶蘅為兩宮遺詔等文件起草人,多少知道一點內幕。其十二月十一日(12)日記:入直。軍機見起后復召世、張二相入,發出藍諭三道:一、袁太保開缺回籍養疴;二、那相入軍機;三、澍貝勒在乾清門侍衛上行走。按,澍貝勒為孚郡王之嗣子,乙未、丙申間得罪革爵圈禁,庚子釋免者。”⑦

                         

                        從許寶蘅的記錄中感覺不到什么陰謀。其實由此向前追溯,兩個多月前,許寶蘅曾為袁世凱“足疾”代寫過請假條:九月“十三日(107),大風。五時三刻入直,十一時散。袁監述兩宮定于二十六日回城,昨日直督薦醫屈永秋、關景賢進診,聞初九日軍機大臣召見時,兩宮泣,諸臣亦泣,時事艱危,圣情憂慮也。為項城擬請假折,因足疾請假五日。”⑧此時距兩宮去世一月有余,知兩宮雖然憂心忡忡,但朝局并沒有多少異樣,因而袁世凱因足疾請假只是一個平常事,無足為奇。

                         

                        “袁世凱現患足疾,步履維艱,難勝職任”,是清廷宣布罷免袁世凱職務,回籍養疴的唯一理由,而且清廷甚至明確表示袁世凱“夙承先朝屢加酌用”,在宣統小皇帝即位后,仍然獲得朝廷信任重用,“正以其才可用,俾效驅馳”,朝廷之所以在如此困難時期同意袁世凱回籍養疴,只是出于袁世凱健康狀況考慮。然而一百多年來,研究者很少有人相信清廷這個官方表述的真實性,以為袁世凱開缺就是清廷有意為之,所謂“足疾”,不過是一個借口。事發不久,惲毓鼎發給兩江總督端方一份電報:“桓溫(指袁世凱)之得罪也,外間皆未窺真相。光宗(指光緒帝)上仙,頗有紅丸之疑,不啻梁冀之于質帝矣(且結中常侍)。伏皇后曾奉獻帝衣帶詔,使除曹阿瞞以復仇,相王(指攝政王載灃)亦與聞焉。是日罷相制書,本有跋扈不臣,萬難姑容八字,以褫職編管處之。代相(指世續)獨與謀,力為解,乃易今文。”⑨

                         

                        惲毓鼎的描寫充滿想象,但據這份密信透漏出的信息,參照其他資料,大致可知在兩宮相繼死亡后,袁世凱確實面臨著巨大的政治壓力,甚至有人將他比擬為東漢權臣梁冀,暗示光緒帝之死與袁世凱脫不了干系。光緒帝同父異母弟,也即攝政王載灃的弟弟載濤后來回憶:“載灃攝政不久,即下諭罷免袁世凱。據我所知,促成其事的為肅親王善耆和鎮國公載澤。他們兩人向載灃秘密進言,此時若不速做處理,則內外軍政方面,皆是袁之黨羽;從前袁所畏懼的是慈禧太后。太后一死,在袁心目中已無人可以鉗制他了,異日勢力養成,消除更為不易,且恐禍在不測(大意是說袁心存叛逆)。善耆主張非嚴辦不可;載灃彼時對袁,也覺得是自己的絕大障礙,遂同意善耆的做法,又將諭旨用藍筆寫好(彼時尚在大喪百日之內,不能動朱筆)。其實,這類事必須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去做,不是可以遷延時日,從容研究的。事后就有人說過,袁每日上朝,僅帶差官一名;進乾清門后,便只他單身一個人,若能出以非常手段,干了再說,即使奕劻如何有心庇護,張之洞如何危言聳聽,亦來不及了。可是載灃哪里有康熙皇帝擒鰲拜的決斷和魄力呢?據聞那一道諭旨原文,是將袁革職拿交法部治罪。這從袁的方面來講,就已因此有了寬轉,結果可以不死了。及至拿給奕劻等一看,奕劻尚模棱其詞,不過說此事關系重大,請王爺再加審度。張之洞則明白說什么主少國疑,不可輕于誅戮大臣,力為反對。彼時,凡是諭旨非經軍機大臣副署不能發表。載灃處此僵局之下,竟自無可如何;乃將原旨一再修改,措辭前緊后松,變為開缺回籍養疴,縱虎歸山,自貽后患,善耆等亦只有付之浩嘆而已。”⑩

                         

                        這些記錄與討論均從陰謀論出發,都忽略了袁世凱開缺回籍養疴理由是否成立。按照這些說法,一個權傾朝野的重臣,怎么能因為什么一點“足疾”而開缺呢,“足疾”只是攝政王隨便編造的一個理由。

                         

                        其實,袁世凱患有“足疾”,而且犯起病來還比較嚴重也是事實。據《洹上函稿》,袁世凱離開北京并略微安置穩定后,曾給親朋好友寫了一批報平安的信,這些信都或多或少提及自己的身體狀況:宣統元年正月十五日(190925),袁世凱在復山東巡撫袁樹勛、復兩廣總督張人駿、復浙江巡撫增韞,以及正月十八日(28)復江西巡撫馮汝骙,正月二十日(210)復濟東泰武臨道徐世光,正月二十四日(214)復長江水師提督程炳文,二月初五日(224)復安徽巡撫朱家寶,二月初七日(226)復曹州鎮總兵陸建章,二月初十日(31)復大理院正卿定成,二月十一日(32)復署南汝光道鄒道沂等一系列函稿中,都表達了同一意思而文句稍有差異:兄自去年秋間忽患腿痛,不良于行,曾經請假兩旬。只以樞垣職任繁重,不得不銷假力疾從公。入直必須人扶掖。臘月,疾益增劇,仰蒙朝廷體恤,放歸養疴。圣恩高厚,莫名欽感。比來寄居衛輝,調治宿恙。”(11)這些向袁世凱問疾并得到回復的人,均與袁世凱有著某種特殊的姻親關系,或私人關系,且均為方面大員,或體制內相當層級的官員,他們或許聽到了一些不好的議論向袁世凱婉轉求證,而袁的回答雖然沒有批駁那些傳言,但卻正面介紹了自己的病情。宣統元年十二月,也即袁世凱回籍養疴一年后,他復信張一麐:“弟足疾多方調治,迄未大痊。現經仲芹每夕使用電氣,血脈頗覺活潑,惟步履究未能爽健如常。”(12)對這些親朋故友,且與朝廷關系錯綜復雜的親朋故友,袁世凱對自己病情的介紹是真實的,值得據此進行討論。

                         

                        清廷發布袁世凱開缺回籍養疴的時間為190912日,而袁世凱在信函中介紹自己病情的最早一封信為25日,其間有一個多月的空白期,因而為各種各樣的傳聞提供了可能。據張國淦,有謂是日(12)隆裕太后面諭監國叫殺的,有謂親貴們主張拿交法部治罪的,經張之洞再三乞恩,始改為開缺回籍養疴。張乞恩理由,以為袁在直多年,握有龐大的軍力,如果嚴懲,恐生他變。當日經過是否如此,外人不知也。有詢張者,張亦不明言”(13)

                         

                        張之洞沒有向詢問者明言,但胡鈞《張文襄公年譜》卻對此事有相當明確記載:“監國攝政王秉太后意,令軍機擬旨,禍且不測。公(張之洞)反復開陳,始令回籍養疴。公退語人,曰主上沖齡踐祚,而皇太后啟生殺黜陟之漸,朝廷有誅戮大臣之名,非國家之福。吾非為袁地,乃為朝局計也。”(14)而據鐵良之子穆瀛,項城放歸事,聞諸吾父,云隆裕召軍機領班獨對,攝政在側,慶邸入,后出先帝手敕辦袁世凱,慶伏地無言,后怒甚,問汝何意。慶回奏請召漢大臣議,并陳張之洞在值未退。后即斥退慶,召張入,示以此旨,張回奏,大意主幼時危,未可遽戮重臣動搖社稷,可否罷斥驅逐出京?后默許,遂有回籍養疴之諭。”(15)

                         

                        細讀這些記錄,細節豐富。但也正因為細節豐富,因而令人生疑,那些兩人私下對話,究竟是如何傳出的,假如清廷,或者說隆裕太后、攝政王,以及那些與袁世凱相仇讎的滿洲少壯派真有殺袁之心,或者說光緒臨終前真有殺袁諭旨,袁世凱能跑掉嗎?其實,這一切傳聞均源于1898年故事,源于那年袁世凱告密,背叛光緒,背叛維新派的傳言。

                         

                        在朝政并不透明的時代,這些捕風捉影的傳聞當然也并不全是空穴來風,仔細梳理各方面記述,也能找到官方不易解釋的蛛絲馬跡。袁世凱開缺主因“足疾”不必懷疑,但“足疾”既然已有很長一段時間了,而突然在國喪期還沒有結束時宣布“開缺回籍養疴”,顯然還有另外不易解釋清楚的原因在。讀袁世凱同僚、軍機大臣鹿傳霖日記,如下記錄值得注意:十二月“初七日……六時入直,召見如昨。江春霖對奏,未交下并召見。”“初九日,晴,美派大使事飭緩。”十一日,“入直召見同前,邸(慶親王)仍未上。陳田、趙炳麟封奏內存,旨袁世凱解仕回籍養疴,復召世、張入對,遂下罷袁之旨。那桐入樞學習,載澍派乾清門侍衛。”“十六日,晴風,嚴修封奏,謂項城長外交,遽罷,各國生心,請予病假仍啟用,發閱,仍存內。”(16)從鹿傳霖這幾天并不連貫的零散記錄中,隱約感到袁世凱開缺回籍養疴,除了足疾,似乎又與當時他負責的外交問題有關,至少袁世凱開缺如嚴修預示的那樣,或許將引起外交上的麻煩。

                         

                        據嚴修日記,十二月十一日,“項城是日開缺”;十二日,“候項城不遇”;十三日,“再候項城不遇”;十四日,“送項城于車站。遇仲魯、瑞臣、慕韓、杏城、雨人”;十五日,“擬上封事腹稿”;十六日,“封事傳留中”(17)。如此,正與鹿傳霖的記錄吻合。

                         

                        鹿傳霖說嚴修挽留袁世凱的理由,“謂項城長外交,遽罷,各國生心”(18),證之后來的研究,袁世凱罷官確實引起了列強對中國政治穩定的深度懷疑,美日諸國也通過不同方式、渠道試圖干預(19)。從這個視角進行觀察,袁世凱的門生沈祖憲、吳闿生的《容庵弟子記》中的說法更接近于真實:時,清帝德宗病勢日劇,孝欽后預議繼統事。公(袁世凱)在樞垣,最為孝欽后所倚任,青浦陳說,情同一家。醇親王載灃長子常出入內廷,孝欽后密以詢公,公一力贊成。十月二十二日,德宗晏駕,遂以宣統帝入承大統,公慮孝欽后年高,且皇族中亦頗有爭競繼統者,主幼國危,無所統帥,必生變亂,倡議以醇親王載灃監國。二十四日,孝欽后遽崩。于是公寓二三老成從容定策,七鬯無驚,中外咸深嘆服。公感悼孝欽后知遇,擬俟大喪事竣,亦即告退。乃未及上書陳請,而局勢忽變,論時事者言嚨論雜,咸莫測其由來,不知公之去位,實由于派大使一案也。”(20)由此回想鹿傳霖初九日日記:美派大使事飭緩”(21),大致可知沈祖憲、吳闿生的說法應該來自袁世凱本人。

                         

                        “派大使一案”由來:“先是,公因甲午、庚子之后,政府雖一意講求外交,而操縱失宜,究不免為外人所輕視,中國等級,向居人后,海牙和平會置列三等,親貴出洋,何嘗無所激刺?奈何事過輒忘。公因美之商派大使,遇我獨厚,密建聯美之策。先與慶王商定后,乘間獨對,暢陳中國宜派大使理由。孝欽后甚韙其議。旋遭大故,樞廷同列以不獲預聞其事為恨,有議公之輕舉者,于是橫生阻力,事敗垂成,其機會為至可惜也。”(22)這是清末最重要的一個外交大事,也是慈禧、光緒在生命最后歲月所作出的一個重要決定,然而這個決定還是來得太遲了,當唐紹儀受命率領使團前往華盛頓的時候,日本趕在唐紹儀抵達前,加速與美國達成了一項新協議:“唐紹儀,‘一個敏感而易于動搖的人大為沮喪’。他有種種理由可以感到沮喪。最壞的事情正在國內發生著。他的上司和支持者袁世凱正面臨著厄運,即使能夠幸免一死,也難逃貶謫的恥辱。他(袁世凱)正在因為唐紹儀赴美之行預料可以成功而暫保他的官位。他曾經許下諾言說唐紹儀能夠從美國獲得足夠的支持來抵制日本在滿洲的侵略。日本急忙利用羅脫高平換文來證明唐紹儀的談判失敗,從而暗地里傷害袁世凱,造成他的免職,并且終于使唐紹儀奉召回國。”(23)這是袁世凱開缺在外交上的原因,也是最有說服力的解釋。

                         

                        回籍:傳聞、想象與事實

                         

                        袁世凱開缺回籍養疴的真實原因,由于牽涉外交,清廷并沒有更詳細披露。也正因為沒有詳細的官方解釋,因而為各種演繹提供了可能。至于“回籍”的細節,其實也可以作如是觀。一個貌似權威、一手的記錄這樣說:“內閣值日官捧詔告袁曰皇上有旨,袁頹然色變,未及讀詔,張之洞自內出,告袁曰上以公足疾,命回籍養疴。袁讀詔畢,連呼曰天恩高厚,天恩高厚。袁回寓后,張一麐遂藉故逃避。袁之仆從見張逃,亦皆惶惶,或謂自免官詔下,袁之寓所風聲鶴唳,處處驚惶,若不知禍之終極矣。”第二天(十二月十二日,13)一大早,袁世凱入宮謝恩,隨后搭乘快車至天津。有英國人海魯與袁同行,曾作車中紀事,云“頭等車內僅三數人,予覓一近暖氣處坐定。旋來一人,衣素服,發毛鬢鬢,隨從甚多,坐處與余相對。見其仆輩置似新聞類一束于其旁,其人遂翻閱,兩點二十五分,車過豐臺,約有四十分鐘,其人端坐未行動。旋有仆人又置似酒類一樽于幾上,車上之仆均事之甚謹。余察其人舉動,異于常人,以英語詢車中檢票人,知為清國軍機大臣袁世凱。四點三十分,車至老龍頭,袁下車后,即乘一華麗馬車往西行去”,先至德國飯店,飯后至楊士驤衙門,住署后花園。其眷屬于是日晚車亦到天津,住德國飯店(24)

                         

                        張國淦據傳聞有與上述并不完全一致的描述:袁世凱“匆遽微服赴津,暫憩于英租界利德順飯店,令人密告直隸總督楊士驤囑圖一晤。楊聞之大驚,立遣其長子毓瑛(字璞山)往見,始知袁擬連夜搭輪赴日本避禍。毓瑛告以其父不便出署,但太老師(指袁世凱)系奉旨穿孝大員(袁以軍機大臣外務部尚書奉旨賞穿百日孝),今擅釋縞素,又不遵旨回籍,倘經發現,明日續有電旨令拿辦赴京,則禍更不測,且亦決無法庇護。袁聽之彷徨無策。毓瑛返署報告其父。楊立飭鐵路局速備三等車兩輛,另調機關車,升火待發。再令毓瑛赴利順德報告袁,即陪同坐一輛馬車赴老龍頭火車站登車,由路局某總辦陪同返京。楊并堅囑袁明晨必須返豫,不可稍作勾留。”(25)

                         

                        如果按照張國淦的演繹,“老江湖”袁世凱似乎亂了方寸。然而另一種說法卻是,在袁世凱潛往天津的時候,朝廷內部也為他的出處多有爭論。慶親王奕劻、張之洞、世續等輪番向攝政王載灃求情,以為袁世凱不管有怎樣的問題,但畢竟其才可用。“相王(攝政王)言予亦知其有才,但予不忍用之。如用之,予無顏以見元祐皇太后。北骨(張之洞)乃不敢置詞,惟云桓()本有去志,可否使乞骸骨,因而允之。相王不悅,云公勿曉曉,奉行制書可也。”(26)據惲毓鼎記錄,重臣勸說無法打動攝政王載灃,于是有學部侍郎嚴修驚人之舉:十三日,軍機大臣袁世凱于十一日奉旨罷歸,今日學部侍郎嚴修疏請收回成命,不報。嚴為項城援引,由編修超擢侍郎。此舉尚不失為君子,勝于反面若不相識或更下石者遠矣。”(27)

                         

                        照此思路繼續推演,一切努力終歸失敗,袁世凱只好按照楊士驤安排十三日早車返回北京。“聞其來天津,一則與楊士驤有密商事件,一則支取銀行存款,匯往河南。至其眷屬來津,實因惶恐所致。”(28)更有一種說法,袁世凱之所以匆忙逃往天津,主要是因為他想利用與楊士驤的特殊關系在天津暫時躲避,如果局勢繼續惡化,他將從那里轉往日本。此說最系統的表述為袁靜雪:有一天,慶王奕劻向我父親透露說,載灃將要有不利于他的舉動,最好趕緊躲避一下。這時候,楊士聰(他是當時直隸總督楊士驤和后來我父親倚如左右手的楊士琦兩個人的八弟)正做著京津鐵路督辦,便在夜間護送我父親到了天津,住在法租界利順德飯店。我父親原想由天津逃亡日本。可是,我父親的門生楊士驤得到消息以后,立刻派他的兒子兩次到利順德飯店說明利害,勸我父親回京,他自己卻避嫌沒有出面。我父親接受了楊士驤的建議,這才又回到了北京。我父親回到北京以后,就接到了讓他‘回籍養疴’的命令。這時,他內心的恐懼,才慢慢地緩和下來。”(29)袁靜雪的這個說法極具戲劇性,但其時間、邏輯,均有問題,第一,慶王什么時候向袁世凱透露過如此大事?第二,楊士聰夜間護送有何憑據?第三,袁世凱究竟是先得到免職令,還是先去天津?凡此,均使袁靜雪的說法令人生疑。

                         

                        比較可信的記錄,仍屬《嚴修日記》,盡管嚴修級別低一點,畢竟同朝為官,所記大致不差:十二月十一日,袁世凱開缺。第二天、第三天,嚴修在上朝時有意識“候項城不遇”。第四天,十四日,“送項城于車站”;十五日,“擬上封事腹稿”;十六日,“封事傳留中”(30)。從嚴修記錄看,袁世凱在開缺后只有十二、十三兩天空當,因此,第一,上述任何一種記述,袁世凱都不可能在兩天內往返天津,因為這里還有謝恩、交接、善后諸多事項;第二,嚴修與袁世凱同朝為官,且為好友,如果袁世凱離開北京,嚴修不可能一點都不知道,不可能連續三天在上朝時苦等;第三,嚴修十二月十四日送項城于車站,說明他大致清楚袁世凱的行程。綜上所論,袁世凱被宣布開缺回籍養疴后,可能并沒有什么天津之行。

                         

                        袁世凱是負責外交事務的軍機大臣,位高權重,且受到美、英、日諸重要國家外交當局、外交官的尊重,在罷黜袁世凱上諭發布當天下午,美國駐華公使柔克義就將這一消息電告國務院,并迅即與各國駐華公使聚集商量對策,建議各國政府聯合就此事向清政府提出抗議(31)。在這樣一種特殊外交背景下,一定要說袁世凱倉皇失措,惶惶如喪家之犬,可能屬于小說家言,并不值得采信。

                         

                        十二月十四日(190915)晨,袁世凱帶著深深眷戀,由西車站倉皇登車,時到站相送者,僅學部左右侍郎寶煦、嚴修及端緒(禮部郎中,端方之弟)、繼光(端方之子)數人而已”(32)。親臨車站送行的嚴修則記錄為仲魯、瑞臣、慕韓、杏城、雨人諸人(33)。而在袁世凱記憶中,還有那桐的弟弟那晉(34)

                         

                        袁世凱此次返鄉,大兒子袁克定、二兒子袁克文并沒有一起離開,他們兄弟二人仍留在京城“供職,幼者均攜來衛,以便督令讀書”(35)。據此,袁世凱并不像被徹底罷官、掃地出門的流放,因此對袁世凱開缺的真實意義,還值得重新思索。

                         

                        養疴:舊疾、新病與追求

                         

                        回籍養疴的袁世凱并沒有返回原籍,“因項城原籍屋宇無多,不足棲止全眷。適衛輝有舊置房舍一所,因而暫居,調治宿恙。”這是袁世凱自己的說法,而外間紛傳后來甚至連他的子女也信以為真的另一個說法,是他與兄長袁世敦長期不睦(36)

                         

                        其實,如果照袁世凱說法,他之所以選擇衛輝,一是因為這個地方風景宜人,名氣很大;二是因為老友徐世昌竭力推薦。徐世昌雖為直隸天津人,但其曾祖、祖父均在河南為官,徐世昌本人就出生在衛輝府城曹營街寓所,河南衛輝為徐世昌最認同最具感情的故鄉,因而他不厭其煩向袁世凱宣傳衛輝的好處。據袁世凱回憶:“回憶往時,徐鞠人相國,嘗數數為我言其風景之勝。”據袁世凱實地勘察,徐世昌的說法并不過譽,其自然景觀、人文資源均負盛名已久:“觀其山勢嵯峨,泉流清澈,信可壯也。輝于古為共伯國,莊生所稱共首之山即此。蓋其名實由來久矣。自漢晉以來,明賢高隱之士,皆嘗顧而樂之。孫登、阮籍、邵堯夫、耶律晉卿、許魯齋、孫夏峰諸賢,歌嘯棲遲,后先蔚映。郁為文采風流,發為豐功偉績,照耀史策,流輝來祀”(37)

                         

                        衛輝今屬于新鄉,山水佳美,竹木茂盛。衛輝府屬輝縣蘇門山南麓湖有名勝百泉,小有山水之勝,為魏晉以來高人隱士樂意去處。袁世凱隱居衛輝“慎守大臣去位閉門思過之道意”,“其無聊政客、報館訪事人一切斟酌杜絕”。袁世凱在衛輝的住所,為其舊部何棪本提供。何棪本原名何蘭芬,字芷庭,衛輝人,曾充新建陸軍糧餉委員,因而為袁世凱購置衛輝馬市街舊典肆(38)

                         

                        在衛輝,袁世凱深居簡出,盡量不與外界聯系(39),但對本地名流,并不完全拒絕。袁世凱此時似有從官場徹底退出的想法,有向實業用功的考慮。因身份或其他原因不便出面直接從事,他準備找幾個幫手在前面操作,自己居于幕后。據此時與袁世凱關系密切的王錫彤記錄,袁世凱離開北京返回河南不到二十天,1909123日,初四日,[王錫彤]偕李敏修謁袁宮太保于馬市街寓邸。袁公方五十一歲,須發盡白,儼然六七十歲人,知其憂國者深矣。且正在國恤期間,彼此均不薙發,故益覺黯然。因先約定不談國事,寒暄畢遂及實業,屢詢余禹州礦場之事。蓋對于余之對待大姓家族不惡而儼之意,言外實嘉許之。此為余與袁公結契之始。袁幕友謝仲琴及其族弟勉堂均晤。仲琴自在高麗即參戎幕,至今老諸生不受褒獎,修潔士也。勉堂老成敦厚,袁族之賢,以通醫術,故獨相隨至衛”(40)

                         

                        衛輝府,府治汲縣,下轄汲縣、新鄉、輝縣、封丘等十一縣。剛到衛輝,袁世凱的病情并沒有多少好轉,而居住條件似乎也不那么理想。二月十一日(32),袁世凱復友人信說:出都后寄居衛輝,調治宿恙,亦無大效。此間屋宇狹隘,人煙稠雜,于病軀甚不相宜。輝縣有荒園一區,擬于春暮赴彼獨居靜養,眷屬仍留衛郡。”(41)第二天(二月十二日,33),袁世凱在另一復信中說:寄居衛郡,調治宿疴,一時尚未能元復。此間屋宇殊形狹隘,兼之人煙稠雜,于衛生消夏均非所宜。輝縣有荒園一區,擬于春暮赴彼獨居養病,眷屬仍留衛郡。”(42)袁世凱決意在春暮“俟天氣和暖”(43),轉至輝縣獨居靜養。三月十六日(55),袁世凱復出使俄國大臣薩蔭圖:兄養疴鄉里,倏已四月。比因衛郡廬舍囂隘,適輝縣有舊園一所,小加茸治,移來獨居。蘇門百泉近在咫尺,拄杖看山,優游嘯詠,于衛生消夏均尚相宜。足疾調治多日,迄未大痊,幸氣體頗安適。大、二兩兒仍留京供職,衛寓眷口亦敉平,聊堪告紓雅廑耳。”(44)

                         

                        在蘇門,袁世凱過得很滋潤,“引泉灌竹,拄杖看山,間就老農咨詢穡事,未始非山居之一適也”(45)。但到了四月底,留在衛輝的子女因為水土不服,袁世凱開始考慮遷往彰德:邇來僑寓蘇門,荒園數畝,尚饒竹樹,聊可優游。適因事來衛,諸兒女因水土甚惡,宇舍狹湫,患病甚多,擬前后移居彰德。俟布置就緒,弟仍返蘇門,藉消長夏。”(46)五月十二日前,袁世凱一家遷往彰德:弟因衛郡水土不宜,一昨移來彰德,藉養宿疴。鄉居多暇,聊足避煩囂耳。”(47)稍后復王士珍信說:彰德北郊有親戚空宅一所,去城少遠,似較爽適,月之中旬遂挈全眷移居此間。邇來布置略已就緒,下月仍擬獨往蘇門,消此長夏,以彼中靜僻,于避囂卻暑,尤相宜也。足疾多方調治,迄未就痊。所幸氣體粗平,堪紓雅注耳。”(48)同天袁世凱在復嚴修的信中也談到這些事,并說:昨在輝縣六十里之薄壁鎮左近,以一千二百金買山一區,周圍約二十余里,土脈尚潤,宜于種樹,更擬葺屋數椽,明年夏間即往彼中消夏,將與山農木客為伍矣。”(49)袁世凱真有在洹上村終老規劃了:足疾多方調治,迄未就痊,精神亦頗委頓,自度不堪更為世用。蒔花灌園,優游田里,長為鄉人,以終吾身,于愿足矣。”(50)

                         

                        洹上村臨洹水而得名,洹水又名安陽河。“津門何氏先營別墅于此,公(袁世凱)愛其朗敞宏靜,前臨洹水,右擁行山,土脈華滋,宜耕宜稼,遂購居焉。宅有小園,草創伊始,蒔花種竹,疊石浚池。點綴林亭,題名曰養壽園”(51)養壽園占地兩百多畝,袁世凱買下來后重新改造,修筑了高大院墻,院墻上還有幾個炮樓,仿佛就是一個圍子:堂居園之中央,凡三巨楹,周拓廣廊,軒敞為全園冠,遂以名園者名堂。堂額以孝欽后賜書養壽二字,勒諸貞木。楹帖乃吳江費樹蔚集龔孝琪詩句,曰君恩彀向漁樵說,身世無如屠釣寬。書則紹縣沈祖憲代書也。階前立奇石二,一狀美人,一如伏虎,咸太行山中產也。”園南有謙益堂,面匯流池,倚碧峰嶂,左接峻閣,右挹新篁。明窗四照,遠碧一泓,南園之勝,一枕收之。榜為袁世凱書寫,綴以跋,曰“光緒辛丑冬季,皇太后御書‘謙益’二字,賜臣某,圣意深遠,所以勖臣者至矣。園居成,謹以名堂,俾出入瞻仰,用自徇省云。聯曰圣明酬答期兒輩,風月婆娑讓老夫”(52)

                         

                        袁世凱對這個園子相當滿意,宣統元年六月初十日(1909726),他在復親家,也是這個園子原主人何炳瑩的信中說:弟移居彰郡,業已匝月。村野空曠,較之城市,殊形清爽。房廊構造頗合法,工料亦堅致。小園一所,花樹皆新栽,圍墻四周,雜樹槐柳,數年長成,當有可觀。諸荷經營,甚感甚感。家人居此均安適。賤體粗平,堪紓雅注。亦舍弟捐事,多費清神,曷任佩謝。”(53)

                         

                        那幾年,袁世凱的大家庭發生一些變故,這對年過半百、身體有恙的人來說,心情不可能不受影響。時任兩江總督張人駿為袁世凱盟兄弟,也是兒女親家,袁世凱此時致信張人駿,透露了自己的心情:“邇來家運多艱。二家兄于六月作古。三家嫂又于七月棄世。骨肉凋瘁,哀感相乘,彌覺歲月之易逝也。三家兄已于月前接來彰寓,老年手足,藉得聚首。彰郡距京不遠,延醫診治,亦較便捷。惟三家兄久病淹纏,斷非一時所能復原。前經稟請午帥代為奏請開缺,未蒙允許,僅予假期三月。刻下假期已滿,務懇臺端俯允據情奏請開去徐州道缺,俾靜心調攝,得以早日就痊。”(54)據此,可以想見袁世凱的兄弟之情,也可由其代為請求開缺回思他自己開缺,兩者相證,應該相信一個生病的官僚在身體與官位之間究竟孰重孰輕。

                         

                        在洹上村住下后,袁世凱對政治心灰意懶,不作他想,他用了很大精力財力建設這個園子。他將關系還不錯的三哥袁世廉接來同住。兄弟倆或扶杖漫步,下棋聊天,或請幾個文人騷客吟詩作詞,風花雪月。時而聽鶯釣魚,弄舟水池;時而設宴園中,與家人子女共享天倫之樂。袁世凱那張頭戴斗笠,身披蓑衣,與三哥袁世廉在舟上垂釣的經典照片,雖說具有“擺拍”的味道,在政治上或有讓外界特別是北京放心的暗示,但這種悠閑生活,放松心情,應該是袁世凱在洹上村穩定后的生活寫照,至少不會與其生活情境太過背離,有詩佐證:

                         

                        春日飲養壽園

                         

                        背郭園成別有天,盤餐樽酒共群賢。

                         

                        移山繞岸遮苔徑,汲水盈池放釣船。

                         

                        滿院蒔花媚風日,十年樹木拂云煙。

                         

                        勸君莫負春光好,帶醉樓頭抱月眠。(55)

                         

                        烹茶檐下坐,竹影壓精廬。

                         

                        不去窗前草,非關樂讀書。(56)

                         

                        對袁世凱閑云野鶴式生活,或以為真實,但更多研究者認為這是袁世凱刻意做給北京那些反對者看的。他要讓那些反對者相信自己漸漸習慣了這種鄉間生活方式,漸漸看破紅塵。不過,也必須指出的是,袁世凱“回籍養疴”的主要使命畢竟是“養疴”,他的病體在大致輕松的外部環境及慢慢調理下,半年后略見好轉,“足疾近來頗見輕減,步履已能如常。惟遠行一里以外,則覺費力耳。自可無庸再加燻治”(57)

                         

                        作為一名老資格政治家,朝廷一品大員,說袁世凱就此息影林下,不再過問政治,恐怕連他自己也不相信。不過,在他度過“開缺回籍養疴”最初階段后,他確實想再做點事情,希望在實業上有所斬獲。

                         

                        協助袁世凱從事實業的,除了他的老部下周學熙,還有一個新人王錫彤。王錫彤字筱汀,號悔齋,晚號抑齋行一,衛輝人,生于1866年,長袁世凱三歲。王錫彤年輕時與李敏修(李時燦,字敏修)共齋讀書,后一起在家鄉從事教育,并參與地方事務,如賑災,還參與主持禹州三峰煤礦公司。

                         

                        機會總是青睞有準備的人。王錫彤有友人王祖同,字肖庭(58),河南鹿邑人,1909年初分派至江西任饒州府知府,從北京赴任時經衛輝往訪袁世凱。袁在表明自己心跡時說官可不作,實業不能不辦,力言實業關系國家興衰之重,并向王祖同詢問同鄉中有哪些人具有創辦實業、管理實業的才能,王以錫彤對,袁世凱說自己見過王錫彤,余知之槃槃大才也,第恐不肯助我耳,君為我招之。王錫彤獲知此情,甚為感動,余思礦務、鐵路皆實業事,年來跳身其中,已不作師儒身份矣。惟袁公所創如京師自來水公司、唐山洋灰公司、灤州礦務公司,皆采用新法,規模宏大,余之經驗胡足副之,因是躊躇”。后在一些朋友的分析勸說下,特別是他母親一錘定音:“袁公天下豪杰,汝平日所傾佩者。今既見招,奈何不往?且京津雖遠,較禹州近也,火車暢行一日可達。何時思我何時可歸,我若思兒亦可電召,何憚為?”(59)袁世凱看上王錫彤,除王祖同介紹,還有王錫彤事母最孝,這一點最得袁世凱認同。

                         

                        有了王祖同介紹,母親支持,王錫彤宣統元年(1909)六月初專程前往彰德府拜見袁世凱,袁命其遷寓其邸第暢談數日。袁告訴王:罷官歸田,他無留戀。惟實業救國,抱此宗之久矣。所創之實業概畀之周緝之(周學熙),緝之以現任臬司,丁憂釋服后即當放缺,不定何省,已辦之實業棄之豈不可惜。前日緝之來,專為此事研究數日,苦難替人。君幸為我謀之,我知君勝此任也。袁還說:我知君孝子,求忠臣于孝子之門。”(60)由此,袁世凱鄭重委托王錫彤幫助打理實業,部分取代了周學熙原來的角色,在京津唐豫等地幫助袁世凱創辦或管理實業,在京師自來水公司、天津啟新洋灰公司、天津華新紡織公司三個大型企業,協助周學熙、孫多森做了很多具體工作,周學熙任總理,王錫彤任協理。在周學熙兩度出任財長期間,王錫彤代理總理。此外,袁世凱隱居期間參與創辦或經營的實業還有羅山銀礦等。

                         

                        在開缺回籍養疴第一年,袁世凱開始了新的事業,過著幸福的家庭生活,享受著天倫之樂。隨著時間的流逝,袁世凱在中國政治生活中不僅沒有被忘記,反而屢屢被提起。三年養疴沒有降低袁世凱的影響力,反而成全了袁世凱的英名,并越來越顯示出“非袁莫屬”的趨勢,這對于袁世凱后來被征召出山至關重要。假如袁世凱沒有被開缺回籍,一直在軍機大臣位置上呼風喚雨,說不定他的威望會因為某一件事情而下滑,離開反而在很多時候顯示出了其重要性:“項城去后,政府用人行政一切悉仍其舊。其故有二,一因外國人極為惶恐,倘有更動,益令外人生疑;二因慶邸復出視事,恩眷雖較前稍差,大體仍歸主持。然此特目前情形,恐終有不能不變之勢,政府或暫用柔緩手段耳。憲政編查館原系項城主持一切。項城去后,各軍機意見分歧,莫衷一是。所有重要規則未能切實酌定,延至年終,只得勉應奏定期限,敷衍成帙,率行入奏。南皮建議,謂該館為立法機關,關系中外治亂,若如此辦理,實釀無窮之患。今后須派專員經理,方能切實整頓,無誤事機。澤公極然其說,擬請攝政王交派南皮主持該館一切事務。項城開缺,澤公之力居多。澤公原可隨時見攝政王,而自項城去后,澤公恐招物議,嘗謂此后朝中大政概不與聞云。”(61)

                         

                        袁世凱離開北京不過三個月,王錫彤四月末因福公司交涉事務去外務部,與外務部左參議周自齊會晤。周自齊在談話中“惟疾首蹙額言無辦法,且歷述自袁宮太保去尚書任,外交上全無可言。洋人到部輒拍案咆哮,有理亦無講處。公輩欲交涉勝利,只有待袁宮保來耳。”作為局外人,王錫彤聞言大驚:“部員乃出此言,殊可詫異。惟細思此言以為滑稽不負責任也,可以為老實話亦未為不可。然福公司交涉終待袁公出山始獲了結,則周參議之言是也。當時人心所歸,中外所向略見一斑。而攝政王特反之,愈令人生憤慨之心矣。”(62)

                         

                        確實,外國人對袁世凱歸來有很高期待。19091011日,袁世凱去職十個月,《泰晤士報》發表《中國局勢》一文,在袁世凱的地位一節中說:袁世凱自年初被開缺,就一直在其祖籍省份河南的衛輝府鄉下居住,過著平靜的生活。他身體健康,看上去比他被罷黜時年輕了十歲。他優哉游哉地消磨著時光,由于許多朋友的支持而志得意滿,那些朋友堅信他很快會重回政壇。現在人們普遍認為,由于毫無經驗的攝政王所為,帝國中最重要的政治家突遭罷黜,這是個愚蠢的錯誤,是缺乏愛國心之舉。報界曾對直隸總督袁世凱充滿敵意,并在其失勢時對他猛烈抨擊,現在則謹慎地為他返回官場而努力。輿論已向著對袁世凱有利的方向發展。國家迫切地需要他,但盡管他健康狀況良好,他肯定會表現出一副得體的不愿意重返政壇的樣子。軍機處已提議起用他,但他禮貌地予以拒絕了。足疾未愈是罷黜他的理由,但在中國,每一個人都知道,那并非真實的原因。而袁世凱拒絕告別田園生活而復出的理由是足疾未愈。這也不是真實的理由。除非發生意外,全國人民都確定他能重新掌權。而他的復出將受到所有關心中國進步的人的歡迎。”(63)

                         

                        袁世凱對于國內外輿論應該非常關注,在他隱居的那些日子里,他看到了“以退為進”的好處,看到那些原來持嚴厲批評態度的報紙反而因他的退隱改變立場,甚至為他重新出山呼吁。不過,從袁世凱方面說,他對這些呼吁給予適度注意,但因為身體,因為曾經滄海,他似乎并不熱衷于或急于重出江湖,“自顧精力就衰,難勝重要,早無復出之念矣。”(64)舊疾未去,新病又來,生命苦短,這也是袁世凱心情淡然的原因之一,當他聽聞京城各種傳聞后曾與安徽巡撫朱家寶有如下討論:足疾多方調治,迄未大愈。近更患齒痛、頭眩諸癥。甫逾五十,精力已衰,只合伏處田間,長與老農為伍。邇者都下頗有議論,遂致報紙喧傳,未免失實。兄屢世受國厚恩,何敢淡忘大局。惟自忖羸疾之軀,斷難更肩艱巨。誠以國計所關,不容再誤,至一身罪謗,固所不慮也。”(65)稍后,袁世凱在回復他早年業師問詢時同樣強調:自顧甫逾五十,精力已衰,遺大投艱,斷難勝任。前者都下偶有議論,報紙所傳,未免失實。受業屢世受國厚恩,何敢淡忘大局。第以時艱方亟,誠不當以孱疾之軀,再肩巨任。若猶是委蛇,伴食其間,不但為受業所深恥,亦師座所不取也。”(66)袁世凱回復河南巡撫寶棻詢問說:兄鄉居養疴,毫無淑狀。足疾邇來無甚增減,而衰憊日臻,志氣頹委,何堪再出問世。謬承期望,何任慚恧。”(67)對于知己楊度在京城的運動、建議,袁世凱一方面表示感謝,另一方面仍強調身體不支:昨奉手翰,備荷注存。并代商鄙人出處,語長心重,可謂實獲我心。具仰相知之深,見愛之厚,不同恒泛。矧兄侵尋衰病,精力迥非昔比,遺大投艱,實難勝任。幸得優游泉石,長為太平之民,于愿足矣。”(68)類似詢問還見北洋兵備處總辦張士鈺(69)、長江水師提督程允和等(70),袁世凱的答復類似于對楊度。

                         

                        此次重出江湖的傳聞影響太大了,即便是那些與袁世凱關系緊密的人也信以為真,但從袁世凱復王祖同信中可以體察其謹慎:“承代商鄙人出處,卓識偉倫,極深傾佩。至交如小汀諸君,來書相勖,與遵旨略同。足征賢豪所見,不甚相遠。惟是弟里居二年,衰病侵尋,彌慚頹放。投艱遺大,斷非孱軀所能勝任。林泉可樂,殊不作問世之想矣。厚叨獎許,只增顏汗。”(71)這些說法或許有客氣成分在,或許有拘謹因素在,但無論如何,這是他本人當年的一個解釋,值得注意。

                         

                        或許因為外部環境改變了,袁世凱原先那些幕僚、部下,重新活躍。據王錫彤記錄,宣統二年(1910)“八月十八日赴彰德。二十日祝袁公壽。是時,袁公去位已將兩載,天下之仰望之者愈眾。舊日僚屬亦明目張膽復來趨附,不似從前之藏頭露尾矣。惟袁公殊淡泊,嘗著蓑笠持釣竿與其兄清泉徜徉洹水之上焉”(72)。他先前培養、提拔的部屬本來就沒有因為他被開缺受到影響,徐世昌在官場上依然順風順水,由東三省總督而郵傳部尚書而內閣協理大臣,徐與袁通過各種關系保持著密切聯系,朝廷的動態、北洋系的狀況,袁世凱相當清楚。馮國璋、段祺瑞等北洋系軍人不僅繼續活躍并掌握著軍隊,而且他們不時以各種理由路過彰德府,看望老上司,這不僅讓袁世凱隨時知道政局變化,而且非常受用,無比欣慰,所謂日久見人心,患難見真情,此之謂也。

                         

                        至于那些幕僚、朋友,那時的政治體制并不禁止他們與舊主、朋友往來,不會要求他們與袁世凱斷絕關系,南來北往的客人在彰德府絡繹不絕,袁世凱在那兒設有一家檔次不低專門用來招待這些客人的餐館,至今仍在營業,偶一光顧,仍能聽當地人述說袁世凱和他的那些客人留下的故事。

                         

                        舉一個例子。據王錫彤記錄,宣統二年(1910)正月初三,接袁云臺電報,嚴范孫侍郎來彰,邀余一談。范孫學問道德,余夙所稱北方之泰山北斗者。初以翰林院編修家居,袁公任直隸總督,親往造其廬,聘為直隸學務長。銳意經營直隸學校,遂為天下冠。比學部立,又薦擢學部侍郎。袁公上年被斥去官,部下文武皆嘩然,辯非袁黨。范孫獨上書自陳,越格超升實袁所薦,即不自認袁黨人亦以袁黨相視,請褫職以去。至是聞袁公移居彰德,特來省視。云臺以余與范孫有一日之雅,故特邀往晤。初四日遂至彰德袁邸。時與范孫同來者,林墨卿及范孫之公子約沖,侄公子約敏,因得暢談。初五日,嚴林諸公南游去,復留與袁公談。因言專制之國無大臣。公曰何也?曰位逼則疑,權重則忌。公默然”(73)

                         

                        據嚴修日記,宣統二年正月初三(1910212),偕林墨卿及長子智崇、侄智惺等六人由北京赴彰德府,晚七時半到彰德,宿西關外天保棧。袁世凱之次公子袁克文(豹岑)來車站迎接,邀請嚴修一行宿于其家。嚴修以人多不肯騷擾,托詞辭謝。第二天,袁世凱派廚丁來烹飪,小碟四、大盤八、大碗四,肴饌可口,淇鯽尤美。項城又遣四車飯后來接,同墨卿率崇、惺往宮保寓城北河北之洹上村,土墻四周,地廣二頃有余。入廳后,宮保出見,談甚暢。稍后,袁世凱陪同嚴修一行參觀養壽園,有樂靜樓、紅葉館、杏花村、五柳草堂等處。每至一處,輒坐憩茶話。游園畢,嚴修一行又出園參觀鐘樓、鼓樓、天寧寺,然后返回袁宅已晚七點,袁世凱設宴款待,林墨卿、王錫彤作陪。飯后,袁世凱與嚴修等人“暢談不休,十一時后散歸”。初五日,嚴修一行由彰德出發,袁世凱遣差官以柬來送,并贈車票。“項城之情誼周至,不惟可感,亦可法也。”(74)嚴修發自內心更加敬重、佩服袁世凱。綜合王錫彤、嚴修的記錄,可以感到養疴中的袁世凱并沒有受到怎樣嚴重的約束,大致還是一個自由人。

                         

                        袁世凱的威望沒有因為“開缺回籍養疴”大幅下降,相反,他的威望因為打壓,因為傳言而上升,再加上清廷在攝政王載灃主持下,確實刻意排斥元老,排斥漢官,因而顯得朝廷中多為碌碌無為的庸才。反過來,袁世凱的行情因此看漲,即便那些因各種原因與其中斷往來很久的人,也漸漸承認袁世凱可能是未來中國一個極為重要的人物,張謇便是一個突出的例子。

                         

                        張謇與袁世凱在青年時代就熟悉,而且是不一般的關系,兩人在吳長慶帳下,甚至有點師生情誼,后來因故中止了往來,但在袁世凱下野后二人不計前嫌恢復了聯系,在后來的政治變革中聯手合作,成為終結帝制、走上共和最關鍵的兩個政治人物。

                         

                        恢復聯系發生在1911年。當年58日,清廷如約宣布內閣官制及辦事章程,裁撤舊有之內閣、軍機處、會議政務處,新組責任內閣。這是晚清政治改革的巨大進步,將十幾年來政治體制改革最困難的部分一舉解決。然而在公布的新內閣名單中皇族、滿人比重過高,因而引起一些漢人士大夫的不滿。第二天,新內閣又宣布了將粵漢、川漢鐵路修筑權收歸國有,由于非常復雜的經濟原因,這項政策被一些人解讀為國進民退,剝奪或傷害了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這兩項政治、政策的宣布引起國內政局急劇動蕩,作為南方立憲黨人的領袖,張謇自然期待聽聽袁世凱的意見。

                         

                        當是時,張謇正因公務沿京漢線自漢口趕往北京,“經過彰德的辰光,就和二十八年以來分道揚鑣、疏離已久的袁世凱會面,哪知道這無意中的一見,就和下半年的變局引起了很重大的關系”(75)

                         

                        五月初十日(66),仍在途中的張謇致電袁世凱:袁宮保鑒:別幾一世矣,來晚詣公,請勿他出。謇,蒸。”(76)第二天,十一日(67),午后五時至彰德,訪袁慰庭于洹上村,道故論時,覺其意度視廿八年前大進,遠在碌碌諸公之上。其論淮水事,謂不自治則人將以是為問罪之詞。有云此等事,乃國家應做之事,不當問有利無利,人民能安業,即國家之利。有令人心目一開。……慰庭留住,未之許也”(77)。張謇對二十多年未見的袁世凱評價至高,期待至殷。分別時,袁世凱表示如有機會出山,當一定遵從民意,屆時希望張謇予以合作。張謇抵京后意猶未盡,致電袁世凱稱“日昨謁奉光塵,感卅載之滄桑,快一夕之情話,夜分遽別,慨系橫生,積愫離悰,仍茲軫結。瀕行承筐之惠,具紉高誼,知非尋常投贈之文,彌極舊雨綢繆之雅。京師已十四年不到,此來雖被商界公推,事有專注,然有不可省之周旋,車馬衣冠亦殊無謂,何況人民、城郭均有無限之悲思也。寄奉《光緒朝海關貿易冊比較表》,希賜省覽”(78)。對張謇的來信及《光緒朝海關貿易冊比較表》,袁世凱讀后感觸極深,他復信表示:卅年闊別,猥辱顧存,快傾積愫。荒村僻遠,簡慢多般,至深歉仄。頃頌惠畢,敬審吉抵京師,諸凡綏鬯,甚慰甚慰。雅貺《光緒朝海關貿易冊比較表》,縱覽一過。竊以為國家富強,基于實業。公家既多忽視此事,商民又安于固陋,不求新知。惟我公洞燭機先。十數年來倡導不遺余力。幾經困難,始得為實業界一放光明。偉猷毅力,詎他人所可及乎。表后附說,詳盡沉痛,足令觀者儆懼。若國人皆明此義,則轉貧弱為富強,猶反手耳。至佩至佩。”(79)

                         

                        袁世凱的人氣隨著時間流逝在上升,而清廷在攝政王領導下錯誤連連,許多問題做得確實不太好。張孝若記錄其父張謇進京后感想說,“到了北京以后,清攝政王和滿朝親貴尊賢禮士的風氣,都還做得十足。就是談到正經事體,仍舊口是心非,當做耳邊風一樣。我父那時一看國勢衰弱,江河日下,只是瞄準了走上那頹敗的道兒,絲毫沒有因為籌備立憲、開國會的新局面,大家有了一點覺悟,振作起來;依然是敷衍顢頇,蠹國病民,自家拼命地自殺自己,他人是救不來的。但是我父這次到京,還抱著極興奮誠摯的心意,想打一針最后強心的忠言,來救醒親貴的沉迷,來保住那將倒的大廈。”(80)可惜的是,清廷主政者沒有這樣的胸襟、智慧,終于讓袁世凱等到機會。

                         

                        實際上,在彰德府隱居時,袁世凱身在江湖,心在廟堂,對于自己幾十年一直服務的朝廷并沒有因為一時錯待而徹底失望,他在那時寫的幾首詩多少表達了職業政治家的意識:“漳洹猶覺淺,何處問江村”(81)開軒平北斗,翻覺太行低”(82)。字里行間,多少透露出袁世凱對政治的眷戀、不舍,甚至由此可以讀出袁世凱不甘蟄伏,渴望重出江湖的焦灼眼神。

                         

                        對于攝政王不分青紅皂白將他開缺,袁世凱心中不可能沒有抱怨,“寄語長安諸舊侶,素衣早浣帝京塵”(83)。這其間大約暗藏著心中的憤懣,但一定要說袁世凱在隱居期間曾與革命黨人聯系,并有攜手推翻清廷的意愿,要么是為了宣傳,要么是誤會了袁世凱的意思。

                         

                        191111月中旬,武昌起義之后一個月,孫中山在倫敦給外國記者講了一個故事:迄今為止的發展,一切如我所料,只是事機來得稍快一點。我原以為袁世凱會堅持的更久些。我當初過分相信這種推測,以致一年前袁派人來請我時,我不敢輕信來使。我認為他在耍花招,其實他是有誠意的。他希望取消對我的通緝,并公開和我一致行動。而我卻對他的使者說:請回稟貴主人,我艱苦奮斗十五載,歷盡險阻,不是為了輕易受騙。請轉告他閣下,我可以等待。天命無常。如果我相信了袁的使者,革命就會爆發的更早些,而我現在當已在北京。因為我能夠依仗我的千百萬追隨者。由于他們早已信從我的主義,他們將會追隨我而至死不渝。”(84)孫中山決不會說謊編故事,但說袁世凱一年前即191011月派遣使者與其聯系,商談合作的可能性,似乎不太合乎袁世凱的性格。即便在孫中山這兒真有這件事,可以想象應該是這位使者的意思,而不一定來自袁世凱的直接命令。

                         

                        黃興19147月也在舊金山講述了一個類似的故事。他說:然袁氏當未辭職之先,其篡弒之心,尚欲一試也。是時兄弟寄留南京,有直隸總督楊土驤代表人來會,據稱宮保此時地位頗覺危險,甚愿與革命黨聯合,把清室推翻,復我故國。兄弟當時曾答以袁君有此思想,誠為吾輩革命黨人所贊同。但吾輩革命黨人,原有一定之主張(其主張維何?即推翻滿室后,實行共和民主政治,不再立君主于國內是也)。然代表人去后,終不見袁氏有些須舉動。未幾,袁即辭職回籍,以意測之,或者因有為難之處,故不能動也。”(85)黃興說自己寄留南京,顯然為記憶錯誤。他當然也沒有編造故事的必要。據宮崎寅藏回憶,“當時袁世凱的地位告急,不得不同革命黨攜手合作。這位特使沒有到東京,電報是在京都打的。黃興是元旦那天到京都去的。那時,黃興正被支那的高利貸者逼債,不能回自己家里,在我家躲了五十多天。電報打來,他說這是出去散散心的好機會。便于元旦那天,鼓起勇氣到京都去了”(86)。到了京都,黃興于13日電邀宮崎寅藏來京都,共商革命進行方略,因為此時確實有了新的因素。宮崎滔天接黃興邀請電,由東京到京都,寓于郊區下鴨村程家檉宅。黃興、宋教仁在逗留中(程據說系受袁世凱所派遣,與革命派來往)”(87)。仍據宮崎記錄,正當黃興和特使談話之際,袁世凱給特使又打來電報,說一切已晚,速歸。結果,黃興算是白到京都一趟。他不想馬上回來,便給我打來電報,叫我也到京都去一趟。于是,我于13日也來到京都。黃興對我說,一切已晚,大失所望。”(88)

                         

                        程家檉,安徽休寧人,生于1874年,1899年由武昌兩湖書院選送赴日本留學,入帝國大學農科,并在那里結識孫中山、章太炎、宋教仁等,成為革命黨人,被袁世凱迭下手諭予以緝捕,甚至派殺手追至日本。所以說程家檉受袁世凱派遣與革命黨人來往,并討論與袁世凱合作,似乎并不合乎邏輯。當然,我們也不必懷疑黃興的說法,因為他沒有說謊的必要,其間最可懷疑的,只是程家檉的消息來源。

                         

                        據張國淦,這個環節似乎也不完全是捕風捉影,更不是編造。張說,袁世凱在開缺回籍養疴決定發布后確實一度亂了方寸,他擅自離開北京潛往天津,試圖從那兒“連夜搭輪赴日本避禍”,后在直隸總督楊士驤等人勸說安排下返回北京(89)。就在天津時,楊士驤想到了與體制外力量聯絡的可能性,可能就在這個時候,有好事之徒與革命黨人聯系也未可知。只是這件事情究竟與袁世凱有多大的直接關系,可能還得存疑,畢竟在19081909年時,袁世凱對清廷的統治還不至于如此失望,即便他個人的安全,只要他的那些北洋部下在,還不至于讓他身陷囹圄或面臨死亡。而且,根據我們前面的討論,袁世凱在開缺命令發布后,僅從時間上說,并沒有潛往天津,更沒有與楊士驤密謀逃亡日本的可能性、必要性。

                         

                        假如不發生皇族內閣、鐵路國有兩大事件,并引起全國性混亂,假如不發生武昌起義,相信袁世凱即便仍存政治野心,但隨著時間推移,隨著新政治人物成長,再有十年時間,他也就對政治淡然無味,安心于那些實業了。歷史的機遇就是歷史的偶然性,各種特殊的歷史因素疊加在一起,促成了歷史的轉變。

                         

                        19111010(八月十九日)晚,湖北新軍在武昌發難。第二天攻占了湖廣總督衙門,總督瑞澂逃上軍艦,第八鎮統制張彪逃往漢口。而恰恰在這一天,袁世凱在彰德府洹上村祝壽,來了不少幕僚、助手、部下。據親歷其事的王錫彤記錄,祝壽第二天,二十一日(1012),聞武昌有亂事,人心惶惶,然群以為袁公必將啟用。二十二日(13),果有督鄂消息,因力勸其不必應命。二十三日,慶王派阮斗瞻來勸駕,袁公謝恩折上矣。惟余與云臺主張不應清廷之命,因更進迭勸。楊皙子度與斗瞻同來,其主張與余與云臺同。皙子言革命初起,袁公督師必一鼓平之,清之改善殆無希望。余則以為亂事一平,袁公有性命之憂。侍坐再三言之,袁公忽怫然,曰余不能為革命黨,余子孫亦不愿其為革命黨。余知渺小之身牽及云臺矣,默然退,擬即返里避之。適趙智庵、張金波來,云陸軍部尚書蔭午樓南下督師將過彰,囑候續息。二十五日(1016)蔭至,袁公仍稱病,蔭謁于寢室,語密不得聞。二十七日(1018)遂返里,鄰里咸來問訊,余告之曰不聞鄉里舊傳有八月十五日之諺乎?此即是也。各宜鎮定,不可驚慌。過了幾天,九月一日(1022),接袁公來電促返。初二日(1023),赴彰謁袁公。袁公曰:‘余甚穩健,對于革命黨決不虐視,請公放心。’初三日(1024),余遂返京自來水公司,云臺已先到京矣。又過了幾天,初八日(1029),偕云臺赴彰,以袁公督師赴鄂,往送也。京漢車上擁擠甚,婦孺尤多。遠隔三千里,而逃難者已如此之多,群眾心理皆知清之必亡矣。余偕云臺、仲仁在一頭等房間,聞趙智庵在車役室中,乃邀之來。……袁公札派余隨辦營務,實亦無事可辦。初九日(1030),袁公南行,送至車上,袁公獨招余上車,問有何囑。余曰凡事留有余地步。袁公頷之”(90)

                         

                        從王錫彤的觀察看,袁世凱個人面對清廷遇到的極大困難并沒有幸災樂禍,也沒有試圖火中取栗,沒有采納楊度的主意利用南方危機推動北京久已停滯不前的政治改革。當然,像王錫彤建議的那樣,袁世凱在稍后的行動中,“凡事留有余地步”,既沒有將革命黨趕盡殺絕;對清廷,也沒有見死不救,而是順勢而為,盡人事聽天命而已。

                         

                        ①《德宗實錄》卷五九七,第892頁;《清實錄》第59冊,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

                         

                        ②許恪儒整理:《許寶蘅日記》卷一,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第218頁。

                         

                        ③康文佩編:《南海康先生年譜續編》,載沈云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77輯《康南海(有為)先生年譜續編》,臺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第79頁。

                         

                        ④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80頁。

                         

                        ⑤《宣統政紀》卷四,載《清實錄》第60冊,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74頁。

                         

                        ⑥愛新覺羅·載灃:《醇親王載灃日記》,北京:群眾出版社,2014年,第310頁。

                         

                        ⑦⑧許恪儒整理:《許寶蘅日記》卷一,第228頁;第207頁。

                         

                        ⑨《惲毓鼎致端方密函》,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部編:《近代史資料》總43號,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213頁。

                         

                        ⑩載濤:《載灃與袁世凱的矛盾》,《晚清宮廷生活見聞》,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2年,第80頁。

                         

                        (11)(12)駱寶善、劉路生主編:《袁世凱全集》卷一八,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395—402頁;第504頁。

                         

                        (13)(15)杜春和等編:《北洋軍閥史料選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第66頁;第67頁。

                         

                        (14)胡鈞:《張文襄公年譜》卷六,北京:天華印書館,1939年,第16頁。

                         

                        (16)(21)《鹿傳霖日記》五,《文物春秋》1994年第3期。

                         

                        (17)嚴修:《嚴修日記》卷三,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1495頁。

                         

                        (18)《范孫自定年譜》光緒三十四年明白說:為袁尚書罷職疏請留外務部尚書任,疏留中。可知嚴修上書的主要目的是為外交挽留袁世凱。詳見嚴修自訂、高凌雯補、王承禮輯注:《嚴修年譜》,濟南:齊魯書社,1990年,第9頁。

                         

                        (19)崔志海:《攝政王載灃驅袁事件再研究》,《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6期。

                         

                        (20)沈祖憲、吳闿生:《容庵弟子記》卷四,中華民國二年二月校印本,第28頁。

                         

                        (22)沈祖憲、吳闿生:《容庵弟子記》卷四,第29頁。

                         

                        (23)[]李約翰:《清帝遜位與列強》,孫瑞芹、陳澤憲譯,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25頁。

                         

                        (24)[]佐藤鐵治郎著,孔祥吉、[]村田雄二郎整理:《一個日本記者筆下的袁世凱》,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09頁。

                         

                        (25)張國淦:《北洋軍閥的起源》,載杜春和等編:《北洋軍閥史料選輯》(),第67頁。

                         

                        (26)《惲毓鼎致端方密函》,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部編:《近代史資料》總43號,第213頁。

                         

                        (27)惲毓鼎著,史曉風整理:《惲毓鼎澄齋日記》,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414頁。

                         

                        (28)[]佐藤鐵治郎著,孔祥吉、[]村田雄二郎整理:《一個日本記者筆下的袁世凱》,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顧第109頁。

                         

                        (29)袁靜雪:《女兒眼中另面袁世凱》,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2年,第21頁。

                         

                        (30)(33)嚴修:《嚴修日記》卷三,第1495頁。

                         

                        (31)李永勝:《攝政王載灃罷免袁世凱事件新論》,《歷史研究》2013年第2期。

                         

                        (32)杜春和等編:《北洋軍閥史料選輯》(),第67頁。

                         

                        (34)(35)《復內閣學士那晉函稿》(宣統元年三月初五日)錫侯四弟閣下:客臘南歸,猥蒙枉送。桃潭雅意,紉佩奚如。《復荊宜道吳品珩函稿》(宣統元年二月二十五日),駱寶善、劉路生主編:《袁世凱全集》卷一八,第407頁;第402頁。

                         

                        (36)“其實,袁不回項城老家是有難言之隱的。袁不回項城老家,除了祖籍的房屋已給親族外,還有他和兄長袁世敦的矛盾。世敦在義和團運動期間受累于袁世凱,被朝廷革職,于是借口袁世凱之母劉氏非正室,不準她埋入祖墳正穴。袁靜雪回憶說:從那以后,我父親和大伯世敦就不再往來。還由于這個原因,以后就定居在彰德的洹上村,不再回項城老家。參見蘇全有:《袁世凱罷官之初并未圖謀東山再起》,《求索》2009年第6期。

                         

                        (37)(43)《重修百泉祠廟碑》(宣統三年七月),《復道員何炳瑩函稿》(宣統元年二月十七日),駱寶善、劉路生主編:《袁世凱全集》卷一八,第708頁;第402頁。

                         

                        (38)(40)王錫彤:《抑齋自述》,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142頁;第144頁。

                         

                        (39)宣統元年三月,袁世凱姐夫楊益年來信托辦一事,袁世凱復信表示:承屬一節,弟杜門養疴,未便與官場通函,有負諉諈,至深歉仄。還希亮恕是荷。如將來遇有人便,當面托轉致前途。駱寶善、劉路生主編:《袁世凱全集》卷一八,第411頁。

                         

                        (41)(42)袁世凱:《復署南汝光道鄒道沂函稿》(宣統元年二月十一日),《復協統商德全函稿》(宣統元年二月十二日),駱寶善、劉路生主編:《袁世凱全集》卷一八,第401頁。

                         

                        (44)(45)(46)(47)(48)(49)(50)(53)袁世凱:《復出使俄國大臣薩蔭圖函稿》(宣統元年三月十六日),《復北洋官報局坐辦即補道馮汝桓函稿》(宣統元年四月十九日),《復大名鎮總兵言敦源函稿》(宣統元年四月三十日),《復直隸即補道馬吉森函稿》(宣統元年五月十二日),《復江北提督王士珍函稿》(宣統元年五月二十四日),《復學部侍郎嚴修函稿》(宣統元年五月二十四日),《復京卿吳篯孫函稿》(宣統元年七月十七日),《復副都統何炳瑩函稿》(宣統元年六月初十日),駱寶善、劉路生主編:《袁世凱全集》卷一八,第410頁;第415頁;第417頁;第419頁;第421頁;第422頁;第427頁;第424頁。

                         

                        (51)沈祖憲、吳闿生:《容庵弟子記》卷四,第31頁。

                         

                        (52)袁克文:《洹上私乘》,上海:大東書局,1926年,第23頁。

                         

                        (54)袁世凱:《致兩江總督張人駿函稿》(宣統元年八月初四日),《春日飲養壽園》,《嘯竹精舍》,《復汝寧知府李兆珍函稿》(宣統元年六月十三日),駱寶善、劉路生主編:《袁世凱全集》卷一八,第432頁。

                         

                        (55)(56)(57)袁世凱:《致兩江總督張人駿函稿》(宣統元年八月初四日),《春日飲養壽園》,《嘯竹精舍》,《復汝寧知府李兆珍函稿》(宣統元年六月十三日),駱寶善、劉路生主編:《袁世凱全集》卷一八,第622頁;第620頁;第425頁。

                         

                        (58)(59)(60)王錫彤:《抑齋自述》,第339頁;第147頁;第148頁。

                         

                        (61)《端方密函》,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部編:《近代史資料》總43號,第214頁。

                         

                        (62)王錫彤:《抑齋自述》,第146頁。

                         

                        (63)竇坤等編譯:《〈泰晤士報〉駐華首席記者莫理循:直擊辛亥革命》,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64頁。

                         

                        (64)袁世凱:《復皖南道李清芬函稿》(宣統元年八月初十日),《復安徽巡撫朱家寶函稿》(宣統元年八月十六日),《復福建糧道張星炳函稿》(宣統元年十二月初四日),《復河南巡撫寶棻函稿》(宣統二年六月初三日),《復京卿楊度函稿》(宣統二年七月十二日),《復北洋兵備處總辦張士鈺函稿》(宣統二年七月十七日),《復長江水師提督程允和函稿》(宣統二年八月十四日),《復饒州知府王祖同函稿》(宣統二年十月初四日),駱寶善、劉路生編:《袁世凱全集》卷一八,第436頁。

                         

                        (65)(66)(67)(68)(69)(70)(71)袁世凱:《復皖南道李清芬函稿》(宣統元年八月初十日),《復安徽巡撫朱家寶函稿》(宣統元年八月十六日),《復福建糧道張星炳函稿》(宣統元年十二月初四日),《復河南巡撫寶棻函稿》(宣統二年六月初三日),《復京卿楊度函稿》(宣統二年七月十二日),《復北洋兵備處總辦張士鈺函稿》(宣統二年七月十七日),《復長江水師提督程允和函稿》(宣統二年八月十四日),《復饒州知府王祖同函稿》(宣統二年十月初四日),駱寶善、劉路生編:《袁世凱全集》卷一八,第438頁;第466頁;第523頁;第530頁;第531頁;第536頁;第580頁。

                         

                        (72)(73)王錫彤:《抑齋自述》,第156頁;第152頁。

                         

                        (74)嚴修:《嚴修日記》卷三,第1564頁。

                         

                        (75)張孝若:《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見《民國叢書》第三編第73種,上海:上海書店,1991年影印本,第135頁。

                         

                        (76)(78)張謇:《致袁世凱電》(191166),《張謇全集》編委會編:《張謇全集》卷二,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2年,第272頁。

                         

                        (77)張謇:《柳西草堂日記》,《張謇全集》編委會編:《張謇全集》卷八,第720頁。

                         

                        (79)袁世凱:《復翰林院撰修張謇函稿》(1911613),駱寶善、劉路生主編:《袁世凱全集》卷一八,第680頁。據《張謇全集》卷二第272頁,袁世凱在張謇來信信封背面手批為:富強之基,系于實業,公家多不留意,士庶又鮮新識。惟我公先覺,歷經困難,堅忍經營,開各省風氣。進出貨列表考校,附以注說,精詳中肯,又為人所不及察,不肯為。欽佩,須以文行之。

                         

                        (80)張孝若:《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見《民國叢書》第三編第73種,第146頁。

                         

                        (81)(82)(83)袁世凱:《和王介艇中丞游園原韻》,《登樓》,《次韻》,駱寶善、劉路生主編:《袁世凱全集》卷一八,第621頁;第620頁;第622頁。

                         

                        (84)孫中山:《我的回憶——與倫敦〈海濱雜志〉記者的談話》(191111月中旬),《孫中山全集》卷一,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557頁。

                         

                        (85)黃興:《在舊金山民國公會宴會上的演講》(1914716—22日間),《黃興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374頁。

                         

                        (86)(87)《宮崎滔天全集》(4),第303頁;《宮崎滔天全集》(5),第693頁;轉引自毛注青:《黃興年譜》,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86頁。

                         

                        (88)《宮崎滔天氏之談》,《宮崎滔天全集》(4),第303頁;轉引自毛注青:《黃興年譜》,第87頁。

                         

                        (89)杜春和等:《北洋軍閥史料選輯》(),第67頁。

                         

                        (90)王錫彤:《抑齋自述》,第173頁。



                        上一篇:馬勇:民初困局——一個制度史的解釋 下一篇:邱志紅:清末法制習慣調查再探討

                        返回首頁 | 聯系我們 | 網站地圖 | 版權聲明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版權所有 京ICP備05055195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