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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清政治史 【字體:

                        戴海斌:“嘉定之變”與上海小刀會起義諸問題考論

                        作者: 文章來源:《上海師范大學學報》2014年第5期 更新時間:2015年04月16日

                        摘要:關于上海小刀會起義的既有研究,在討論其源流演變時多注意到土/客、閩/粵、上海/周邊、農民/游民、會黨/農民武裝等多種復雜關系,但在敘事時為突出革命階級“聯合斗爭”的意義,往往又過分強調其組織、性質的統一性,認為各股起義力量之間存在著統一布置、彼此約定、相互支援的同盟關系,其領導人無例外地都屬于天地會成員。文章考訂“嘉定之變”及其領導人周立春的相關史實,對前說予以修正,并試圖追問——歷史上是否實際存在過一個囊括各股力量、形成整體布局的“統一的上海小刀會”?

                         

                        關鍵詞:上海小刀會起義 嘉定之變 周立春 羅漢黨

                         

                        160年前上海小刀會起義,除上海縣城為主戰場外,周邊嘉定、寶山、青浦、南匯、川沙等地亦烽火燃燒,而最早發生的嘉定起義被研究者公認為上海小刀會起義的先導,并極大推動了革命形勢的擴張與高漲。親歷事變的嘉定紳士王汝潤在日記中寫道:“嘉定之變,莫大于咸豐三年七、八月間青浦周烈春(作者按:即立春)謀反。”①在一些論者看來,“作者系地主階級出身,對起義頗多誹謗”,但這一份從地方視角提供的歷史記憶,或也可以為宏大的革命史補白。上海小刀會起義過程中,很明顯存在兩種性質不同的起義,一是上海附近各縣的農民起義,一是上海縣城內的游民起義,兩者之間則“互相聯接,互相聲援,但又有各自發動的原因和過程”。②概言之,上海縣城中以粵、閩、浙籍客幫人為主的隊伍與活躍于周邊鄉村市鎮的本籍民眾都曾卷入這場起義風暴,后者則以嘉定縣南部的南翔、青浦縣塘灣和兩縣交界處的黃渡為風暴眼,活躍于當地以周立春、徐耀等人為首的地方力量構成了上海縣城之外起義隊伍的骨干。關于他們的歷史,長久來被革命化的宏大敘事所籠罩,他們的實際作為及施于地方的影響,諸多環節仍然模糊,若重新檢視史料,實有不少問題值得進一步討論。

                         

                        一、周立春是否經劉麗川動員加入天地會?——兼談地方志史料的利用問題

                         

                        “上海小刀會起義”這一出于今人定義的名詞,實際包含豐富的歷史信息,究其源流,極端復雜,而人員構成,有謂“幫中有派,幫外有派”,③至于起義過程也是分分合合,一波三折,遠非單一線索可以概括。已有的歷史敘事為突出革命階級“聯合斗爭”的意義,往往過分強調他們在組織和性質上的“統一性”,如謂:“上海的劉麗川、潘起亮和嘉定、青浦的周立春、徐耀等勞動人民的領袖和興安泉漳會館董事李仙云等,結成反對清朝封建統治和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聯盟。這個革命的秘密組織就是小刀會。”④羅爾綱著《太平天國史》為周立春立有專傳,謂其“加入上海小刀會,與劉麗川等同謀革命”、“為著趕快響應太平天國,決定發動蘇南農民和上海市民在八月起義”。⑤郭豫明專著《上海小刀會起義史》,據檔案線索指出“上海小刀會”內部實際存在著以周立春為首和另一個以劉麗川為首的兩個派系。這是一個非常有價值的發現,惜郭先生只是在一條注釋中簡略處理了這條資料,⑥并未繼續追索史實,該書的論證仍然以周立春為小刀會一員作為前提,認為起義前夕周立春已經“在劉麗川的動員下”加入了天地會,“這樣上海小刀會就同青浦等地農民建立了聯系,并在他們之中擴張自己的隊伍,從而壯大了力量”。⑦周育民、邵雍所著《中國幫會史》側重討論上海小刀會起義前夕幫會的分布和演變情況,以嘉定羅漢黨為土著力量,而將青浦周立春納入廣東幫天地會勢力范圍,也認為各幫派及秘密結社相互結合,“最終形成了統一的上海小刀會”。⑧2003年王繼杰、黃岸青的論文更多注意到周立春隊伍“在抗租抗賦斗爭過程中形成壯大”這一社會背景,對其初期是否已經是天地會或“幫”、“黨”、“堂”等秘密社會組織表示懷疑,一個重要理由是,“在小刀會起義之前的武裝對抗過程中,官方并未以會黨視之,雖然,他們在民間承擔了與之相仿的職能”;不過,該文仍然延續了嘉定起義者與上海縣城的小刀會“達成聯盟”的傳統觀點,相應舉證包括二者“約期舉事”、周立春“在上海縣城小刀會起義的第二天率兵四千前來支援”,等等。⑨那么,事實是否真的如此呢?

                         

                        周立春最早與廣東天地會發生聯系,學界公認緣于當地鴉片販運引起的一次土客沖突。咸豐三年六月(1853年7月),廣東嘉應州公所董事、天地會成員李紹熙(又名少卿)⑩由上海販運一批鴉片煙至蘇州,途經青浦黃渡鎮,為當地監生金仁保率眾劫奪。李紹熙往見周立春,求還所掠,周遂命金仁保等人將鴉片煙土悉數歸還。關于這點,多種史料都有相類似的記載,其中成文最早、敘事最詳的諸成琮《桑梓聞見錄》對這件事的結果僅謂“廣人素聞烈春名,至是益信其為眾所折服。其魁王國初、李少卿遂深相結,推以為主”,(11)并未語及周立春結交劉麗川、歸附天地會等。

                         

                        前揭著述論周立春加入天地會,常引材料主要來自地方志。如民國《黃渡續志》中有“李深德之,導立春赴滬,與劉麗川相接納”等語。(12)又光緒十年刊刻的《松江府續志》記:“是年(1853)七月,廣匪李某販煙土至吳淞被搶,愬于周,周令還貨。李說周結連劉逆,亦附名添弟會。于是寶山孟培等四五百人推周為首,嘉定之陷,潘賊助焉。”(13)其實,若細致梳理,可發現類似“附名添弟會”的記載還出現在更早的地方文獻中。光緒五年《青浦縣志》載:

                         

                        時兵備道吳健彰招廣勇,私號雙刀會黨。知縣袁祖悳召閩勇,私號鳥黨。邑紳招鄉勇,私號百龍黨。各為保護。七月李匪販土至吳淞被搶,往愬于周,周令還貨。李說周往滬,結連劉逆,附名添弟會,遂入黨。又潘某號小鏡子,招集匪徒,為百龍黨魁,與寶山匪孟涪等四五百人,推周為首,約期舉事。(14)

                         

                        同治十一年《上海縣志》載:

                         

                        巡道吳健彰招廣東鄉勇,署縣袁祖悳以興化會館董事李仙云招福建鄉勇,各為保護。又有無賴潘某[號小鏡子,江寧籍]坐事系獄,或言于令,謂盍釋潘,俾練勇自贖。潘遂結連劉逆及陳阿林、陳阿六、林阿福、李咸池、李紹熙、李爽軒,聚群不逞之徒,附名添弟會,溷雜城廂。初三日,青浦亂民周立春等攻陷嘉定。(15)

                         

                        對比上面幾段引文,不難看出地方志類型的文獻記事多有因襲和舛訛。年代最早的《上海縣志》記“附名添弟會”為“潘某”,即潘起亮,而徑直呼周立春為“青浦亂民”,與小刀會并不相干。晚出的《青浦縣志》則以周立春為附天地會者,并加上了潘起亮等“推周為首,約期舉事”的情節。更晚的《松江府續志》相關文字幾乎全襲自《青浦縣志》。同一事情,記載混淆竟至于此,其難以憑信可知矣。舊方志的問題除了文字因襲、史源不明外,編纂者固有的鄉邦本位最易產生流弊,此種影響,只要看《上海縣志》和《青浦縣志》中記“附名添弟會”一節時的潘、周易位,就能明晰。不止于此,光緒七年刻行的《嘉定縣志》甚至謂“塘灣地保周烈春乘釁聚眾,上海游匪王國初、劉麗川等附之”云云。(16)這一區分主力與偏師的解說,同樣有將本地方意義放大的嫌疑,故不值得信任。

                         

                        論者又多謂周立春與上海小刀會聯絡,約期舉事,上海方面遂“派李紹熙和寧波人王國初等前往黃渡,共商大計,先從嘉定揭開義旗,奪取縣城,再在上海起事,擴大戰果”;(17)“利用了農民群眾與封建官府的矛盾日益激化的有利條件,指示周立春先攻占嘉定縣城,然后小刀會在上海縣城舉行武裝起義”。(18)為證明各地先后起事是出于“一盤棋”,民國《法華鄉志》中的一段話屢被引用:

                         

                        鄰邑青浦之鄉有巨憝焉,曰周立春者,抗糧拒捕,多年未獲,煽惑鄉愚,自虞力薄,時時遣人來滬,招誘諸盜,相約起事。潛通金陵發逆,密期八月十六日,由上海發端。(19)

                         

                        查這段話的來源,實出自袁祖志的《隨園瑣記》:

                         

                        禍在青浦之鄉有巨憝焉,曰周立春者,抗糧拒捕,多年未獲,煽惑鄉愚,自虞力絀,時時遣人來滬,招誘諸盜,相約起事。潛通金陵發逆,密期八月十六日,由上海發端。(20)

                         

                        《隨園瑣記》刊印于光緒五年,作者袁祖志,字翔甫,浙江錢塘人,為小刀會起義時清上海縣令袁祖悳之弟。袁祖悳為上海小刀會所殺。袁祖志對青浦、嘉定事非出于親見,所記晚出,并不可信。類似的記載如《上海小刀會起事本末》,亦有“時青浦鄉間,亦多結黨橫行,以周立村(春)為魁,實與小刀會呼吸相通,陰為聲勢,約期舉事”云云。(21)這類事后記述很容易將先后發生的嘉定、上海兩地起事聯系起來,認為是事前約定的結果。然而,檔案材料中至少有兩個直接的反證。一是《憶昭樓洪楊奏稿》收錄的清朝官方接到的一份有關“上海嘉定情形”的探報,所記事情在嘉定起義之前,其中云:

                         

                        此間馬宅有轎夫阿毛,初間差往滬、川公干,茲于初七回來。據稟,初五情形,系閩、粵人勾結鄉勇滋事。小刀會匪首者姓李,曾糾合過周立春,約同舉事,周正言回絕。(22)

                         

                        二是“松江府稟”,這份文件形成于八月十五日前,亦稱:

                         

                        現在嘉定、上海匪結滋事,民間傳言,皆有周立春在內。卑署府細加察訪,知上邑閩、廣匪首原與周立春交往,是日滋事之時,曾約周立春同往,周立春許而未去。大抵閩廣匪欲借周立春為援系,周立春亦恃匪徒為聲勢,居心誠不可問,而是日并未同往滋事,則其天良尚未盡沒。(23)

                         

                        第一份材料中的李姓“小刀會匪首”即廣東人李少卿,也即第二份材料中所說與周立春交往的“上邑閩、廣匪”之一,他在嘉定起義前已經返回上海。從兩份材料看,李確曾“糾合過周立春”,并有意引周立春勢力至上海,但并未實現。

                         

                        為論證周立春與劉麗川的“聯盟”關系,論者經常舉的一個例子是上海縣小刀會起義后次日,周立春就親率4000人大隊趕來支援。其出處為《上海小刀會起事本末》咸豐三年八月初六日記事:“初六日,青浦周立村(春)率兵四千來上海,見閩、廣兩黨不和,遂去。”(24)羅爾綱撰《周立春傳》進而認為“地主階級分子”寫的“見閩、廣兩黨不和,遂去”乃是歪曲事實,故采信《北華捷報》(1853年9月10日第163期)所說“大批從嘉定和青浦來的人,在周立春的率領下加入廣東幫的戰斗隊伍”的報道,堅持使用如下表述:“上海義旗一舉,立春親自率領嘉定和青浦的起義農民四千人前來加入劉麗川的戰斗隊伍。”(25)周立春隊伍哪怕真到過上海,也沒有任何材料可以支持說他們參加過當地戰斗。而對于到過上海的說法,至少仍有兩點值得懷疑:(1)八月初三攻嘉定城之起義軍人數,從“百余人”到“三千余人”,記載不一,郭豫明經辨析取“大約是二三千人”一說。(26)占據城后,城門及各水旱關口不容有失,防守需人,即使曾召集鄉民、擴充兵力,周立春也不可能在極短時間抽調4000人隊伍赴援上海。(2)有不少材料表明,嘉定政權成立后,周立春雖封“提督本標全部大元帥”、“統理軍機”,實際上并未坐鎮嘉定縣城,而是一度返回青浦黃渡老巢,(27)在嘉定指揮攻防及北上太倉者實為“元帥”王國初、“軍師”杜文藻等人。(28)周立春直接領導的軍事行動是八月十五日(9月17日)率隊攻占青浦縣城,人數則不過“四百余人”或“五六百人”,且俱為青浦土著。(29)因嘉定城防吃緊,王國初“遣人至黃渡迎立春復嘉定,籌戰守,立春許之”,十八日(9月20日)返嘉定“勞軍”,次日吳縣知縣丁國恩即調兵攻城。二十日城破,周立春被捕,旋解往蘇州遭殺害。綜上來看,周立春本人很少直接帶兵,而且喜在青浦老家活動,說他曾帶4000人大隊至上海,實難憑信。

                         

                        另外,還有兩點不能不提:一是占領嘉定后起義軍以“義興公司”的名義發布告示,一是清軍后來從周家搜出“明帝朱洪竹”等紅色牌位。郭豫明據此認為,“周立春與劉麗川相接納才入會,而劉麗川原系天地會,周立春加入的是天地會,也可理解”。(30)筆者對此看法有所保留。周立春與劉麗川有無直接聯系,前文已有論證。他從李紹熙處了解天地會的情況是可能的,然而作為新成立的農民政權借用天地會組織的一些形式,與周立春是否正式加入天地會以及嘉定、上海兩地政權是否同盟關系,仍是性質不同的兩個問題。

                         

                        二、周立春與羅漢黨關系的幾點辨正

                         

                        現有研究著述凡論及“嘉定人民武裝起義”,一般表述為兩次:第一次為七月十三日(8月17日)占領嘉定縣城,毀壞縣署,釋放被監犯人;第二次為八月初三日(9月5日)二度占領縣城,發布“義興公司”告示,成立革命政權。第一次行動由羅漢黨人發起,所解救者亦為羅漢黨人。而有論者謂羅漢黨事先“同青浦周立春等商議,準備沖入縣城,直接將徐耀等人救出”;(31)亦有人謂這是“周立春與上海縣城內的小刀會建立了聯系”后的主動出擊,“他聯絡嘉定的羅漢黨發動了第一次武裝起義,攻入嘉定縣城,救出羅漢黨首領徐耀等人”,“周立春參加天地會之后,于1853年8月聯絡嘉定的羅漢黨發動了武裝起義,攻入嘉定縣城,救出羅漢黨首領徐耀后,馬上撤離”,等等。(32)

                         

                        羅漢黨是以嘉定南翔為基地的會黨,于1853年夏間由陳木金、徐耀等人創立于南翔仙師廟(又名仙水廟)。該廟主持勝傳被俘后曾供稱:“上年(咸豐三年)六月,有素識的南翔人徐耀等二百人到廟,同僧人結拜兄弟,共二十余桌,僧在第十桌作主,盟帖上第八名,叫羅漢黨。”(33)其黨有500人,按佛教“五百阿羅漢”之說得名,“散處彭安廟、陳典、真如地方,橫行南翔鎮上,械斗殺人,不一而足”。(34)當年陳木金、徐耀分別因盜劫舉人王鑅家和南翔大德寺主持貫之被官拘捕,囚于木籠,在縣衙前示眾。七月十三日(8月17日),羅漢黨張昌寅、封洪等聚集鄉民千余人,持械擁入嘉定縣城,一舉救出陳、徐等人,又釋放監犯,搶毀縣衙,知縣馮翰逃遁不返。據后來署理知縣的鄭揚旌報告:

                         

                        竊照嘉定縣前有賊匪陳木金,糾約五、六百人創立羅漢會名目,到處搶劫,經事主舉人王鑅稟控有案。馮令拿獲,供認不諱,并起由原贓,與僧貫之案內搶犯徐耀等一并收禁。該匪黨糾約多人,于上年七月十三日進城劫獄,將陳木金劫回,復到縣署搬搶銀洋。(35)

                         

                        徐耀的同案犯孫渭也趁此出獄,并參加了第二次嘉定起義,于嘉定城破后再度被捕。他在供詞中承認:

                         

                        今年二月二十九日,徐耀起意,糾約小的同朱裕、陳顯、顧寅芳、甘渭,還有不識姓名二十余人,往搶大德寺僧人貫之之家伙什物。僧貫之報案,于三月初三日縣差將小的并朱裕等獲案,徐耀是初五日拿到的,俱裝木籠。七月初三,有張昌寅糾人,把徐耀并小的六人在木籠子內劫出。張昌寅復糾小的們多人劫獄,搶毀縣署。(36)

                         

                        七月十三日知縣馮翰出逃,逗留省城,“自是縣無令尹者十余日”。(37)嘉定縣城實際處在無政府狀態,遲至七月二十七日(8月17日)鎮洋縣知事鄭揚旌始被派兼理嘉定縣事。在此期間,南翔羅漢黨又兩次進入嘉定縣城。據鄭揚旌報,“該匪等以官不回任,復于十四、十七等日,兩次進城,愈肆搶掠”。(38)對于羅漢黨的作為,時人也留有詳細的記載:

                         

                        十三日,嘉定鄉民與南翔羅漢會糾集千余人,手持器械入城,將監犯及木籠示眾之犯盡皆劫去。縣官逃避民間,署內銀錢衣飾盡皆搶去,家伙什物盡皆毀壞,一無完具。

                         

                        十四日,復又來六七百人,向典當要去錢六、七十千文。

                         

                        十七日,又來千余人,盤踞四門,竟有頭目出面要飯食錢,并要州道憲安民告示。因此又給錢二百錢文。捕廳出示,始行退去。(39)

                         

                        上述三方面材料可以互相印證,其中都沒有涉及周立春。考慮到周氏為八月初三嘉定起事首犯,如果他與七月十三日劫獄案有關系,在官、在民都不可能一點不提,故可確定“十三日嘉定縣鄉民聚眾入城,拆署縱囚,十六、七日又至,人數愈眾,各持器械”(40)等情,實是羅漢黨單獨行動,周立春并未參與。

                         

                        有關羅漢黨與周立春的結合,諸成琮《桑梓聞見錄》記:“徐耀等自木籠出,即歸烈春,約有五百余人。杜文藻、孫萬堂謀曰:我眾已聚,勢不可散,嘉定無備,可襲而取,然后徐議所向。”(41)《黃渡續志》記:“耀既出獄,即至黃渡,約立春克日起事,立春尚猶豫不決,杜文藻、孫萬堂等力持之,遂定。”(42)已有著述多據此展開,認為陳木金、徐耀等出獄后,立即依附于青浦周立春勢力,又經周氏周邊幕僚策動,遂定計大舉,羅漢黨、周立春及閩、廣籍小刀會眾經過集會拜盟、祭旗舉事,由此“將嘉定、青浦、上海等地的反清力量聚集在一起,為在嘉定舉行起義邁出了具有決定意義的實際步驟”。(43)然而,這樣的敘事過于簡單,并有失實之處。這里有必要詳引兼署嘉定知縣鄭揚旌的一份稟報:

                         

                        該犯自知身犯重罪,即逃至南翔,口稱此番打槍,必有大兵前來會拿,非鳩集多人幫助,斷無生理。遂串通該處地棍王姓、孫姓等,四處糾合,約有一千余人之多。該犯陳木金復往上海,求閩、廣人前來入會。即于七月二十四、五、六日,在南翔廟,宰殺豬羊,祭旗宴飲,歃血為盟,名為齊心,亦稱三刀會。各人頭扎紅巾,跪伏地下,不知口作何語,經數時之久才立起來。觀者膽裂,聞者心驚。并聞前月十七日紛紛進城滋鬧,該犯亦在其中,且口稱搶掠大戶,由嘉定到太倉,一路打槍,投奔江寧賊營而去等語。

                         

                        現嘉邑大戶紛紛遷移,甚有目擊其事而不敢言者,恐其報復故也。土匪勢焰一至此極。幸閩、廣來者三十余人,查知卑職新任此地,頗有鄉情,不肯入會,已于二十九日經南翔人雇轎送回上海。該犯見閩廣人去,復往青浦糾合匪類救援,已經允許,黨羽更多。(44)

                         

                        此處“該犯”指劫獄出逃的陳木金、徐耀等人,據鄭揚旌的稟報大致可以得出以下幾點:(1)羅漢黨人等自知重罪難逃,故繼續糾合人眾,以圖大舉,這是他們鋌而走險的行為。有論者曾引其口稱“搶掠大戶,由嘉定到太倉,一路打槍,投奔江寧賊營而去”等語,用以證明嘉定起事與太平天國有所聯系,實則此言出自八月十七日羅漢黨人入嘉定縣城搶掠之際,應屬臨時夸口、虛張聲勢而已。(2)陳木金等逃回南翔后,并未直接赴青浦依附周立春,而是先與上海閩、廣籍人聯絡,繼而結盟拜會,立“三刀會”名目,周氏亦未參與其中。歃血為盟的地點“南翔廟”,即南翔仙水廟,為羅漢黨誕生之所,原址位于今寶山區大場鎮南大村駱家窯自然村,當時屬南翔真如廠官二十圖,后或寶山或嘉定,隸屬多變。羅漢黨成立后,許多重大活動都在此廟進行。(45)當時下層群眾利用偏僻廟宇進行秘密活動是常見形態,如周立春在青浦的據點即為塘灣土地廟。“三刀會”是羅漢黨與天地會結合后的一次易名,發生在南翔廟順理成章。而周立春與會黨素無淵源。即使退一步,假設周氏為三刀會成員,其當時勢力壓過羅漢黨,那么會盟地點也應該在青浦,而不會遠路迢迢跑到嘉定北部的仙水廟。(46)(3)據鄭揚旌所述,由陳木金招來南翔的閩、廣籍人30余人,受當地官員壓力,來而復返,于七月二十九日回上海。此后羅漢黨因感勢單力孤,才前往青浦求援。又按《漏網喁魚集》,亦謂羅漢黨“退到大德寺,宰殺豬羊盟約,各備槍刀,即糾合青浦周立春同事”。(47)也就是說,羅漢黨往青浦“約立春克日起事”發生在“求閩、廣人前來入會”并改名“三刀會”之后,復經勸說,才得到周氏“允許”。

                         

                        也因為陳木金等連日在南翔仙水廟宰牲祭旗、跪拜念咒,動靜太大,引起地方官的恐慌。鄭揚旌當時認為“嘉定匪首,以陳木金為最著,亟須設法拿獲,其余方可次第翦除”,(48)周立春尚不在其視野之內。八月初二日(9月4日)夜,鄭氏親帶家丁兵勇包圍距縣城南門外五里的陳木金家,將該人拿獲,本擬解送蘇州,因紳董僉稱“該犯黨羽甚眾,途中恐有疏虞,請即就地正法”,遂將陳木金殺害。鄭揚旌本以為先下手為強,勝券在握,孰料次日(9月5日)天明返回縣署之際,由青浦黃渡出發的起義軍已經沖進城門,“直至監獄,將犯盡行釋放,復進內署,將家人殺斃二人”,鄭氏本人亦被毆至重傷,經人抬救出署方保命。(49)

                         

                        有論者認為,“還在陳木金被害前,周立春、王國初和徐耀等人就對起義做了周密布置”,又引《黃渡續志》中“立春先遣人至嘉定,以番銀一枚啗西門城卒,詭稱延醫,令夜間不下鍵”等語,作為“周密布置”的證明。地方志的記載有一定的戲劇性成分,不宜遽信。實則八月初三日起事具有相當的偶然性。陳木金之被捕殺,起到了導火索的作用。鄭揚旌事后探訪得知,“該匪黨倚恃人眾,希圖劫獄,迨聞知陳木金業已處斬,即擁至縣署”。(50)

                         

                        在進攻嘉定縣城時,周立春隊伍與羅漢黨確曾協同作戰,但彼此有明顯界限。時人呼周立春為“賊黨”,記其“以弟兄相呼,其稱賊目為大哥,以紅巾為號,惟徐耀等五百人則用白巾”。(51)攻嘉定之際,“立春在黃渡部署已定,惟徐耀一股首扎白布,其余滬匪王國初等,土匪李獐、項瑞、王進先、臧逸舟、任尚賓等其他鄉愚數百人,皆首扎紅巾,撥隊前進”。(52)如果周立春等確已加入“三刀會”,那么這必然不是一個經歃血為盟的統一會黨應有的形態。又據羅漢黨人勝傳后來的供述:“八月初一[三],又約一百余人到廟(仙水廟),商占嘉定城,不料青浦等處人先入城,徐耀及僧等后至。”(53)其語氣中不難看出雙方暗中爭先落下的芥蒂。起義軍政權成立后,松江婁縣人沈魯齋一度在“嘉定賬房”供事,此處系掌握軍政機要之處,他后來向官府供稱:“這嘉定縣城是周立春托王國初把守的,賬房內有杜潤齋、金守坪、[金]其、楊先生、周松泉一同料理,各人都有一塊大紅縐紗為記。”沈氏同時還供出上述各人年貌籍貫,無一例外都是周立春的部下。(54)故有研究者注意到嘉定城破后,地方政權基本為周立春勢力控制,“徐耀等羅漢黨人在嘉定革命政權中似都未任要職,這與羅漢黨人在起義中所起的作用不甚相稱”,確為有所知見的。(55)

                         

                        三、重審周立春其人及與地方政府關系

                         

                        那么,周立春究竟是怎樣一個人呢?周立春(1814-1853),青浦縣四十五堡八十九圖塘灣人,世代農民,原充本圖地保。(56)在時人記載中,多有“青浦巨滑”、(57)“素以智術籠絡其鄉人者”、“以豪滑橫于鄉,鄉之桀黠者皆依之,官弗能問”等描述。(58)看起來,他是土生土長的農民,也是靠個人能力在地方擁有權勢的豪強一類人物。

                         

                        關于周立春領導抗糧斗爭的背景和過程,先行研究已有非常詳盡的交待,(59)此處只是再稍微補充一點材料,以便觀察起義前他與地方政府的關系。咸豐二年(1852),青浦知縣余龍光下令追征道光三十年(1850)前已奉詔豁免的錢糧,又囚禁催收不利的糧差,因而引起反彈。此項錢糧以“縣境東北鄉黃渡及塘灣數村欠數最多”,周立春遂“起意聚眾赴縣打鬧挾制”。他串聯鄰圖地保,囑令各自糾人,并放言“有不愿同往者派令出錢,給同往之人作為飯食費用,如敢不允,即行放火燒屋”,最終斂錢六十余千文,糾集300余人。五月十九日(7月6日),周立春率此300人,“分給每人飯錢二百文,一齊進城”,至縣署大堂哄鬧,并將余龍光打傷。不久余龍光撤任,李初圻代理縣事,其繕發告示,諭令鄉民將周立春捆送,并委新涇巡檢鐘集祥分貼。八月二十日(10月3日),周立春復糾四五十人沖擊巡檢衙門,并向武生任琳、監生任文蔚、任大文斂錢,未遂。二十三日,他率五六十人前往任琳、任文蔚家“放火抄搶”,所搶衣物錢財“收存公用”。九月初三日(10月15日),他“又挾龔秀為縣差眼線,并任尚賓即任琳幫官引拿之嫌”,帶人將龔秀、任琳房屋燒毀,并燒斃龔秀幼女一人。

                         

                        九月初六日(10月18日),知縣李初圻帶領兵勇往拿,周立春等集合四五百人,“或帶槍械,或系徒手,同出村外,適兵勇趕到喊拿,周立春喝令各犯放槍拒毆,轟傷鄉勇梁錦華殞命,其余鄉勇間有受傷,仍奮力撲捕”,周立春方面因傷斃命19人,被捕8人。次日,蘇州府中軍參將鐘殿選又督帶兵丁,會同青浦縣往捕,拿獲3人,周立春本人潛逃。此后,“因周立春等驟難弋獲,將兵撤回歸伍,由該府縣購線躧緝”。(60)

                         

                        直至咸豐三年七月,周立春實際一直都是朝廷通緝的逃犯。他之所以能一直逍遙法外,除了他和手下多為青浦本地人,有地利方面的優勢,還因為抗糧拒捕的事跡為他在民眾中贏得威信和號召力。就連他的反對者也不得不承認,“以黃渡為藪窟,與嘉定固接壤,抗糧玩法,聚黨日眾,先是大府檄兵搜捕未獲,益肆然無忌”。(61)聚集在周立春周邊的農民隊伍越來越多,“遂視官民為不足畏,以周立春為可以依附,相率抗糧,盤踞勾結,不服拘拿”。(62)當然,另一個重要的客觀原因是,當時清廷軍隊專顧太平軍起義而不暇,“蘇、松、太倉官兵調出防剿,本地空虛”(63),沒有對青浦地方的一撮“土匪”投入兵力,而府縣衙門的勇丁人數和戰斗力都極有限,鎮壓周立春這樣的地方武裝尚嫌不足。

                         

                        周立春確有強橫的一面,但由“聚眾抗糧”走上“武裝起義”的道路,其跨度仍不可謂不大。前文對周立春是否加入天地會及與上海小刀會起義是否“聯盟”關系有所辨析,對此產生疑問的一個原因是筆者看到收在《上海小刀會起義史料匯編》的幾條官方材料,它們對嘉定起事前后周立春與地方政府的關系有所反映,但讓人奇怪的是,已有的研究著述似乎從未正面處理過這些材料。我想,可能的原因是,這些材料透露出的周立春與那個“淋漓盡致地反映了中國傳統農民的反抗精神”(64)的革命家形象差距太遠。茲將其錄于下:

                         

                        (1)[八月]初二日局函

                         

                        青浦抗糧聚眾之周立春,現愿投誠報效,已奉撫憲札飭,妥示撫勗。茲經紳士前往曉諭,如果真心,準予免究前罪,隨營效力。惟聞周立春以所聚之人率多土著,若調往別處,恐遷地弗良等語稟及,是以又經往諭矣。

                         

                        (2)青浦耆民馬大成等稟(原注:八月初十錄)

                         

                        周立春充當地保,輿論素洽,上年因案逃避。今春粵匪竄擾金陵,恭奉上諭,飭令各處自行團練,守望相助,其自行團練,系保衛鄉閭,一遇賊匪,即行合力殲擒,則捍御之攻,亦與效力行間同其賞赍,奉憲欽遵分別諭飭地方紳董舉辦,曉示在案。并有身[免]犯刑章,奉大憲奏準,寬免收錄,以備驅策等因。東北鄉民心未安,自奉曉諭之后,周立春之兄子即遵諭出勸該鄉民,各自團練保衛,得以土匪不致蠢動,守望相安。即奉勸助軍餉,亦為輾轉勸導有力之戶,竭力輸將,地方大為得益。伏念前案,周立春等身為地保,先經失于約束鄉民,固屬咎無可辭,現在其子敵愾情殷,在鄉團練,以御外侮,冀贖父愆。可否邀恩詳情轉奏,網開一面,予以自新……全鄉感頂上稟。

                         

                        (3)青浦縣稟(原注:八月十三日錄)

                         

                        現在上海、嘉定廣匪、土匪紛紛竄擾蠢動,奉聞卑縣鄉民滋事,案內奉飭緝拿之周立春,匪等約之入伙。周立春久有悔心,堅不從匪。緣周立春先行犯案逃避,嗣因頒貼告示,恭奉諭旨,飭令各處自行團練,并聞宿州招募壯勇案內,有愚民身犯罪名者,曾蒙恩旨。既知感懼,力圖報效,亦何不可赦其既往,予以自新等因。是以周立春親屬子侄即在鄉團練鄉勇,保護閭里,土匪不致竊發。經該處耆老馬大成等以閭閻受益,代為環求乞恩自效。卑職竊以事在權宜,當經允其轉稟,若將周立春許其出力免罪,當更奮勉自效,實于地方有益等語。(65)

                         

                        從上面的材料可知,嘉定起事前,周立春向官府表示過“投誠報效”的意愿,據地方紳士稟請,其在鄉親屬子侄亦愿勸助軍餉、團練鄉勇。青浦縣有批曰:“周立春等親屬,因見欽奉諭旨,飭辦團練,即有身犯刑章,亦準收錄等因。是以出力,約同鄉民團練保衛,冀贖罪愆。既據爾等聯名環求,代為乞恩,自當俯順輿情,準即據情轉稟可也。”(66)

                         

                        親歷嘉定之變的地方人士也說過這樣的話:“周立春自上年拆署拒捕,嚴緝未獲,居心尚無叛志,實官逼致變,聽其指揮者,不過數千人,皆系農民,因逼近上海,勾通建、廣匪徒,乘機觀變。”(67)由這種“乘機觀變”的心態,也就可以解釋為何會出現前文提到的情形:羅漢黨往青浦鼓動起事,周立春“尚猶豫不決”;廣東人李少卿返回上海時曾約周同往,周亦“許而未去”。周身邊其實不乏膽大者,如“寶山文生杜文藻以漕事褫衣衿,有謀叛意。嘉定人孫萬堂,平日好大言,托知天文地理,咸歸烈春,勸以起事”,然而周“猶未敢也”。(68)

                         

                        嘉定、上海相繼起事后,官方曾派人邀集紳士于八月初十左右赴青浦說降周立春,周表示:“上海、嘉定相招,伊并不從賊,今蒙諭示,擬往疁城討回新涇司鐘老爺以明跡……伊本欲投誠,因丁大老爺稟其在嘉從賊,上海又稟親見伊身穿黃袍,在滬辦事。伊并無分身之術,而被誣如此,百喙難辭,只好來生圖報等語。”(69)“新涇司鐘老爺”即新涇巡檢鐘集祥,“丁大老爺”即吳縣知縣丁國恩。周立春的話在官方看來難免有“逆匪狡獪”的一面,但至少反映了他本人投機觀望、兩面依違的情態,更說明他與上海小刀會的關系絕非我們慣常所認知的那樣。平情論之,這種“狡獪”符合周立春作為農民出身的鄉里強人的本性。他的行事風格明顯不同于徐耀這樣的土著會黨,也不同于王國初、李少卿這樣的客籍游民。八月十五日,據松江府稟:“卑署府已遣人前往剴切曉諭,勸令投誠自效,免其治罪,果能殺敵立功,一體保奏請獎。及反復開導,該犯頗有悔罪之意,現在已與閩、廣匪徒絕跡。其意終慮到官治罪,不肯自投。”(70)不久,青浦縣城被陷,周立春終于選擇了鋌而走險的一條路。后來的事實證明,這也是一條不歸路。

                         

                        上文大體按三組關系梳理了嘉定起義及其領導人周立春相關的一些史實,凡有與前說不同處已隨行文一一交代,此處不再贅述。如果說從方法論角度還可以稍微小結一下的話,筆者承認本文利用的史料不是什么新的,只是在利用時注意了一些問題,包括史料形成時間的先后、相近內容史料間的因襲和變異關系、史料作者的身份背景以及不同類型史料的表述側重(如地方志史料較狹隘的本土觀念與整體歷史視點的差異性),等等;相應地,從史料中得出的結論不盡同于前說。當然,前輩學者在研究時未必對這些史料利用的基本原則缺少了解和應用,我想更大的一個問題可能還在于研究對象相對特殊,導致觀念上畫地為牢,割裂性地使用了史料。關于上海小刀會起義研究,現存的最大一個迷思,也是本文試圖追問的,即歷史上實際存在過一個囊括各股力量、形成整體布局的“統一的上海小刀會”嗎?已有著述在討論上海小刀會的源流演變時,也常強調土/客、閩/粵、上海/周邊、農民/游民、會黨/農民武裝等復雜的關系,但在分析各種“起義”的性質時又不自覺地將之視同革命的“聯盟”,比如“嘉定之變”與上海縣小刀會起義便被未經反思地徑直歸為統一布置、彼此約定、相互支援的同盟關系,而其領導人也不例外地都屬于天地會成員。類似的“聯合革命”的邏輯還可以繼續往外推,這大概也是多年來眾學者前赴后繼、孜孜矻矻地反復論證上海小刀會與太平天國關系而不厭的一個潛因。本文在南翔起事的領導人周立春身上花費筆墨,除了有考訂史實、厘清誤解的目的,同時更想貼近歷史本來脈絡來寫“人”,而不是把他繼續當作被某一解釋框架規定或束縛的傀儡。(71)本文大致還屬于較為傳統的政治史視角出發的寫法,其實如果換一個角度,從下往上看,并且有可能繼續發掘基層史料,由上海小刀會各人物的個體命運和歷史深入社會、政治諸層次,或許可以寫出一個更精彩的故事。

                         

                        作者簡介:戴海斌,浙江紹興人,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主要從事近代中國政治外交史研究

                         

                        注釋:

                         

                        ①王汝潤:《馥芬居日記》及“編者按語”,見中國科學院上海歷史研究所籌備委員會編:《上海小刀會起義史料匯編》(以下簡稱《匯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74頁。

                         

                        ②周育民、邵雍:《中國幫會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4頁。

                         

                        ③盛巽昌:《幫中有派,幫外有派——點評上海小刀會領導層》,見傅一峰、華強主編:《東南民眾運動與上海小刀會》,香港天馬圖書有限公司2004年,第339頁。

                         

                        ④《上海小刀會起義綜述》,見《匯編》,第10—11頁。

                         

                        羅爾綱:《太平天國史》第四冊,中華書局1991年版,第113頁。

                         

                        ⑥該條注云:“1987年底,我赴北京故宮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查閱上海小刀會起義的檔案,在《兩江總督怡良奏周立春解省審明凌遲處死折》(咸豐三年九月初一日,軍機錄副)的附件中,發現了周立春的兩個印章拓片:一為‘提督本標全部大元帥’、一為‘統理軍機’,喜出望外;可惜其中的另外兩個附件,即一份周立春供辭抄件和一份周立春告示抄件,卻在1953年6月4日整理檔案時就注明‘缺’了。這兩個印章所表示的周立春銜名,與當時他所處的地位完全相符,為目前見到的資料所未載,極為珍貴。他的銜名同劉麗川相等,均為大元帥,促使我對起義軍的內部組織狀況進行探索,從而分辨出其內部實際存在著一個以他為首和另一個以劉麗川為首的兩個派系,彼此的職稱不盡一致,組成人員的成分也有差別。”參見郭豫明:《上海小刀會起義史》,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上海分社1993年版,第81頁注釋2。

                         

                        ⑦郭豫明:《上海小刀會起義史》,第74頁。

                         

                        ⑧周育民、邵雍:《中國幫會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2頁。

                         

                        ⑨王繼杰、黃岸青:《上海周邊鄉鎮小刀會起義論析——以嘉定、青浦地區為例》,見《東南民眾運動與上海小刀會》,第225—226頁。

                         

                        ⑩李紹熙性多變,一生投靠多方,人謂“反復狡猱”,其相關事跡可參王韜:《甕牖余談·記李少卿事》,第1024—1025頁。

                         

                        (11)諸成琮:《桑梓聞見錄》(1909年嘉定學會叢刻本),見《匯編》,第1055頁。

                         

                        (12)章圭瑑等纂:《黃渡續志》(1923年排印本),見《匯編》,第1087頁。

                         

                        (13)溥潤、姚光發等纂:《松江府續志》,見《匯編》,第968頁。

                         

                        (14)汪祖綬等纂:《青浦縣志》,見《匯編》,第1157-1158頁。

                         

                        (15)葉廷眷、俞樾纂:《上海縣志》兵防(卷十一),見《匯編》,第958頁。

                         

                        (16)程其玨等纂:《嘉定縣志》,見《匯編》,第1084頁。

                         

                        (17)郭豫明:《上海小刀會起義史》,第78頁。

                         

                        (18)周育民、邵雍:《中國幫會史》,第194頁。

                         

                        (19)胡人鳳輯:《法華鄉志》(1922年鉛印本),見《匯編》,第964頁。

                         

                        (20)袁祖志:《隨園瑣記》,見《匯編》,第1019頁。

                         

                        (21)《上海小刀會起事本末》,見《匯編》,第38頁。

                         

                        (22)“又上海嘉定情形”,《憶昭樓洪楊奏稿》,見《匯編》,第141頁。

                         

                        (23)“松江府稟”(八月十五日到),《憶昭樓洪楊奏稿》,見《匯編》,第1171頁。

                         

                        (24)《上海小刀會起事本末》(1909年嘉定學會叢刻本),見《匯編》,第41頁。

                         

                        (25)羅爾綱:《太平天國史》第四冊,第113頁。

                         

                        (26)郭豫明:《上海小刀會起義史》,第80頁注釋3。

                         

                        (27)章圭瑑等纂:《黃渡續志》,見《匯編》,第1088頁;“婁縣稟”,《憶昭樓洪楊奏稿》,見《匯編》,第1107頁。

                         

                        (28)據周立春后來供述:“小的原不該聽了王國初的話,到嘉定衙門內去,實是錯的。……嘉定鬧事,是王國初商量,叫軍師寶山羅店人文生杜成齋寫示遍貼。現在王國初、杜成齋被官軍殺死的了。是實。”(“關于審訊周立春的清方檔案”(八月二十三日錄),《憶昭樓洪楊奏稿》,見《匯編》,第922頁)另有材料反映:“嘉定匪徒為首者,系上海人,借口僧貫之、陳木金二案,欲殺官幕。又冒充周立春之侄,或云寄兒,現在編(偏)拜富戶,欲要捐助銀兩。前往上海之公啟,金陵請兵二千,以備防剿。”(“又上海嘉定情形”,《憶昭樓洪楊奏稿》,見《匯編》,第141頁)按:此處“嘉定匪徒”,即王國初。

                         

                        (29)“青浦淀山司巡檢稟”、“昆山稟”,見《匯編》,第1176頁、第1181頁。

                         

                        (30)郭豫明:《上海小刀會起義史》,第74頁注釋4、第82頁注釋3。

                         

                        (31)同上,第47頁。

                         

                        (32)周育民、邵雍《中國幫會史》,第194頁;邵雍:《上海小刀會起義前的閩廣移民》,見《東南民眾運動與上海小刀會》,第122頁。

                         

                        (33)“吳縣稟”(九月初七日到),《憶昭樓洪楊奏稿》,見《匯編》,第1129頁。

                         

                        (34)諸成琮:《桑梓聞見錄》,見《匯編》,第1052頁。

                         

                        (35)“鄭揚旌稟”,《吳煦檔案中的太平天國史料選輯》,見《匯編》,第1124頁。

                         

                        (36)“關于審訊孫渭的清方檔案”(九月十九日到),《憶昭樓洪楊奏稿》,見《匯編》,第1113-1114頁。

                         

                        (37)程庭鷺:《夢盦居士自編年譜》,見《匯編》,第1079頁。

                         

                        (38)“鄭揚旌稟”,《吳煦檔案中的太平天國史料選輯》,見《匯編》,第1124頁。

                         

                        (39)“嘉定緊報”,《平粵紀聞》,見《匯編》,第937頁。

                         

                        (40)悟遲老人:《漏網喁魚集》,見《匯編》,第1043頁。

                         

                        (41)諸成琮:《桑梓聞見錄》,見《匯編》,第1055頁。

                         

                        (42)章圭瑑等纂:《黃渡續志》,見《匯編》,第907頁。

                         

                        (43)王其興:《南翔羅漢黨與上海小刀會》,見《東南民眾運動與上海小刀會》,第286-287頁。

                         

                        (44)“兼理嘉定縣鄭揚旌稟”(八月初一日發,初八日到,初九日接),《平粵紀聞》,見《匯編》,第1115-1116頁。

                         

                        (45)許洪新:《簡談羅漢黨若干史料價值》,見《東南民眾運動與上海小刀會》,第295頁。

                         

                        (46)舊說認為“三刀會”的命名是由嘉定羅漢黨、周立春為首的青浦農民和上海小刀會等“三股勢力會合而成”(盧耀華:《上海小刀會的源流》,臺灣《食貨》月刊第3卷第5期)。郭豫明已辨其說非是,并疑三刀會為“三合會”的誤抄,其論證仍以周立春早在三刀會成立之前已經被劉麗川吸收加入天地會為前提。參看其《上海小刀會起義史》,第79頁注釋1。

                         

                        (47)悟遲老人:《漏網喁魚集》,見《匯編》,第1043頁。據周立春被捕后供稱:“本年七月十二[三]日嘉定鬧事,是嘉定縣人封洪及青浦監生李章與他妹丈戴舉人之侄藏硯峰同楊錦廷們因嘉定石角門王裕乾吃官司起釁。”(“關于審訊周立春的清方檔案”,《憶昭樓洪楊奏稿》,見《匯編》,第922頁)按李章為參與抗糧斗爭的塘灣地保之一,與周立春熟識,羅漢黨人與周立春發生聯系極可能是經由這一條路線。

                         

                        (48)“鄭揚旌稟”,《吳煦檔案中的太平天國史料選輯》,見《匯編》,第1124頁。

                         

                        (49)“太倉州稟二”(八月初五日,十三日接),《平粵紀聞》,見《匯編》,第1120—1121頁。

                         

                        (50)“鄭揚旌稟”,《吳煦檔案中的太平天國史料選輯》,見《匯編》,第1125頁。

                         

                        (51)諸成琮:《桑梓聞見錄》,見《匯編》,第1056頁。

                         

                        (52)章圭瑑等纂:《黃渡續志》,見《匯編》,第1087頁。

                         

                        (53)“吳縣稟二”(九月初七到),《憶昭樓洪楊奏稿》,見《匯編》,第1112頁。

                         

                        (54)“婁縣稟”,《憶昭樓洪楊奏稿》,見《匯編》,第1107頁。

                         

                        (55)王繼杰、黃岸青:《上海周邊鄉鎮小刀會起義論析——以嘉定、青浦地區為例》,見《東南民眾運動與上海小刀會》,第229頁。

                         

                        (56)據周立春被捕后供述,“年四十歲”。按傳統年歲計算法推算,其生年應為1814年,即嘉慶十九年(“關于審訊周立春的清方檔案”,《憶昭樓洪楊奏稿》,見《匯編》,第922頁)。按:原題“逆首周立春供狀”,注云“八月二十三日錄”。又:本件“平粵紀聞”和“粵匪雜錄”曾抄輯,題作“八月二十一日可園訊供”(可園為蘇州地名)。

                         

                        (57)程庭鷺:《小松園閣雜著》,見《匯編》,第1077頁。

                         

                        (58)周閑:《范湖草堂遺稿》,見《匯編》,第1081頁。

                         

                        (59)郭豫明:《上海小刀會起義史》,第41—47頁;裴宜理:《晚清抗糧斗爭:上海小刀會和山東劉培德》,《史林》1988年第2期。

                         

                        (60)以上均據《兩江總督怡良,江蘇巡撫吉爾杭阿奏為審明青浦縣地保周立春聚眾哄堂毆官拒捕案定擬事》,咸豐四年十月初八日,國家清史工程數字資源總庫,朱批奏折,檔號:04-01-01-0856-016,縮微號:04-01-01-122-1243。

                         

                        (61)程庭鷺:《小松園閣雜著》,見《匯編》,第1077頁。

                         

                        (62)《兩江總督怡良等奏查明嘉定等縣小刀會起事緣由并督辦上海情形折》,咸豐三年十月初九日,錄副奏折。轉引自郭豫明:《上海小刀會起義史》,第45頁。

                         

                        (63)“怡制憲奏稿二”,《憶昭樓洪楊奏稿》,見《匯編》,第926頁。

                         

                        (64)趙牧楠、趙欣:《略論周立春》,見《東南民眾運動與上海小刀會》,第351頁。

                         

                        (65)以上三段見《憶昭樓洪楊奏稿》,見《匯編》,第1169-1171頁。

                         

                        (66)“青浦耆民馬大成等稟”,《憶昭樓洪楊奏稿》,見《匯編》,第1170頁。

                         

                        (67)悟遲老人:《漏網喁魚集》,見《匯編》,第1043頁。

                         

                        (68)諸成琮:《桑梓聞見錄》,見《匯編》,第1055頁。

                         

                        (69)“八月二十七日錄來信二”,《憶昭樓洪楊奏稿》,見《匯編》,第921頁。按:原題作“已決逆匪周列春狡獪情形”,注云“八月二十七日錄”。

                         

                        (70)“松江府稟”(八月十五日到),《憶昭樓洪楊奏稿》,見《匯編》,第1171頁。

                         

                        (71)另一顯例為被譽為“女中英雄”的周立春之女周秀英的斗爭事跡,長期流傳于民間口碑,進而被寫入羅爾綱《太平天國史》等史著,得到大力表彰。實際歷史上有無周秀英其人、所謂“周秀英”真實身份為何,依舊是一大疑問。據周立春被捕后自供,“生有一子阿彌,年四歲,女兒已故”。官方戰報亦謂收復嘉定之役,“周立春于西門率岳丈、婿、女,正在下船逃竄,被鄉民擒獲,解送丁公營內,其女逞兇,即時梟首”;另報稱該役“陣斬”者包括“周立春婢女偽女將軍飛霞”(“關于審訊周立春的清方檔案”、“八月二十七日錄來信一”、“吳縣丁令稟”,《憶昭樓洪楊奏稿》,見《匯編》,第920頁、第924頁、第1102頁)。因此,周立春之女在嘉定被陷時已戰死,所謂率部突圍、投奔劉麗川以及在上海縣城作戰時以“勇猛”著稱的“周秀英”實另有其人;而此類身份混淆是當時人有意為之的結果,還是后世本土民俗文化發揮的產物,仍待考。有關“周秀英”相關文獻記載的梳理及民俗學與歷史關系的初步討論,可參看劉惠恕:《上海郊區流傳的“周秀英殺四門”評書與周秀英其人》,見《紀念上海小刀會起義160周年:“歷史記憶與城市轉型”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上海,2013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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