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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清政治史 【字體:

                        張經緯:日本的甲午戰爭研究與“二元外交論”問題

                        作者: 文章來源:《史學理論研究》2014年第4期 更新時間:2015年04月16日

                        摘要:該文前半部分對日本一個多世紀以來甲午戰爭研究的歷史進行了梳理和分析。日本的甲午戰爭研究從甲午戰爭結束至今,經歷了四個階段。各個階段都有其明顯的特征和代表人物,并表現出批判性和繼承性。日本學者在甲午戰爭研究中提出了“二元外交論”,它不僅僅是甲午戰爭研究的一個具體觀點,而且在一些日本學者那里已演化為一種對歷史問題和現實政治的分析方法,影響到對日本一個多世紀以來一系列對外戰爭的定性評價。堅持“二元外交論”的結果,一是導致否定日本挑起甲午戰爭的必然性,二是把陸奧宗光傍強凌弱的外交策略歪曲為和平外交,甚至認為日本在“二戰”中失敗就是因為背離了陸奧所創造的“明治遺產”。該文后半部分從世界現代化史、日本近代對外戰略演變及甲午戰爭開戰實情三個方面對“二元外交論”進行剖析,對日本史學界甲午戰爭研究的主流觀點進行了回應。

                         

                        關鍵詞:甲午戰爭 二元外交 日本陸奧宗光

                         

                        今年是甲午戰爭爆發120周年。日本的甲午戰爭研究開始于甲午戰爭結束,興盛于20世紀80年代之后。日本學者對甲午戰爭的戰時外交、戰爭過程、軍事后勤、戰爭與媒體、戰爭與國際法的關系等進行了廣泛深入的研究,其研究方法、文獻資料挖掘甚至某些觀點都值得我國的日本史學者借鑒。在戰時外交研究中有學者提出了“二元外交論”,這一理論自19世紀末提出至今,在日本近現代史研究中影響深遠而廣泛。筆者意識到,“二元外交論”不僅僅是研究日本對外戰略的一個史學概念和觀點,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它在某些學者那里更多地演化為一個涉及對戰爭定性評價的國際政治問題。堅持“二元外交論”的結果,一是導致否定日本挑起甲午戰爭的必然性,二是把陸奧宗光傍強凌弱的外交策略歪曲為和平外交,甚至認為日本在“二戰”中失敗就是因為背離了陸奧所創造的“明治遺產”。因此,在評析日本甲午戰爭研究脈絡和潮流的基礎上,重新審視“二元外交論”問題,在東北亞局勢仍然存在諸多不確定因素的今天,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日本甲午戰爭研究的脈絡和潮流

                         

                        19世紀末20世紀初,是甲午戰爭研究的官方修史階段。這一階段的研究,與其說是研究,不如說是敘述,主要成果是戰史編纂。

                         

                        1905年,由春陽堂出版了海軍司令部編寫的《27、28年海戰史》上下加別卷,1904-1907年,東京印刷會社出版了參謀本部編寫的《明治27、28年日清戰史》全8卷,陸軍省編寫的《明治27、28年戰役統計》。①

                         

                        這一時期的個人研究所見不多,對后來產生影響的有1898年出版、坂崎斌的《陸奧宗光》一書。他在該書中提出了“二元外交論”。坂崎斌認為,伊藤博文、陸奧宗光與軍部的意見不是完全一致的,當時“軍人社會的潛在勢力非常猛烈,伊藤博文和陸奧宗光對之不能控制,是無可爭辯的事實”。并認為甲午戰爭不是在“伊藤博文和陸奧宗光有準備的情況下發生的,只是在不能中止騎虎之勢才訴諸干戈”。②坂崎斌的觀點對后來的影響大而深遠,此容后再議。

                         

                        20世紀30年代,是日本甲午戰爭研究的第二階段。在這一階段,少數學者已經開始使用檔案資料對甲午戰爭爆發的原因、過程以及當時日本所處的國際關系等進行分析,并出現了影響到戰后的代表性學者。日本取得了甲午戰爭、日俄戰爭的勝利,并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這在日本明治以來的歷史上是幾頁“輝煌”的篇章。陸海軍編寫兵種戰史成為實質上的官方修史。同時,一些學者抱著不同的“問題意識”也對甲午戰爭開始了個別研究。

                         

                        田保橋潔使用外務省未公開檔案,寫就《近代日中韓關系研究》。

                         

                        信夫清三郎在寫作《日清戰爭》一書時,使用了外務省調查記錄《日清韓交涉事件記事》,并從田保橋潔的著作中轉引了外務省未公開檔案。但即使采取轉引的手段,也未能逃脫政府的查禁。他的《日清戰爭》曾于1934年由福田書店出版,但旋即遭到政府“發禁處分”。該書的“問題部分”被刪除之后,于1935年由叢文閣改書名為《陸奧外交》出版。1970年,該書經過藤村道生校訂和注釋,易名為《增補日清戰爭》由南窗社出版。由于信夫清三郎的專著被學界視為戰前研究甲午戰爭的經典之作,因此,藤村道生后來對甲午戰爭的理解方法,受到信夫清三郎“二元外交論”的強烈影響。所謂“二元外交論”,是指戰前的日本外交或者政治領域存在著“國務”(指政府或外務省)與“統帥”(即軍部)的對立,后者居于優勢地位,前者居于屈從地位,并以此來理解日本的外交和日本的政治過程。信夫清三郎的觀點是否受到19世紀末坂崎斌《陸奧宗光》一書的影響,目前的梳理中尚未發現直接的繼承關系。他在《增補日清戰爭》一書的序文中指出:“1931年4月,進入九州帝國大學文學部就讀,開始了對日本外交史的研究。那時,已經體會到應從‘二重政府’的‘二重外交’去把握外務省與軍部在對待‘九一八事變’前后中國政策上的對立,并產生了‘二重外交’可能發端于甲午戰爭這樣的預判,于是沿著這樣的路徑繼續自己的研究。”③從信夫清三郎的自序看,似乎“二元外交論”是他研究過程中頓悟的結果。不管信夫清三郎是繼承了30多年前坂崎斌的觀點,還是研究生活中“英雄所見略同”的不謀而合,“二元外交論”不僅僅是甲午戰爭研究的一個具體觀點,同時也演化為一種對現實政治狀況的分析方法。

                         

                        信夫清三郎的甲午戰爭研究專著被日本史學界視為甲午戰爭研究的經典之作,是第一本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甲午戰爭研究專著。日本史學界的主流觀點認為,“以田保橋潔為代表的實證主義外交史研究和信夫清三郎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分析,是戰前日本甲午戰爭研究的兩個主要的潮流”。④

                         

                        20世紀60年代末開始,日本的甲午戰爭研究進入第三階段,代表人物是中塚明和藤村道生。

                         

                        中塚明于1968年出版了專著《日清戰爭研究》。中塚明否認“二元外交論”,以豐富的史料說明,日本政府與軍部合謀,持有明確的開戰意圖,并實行了開戰外交。中塚明的研究與藤村道生有相同之處,他們都強調把甲午戰爭放到東亞歷史中去理解,提倡馬克思主義歷史學者提出的日本帝國主義形成論以及甲午戰爭的世界史意義,從而擴大了甲午戰爭研究的視野。

                         

                        1973年巖波書店出版的藤村道生的《日清戰爭》,被日本史學界認為是近年諸多成果研究起點的經典之作。他的《日清戰爭》指出了甲午戰爭研究的三個層面。第一層面,即帝國主義列強試圖瓜分遠東,首先必須排除清朝旨在控制朝鮮的宗主權,與清朝的武力斗爭是其主要手段;第二層面,即圍繞對中國和朝鮮的瓜分競爭是陸奧外交的目的,并付諸了行動;第三個層面,是日本出兵對侵占地域民眾的鎮壓。出兵鎮壓朝鮮發生的反侵略、反封建的甲午農民戰爭,在中國旅順無差別殺人,直至鎮壓臺灣的抗日義兵斗爭,最終控制了戰爭的全局。藤村道生認為,這樣三個層面的重層構造組成了甲午戰爭,僅就一個層面分析甲午戰爭,不可能給出明確的答案。⑤值得注意的是,藤村道生繼承了信夫清三郎“二元外交論”,這與中塚明有著很大的差異。他一方面承認瓜分中國和朝鮮是陸奧外交的目的,同時又承認存在二重外交問題,這表面看來自相矛盾的問題其實并不矛盾。因為他沒有認識到,陸奧和軍部只是在對外策略的技術細節上或有差異,在開不開戰問題上是沒有分歧的。

                         

                        盡管觀點不盡相同,中塚明和藤村道生兩位歷史學家對于通往甲午戰爭的道路、開戰過程、日清媾和條約的締結、戰爭期的民眾統合、出兵占領地的民眾鎮壓以及甲午戰后的東亞世界等,依據戰后公開的資料進行縝密分析,這種推動專題研究的方法,影響了后代的研究者,成為20世紀80年代以后新的研究的出發點。

                         

                        20世紀80年代以后,是日本甲午戰爭研究的第四個階段。1995年12月,日本東亞近代史學會編輯的《甲午戰爭與東亞世界的變動》出版發行。以此為契機,呈現出從資深學者到媒體人都廣泛參與甲午戰爭研究的壯觀局面。代表人物有檜山幸夫、高橋秀直、大澤博明等。⑥他們的觀點多有相異之處,但其不同觀點的共同前提是:他們都認為在甲午戰爭之前的日本政府內部,大陸擴張政策處于劣勢,企圖回避對清戰爭的協調政策處于優勢地位。政治、外交、軍事各部門對清作戰的準備尚不充分。盡管都認為應該避免與清朝發生戰爭,但由于對狀況和具體事情處置應對上的失當還是導致了甲午戰爭。

                         

                        這種觀點與前面提到的近百年前坂崎斌的觀點如出一轍,與信夫清三郎的觀點也有著明顯的繼承關系。這說明甲午戰爭爆發之后的一個多世紀里,“二元外交論”在日本史學界連綿不斷,且居于主流地位。

                         

                        二、日本甲午戰爭研究中的“二元外交論”問題

                         

                        從坂崎斌到信夫清三郎,再到80年代以后的年輕學者,日本甲午戰爭研究中的“二元外交論”,可以說源遠流長、影響深遠。它不僅僅是甲午戰爭研究的一個具體觀點,而且在一些日本學者那里已經演化為一種對現實政治狀況的分析方法,影響到對日本一個多世紀以來一系列對外戰爭的定性評價。“二元外交論”對于不甚了解這段歷史的人容易產生誤導,使人覺得日本政府是主張和平外交的,軍部勢力是主張開戰的;政府控制不了局勢導致戰爭爆發,因而戰爭爆發是偶然的。由于“二元外交論”本身不符合歷史實際,且對后人的價值評判產生了嚴重的誤導,因此有必要對“二元外交論”從世界現代化史、日本近代對外戰略演變及甲午戰爭開戰實情等諸方面進行分析,以對日本史學界的主流觀點做出回應。

                         

                        首先,從世界現代化史的角度來考察,世界現代化運動,是一個由農耕社會向工業社會過渡的過程。這一過程首先在西北歐發生,然后向東南歐自然擴散。19世紀中葉之后,率先實現了工業化的歐洲列強需要尋找新的商品市場和原料產地,這樣便加強了在東方的貿易和擴張。這些貿易和擴張開啟了東方的工業化過程,這一過程不是像在西方那樣,是一種相對自然的、和平的擴散過程,而是一種人為的、伴隨武力的傳播過程。

                         

                        中國在鴉片戰爭之后,日本在佩里叩關之后便開始了這樣的過程,即開始了傳播型的工業化過程。中國由于自然資源豐富、市場廣大,遂吸引西方勢力相繼入侵,且農民戰爭、教民起義連綿不斷,內憂外患導致中國的工業化進程發展緩慢。日本則由于國土狹小資源貧乏,處于外壓相對較小的國際環境中,且沒有發生波及全國的農民起義,最重要的是經過明治維新日本有了一個決意學習西方的全國統一政權——明治政府。明治政府推動自上而下的現代化運動,特別是通過殖產興業運動獲得了第一桶金,經過20年的努力,實現了初步的工業化。

                         

                        財大之后必然氣粗,日本開始不再滿足于修改條約,而是要在當時弱肉強食的國際環境中分一杯羹、趕末班車,竭盡全力擠進歐美列強的獵食者行列。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擴大日本的利益,才能為國內的新興工業拓展發展空間。然而當時的其他大洲早已被老牌列強瓜分完畢,日本也自知無力插足其間,剩下的路只有一條,那就是以本土為基地向周邊擴張,這樣首選目標自然就鎖定朝鮮和中國。而要實現這一目標,日本這個新獵食者在處理好與老獵食者的關系的前提下,首先是要徹底打破以清朝為核心的朝貢體系,唯有此,它才能向亞洲大陸擴張。由此,由和平談判改約到武力擴張侵略就成為一個必然的發展趨勢,挑起甲午戰爭是其自身發展的自然延伸和必然結果。

                         

                        下面的歷史事實說明了上述的邏輯過程。

                         

                        甲午戰爭之前的朝鮮還是中國的藩屬國,這種關系包括歷史淵源和國土防衛兩個方面。日本要實現向亞洲大陸擴張的野心,就必須首先占領朝鮮,建立一個立足點。而實現這一步的關鍵就是要割斷朝鮮與中國的藩屬關系。1876年,日本靠武力脅迫與朝鮮簽訂了《江華條約》,條約第一條規定:“朝鮮國是自主的國家,和日本國保有平等的權利”,⑦這種在日本軍艦和大炮脅迫下的“自主”和“平等”顯然沒有真實的意義,而真實的意義在于日本借此否定了朝鮮與中國的藩屬關系,否定了中國對朝鮮的宗主權。東北亞地區局勢的這些微妙變動,使中國政界的有識之士進一步加深了危機感,恭親王奕就對日本強盛之后在臺灣、琉球和朝鮮問題上的態度深感憂慮,對中國的處境和東北亞地區局勢的變動更加擔心。他預感日本強盛之后向朝鮮乃至亞洲大陸擴張勢所必然,中國有援助朝鮮之意但力不從心,而又不能坐視局勢的演化,處于一個極為不利的地位。

                         

                        中日之間在朝鮮問題上的矛盾與朝鮮國內的政治矛盾糾纏在一起,更加錯綜復雜,親中和親日兩股勢力斗爭激烈。1884年在日本的策劃下,釀成了親日派誅殺“心服中國者”的“甲申政變”,事后中日兩國簽訂了《中日天津會議專條》。由于慈禧太后諭稱“撤兵可允,永不派兵不可允,萬不得已……添敘兩國遇有朝鮮重大事變,可各派兵,互相知照”,⑧日本通過專條獲得了與中國對等的派兵權。從此,中日兩國由外交對抗轉變為武裝對峙。后來有人對中日建交后兩國關系的演進做了一個回顧,同時對兩國關系演進的趨勢也作了預測。“綜計中日交涉以來,于臺灣則酬以費,于琉球則任其滅;朝鮮壬午之亂,我又代為調停,甲申之役,我又許以保護。我愈退,則彼愈進;我益讓,則彼益驕。養癰遺患,以至今日,夷焰鴟張,貪婪無已,一誤再誤,則我中國從此無安枕之日,可不慮哉?”⑨時人的擔心和預言并非杞人憂天,“甲申政變”十年之后,日本挑起了對中日兩國歷史、對東亞甚至世界歷史影響深遠的甲午戰爭。

                         

                        其次,從日本近代對外戰略的演變來考察,日本近代對外戰略的形成至少要追溯到幕末時期,甚至要追溯到16世紀末乃至更早。神國思想在日本源遠流長、根深蒂固,從產生到近代,從理論上不斷完善,在實踐中不斷強化,至14世紀末,與中國明朝的華夷秩序觀的沖突開始明朗化。1590年豐臣秀吉統一日本后,神國思想由憧憬發展為構想并嘗試付諸實踐。1592年豐臣秀吉率軍侵朝,在朝鮮國王的請求下,明朝援軍出戰并打敗豐臣秀吉,這是日本神國思想與中國華夷觀念的正面交鋒。到德川幕府中后期,神國至上、天皇至尊的觀念已成為日本構建新國際秩序的理論基礎,以日本為核心的國際體系構想基本固化下來。1825年,會澤正志齋(1774-1863)在其所著《新論》中提出“國體論”,鼓吹作為大地之元首、萬國之綱紀的日本天皇應該照臨萬邦。1823年,佐藤信淵(1769-1850)在其著述的《混同秘策》中更加明確地宣稱,日本是大地最初生成之國,世界萬國之根本,如果治理好這個根本,那么全世界便可成為日本的郡縣,萬國的君長便可向日本俯首稱臣。佐藤信淵不僅把神國思想高度理論化、系統化,而且還為實踐神國思想描繪出具體的藍圖。在他看來,如果戰術得當,不出五年至七年便可滅亡中國,而滅亡中國的第一步便是攻取滿洲。⑩對明治初期的政治家影響頗大的幕末思想家吉田松陰(1830-1859)也描繪了日本對外擴張的路線圖。他認為當時日本的實力還不足以和西方列強抗衡,應該在當時的國際政治框架內循序漸進地“開墾蝦夷,收琉球,取朝鮮,拉滿洲,壓支那,君臨印度,以張進取之勢,以固退守之基,使神功未遂者得遂,豐國未果者得果”。(11)可見,從上古神話到德川時期的政治家、思想家,神國思想經歷了從朦朧到明晰、從零碎到系統、從理論到實踐的發展過程,而這些都作為政治文化遺產帶進了近代日本,成為近代日本對外戰略形成的理論基礎。

                         

                        明治政權初定的1868年2月和4月,先后發布了《外交布告》和《安撫億兆·宣布國威宸翰》,前者號召上下一致“大力充實兵備,使國威光耀海外萬國,以對答祖宗先帝之神靈”。(12)后者同樣聲稱“朕與百官諸侯相誓,意欲繼承列祖偉業……開拓萬里波濤,布國威于四方,置天下于富岳之安”。(13)這些都對新政府的對外戰略定下了基調,也反映出明治初期的對外戰略與前近代時期的神國思想及德川時期的對外戰略是一脈相承的。1887年,參謀本部第二局局長小川又次起草《清國征討方略》,海軍軍官也提出六份《征清方略》,這些方略大同小異,都是要占領北京,然后把中國分割為若干部分進行直接或間接統治。至1890年3月,山縣有朋提出對外政策意見書即《外交政略論》,提出了“主權線”和“利益線”之說,所謂“主權線”是指日本本土疆域,而除了固守本土“主權線”之外,還要爭取從朝鮮到中國、琉球、越南和緬甸等構成的“利益線”,標志著日本的擴張思想已經向實踐方向轉化。

                         

                        中國臺灣、琉球群島、朝鮮半島,在地理上是清帝國的天然屏障,而琉球王國和朝鮮又是以清帝國為核心的朝貢體系中的藩屬國,這在另一方面也就意味著這三個地方連接為日本向亞洲大陸擴張的阻止線,正好與山縣有朋提出的“利益線”相沖突。日本要實現“布國威于四方”的神國夢想和既定國策,第一步就是要設法沖破這一阻止線,實現自己的“利益線”,朝鮮爆發的甲午農民起義為日本提供了天賜良機。

                         

                        縱觀明治期對外戰略的演變,可以看到其基本方向、策略和步驟一以貫之,從未動搖和改變。期間若說有過分歧,那只是方法上的差異而不是方向上的不同,是早打晚打的區別而不是打不打的矛盾。甲午戰爭可以說是在日本近代對外戰略總方針指導下,經過長期預謀策劃、并絞盡腦汁玩弄外交騙術蓄意挑起的一場地區性國際戰爭,其目的就是要徹底改變東北亞的國際秩序,稱霸東北亞,為進一步向亞洲大陸擴張建立根據地。

                         

                        最后,從甲午戰爭開戰的實情來考察,1894年春,朝鮮南部爆發了全琫準領導的農民起義,提出“盡滅權貴”、“逐倭滅洋”的口號。朝鮮政府無力平定內亂。4月27日,朝鮮國王決定“求華遣兵代剿”。4月28—29日,日本駐朝公使代辦杉村浚根據陸奧宗光的密令,先是派書記官、后是本人兩度拜訪袁世凱,表明“盼華速代戡”,“我政府必無他意”。(14)陸奧宗光通過杉村浚的表態是虛飾,通過外交騙術探聽虛實慫恿袁世凱出兵,以尋找日本派兵的借口和時機是真意。陸奧認為,朝鮮內亂是恢復日本在朝鮮勢力的天賜良機,不可失之交臂。(15)4月30日,朝鮮將正式請兵文件交袁世凱代轉清政府。5月2日,清政府接到請兵奏折后下達派兵諭旨。5月3日,聶士成率部啟程赴朝。另一方面,4月29日,日本政府接到杉村浚急電,得知朝鮮欲請兵清朝,正在召開內閣會議的伊藤博文,立即請參謀總長有棲川熾和參謀次長川上操六參加會議,秘密決定出兵朝鮮。5月2日午后,日本軍艦“八重山號”駛離橫須賀港。也就是說,日本這個不請自來的不速之客,比清政府這個應請出征名分之旅早動身了一天。陸奧宗光不僅在日本出兵,而且在促成中日沖突方面也扮演了積極角色。他面示回國休假的大鳥圭介,為挑起戰端可“采取毫無顧忌的斷然措施”。然而后來朝鮮政府與農民軍達成“和約”,日本政府失去了挑起戰爭的口實,便再次玩弄外交騙術,提出與中國“共同改革朝鮮內政”,其真實目的在于從中尋找或制造破壞中日關系的機會。當清政府提出首先共同撤兵之后,日本決意挑起戰爭的意圖暴露無遺,陸奧宗光急電大鳥圭介“促成中日沖突,實為當務之急,為實行此事,可以采取任何手段”。(16)6月22日、7月12日兩次向清政府遞交絕交書。7月19日,日本駐朝公使大鳥圭介向中國提出照會,要求中國撤軍并廢除與朝鮮的一切條約。7月23日,日軍占領朝鮮王宮,推翻閔氏政權,建立了以大院君為核心的傀儡政權。7月25日,大鳥迫使大院君李昰應宣布廢除與中國間的一切條約,并授權日軍驅逐中國軍隊。形勢發展至此,中日間的戰爭已經變得不可逆轉。從甲午戰爭的出兵和開戰過程看,陸奧宗光和軍部始終是沆瀣一氣的,外交先行和軍事后援也始終是配合默契的,從開始的動機到最終的結果看,根本不存在所謂的“二元外交”。

                         

                        綜上所述,日本的甲午戰爭研究是發達的,選題的涉及面是廣泛的,研究成果也是豐碩的。研究過程中出現的“二元外交論”,源遠流長,影響深遠,成為日本甲午戰爭研究的主流觀點。不管論者的動機如何,“二元外交論”可能會使人產生錯誤的邏輯推論:第一,內閣主張和平,軍部主張開戰,因而日本政府是主張和平的;第二,戰爭是不得已爆發的,是偶然的,因此日本政府沒有主動開戰的動機,日本政府是主張和平的。從日本的現代化過程和日本近代對外戰略的發展軌跡看,富國強兵和向外擴張是其基本方向,遠交近攻和傍強凌弱是其基本策略,和平改約和武力擴張是其基本步驟。縱觀明治期對外戰略的發展軌跡,可以看到其基本方向、策略和步驟一以貫之,從未動搖和改變,而且隨著日本現代化的發展益加明朗和強化。因此,日本挑起甲午戰爭是其現代化過程和對外戰略發展的必然結果。從甲午戰爭開戰的實情看,內閣的“外交先行”和軍部的“軍事后援”的配合也是默契的,根本不存在所謂的“二元外交”,而是地地道道的“一元外交”。

                         

                        作者簡介:張經緯,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注釋:

                         

                        ①參謀本部編的《明治27、28年日清戰史》,1998年由ゅまに書房復刻;陸軍省編的《明治27、28年戰役統計》,原書出版日期不詳。2005年,海路書院復刻,書名為《日清戰爭統計集》,附錄圖版未收入。具體內容參見大谷正:《日清戰爭》,載明治維新學會編《講座明治維新5立憲制と帝國ヘの道》有志舍2012年版,第131—132頁。

                         

                        ②坂崎斌:《陸奧宗光》,博文館出版,明治31年(1898年)。轉引自中塚明:《〈蹇蹇錄〉の世界》,みすず書房1992年版,第204—205頁。

                         

                        ③大谷正:《日清戰爭》,載明治維新學會編《講座明治維新5立憲制と帝國への道》,有志舍2012年版,第114—115頁。

                         

                        ④大谷正:《日清戰爭》,載明治維新學會編《講座明治維新5立憲制と帝國への道》,第115頁。

                         

                        ⑤大谷正:《日清戰爭》,載明治維新學會編《講座明治維新5立憲制と帝國への道》,第113—114頁。

                         

                        ⑥參見檜山幸夫:《日清戰爭》,講談社1997年版;高橋秀直:《日清戰爭への道》,東京創元社1995年版;大澤博明:《近代日本の東ァヅァ政策と軍事》,成文堂2001年版。

                         

                        ⑦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與主要文書》(上),原書房1965年版,第65頁。

                         

                        ⑧陳恭祿:《中國近代史》(上),商務印書館1935年版,第354頁。

                         

                        ⑨《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見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中日戰爭》(二),第624頁。

                         

                        ⑩《日本思想大系45安藤昌益佐藤信淵》,巖波書店1977年版,第426—431頁。

                         

                        (11)渡邊幾治郎:《日本戰時外交史話》,千倉書房1937年版,第8頁。

                         

                        (12)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第一卷第一冊,1936年版,第227頁。

                         

                        (13)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第一卷第一冊,1936年版,第558頁。

                         

                        (14)《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3,故宮博物院,1932年版,第8頁。

                         

                        (15)山崎有信:《大鳥圭介伝》,東京博文館,1915年版,第250頁。

                         

                        (16)陸奧宗光:《蹇蹇錄》,商務印書館1963年版,轉引自戚其章《陸奧宗光與“陸奧外交”》,見《歷史教學問題》2006年第5期,第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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