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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清政治史 【字體:

                        張志勇:1949年以來中國大陸晚清中外關系史研究綜述

                        作者: 文章來源:《蘭州學刊》2015年第10期 更新時間:2015年10月21日

                        摘要: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國大陸學術界對于晚清中外關系史的研究取得豐碩成果。從研究內容來看,已有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五個專題:邊疆危機、甲午戰爭前后的國際關系、清末十年的中外關系、在華外國人與晚清外交以及外交制度與外交機構。從研究的時間特征來看,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從1949年到1965年;第二個階段是從1966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時期;第三個階段是從1977年到現在。第一和第三階段學術成就巨大,而第二個階段基本沒有什么學術成就。

                         

                        關鍵詞:中外關系 邊疆危機 甲午戰爭 外交制度 外交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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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國大陸學術界對于晚清中外關系史(1870-1911)的研究大體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從1949年到1965年文化大革命前期。這個階段老一輩學人廣泛搜集中外文資料,對于晚清中外關系史的研究取得巨大成就,奠定了基本的研究框架。第二個階段是從1966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時期。這一階段學術界受到政治運動的嚴重影響,基本沒有什么研究成果可言,晚清中外關系史的研究停滯不前。第三個階段是從1977年到現在。這一時期,隨著改革開放,思想解放,學術領域百花齊放,晚清中外關系史方面中外文史料,已刊未刊史料,都相繼出版、開放,研究成果層出不窮。現把1949年以來中國大陸晚清中外關系史的主要研究成果綜述如下。

                         

                        一、邊疆危機

                         

                        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后,隨著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中國周邊國家的侵略,本來遠隔萬里的西方列強,逐漸成為中國的近鄰,從而使中國西南與西北邊疆都面臨著被侵略的危機。

                         

                        1.中英馬嘉理案交涉

                         

                        1875年2月21日英國柏郎探路隊翻譯馬嘉理在滇緬邊境蠻允被殺,是為馬嘉理案。3月19日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正式向總理衙門提出6條要求,這6項要求構成了英國當時借口滇案而實行訛詐的基礎,在此后整整一年半的交涉過程中,威妥瑪力圖實現這些廣泛的侵華要求。他用盡一切威逼手段,不斷把各項要求擴大和具體化。1876年6月2日,威妥瑪總括英國的各種要求,列為8條,以此作為可以不將岑毓英提京的交換條件。此后中英雙方展開緊張交涉,但因雙方意見無法統一,談判最終破裂。8月21日威妥瑪與李鴻章又在煙臺恢復談判,幾經交涉,最終簽訂《煙臺條約》。[①]

                         

                        郭大松對滇案進行了認真研究與反思,認為馬嘉理往返滇緬邊界及柏郎一行10數人由緬入滇,是得到清政府允準的;所謂“人數約有二百”的武裝侵入者是不存在的;當地中國人殺死馬嘉理及其隨行中國人,力阻柏郎,是被強制受雇傭而為的;“滇案”是騰越廳左營都司李珍國等人無視中央政府指令一手制造的。而“滇案”交涉由于清政府衰敗無能,岑毓英虛飾捏造案情,李瀚章等輕信岑毓英安排的案供,以及種種傳統積習,以至濫殺無辜60余名,最終糊涂結案,無責者受死,有責者無恙,貽威妥瑪以恣意敲詐的口實,結果是英國不但獲得了派員入云南常駐5年“查看通商情形”的權利,而且獲得了派遣探路隊由北京或印度往返入甘肅、青海、四川、西藏等地,以及免納內地稅、增開通商口岸、擴大領事裁判權等項特權;中國方面則除了喪失這些相應的權利之外,還賠償白銀20萬兩,派員至英國道歉,并放棄了一些所謂的“天朝體面”。[②]屈春海等利用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檔案史料,對馬嘉理案的審理進行了更為詳細的考察,認為根據李翰章、薛煥對涉案人員的8次審訊,最終得出結論:殺害馬嘉理與阻截柏郎應該區分來看,殺害馬嘉理的是劫財山民而通凹、臘都等人,事屬意外;阻截柏郎一行的則是李珍國主使兵勇進行的有預謀的行動,只不過又與劫財山民而通凹等不期而遇罷了。而在馬嘉理案的勘察、審理中,清政府考慮的是國體和天朝的面子,而威妥瑪對緝拿兇手的關注維系在能得到多少在華利益的貪欲中。[③]

                         

                        方英認為,在滇案交涉中,李鴻章始則積極關注,繼則奉旨就近在津會商,終以全權身份主持訂約。雖然他借助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促成了案件的議結,但進退兩難的處境以及在一些重要問題上的復雜矛盾心態,使其在交涉過程中承受著較大的心理壓力,妥協性大大超過了抗爭性。另一方面,滇案交涉中李鴻章體現出的外交認識與策略,對其日后的外交活動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④]方英還認為中英之間圍繞馬嘉理案的談判充滿波折,威妥瑪與英國外交部及英印政府、威妥瑪與赫德、英國與其他列強、李鴻章與總理衙門在一些具體問題上的意見紛爭與歧異,都不同程度地影響了案件的交涉進程與最終走向。 直到煙臺交涉期間,李鴻章利用英國與其他列強的矛盾、各國公使對威妥瑪獨斷專行的不滿,爭取多國公使出面調停,才最終促成案件的了結。[⑤]

                         

                        2.中俄伊利交涉

                         

                        1871年沙俄侵占中國新疆伊犁地區,清朝政府與沙俄政府多次反復交涉收回伊犁無果,不得已于1878年10月派總理衙門大臣、吏部左侍郎崇厚為頭等全權大臣,邵友濂為頭等參贊,出使俄國,直接進行談判。龔書鐸和李侃認為,崇厚于1878年底踏上俄國的國土后,即陷入沙皇政府精心策劃的圈套中,昏庸的崇厚被沙俄的陰謀詭計弄得昏頭昏腦。他對窮兇極惡的沙俄侵略者既要“推誠相待”,又只知“其船炮之精,兵力之厚,以為可畏”;他既惑于沙俄的欺騙,又懾于沙俄的壓力,結果就在沙俄的威脅誘騙之下,于10月2日未經清朝政府同意,擅自在沙俄炮制的《里瓦幾亞條約》及三個附件上簽了字。《里瓦幾亞條約》的簽訂經過,充分暴露了沙俄侵略者貪婪的野心和惡劣的手段。[⑥]謝海濤則認為,這次交涉失敗,有兩個原因,一個是崇厚自身的原因,崇厚并非折沖樽俎之才,對條約各項議論不夠慎重,簽字畫押非常草率,不等收到總理衙門的意見,趕快簽畢,匆匆回國。另一個原因應歸咎總理衙門。總理衙門處理事件速度慢且不果斷,這樣,決策總是趕不上在俄談判的崇厚的需要。另外,總理衙門辦事“小心慎重”,奏折信函,均喜歡講問題,進而提出模棱兩可的解決辦法,這是導致決策有問題的另一個主要原因。 [⑦]

                         

                        1880年,在崇厚赴俄訂約失敗以后,駐英法使臣曾紀澤被清政府任命為兼任駐俄公使、欽差大臣,前往俄國重開談判,并于1881年2月24日與俄國簽訂《改訂條約》。[⑧]張立真認為,在交涉伊犁事務過程中,曾紀澤表現了忠貞的民族氣節和精明的外交才能,運用巧妙的斗爭藝術,為維護國家主權和民族利益,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⑨]但是萬建華認為,中俄條約得以改訂,除了曾紀澤在談判中機警靈活的外交手段之外,主要是由當時的國際、國內條件決定的。首先,清政府接受了崇厚出使失敗的教訓,在朝臣和封疆大吏中就改約問題進行了廣泛的討論,集思廣益,預先制定了談判的原則和策略。其次,中俄兩國修改條約的側重點不同。再次,俄國無力以軍事行動來配合談判。正是上述諸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使中俄之間避免了戰爭,迫使沙俄做出了一些讓步,曾紀澤得以完成修訂《里瓦幾亞條約》的任務。同時,雖然曾紀澤是一個精明的外交家,他在交涉過程中,機警明敏,軟磨硬頂,為國家爭回了一些已經失去的權利,功不可沒,但是曾紀澤在談判中尚未能充分利用當時極為難得的國際、國內的有利條件,產生了不少失誤,丟失了一些本來可以收回的權利。[⑩]但是吳寶曉并不同意這種觀點,認為曾紀澤在談判過程中爭取對中國最有利的解釋,靈活執行談判指令,并及時放棄原方案,使中國修改條約的目標發生重大變化:從緩索伊犁廢棄崇約變為收回伊犁及其周邊要地。清政府能隨時了解俄國動向,適時改變談判目標,選擇對中國相對有利的方案,和曾紀澤處理問題靈活機動的做法密不可分。[11]

                         

                        在中俄伊犁交涉中,李鴻章和左宗棠的影響都不可忽視。拓荒認為,曾紀澤的思想、意見和安排頗受李鴻章的影響,包括李鴻章關于此次改約的態度、交涉過程中可能出現的情況分析,以及交涉結果的預測等,以至于在某種意義上說,1881年簽訂的《伊犁條約》,其核心內容,早在1880年6月曾紀澤抵俄之前,李、曾已大致擬定了。而在曾紀澤赴俄之后,李鴻章仍密切注視著改約交涉事態的發展,一面叮囑曾紀澤隨時告知談判情況,一面在國內采取一系列外交、軍事、輿論措施,為曾紀澤在俄交涉的展開和進行,及其最后簽訂《伊犁條約》,做了重要鋪墊和支持。 [12]趙春晨認為,正是因為左宗棠指揮清朝軍隊取得了消滅阿古柏侵略勢力、收復新疆失地的軍事勝利,才徹底打消了沙俄占領伊犁的全部借口,為中國收回伊犁創造了條件。而對于崇厚擅自簽訂的《里瓦幾亞條約》,左宗棠通過奏折和信函向清政府表達自己的反對意見以及對策,力請朝廷排除疑慮,做出拒約的決斷,并提出了首先通過談判力爭和平解決伊犁問題,如果沙俄拒不交還,即以武力收復伊犁、驅逐沙俄侵略者的對俄方針。在曾紀澤赴俄重新談判伊犁問題時,左宗棠積極進行戰備工作,計劃一旦談判破裂,就兵分三路規復伊犁。左宗棠的抗俄決心和備戰行動打擊了沙俄的侵略氣焰,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清廷內部妥協投降活動,并對曾紀澤在俄進行外交談判進行了有力的鞭策與支持。 [13]

                         

                        中俄伊犁談判崇厚簽約后,經歷了嚴懲崇厚、改派使臣、改定條約等過程,每一次改動,都與清議有關。湯仁則認為,清議的劾奏,也曾促使清廷在某些政策方面有所變化,也改變了清流派在清廷中人微言輕的局面,贏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資本和社會聲望,但清流派對風云變幻的世界形勢認識不足,存有一定的局限性,并不能真正挽救危局。[14]

                         

                        3.中法越南交涉

                         

                        1874年法越《甲戌和約》簽訂后,中法在越南屬國地位問題上展開長期交涉,由此引發朝貢體制與條約體制的沖突。李云泉認為,清朝官員對國際法的援引和運用,表明他們已能較為嫻熟地將西方外交慣例用于實踐,以維護自身的權益。與此同時,法國對越南的殖民侵略與西南邊疆岌岌可危的局勢,促使清政府主動嘗試改善與越南的關系,并得到越南的積極回應。此一突破傳統朝貢體制框架的舉措,無疑是西方沖擊下兩國被迫作出的反應。[15]

                         

                        對于法國對越南的侵略與吞并企圖,中國駐英法使臣曾紀澤早有洞察,從1880年起就設法阻止法國對越南的侵略,努力鞏固中國與越南的宗藩關系。1883年曾紀澤擬定6點方案,正式提交法國外交部,旨在盡可能地維護越南的領土和主權,并要求法國承認中越兩國的“宗藩關系”,并要開放紅河,保護黑旗軍。1884年中法戰爭全面爆發后,曾紀澤根據總理衙門“惟重界、貢二事”的訓令,擬定8條議和方案,堅持中越“宗藩關系”。楊立冰認為,曾紀澤是中法越南交涉史上乃至中國近代外交史上一位杰出外交家,他在與法國交涉中據理力爭,極力維護中越“宗藩關系”,提出援越抗法方針,促進了清政府的抗法斗爭。 [16]季鳳文認為曾紀澤的外交努力最終以失敗告終,究其原因,固然有法國侵略者恃強凌弱,頑固擴張的緣故,但也有國內因素的影響,特別是與以李鴻章為代表的朝中掌權人物奉行的妥協投降的政策有關。[17]張立真與李峰也持相似的觀點。 [18]

                         

                        中法越南交涉中,李鴻章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882年11月李鴻章與法國駐華公使達成《李寶協定》(或稱《寶海三條》),何東等認為,比照當時中、法、越三方情勢,李鴻章與寶海所擬《寶海三條》確為務實之策。[19]但是關威認為李寶談判中,李鴻章妥協求和,法國得到的是重大實際利益,中國得到的只有“自尊心”。而李鴻章在其后1883年6月開始與法國特使脫利古的談判中,卻能夠據理力爭,態度強硬,使脫利古無計可施。李鴻章態度的變化,雖然有其自身的因素,但是更重要的還是清政府的決策起了作用。 [20]

                         

                        在中法戰爭結束前后,赫德憑借自己特有的個人因素和擔任清政府海關總稅務司的有利條件,準確地掌握了中、法及列強的有關情報,建立了秘密的直接調停于中法最高當權者之間的有效途徑,通過為法國盡力謀取實利,給清政府爭取“虛名”,進而操縱了中法新約的談判與簽約大權。段國正認為,在戰場上并未失敗的中國在談判桌上卻可悲地失敗了,中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上又下滑了一步。赫德操縱中法談判和簽約是近代中國畸形外交的典型一例。 [21]

                         

                        中法《李巴條約》簽訂于1885年6月9日,因系李鴻章與法駐華公使巴德諾所簽,故有此稱。通常也叫《中法新約》或《天津條約》。這個條約,雖是李鴻章在天津畫諾,實際上系英人赫德及其親信金登干在巴黎與法國政府密商的。 [22]但是黃振南認為,在簽署該條約的談判過程中,巴德諾玩弄手腕,施展詭計,耍盡花招,以謀求法國的侵略利益。由于際遇有異,李鴻章未能發揮多大的作用,往往使巴德諾的陰謀得逞。[23]

                         

                        4.中英緬甸交涉

                         

                        1885年英國侵略緬甸,作為緬甸的宗主國,中國不能不出面與英交涉。呂昭義認為,清政府是通過兩條途徑來交涉的,一為私下的,即委托赫德私下與英國政府溝通,一為官方的,即駐英使臣曾紀澤與英外交部交涉。兩個渠道的交涉,各行其是,互相矛盾。英國與曾紀澤的官方交涉是假,而與赫德的私人密談卻是真。兼并緬甸是英國的既定方針,問題在于怎樣處理兼并后的中緬關系。英國要么繼承緬甸與中國的傳統關系,成為向中國朝貢的國家,要么廢除原有的中緬關系。前者是英國決不能做的,而后者引起清王朝的劇烈反對,對英國也是不可取的。赫德向英國提出兩項可供選擇的辦法。經過赫德的反復陳說,英國理解了赫德的用意,但在完成對上緬甸的軍事占領之前,仍不打算與中國締約,以免軍事行動受到限制。直到英國完全吞并緬甸,英國才于1886年7月24日與中國簽訂《緬甸條款》。[24]

                         

                        5.中英西藏交涉

                         

                        1888年初,英軍發動了對西藏的第一次入侵,遭到藏族軍民的頑強抵抗,但是抗英斗爭遭到駐藏大臣升泰的阻撓與破壞,致使抗英失敗。1888年底,升泰開始同英方代表談判,于1890年3月17日簽訂《中英會議藏印條約》8款。其后中英雙方又于1893年12月5日簽訂《中英續訂藏印條約》9款。丁名楠和張振鹍認為,這兩個條約是在兩個陰險狡詐的英帝國主義分子操縱和參與下訂立的。中英談判開始以后,中國海關總稅務司英國人赫德向清政府推薦其弟赫政,充當升泰的譯員與代表。在談判過程中,赫德一再向赫政指授機密,要赫政“試作中間人,將事權掌握在自己手里”。[25]黃鴻釗認為,《中英會議藏印條約》和《續約》的簽訂,標志著英國用武力打開了我國西南邊陲西藏地區的大門,英國侵占了中國的藩屬錫金,以及西藏南部邊境的日納、納湯等領土,同時英國商品可以通過亞東等地源源不斷地涌入西藏。[26]

                         

                        1903年底英國發動了對西藏的第二次入侵,并進入拉薩,逼迫西藏地方簽訂《拉薩條約》,但是清政府電令駐藏大臣升泰拒絕在《拉薩條約》上簽字。并于1905年1月任命外務部侍郎唐紹儀為全權代表,率參贊張蔭棠、梁士詒等赴印度加爾各答,與英印政府談判,以挽回對西藏的主權。但是由于中英雙方對于英方所擬約稿不能達成一致,所以11月12日英印政府單方面中止了談判。直到1906年4月,中英才又在北京恢復談判。英方代表是駐華公使薩道義,中國代表仍是唐紹儀。4月27日雙方簽訂了《中英續訂藏印條約》。該約共六款,另以《拉薩條約》十款作為附約。周偉洲認為,英帝國主義通過不平等的《中英續訂藏印條約》,事實上迫使清政府同意了《拉薩條約》,從而攫取了增設商埠,設立商務代表,掠取賠款,占領春丕三年等特權。[27]

                         

                        6.中葡澳門交涉

                         

                        鴉片戰爭以后,葡萄牙政府一直希望同清政府立約,但是遭到清政府拒絕,1862年中葡簽訂《和好貿易章程》,但是清政府要求修改條約,拒絕換約。直到1887年3月26日,中葡才在赫德的幫助下簽訂中葡《里斯本草約》,并于12月1日簽訂了《和好通商條約》,并為中葡政府所批準互換。[28]對于赫德是否以中國對澳門的領土主權換取了英國的利益。關于這一問題學術界主要存在以下幾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赫德使澳門被割讓給葡萄牙。丁名楠等認為 “清政府統治者為了征收鴉片稅的問題,竟在條約中出賣了澳門”,“而慫恿清政府滿足葡萄牙攫奪中國領土的野心的,正是赫德、金登干等英國侵略分子”。[29]盧漢超也認為赫德是“將澳門讓給葡萄牙”[30]。持此種觀點的還有楊公素。[31]戴裔煊、鐘國豪也持同樣的觀點。[32](既然注釋中已經有詳細信息,正文中沒有必要重復著作名)

                         

                        第二種觀點認為中葡里斯本草約“使葡萄牙取得了清政府對其霸占澳門的正式認可”,是一個“出賣中國領土主權的條約”,但卻又認為“澳門并未由清政府正式割讓給葡萄牙”。[33]這一觀點最早是由王紹坊提出,趙佳楹在著作中則完全沿用了這一觀點。[34]

                         

                        第三種觀點則認為草約是一個“嚴重損害國家主權的條約”,但又認為“清朝政府并非將澳門正式割歸葡萄牙所有”。[35]汪敬虞認為中葡草約的簽訂,是赫德“以破壞中國主權為手段,達到擴大對中國主權的奪取的目的”,“中國的領土主權遭受到嚴重的損害”。[36]對于赫德使中國將澳門割讓與葡萄牙的說法,陳詩啟也提出質疑,認為盡管草約沒有出賣中國的領土主權,但是它卻嚴重損害了中國的國家主權,“使葡萄牙獲得從未從中國獲得的重大利益”。[37]黃慶華也認為葡萄牙雖然經過幾個世紀的不懈努力,終于從中國手里謀取了帶有所謂“澳門地位條款”的條約,但是由于澳門并沒有因為《光緒中葡》條約的簽訂而成為“租借地”或“割讓地”,更沒有被公認為葡萄牙的“海外省”或“殖民地”,在中國恢復行使主權之前的百余年時間里,澳門不過是在葡萄牙的管理之下而已。[38]

                         

                        二、甲午戰爭前后的中外關系

                         

                        日本明治維新后逐漸走上資本主義道路,隨著國力增強不斷謀求向外擴展,琉球、臺灣、朝鮮首當其沖,從而與對上述國家或地方擁有宗主權或主權的中國發生沖突,最終導致中日甲午戰爭的爆發。中日甲午戰爭對中國歷史,甚至是世界歷史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日本在甲午戰爭之后逐漸躋身于世界強國,而中國則面臨被列強瓜分的危險,進一步滑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深淵。

                         

                        1.甲午戰爭前的中日關系

                         

                        (1)中日立約與日本侵臺

                         

                        1871年9月13日中日雙方簽訂了《修好條規》和《通商章程》,揭開了近代兩國關系的序幕。米慶余對于中日此次立約的過程進行了考察,認為日本對華立約的目的,從長遠看,是為了達到“光耀萬國”、“宇內經略之遠圖”;從現實看,則是企圖通過對華立約,以實現“綏服朝鮮”的目的。雖然此次立約從字面上看雙方對等,并有可取之處,但這并不意味著實際上的平等,更非日本政府的真情實意,而且條規本身只不過是一紙空文,日本并不打算遵守。中日剛剛立約,日本政府便有異議,并以“換約”為名,更行陰謀權略,甚至無視條規,出兵侵略臺灣。由此可見,1871年的中日立約,絕不是“自主締結的平等條約”,而是走在資本主義道路的日本,和淪為半殖民地的中國之間,出現近代侵略與壓迫關系的開端。[39]

                         

                        1871年琉球漂民被臺灣土著殺害之事,屬中琉兩國民間刑事案件,與日本無涉。但是,日本政府為了“以此次機會”達到“斷絕琉球兩屬之淵源”和所謂“開啟朝鮮自新門戶”的目的,于1874年借故出兵臺灣,并強行勒索50萬兩白銀,拉開了近代日本侵略和壓迫中國的序幕。 [40]張振鹍認為,1874年日本侵臺之役是對中國在臺灣的主權和領土完整的一次重大挑戰。這一次日本的挑戰是以政府的名義發起,以國家的力量貫徹的,所以具有空前嚴重的含義,不僅在臺灣、而且對中國東南海疆造成一場大危機。中國對日本的挑戰給予了堅決的回擊,并在國際社會旗幟鮮明地維護了自己的立場。日本的入侵以倡言臺灣東部為“無主之地”始,卻不得不以承認中國為該地主人終。從此中國在臺灣的主權更加確定,日本再也不能否定中國在臺灣全島或其部分地區的主權,任何分離臺灣之論都只能為世人所不齒。[41]

                         

                        1874年日本侵臺事件時李鴻章出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直接掌管大清對外通商、外交、海防事務以來,面臨的一次重大的政治和軍事考驗。李鴻章自始至終發揮著核心決策的作用,他的許多意見直接影響了中國對臺灣事件的處理及其進程。邵建東認為,貫穿李鴻章處理臺事始終的,是他的和局外交和實力外交思想。首先,李鴻章主張力保和局,反對遽成戰局。其次,李鴻章在臺事期間提出力保和局而“陰為戰備”的實力外交思想。[42]林慶元考察了沈葆楨在日本侵臺期間的活動,認為沈葆楨在這場反對日本侵略的斗爭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沈葆楨分析局勢,確定備戰方針,即聯外交、儲利器、儲人才、通消息,提出理喻、設防和“撫番”并舉,并采取了“厚集兵力”的戰略措施。在總理衙門同日本的交涉中沈葆楨則堅持“堅忍持之,必有成議”的正確方針。[43]

                         

                        (2)中日琉球交涉

                         

                        1874年日本借口琉球漂民被害事件,出兵入侵臺灣,1875年阻止琉球對中國朝貢,以期切斷中琉關系、強行占有琉球。由是產生了晚清中日之間的“琉球問題”。米慶余對晚清中日間關于琉球的交涉進行了考察,認為中國首位駐日公使何如璋到任伊始就展開了對琉球問題的研究與交涉,并向清政府提出了上中下三策,但沒有被清政府采納。而日本不顧中國的抗議,一意孤行,廢琉置縣。此后雖經美國前總統格蘭特調停,中日雙方重新就琉球問題談判,但最后還是無果而終,中日琉球問題被擱置。[44]戴東陽對何如璋與日本關于琉球的交涉進行了考察,認為所謂的“暴言事件”(即照會事件)的出臺,與寺島宗則、森有禮為代表的日本方面的操作有一定的關系。戶璣回國后,何如璋對琉球問題的關注并未就此打住,而是繼續為重議琉案作了不少努力。[45] 戴東陽還考察了駐日使臣黎庶昌在甲申事變前后的琉球策略,認為1881年中日琉球交涉中斷后,黎庶昌力謀貫徹清政府“存球祀”意旨,最初將琉案作為獨立的外交問題單獨對待。甲申事變后,黎庶昌又將琉球與朝鮮問題相聯系,提出“朝鮮琉球交換”論。1887年第二次使日后,由于朝鮮問題始終未息,其琉球策略大要不離“朝鮮琉球交換”論。黎庶昌的琉案交涉,有聲有色,后期則主要限于提出書面策略。 [46]戚其章則考察了李鴻章與中日琉球交涉,認為李鴻章雖在琉案發生之初持消極態度,但后來他堅持“興滅繼絕,護持弱小”的原則,否定日本滅亡琉球的兩分辦法,提出“存琉球”案以復國的兩分琉球主張,并反對總理衙門與日使草簽《琉球條約》、《配加條款》是應當肯定的。 [47]

                         

                        (3)中日朝鮮之爭

                         

                        19世紀80年代中葉到甲午戰爭爆發前的10年,正是中日兩國爭奪朝鮮控制權的10年。發生在這一時期的中日爭奪朝鮮電信權個案,則是中日在朝鮮展開的一場代理戰爭,也是19世紀80年代中日朝三國關系的一個縮影。郭海燕認為,從這個歷史個案可以看到,為了贏得控制朝鮮的主動權,維護和擴大各自的在朝勢力,中日雙方在具體權益問題上采用的都是回避對方、直接與朝鮮進行交涉的外交策略。同時作為權宜之計,又都不失時機地充分利用對方的立場,對朝鮮施加壓力以達到目的。這種表面上沒有直接對立,暗地里卻競爭激烈,有時又相互利用的關系,正是這一時期中日關系的特點。[48]郭海燕還認為,1885年4月英國制造的巨文島事件是甲午戰爭爆發前中日實力對比發生變化的轉折點,圍繞巨文島事件,中日分別在對英外交、對朝外交和中日兩國外交三個層面進行了較量,這實際上是一場中日圍繞宗屬體制的較量。此后,中日《天津條約》簽訂后中日在朝鮮對等地位的局面被打破,形成了中國掌控東亞外交主動權,日本孤立被動的格局。[49]

                         

                        2.甲午戰爭前的中朝關系

                         

                        甲午戰爭前,中朝兩國一直維持著傳統的宗藩關系。陳偉芳認為,清政府對朝鮮的基本政策,一向是維持傳統的宗藩關系,既不愿意朝鮮獨立,也沒有余力來設法加強“宗主權”。但是時勢不容許中國傳統的朝鮮政策原封不動,不加改變。對朝鮮政策問題,直接聯系到對日外交。在1871年中日簽訂“修好條規”時,李鴻章對日外交是采取一種聯絡羈縻的政策,希望借“中日修好”條規之力,約束日本的行動,并抱著“聯東方形勢”的幻想。直到后來中日間發生種種不愉快事件,日本侵略野心暴露,這才開始轉變態度,逐漸地從聯日變為防日。從1874年日本侵略臺灣,1876年江華條約的簽訂,到1879年琉球問題的刺激,是李鴻章新政策(“牽制政策”)的醞釀時期。到了1880年冬天中俄因伊利問題爭持不決,俄國兵艦和陸軍集結黑龍江、海參崴一帶。俄國的行動頗引起朝鮮與中國的憂懼。這時候,英、美等國也在夸大俄國軍事行動的威脅,企圖借此插足朝鮮。清政府于是令李鴻章主持朝鮮與西洋結約事宜。而朝鮮政府在時事迫促下,也表示愿與西洋各國訂約通商。所謂“牽制政策”開始實現。在李鴻章的主持下,朝鮮先后同美、英、德等國簽訂條約,而朝鮮國王亦按例在約外先聲明朝鮮為中國屬邦。[50]

                         

                        但是隨著“壬午兵變”和“甲申政變”的發生,中朝關系逐漸惡化。張禮恒認為,甲午戰爭前,清政府執行了一條錯誤的對朝政策,從而加劇了朝鮮背清自立的離心傾向。清政府對朝鮮內部事務的干預,是從1882年“壬午兵變”之后開始的。在此之前,中朝兩國一直遵循歷史上形成的宗藩關系,友善交往。1872年7月23日,“壬午兵變”發生,就中國而言,這次兵變促使清政府為抵制日本在朝鮮勢力的擴張,改變了對朝內政外交,無視朝鮮人民的民族感情。“甲申政變”后,朝鮮的局勢急劇惡化。1884年11月13日,駐朝商務委員袁世凱赴朝上任,袁世凱的蒞任,激化了中朝矛盾,加速了朝鮮背清。從1885年袁世凱經管朝鮮事宜到甲午戰爭爆發,表面上看中朝兩國的“宗藩”關系進一步鞏固,清政府對朝鮮的控制進一步加強,事實上卻恰恰相反。由于袁世凱“一味鋪張苛刻,視朝鮮如奴”,致使中朝間的裂痕增大,矛盾日趨明朗。居心叵測的東西方列強乘機挑撥離間,以“獨立”、“自主”相誘勸。到甲午戰爭前夕,清政府對朝鮮的控制已是十分艱難。[51]

                         

                        3.甲午戰爭前后列強的調停與干涉

                         

                        (1)英國與甲午戰爭

                         

                        英國在甲午戰爭中的態度,學界存在不同看法,外國的一些學者認為,英國在甲午戰爭中“大體上都同情中國,對日本缺乏好感”,“它反對對中國的任何瓜分、或者把中國的任何大塊領土置于外國的控制之下”,“它一直帶頭幫助中國”,英國是中國的“朋友”、“保護者”等等。對此,葉昌綱提出不同看法,認為在甲午戰爭前,英國在遠東采取的策略,是鼓勵日本在中、朝兩國發展勢力,并利用日本來牽制俄國,以維持英國在遠東的殖民優勢。英國為實現其遠東策略而采取的一個重要步驟,就是同意修改英日不平等條約。由于英日修約,在客觀上加快了日本的侵略步伐,導致中日甲午戰爭的迅速爆發。甲午戰爭爆發后,英國表面上宣布“中立”,實際上從戰爭一開始,就袒護日本。隨著日本在平壤、黃海等戰役中的勝利,英國對日本的支持,也更為明顯。英國不僅歡呼和贊揚日本的“勝利”,視日本為英國的天然同盟者,甚至公然唆使日本侵占中國的領土臺灣。英國在甲午戰爭過程中,決不是充當一個站在“舞臺之外”的“熱心的看客”,而是扮演著一個支持日本的角色。[52]持類似觀點的還有高鴻志,他認為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前后,英國始終推行縱容日本侵華的政策。他對英國這一政策在中日甲午戰爭各個階段的表現形式及其原因進行了分析,著重指出英國推行這一政策,目的在于利用日本遏制沙俄在華擴張勢力,維護并擴大英國在華權益,《馬關條約》的主要受益者是日本,其次就是英國。 [53]王銀春也認為在遠東勢力最大的英國,在中日戰爭的幕啟幕落中,從不希望戰爭爆發到調處中日矛盾、再到日本發動戰爭的實際支持者,充分暴露了其遠東政策的虛偽性和狡猾性。英國的遠東政策是成功的,但它的成功恰恰成為英國助紂為虐的一個佐證。[54]

                         

                        (2)美國與甲午戰爭

                         

                        卿汝楫認為甲午戰爭的全部經過和美國利用日本人打中國人分不開的,也可以說這個戰爭是美國“用亞洲人打亞洲人”的戰爭。這里有兩個原因,第一,是為著實現美國侵略朝鮮的目的。第二,美國夢想實現其以獨占中國為中心的亞洲殖民帝國。 [55]孫克復也認為,借重日本的軍事力量為它進一步侵略中國開辟道路,是美帝國主義對外侵略擴張的重要政策。為此目的,美帝國主義在中日甲午戰爭中,施展了狡猾的一手拿劍、一手拿橄欖枝的反革命兩面手法。一方面不遺余力地從事軍事、政治、外交、輿論等各方面積極支持日本對中國的戰爭行動。另一方面,卻又掛起虛偽的“中立”招牌,玩弄“和平談判”的花招,用“友誼”、“關懷”的謊言愚弄清政府,騙取中國的信任。美帝國主義這種一手拿劍、一手拿橄欖枝的戰爭恐嚇和“和平談判”的反革命兩手政策是交互使用,互為補充的。在戰爭開始前和戰爭期間,清政府為尋求和平解決中日爭端,曾多次呼吁包括美國政府在內的各國政府出面調停。但當時由于日本還未取得美國政府認為滿意的勝利。美國“借戰禍而得實益”的機會還不成熟。各國共同干涉又不能達到美國包辦調停、從中漁利的目的。這時,美國不需要和平,需要的是支持日本擴大戰爭。因之,它不僅悍然拒絕了中國的呼吁和請求,還堅決反對別國調停干涉。甚至進行赤裸裸地戰爭叫囂。但是,當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勢力步步深入,威脅了其他帝國主義的在華勢力,各國干涉的跡象明顯了。日本的兵源、軍費、財政的困難出現了。戰爭繼續下去對日美侵略者顯然不利了。這時,美國才出面“調停”,以使用“和平”手段,幫助日本,實現用戰爭手段所不能實現的侵略目的。 [56]

                         

                        在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戰爭中,美國表面聲稱中立,實際卻偏袒日本。戰前一再拒絕中、朝兩國的調停請求和英國的聯合調停建議,默認或慫恿日本發動戰爭。戰爭期間,美國外交官作為中日兩國僑民的戰時保護人,一再逸出國際法合理范圍,曲意保護在華日本間諜。作為中日兩國的唯一調停者,美國一方面拒絕與歐洲國家聯合調停,為日本繼續發動戰爭減輕國際壓力,另一方面又單方面勸說清朝政府接受日本的各項侵略要求,幫助日本實現發動戰爭的目的。崔志海認為,美國偏袒日本的原因,主要是希望借日本之手廢除中朝宗藩關系,進一步打開中國大門,同時利用日本削弱英國、俄國等在東亞的影響力。 [57]

                         

                        (3)俄國與甲午戰爭

                         

                        中日甲午戰爭之前的遠東形式十分復雜,成了國際帝國主義爭奪的焦點。而當時中國還在朝鮮維持著不平等的封建關系。對于沙俄來說,為了侵占朝鮮,必須首先排除中國對朝鮮的影響。因此,在朝鮮問題上,沙俄明明知道日本對朝鮮懷有“擴張的意圖”,但仍然作出了“竭力支持東京內閣”的決定,以便在侵略東方的過程中,“力圖不付出戰爭費用,不冒戰爭風險而獲得成功”。1894年7月日本發動侵略中國的戰爭,除了它本身所推行的軍國主義政策之外,同國際帝國主義、特別是沙皇俄國對它的暗中縱容是分不開的。米慶余認為,正是那個聲言“不偏袒任何一方”的沙俄政府,在暗中贊助日本的侵略行動;正是那個口稱“緩和”中日爭端的沙俄政府,在背后進行了種種陰謀活動,從而加劇了中日兩國的對立。 沙皇俄國在中日甲午戰爭問題上進行了十分隱蔽而又十分陰險的活動。它利用日本,擴大了它在東北的侵略勢力。[58]

                         

                        王少普認為,中日甲午戰爭不但是日本對中、朝的侵略戰爭,也是國際資本主義在世界范圍內爭奪殖民地斗爭的組成部分。沙俄積極參與了這場戰爭,對中、朝人民犯下嚴重的侵略罪行。19世紀80-90年代,沙俄的擴張重點已移向遠東,沙俄當時把英國當作爭奪遠東霸權的主要對手,所以沙俄極力拉攏日本,圖謀利用日本排擠清政府和英國在朝鮮勢力的發展。在這樣的基礎上,甲午戰爭前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沙俄與日本在朝鮮問題上進行了某種程度的合作,甚至互通情報。這對日本侵略中朝的陰謀必然發生助長作用。甲午戰爭爆發后,沙俄政府執行的是坐山觀虎斗的不干涉政策,是以前對日縱容政策的繼續和發展,目的在于獲取更大利益。但是隨著日軍向中國本土進攻,相繼占領大連、旅順,沙俄發現日本的侵略活動正在逸出其許可范圍,日俄矛盾開始上升。沙俄為誘使中國在其允許范圍內與日本達成和議,積極配合了日本的逼降活動。但是當沙俄得悉日本提出的議和條件包括割取遼東半島,便糾集法、德共同干涉日本還遼。通過三國干涉還遼,沙俄取得了在遠東擴張的有利條件。狡詐毒辣的老沙皇縱容日本政府挑起侵略戰爭,給中、朝人民帶來巨大的災難,而它則利用這場戰爭,獵取了久已垂涎的擴張目標。[59]

                         

                        但是王魁喜對于米慶余和王少普的觀點持有不同意見。王魁喜認為,早在甲午戰前日、俄出于爭奪朝鮮和中國存在利害沖突和矛盾,即都想稱霸遠東,只是這種矛盾由于種種原因還沒有發展到公開對抗的程度。日本軍國主義者預感到俄國修筑西伯利亞鐵路對它推行大陸政策的嚴重障礙,因此它抓住西伯利亞鐵路尚未立即威脅它的時機,發動了侵略戰爭,俄國統治者也明確意識到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有“針對”俄國遠東政策的一面。那么俄國何以在日本發動戰爭之前及戰爭時期,對日本采取“支持”和“縱容”以及“不干涉政策”呢?這主要取決于帝國主義在遠東的形勢以及當時俄國在遠東所處的地位。俄國在當時主要想爭取建成西伯利亞鐵路的時間,同時使日本的侵略勢力不至嚴重威脅俄國既定的勢力范圍,這是俄國對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由戰前的“支持”到“縱容”和戰爭爆發后的采取“不干涉政策”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由于這種形勢,使俄國對在遠東占優勢地位的英國的態度不能忽視。因此,甲午戰爭從國際背景上說是在英俄矛盾的形勢下,日本軍國主義者利用了這種矛盾,取得英、美的支持而發動的。也是沙皇俄國在遠東實力不足,不能進行單獨干涉的原因之一。此外,沙皇俄國妄圖乘機改變中俄邊界,奪取中國領土。俄國需要的是“衰弱的中國”,日本打敗中國,中國更加衰弱,這就便利俄國乘機掠奪中國的領土。當日本的侵略勢力達到東北大陸的南部,俄國認為它的利益受到嚴重威脅時,他就不惜采取聯合法、德對日進行武力為后盾的干涉了。它把日本趕出遼東半島,留給它以后自己侵略,同時以干涉日本“還遼”,索取報酬,從清政府手中取得很多特權,其中之一就是取得西伯利亞鐵路阿穆爾段通過我國東北北部修筑直達海參崴的特權。[60]

                         

                        對米慶余和王少普所持在中日甲午戰爭前和戰爭初期沙皇俄國采取了“縱容”、“不干涉”乃至“支持”的政策這一觀點提出異議的還有劉恩格。劉恩格認為,戰前,自日本派兵朝鮮之后,在中日朝三方交涉撤兵朝鮮的每一關鍵時刻,俄國政府對日本侵略軍駐在朝鮮,始終表現出“抵制”、“干涉”乃至“反對”的態度,并一再敦促日本與中國同時撤兵。戰爭爆發后俄國政府希望雙方停止戰爭,以和平方式解決朝鮮問題。后期又公然聯合法、德兩國共同干涉,要求日本把遼東半島交還中國。[61]

                         

                        但是對于劉恩格的觀點,梁景和與米慶余也進行了商榷。梁景和認為,甲午戰爭即將爆發之際,俄國政府中有些高級官員曾經主張過“調停”,希望中日兩國同時從朝鮮撤兵,而且俄國政府也斷定如果中日發生戰爭,是對俄國不利的。這是因為中日兩國交戰,無論何方取勝都要控制朝鮮,這對俄國在遠東的利益及政策都是無益的。所以在中日兩國關系緊張,并可能導致戰爭之時,俄國政府確曾主張過調停。戰爭爆發后,俄國政府又調整了自己的政策,從“調停”一變而為“旁觀”了。可是這種平衡狀態一旦將被打破,俄國政府就絕不會繼續保持沉默,就絕不會容忍局勢的繼續發展。日本在軍事上取得優勢后,俄國政府感到這對自己是個威脅,故從“旁觀”之立場一轉,又開始活動來促使雙方的和談,以阻止日本在戰爭取得全勝。后來戰爭局勢超越了俄國政府的希望,俄國政府于是決定,除了加強其太平洋艦隊以威脅日本之外,還拉攏法國等共同壓迫日本,要求日本在未來的中日談判中不得侵犯俄國的重要利益。 [62]米慶余強調指出,1888年5月8日沙俄遠東“特別會議”的核心和歸宿就是所謂“我們應采取哪一些措施去反對中國人對朝鮮的計謀”,它表明當時的沙皇俄國不僅把朝鮮作為遠東政策的焦點,而且企圖利用日本來達到自身的政策目的。時至中日甲午戰爭前夕,沙俄政府貫徹執行的,依然是1888年的決策,這也就從根本上決定了沙俄政府及其駐外使節在甲午戰爭爆發前后的基本立場和基本傾向,即沙俄偏袒日本發動侵略戰爭,沙俄與甲午戰爭有著難逃其咎的密切關系。時至甲午戰爭后期,中日戰爭的結局業已明朗,日俄之間的矛盾關系失去了共同性的中間環節,從而使沙俄改變了對日政策。[63]

                         

                        (4)法國與甲午戰爭

                         

                        法國在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前后雖一再宣稱在朝鮮問題上沒有直接利益,表面上持觀望態度,但實際上,法國從一開始就將中日戰爭視為鞏固法俄同盟和進一步侵略中國西南邊疆的天賜良機,樂見中日開戰,并始終與俄國保持一致立場,抵制英國在調停中扮演主導角色。葛夫平認為,在戰爭勝敗趨于明朗和日本侵略中國的野心暴露之后,法國從觀望走向干涉,先后積極參加俄、英、法和俄、法、德三國干涉行動,并希望阻止日本占領臺灣和澎湖列島,以維護歐洲整體利益和鞏固法俄同盟,防止日本取代歐洲主宰中國,同時從中國索取回報。在還遼條件談判過程中,法國捐棄與宿敵德國的矛盾,盡力調解德、俄分歧,維持三國的共同行動,并主張以犧牲中國的利益滿足日、俄兩方的要求,以促使遼東問題盡快解決。[64]

                         

                        (5)三國干涉還遼

                         

                        《馬關條約》的簽訂,使急于擴張遠東勢力的俄、德兩國感到機會到來,便一變觀望的態度而為積極的行動,并將法國拉到一起,結成同盟,聯合干涉還遼。戚其章認為,在這次聯合行動中,德國起了倡導作用。面對俄、德、法三國的聯合干涉,日本決定采取反干涉的措施,一方面離間瓦解三國同盟,一面極力拉攏英、美、意三國,以便組織反干涉的聯合陣線,以對抗三國同盟。但都沒有成功,只得提出以退為進的方案,同意接受三國之忠告,放棄遼東之永久占領。但是日本對中國卻一步不讓,并借此向中國勒索一筆巨額贖金。[65]孔剛認為德國在三國干涉還遼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這與德國的歐洲政策密切相關。 [66]

                         

                        4.中日和談與《馬關條約》的簽訂

                         

                        甲午戰爭可以平壤(9月15日)、黃海(9月17日)兩戰役為分界,分為前后兩階段。前期的55天是中日雙方一意要在戰場上決定勝負的階段。后期的7個月則一方面是日本的繼續進攻,另一方面是清政府不斷求和,英、美兩國先后試圖調停的階段。季平子對甲午戰爭后期的議和活動進行了考察,這些議和活動包括10月間英國的調停、美國的居間交換意見、德璀琳赴日求和以及張蔭桓與邵友濂赴日議和。 [67]季平子還考察了馬關議和前夜的清政府與列強,包括清廷派李鴻章為議和全權大臣、李鴻章北京請訓、清政府求助英俄、清政府予李鴻章以商讓土地之權。 [68]戚其章對于張蔭桓與邵友濂赴日議和被拒一事做了詳細考察,認為日本之決定破壞廣島會議,并不是不想跟中國和談,而是要舉行一次真正能夠實現對中國最大限度地掠奪的和談。[69]

                         

                        李鴻章于1895年3月14離津赴日,于19日抵達馬關。3月22日李鴻章與日本全權代表伊藤博文與陸奧宗光首次會談。從3月20日至24日,中日全權大臣共舉行了3次談判。在此階段中,伊藤博文蠻橫無理,而李鴻章則委曲求全,唯恐和議中斷,日方終于以酷苛的條件使李鴻章自動撤回了停戰的提議,達到了不停戰而和談的目的。但是,3月24日和談后,李鴻章在回寓途中遭到日本歹徒行刺受傷,日本被迫主動提出停戰,以彌補此次惡劣事件的影響。4月1日李鴻章接到日方和約底稿,其主要內容包括朝鮮自主,割讓遼南與臺灣和澎湖列島,賠償兵費庫平銀3億兩,開放順天府等七處為通商口岸。李鴻章除承認朝鮮自主外,對其他3項都進行了駁斥。但是日本除賠款減為2億兩外,其他3項都不讓步。最后雙方于4月17日在《中日馬關條約》上簽字。5月8日中日雙方代表在煙臺互換條約,《馬關條約》正式生效。[70]

                         

                        李兆銘考察了科士達與《馬關條約》的關系,認為科士達充任中國對日媾和談判代表團顧問,對甲午戰爭最終有利于日本的結局,起了特殊的作用。 [71]張鳳翔研究了李鴻章與《馬關條約》的關系,認為侵略朝鮮、要求清政府割地賠款,是日本政府的既定國策;李鴻章奉派赴日,是清政府兩次求和失敗后由日本政府點名決定的;李鴻章還未出國,清政府就已被迫答應向日本政府割地賠款;李鴻章在馬關談判中的策略是正確的,談判中的表現基本方面也是應當肯定的。因此,李鴻章在馬關談判中的所作所為不但不應當受到譴責,相反應當受到適當的肯定。 [72]

                         

                        4.《馬關條約》雖然簽訂,但是清政府能否批準交換也是一個問題,翟文奇對于《馬關條約》的交換始末進行了詳盡考察,認為李鴻章馬關歸來后,在批準交換馬關條約以及交割臺灣過程中,為一己之私利,置國家、民族利益于不顧,在洋人面前卑躬屈膝,言聽計從,為了迫使清政府批準馬關條約,不惜用洋人壓朝廷,最終使馬關條約按期批準互換。[73]賈小葉則研究了各省督撫在《馬關條約》交換過程中的表現。[74]列強瓜分中國的狂潮

                         

                        甲午中日戰爭后,帝國主義列強掀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三國干涉還遼成功后,法國首先以之向清政府索取“報償”。1895年5月8日法國外長哈洛托就向中國駐法公使龔照瑗提出了訂立中越界約與商約的要求。法國公使施阿蘭接連到總理衙門催逼。到6月20日,施阿蘭與奕劻、徐用儀簽訂了《續議界務專條附章》和《續議商務專條附章》。[75]在法國之后,英國則于1897年2月4日強迫清政府簽訂《續議滇緬條約付款》和《西江通商專條》。[76]

                         

                        1897年11月14日,德國借口曹州教案派艦隊占領膠州灣,強迫清政府簽訂《膠澳租界條約》,使山東全省變成了德國的勢力范圍。緊接著俄國于1898年3月27日強迫清政府簽訂了《旅大租地條約》,并于5月7日簽訂了《續訂旅大租地條約》,強租旅順、大連。英國則于7月1日與中國簽訂《訂租威海衛專條》,租得威海衛及附近海面。[77]

                         

                        1898年4月,日本駐華公使矢野文雄向總理衙門遞交照會,要求清政府聲明“不將福建省內之地方讓與或租與別國”。清政府很快同意,由此福建成為日本的勢力范圍。隨著日本插足福建,一條由日本本土經琉球、臺灣而達中國大陸東南地區的侵略道路便建立了起來,這形成日本侵華的南翼。[78]

                         

                        1898年4月2日,英國駐華公使竇納樂正式通知總理衙門,港英當局對目前的香港疆界不滿,要求擴展疆界,接著中英雙方就這一問題舉行談判,參加談判的英方代表為駐華公使竇納樂,中方代表為總衙門大臣李鴻章等人。6月9日中英雙方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香港界址得到拓展。[79]

                         

                        黃廷柱研究了1895年至1900年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斗爭和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認為在列強掀起瓜分中國狂潮的背景下,1899年美國提出了“門戶開放”政策,得到各國的贊同。[80]

                         

                        5.中俄密約

                         

                        1896年李鴻章奉命使俄,與俄國代表羅拔諾夫、維特簽訂了《御敵互相援助條約》,俗稱《中俄密約》。[81]周傳儒詳細考察了李鴻章使俄并與俄國簽訂該約的過程,條約內容,以及該約的影響,認為原約有效期15年,但由于遠東局勢的巨變,并由于帝俄沒有遵守這個條約的精神,所以至1900年俄國參加八國聯軍,進攻中國,這個條約就被撕毀了。在該約存在而且實際上有效的期間,前后四年中,所有條約中涉及的筑路問題、銀行問題、軍港問題,中國政府無不遵辦。因而它的影響是非常重大的。[82]黃紀蓮則詳細考察了中俄密約的公布過程與版本問題。 [83]劉存寬也對中俄密約的簽訂過程和內容及影響進行了深入的研究,認為中俄密約的交涉和簽訂過程,從頭到尾都充滿俄國外交的偽善、欺騙和訛詐。密約使中國更深地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淵,直接導致了列強瓜分中國的狂潮,使帝國主義同中華民族的矛盾空前尖銳。[84]譚文鳳針對史學界中存在中俄密約系李鴻章主謀以及李鴻章是受賄簽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認為李鴻章簽訂中俄密約是奉旨行事,不應負主要責任,而且根本不存在受賄簽約的問題。[85]

                         

                        三、清末十年的中外關系

                         

                        清末最后十年的中外關系以八國聯軍侵華以及屈辱的中外《辛丑條約》的簽訂而開始,但是隨著中國外交官員對西方世界以及現代外交的認識與學習,中方代表在中外交涉中也逐漸能夠取得更多對中國有利的結果。

                         

                        1.《辛丑條約》的簽訂

                         

                        1900年8月14日,八國聯軍侵入北京,西太后與光緒帝西逃,并任命李鴻章與奕劻為代表同各國議和。10月4日法國照會各國政府,提出6項要求,作為同中國進行談判的基礎,后來以此為基礎,各國公使經過反復討論,提出了《議和大綱》12條,于12月24日強迫清政府接受。1901年9月7日,11國公使與奕劻、李鴻章在《最后議定書》(即《辛丑條約》)上簽字。這個空前屈辱的條約除正約12款外,還有19個附件。《辛丑條約》的主要內容為:一、勒索巨額賠款。中國向各國賠款銀4億5千萬兩,分30年還清,年息4厘。二、拆毀大沽炮臺,北京設使館區,北京到山海關鐵路沿線駐軍。三、脅逼清政府承諾鎮壓中國人民的反帝斗爭。四、設立外務部。五、修訂新的商約。[86]

                         

                        沙俄在簽訂《辛丑條約》的談判過程中,同其它帝國主義列強既爭奪,又勾結,對中國實行狂妄的掠奪政策。李嘉谷認為,沙俄承認李鴻章的議和全權大臣資格,催促他盡快來北京,完全是為了利用他,以便與英、日、德等帝國主義國家爭奪中國這塊肥肉,從中國攫取更多的權益,絲毫沒有一點為中國著想,對中國“友好”的影子。“和議大綱”是沙俄與其它帝國主義國家相勾結殘酷剝削和壓迫中華民族的產物,而在這種勾結中,沙俄是主謀者。在懲兇問題上,沙俄為了拉攏以慈禧為首的中國清政府,確實說過懲兇不作為談判的先決條件和從輕的主張,沙俄這樣做,正是為了容易從清政府那里得到更多的權益。因此,在賠款問題上,沙俄則沒有對中國寬容,向中國提出了最多的勒索,而在賠付時間上又要求愈短愈好,并且提出了一次償付的方案。[87]

                         

                        日本完全同意法國及其他列強所提的處置中國的各項原則,在具體方法上它先后提出若干補充和修訂意見,基本上都為各國接受,主要有:一、關于建立保衛北京各使館的永久性衛隊問題,主張由各國自行設置其使館衛隊;二,建議不宜完全禁止能夠制造軍火的各種器材;三,在懲辦禍首問題上,主張“懿親不加刑”的原則。日本在參與制定《辛丑和約》時,既堅持了自己特有的利益,又維護了列強的共同利權,也照顧了清王朝的統治體制。[88]

                         

                        廖一中研究了袁世凱在《辛丑條約》簽訂前后的活動,認為袁世凱主張絞殺義和團,力促西太后回鸞,并主張嚴懲禍首,對促進《辛丑條約》的簽訂起到了重要作用。[89]邊文峰考察了薩道義在《辛丑條約》談判過程中在取消北京會試問題上的立場和作用,認為薩道義在此問題上立場強硬,但由于清廷兩位官員劉坤一和張之洞的反對以及他為避免承擔延誤簽約的責任,最后只好同意讓步。[90]

                         

                        戴海斌通過考察《辛丑條約》簽訂過程中中外有關懲處董福祥的較量,認為從《辛丑條約》議定過程而言,傳統認識理解為帝國主義的“爭贓”競賽,談判過程全為西人主導,清朝一方對議題幾乎沒有介入。但是清朝一方雖然對議題缺少發言權,卻并非全無努力,其內部西安政府(那拉氏、軍機處)、北京全權(奕、李)、東南督撫(劉、張、盛、袁)等多種力量互動頻繁,唯因相互制約造成內耗,本來的多方合作反而滑向多方角力的態勢,未能形成有效的對外合力。[91]

                         

                        2.商約談判

                         

                        1902年繼《辛丑條約》簽訂后不久,在上海等地舉行了一系列涉外的商約談判,首簽了中英商約。徐鼎新認為,由于這一商約列入了“裁厘加稅”的條款,所以頗能迷惑一些人,似乎商約的簽訂為清政府爭得了一些利權,是一次外交勝利,但實際上并非如此。呂海寰、盛宣懷等人所達成的“裁厘加稅”協議,不過是迎合外國資本家要求,而犧牲華商利益和本國主權的又一次喪權辱國行為 ;列入商約的其他一些條款,諸如準許外國輪船行駛我國內港,開辟豐田等商埠,幾乎無一不是盡力滿足外國資本家的要求。[92]陳童敏持有不同的看法,認為《中英續議通商行船條約》使清政府取得了一定的自主權利,實現了在一定程度上對外人權益進行限制的目的,充分顯示出清政府外交態度之轉變,其在外交上維護自身利權的意識逐漸加強。 [93]

                         

                        1903年中美簽訂《通商行船續訂條約》,崔志海認為該條約雖然是一個不平等的條約,為擴大美國在華投資和貿易提供了某些條約保障,但由于清政府國權意識的增強,該條約在主要方面并沒有實現美國“門戶開放”政策的目標,也不一定都對中國的利益構成危害,甚至在某些方面較諸以前的不平等條約有所改善 。[94]1903年10月,中日簽訂《通商行船續約》,從而使日本獲得擴大內港行輪權;獲得版權保護;并使清政府增開商埠。[95]張振鹍認為,這些商約體現了帝國主義與清朝封建統治之間的進一步結合。這主要體現在中英、中美兩個商約上。這些商約也體現了帝國主義列強在我國東三省的擴張和爭奪。這主要反映在中美、中日兩個商約上。[96]

                         

                        3.日俄戰爭

                         

                        1900年,俄國利用中國爆發義和團運動之機出兵,全面入侵東北,激化了與日本的矛盾,從而引發了1904年的日俄戰爭。為了維護東北主權,清政府利用日俄矛盾,進行中俄交涉,使俄國承諾撤軍。在日俄戰爭爆發后,清政府鑒于未來形勢發展的不確定性,采取了中立的外交政策。隨著戰爭的發展,當出現日俄兩國分割東北勢力范圍的傾向時,清政府的外交政策未能做出及時調整。戰爭結束后的日俄和談中,中國作為戰爭的最大受害國,卻被排斥于和談之外,最終無奈地接受日俄重新劃分東北勢力范圍的現實。 [97]

                         

                        學界對于日俄戰爭中清政府宣布中立的原因作了深入探討。周載章認為,日俄戰爭前的清政府,積貧積弱已久,內政受人操縱,外交不能自主,經濟瀕臨崩潰,軍隊腐敗不堪,它既無力迫使沙俄軍隊撤出我國東北,更無力阻止日俄在中國土地上開戰,這是它采取“局外中立”方針的主要原因。另一個原因是清政府嚴守中立,以便能有足夠的力量來鎮壓人民群眾的反抗斗爭,維護帝國主義各國的在華利益,使自己得以茍延殘喘。清政府宣布中立還有一個原因就是為了順從帝國主義各國主張清政府中立的意愿。[98]但是喻大華認為,上述原因屬于表象,實際上在戰前及戰爭初期,清政府中有人提出過“聯日拒俄”的主張,而且清政府并沒有能夠恪守中立,“聯日拒俄”成為伏流,一直未斷,日俄兩國也未履行尊重清政府中立的諾言,破壞中立的舉動屢屢發生。 [99]

                         

                        王剛對日俄戰爭期間中日兩國圍繞海上中立權的交涉進行了研究,認為日本雖然聲明尊重中國中立,但在具體事件的處理上則是我行我素,肆意侵犯中國中立權,即使是在外交交涉過程中,也時常以武力相威脅,但中國對日本違反國際法、侵犯中國主權的行為給予了堅決抗議,并采取了一定措施盡力維護自身權益。 [100]崔志海對日俄戰爭時期的上海外交進行了考察,認為日俄戰爭時期的上海外交表明,清政府的局外中立政策在上海雖然受到挑戰,但最終還是得到了貫徹,從而維護了上海的和平與安定。清政府和上海地方當局在上海外交中的因應之道,在當時是符合中國利益的。 [101]

                         

                        劉永祥研究了日俄戰爭期間日本的對華謀略,認為日本宣揚“興亞主義”、“保全中國”,騙取中國人民的好感 ;以各種謀略手段將中國人卷入戰爭,為其所用;推行欺騙外交與強權外交,使中國成為真正的戰敗國。[102]廖一中則考察了袁世凱與日俄戰爭的關系,認為袁世凱是“中立政策”的倡導者,但是實際他更偏向日本,并乘機擴充軍隊。[103]

                         

                        4.庚款退還

                         

                        1909年的美國第一次退款興學,是近代中美關系史和中國近代留學史上的一件大事。崔志海認為,就退款的過程來看,此次退款主要不是清朝駐美公使梁誠運動的結果,也非1905年抵制美貨運動的結果,而是因為美國政府從賠款一開始就有退還的打算。將賠款用于興學主要也是出于美方的意圖 ,而非出于梁誠的倡議和清政府的自愿;其中,美國駐華公使柔克義起了重要作用。美國將退款用于興學,一方面固然是從美國的長遠利益出發 ,但同時在客觀上促進了當時中國的改革和進步。 [104]

                         

                        5.有關禁煙的中外交涉

                         

                        1906年清政府發動禁煙運動,隨著禁煙運動的開展,中英間展開了有關禁煙的交涉。王宏斌考察了廣東禁煙運動中中英的交涉,認為在外國鴉片利益集團的極力慫恿下,英國外交官對于廣東推行的旨在限制鴉片銷路的“牌照捐”章程橫加指責,中國官員為了捍衛國家禁煙主權據理加以反駁。但是清政府外務部在英國外交官要挾下被迫接受了撤銷鴉片“牌照捐”條款的無理要求。 [105]王宏斌還研究了中英《禁煙條件》的談判過程,認為在各種社會力量的制約下,英國政府雖然沒有根本改變其強行向中國輸入鴉片的立場和政策,但在談判桌上卻不得不做出某些讓步。 [106]

                         

                        與英國政府不同的是,美國政府卻為支持清末禁煙運動,發起上海國際鴉片會議,并與中國代表一道,促使會議通過聲援中國禁煙的決議。崔志海認為,美國政府在清末禁煙運動中與中國的合作,不但有力地推動了清末中國禁煙運動和國際禁煙運動,同時也是晚清中國參與多邊國際外交活動的一個成功范例,是晚清中美特殊關系的一個具體表現;它表明晚清中外關系除了侵略與反侵略主題之外,尚有正常的國家關系和國際合作之內容。 [107]

                         

                        6.海軍大臣載洵訪美

                         

                        1910年清朝海軍大臣載洵訪美和1911年中美海軍合作計劃,是晚清海軍史和中美關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崔志海認為,這一事件具體揭示了在塔夫脫政府“金元外交”政策的指導下,美國的在華勢力和影響不但在鐵路和財政金融領域獲得重大突破,而且也滲透到長期受歐洲和日本影響的軍事領域;同時也表明隨著東亞國際格局的變化,清政府在軍事上開始改變以往一味依賴歐洲和日本的政策,轉而尋求美國的合作與支持,將美國視為依賴的主要對象,體現了當時清政府意欲與美國結盟的外交意圖。 [108]

                         

                        7.中英西藏交涉與中俄修訂《伊犁條約》

                         

                        1903年冬,英國入侵我國西藏,并逼迫西藏地方政府簽訂所謂的《拉薩條約》。清政府拒絕承認該條約,并與英方進行了交涉,簽訂《中英續訂藏印條約》。楊銘認為在1905至1911年的數年間,英國政府乘清朝日趨腐朽、列強紛紛肆虐的機會,加緊了其分裂西藏的活動。圍繞《中英續訂藏印條約》等談判及清軍駐藏、達賴喇嘛出逃等事件的交涉,英國政府明目張膽地否定中國對西藏地方擁有的主權。由于清政府在對英交涉中,始終沒有放棄對西藏擁有主權這一基本原則,加之以張蔭棠等為代表的愛國外交家的針鋒相對、據理力爭,因而使英國否定中國主權、分裂西藏的陰謀未能得逞。[109]蘇苑研究了唐紹儀與中英西藏談判的關系,認為《中英續訂印藏條約》的簽訂,是唐紹儀外交之功,也是中國外交的勝利。[110]

                         

                        樊明方研究了辛亥革命前后中俄關于修訂《伊犁條約》的交涉,認為這次修約是根據中國要求進行的,此次修約過程中,沙俄雖曾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但它的主要目標不是獲得新的侵略特權,而是保持舊的特權。這次修約的交涉是一次中國利用外交方式挽回已失利權的嘗試。 [111]

                         

                        四、在華外國人與晚清外交

                         

                        晚清外交中一道獨特的風景是在華外國人在中外交涉中的重要作用。這一人群主要包括海關洋員與傳教士,而二者在晚清外交中又有著各自的特點。

                         

                        1.海關洋員與晚清外交

                         

                        談到海關洋員與晚清外交,就應該首先看一下學術界對海關總稅務司赫德與晚清外交的研究。赫德參與了第二次鴉片戰爭后幾乎所有重大的中外交涉,包括1868-1869年的中英修約[112]、中英滇案交涉[113]、中法越南交涉[114]、中英緬甸交涉[115]、中英《香港鴉片貿易協定》的簽訂[116]、中英西藏交涉[117]、英德借款及續借款[118]、庚辛議和[119]、中葡澳門交涉[120]以及中英商約談判[121]等。陳詩啟認為,甲午戰爭前赫德的業余外交活動,不但沒有改善清政府的外交地位,基至成為爭奪英國權益、擴大總稅務司權力、維護滿族統治利益的工具。赫德從事的業余外交活動,談不上什么積極作用,而只有消極作用。而赫德參與外交活動的目的就是為了保持英國的在華地位,維護海關利益。赫德自身利益與英國利益的關系決定了赫德所從事的業余外交與英國外交間的關系。總稅務司的利益和英國在華利益是息息相關的,總稅務司利益是英國在華的主要利益,而它的保持和發展,端視英國在華勢力的消長而定。正因如此,總稅務司的業余外交是依附于英國外交,從屬于英國外交的。這種情況在國際斗爭激化的時候,表現得特別突出。總稅務司的業余外交主要是集中力量對付其他國家搶奪英國的在華利益,防范其他國家取代總稅務司而控制清政府。赫德與清政府雇員與雇主的關系,決定了他要求英國政府全力支持清政府,搞好和清政府的關系,維護清政府的統治。在中外爭端中,赫德都是力促清政府走避戰求和的路線,經常利用滿、漢官僚之間的矛盾,運用他對清政府的影響力,誘導滿族最高統治者作出和議的決策。而他的業余外交,都是走總理衙門的門路。赫德的業余外交活動的結果,犧牲了中國的權益,穩定了英國在華地位,維護了滿族對漢族的統治,擴大了總稅務司的權力。至于中國的外交地位,不但沒有改善,甚至是大大低落了。中國的半殖民地位更加深化了。[122]

                         

                        對于這一觀點,張志勇持有不同看法,張志勇認為赫德在中外交涉中扮演了多種角色,包括中方代表、中方外交顧問、英方外交顧問、幕后指揮、英國侵華幫兇等,采取了多種策略,主要包括:棄虛名取實利、騎馬策略、威逼利誘、底線策略等。所以他在中英交涉中也起到了多重作用,主要包括:維護了英國的在華利益;維護了清政府的統治;損害了中國的利益;維護了自己的利益;他關于中英外交的某些觀念與主張,有利于維護中英和平;他的某些角色、主張與活動在一定程度上起了積極作用,有利于維護中國的權益。[123]

                         

                        除了赫德,海關洋員包臘 [124]、金登干[125]、赫政[126]、德璀琳[127]等都參與了晚清外交。

                         

                        2.外國傳教士與晚清外交

                         

                        在晚清,對中外交涉影響比較大的兩個外國人群體,一個是海關洋員,另一個就是外國傳教士。而對于外國傳教士來說,一方面他們中的某些人積極參與到中外交涉中來,而另一方面,他們中有的人成為教案的犧牲品,從而引起了中外交涉。而對于前者來說,學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俄國傳教士與中俄外交[128]、美國傳教士與中美外交[129]、英國傳教士與中英外交[130]。而對于中外教案交涉,學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天津教案[131]、貴陽教案[132]、巨野教案[133]、青浦教案[134]與南昌教案[135]等。此外英國駐華公使阿禮國、威妥瑪與教案的關系也受到關注。[136]

                         

                        五、外交制度與外交機構

                         

                        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后,總理衙門成立,中國外交開始邁向近代化,但是這個過程是緩慢而痛苦的。直到1876年,中國才開始向外派遣駐外使臣。與周邊國家傳統的朝貢關系隨著這些國家被西方列強或日本的侵略與吞并而逐漸結束,與西方列強與日本的關系卻被越來越多的不平等條約所束縛。在八國聯軍侵華與中外《辛丑條約》簽訂后,總理衙門被迫改為外務部,成為近代意義上的外交機構。

                         

                        1.外交制度

                         

                        晚清中國的外交制度受到西方列強入侵的影響,學界的研究有的稱之為半殖民化,有的稱之為近代化。楊曉梅認為,在西方列強的步步進逼下,清政府經過了抗拒→適應→再抗拒→再適應的痛苦歷程,逐漸完成了外交制度近代化的過程 。[137]張步先也認為從總理衙門到外務部,雖是清政府在列強威逼之下的無奈之舉,但它卻有力地推動了晚清外交的近代化。一方面外交機構從無到有,從權力分散到集中統一,這種艱難的發展過程反映了清朝統治者在民族矛盾加深的情況下對外交認識的深化。另一方面從嘗試出洋考察到正式派遣使臣,使領制度得以確立,從而增強了清政府獨立辦外交的能力和信心。同時從選派幼童留學到儲才館的成立,為近代化的外交培養了大批的人才。 [138]但是李兆祥認為總理衙門及與其協同配置的其他外交機構,架構了近代中國外交的一種別樣的體制,這種體制既是傳統的對非朝貢國外交體制的一種延續和發展,也是中國架構新外交體制的最初探索,因此,這種體制帶有明顯的過渡性特征。[139]

                         

                        吳福環探討了南北洋大臣與總理衙門的關系,認為總理衙門雖為全國最高外交洋務機關,但在體制上它與南北洋大臣、各省將軍督撫,基本上是平行的,它可以給后者建議、指示,但不能命令、指揮,而且建議和指示也都要奏報清帝批準。總理衙門與南北洋大臣之間是不存在統屬關系的。由于總署“管理”大臣的地位崇高,均為親郡王、大學士,所以南北洋大臣、各省疆吏以及出使大臣給總署的咨文,一般都寫“咨呈”,這顯示出總理衙門的地位要高于南北洋大臣、各省將軍督撫和清政府的其它部院衙門。 [140]張季討論了總理衙門到外務部的人事改革,認為總理衙門的設立是清廷官制改革的開端,其選材用人不循常規;至外務部創設,選材用人進一步突破定制,取用司員由考試京官改為奏調各項專門人材,對于出使人員的取用也日益注重專門學識。從總理衙門到外務部用人模式的沿革,不僅反映了官制改革進程中,職官體系職能分工的專職化及選材用人的專門化,同時也反映了在官制改革與銓選制度變革之間存在著相互影響與制約的關系。 [141]

                         

                        2.外交機構

                         

                        (1)總理衙門(外務部)

                         

                        總理衙門成立于1861年1月20日,并于1901年7月24日改組為外務部。錢實甫研究了總理衙門的形成過程、組織結構和職權職能,認為總理衙門的存在恰可說明清政府已經同意了承擔西方各國的侵略要求,并繼續承擔著它們不斷擴大的侵略要求,最后則由更能符合它們侵略意圖的外務部所代替。也可以說,總理衙門的出現,正意味著中外反動勢力相互勾結的漸趨成熟,是清政府政治機構半殖民地化或封建政權買辦化的具體開端;最后改組成為外務部,則是清政府進一步成為國際帝國主義者“奴隸總管”的一個重要標志。 [142]但是季云飛不同意這種觀點,認為總理衙門在中國近代化過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43]吳福環、焦少玲、梁彥冰等都持相似的觀點。[144]吳福環認為總理衙門的設立是順應歷史發展的進步與改革,延緩了中國的半殖民地化。[145]

                         

                        吳福環研究了總理衙門職能的擴展及其與軍機處和內閣的關系,認為總理衙門設立之初,清廷僅把它作為一個主管外交及通商的機構,后來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國內外局勢的發展,它的職能逐步擴展。首先是把外交對象由英、法、俄、美四國擴及到來華各國。其次是總署所管的外交事務,由京師擴及全國。再次,自19世紀60年代起清政府所興辦的一切洋務事業,都是總署的主要公務。最后,總理衙門的職能逐漸涉及到內政的各個領域,而且部分地取代了清政府各個中央行政部門的職權。對于總理衙門和軍機處的關系,可以歸納為:1.軍機大臣兼領總署大臣;2.總署調用8名軍機處章京,作為“額外行走”,在兩個衙門行走,專門查閱調取機密文件;3.總理衙門取代了軍機處所掌管的外交事務;4.總理衙門的組織原則仿照軍機處。總理衙門與內閣及各部院的關系則有:1.總署大臣大多同時又是大學士、各部院尚書、侍郎;2.總署章京由內閣和各部院司員內挑取,并且不停止其本衙門差使,在兩處兼行;3.各衙門堂館可與聞總署工作中與本衙門有關的事件;4.總理衙門逐漸取代了原歸內閣和各部院管轄的一部分外交、通商、邊界等方面的事務。 [146]此外,吳福環還總結了總理衙門的工作特點,認為總理衙門在工作制度和運轉方式上也有一些不同于清政府其它中央機構的特點。這主要表現為:人少事繁、精練迅速,嚴保機要、慎守秘密,撙節開支、力杜浮濫,廣咨眾議、慎重決策。 [147]

                         

                         李文杰研究了總理衙門總辦章京的選拔、職能及升遷,認為總辦章京為章京之首,一般從辦事干練、才能突出的章京中選拔,在總理衙門日常運作、公文處理、事務決策、人事安排上都有一定的影響,在總理衙門兩年一度的褒獎中一般能得優獎,多有借此而外放海關道者,他們能將總理衙門外事經驗繼續施用于通商各口;也有極少數總辦章京,得以升任總理衙門大臣,在該機構繼續專辦洋務。[148] 此外李文杰還研究了總理衙門章京的考試制度,認為總理衙門建立后,其章京通過考試,從內閣和部院司員中進行選拔。總理衙門早期考試制度系模仿軍機處而來,考題內容源自經史典籍,后來則改試經世性較強的策問。章京考試的報考人數在40年間經歷了由少到多的變化,人們對章京考試的態度也經歷了一個從輕視到逐步接受,到最后積極報考的過程。 [149]李文杰還研究了總理衙門的翻譯官,認為總理衙門對翻譯人才的理解認識、培養方式逐漸成熟,從最先沿用并不合理的同文館課程表,到之后讓翻譯、學生參與會談練習聽說,到最后干脆將學生送至駐外使館專職學習,從完全依賴外國翻譯到奏設自己的翻譯官,再到外務部為翻譯官專立缺額并許其升任該部司員,清朝終使得翻譯官的專業訓練、出路合理化。[150]

                         

                        奕與總理衙門的建立密切相關,劉耿生認為,奕作為總理衙門的創始人,也是我國近代外交方針的首位制定者,在清末腐敗的滿洲貴族統治集團成員中,他還算是個懂得外交斗爭策略,能夠接受西方先進事物,注重學習外國知識的統治者,雖然他在與西方侵略者的交涉中具有很大的妥協性和軟弱性,但他對我國近代外交事業的貢獻,應給予實事求是的肯定。 [151]

                         

                        秦國經研究了外務部成立的原因、過程、職官、機構、文書和檔案,認為帝國主義要求清政府將總理衙門改為外務部,一是總理衙門體制不崇,二是總理衙門的大臣職責不專。[152]但是杜繼東認為,外務部上承總理衙門,下啟中國外交部,是中國近代外交體制演進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環節。外務部主持重要交涉活動,成為名副其實的中央外交機關,并改革出使章程,改進地方外交機構,進一步完善了外交體制,同時還延攬重用新人,提高外交隊伍的整體素質,總的方向是適應了客觀形勢的要求,在中國外交近代化的道路上往前邁進了一步。[153]

                         

                        (2)駐外使館

                         

                        從1875年到1880年,清政府先后在英、德、日本、法、美、俄、日斯巴尼亞(西班牙)、秘魯等8個國家建立使館,派遣了常駐使節。高士華研究了近代中國駐外使館從醞釀到建立的整個過程,認為駐外使館的建立,是清政府70年代面臨普遍的邊疆危機和采取相對開放政策情況下的產物,設立駐外使館這個建議首先來自西方,并且寫進了不平等條約里,但清政府首先考慮的對象卻是日本,因為它認為日本是邊疆危機中對中國最大和最直接的威脅。[154]高士華還較為系統地探討了早期駐外使館的歷史作用,認為它具有了解外國情況,與駐在國政府交涉,為本國挽回權益,管理學生,保護海外華人,使世界了解中國等作用。它的作用已遠遠超出外交領域,在政治、文化等方面也產生了廣泛而持久的影響。[155]夏泉也研究了晚清駐外使館的建立過程及原因,認為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中國尚不具備與西方列強建立對等性外交關系的條件,因而未能抓住時機,及時與列強交換使節,擺脫閉關狀態,積極走向世界,從而建立近代外交制度。及至19世紀70年代,洋務派逐漸覺醒,吁請派遣使節赴外,建立對等外交關系,終于為清廷所接受,近代外交文化才邁出艱難的第一步。[156]

                         

                        戴東陽考察了晚清駐外使臣出身的地域分布問題,認為他們主要分布在東南沿海的廣東、浙江、江蘇、福建,和內地的安徽、湖南諸省。[157]戴東陽還考察了晚清駐外使臣與政治派系的關系,認為晚清政治派系對駐外使臣群體影響可謂持久且深入,甲午戰前,對出使大臣影響最大的淮系李鴻章,早期清流派對其有一定牽制;甲午戰后,中經外務部成立,駐外使臣開始進入職業化時期。[158]戴東陽還考察了中國駐日使團與金玉均的關系,認為日本出兵朝鮮及挑起中日甲午戰爭,與金玉均被刺沒有事實上的關聯。[159]

                         

                        晚清駐日使團在中日關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戴東陽系統考察了晚清駐日使團在中日關系中的重要活動,認為甲午戰前出使的歷屆駐日使團,除最后一屆汪鳳藻使團外,其他幾位出使大臣的出使活動基本得到清政府的肯定,使團隨員也有不少得到褒獎。首屆出使大臣何如璋因在琉案上的貢獻,曾數月內二次轉階;第二、四屆出使大臣黎庶昌第一次出使時,因在壬午兵變中舉措果敢,受到清政府上下一致贊賞;對于第三屆出使大臣徐承祖,清政府對其出使做了肯定評價。[160]

                         

                        晚清駐外使臣在促進中國外交的現代化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戴東陽認為19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 ,以“實現關稅自主”與“收回治外法權”為目標的日本修改條約交涉的經驗 ,經由當時駐日的晚清第一任出使日本大臣何如璋介紹到中國及當時中國的藩屬國朝鮮,成為剖析中國的不平等條約 ,以及朝鮮開港并與西方各國訂立條約的重要參照系。雖然何如璋最終沒能促成清政府像日本一樣著手進行改約交涉 ,但是 ,他將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問題明確定位在協定關稅和治外法權兩大關鍵性條款 ,是具有歷史意義的。同時 ,何如璋以日本改約交涉為模式的訂約策略 ,對于當時朝鮮與日本的關稅交涉以及《朝美修好通商條約》的訂立 ,均產生了重大影響。[161]

                         

                        梁碧瑩則對晚清駐美公使進行了全面研究,其內容涉及駐美公使的派遣,中國首任駐美公使陳蘭彬,不辱使命的公使鄭藻如,“絕域使才”張蔭桓,安徽籍駐美公使崔國因,漢軍正紅旗出身的公使楊儒,以法律為武器的公使伍廷芳,留學生出身的駐美公使梁誠,以及晚清最后一位駐美公使張蔭棠。[162]

                         

                        綜觀六十年來中國大陸晚清中外關系史的研究,可以說已經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是每個階段的研究成果又都打上了時代的烙印。第一個階段的成果都帶有帝國主義侵華的色彩,第三個階段的成果很多都帶有翻案的意味。相信隨著新史料的不斷發掘與發現,研究視角的不斷增多,研究方法的綜合運用,這一課題的研究還將不斷得到深化,研究領域將不斷拓寬,研究成果將會更加客觀而豐盈。

                         

                        [①] 丁名楠、余繩武、張振鹍等著:《帝國主義侵華史》第一卷,1961年版,第240-259頁。

                         

                        [②] 郭大松:《滇案議》,《山東社會科學》1994年第3期。

                         

                        [③] 屈春海、倪曉一:《馬嘉理被殺案件的審理》,《歷史檔案》2007年第4期。

                         

                        [④] 方英:《李鴻章與滇案交涉研究》,《安徽史學》2013年第6期。

                         

                        [⑤] 方英:《合作中的分歧:馬嘉理案再研究》,《史學集刊》2014年第4期。

                         

                        [⑥] 龔書鐸、李侃:《沙俄侵占伊犁和不平等的中俄〈伊犁條約〉》,《文物》1976年第10期。

                         

                        [⑦] 謝海濤:《崇厚與中俄伊犁交涉——兼論光緒六年(1880)再次交涉之動因》,《寧夏社會科學》2006年第4期。

                         

                        [⑧]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沙俄侵華史》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64-283頁。

                         

                        [⑨] 張立真:《曾紀澤與中俄伊利改約》,《遼寧大學學報》1981年第2期。

                         

                        [⑩] 王建華、孫君琪:《曾紀澤與中俄伊利交涉》,《安徽師大學報》1990年第2期。

                         

                        [11] 吳保曉:《關于曾紀澤和中俄伊犁談判的補正》,《歷史檔案》2012年第2期。

                         

                        [12] 拓荒:《李鴻章與中俄伊犁交涉芻議》,《江淮論壇》1988年第6期。

                         

                        [13] 趙春晨:《左宗棠與中俄伊利交涉》,《西北大學學報》1982年第3期。

                         

                        [14] 湯仁則:《論中俄伊利談判時期的清流派》,《華東師范大學學報》2011年第5期。

                         

                        [15] 李云泉:《中法戰爭前的中法越南問題交涉與中越關系的變化》,《社會科學輯刊》2010年第5期。

                         

                        [16] 楊立冰:《曾紀澤與中法越南交涉》,《印度支那》1986年第1期。

                         

                        [17] 季鳳文:《中法越南交涉中曾紀澤的外交活動》,《歷史教學問題》1997年第4期。

                         

                        [18]張立真:《曾紀澤對法越南交涉的原則與失敗原因》,《遼寧大學學報》1989年第3期;李峰:《戰前中法越南交涉與曾紀澤的政策效應》,《江蘇大學學報》2004年第6期。

                         

                        [19] 何東、胡曉:《李鴻章與中法戰前交涉》,《西南交通大學學報》2003年第2期。

                         

                        [20] 關威:《中法戰爭前李鴻章與寶海、脫利古談判述論》,《韓山師范學院學報》2005年第5期。

                         

                        [21] 段國正:《赫德操縱中法談判的原因探析》,《西北師大學報》1999年第2期。

                         

                        [22] 姜秉正:《中法〈李巴條約〉談判始末》,《貴州文史叢刊》1986年第4期。

                         

                        [23] 黃振南:《巴德諾在〈中法新約〉談判中的表演》,《廣西社會科學》2003年第1期。

                         

                        [24] 呂昭義:《英屬印度與中國西南邊疆(1774-1911)》,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49-157頁。

                         

                        [25] 丁名楠、張振鹍:《帝國主義侵略中國領土西藏的罪惡歷史》,《歷史研究》1959年第5期。

                         

                        [26] 黃鴻釗:《英國侵藏戰爭和1890年〈中英會議藏印條約〉述略》,《中國藏學》1991年第3期。

                         

                        [27] 周偉洲主編:《英國、俄國與中國西藏》,中國藏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04-248頁。

                         

                        [28] 黃慶華:《中葡關系史》中冊,黃山書社2005年版,第653-816頁。

                         

                        [29]丁名楠、余繩武、張振鹍等著::《帝國主義侵華史》第一卷,第325頁。

                         

                        [30] 盧漢超:《赫德傳》,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1頁。

                         

                        [31] 楊公素:《晚清外交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177頁。

                         

                        [32] 戴裔煊、鐘國豪:《澳門歷史綱要》,知識出版社1999年版,第216頁。

                         

                        [33] 王紹坊:《中國外交史(鴉片戰爭至辛亥革命時期1840-1911年)》,第196-197頁。

                         

                        [34] 趙佳楹:《中國近代外交史》,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1994年版,第354頁。

                         

                        [35] 劉培華:《近代中外關系史》上冊,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345頁。

                         

                        [36] 汪敬虞:《赫德與近代中西關系》,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8-169頁。

                         

                        [37] 陳詩啟:《中國近代海關史(晚清部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4頁。

                         

                        [38] 黃慶華:《中葡關系史》中冊,第817頁。

                         

                        [39] 米慶余,薛敬文:《一八七一年中日立約分析》,《歷史檔案》1982年第4期。

                         

                        [40] 米慶余:《琉球漂民事件與日軍入侵臺灣(1871—1874)》,《歷史研究》1999年第1期。

                         

                        [41] 張振鹍:《關于中國在臺灣主權的一場嚴重斗爭》,《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6期。

                         

                        [42] 邵建東:《李鴻章與日本侵臺事件》,《安徽史學》1998年第2期。

                         

                        [43] 林慶元:《沈葆楨與日本侵臺事件》,《史學月刊》1995年第1期。

                         

                        [44] 米慶余:《晚清中日之間的琉球問題》,《日本研究論集》2001年第1期。

                         

                        [45] 戴東陽:《何如璋與早期中日琉球交涉》,《清史研究》2009年第3期。

                         

                        [46] 戴東陽:《甲申事變前后黎庶昌的琉球策略》,《歷史研究》2007年第2期。

                         

                        [47] 戚其章:《李鴻章與中日琉球交涉》,《歷史教學》2007年第3期。

                         

                        [48] 郭海燕:《從朝鮮電信線問題看甲午戰爭前的中日關系》,《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1期。

                         

                        [49] 郭海燕:《巨文島事件與甲午戰爭前中日關系之變化》,《文史哲》2013年第4期。

                         

                        [50]陳偉芳:《朝鮮問題與甲午戰爭》,三聯書店1959年版,第32-51頁。

                         

                        [51]張禮恒:《評甲午戰爭前清政府的對朝政策》,《安徽史學》1993年第2期。

                         

                        [52] 葉昌綱:《中日甲午戰爭與英國》,《晉陽學刊》1987年第3期。

                         

                        [53] 高鴻志:《英國與中日甲午戰爭》,《安徽大學學報》1994年第4期。

                         

                        [54] 王銀春:《甲午戰爭前后英國遠東政策的變化》,《寧夏大學學報》1993年第1期。

                         

                        [55] 卿汝楫:《甲午戰爭期間美國的侵華政策》,《世界知識》1954年第15期。

                         

                        [56] 孫克復:《美國在中日甲午戰爭中玩弄的和平騙局》,《史學月刊》1965年第9期。

                         

                        [57] 崔志海:《美國政府與中日甲午戰爭》,《歷史研究》2011年第2期。

                         

                        [58]米慶余:《沙俄在甲午戰爭中充當了什么角色》,《歷史研究》1979年第8期。

                         

                        [59] 王少普:《沙俄與中日甲午戰爭》,《社會科學》1981年第3期。

                         

                        [60] 王魁喜:《中日甲午戰爭與俄國的遠東政策》,《東北師大學報》1985年第2期。

                         

                        [61] 劉恩格:《試論甲午戰爭期間沙俄對日本的基本態度》,《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3期。

                         

                        [62] 梁景和:《俄國與甲午中日戰爭》,《遼寧師范大學學報》1990年第5期。

                         

                        [63] 米慶余:《再論沙俄與甲午戰爭的關系》,《南開學報》1995年第2期。

                         

                        [64] 葛夫平:《法國與中日甲午戰爭》,《中國社會科學》2013年第3期。

                         

                        [65] 戚其章:《中日〈遼南條約〉與俄德法三國同盟》,《東岳論叢》1988年第5期。

                         

                        [66] 孔剛:《德國的歐洲政策與三國干涉還遼》,《安徽史學》2002年第1期。

                         

                        [67] 季平子:《甲午戰爭后期的議和活動》,《社會科學戰線》1983年第4期。

                         

                        [68] 季平子:《馬關議和前夜的清政府與列強》,《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6期。

                         

                        [69] 戚其章:《論張、邵東渡與日本廣島拒使》,《齊魯學刊》1989年第5期。

                         

                        [70]丁名楠、余繩武、張振鹍等著:《帝國主義侵華史》第一卷,第364-377頁。 戚其章:《甲午戰爭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53-487頁;戚其章:《甲午戰爭國際關系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2-427頁。

                         

                        [71] 李兆銘:《科士達與〈馬關條約〉》,《文史雜志》1988年第6期。

                         

                        [72] 張鳳翔:《李鴻章與中日〈馬關條約〉》,《內蒙古大學學報》1991年第2期。

                         

                        [73] 翟文奇:《互換馬關條約始末探源》,《青海師范大學學報》1996年第1期。

                         

                        [74] 賈小葉:《督撫與〈馬關條約〉簽訂后的換約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學術論壇2005年卷》,中國社科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

                         

                        [75] 丁名楠、張振鹍等著:《帝國主義侵華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2-23頁;鮮于浩、田永秀:《近代中法關系史稿》,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67-168頁。

                         

                        [76]丁名楠、張振鹍等著:《帝國主義侵華史》第二卷,第37--38頁。

                         

                        [77]丁名楠、張振鹍等著:《帝國主義侵華史》第二卷,第39-67頁。

                         

                        [78]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著:《日本侵華七十年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62-63頁。

                         

                        [79] 高鴻志:《英國與中國邊疆危機(1637-1912)》,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90-191頁。

                         

                        [80]黃廷柱:《一八九五至一九〇〇年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斗爭和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歷史教學》1957年第6期。

                         

                        [81]丁名楠、張振鹍等著:《帝國主義侵華史》第二卷,第31-35頁。

                         

                        [82] 周傳儒:《李鴻章環游世界與一八九六年中俄密約》(上),《史學月刊》1985年第1期;周傳儒:《李鴻章環游世界與一八九六年中俄密約》(下),《史學月刊》1985年第2期。。

                         

                        [83] 黃紀蓮:《關于“中俄密約”的公布與版本問題》,《史學月刊》1984年第6期。

                         

                        [84] 劉存寬:《國際外交史上的大騙局-論光緒中俄密約》,《社會科學戰線》1987年第2期。

                         

                        [85] 譚文鳳:《李鴻章簽訂〈中俄密約〉中的兩個問題》,《歷史檔案》1999年第6期。

                         

                        [86]丁名楠、張振鹍等著:《帝國主義侵華史》第二卷,第143-153頁。

                         

                        [87] 李嘉谷:《<辛丑條約>與沙俄帝國主義》,《社會科學戰線》1978年第4期。

                         

                        [88] 《日本侵華七十年史》,第84-85頁。

                         

                        [89] 廖一中:《袁世凱與<辛丑條約>的簽訂》,《貴州社會科學》1991年第4期。

                         

                        [90] 邊文峰:《薩道義與<辛丑條約>談判中取消北京會試的問題》,《北京社會科學》2012年第3期。

                         

                        [91] 戴海斌:《<辛丑條約>議定過程中的一個關節問題——從“懲董”交涉看清政府內部多種力量的互動》,《北方民族大學學報》2012年第1期。

                         

                        [92] 徐鼎新:《1902年在上海舉行的中英“商約”談判》,《社會科學》1983年第11期。

                         

                        [93] 陳童敏:《1902年中英議修商約中的米谷轉運出口談判》,《學術研究》2013年第4期。

                         

                        [94] 崔志海:《試論1903年中美<通商行船續訂條約>》,《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5期。

                         

                        [95] 《日本侵華七十年史》,第90-92頁。

                         

                        [96] 張振鹍:《清末十年間中外關系史的幾個問題》,《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2期。

                         

                        [97] 孫昉:《試論日俄戰爭時期清政府的外交政策》,《煙臺大學學報》2007年第2期。

                         

                        [98] 周載章:《淺析日俄戰爭期間清政府“局外中立”的原因》,《貴州大學學報》1986年第2期。

                         

                        [99] 喻大華:《日俄戰爭期間清政府“中立”問題研究》,《文史哲》2005年第2期。

                         

                        [100] 王剛:《日俄戰爭期間中日兩國圍繞海上中立權的交涉》,《鄭州大學學報》2008年第2期。

                         

                        [101] 崔志海:《日俄戰爭時期的上海外交》,《史林》2005年第2期。

                         

                        [102] 劉永祥:《試論日俄戰爭中日本對華謀略》,《社會科學輯刊》1996年第4期。

                         

                        [103] 廖一中:《袁世凱與日俄戰爭》,《歷史教學》1985年第2期。

                         

                        [104] 崔志海:《關于美國第一次退還部分庚款的幾個問題》,《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1期。

                         

                        [105] 王宏斌:《清末廣東禁煙運動能與中英外交爭執》,《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6期。

                         

                        [106] 王宏斌:《英國鴉片商、外交官與中國清末禁煙運動——以第二次<中英禁煙條件>談判為中心》,《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1期。

                         

                        [107] 崔志海:《美國政府與清末禁煙運動》,《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6期。

                         

                        [108] 崔志海:《海軍大臣載洵訪美和中美海軍合作計劃》,《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3期。

                         

                        [109] 楊銘:《清末中英關于西藏交涉的若干論爭》,《西藏民族學院學報》1992年第1期。

                         

                        [110] 蘇苑:《唐紹儀與中英西藏談判述評》,《西藏研究》2001年第1期。

                         

                        [111] 樊明方:《辛亥革命前后中俄關于修訂〈伊利條約〉的交涉》,《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4期。

                         

                        [112] 張志勇:《赫德與1868-1869年的中英修約》,《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學術論壇2005年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

                         

                        [113] 張志勇:《赫德與中英滇案交涉》,《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學術論壇2006年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版。

                         

                        [114]陳文桂:《中法戰爭期間赫德“業余外交”研究》,《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6期;曹必宏:《赫德與中法談判》,《歷史檔案》2005年第3期。紀寧:《赫德與中法越南交涉》,《青海師范大學學報》2012年第6期。

                         

                        [115] 張志勇:《赫德與中英緬甸交涉》,王建朗、欒景河主編:《近代中國:政治與外交》,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

                         

                        [116] 陳詩啟:《海關總稅務司對鴉片稅厘并征與粵海常關權力的爭奪和葡萄牙的永居澳門》,《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2年第1期。

                         

                        [117]劉武坤:《赫德兄弟干預〈藏印條約〉之伎倆》,《歷史檔案》1992年第3期;張志勇:《赫德與中英〈藏印條約〉》,《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8年第3期。

                         

                        [118] 張志勇:《赫德與英德借款》,《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張志勇:《赫德與英德續借款》,《江蘇社會科學》2014年第4期。

                         

                        [119] 賈熟村:《義和團時期的赫德》,《湖南科技學院學報》,2008年第2期。

                         

                        [120]黃啟臣:《赫德與〈中葡和好通商條約〉》,《中山大學學報》1991年第3期;相瑞花:《赫德與中葡〈和好通商條約〉》,《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99年第4期。

                         

                        [121]謝振治:《赫德與1902年中英商約談判》,《經濟與社會發展》2008年第6期;張志勇:《赫德與中英商約談判》,《張海鵬先生七秩初度紀念文集》,社會科學文獻2008年版。

                         

                        [122] 陳詩啟:《中國近代海關史(晚清部分)》,第359-367頁。

                         

                        [123] 張志勇:《赫德與晚清中英外交》,上海書店出版社2012年版,第291-300頁。

                         

                        [124] 潘一寧:《海關洋員包臘與晚清中國外交》,《學術研究》2014年第9期。

                         

                        [125] 張寄謙:《金登干與中國海關》,《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6期。

                         

                        [126]劉武坤:《赫德兄弟干預〈藏印條約〉之伎倆》,《歷史檔案》1992年第3期。

                         

                        [127] 麥勁生:《清末洋幕員的權力分配和斗爭——以德璀琳和漢納根為例》,欒景河、張俊義主編:《近代中國:文化與外交》(上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版。

                         

                        [128]單光鼐:《沙俄傳教士團與中俄外交關系》,《齊齊哈爾師范學院學報》1984年第3期;肖玉秋:《試論俄國東正教駐北京傳教士團文化與外交活動》,《世界歷史》2005年第6期。

                         

                        [129]楊衛東:《美國傳教士與近代美國對華外交政策》,《九江師專學報》2001年第1期。

                         

                        [130]陳才俊:《馬禮遜與早期中英外交關系考析》,《廣東社會科學》2008年第5期。

                         

                        [131]廖一中、李德征:《曾國藩與天津教案》,《益陽師專學報》1989年第3期;楊天宏:《如何看待普法戰爭對天津教案的影響》,《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4期;易孟醇:《曾國藩在辦理天津教案中的心理矛盾》,《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1期;孫春芝:《也論曾國藩辦理天津教案“內疚神明,外慚清議”》,《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5期;孫春芝:《英國公使威妥瑪與天津教案》,《四川師范大學學報》2001年第2期;譚艷萍:《論丁日昌與天津教案》,《遼寧大學學報》2002年第6期董叢林:《“迷拐”、“折割”傳聞與天津教案》,《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2期;張曉川:《從中西電報通訊看天津教案與普法戰爭——兼談曾國藩一封家書的日期問題》,《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1期。

                         

                        [132]蘇萍:《由貴陽教案試析清政府的羈縻外交》,《江海學刊》1999年第2期。

                         

                        [133]王守中:《巨野教案與德占膠澳》,《東岳論叢》1983年第5期;楊恒:《安治泰與巨野教案》,《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楊光:《“巨野教案”中的山東巡撫李秉衡》,《山東大學學報》1998年第1期。

                         

                        [134]倪玉平:《李星沅與“青浦教案”》,《史學月刊》2003年第5期。

                         

                        [135]楊雄威:《制度 人脈 個性——南昌教案交涉與晚清政治格局》,《暨南學報》2014年第1期。

                         

                        [136]趙潤生、趙樹好:《威妥瑪與1870-1880年中英教案初探》,《聊城師范學院學報》1996年第1期;趙樹好:《阿禮國與晚清教案》,《史學月刊》2014年第2期。

                         

                        [137] 楊曉梅:《近代中國對西方外交制度的抗拒與適應》,《北方論叢》1997年第5期。

                         

                        [138] 張步先:《從總理衙門到外務部——兼論晚清外交近代化》,《山西師大學報》1998年第3期。

                         

                        [139] 李兆祥:《晚清以總理衙門為主軸的外交體制形態研究》,《“近代中國、東亞與世界”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下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

                         

                        [140] 吳福環:《南北洋大臣的設立及其與總理衙門的關系》,《河北學刊》1991年第1期。

                         

                        [141] 張季:《從總理衙門到外務部-清季部院用人體制改革初探》,《歷史檔案》2014年第2期。

                         

                        [142] 錢實甫:《清朝政權的半殖民地化與總理衙門》,《歷史教學》1963年第7期。

                         

                        [143] 季云飛:《試論總理衙門的設立及其在中國近代化中的作用》,《歷史教學》1988年第8期。

                         

                        [144]吳福環:《論總理衙門在中國近代史上的歷史地位》,《社會科學輯刊》1992年第1期;焦少玲:《論總理衙門產生的必然性與合理性》,《清史研究》1992年第4期;梁嚴冰、劉蓉:《總理衙門:近代中國政治體制的第一次重大變革》,《人文雜志》1998年第3期。。

                         

                        [145] 吳福環:《清季總理衙門研究》,新疆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189-200頁。

                         

                        [146] 吳福環:《總理衙門職能的擴展及其與軍機處、內閣的關系》,《史學月刊》1991年第4期。

                         

                        [147] 吳福環:《清季總理衙門工作制度和運轉上的幾個特點》,《新疆大學學報》1991年第3期。

                         

                        [148] 李文杰:《總理衙門總辦章京研究》,《史林》2010年第5期。

                         

                        [149] 李文杰:《晚清總理衙門的章京考試——兼論科舉制度下外交官的選任》,《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2期。

                         

                        [150] 李文杰:《總理衙門的翻譯官》,《歷史檔案》2011年第2期。

                         

                        [151] 劉耿生:《奕與總理衙門的建立述評》,《歷史檔案》1990年第3期。

                         

                        [152] 秦國經:《清代的外務部及其文書檔案制度》,《歷史檔案》1981年第2期。

                         

                        [153] 杜繼東:《清末外務部歷史地位初探》,《蘭州學刊》1990年第6期。

                         

                        [154] 高士華:《早期中國駐外使館的建立》,《河北大學學報》1991年第3期。

                         

                        [155] 高士華:《試論早期駐外使館的作用》,《唐都學刊》1992年第3期。

                         

                        [156] 夏泉:《論晚清駐外使館的設立》,《江西社會科學》1992年第3期。

                         

                        [157] 戴東陽:《關于晚清駐外使臣出身的地域分布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學術論壇2001年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

                         

                        [158] 戴東陽:《晚清駐外使臣與政治派系》,《史林》2004年第6期。

                         

                        [159] 戴東陽:《中國駐日使團與金玉均——兼論金玉均被刺與甲午戰爭爆發之關系》,《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4期。

                         

                        [160] 戴東陽:《晚清駐日使團與甲午戰前的中日關系(1876-1894)》,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版。

                         

                        [161]戴東陽:《日本修改條約交涉與何如璋的條約認識》,《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6期。

                         

                        [162] 梁碧瑩:《艱難的外交——晚清中國駐美公使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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