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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清政治史 【字體:

                        張曉剛、國宇:圍繞朝鮮半島的日清、日俄矛盾與甲午戰爭

                        作者: 文章來源:《武漢大學學報》2014年第6期 更新時間:2015年03月23日

                        摘要:作為后發型現代化國家,日本具有強烈的侵略性,俄國南下與其爭奪朝鮮半島的利益加速了日本在東北亞擴張的步伐,也導致了日本與清政府之間矛盾的激化。清政府借由“壬午軍變”、“甲申政變”、“巨文島事件”的解決,進一步宣示了其對朝鮮的宗主權,加強了中朝關系的緊密性。日本喪失其在朝鮮半島的主動與“先手”地位,不得不通過戰爭實現其侵略野心,中日戰爭遂不可避免。一般認為朝鮮東學黨起義是甲午戰爭爆發的導火線,但日本大陸政策與俄國遠東政策的天然對立以及在朝鮮半島的角逐更是其深層原因。在挑戰中朝宗藩關系上與日本有同樣利益的俄國,在默認朝鮮“獨立”之余,堅決反對日本勢力涉足中國東北。甲午戰爭結束后,就遼東半島的割讓與返還,原本以朝鮮作為爭奪焦點的日本與俄國,又將目光轉向了中國東北。

                         

                        關鍵詞:甲午戰爭 朝鮮半島 東北亞 日清矛盾 日俄矛盾

                         

                        1894年,日本為實現其野心勃勃“經略大陸”的構想,悍然發動了甲午戰爭。而在某種意義上,甲午戰爭是中、日、朝、俄四國間內在矛盾的表面化。而東北亞諸國,圍繞朝鮮以及中國東北地區的利益爭奪則由來已久。日本以維護朝鮮獨立之名,自日朝間“文書問題”起,就不斷挑戰中朝傳統的宗藩關系;俄國自1860年攫取了烏蘇里江以東的大片領土之后,在覬覦中國東北之余,其侵略眼光也瞄準了朝鮮半島,并與日本在“樺太”等地直接展開爭奪。日本擔心在擴張之路上落后于人,加緊攫取朝鮮半島的控制權,也因此更加激化了日清矛盾。東北亞諸國彼此忌憚,互相警惕,使得這一時期的東北亞局勢錯綜復雜。各方勢力的消長,彼此矛盾的演化,與“甲午戰爭”的爆發有著深刻的聯系。

                         

                        一、現實與預想:日朝矛盾、日清矛盾、日俄矛盾的彼此關聯

                         

                        明治維新后的日朝矛盾,始于日朝間的“文書問題”。1868年底,一向負責對朝外交的對馬藩“先問使”抵達朝鮮。在呈遞“王政復古通知書”之前的“先問書契”中,一改“日本國對馬州太守拾遺平某”的舊有稱謂,而使用了“日本國左近衛少將對馬守平朝臣義達”的名銜,并在其后的“王政復古通知書”中使用了新印。對此,朝鮮方面反應強烈,稱“不但島主職號與前有異,句語中皇室奉敕等語,極為悖慢……島主圖署之自我鑄給,今忽謂以鑄印,亦為駭然”,表示拒絕接受日本的正式文書。對于朝鮮來說,日本單方面對舊有外交模式做出的調整,實為“三百年以來所無之舉也。惟我兩邦之率由舊章,永以為好者,為其誠信之不可渝,約條之不可違,則今日之事,謂之誠信乎,約條乎”①。朝鮮對日本“無信無約”的指責背后,也隱含著對日本“稱皇稱敕”的警惕。就日本的立場而言,明治維新后的日本,無論在外交領域還是內政領域,絕對主義傾向下的主體一元化則是既定的改革方針。借由對“神戶事件”與“堺事件”的處置,明治政府承諾對于以幕府將軍名義締結的條約,將以天皇的名義加以繼承。這使得明治政府在戊辰戰爭之前,就迅速取得了西方各國對于明治政府作為外交主體資格的確認。“江戶開城”之后,各國公使又相繼在東京覲見天皇,呈遞國書,并在協商之后撤銷了“戊辰戰爭”以來的局外中立。天皇作為外交唯一主體的資格被各國所承認。而作為江戶幕府時代的“大君外交體系”重要組成部分的日朝“交鄰”關系,則與明治政府力圖迅速實現外交主體一元化的努力相違背。同時,以對馬藩為中介進行的日朝外交,其封建性也與逐漸近代專制化的日本政體相違背。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一向專擅對朝交涉的對馬藩,也不得不廢棄原本朝鮮方面認可的印信,又在文書中強調“朝廷特褒舊勛,加爵進官左近衛少將,更命交際職,永傳不朽,又賜證明印記”②,表明了其外交權限來自于天皇的“授予”,實際上放棄了作為朝鮮“外臣”的身份。

                         

                        日朝間的交往格局,在謹守舊傳統與開拓新局面之間的沖突,其背后也是兩種完全不同的外交觀念的沖突。這種沖突在19世紀的東北亞并不鮮見,而其結局也大多蝕刻著時代的烙印:強權與武力左右著國際格局的基本走向,巨艦與大炮決定了國家間的基本關系。謀求改變日朝舊有關系的日本自身,就是在“黑船”的威脅之下打開國門的,在需求突破日朝外交死結的同時,日本也不得不考慮來自其他列強的威脅,而最直接的威脅來自俄國。1860年中俄締結的《北京條約》使得俄日之間形成隔日本海而對峙的局面,旋即俄國軍艦就于次年占領了對馬,對馬藩對此無力解決,甚至提出放棄對馬,要求幕府轉封九州。直到幕府出面請求英國干涉,俄國的企圖才未得逞。實際上,俄國的這一動作是對早在1859年英國測量對馬海岸的回應,占領對馬的俄國官員就曾向對馬藩宣傳英國對于對馬的野心。而英國干涉俄國的占領行為也不過是出于防止俄國在遠東壯大實力并為自己謀取利益,英國公使甚至稱“對俄國軍艦的非法行為提出抗議,迫令退出,如果俄國拒絕,英國就自己來占領該地”③。這一事件作為“圍繞著日本的嚴重國際關系的象征,其嚴重程度甚至使人預想到日本國土將遭到瓜分”④。之后日俄在“樺太”問題上矛盾逐漸實質化,應對俄國威脅并在列強的東北亞利益爭奪戰中占據一席之地,成為左右明治政府外交政策決斷的要因之一。大久保利通在明治二年十一月給巖倉具視的信中說,“唐太(樺太)⑤之事實為今日之大患,愚亦為此寢食難安”⑥。在信中,大久保建議原任外務權大丞的黑田清隆專任兵部大丞,專職陸軍事務。黑田任兵部大丞未及滿月,大久保又向巖倉建議,讓其擔任開拓次官,負責“樺太”事務。黑田赴任之后,提出通過軍事手段應對俄國在“樺太”問題上的“攻勢”主張,認為“朝廷應為與魯(俄國)一戰謀劃,可派遣留學生兼充間諜之任。謀劃此戰,人力與財力實為兩大根本”⑦。而在當時的日本,黑田所言謀劃與俄一戰所需的“人力與財力”的條件是根本不具備的。黑田也逐漸將其立場修正為“樺太放棄論”以保證北海道地區的優先開發。俄國在日本北方咄咄逼人的姿態,以及其在中國東北的擴張,使得日本對于俄國終會將其勢力滲透至朝鮮半島的可能表現出極大的擔憂。早在明治二年十月,時任日本公務辦理職(總領事)的法國人モンブラン(Charles Descantons de Montblanc)就曾向外務卿澤宣嘉提出警告說:“俄國人掠奪朝鮮之時,較之俄國的東方領地樺太,長崎將更加直接的與大陸毗連(既直接面對俄國勢力),前述之情狀至之之時,大日本國也將變為今日之樺太”⑧。出于對預想中俄國勢力南下的警惕,日本朝野內外“對露警戒論”一時間甚囂塵上。柳原前光在其《朝鮮論稿》中稱,“近年各國于彼地(朝鮮)窺探其國情者亦不在少數,如魯西亞(俄國)者,其業已蠶食滿洲東北,而勢必鯨吞朝鮮”⑨。明治三年五月,兵部省曾提出“創設大海軍之議”,在計劃的提案書中談及俄國的南下意圖,稱“(俄國)于近年取得黑龍江沿岸滿洲之地,已與我北海道及朝鮮國界相接,壓逼皇國、中國及朝鮮之北境……若無法阻止其南下之欲,此誠為兩大洲之大害”⑩。明治八年四月,巖倉具視在《國事意見書》中也談到了對于俄國南下吞并朝鮮的擔心:“若俄國以其排山倒海之勢吞并之,則我國首尾皆受俄國威脅,此于我國勢之害大矣”(11)。

                         

                        在上述諸多圍繞朝鮮的“對俄警戒”論調之外,尤為需要注意的是外務省在明治二年九月向太政官提交的“朝鮮外交報告書”。其中談到,“即使無法令朝鮮成為皇朝(日本)之藩屬,也應當保持其國脈永世不變。而今自魯西亞(俄國)始,各強國皆視朝鮮為魚肉。此時得以維持萬國公法,行匡救扶綏之任者,舍皇朝之外豈有他國。此誠燃眉之急也。一旦置朝鮮之安危于度外,任由魯(俄)狼等強國吞噬之,必為皇國永世之大害”(12)。外務省的報告書中,對于朝鮮地位的預期,無論“皇朝之藩屬”,還是“國脈永世不變”顯然與朝鮮在當時東亞國際關系中的實際地位有極大的沖突。朝鮮與日本之間并無“藩屬”關系,而“國脈永世不變”之說,考慮到朝鮮與清政府之間的實際情況,與其理解為外務省希望朝鮮不被其他強權染指,莫如說,在外務省的預想中,一個與清政府間并無“藩屬”關系的、“獨立”的朝鮮更符合日本的利益。

                         

                        雖然在其后發生的“江華島事件”之時,外務少輔森有禮曾強辯稱,“朝鮮雖曰屬國,地固不隸中國,以故中國曾無干預內政,其與外國干涉,亦聽彼國自主不可相強等語。由是觀之,朝鮮是一獨立之國而貴國謂之屬國者徒空名耳”(13),但事實上,同處于東亞政治文化之下的日本,對于中朝間的藩屬關系是有充分認識的,外務省早在明治三年就曾提出解決朝鮮問題的“三策”,在放棄與朝鮮交往可能,撤退倭館人員以及以軍艦威逼朝鮮迫其開港開市之外,提出“先派遣使節前往支那,簽訂通信條約,之后,于歸途前往朝鮮王京(以條約)迫之”(14)的辦法。希望首先取得與清政府對等的外交地位,并借由此取得對朝外交的地位優勢,如果日本不是充分了解中朝關系,顯然是不能提出這樣的解決辦法的。而事實上這也是日本在當時處理朝鮮外交問題的第一選擇。對于中朝關系,木戶孝允也在“江華島事件”發生之后,提請巖倉具視處理朝鮮問題時加以考慮,稱“朝鮮之與中國,現奉其正朔,雖于其互相交誼之親密,患難之互相關切情況,未可明知,然而其有羈屬關系則可必”(15)。顯然,日本要令朝鮮成為“皇朝之藩屬”或者保持其“國脈永世不變”以應對預想中,由“魯(俄)狼等強國吞噬之”的可能,與清政府之間關于朝鮮的摩擦就不可避免。實際上,在日本與朝鮮因“江華島事件”一度走向戰爭邊緣之前,日本方面就已經為可能的日朝,甚至是日中戰爭進行準備。1873年(明治六年),時任參議陸軍大將的西鄉隆盛,與外務卿副島種臣及參議板垣退助商議,“派遣陸軍中佐北村重賴、陸軍大尉別府晉介為實地調查委員赴韓國;同時,又令外務省十等出仕池上四郎、武市正斡以及外務省權中錄彭城中平赴滿洲,調查滿韓地形、政治、兵備、財政、風俗”(16)。彭城中平在中國東北游歷調查之時,其調查內容涉及極廣,其在《清國滯在見聞事件》中提及盛京將軍“盡心于武事政治”,但同時,彭城中平也屢屢談到,“政府高官多苦心于武備之事,至于兵卒則流于懶惰”。對于已經開港的牛莊,彭城中平對其進行了詳細的了解,“清國的開港地牛莊,即奉天府管轄下的海城縣沒溝營之海口……稱之為營口”,對于營口的守備,彭城中平也做了調查“此廟(老爺廟)以南大致二里稍偏西處,有兵營一座,常備兵五百人,共分十隊,每隊兵員五十人,隊長一人。隊長均為滿人……其所持兵器大炮、小銃、槍、弓等,炮銃皆為西洋舊款。”尤為值得注意的是,彭城中平在對營口及周邊地理進行調查時特意提到“(營口)距金州城四百里,距金州城下轄小平島四百九十里,自此島至山東芝罘之渡船,順風一日即達。冬日營口港冰封之后,此地渡船通信仍可為之。”(17)在充分的武力調查與準備之下,日本以炮艦外交的手段強行打開朝鮮國門,就并不是一件令人意外的事情了。

                         

                        二、被動與“先手”:朝鮮半島之上日清勢力的消長

                         

                        “江華島事件”之后,日本與朝鮮簽訂了《日朝修好條規》。其第一款稱“朝鮮國自主之邦,保有與日本平等之權”(18)。“自主之邦”的稱謂,一方面是日本追求外交近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日朝修好條規》得以成立的根本基礎;但同時,忽略朝鮮的實際外交地位,“創造”朝鮮“自主之邦”的假象,這也正是《日朝修好條規》的最大目的所在。而日本政府原本為解決“日朝國交”的“中斷”而提出的“對朝三策”,最終還是通過“炮艦外交”,在中朝日三國對于朝鮮地位并未取得一致認識的前提之下,強行以條約的形式重建了“日朝國交”。以損害中朝關系為前提的“日朝國交”直接導致了日本政府與清政府在朝鮮問題上的激烈對立。“自主之邦”的表達如果成立的話,那么中朝之間原有的藩屬關系則必然受到損害。這是清政府絕不愿意看到的。而幾乎與此同時,日本從其自身實力的立場出發,與俄國達成了《樺太與千島交換條約》,以放棄“樺太島”的方式,達成了日俄關系暫時的協調。日俄關系的緩和,使得清政府成為了阻礙日本在朝鮮擴張勢力的主要對手。而如何實現《日朝修好條規》,將朝鮮“獨立之邦”具體化就成為了日本外交中極為重要的課題。時任朝鮮辦理公使職的花房義質在與金宏集商談仁川開港的具體事宜之時,曾向其強調“我政府保護朝鮮之意切,與朝鮮共富強之欲深”(19)。所謂“獨立之邦”,在“保護朝鮮”的“意切”之下,無異于一句謊言,而“獨立之邦”的具體化,也無非是徹底擯棄清政府在朝的影響力,使朝鮮在日本的羽翼之下,成為日本間隔俄國的戰略緩沖地帶。這一點,在花房義質就與金宏集談判事宜向外務卿井上馨提交的報告書中,有更直接的闡述。花房義質稱“以我(日本)助其(朝鮮)全然獨立至為重要”,而“倘若能夠對其國政之樞軸,外交之方略加以干涉,其(朝鮮)定不能再持全然他國從屬之局面”(20)。花房義質的提議,可視為《日朝修好條規》簽訂之后日本對朝鮮的外交主要方針。這一方針簡言之,即實現朝鮮的“去清親日”。為此,日本一方面利用朝鮮遣使赴日的時機,極力展示日本近代化的成果,培養朝鮮政府中的親日派;另一方面,日本政府也不斷實化與深化《日朝修好條規》的各項約定,加緊釜山、仁川、元山等地的開港進程。朝鮮的開港,不單是日本出于擴張其在朝勢力的考慮,同時也是阻止俄國向朝鮮擴張的手段。時任駐俄使節的榎本武揚曾向外務省匯報稱,俄國有意租借元山港,并將其建設為軍港的意圖,極力勸說日本政府應搶先實現元山開港,并盡力推動元山港成為自由港,以此對抗俄國對元山港的野心。對此,時任外務卿的寺島宗則也在給花房義質的信函中強調“此港(元山港)非但于貿易至關重要,亦為接壤之鄰邦兵備攸關,若為將來兩國利害之所計,務必促成其開港為要”(21)。在極力促成朝鮮開港之余,日本方面也極力實現“使節駐扎京城”的政治目的,試圖從朝鮮的中樞著手,對朝鮮政府施加影響。對此,花房義質在與金宏集的談判中將“使節駐扎京城”稱為“至要之事”,并威脅稱,美國使節即將直接前往京城與朝鮮交涉,俄國也有這樣的計劃,并稱“倘若日本公使得以駐在京城,則各國使臣抵達京城之后,日本亦可從中妥為周旋”(22)。朝鮮在日本的逼迫之下,不得不同意日本“使節駐扎京城”。日本成為了第一個在朝鮮駐留官員、設置使館的國家。花房義質常駐漢城后,積極開展活動,拜會朝鮮當政要人,宣傳日朝接近的必要,在向朝鮮贈送武器的同時,又要求朝鮮聘請日方軍事顧問,建立日式軍隊,并向日本派遣留學生(23)。朝鮮方面也正式聘請堀本禮造擔任軍事教官,成立了“別技軍”。然而,這只從裝備到待遇都有別于傳統軍隊的日式軍隊的存在,非但沒有使日朝關系更加緊密,相反卻成為導致朝鮮局勢發生動蕩的壬午軍變的導火索。

                         

                        日本在朝勢力的擴張,如前所述,雖然有為應對預想中俄國勢力勢必南下侵入朝鮮半島的局面出現而提前布局的考慮,但更多的則是試圖顛覆中朝之間的傳統關系,創造一個與日本“共富強”的、處于日本“保護”下的朝鮮。這一點,非但引起清政府的警惕與不滿,在朝鮮國內也很難獲得民意與輿論的支持。這樣的背景之下,“壬午軍變”的發生,作為朝鮮對于日本勢力入侵的自我抵抗,則顯得順理成章。這一深具必然因素的偶然事件給了正在尋找機會回擊日本擴張的清政府以機會。接到駐日公使黎庶昌關于花房義質已由日本陸海軍護送返朝的報告之后,光緒八年六月二十四日(1882年8月7日),署理北洋大臣的張樹聲上奏稱“日本現在派兵前往,其情尚難揣度。朝鮮久隸藩封,論朝廷自小之義,本應派兵前往保護。日本為中國有約之國,既在朝鮮受警亦應一并護持。庶師出有名兼可伐其陰謀”(24)。其后的總理衙門《奏請派兵護持折》中稱“日人夙謀專制,朝鮮朝臣陰附日人者不少。今使內亂蜂起而日兵猝至,彼或先以問罪之師代為除亂之事,附日之人又乘機左右之,使日本有功于朝鮮則中國字小之義有闕,日人愈得肆其簧鼓之謀”(25),如總理衙門所論,則張樹聲奏折中“陰謀”之所指亦不言自明。針對于此,清政府迅速派兵入朝,表現出極為明確的態度,其主旨就是“防范日本借機擴大對朝鮮半島的控制權,而對朝鮮‘派兵保護’與對日本‘一并護持’,在宣示了宗主國形象之余,也有效地維護了清政府的在朝利益”(26)。

                         

                        壬午軍變作為一次偶然事件,日本軍方對此并無戰備預案。雖然黑田清隆與副島種臣傾向于對朝開戰,但廷議最終并未支持開戰論。也正因為日本政府對于動用武力準備不足,對于壬午軍變的解決,日本的外交方針也不得不“一方面秉持政府當局的強硬態度,另一方面將和平解決作為基本方針”(27)。花房義質攜井上馨訓令在重兵護持之下赴朝談判,而其后簽訂的《濟物浦條約》及其后的《續約》中,除捉拿兇徒的時限及賠款數額之外,日本基本上實現了預設的交涉目標。但即便如此,壬午軍變對于日本來說,也仍是一次極大削弱其在朝影響力的事件。清政府借由迅速平定壬午軍變,有力地對外宣示了其宗主國的地位,其后與朝鮮簽訂的《中朝商民水陸通商章程》更是將清政府對朝鮮的影響及控制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局面。原本主動調整日朝關系的日本,其在朝鮮半島獲得的“先手”優勢開始喪失。面對此種局面,日本也開始調整其對朝政策。這種調整,外務卿井上馨將其總結為“積極”與“消極”兩策,在“內則養成實力為我之隱秘輔助;外則以各國確認其獨立自主為要”與“若無法鉗制清政府之干涉,則姑息其所為以保持日清兩國及東洋之和平”(28)之間,日本不得不根據時勢做出對其自身有利的選擇。與之前“以我(日本)助其(朝鮮)全然獨立至為重要”的咄咄逼人相比,此時的日本也“不得不暫取前述之消極政策以為保持東洋和平之大局以為萬全之策”(29)。右大臣巖倉具視在此時提出通過“應與有約各國協議,達成朝鮮乃獨立之共識”(30)的手段應對中朝藩屬關系的新局面。但事實上,在“壬午軍變”之前,清政府主導的《朝美修好條約》未如《日朝修好條規》之例,對朝鮮“獨立之邦”做出約定,而其后紛至沓來的西方諸國,也大多以《朝美修好條約》而非《日朝修好條規》為范本,與朝鮮簽訂了條約。“朝鮮獨立”非但不是一個被公開承認的“共識”,在實際上,各國也大多從務實的角度出發,委任其駐華使節兼任駐朝使節。日本寄希望于創造一個“朝鮮獨立之邦”被公認的局面,在其嘗試參與朝美外交失敗之時,就幾乎已經注定不會出現了。

                         

                        與西方列強不同,俄國正式踏足朝鮮半島則顯得姍姍來遲。直到1884年7月,其駐天津領事韋貝爾才經由穆麟德的暗中斡旋,赴朝簽訂了《朝俄修好通商條約》。但與大多數在朝鮮問題上持觀望態度的西方國家不同,對于朝鮮來說,“其利益此時尚未遭到來自俄國的直接損害,朝俄之間也并無實際的大的沖突,此外,俄國不但是有助于朝鮮擺脫清政府,能夠對清起到牽制作用的力量,同時將來其在牽制英、日勢力方面的價值也不言自明”(31)。《朝俄修好通商條約》的簽訂是朝鮮試圖外交自主的努力,這種“自主”的努力,也從反面反映出清政府在“壬午軍變”之后對朝控制和影響的不斷加強。而這一點,也令日本如坐針氈。如果說“壬午軍變”導致了日本“被動”地調整對朝政策,那么,“甲申政變”則顯然是日本針對日、清勢力在朝此消彼長的局面而主動做出的回應。日本以其武力為后盾試圖策動朝鮮親日派政變,卻遭到了清政府同樣的武力回擊。雖然以西鄉從道為首的軍部勢力主張對清采取強硬措施,但就實力與輿論而言,日本對清開戰顯然難取必勝把握。伊藤博文也堅持先處理對朝交涉,并認為“朝鮮問題既已告和平解決,在此基礎之上,對清談判也應當采取追求和平的方針”(32)。“追求和平”這一方針也在伊藤博文和井上馨的堅持之下,成為了對清談判的主導方針,在伊藤博文出發赴天津之前,井上馨以外務卿身份發出訓令,強調“我政府向以日清兩國和好為重……為將來計,善后之事宜當傾向于商弁解決”(33)。三條實美也以太政大臣身份將天皇內諭“奉旨曉諭”各地方長官,稱“與外國交涉之事,茲事體大,各國現在之情勢及將來事態之發展仍需觀察,為不誤國家永遠之大計,交涉一事,當取妥善之方向以全鄰好之誼”(34)。要其鎮撫人心,防范“輕舉”之事。伊藤博文赴清之后,中日雙方在都做出一定讓步的前提之下簽訂了《天津會議專條》,約定“將來朝鮮國若有變亂重大事件,中日兩國或一國要派兵,應先互相行文知照,及其事定,仍即撤回,不再留防”(35)。日本方面就此獲得了所謂“共同保護朝鮮”的權利,但是,“當時的親日的開化派被一掃之后,對于清國來說,以維持宗主權的行使為目的,在韓國駐扎本國軍隊已無必要……兩軍同時撤兵實際上也就意味著日本勢力的相對減弱”(36)。

                         

                        如同當年日本利用英俄互相保持“克制”的時機插手朝鮮半島一樣,俄國也在此時確立了“利用日清沖突的有利時機,占有韓國某處港灣”(37)的方針。由于風傳俄國利用《朝俄秘密協定》占據了永興灣,同時作為對俄國占領阿富汗的回應,英國艦隊于1885年4月占領了朝鮮巨文島,試圖將其作為封鎖俄國太平洋艦隊的基地。在巨文島被英國占領之后,井上馨深感此事是“予俄國插手朝鮮以最大良機”,認為“日本近海就此成為爭奪之焦點,東亞和平難保”(38)。而清政府則利用解決“巨文島事件”的契機,以朝鮮宗主國的身份直接與英國展開交涉,使英國“改變了以往對中朝宗屬關系的曖昧態度,對之給予了公開的承認……圍繞中朝宗屬關系的國際形勢開始變得對中國有利”(39)。對于此,井上馨不得不以個人名義向李鴻章提出了“朝鮮辦法八法”,希望能夠在對朝事務上取得與清政府的協調。有日本學者認為“朝鮮辦法八法”是“默認清帝國對朝鮮的宗主權,提議以清政府為主導,把朝鮮置于日清兩國共同保護之下,以抵抗俄國的入侵”(40)。而已經在朝鮮問題上獲得優勢的清政府拒絕了井上馨的提議。隨著“甲申事變”與“巨文島事件”的解決,日本對朝預想的“積極策”與“消極策”接連破產,日本在朝勢力受到巨大打擊,在其后十余年里,日本完全喪失了在朝鮮的“先手”和“主動”的地位,日本描畫的“朝鮮獨立之邦”的假象也無從成立。

                         

                        三、“割遼”與“還遼”:日俄的正面對決

                         

                        甲午戰爭的爆發,是圍繞朝鮮問題的中日矛盾激化到不可調和境地的產物。如前所訴,在甲申政變后的十年里,日本在朝鮮喪失了主動,日清矛盾朝著對清有利的方向發展。對于日本來說,發動戰爭幾乎是扭轉其被動局面的唯一手段。“防谷令事件”之后,天皇于1893年5月19日批準了《戰時大本營條例》。條例的頒布,“具體地表明了軍隊預定不久將要進行戰爭”(41)。而近十年的備戰,也令日本政府對于甲午戰爭的結果有“樂觀”的期待。相對于日本,清政府則對于戰爭的可能性預估不足,戰備更無從談起。在戰爭一觸即發之際,俄國也對日本發動戰爭以改變朝鮮半島狀態的企圖表現出極大的關切。中日正式宣戰之前,駐東京俄國公使希特羅渥奉俄國政府訓令正式向陸奧宗光提出問詢,稱“中國政府已請求俄國調解中日兩國糾紛,俄國政府甚望兩國早日和平解決,因此,若中國政府撤退其派駐朝鮮之軍隊,日本政府是否亦同意撤退其軍隊”(42),陸奧宗光稱,撤軍的條件為清政府同意由中日兩國共同負責改革朝鮮內政,而如果清政府不愿承擔改革朝鮮內政之責,則日本政府必以其獨力施行之。6月30日,俄國又向日本發出正式照會,稱“朝鮮政府已將內亂平定之意知照各國使節,并請各國使節協助請求中日兩國共同撤兵,俄國政府勸告日本接受朝鮮之請求”(43)。陸奧宗光接此照會后,立即赴伊藤博文官邸商議此事,并就拒不撤兵一事達成一致。其后,陸奧宗光電告駐俄公使西德二郎,稱“本大臣與伊藤伯意見一致,日本絕不可接受露(俄)國之勸告”(44)。事實上,在此之前,陸奧宗光已經接獲報告,就俄國在西伯利亞的兵力配備而言,俄國不可能就日本在朝鮮的戰爭行動做出具體的激烈反應,而這也成為日本決然發動甲午戰爭的原因之一。

                         

                        戰爭爆發之后,隨著日本在軍事上的不斷勝利,列強對于日本動向的警惕也不斷加深。大山巖率日本第二軍于1895年1月在山東登陸之后,清政府戰敗幾乎已成定局。此時,在針對清政府與朝鮮的宗屬關系上和日本有同樣利益的俄國,也并不希望勝利的一方有任何“破壞朝鮮領土完整的企圖”(45),而戰爭的繼續發展,對于俄國在遠東地區,尤其是中國東北的利益必將有極大的損害。有鑒于此,在戰前拒絕了清政府正式調停請求的俄國,此時也開始嘗試了解日本停戰的條件。1895年2月,俄國外交部就向日本方面提出,若日本發表宣言承認朝鮮在名義與事實上獨立的話,俄國政府愿意勸告清政府派遣全權使節赴日談判。(46)2月24日,俄國駐日公使希特羅渥拜訪陸奧宗光,稱接獲本國政府電報,“獲悉日本希望清國能夠派遣可以簽署包括朝鮮獨立、賠款、土地讓與等條件,及將來兩國關系條約之全權使節……倘若日本政府宣布在名義及事實上承認朝鮮之獨立,我政府當勸說清國政府派遣包含前述條件之全權使節赴日”(47),表示俄國認可以“朝鮮獨立”作為日中媾和的基礎。確保朝鮮“獨立”,這是俄國的既定方針,而對于日本從中國割地一項,俄國則希望日本能將割地的要求限定于臺灣。早在1894年底,希特羅渥曾以私人身份暗示陸奧宗光,“俄國對于日本占領臺灣一事并無任何異議”(48)。在上述俄國政府正式提出以朝鮮“獨立”作為“勸告”清政府派遣全權使節赴日媾和的條件之前,1895年2月14日,希特羅渥又一次以私人身份強調,“日本要求割讓臺灣,俄國對此毫無異議,若日本放棄島國之地位向大陸擴張版圖,則絕非上策”(49)。面對朝鮮“獨立”木已成舟的事實,“俄國利益”更加明確地指向了中國東北。日本通過戰爭獲取在中國東北地區的“割地”是俄國決不能允許的。而在此之前,俄國政府在2月1日召開的第二次遠東政策會議上也已做出決定:“第一,增強俄國在太平洋的艦隊,使俄國在太平洋上的海軍力量盡可能強于日本;第二,同英國及其他歐洲列強,主要是法國,達成協議,如果日本政府和中國締結和約,所提出的的要求侵犯俄國利益時,則對日本共同施加壓力”(50)。在獲悉日本提出議和條件中包括割占遼東半島之一項之后,4月6日,俄國外交大臣羅拔諾夫上奏稱,“日本所提和約條件,最引人注意的,無疑是他們完全占領旅順口所在的半島;此種占領,會經常威脅北京,甚至威脅要宣布獨立的朝鮮;同時由我國利益來看,此種占領是最不愜意的事實”(51)。在4月11日召開的關于遠東外交政策的特別會議上,外交大臣羅拔諾夫又稱“在任何情況下,不能指望日本的友誼。它不僅對中國戰爭,還要對俄國戰爭,以后會是對全歐洲。日本人在占領南滿之后,絕不會止于此,無疑將向北推進殖民”,在此之外,維特也在會議上強調,“日本之所以進行戰爭是我們開始建筑西伯利亞鐵道的后果。歐洲列強及日本大概都意識到不久的將來要瓜分中國,他們認為,在瓜分之時,由于西伯利亞鐵道,我們的機會將大大增加。日本的敵對行動主要是針對我們的……假使我們現在讓日本人進人滿洲,要保護我們的領土及西伯利亞鐵道,就需要數十萬軍隊及大大增強我們的海軍,因為我們遲早一定會與日本人發生沖突”(52)。也正如維特的推測,日清矛盾的地位隨著清政府的戰敗以及朝鮮的“獨立”而逐漸讓位于日俄矛盾。而對于日俄于將來可能發生沖突一事,早在甲午戰爭爆發之前的1890年,山縣有朋在提出其著名的“我邦利益線之焦點實在朝鮮”之論時,就已經聲稱“西伯利亞鐵路竣工之時,自露(俄)都出發,十數日即可飲馬黑龍江。對吾人而言,西伯利亞鐵路完成之時,既朝鮮多事之秋也”(53)。俄日兩帝國的相互警惕,也使得其后的日俄戰爭與其說是甲午戰爭的延續,莫如說甲午戰爭是日俄戰爭的序曲。而此時甲午戰爭尚未終結,暗流涌動之下,日俄雙方皆已經蓄勢待發。中國的東北地區,成為兩國爭逐的焦點。

                         

                        但對于日本來說,俄國對于中國東北地區的關注并不是其考慮如何攫取甲午戰爭勝利果實的主要出發點,此時的日本,朝野內外“對于中國的割讓唯欲其大,發揚帝國的光輝唯欲其多這一點,幾乎是一致的”(54)。軍隊之中,更是主張“遼東半島是我國軍隊流血犧牲奪取來的……而且遼東半島既控制朝鮮的側背,又扼北京的咽喉,為國家前途久遠之計,絕不可不歸我領有”(55)。一方面出于對國內輿論民情的回應,另一方面,中國東北,尤其是遼東半島的戰略價值也早為日本所覬覦。為此,日本決意占有遼東半島。這一企圖令日本與俄國的矛盾愈發凸顯。在獲悉日本正式提出割讓奉天南部之后,俄國立刻向日本表達了強烈不滿。在與俄國公使會面之后,林董外務次官向陸奧宗光報告稱,“與露(俄)國公使面晤,該公使對日本政府要求(清政府)割讓奉天省南部之事頗為不快,并聲稱就其個人意見而言,日本之要求必會傷害歐洲各國之感情,予歐洲各國干涉之口實”(56)。在彼此協調之后,4月23日下午,俄、德、法三國公使又同時向日本政府正式表示對中日條約中割讓遼東半島一項表示異議的備忘錄。俄國在備忘錄中稱“露(俄)國皇帝陛下之政府,查閱日本向清國提出之媾和條約,其要求中有遼東半島割與日本所有之項,此件非但將使威懾清國之都成為常態,同時朝鮮之獨立亦有名無實。上述之情形,將為遠東永久和平之障礙。露(俄)國政府為向日本國皇帝陛下之政府再次重申其誠實與友誼之故,茲勸告日本政府明確放棄領有遼東半島一事”(57)。法國與德國也通過備忘錄的形式表達了相同的對朝鮮“獨立”以及遠東和平的擔憂。對于可能招致列強不滿,甚至引發干涉的局面,日本政府在事先亦有預想,但如同陸奧宗光在同一日稍早時候給伊藤博文的電報中所稱那樣,“據青木(青木周藏,時任駐德公使)、西兩公使電報獲悉,來自歐洲各大國之強力干涉,已不可避免……此無非是倘若我政府最初向歐洲大國提出我之條件所必然招致之干涉延遲至今日而已。我政府既已成騎虎之勢,無論如何危險,除維持如今之立場,示人以一步不讓之姿外,別無他策”(58)。對于日本來說,此時做出讓步,放棄割地,甲午戰爭的主要“勝果”立時化為灰燼,果若如此,“即使我當局者為國家長久計忍受內心無限的痛苦,有決心承擔將來的難局,但此變化一旦對外發表,將使我國陸海軍人員如何激動,我國國民又將如何失望?即使能夠減輕外來的危機,但從內部發生的變動又將如何抑制?實已處在內外兩難之間,不知輕重何在”(59)。24日,廣島大本營立刻就此事召開會議,會議商定三個方案,“其一:斷然拒絕三國之勸告,此種情況之下,當有與三國以兵力決雌雄之覺悟……其二:撤卻對于金州半島(遼東半島)之占領,將條約交由各國會議協商,此種情況之下,如何會議,于何地何時會議,仍需與三國公使談判商定……其三:全然接受三國之勸告,將(還遼)視為我之恩惠,以確保中國政府對于其他條件完全施行”(60)。伊藤博文等人雖較為傾向與第二套方案,但從外交實務角度出發,陸奧宗光認為,中日換約迫在眉睫,長期彷徨于和戰之間徒增變數,各國出于各自立場,必于會議之間提出種種條件,這無異于招致歐洲各國新的干涉。鑒于此,日本方面將此時的外交方針確定為,“對于三國縱使最后不能不完全讓步,但對于中國則一步不讓”(61)。4月29日,陸奧宗光又接到駐俄公使西德二郎的電報,電報中稱,“近期與露(俄)國外交大臣曾長時間面談……俄國之所以反對我于大陸的割地要求,根本在于,其認為一旦日本于遼東半島獲得優良軍港,日本之勢力發展必不限于該半島之內,日本將來必會向朝鮮全國及滿洲北部豐饒之地大舉殖民。上述之地久之必成日本之屏藩。俄國之領土勢必從海陸兩方面受其威懾”(62)。由此,日本政府相信,對于俄國,“我國如無以武力一絕勝負的決心,單憑外交上的折沖是不起什么作用的”(63)。同樣覬覦中國東北的日俄兩國,雙方的意圖均已擺在桌面之上,日俄矛盾已是不通過戰爭無法解決的了。而此時在軍事力量上居于下風的日本,除了還遼一途,也別無他法。

                         

                        四、結語

                         

                        日朝矛盾的產生,是宗藩體系與條約體系兩種不同國際秩序碰撞的結果。雖然日本強行以條約的形式重建日朝國交,但是這一矛盾并未隨著日本逼迫朝鮮簽訂空有“平等”之名的條約而宣告終結。相反,日本在朝鮮半島表現出的咄咄逼人的態勢,不但損害了朝鮮的利益,也顛覆了東北亞國家內部間近300年的和平局面。日本與清政府的矛盾不斷激化,雙方實力此消彼長,最終導致了甲午戰爭的爆發。在這一過程中,日本始終保持著對俄戒備、與俄爭雄的意識,日本的大陸政策與俄國的遠東政策遂產生直接沖突。日本對于朝鮮、進而對中國東北地區的野心,隨著甲午戰爭的勝利而逐漸暴露出來。俄國在默認朝鮮“獨立”之余,堅決要將日本阻擋在亞洲大陸之外。日俄雙方爭奪的焦點從朝鮮轉移到中國東北,至此,繼日朝、日清矛盾之后,日俄矛盾逐漸成為左右東北亞國際關系走向的主要基點。從這個意義上說,甲午戰爭與1904年的日俄戰爭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而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東北亞地區,各國圍繞著朝鮮以及中國東北所展開的爭奪也令中、日、朝、俄諸國間的關系變動不居,彼此牽連,頭緒萬端。時至今日,東北亞地區國家間雖然經貿關系密切,人員往來頻繁,但是仍然存在著軍事對峙、領土糾紛等諸多棘手問題,而其中有的本來就是近代暨甲午戰爭以來遺留的問題。有鑒于此,在東北亞時局錯綜復雜的當下,重新梳理和審視這段歷史,總結其中的經驗教訓,無疑具有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對于建設穩定而協調的東北亞地區國際關系也不無裨益。

                         

                        【作者簡介】張曉剛,大連大學東北亞研究院教授,歷史學博士;國宇,大連大學東北亞研究院客座研究員。

                         

                        注釋:

                         

                        ①參見《朝鮮交際錄.七號丙》,載《對韓政策關係雜纂·帝國外交》,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影印號B03030196400;B-1-1-2-065。

                         

                        ②參見《朝鮮交際錄.五號甲》,載《對韓政策關係雜纂·帝國外交》,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影印號B03030196400;B-1-1-2-065。

                         

                        ③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上卷,商務印書館1980年,第89頁。

                         

                        ④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上卷,商務印書館1980年,第90頁。

                         

                        ⑤“樺太”指庫頁島,歷史上是中國領土,第二次鴉片戰爭后被迫割讓給俄國;日俄戰爭后,日本曾經占領該島南部或全部,直至1945年被蘇軍奪得。日文中“樺太”亦寫成“唐太”,讀音相同。有學者認為“唐”代表古代中國,由此表明日本人也認為庫頁島歷史上是中國所轄領土。

                         

                        ⑥大久保利通:《大久保利通文書》第3,日本史籍協會1929年,第321頁。

                         

                        ⑦參見《黑田淸隆意見書類》,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原書房1966年。

                         

                        ⑧外務省?{査部:《大日本外交文書》第二卷,日本國際協會昭和十二年,第528頁。

                         

                        ⑨外務省?{査部:《大日本外交文書》第二卷,日本國際協會昭和十二年,第149頁。

                         

                        ⑩佐藤市郎:《海軍五十年史》,鱒書房1943年,第51頁。

                         

                        (11)大塚武松、藤井甚太郎:《巖倉具視関係文書》第一,日本史籍協會昭和二年,第392頁。

                         

                        (12)外務省?{査部:《大日本外交文書》第二卷,日本國際協會昭和十二年,第856頁。

                         

                        (13)故宮博物院編:《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第一卷,第6頁。

                         

                        (14)外務省?{査部:《大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卷,日本國際協會昭和十三年,第144~145頁。

                         

                        (15)東亞同文會:《對華回憶錄》,商務印書館1959年,第126頁。

                         

                        (16)黒竜會:《西南記伝》上巻1,黒竜會本部明治四十二年,附録第二章《満洲視察復命書》,第22頁。

                         

                        (17)黒竜會:《西南記伝》上巻1,黒竜會本部明治四十二年,附録第二章《満洲視察復命書》,第44頁。

                         

                        (18)外務省?{査部:《大日本外交文書》第九卷,日本國際協會昭和十五年,第115頁。

                         

                        (19)外務省?{査部:《大日本外交文書》第十四卷,日本國際協會昭和二十六年,第349頁。

                         

                        (20)外務省?{査部:《大日本外交文書》第十四卷,日本國際協會昭和二十六年,第351頁。

                         

                        (21)JACAR(亞洲歷史資料中心)Ref. A03023631000、公文別錄,朝鮮始末續錄,明治九年~明治十五年·第一卷·明治九年六月~明治十五年四月(國立公文書館)。

                         

                        (22)JACAR(亞洲歷史資料中心)Ref. A01100215900、公文錄·明治十四年·第三十四卷·在外公使報告第五(朝鮮國公館)(國立公文書館)。

                         

                        (23)外務省?{査部:《大日本外交文書》第十四卷,日本國際協會昭和二十六年,第332頁。

                         

                        (24)故宮博物院:《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第三卷,第32頁。

                         

                        (25)故宮博物院:《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第三卷,31頁。

                         

                        (26)張曉剛:《東北亞近代史探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第42頁。

                         

                        (27)安岡昭男:《明治前期大陸政策史の研究》,法政大學出版局1998年,第158頁。

                         

                        (28)井上馨侯伝記編纂會:《世外井上公伝》第四卷,載《明治百年史叢書》,原書房昭和四十三年,第490頁。

                         

                        (29)井上馨侯伝記編纂會:《世外井上公伝》第四卷,載《明治百年史叢書》,原書房昭和四十三年,第493頁。

                         

                        (30)外務省?{査部:《大日本外交文書》第十五卷,日本國際協會昭和二十七年,第253~254頁。

                         

                        (31)崔文衡:《韓國をめぐゐ列強の角逐》,彩流社2008年,第50頁。

                         

                        (32)春畝公追頌會:《伊藤博文伝》中卷,原書房昭和十五年,第400頁。

                         

                        (33)外務省?{査部:《大日本外交文書》第十八卷,日本國際協會昭和二十五年,第338頁。

                         

                        (34)田保橋潔:《近代日支鮮関係の研究:天津條約より日支開戰に至ゐ》,原書房昭和五十四年,第6頁。

                         

                        (35)王鐵崖:《中外舊約章匯編》第一冊,三聯書店1957,第465頁。

                         

                        (36)崔文衡:《韓國をめぐゐ列強の角逐》,彩流社2008年,第61~62頁。

                         

                        (37)崔文衡:《韓國をめぐゐ列強の角逐》,彩流社2008年,第56頁。

                         

                        (38)外務省?{査部:《大日本外交文書》第十八卷,日本國際協會昭和二十五年,第601頁。

                         

                        (39)郭海燕:《巨文島事件與甲午戰爭前中日關系之變化》,載《文史哲》2013年第4期。

                         

                        (40)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上卷,商務印書館1980年,第207頁。

                         

                        (41)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上卷,商務印書館1980年,第251頁。

                         

                        (42)陸奧宗光:《蹇蹇錄》,商務印書館1963年,第38頁。

                         

                        (43)外務省?{査部:《大日本外交文書》,第二十七卷上冊,日本國際協會昭和二十八年,第284頁。

                         

                        (44)外務省?{査部:《大日本外交文書》,第二十七卷上冊,日本國際協會昭和二十八年,第285頁。

                         

                        (45)鮑里斯·羅曼諾夫:《俄國在滿洲(1892-1906)》商務印書館1980年,第62~63頁。

                         

                        (46)參見《大日本外交文書》第二十八卷上冊,第701~702頁。

                         

                        (47)外務省?{査部:《大日本外交文書》第二十八卷上冊,日本國際協會昭和二十八年,第703~704頁。

                         

                        (48)陸奧宗光:《蹇蹇錄》,商務印書館1963年,第171頁。

                         

                        (49)陸奧宗光:《蹇蹇錄》,商務印書館1963年,第172頁。

                         

                        (50)孫克復:《甲午中日戰爭外交史》遼寧大學出版社1989年,194頁。

                         

                        (51)參見中國史學會:《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中日戰爭》第七冊,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第309頁。

                         

                        (52)中國史學會:《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中日戰爭》第七冊,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第314頁。

                         

                        (53)大山梓:《山県有朋意見書》,原書房1966年,第197頁。

                         

                        (54)陸奧宗光:《蹇蹇錄》,商務印書館1963年,第116頁。

                         

                        (55)陸奧宗光:《蹇蹇錄》,商務印書館1963年,第115頁。

                         

                        (56)伊藤博文:《秘書類纂》第壹卷“日清事件”,秘書類纂刊行會1933年,第201頁。

                         

                        (57)外務省?{査部:《大日本外交文書》第二十八卷下冊,日本國際協會昭和二十八年,第17~18頁。

                         

                        (58)外務省?{査部:《大日本外交文書》第二十八卷下冊,日本國際協會昭和二十八年,第10~11頁。

                         

                        (59)陸奧宗光:《蹇蹇錄》,商務印書館1963年,第158頁。

                         

                        (60)伊藤博文:《秘書類纂》第壹卷“日清事件”,秘書類纂刊行會1933年,第296~297頁。

                         

                        (61)陸奧宗光:《蹇蹇錄》,商務印書館1963年,第160頁。

                         

                        (62)外務省調査部:《大日本外交文書》第二十八卷下冊,日本國際協會昭和二十八年,第62頁。

                         

                        (63)陸奧宗光:《蹇蹇錄》,商務印書館1963年,第16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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