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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清政治史 【字體:

                        劉文明:甲午戰爭中的英美特派記者與旅順大屠殺報道

                        作者: 文章來源:《社會科學戰線》2014年第10期 更新時間:2015年03月12日

                        摘要: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后,英美報刊派出了戰地記者前往遠東報道戰事。科文、克里爾曼、維利爾斯等人隨日本第二軍經歷了旅順戰役,目睹了旅順大屠殺,并對此作了報道。但另一戰地記者蓋維爾則被日本收買,否認屠殺事件并反駁有關報道,由此出現了英美報刊關于旅順大屠殺真實性的爭論。造成當時屠殺真相受到懷疑的主要原因,是日本政府對英美通訊社和報刊的收買操縱,特派戰地記者之間相互競爭和蓋維爾等人罔顧事實的報道,以及英關的親日輿論環境。歷史學者的研究表明,旅順大屠殺是不容否認的歷史事實。

                         

                        關鍵詞:甲午戰爭 旅順大屠殺 克里爾曼 蓋維爾

                         

                        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后,西方國家的媒體對這場發生于兩個東方國家之間的戰爭給予了極大關注,尤其是英國和美國的一些大報社,為了及時對戰爭進行報道,派出一些戰地記者前往遠東。這些特派記者利用當時先進的電報技術,爭搶獨家新聞,及時將戰爭中的重大事件報告給各自服務的報刊,并隨后撰寫長篇通訊詳述事件經過。他們關于旅順大屠殺的報道震驚了世界。這些報道成為后人研究這一事件的珍貴史料,在國內外一些學者的相關研究中被廣泛引用。①然而,關于旅順大屠殺報道本身的研究,國內史學界卻鮮有涉及,國外也只有日本學者大谷正,美國學者杰弗里·多沃特、丹尼爾·凱恩等有所探討,②但他們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詹姆斯·克里爾曼和紐約《世界報》對旅順大屠殺的報道。因此,本文擬從親歷戰爭的4位英美特派記者及其相關報道出發,對旅順大屠殺的相關報道及其爭論進行初步探討。

                         

                        特派記者對旅順大屠殺的報道與爭論

                         

                        中日甲午戰爭期間由西方報社派往戰地作采訪報道的記者,主要有倫敦《泰晤士報》的托馬斯·科文(Thomas Cowen)、倫敦《黑白》周刊兼《旗幟報》的弗雷德里克·維利爾斯(Frederic Villiers)、紐約《世界報》的詹姆斯·克里爾曼(James Creelman)、紐約《萊斯利圖畫周刊》兼《紐約先驅報》的A. B. 德·蓋維爾(Amédée Baillot de Guerville)、紐約《哈勃周刊》的朱利安·拉爾夫(Julian Ralph)、巴黎《時報》的維爾塔·德·拉蓋里(Villetard de Laguérie)、路透社的史蒂芬·哈特(Stephen Hart)等。其中,科文、維利爾斯、克里爾曼、蓋維爾、拉蓋里、哈特隨日本第二軍經歷了旅順戰役,尤其是前4位記者,無論是揭示旅順大屠殺真相還是否認這一事件,在當時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因此,本文選擇以這4位記者的通訊報道為中心進行分析。

                         

                        1894年11月21日,日軍攻入旅順口,隨后4天在旅順市內搶掠屠殺,殘殺居民約20000人,制造了震驚世界的旅順大屠殺。歐美報刊很快普遍報道了日軍攻占旅順的消息,但對大屠殺事件反應較慢。最先提到這一屠殺事件的是《泰晤士報》,于11月26日的報道中提到:“旅順被攻占……據報告發生了大屠殺。”③29日,該報刊登的一封電文又提到這一事件:“雙方均有暴行的報道得到證實。由于發現一些日本俘虜被斬首和殘害,因此日本人毫不留情,發生了一場不分青紅皂白的大屠殺。”④這一簡短報道被同一天(因時區差而實際上晚一天)的《紐約論壇報》轉載。⑤就在這天,紐約《世界報》也報道了旅順屠殺事件:“中國逃亡的難民說,日本人洗劫了旅順,槍殺了無論老幼所有的人,劫掠和殘殺長達三天。他們聲稱,死者被野蠻地殘害,手、鼻子和耳朵被割掉。人們沒有進行任何抵抗,但日本兵長達數日四處搜尋,殺害他們所能找到的所有中國人。難民說,旅順街道和港口到處都是尸體。”⑥然而,上述幾則報道并沒有引起世界輿論的關注,許多西方民眾和報刊只將旅順屠殺事件當作未經證實的傳聞。正因如此,報道中有各種說法,甚至將不同說法刊登在同一版面上。例如29日的《泰晤士報》在提到旅順大屠殺的電文之下,有一封來自中央通訊社的電文,聲稱“日本人屠殺喪失自衛能力的中國士兵并非事實。除了在戰斗中,沒有中國人被殺”⑦。

                         

                        然而,隨著特派戰地記者長篇報道的問世,報道者的親身經歷揭示出旅順大屠殺的真相,引起了世界輿論的關注。在西方戰地記者中,首先對屠殺事件極為重視并去質問日本政府的是托馬斯·科文。他于11月29日乘“長門丸”號船從旅順到達日本廣島,第二天便去見了日本外務大臣陸奧宗光,告之“日軍攻占旅順時的不當行為”,并問及日本政府的態度。隨后科文把會見情況寫成簡短報道刊載于12月3日的《泰晤士報》。文中說道:“中國人抵抗到了最后。我看見穿著平民服的中國人身藏武器,還有炸彈。日本人說,平民參加了戰斗,并且從屋內開槍,因此他們認為有必要消滅這些人。當勝利者發現日本俘虜殘缺的尸體,其中一些人是被中國人活活燒死的,他們被進一步激怒了。在接下來的4天,我看到城內并無任何抵抗,但日本兵洗劫了整個城市,屠殺了市內幾乎所有的人。也有少數婦女和兒童被殺,雖然這有可能是誤殺。我還告訴陸奧子爵,我看見許多中國俘虜被捆綁起來,脫去衣褲,被槍殺,被刀砍,被開膛破肚取出內臟,被肢解碎尸。很多尸體中的一部分還被焚燒過。”⑧緊隨科文之后,克里爾曼作為戰地記者連續發表了幾篇關于旅順大屠殺的報道,轟動了輿論界。克里爾曼首次談及旅順大屠殺是在日本橫濱接受《日本郵報》的采訪,其談話于12月7日發表于該報上。⑨12月12日,克里爾曼關于旅順大屠殺的電報以《日軍大屠殺》為題刊于《世界報》頭版,以親身經歷講述了屠殺的慘狀:“日軍于11月21日進入旅順,殘酷地屠殺了幾乎全部居民。無自衛能力和赤手空拳的居民在其家中被屠殺,他們的軀體被殘害之狀無法形容。這種肆無忌憚的兇殺持續了3天。整個城市在駭人聽聞的暴行中被劫掠。這是日本文明的最大污點,日本人在這一事件中重回到了野蠻。把暴行看作事出有因的一切借口都是虛偽的。文明世界將會被屠殺詳情震驚。外國記者為這種場面所驚駭,集體離開了[日本]軍隊。”⑩12月13日,《世界報》發表了一篇來自華盛頓的特稿《美國驚呆了》,副標題為“《世界報》的旅順大屠殺新聞震驚了華盛頓”,提出日本在澄清其野蠻行為之前,美國參議院不會批準與日本的新條約。(11)科文和克里爾曼的報道引起了急欲與美國修訂條約的日本政府的緊張,于是日本政府采取應對措施,對旅順屠殺事件進行辯解并寫成書面材料轉給《泰晤士報》和《世界報》,這兩家報紙分別于12月15日和17日刊出了日本政府的聲明。兩則聲明的表述各有不同,但都突出強調了兩個理由:一是清兵改裝成平民繼續抵抗,因此日軍所殺是士兵而非平民;二是日本士兵見到被殺害的日軍俘虜后極為憤慨,變得忍無可忍。(12)不過,《世界報》的標題和排版設計表明該報并不認可日本的辯解。在《日本坦白》這一大標題下,用了一連串關鍵句做小標題:“日本政府給《世界報》的官方聲明”、“表達國家的悔恨”、“證實了克里爾曼的旅順屠殺報告”、“整個真相將大白”、“采取措施明確責任以挽回國家聲譽”、“華盛頓對此消息感到驚訝”、“日本政府首次就戰爭問題發函給一家報紙”。不僅如此,該文之后緊接著又有另外的文章:《〈世界報〉的報道:克里爾曼電文說幾乎全部居民都被殘酷殺害》、《葛禮山感謝〈世界報〉:它比官方提供了更多有關旅順事件的消息》。而且,《世界報》在18日以《日本感到懊惱》為題,說陸奧宗光承認日軍的暴行并表示進行調查。(13)19日則以《中國著手調查》為題,說《世界報》對旅順大屠殺的報道引起了中國政府對此事的調查。(14)這些都表明,《世界報》在日本政府及一些報刊對旅順大屠殺提出質疑的情況下堅定維護和支持克里爾曼。這樣,12月20日《世界報》刊登了克里爾曼的重磅長篇通訊——《旅順大屠殺》。

                         

                        《旅順大屠殺》這篇報道占據了當天《世界報》的頭版和第二版整整兩個版面,在大標題下也有一連串關鍵句做小標題:“日軍屠殺了至少2000名無助民眾”,“殺戮三天”,“大山大將及其軍官沒有試圖阻止暴行”,“城市各處遭到劫掠”,“男人、女人和兒童的殘缺不全的尸體堵塞了街道而士兵卻大笑”,“店主們被槍殺和砍殺”,“這一驚人事件的全部詳情由本報隨軍戰地記者原原本本地電傳給本報——幾個歐洲人和美國人在場,而且一些人處于危險之中”。這篇報道不僅以一個個具體事件詳細地記載了日軍屠殺無辜民眾的過程,還對日軍的兇殘暴行和侵略戰爭進行了評論。例如文中說道:“為解放朝鮮而進行的斗爭突然變成了一場魯莽而野蠻的征服戰爭。這不再是一場文明與野蠻之間的沖突。日本已經撕下其面具,在最后四天里,文明在其征服軍的足下被踐踏。”“日本本質上是一個野蠻國家,還不能將文明人的生命和財產托付其管治之下。”(15)克里爾曼的報道從當天晚上開始就被英美許多報刊轉載,一些非英語報刊也紛紛譯載或摘譯,旅順大屠殺一下成為世界輿論的焦點。面對這種局面,日本政府發動宣傳機器竭力狡辯,并于12月25日對外發表了一份新的聲明。其實這一聲明仍是老調重彈,強調被殺者是換裝的清軍士兵,日軍在目睹其戰俘被害后群情激憤等,只不過把原來綱要式的幾點內容整理成一篇具有完整邏輯性的聲明,并有英文、法文、德文三個版本。(16)

                         

                        然而,日本未能阻止有良知的記者繼續報道旅順大屠殺的真相。1895年1月7日,克里爾曼發表《嗜血的日本》一文繼續揭露日軍暴行,批評日本“表面上具有詩情畫意,本質上卻野蠻殘忍”,“文明只是一件外衣”,“野蠻支配著整個國家”,“旅順‘血宴’(Banquet of Blood)只是野蠻欲望從睡眠中喚醒了”。(17)同一天,維利爾斯也在倫敦《旗幟報》發表《旅順陷落》的長篇通訊,并且用了兩個子標題“精心策劃的戰斗”和“屠殺市民”來概括文章內容。(18)1月8日,科文也在《泰晤士報》發表《旅順陷落后的暴行》,稱他乘船離開旅順后才慶幸自己“從瘋狂漫延開來的、令人難以置信的殘暴殺戮中活著逃了出來”,“最后聽到的都是槍殺聲、大肆殺戮之聲,一直持續到大戰役結束之后的第五天”。(19)

                         

                        克里爾曼、科文和維利爾斯的報道不僅引起了日本政府的強烈反應,同時一些親日的英美報刊和記者也為日本辯解甚至對屠殺事件提出質疑。例如,《紐約論壇報》于1894年12月20日發表文章《旅順“暴行”》,對克里爾曼12日的報道進行反駁,認為克里爾曼所說“旅順日軍重回到了野蠻,肆意迫害、拷打、屠殺無助市民”,“戰爭墮落成了野蠻之間的戰爭”等,“目的是為了不顧后果地嘩眾取寵,那些具有冷靜判斷力的人從一開始就不相信”,“這些故事隨著時間的流逝而至今沒有得到證實,倒是反證越來越多,無論總體上還是個別事件都顯得如此不真實,客氣一點說可稱之為胡亂夸張”。(20)在否認旅順大屠殺的西方記者中,A. B. 德·蓋維爾是代表人物,戰地記者的身份使其言論在歐美輿論界產生了極其惡劣的影響。

                         

                        1894年9月,蓋維爾作為《萊斯利圖畫周刊》的特派記者到達日本,同時他也為《紐約先驅報》供稿。他與科文、克里爾曼、維利爾斯一起隨日本第二軍到了旅順,之后同乘“長門丸”號船回到日本廣島,12月7日便離開日本回美國了。18日他到達溫哥華,讀了克里爾曼的報道后立即接受記者采訪,以此反駁克里爾曼。他的談話于19日同時刊登在《開拓者日報》和《舊金山紀事報》。《開拓者日報》以《日本沒有錯》為題,其下的小標題是“反駁關于暴行的虛假報告——不人道的是中國人”。蓋維爾在訪談中聲稱:“說日本人在攻占旅順時回復到了以前的野蠻,并非如此。他們絕不是那樣。從這場戰爭的開端,他們就為世界樹立了一個人道對待敵人的榜樣。”“他們不僅仁慈對待俘虜,也友好對待所進入國家的平民”,相反,在進攻旅順前夕一次戰斗中,陣亡日軍“許多人的手腳被砍掉,軀體被邪惡地毀壞,從血液顏色和這些被凌辱尸體的外表來看,顯然,可怕的殘害很可能就是死因。傷者以如此殘酷、野蠻的方式被屠殺,[相比之下]歷史上美洲印第安人的野蠻就不算什么可怕的事情了”。(21)這篇訪談表明蓋維爾與日本政府一樣,試圖大肆渲染清軍的“野蠻”來為日軍屠殺平民做辯解。《舊金山紀事報》對蓋維爾采訪的報道用了另一個標題《在旅順》,其下的一串小標題是“德·蓋維爾講述他的經歷”、“日軍很少抓俘虜”、“克里爾曼的報道被斷然否認”、“戰役前中國人的暴行”。(22)12月30日,蓋維爾在《紐約時報》發表《日本人受到不公正指責》一文,這是他寫給該報的一封信,聲稱“我覺得要馬上說句話為日本辯護”。他在文中描述了清軍如何虐待日軍俘虜,強調日軍進入旅順時受到居民的襲擊,雖然日軍及其軍夫殺死了許多抵抗者,但這些人都是換裝的清兵而不是平民,并且說:“就我親眼所見,我沒有看到一個死亡的婦女或兒童,也不相信有任何婦女和兒童被殺。”(23)從蓋維爾為日本辯護的內容邏輯來看,與日本政府的聲明完全一致,他以一個戰地記者的身份為日本的狡辯做了注腳。而且,他在該文最后說道:“作為這一陳述的結尾,讓我再一次重復我已經說過的話,日本的所作所為,沒有任何事情使人們有理由說她喪失了進入文明國家大家庭的權利,這次戰爭仍然是一場文明反對野蠻的戰斗。”(24)這一結語已經脫離了旅順屠殺事件本身,上升到日本是文明還是野蠻,以及它能否進入文明國際社會的問題。因此,蓋維爾否認旅順大屠殺的目的已不言自明,他就是要做日本政府在美國新聞界的代理人。蓋維爾還把這封信進行修改、補充,以《為日本辯護》為題發表在1895年1月3日的《萊斯利圖畫周刊》上。(25)1895年1月2日,蓋維爾又在《紐約先驅報》上發表一篇長文——《戰地記者:德·蓋維爾先生揭示其遠東采訪的驚人真相》,否認克里爾曼所報道的旅順大屠殺。(26)

                         

                        對于日本政府和蓋維爾混淆視聽的辯解,科文和維利爾斯進行了反駁。1895年2月1日,科文發表《旅順暴行》一文,該文由他于1894年12月8日和19日寄給《泰晤士報》的兩篇報道組成,主要是對日本政府否認大屠殺的回應。他說:“我要做的是講述我看到的實情,讓事實說話。”(27)由此,他對所謂清軍虐殺戰俘,日軍槍殺的僅是改裝的清兵、沒有洗劫城市等謊言進行了反駁。維利爾斯則主要駁斥了蓋維爾的說法。1895年1月16日,維利爾斯接受記者采訪,以自己的親身經歷揭示了旅順大屠殺的真相,并直接批駁了蓋維爾。當記者問他旅順大屠殺是否事實時,他回答道:“不幸的是,這是千真萬確的事情。”他說,克里爾曼、科文和他一起隨日軍進入旅順城,都是見證者,而蓋維爾則被日本政府收買,為日本在旅順的行為辯護。其實蓋維爾根本不在前線,而是與陸軍大將大山一起待在后方,過著舒適的生活,從傳聞中獲得消息。蓋維爾整天所做的事情,就是搜羅戰利品和飲酒。不僅如此,他還譴責了蓋維爾向日本政府告發克里爾曼是中國奸細,使他們的生命面臨危險。(28)3月1日,維利爾斯發表《關于旅順的真相》一文,對事實進行了全面澄清。他說,當英國和美國的眾多報刊發表文章懷疑從前線發回的報道時,他作為一個日軍攻占旅順時隨軍身臨戰場的記者,覺得有必要澄清關于旅順大屠殺的全部真相。因此,他在文章中對整個事件進行了詳細回顧和描述。在揭露日軍令人發指的暴行后,他寫道:“這樣,在占領旅順后,血腥的戲劇一直上演了整整3天,直到大約剩下36個中國人,他們成為這個城市中存活下來的僅有的天朝居民。這些人用來埋葬他們死去的同胞,也是日軍的送水工。他們的生命由插在其帽子上的一張白紙片得到保護,上面用日文寫道:‘勿殺此人。’”(29)

                         

                        可見,在派往甲午戰場的英美記者中,科文、克里爾曼、維利爾斯等憑著人類良知和職業操守對旅順大屠殺真相進行了報道,而蓋維爾昧著良心為日本的暴行辯護,引發了“旅順大屠殺是否事實”這樣一個偽命題的爭論。當時,美國一些報刊將他們之間的爭論稱為“戰地記者之戰”(30)。

                         

                        引起報道爭論的主要因素

                         

                        從1894年11月底到1895年3月,英美報刊對旅順大屠殺的報道,一直伴隨著爭論和斗爭。那么,是什么原因使這一不容否認的客觀事實在報道中變成了一個具有爭議性的事件?影響因素有許多,但筆者認為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日本政府對英美新聞機構及記者本人的收買利用,影響了一些報刊和記者對旅順大屠殺的報道,甚至公然否認大屠殺并為日本辯解。

                         

                        旅順大屠殺發生后,科文、克里爾曼等人的報道使這一事件公之于世,立即引起日本政府的重視并采取了應對措施,例如發表公開聲明進行辯解,加強對隨軍記者的管理,強化對新聞稿的審查,授意國內一些報刊對大屠殺報道進行反駁。除此之外,日本政府還采取賄賂收買的辦法來操控國外輿論。其實,早在日軍攻占旅順之前,英國的中央通訊社和路透社已被日本收買。從1894年11月初前后開始,中央通訊社就按照日本政府的旨意發布消息,在時間上與日本第二軍的行動相吻合。日本駐英臨時代理公使內田康哉在11月中旬給陸奧宗光的報告中明確說道:“為感謝該社以前和今后的盡力服務,撥給了少許的資金。”(31)井上晴樹對此評論說:“中央通訊社得到了相當豐厚的報酬,它雖然是英國通訊社,但使人覺得是日本政府的對外情報機構。”(32)路透社與日本政府的合作關系開始得更早,1894年10月陸奧宗光給駐英公使青木周藏的一封密函中提到,已給他送去“因路透社向世界發布對我有利的消息而申請的606英鎊酬金”(33)。1894年11月30日,內田康哉發給陸奧宗光的一封電報表明,日本采取了一種“報界行動”來干預和操縱國際輿論。電文是:“每當出現失實報道,中央通訊社總是予以反駁。《泰晤士報》記者證實一個報道說,旅順口戰役后,日本人不加區別地殘殺了二百名中國人。中央通訊社予以否認,并報道說,除了正式戰斗而外,并無中國人被殺。我已經壓下了路透社由上海發來的關于我們士兵在旅順口犯下最野蠻暴行的電稿。你能否批準我要求的款子,以開始從事報界行動,我已沒有錢可用了。”(34)這表明,中央通訊社和路透社被收買之后,接下來便是針對各報刊的“報界行動”,因此內田康哉向陸奧宗光要錢。日本政府同樣對美國的報刊施加了影響。在賄賂《華盛頓郵報》時,雙方甚至變成了討價還價。《華盛頓郵報》要價6000美元作為刊登有利于日本報道的報酬,陸奧宗光覺得金額過高,提出給1500美元,最后給了1000日元匯票。日本駐美公使栗野慎一郎于12月17日給陸奧宗光的密信中也說道:“關于屠殺支那人的紐約《世界報》特別電報采取措施所需金額,您曾訓示可能的話給予相當的經費,但僅靠金錢,左右該國新聞界并非易事,況且所需金額龐大,對上述情況請用電報答復。”(35)

                         

                        對于日本政府用金錢賄賂的辦法來影響西方新聞界的情況,克里爾曼在其《嗜血的日本》和《日本試圖行賄》兩篇文章中也有所揭露。克里爾曼說:“路透社接受一項年度津貼,倫敦的中央通訊社也與日本政府有聯系。在海外,認為具有權威性的《日本郵報》是政府資助的機構。美國最大的通訊社中至少有一家由日本控制。當倫敦《泰晤士報》的科文先生到達日本時,內閣書記官伊東巳代治(Ito Myoji)告訴他,日本政府會為他支付所有的開銷,他給《泰晤士報》發送的全部電報也將免費,無論發送多長的電報都可以。一個一直在軍隊中冒充新聞記者的法國無賴,從一個日軍參謀那里得到一張支票后去了美國,現在無疑正忙于從事他所承諾的事情。”(36)他稱日本政府給《泰晤士報》提供方便是“精妙的賄賂形式”(37)。在日本政府各種形式的賄賂下,美國的《紐約時報》、《紐約先驅報》、《紐約論壇報》、《華盛頓郵報》、《舊金山紀事報》、《萊斯利圖畫周刊》等,都不同程度地在報道中傾向日本,甚至公然為日本辯解。

                         

                        甲午戰爭期間,日本對西方輿論的操控取得了極大成功,1895年9月《布萊克伍德的愛丁堡雜志》一篇文章對此作了很好的總結評價:“日本人從戰爭一開始就希望抓住歐洲媒體來展示自己,在這方面,就像他們在戰場上那樣憑借其令人欽佩的遠見和組織而取得了成功。他們宣揚自己從事的是一場討伐黑暗和野蠻的戰爭,正在傳播光明——他們被基督教國家照亮的那種光明,這樣他們首先消除了非議。在這種第一印象消失之前,他們又以軍事勝利塑造了一個新印象。這些印象自然地通過無處不在的日本代理人以最鮮艷的顏色表現出來,這些代理人隨時向那些需要消息的報刊提供有趣的新聞和具有啟發性的觀點。在日本,政府有一個附屬的重要通訊社,它大范圍地發送官方公告,接收者則將其當作獨立通訊社來源的新聞。實際上,除了一些瑣碎事件之外,戰爭報告全部來自日本政府——那些一流報刊的‘戰地記者’盡管做出了值得稱頌的努力,他們對事件的了解既非部分也非全部。”(38)由此可見,克里爾曼等人要擺脫日本人對西方輿論的操控,自然成了日本政府及其代理人的攻擊目標,以混淆視聽的新聞來消弭真相報道者的影響。

                         

                        其次,對旅順大屠殺報道的爭論,也與各報刊之間的競爭以及記者之間的個人恩怨有密切關系。

                         

                        19世紀末是西方報刊媒體快速發展并發生現代化轉型的重要時期,尤其在美國,報紙的大眾化和新聞記者成為一種職業,導致一種“新式新聞事業”的出現。此時報紙的新聞化、商業化、通俗化及其廉價發行,使報紙成為普通民眾生活的一部分。然而,報刊繁榮的背后是激烈競爭。從1880年到1900年,在美國發行的英文日報從850家增加到1967家,(39)僅紐約就有十幾家報社,以獨家新聞爭奪讀者成為這些報刊生存和發展的一個重要手段。因此,紐約《世界報》在新聞報道上的創新及其擁有紐約最大的讀者群,引起了《紐約先驅報》、《紐約論壇報》、紐約《太陽報》、《紐約時報》等其他辦報人的嫉妒,并在報道上經常唱反調,甚至對其進行“筆伐”。(40)在這種背景下,當旅順大屠殺成為《世界報》搶先報道的獨家新聞時,便出現了《紐約先驅報》等競爭對手與日本政府的利益一致性,他們之間進行合作和否認《世界報》的報道便不難理解了。更有趣的是,報社的競爭在這一事件中又具體通過兩位記者之間的競爭體現出來,即《世界報》的克里爾曼和《紐約先驅報》的蓋維爾。在對旅順屠殺事件的報道過程中,他們的競爭由個人隔閡發展到相互攻擊。

                         

                        克里爾曼(1859—1915)曾于1877年到《紐約先驅報》工作,以善于發掘新聞和采訪高端人物而成為一名知名記者。1893年,該報創辦人詹姆斯·戈登·貝內特拒絕讓他在其文章里署名,因而辭職離開,進入競爭對手約瑟夫·普利策創辦的紐約《世界報》。1894年8月,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后,他作為戰地記者被派往日本。蓋維爾(1869—1913)擅長演講和寫作,曾于1892年作為芝加哥世界博覽會的名譽理事隨團前往日本、中國和朝鮮,正是這一經歷,使他在1894年被《萊斯利圖畫周刊》和《紐約先驅報》相中,被雇為特派記者前往遠東報道中日戰爭。這樣,蓋維爾與克里爾曼不僅服務于相互競爭的報社,而且蓋維爾的職位是克里爾曼剛剛辭去的。這種關系是理解他們其后關系惡化的一個重要前提。克里爾曼與蓋維爾以前并無交往,但恰好乘同一輛火車去舊金山,又從舊金山同乘一艘船到日本,并且到達日本后在等待上前線采訪期間,經常見面。然而不久,他們的關系就惡化了。日本政府給予蓋維爾和克里爾曼的不同待遇,無形中加劇了這兩個競爭對手的矛盾。例如,蓋維爾最先獲得了日本政府頒發的記者證前往平壤,雖然他到達平壤時戰斗已經結束,但他比克里爾曼早了幾天。在隨日本第二軍去遼東半島時,蓋維爾享受了高規格的待遇——乘坐大山巖司令官的艦艇,而克里爾曼卻搭乘運兵船前往。在遼東半島,日軍給蓋維爾配了一名衛兵和一名譯員,并且在日軍進攻金州時,他是唯一及時趕到金州的外國記者。但在日軍進攻旅順口之前,所有外國戰地記者都趕到了金州,包括克里爾曼、科文、維利爾斯、拉蓋里等。日本政府給予蓋維爾的優厚待遇表明其間的關系非同一般,蓋維爾為日本辯護也就不難理解了。因此,對于克里爾曼搶先報道旅順大屠殺的新聞,蓋維爾采取了完全否認的辦法,既為自己未能報道此事而開脫,也為日本政府做辯護。這直接導致他與克里爾曼矛盾的公開化。其實,克里爾曼早已看清蓋維爾的為人,他在1894年11月1日給妻子的一封信中,就曾說蓋維爾“是一個殘酷無情的惡棍”(41)。維利爾斯返回美國后曾在接受采訪時說,蓋維爾想暗算克里爾曼,向日本政府告發克里爾曼是中國間諜,借日本人之手加害于他,原因是在蓋維爾及《紐約先驅報》否認克里爾曼報道的旅順大屠殺之后,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克里爾曼報道的是事實。(42)

                         

                        蓋維爾的大量報道及其后來的回憶錄中,都充滿了對日本的溢美之詞。他自稱是日本的“朋友”,“在帝國宮廷,在和平時期東京的各種沙龍上,還有在去朝鮮和滿洲的軍營里,我懂得了熱愛和欽佩日本人的善良,以及他們的溫和、禮貌、聰明、活力、堅忍和不屈不撓的勇氣”。(43)正因如此,他不僅在其報道中極盡謳歌日本之能事,還違背記者的職業道德,虛構故事情節。科文也說蓋維爾本來就不是真正的新聞記者:“蓋維爾原本是演講家,并非新聞記者。對此次戰爭的隨軍行動,也只是為了搜集講演材料,與報社的關系是暫時的。”(44)井上晴樹評價蓋維爾說:“蓋維爾雖然淺薄,但好像看透了在紅毛碧眼面前抱有劣等感的日本人的心理,而且,是迎合其心理而付諸行動的人物。蓋維爾抵達平壤時,平壤戰斗早已結束,不可能親眼目睹。然而蓋維爾能以親眼目睹的形式進行演講,真不知他是何等的天才。”(45)

                         

                        再次,英美媒體在甲午戰爭中普遍傾向于日本的輿論氛圍,使質疑和否認旅順大屠殺真相的報道有了生存的土壤。19世紀70—90年代,日本明治維新向西方學習,而晚清的洋務運動更多地強調中體西用,因此西方人認為日本是開放、改革和進步的,而中國則排外、保守和停滯不前。加之甲午戰爭爆發之后,日本海外宣傳的“文明”對“野蠻”之戰,使西方報刊普遍傾向于支持日本。例如,《哈勃周刊》在進行中日對比分析時認為:“日本代表著現代文明,中國代表著野蠻或者至少是一種沒有希望的過時的文明。日本坦率而完全地接受了萬國公法,而中國只是對此偶爾發布一個空洞的表白,卻希望維持擁有藩屬國的中央王國的觀念。”(46)紐約《論壇》雜志的一篇文章在談到日清之間戰爭的意義時說:“戰爭確實具有廣泛的意義——它是進步與停滯不前之間的一場斗爭。日本的勝利意味著現代文明擴大到朝鮮,以及她的財富向世界開放。相反,中國的勝利意味著繼續延續朝鮮的無能,而且這很可能遲早會屈服于俄國的專制。”(47)紐約《展望》周刊的一篇文章也是這種腔調:“中國代表了保守、停滯和死亡,而日本代表了進步、開化和文明。”(48)《紐約先驅報》更是鼓吹支持日本打敗中國:“日本將有權對快要接受條件投降的大清帝國進行改革或重建。她要把西方文明標準通過朝鮮推進到中國,就歐洲列強而言,在不妨害其利益的情況下,世界上這些偉大文明以其建議和贊同,應該允許日本激勵其愚昧的鄰居進入現代生活領域。日本的文明化使命應該進行到底,然后,為了中國未來問題的最終解決,世界上所有的大國就可以在東京舉行一次會議。”(49)這實際上反映了西方國家以日本為先鋒侵略和瓜分中國的主張。正是在這種輿論環境下,克里爾曼等人揭露日本殘忍本性的報道與此前英美民眾心目中的日本形象形成了強烈反差,他們看了旅順大屠殺的報道后不愿意相信其真實性,使蓋維爾等人顛倒黑白的報道有了其存在的空間。例如,在克里爾曼的報道刊登之后,一些報刊對此表示震驚,里士滿《州報》就稱旅順大屠殺這一消息是“令人痛苦的震驚”,并警告說日本天皇“不可能同時是一個野蠻人和一個文明的統治者”。(50)

                         

                        綜上所述,由于日本政府對英美報刊新聞報道的操縱,也由于特派戰地記者之間相互競爭及蓋維爾混淆視聽的報道,使得旅順大屠殺真相在英美的親日輿論環境中受到了懷疑,從而造成了爭論。不過,由于大多數英美戰地記者都堅持旅順大屠殺的真實性,除了紐約《世界報》之外,還有許多報刊都以譴責日本的姿態報道了這一事件,如《蘇城論壇報》、《林奇堡進步報》、《賓厄姆頓共和黨人報》、《費城呼聲報》、《費城時報》、《圣路易斯郵訊報》、《華盛頓明星報》、《沃斯堡公報》、《波士頓郵報》、《明尼阿波利斯新聞報》、《辛辛那提商業公報》等,使《紐約先驅報》、《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舊金山紀事報》等少數報刊否認大屠殺的報道并沒有多大市場。因而,這種爭論只是當時在日本操縱下,由少數英美報刊從西方列強的利益及其價值觀出發來評判甲午戰爭的一場鬧劇。越來越多的史料表明旅順大屠殺是日軍犯下的滔天罪行,戚其章、井上晴樹等中日學者的研究也證明了這是不容否認的歷史事實。

                         

                        【作者簡介】劉文明,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文明區劃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歷史學博士,研究方向為西方文明與東西方文明互動史、全球史。

                         

                        注釋:

                         

                        ①關于旅順大屠殺的研究,國內學者有戚其章、關捷等,日本學者有大谷正、井上晴樹等。參見戚其章:《旅順大屠殺真相考》,《東岳論叢》1985年第6期;《旅順大屠殺真相再考》,《東岳論叢》2001年第1期;《國際法視角下的甲午戰爭》,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關捷、郭鐵樁等主編:《旅順大屠殺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大谷正「旅順虐殺事件の一考察」『專修法學論集』No. 45、1987年3月;「ェドワ一ド·ハワ一ド·ハウス詮考——『旅順虐殺事件の一考察』補遺-1」『專修法學論集』 No. 48、1988年9月;「〈近代〉旅順虐殺事件再考[含 質疑·討論]」大阪歷史學會編『ヒストリア』No. 149、1995年12月。井上晴樹:《旅順大屠殺》,樸龍根譯,大連:大連出版社,2001年。

                         

                        ②參見大谷正「ワ一ルド新聞と日清戦爭報道——『旅順虐殺事件の一考察』補遺-2」專修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編『社會科學年報』No. 23、1989年3月;「旅順虐殺事件と國際世論をめぐって」歷史科學協議會編『歷史評論』No. 532、1994年8月。Jeffrey M. Dorwart,"James Creelman, The New York World and the Port Arthur Massacre," Journalism Quarterly, Vol. 50, No. 4, 1973, pp. 697-701; Daniel C. Kane,"Each of Us in His Own Way: Factors Behind Conflicting Accounts of the Massacre at Port Arthur," Journalism History, Vol. 31, No. 1, 2005, pp. 23-33.

                         

                        ③"The War in the East," The Times(London), November 26, 1894, p. 5.

                         

                        ④"The War in the East," The Times(London), November 29, 1894, p. 5.

                         

                        ⑤"To Summon Li Hung Chang," New-York Tribune, November 29, 1894, p. 1.

                         

                        ⑥"Say Li Sold China Out," The World(New York), November 29, 1894, p. 5.

                         

                        ⑦"The War in the East," The Times(London), November 29, 1894, p. 5.

                         

                        ⑧"The War in the East," The Times(London), December 3, 1894, p. 5.

                         

                        ⑨井上晴樹:《旅順大屠殺》,樸龍根譯,大連:大連出版社,2001年,第22頁。

                         

                        ⑩James Creelman,"A Japanese Massacre," The World(New York), December 12, 1894, p. 1.

                         

                        (11)"America is Aghast," The World(New York), December 13, 1894, p. 1.

                         

                        (12)"The War in the East," The Times(London), December 15, 1894, p. 5;"Japan Confesses," The World(New York), December 17, 1894, p. 1.

                         

                        (13)"Japan is Chagrined," The World(New York), December 18, 1894, p. 1.

                         

                        (14)"China to Investigate," The World(New York), December 19, 1894, p. 1.

                         

                        (15)James Creelman,"The Massacre at Port Arthur," The World(New York), December 20, 1894, p. 1.

                         

                        (16)井上晴樹:《旅順大屠殺》,樸龍根譯,大連:大連出版社,2001年,第58-59頁。

                         

                        (17)James Creelman,"Bloodthirsty Japan," The World(New York), January 7, 1895, p. 1.

                         

                        (18)Frederic Villiers,"The Fall of Port Arthur," The Standard(London), January 7, 1895, p. 6.

                         

                        (19)"The Atrocities after the Fall of Port Arthur," The Times(London), January 8, 1895, p. 6.

                         

                        (20)"The Port Arthur 'Outrages'," New-York Tribune, December 20, 1894, p. 6.

                         

                        (21)"Japan Vindicated," The Daily Colonist(Victoria, British Columbia), December 19, 1894, p. 3.

                         

                        (22)"At Port Arthur,"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December 19, 1894, p. 1.

                         

                        (23)"Japanese Accused Unjustly,"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30, 1894, p. 9.

                         

                        (24)"Japanese Accused Unjustly,"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30, 1894, p. 9.

                         

                        (25)A. B. de Guerville,"In Defense of Japan," Leslie's Illustrated Weekly, January 3, 1895, pp. 10-11.

                         

                        (26)"War Correspondents: Remarkable Revelations Made by M. De Guerville about Their Work in the Far East," New York Herald, January 2, 1895, p. 7.

                         

                        (27)"The Port Arthur Atrocities," The Times(London), February 1, 1895, p. 4.

                         

                        (28)這一采訪報道同時刊登在幾家報刊上。"The Massacre," Daily Public Ledger(Maysville), January 17, 1895, p. 3;"The Seat of War," The Salt Lake Herald(Salt Lake City), January 17, 1895, p. 1;"Frederic Villiers," The Wheeling Daily Intelligencer(Wheeling), January 17, 1895, p. 6;"Japanese Brutality," The Fairfield News and Herald(Winnsboro), January 23, 1895, p. 1.

                         

                        (29)Frederic Villiers,"The Truth about Port Arthur," 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 March 1, 1895, pp. 325-330.

                         

                        (30)"War Correspondents' War," The Salt Lake herald(Salt Lake City), January 16, 1895, p. 1;"The War of the War Correspondents," The Standard Union(Brooklyn), January 5, 1895, p. 2.

                         

                        (31)井上晴樹:《旅順大屠殺》,樸龍根譯,大連:大連出版社,2001年,第10頁。

                         

                        (32)井上晴樹:《旅順大屠殺》,樸龍根譯,大連:大連出版社,2001年,第10頁。

                         

                        (33)井上晴樹:《旅順大屠殺》,樸龍根譯,大連:大連出版社,2001年,第11頁。

                         

                        (34)戚其章主編:《中日戰爭》,《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第9冊,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第530頁。

                         

                        (35)井上晴樹:《旅順大屠殺》,樸龍根譯,大連:大連出版社,2001年,第46頁。

                         

                        (36)James Creelman,"Bloodthirsty Japan," The World(New York), January 7, 1895, p. 2.

                         

                        (37)James Creelman,"Japan Tried Bribery," The World(New York), January 13, 1895, p. 1.

                         

                        (38)"The Japanese Embroglio," Blackwood's Edinburgh Magazine, Vol. 158, September 1895, pp. 313-314.

                         

                        (39)邁克爾·埃默里、埃德溫·埃默里、南希·L. 羅伯茨:《美國新聞史》,展江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68頁。

                         

                        (40)邁克爾·舒德森:《發掘新聞:美國報業的社會史》,陳昌鳳、常江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78頁。

                         

                        (41)Daniel C. Kane,"Each of Us in His Own Way: Factors Behind Conflicting Accounts of the Massacre at Port Arthur," Journalism History, Vol. 31, No. 1, 2005, p. 28.

                         

                        (42)"Villiers Confirms the Story," The Wichita Daily Eagle(Wichita), January 16, 1895, p. 2;"Journalistic Plotting," The Cape Girardeau Democrat(Cape Girardeau), January 26, 1895, p. 1.

                         

                        (43)A. B. de Guerville, Au Japon, Paris: Alphonse Lemerre, 1904, p. 4.

                         

                        (44)井上晴樹:《旅順大屠殺》,樸龍根譯,大連:大連出版社,2001年,第64頁。

                         

                        (45)井上晴樹:《旅順大屠殺》,樸龍根譯,大連:大連出版社,2001年,第63-64頁。

                         

                        (46)"The China-Japanese War in Korea," Harper's Weekly, August 11, 1894, p. 747.

                         

                        (47)Michitaro Hisa,"The Significance of the Japan-China War," The Forum, October, 1894, p. 216.

                         

                        (48)J. T. Yokoi,"The China-Japanese War: Its Reasons and Possible Effects," The Outlook, Vol. 50, No. 22, December 1, 1894, p. 906.

                         

                        (49)"Europe's Quadruple Alliance in View of China's Overthrow," New York Herald, October 11, 1894. p. 8.

                         

                        (50)Jeffrey M. Dorwart,"James Creelman, The New York World and the Port Arthur Massacre," Journalism Quarterly, Vol. 50, No. 4, 1973, p. 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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