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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清政治史 【字體:

                        韓東育:甲午戰前清朝內治環節的闕失與戰后中日落差分析

                        作者: 文章來源:《社會科學戰線》2014年第10期 更新時間:2015年03月12日

                        摘要:甲午戰爭,是中日“元氣”的大比拼。然而在開戰前,清王朝以“人心”或“民心”的解體和墮落形式紛然暴露的民政、軍政、貪腐、世風和體制等“內治”問題,并沒有獲得朝廷高層的應有重視,遑論有所解決。而作為軍事失敗的延續,戰后晚清各種政治勢力對日本明治政府的過度傾倒和爭相合作,還給日本操縱和控制華人世界的內部事務、促使中日“國勢”加速逆轉,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條件。它催生了以日本為中心的“落差—權利”結構,而該結構直到現在仍被日本國民拼死捍衛的事實,意味著國人對甲午戰敗的單純軍事責罵和超然物外式評價,都將因忘記了“我”的歷史由來而顯得意義有限。

                         

                        關鍵詞:甲午戰爭 內治闕失 “落差—權利” 國勢逆轉 國家信仰

                         

                        引言

                         

                        甲午戰爭已“花甲”兩度。無論人們怎樣去評價那場戰爭,1894年至1895年后中日國際地位的乾坤逆轉,都是不爭的事實。為此,中方曾作出過深刻的自我反省,外國人也提出了不少中肯的意見。當我們去梳理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大陸學界浩繁的研究成果和相關見解時發現,研究者的基本敘事框架和思考脈絡,大多限于以下幾個方面,即戰敗原因、轉折意義和相關啟示。

                         

                        落后的封建制度和清政府的腐敗,在學者們的筆下鮮有異議地被確認為中方戰敗的根本原因。于是,“洋務運動”便失去了曾經有過的意義,而作為該運動標志性成就的“北洋水師”在海戰中的全軍覆沒,也就沒有什么懸念可言。在這一大的前提下,具體的戰敗責任追究,開始變得簡易:在人事上,有朝廷內部的“戰和之爭”問題,有李鴻章的北洋本位和投降主義問題,有丁汝昌的指揮不力、劉步蟾的臨機變陣、方伯謙的臨陣脫逃和南洋艦隊的見死不救問題;在心理上,有華夷觀念問題,有上下虛驕問題,有軍卒怯戰問題;在戰略上,有制海權忽視問題,有國際法暗昧問題,有敵情不甚了然問題,等等。于是,有關政治制度、人物評價和國際關系,也就成為學術界恒久討論的話題。然而,戰敗似乎并不全是壞事。學界普遍認為,甲午戰爭對中國所急需的變化而言,實具有重大的轉折意義。第一,沒有戰敗,便不會徹底暴露中國封建制度的落后和清政府的腐敗;第二,沒有戰敗,就不會敲響中華民族覺醒的警鐘;第三,沒有戰敗,就沒有后來的制度變法、政治革命和思想解放,也就沒有強國夢的實現和中華民族日后的復興。這意味著,這場戰爭不但是中國近代史上劃時代的大事,也是中華民族走向覺醒的轉折點。唯此,“勿忘國恥,振興中華”,也就成為每一次小型討論會和每十年大型討論會上用以激勵國人斗志、提振民族精神的思想武器。重要的還有戰敗所帶來的啟示。它至少告訴國人這樣的道理:“落后就要挨打”。痛定思痛的悲情,促使中國學界對戰敗后掀起于晚清的“實業救國”和“變法圖存”運動進行了比以往更加客觀細密的研究。學者們發現,甲午戰爭后洋務運動不是“徹底破產”了,而是走向了縱深發展的新階段。這就使康有為的時代變革意識、世界競爭意識和民族學習意識,被賦予重要意義。而這些不甘人后的思想和行動,也為如實揭示中日實際落差的學術行為賦予了正視自我的勇氣,即無論從中國高層決策,還是到統帥的指揮與軍隊的素質,當時中國都處于中世紀的水平。而當時的日本則是“練兵全用西法,西式槍械亦能運用自如”。反差如此之大,完全可以想見甲午戰爭的結局。不過也有學者指出,戰敗并不意味著中國“以和為貴”的戰略文化傳統便不再具有價值,中華民族善良與愛好和平的民族特性也不應因此而被埋沒。它不但可以用來體現當下“和平崛起”的意義,也能引導世界的共同安全。唯此即使是反思北洋海軍在甲午戰爭中覆沒的命運時,也不應該以偏概全。①

                         

                        承認失敗,并且在國家富強的今天亦毫不諱言,這是一個民族富于前程和未來的重要標志。同時,在國勢陵夷的低谷時期,善于用積極的態度去直面消極的現實,也深刻地反映了文明古國所特有的自信與豁達。對此,史有定評,毋須贅言。然而,有這樣一個現象似乎長期以來被熟視無睹:當我們把戰爭失敗的原因一股腦地判給“落后的封建制度和清政府的腐敗”時,其實已在潛意識中為評判者賦予了某種超然物外的屬性,以為往事的過程和結果都與“我”無關。這容易導致兩種傾向:一是只有給否定舊事物的新事物賦予自明的正當性與合理性,才能證明“我”的既有判斷的正確性;二是一旦所謂新事物再度招致史上曾經的不堪局面時,“我”則仍可以通過超然的站位,將原因的追究目標依次投向這一新的“責任者”,進而給下一個即將或已經發生的新事物重新賦予自明的正當性與合理性。在這樣的構圖下,當20世紀“抗日戰爭”中國家的半壁江山亦慘遭淪陷時,曾經用“腐朽”和“腐敗”抨擊過清政府的中華民國政府,其自身的腐朽和腐敗,也毫厘不爽地被再度問責,成為后人追究抗戰失利原因的主要對象。然而,蔣家王朝能與清王朝犯下同一類錯誤,是否意味著后來者并沒有真正汲取那些曾經有過的教訓呢?如果不是這樣,更多類似的現象就無從得到解釋;可如果是這樣,那么,曾經和不斷的厚今薄古行為,也就失去了超然物外的理由和根據。由于對歷史教訓大而化之的自明式原因交代,有可能真正妨礙了人們在尋找真實因果關系時所必需的結構性反思,也由于反思者忽略了自己與歷史文化之間無法切離的血緣關系,因此,在“甲午戰爭120年祭”的今天,把“我”重新帶回到曾經的母體中去審視那場并非與己無關的戰爭,或許才會產生某種切實的警示意義。

                         

                        一、“人心”的話題與“甲午”戰前內治環節的闕失

                         

                        中國近代的大門,是被大炮轟開的。可是,下面的統計顯示,在第一次鴉片戰爭發生前約20年左右,清朝的GDP狀況非但不差,甚至還高居全球第一。②這一與鴉片戰爭的失敗幾成反諷的數據,或許只堪證明一個事實,即財富的數量與國家的力量之間不但未能構成正比,反而有相互抵消之虞。當我們去求證該問題所由以發生的本末經緯時發現,除了前述的各種原因外,還有一個超越了任何原因卻又始終制約那些原因的“終極因”客觀地存在著,即“人心”的狀態及其所反映的各類事態。實際上,很早就有人預見到這一龐大經濟體中所潛伏的危險,并對清朝體制下的財富積聚方式,提出過嚴重的警告。常年擔任內閣中書和禮部主事的龔自珍注意到,當時,人的心理狀態、風俗取向和國家政治,都出了大問題。作為傳統的士大夫,龔自珍在思考不公平的財富流向可能會導致的高危結局時,征用了“千萬載治亂興亡之數”的舊有規律,即“人心→世俗→王運”這一因果鏈。他直言,在這一鏈條中,“人心”之向背,才是決定“王運”存亡的根本力量。“人心”問題,首在安穩。但人心是否安穩,則首先取決于物質財富的獲取方式是否公平;如果不公的分配現象屢現不止甚至大家還麻木地順應了這一不公,那么接踵而至的便是弱肉強食的公行和寡廉鮮恥的蔓延,“風俗”的敗壞也就如期而至。這意味著,當普通百姓的窮困潦倒已被視為活該如此時,“貧者日愈傾,富者日愈壅”的情形就會愈演愈烈,結果當然不言而喻:“至極不祥之氣郁于天地之間。郁之久乃必發為兵燧,為疫癘,生民噍類,靡有孑遺,人畜悲痛,鬼神思變置,其始不過貧富不相齊為之爾。小不相齊,漸至大不相齊,大不相齊,即至喪天下!”③龔自珍曾不止一次地對朝廷疾呼兩極分化可能會引發的民變危險,他甚至把唯知掊克而不知亡國將至的“金錢”聚斂行為直露地譬喻為自速“刀兵”:“子亦知物極將返乎?天生物,命官理之,有所潰,有所郁,郁之也久,發之也必暴……今百姓日不足以累圣天子惄然之憂,非金乎?幣之金與刃之金同,不十年其懼或煩兵事。”④如果當局不想看到即將發生的結局,就應該時刻銘記“浮、不足之數相去愈遠,則亡愈速,去稍近,治亦稍速”的道理,懂得“人心者,世俗之本也;世俗者,王運之本也。人心亡,則世俗壞;世俗壞,則王運易”的規律。⑤問題是,倘國家最高層沒有鐵的綱紀并通過“誅心”之法使人去利慕義,那么,指望那支業已朽壞的官僚隊伍去自我操刀、自斷其腕,顯然是不現實的。因為在他們浸淫久矣的“潛規則”中,“廉恥”其實早已缺位:“士皆知有恥,則國家永無恥矣;士不知恥,為國之大恥。歷覽近代之士,自其敷奏之日,始進之年,而恥已存者寡矣!官益久,則氣愈媮;望愈崇,則諂愈固;地益近,則媚亦益工。至身為三公,為六卿,非不崇高也,而其于古者大臣巍然岸然師傅自處之風,匪但目未睹,耳未聞,夢寐亦未之及。臣節之盛,掃地盡矣。非由他,由于無以作朝廷氣故也。”那么,“何以作之氣?曰:以教之恥為先”,⑥曰:“操其本原,與隨其時而劑調之(指‘浮與不足’)”⑦。龔自珍所在的嘉慶、道光年間,南北各地會黨活動頻繁,白蓮教和天理教等小股民變亦此起彼伏,這足以使他的提案變得格外重要。遺憾的是,這些建議不但沒有被采納,還被斥為聳人聽聞,龔氏于是乎感慨:“嗟乎哉!如是而封疆萬萬之一有緩急,則紛紛鳩燕逝而已,伏棟下求俱壓焉者鮮矣!”⑧也于是乎預言:“日有三時:一曰蚤時,二曰午時,三曰昏時……日之將夕,悲風驟至,人思燈燭,慘慘目光。俄焉寂然,燈燭無光,不聞余言,但聞鼾聲,夜之漫漫,鹖旦不鳴,則山中之民,有大音聲起,天地為之鐘鼓,神人為之波濤矣。”⑨及兩次鴉片戰爭的“外患”和太平天國的“內亂”紛至沓來后,人們才重新想起龔自珍當年的話。梁啟超說:“當嘉、道間,舉國醉夢于承平,而定庵憂之,儳然若不可終日,其察微之識,舉世莫能及也。”⑩

                         

                        太平天國被武力鎮壓后,“人心”的問題不但沒有得到解決,反而越發凸顯,社會底層的不平吶喊也日漸激切。王韜在擔任《循環日報》主編的1874—1884年間,“人心”不穩及其潛在危險,在他的文章中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還明確地將以往不分階層的“人心”改換為專指基層動態的“民心”:“天下何以治?得民心而已。天下何以亂?失民心而已。民心之得失,在為上者使之耳。民心既得,雖危而亦安;民心既失,雖盛而亦蹶。欲得民心,是在有以維持而聯絡之。”(11)道理雖然如此,可官府的做法卻每每適相反對。王韜所在的光緒年間,災歉頻仍,可當“賑施詔下,或蠲免租稅,或撥帑撫恤”時,“官府徒視為具文,吏胥又從而侵蝕,其得以實惠均沾者,十不逮一”。嚴重的是,這些官吏“惟知耗民財,殫民力,敲骨吸髓,無所不至,囊橐既飽,飛而飏去,其能實心為民者無有也”。他于是感慨:“夫設官本以治民,今則徒以殃民;不知立官以衛民,徒知剝民以奉官。其能心乎為民,而使之各得其所,各順其情者,千百中或一二而已!”(12)然而,更可怕的是由此而引發的“官民對立”和“君民離德”等情緒的蔓延。當社會上“輕官”、“仇官”和“怨君”、“非君”的思潮趨于普遍時,一旦國家有難,指望百姓還會去勤王報國,已不啻癡人說夢:“今朝廷賑恤之恩,蠲免之惠,半侵蝕于胥吏之手,有名而鮮實。謄黃遍貼,圣訓煌煌,民間率以具文視之而已。平時皆有輕視官長之心,臨事亦安得收指臂之效?”(13)王韜認為,百姓在關鍵時刻的表現,往往取決于平素的上下關系。倘上方素來待民如犬馬土芥,急時縱祈伏央告,亦全無用處:“治民之大者,在上下之交不至于隔閡……嗚呼!勿以民為弱,民蓋至弱而不可犯也;勿以民為賤,民蓋至賤而不可虐也;勿以民為愚,民蓋至愚而不可欺也。夫能與民同利者,民必與上同其害;與民共其樂者,民必與上共其憂。”(14)與龔自珍時的社會狀況相仿佛,王韜似乎又一次預感到了某種不期而至的新憂患正在逼近,這無疑使“民心”之凝聚,顯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他以英國君民關系為例,力陳民心團結的道理:“即如英國,屹然三島耳,其地不足當中國數省,其民不足當中國二大省,而民心團結,有若長城,遂足恃之以無恐。我中國誠能收民心為己助,其何向而不利!可使制梃以撻堅甲利兵而有余矣。如是而強鄰尚敢行其窺伺,敵國尚敢肆其憑凌,逞其非分之干請,而要以無禮之誅求者,吾弗信也。”(15)為此他鼓勵上方:“茍得君主于上,而民主于下,則上下之交固,君民之分親矣,內可以無亂,外可以無侮,而國本有若苞桑磐石焉。由此而擴充之,富強之效亦無不基于此矣。”(16)而這點,其實已引出了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即國家誠欲在內憂外患尤其是外患面前有效應對,不陷危篤,就必須切實地整頓內政,凝心聚力,而不是無所作為或言行不一:“以上宜力求整頓,勿作具文。民心既固,兵力既強,而后所有西法,乃可次第舉行。”(17)那么,該如何展開這種“內部治理”呢?王韜開出了四道“處方”:“其一曰:取士之法宜變也”;“其一曰:練兵之法宜變也”,使軍隊“能聚而不能散”,“而他處海防均須整頓”;“其一曰:學校之虛文宜變也”;“其一曰:律例之繁文宜變也”。他強調:“凡是四者,皆宜亟變者也。四者既變,然后以西法參用乎其間。而其最要者,移風易俗之權,操之自上。而與民漸潰于無形,轉移于不覺。蓋其變也,由本以及末,由內以及外,由大以及小,而非徒恃乎西法也。”(18)在以上四道“處方”中,他曾兩處提及“西法”。就當時的世論而言,“西法”儼然已成為療救中國疾患的最佳丹藥,故朝野上下疾呼盡效“西法”者大有人在。作為早期開眼看世界的中國人之一,王韜無疑深諳“西法”的優長和可仿效處。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王韜認為只有在凝聚“民心”并切實、有效地整頓好“內政”的前提下,“西法”的導入才是有意義的。而且即便如此,對中國來說,“西法”也不可能包治百病。其“非徒恃乎西法”的觀點,體現了他明確的國情意識和務實風格。他了解自己的國家,唯此才懂得怎樣去做是最有效果的:“治天下者,當立其本而不徒整頓乎末,當根乎內而不徒恢張乎外,當規于大而不徒馳騖乎小。”(19)惜乎,即便是這樣一種略顯保守的建言,也沒有獲得應有的采納。甲午戰爭完敗后,王韜一度痛心疾首,他在為《中東戰紀本末》所作的序文中寫道:“當思以堂堂絕大中國反厄于藐焉日本一小邦,可恥孰甚焉!”可痛定思痛,王韜又再度把目光轉向中國戰敗的真實原因上:“日本處心積慮于二十年前,而發之于一旦,我中國欲以靡然積弱之勢、宴然無備之形御之,其能得乎?”他詛咒日本“滿盈召患,不知小國之勝大國,禍也,非福也”,可誰又能保證清廷從此就一定會“內修政教”然后“外語戎兵”并不致再蹈覆轍呢,“若謂難已息矣,事已平矣,仍復虛憍之氣中之自足自滿,漫然無所動于其心,因循茍且如故也,蒙蔽粉飾如故也,勿論報復無期,亦且振興無日,不有負林君樂知先生作此書之本意乎哉!”(20)

                         

                        甲午海戰中日艦一艘未沉和北洋全軍覆沒的結局,讓日方欣喜若狂。而在中國,由于朝廷把中日爭端的全部賭注都押在了海軍身上,因此,當北洋水師非敗即降的消息傳來后,朝野上下,頓時罵作一片。面對保守派的乘勢反擊,洋務派也頭一次在“鐵的事實”面前沉默失語。可是,如此對軍事問題的窮追不舍和百般糾纏,卻再次把人們的眼球從真正的失敗原因上移開;而帝、后之爭和隨后引致的百日維新,還使如何撲滅“康黨”等新的政治威脅,成了比戰敗反省更為重要的政治任務。這樣才能理解,王韜在激賞林樂知(美國)、蔡爾康所撰《中東戰紀本末》的同時何以會發出以下感慨:“嗚呼!近地之人不言而遠方之人言之,東方之人不言而西洲之人言之,中國何幸而得之哉!”(21)那么,“西洲之人”都說了些什么呢?林樂知在《治安新策》一文中提出了五個方面的建議:第一是“意興宜發越也”,主要涉及中外關系問題;第二是“權力宜充足也”,主要談教育問題;第三是“道德宜純備也”,主要談基督教對中國的意義問題;第四是“政令宜劃一也”,主要涉及政治方面的改革;第五是“體統宜整飭也”,主要講內政和風俗問題。有學者指出了《中東戰紀本末》在近代中國的積極影響,但同時認為,它把中國人不信基督教作為戰敗落后的最根本原因,其目的就是引導中國人由羨慕西學、西政,進而改信西教。這正是廣學會和林樂知編輯《萬國公報》與《中東戰紀本末》的宗旨。(22)然而,若暫時撇開意識形態滲透等現象不談,人們會更多發現,林氏的著述不但具有相當的寫實性,還不乏對清王朝的中肯建議:一是軍隊整頓的絕對必要性;二是軍事整頓要在政治整頓;三是國風民風的改造和人員素質的提升。值得注意的是,這三點似乎都在談一個問題,即只有“內部治理”,才有“外事應對”;也只有“內部治理”,才是從根本上汲取戰爭教訓的不二法門。這就決定了在談到軍隊整頓時,《中東戰紀本末》為什么會首先注意到“軍心”、“軍政”問題。林氏發現,清朝的軍隊既不是人民的軍隊,也不是國家的軍隊。唯此,它對人民沒有愛心,對國家亦缺乏忠心。“吃糧當兵”和“升官發財”的單純利害目的,決定了兵弁的來源不是無業游民,就是乞丐無賴,這意味著,軍隊不應有的全部惡習,都將在這類隊伍中惡性爆發,諸如軍紀松弛、軍心渙散、貪生畏死和臨陣脫逃等不一:“新募之兵,但可填扎隙地、彈壓騷動之匪類,并勤加訓練以為后應。若誤聽投效之廢員,謂招募若干人,具領若干餉便可制敵云云,微特使無辜赤子枉遭鋒鏑,且若輩皆無籍游民,未及成軍已多肇禍。及至敗潰,又謬稱敵軍之勇猛,以怯練兵之膽。中國僨事實由于此。”(23)無獨有偶,曾任廣西按察使并最早主持小站練兵的胡燏棻,在分析甲午戰敗原因時亦大聲疾呼整軍之切要,認為清軍“應行痛改者,厥有四端”,而其“第一端”即直戳要害:“昔年淮楚諸將,起自田間,志在殺賊,人皆樸誠,弊端尚少。承平以后,統兵大將,驕奢淫逸,濡染已深,軍需日增,勇額日缺,上浮開,下克扣。百弊叢生。兵之口糧尚未能養贍一身,誰肯效死疆場。以致萬眾離心,遇戰紛紛潰散。此一病也。”(24)不僅如此,軍隊一旦喪失了效命國家的宗旨而變成各謀其利、各打算盤的道具時,戰事發生后的各自為政甚至見死不救現象,也就在所難免。林樂知甚至認為,清軍的臨戰狀態竟然連中國的古代亦不如:“中國十八行省,固皆群奉一尊者也。古者列國分封,當王室多事之秋,猶有勤王之義旅。今旅順失矣,盛京危矣,輦轂之下,烽煙漸近,而各省大吏,唯知自顧封疆,甚至南洋各鐵甲船,不曰萬難抽調,即曰船械小損,其名為管帶之武職,不特逍遙河上,步武清人,更有斗酒征歌,以歡場為戰壘者。”(25)當林氏拿日人做比照時,清軍的表現,就更加令人赧顏:“日民……皆視國事如家事,而休戚與共,禍福與同。忠義之氣,有不覺其油然而生者。”(26)然而,民政決定軍政。軍隊內部的腐敗,究其實,不過是民政腐敗的投影而已。為此,林樂知在提出“減冗員加薪俸”等高薪養廉方案的同時,尤其強調了“上下同隸于法律之下”的絕對意義。甲午戰爭的失敗,讓他深深領教了一個沒有規矩和缺少鐵律的國家在大敵當前時會呈現出怎樣的不堪面貌。在《治安新策》中,他將“政令宜劃一也”置于極重要的地位,高度強調“法律為一國之主,上自帝后,下及庶司百職,同隸于法律之下,分毫不敢蕩佚”這一立國前提。認為只有“上既不能悖律以行私,下自不敢干律以犯分”,人們才會各司其職,各盡其責。唯此,他主張要認真關注民間的聲音,做到“民有隱衷,必期上達”,給民眾以一定的自主權利,且嚴禁官吏擅權弄法,只有這樣,才會官民一體,上下同心,而不致遇事推諉,分崩離析。(27)何啟、胡禮垣成文于甲午戰爭期間的《新政論議》,與林樂知的許多觀點頗有共鳴。重要的是,其首次明確地提出的“軍政以民政為體”和“戰敗乃國家之敗”等重要命題,顯然比國內在勝敗上只糾纏于軍事層面的淺表之見,更接近于問題的本質:“軍政以民政為體,未有民政不善而軍政獨能善者。自今新政既行,是法令俱由民議,而政不患其不善,夫然后可以籌軍。”(28)他認為,“夫國家之敗,其端不一,莫不由于官府之邪。官府之邪,其端不一,莫不由于賄賂之弊,始而害民,終而誤國,迨至事發其復補救已遲,雖傾受賄者之家,不足以償其失,食受賄者之肉,不足以挽其災,是非有以清之,其弊不能止也。中國于受賄一節,辦法為天下之至嚴,而終無以清其源絕其流者,則非意之不美,而實法之未良。今中國大小衙門,上下官署,于賄賂一事,既已視為理之所當然,分之所應有,一人如此,人人亦如此,無復敢以受賄相譏,蓋事當未敗,固不嫌以受賄之名自污,直以受之為是也。其中豈無廉介之士,力矯頹風,而徒手無援,孤立無助,勢必至反為同僚所鄙,怪其不近人情,國勢岌岌之形,實基于此”(29)。他未嘗諱言自己在這方面的先見之明:“中國政令非大變改,則不可以作陸軍,而尤不可以作水軍。前之《書后》(指《曾論書后》)一篇,謂鐵甲戰艦茍無其人,萬不宜用其資敵也;猶贈車者兼為之御,送劍者授人以柄。當時夸張自是之人,或以吾言為過,觀于威海之戰,中國戰艦盡降,乃知吾言非過矣。”(30)重要的是,“欲使其軍為真軍,兵為真兵,則須革除舊弊,改換新章矣。夫兵非以人多為貴也,以心同為貴;非以力多為貴也,以力齊為貴。杈條成束,其堅不可折也,分之,則其堅削矣……惟兵亦然。力同,心同,則以多勝少(應為‘以少勝多’);力異,心異,則少可勝多……《周書》曰:‘受(商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細味斯言,亦可恍然于其故矣”(31)。為此,他十分強調士兵的素質提升問題,認為只有“新政行,則不好人必不能當兵。何則?不識文字者不可以為兵,無人擔保者不可以為兵,不遵約束者不可以為兵,不勤習練者不可以為兵,煙嫖賭飲者不可以為兵,鄉黨不齒者不可以為兵,是其為兵雖無戰事亦已先聲奪人矣”(32)。于是,一個更大和更根本的問題,也同時在這種剝繭抽絲的反省中逐漸顯露出來:既然“軍心”根于“民心”、“軍政”系于“民政”、“失國”緣于“失民”、“興國”始于“興民”,那么,“民”便應該是決定是非善惡和社稷興衰的價值標準和意義化身。可假設“什么樣的制度塑造什么樣的國民”這一命題是成立的,那么,“什么樣的國民決定什么樣的制度”這一反命題,似乎也應該成立。這卻意味著,當我們出于同情下層的良心去責難官府的百般罪惡時,普通人步入仕途之前的德行操守狀況,似乎也應該得到觀察者的必要關注。“新政行,則不好人必不能當兵”等說法,其實已隱約觸及了中國國民的“素顏”或“國民性”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固不可全部承認外國人特別是敵國人的對華描述,但某些寫實性的記錄,又無法不讓人去認真對待,并引以為戒。人們注意到,林樂知幾乎在《治安新策》的開宗明義處,就毫不客氣地指出了“華人”的八大“積習”,即驕傲、愚蠢、誆怯、欺誑、暴虐、貪私、因循、游惰——“以上八者,其禍延于國是,其病先中于人心,故有相引而遞生者:心驕傲,斯入于愚蠢矣;心愚蠢,斯流于怯懦矣;心怯懦,斯工于欺誑矣。有由漸而遞深者:心暴虐斯忘仁愛矣;心貪私,斯昧公廉矣;心因循,斯難振作矣;心游惰,斯亡忠敬矣。不知心術既壞,如本實之先撥。”唯此他認為:“朝鮮之役,非日本之能敗中國也,中國自敗之也,豈不大可痛哉!”(33)這里面固然有他“只有基督教才能救中國”的隱形目的在,但“教化未周,風俗得而囿之,遂致品行學術,亦復有郁而不舒之勢。是以華人如此其眾也,華地如此其美也,華教如此之久也,而與他國相比較,舉不免出入之下,可惜孰甚焉”等說法,顯然又不盡是虛妄不實之詞。至少,“華教如此之久”云者,是符合實際的,當然也是令后人汗顏的。(34)至于敵國即日本對中國人的描述,雖有蔑視夸大之處,但由于這關乎他們返給日方軍部的情報是否準確的問題,所以,某些記錄還不好被視為謊言。甲午戰前,日方高級諜報人員宗方小太郎曾將自己的中國見聞整理如下:“蓋國家者,人民之集合體也。換言之,即人民則為組織一國之必要分子也。若分子腐敗,欲國家獨強,其可得乎?故中國之腐敗,即此必須之分子之腐敗也。國家之大患,無有甚于元氣之消亡者。若政略上之措置失其宜,無非招致國家一時之衰頹,尚能設法挽回。反之,至于元氣之腐敗,則不易返回中道也。中國本以德教為建國之基礎,而德教之腐敗亦無有甚于今日者。雖然尊崇孔孟之學,而今日只不過作為科舉之材料而已……為官果何所為乎?蓋得其位不行其道,而謀營私者也。中國人腦中無天下國家,無公義之心。上自廟堂大臣,下至地方小吏,皆以利己營私為事,朝野滔滔,相習成風,其勢不知所底。孟子曰:‘上下交爭利,則國危。’殆即今日之謂也。甚至人之性命,罪之輕重亦為金錢所左右。昔人曰:‘刑罰不當,民無所措手足。’彼愚蠢之黎民為地方污吏所魚肉,亦無所訴其冤屈。清國之大害在于上情不能下達,下情不解(能)上達,中間壅塞不通。并非朝廷有時不施仁政,蓋為地方官吏所壅塞也……回顧康熙、乾隆二代所斟酌規定之制度文物,今則成為徒法具文,無足觀者。顧今日之中國,有治法而無治人。治國之法雖備,但無治理之人。國勢陵夷至此,決非偶然之數也。”(35)這段話中無疑有亡我而后快之心,可是,有關在“公私”面前的“人民”表現描述,卻也不是空穴來風。最強調“民心”不可違的王韜,曾對此有過反省。而且,他之所言,與前述林樂知語幾乎如出一轍:“今觀中國之所長者無他,曰:因循也,茍且也,蒙蔽也,粉飾也,貪罔也,虛驕也;喜貢諛而惡直言,好貨財而彼此交征利。其有深思遠慮矯然出眾者,則必擯不見用……凡此皆其蔽也。故至今日而言治,非一變不為功。”(36)至于何啟和胡禮垣的“公私觀”,還進一步提出了“公私不分”可能會導致的更大危險——“公信力”闕失和國家危殆等問題。其反省方向無疑是全方位的:其于君——“果朝廷之心有公而無私,何不使億兆之人共見?果朝廷之意有平而無偏,何不使億兆之人共聞也”(37);其于民——“今中國之民心非向上也。中國之民力未嘗生也。何也?以其不信也。而進言者輒曰:民心向上矣。民力可恃矣。中國既已治已安矣。此賈生所謂非愚則諛者也。吾心最愿有是言,而吾今最鄙聞是言,以其不實故也”(38)。后來,梁啟超還從中國文化的根源處對公私不分的國民性進行過深度挖掘:“我國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公德者何?人群之所以為群,國家之所以為國,賴此德焉以成立者也……試觀《論語》、《孟子》諸書,吾國民之木鐸,而道德所從出者也。其中所教,私德居十之九,而公德不及其一焉……若中國之五倫,則惟于家族倫理稍為完整,至社會、國家倫理,不備滋多。此缺憾之必當補者也,皆由重私德輕公德所生之結果也”(39);又,“是故吾國民之大患,在于不知國家為何物”(40)。由于這種感覺發生于中國近代以后,所以梁漱溟說:“公德恰為中國人所缺乏,往昔不大覺得,自與西洋人遭遇,乃深切感覺到。”(41)甲午戰爭,是中日兩國的“元氣”大比拼。然而,在戰爭前后,清朝內部以“人心”或“民心”的解體和墮落方式次第暴露出來的民政問題、軍政問題、貪腐問題、世風問題和體制問題,并沒有獲得朝廷高層的應有重視,自然亦遑論有所解決了。而日本,幾乎從明治維新開始即全面展開的對華調查和情報收集工作,不但使它對清朝內部的一切情況了若指掌,還極具針對性地促進了其本國內部與敵國正好相反的內政外交改革。(42)由此而導致的日中間加速度的升降變化,意味著甲午戰爭后中日地位的乾坤逆轉,其實在若干年前就已經初具雛形;而海上對陣,不過是日本為了證明自己遠勝清朝而需要的一個標志而已。康有為在甲午之戰數月前曾有過準確的預言:“光緒二十年甲午,先師年三十七。二月十二,入都會試,寓盛昱家。昱,肅邸從弟也。時有貴人問先師曰:‘國祚能幾何年?’先師答曰:‘禍在眉睫。’某貴人大駭,而心以為非。時擬以三千萬舉行萬壽,已而朝鮮變起,日本乘之,與我構兵,有甲午之敗。”(43)然而,“外征的根本在內治”。這一在日本有過經典實踐的規律,并沒有因為甲午戰敗而促成清朝上下的根本性警醒。(44)從這個意義上說,嗣后掀起于清朝內部的“戊戌變法”,也只能以“百日維新”的形式瞬間終結;而繼之者的“辛亥革命”,似乎也難以擺脫舊制的影響。康有為在《中華救國論》中,雖理性上認可了共和告成“掃中國數千年專制之弊,不止革一朝之命,五族合軌,人心趨同,必無復于帝政之理”的現實,但深以為憂者也仍然是老舊問題:“今共和數月矣,所聞于耳、觸于目者,悍將驕兵之日變也,都督分府之日爭也,士農工商之失業也,小民之流離餓斃也”,“故竊謂今者補救中國之亟圖,在整綱紀,行法令,復秩序,守邊疆”,“講乎外勢而先弭內亂”云云。(45)

                         

                        二、軍事失敗的延續:對日本價值的過度傾倒

                         

                        甲午海戰完勝后,日本軍近乎失態的狂歡反襯出他們對自己所獲戰績的大喜過望。(46)可是,如果僅就軍事數據而言,曾讓“四萬萬人齊下淚”的戰敗往事,即便在今天看來似乎也不應該發生。金一南將軍指出:“中日甲午戰爭,是近代史以至現代史上,中國軍隊與入侵之外敵交戰時武器裝備差距最小的一次戰爭。它又是近代以至現代史上,中國軍隊敗得最慘的一次戰爭”,而且,“甲午海戰中最令人銘心刻骨的結局,莫過于龐大的北洋海軍艦隊整體覆滅的同時,對方艦隊竟然一艘未沉”。于是,“120年前的中日甲午戰爭”就成了“壓在中國人心中的一塊大石頭”,成了“橫亙在中國命運之途的一道大坎兒”,成了“留在中華民族記憶中的一個噩夢”。(47)

                         

                        如此充滿悲情的描述,無疑凸顯了中方在歷史上首次敗給日本后斷難平復的心理創痛,也隱約地表達了即便在水師覆滅120年后的今天,“漢唐氣象”下中國人固有的驕傲和自信仍有待于恢復的焦慮與糾結。然而,有這樣一個事實顯然被我們忽略了,即甲午戰爭后,清朝不僅在軍事和外交上全面倒伏,國人的價值體系和精神世界也隨著割地賠款和喪權辱國事件的紛至沓來而走向虛無。一個“前不如古人、今不如洋人”的厚古薄今情結與崇外自貶心態,開始逐漸彌漫并習染成俗。何啟、胡禮垣說道:“日本自維新立政以來,其君每一得間則親臨學校,或身至戎行,觀諸生之學業,必勉之曰:‘日本貧國也,貧則見凌于上國,爾其志于富,毋使我國羞。’觀武士之操演,必勖之曰:‘日本弱國也,弱則受制于雄邦;爾其志于強,毋為我國辱。’又曰:‘事無難易,人無尊卑,有志者成,無志者敗,我之所望厥為爾曹,厥為爾曹之志。’嗚呼,其君如此,焉得不興?故僅十余年而國內機器之廠林立,出口之貨充盈,而工作之成有非泰西所能及,槍炮各事尤能獨出乎心裁。然則其興也,豈得曰天意而非人事哉?今其入寇中國也,其國君口授韜略,耳聽羽書,而夙興夜寐,有越王嘗蓼之志。其國后手制醫巾,親調藥餌,而愛憐忠義,有平原絲繡之心。其太子身歷行間,躬親召募,而往來巡撫,有楚子挾纊之風。其公主率諸命婦,裝如服役,而料理傷兵,有吳起吮疽之度。凡此作為,雖其好名之故,而實足使路旁觀感者涕泗滂沱。至于歌曲唱英雄,使士卒奮揚其功,直比于秦王破陣樂。非是,則旅順之戰雖勝,而先登未必如是之速而不緩須臾也。旌旗標壯士而杯酒以餞,其效竟同于易水送荊卿,非是,則鴨綠之戰雖敗,而兵士未必但求乎死而并不求生也。”(48)他試圖闡明這樣的道理:當下中國不及日本。日本之所以強于中國,是因為日人所為酷肖中國古人。唯因當今圣上不如中國先賢,于是中國天子亦不及日本天皇。類似說法在甲午戰敗后長時間流行,以致20世紀20年代辜鴻銘造訪日本時竟亦放言:“唐代的中國人就是現在的日本人,現在的日本人才是真正的中國人!”(49)然而,用歷史光輝去掩飾現實窘迫的做法,更多反映的是郁結于內心深處的“自卑”。這除了能證明當時中國人自信泯然卻又不甘泯然的心態外,事實上還反向強化了日本所代表的標準意義。于是,一個符合邏輯的另一極走向遂同時出現,即如果我們不把所謂戰勝清朝使日本歷來潛在的對中國的恐懼,轉變為對中國的蔑視這一日方說法視為謊言,那么,中國民眾如墜深淵的心理反應,其實已不自覺地驗證了日本人的良好感覺。重要的是,當這種反應逐漸從感性距離沉積為理性落差、由一時不敵演變成理所當然時,某種自我矮化的心理和對日神化情結,還逐漸演變成下意識的價值取向和行為歸趨。“康梁變法”所引發的全面仿日運動,遂由此展開。甲午戰爭,是傷及清朝乃至整個中華民族命脈的重大歷史事件。唯此,敗戰之初,康有為曾為此痛不欲生,所撰《日本書目志》,亦視此為奇恥大辱:“日本蕞爾島國,其地十八萬方里,當中國之一蜀,而敢滅我琉球,剪我朝鮮,破我遼東,躒我威海,虜我兵船,割我臺灣。”(50)《日本書目志》一書,光緒二十三年(1897)冬由上海大同譯書局出版。汪暉認為,該書當作于光緒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1897年11月15日)之前,證據是梁啟超在這一天以《讀日本書目志后》為題在《時務報》上發表了文章。(51)有學者考證,該書的編撰時間應該是光緒二十二年(1896)。(52)然而,到了光緒二十四年三月二十日(1898年4月10日),日本對他國的蠶食鯨吞行為,不但在康有為的筆下轉而為日人“改良進步”之“治效”,而且,這時的日本為中國樹立了比泰西諸國更具實用性的標準和榜樣:“惟泰西國數極多,情勢各異,文字政俗,與我迥殊,雖欲采法之,譯書既難,事勢不合,且其富強精巧,皆逾我百倍,驟欲致之,下手實難。惟日本文字政俗皆與我同,取泰西五百年之新法,以三十年追摹之,始則亦步亦趨,繼則出新振奇,一切新法,惟妙惟肖,遂以南滅琉球,北開北海,左撫高麗,右取臺灣,治效之速,蓋地球諸國所未有也。吾地大人眾,皆十倍日本,若能采鑒變法,三年之內,治具畢張,十年之內,治化大成矣。”而且,倘“大誓群臣,伊雪國恥,取日本更新之法,斟酌草定,從容行之,章程畢具,流弊絕無,一舉而規模成,數年而治功著,其治效之速,非徒遠過日本,真有令人不可測度者……皇上但稍留意人才,拔至左右,日以討論,立即施行,拱手垂裳,而土地可保,中國可安矣。以我之地大人眾倍于歐洲,十年之后,雖為政地球不難矣”。(53)學習日本竟能帶來如此絢爛的遠景,光緒帝亦為之傾倒,可謂良有以也。不過,參與變法維新者顯然都受到過某種思想的共同影響。林樂知在總結甲午戰爭中方敗戰原因時曾謂:“日人之崇尚新法,如水乳之交融,如骨肉之互易。其形則短小羸弱,不如西人及華人之俊偉魁梧,而其氣質性情則迥非昔日之東人,而竟成今日之西人矣。況重以君若臣之振興鼓勵,不遺余力,泰西良法美意,無不略見端倪。又踵西法而立議院,許其民公舉議員,以通上下之情,日民乃益復興起。”清朝則不然,“同文方言諸館既立,亦曾別選幼童出洋肄業,而一二次后,遽爾中止。夫此一二百之學童,即皆學業有成,而雜諸四百兆人中,不啻滄海之一粟耳,而況乎未必盡成,成者亦未嘗一用也”。(54)林樂知著述中的價值取向,特別是甲午戰爭后的發言,在當時中國人當中極具移人耳目之力量。據載,甲午戰爭后和戊戌變法期間,康有為、梁啟超乃至光緒帝,均受到過廣學會和《中東戰紀本末》的主要來源——《萬國公報》的深刻影響。如康有為在光緒二十四年(1898)曾對香港《中國郵報》的一名記者說,他之所以主張變法,“主要歸功于兩位傳教士,李提摩太牧師與林樂知牧師的著作”(55)。又,梁啟超在《南海康先生傳》中稱,康有為“乃悉購江南制造局及西教會所譯出各書盡讀之……自是于其學力中,別開一境界”(56)。這證明了康有為“購《萬國公報》,大攻西學書”(57)、“凡上海廣學會出版之書,莫不盡量購取”(58)等記錄的屬實。而在梁啟超《西學書目表》中所列的42種西方著作中,傳教士編譯出版的有30種,其中即包括林樂知的《中東戰紀本末》、李提摩太的《泰西新史攬要》和丁韙良的《萬國公法》等。后來,連光緒皇帝也購閱了全套《萬國公報》及89種廣學會出版的書籍,并“在精神上接受了它的影響”。(59)

                         

                        在戊戌變法的籌備與實施過程中,康有為進呈于光緒皇帝者,除了《日本變政考》外,還有《俄彼得變政記》、《波蘭分滅記》、《法國變政考》、《德國變政考》和《英國變政考》等。然而,其所以對日本情有獨鐘,除了林樂知等西方傳教士的影響外,也有來自他自身的特別判斷。首先他認為,日本過去不入中國人法眼的原因,是因為沒有人真正研究過它。一旦認真關注之,就會發現其能量不僅不在歐美之下,在全世界也是絕無僅有的:“自小而大者,俄羅斯是也;自弱而強者,日本是也。是皆變法開新,君主能與民同之國也。其效最速,其文最備,與我最近者,莫如日本”(60),“泰西以五百年講求之者,日本以二十余年成之,治效之速,蓋地球所未有也,然后北遣使以開蝦夷,南馳使以滅琉球,東出師以撫高麗,西耀兵以取臺灣,于是日本遂為盛國,與歐洲德法大國頡頏焉。然論其地,不過區區三島;論其民,不過三千余萬,皆當吾十之一。然遂以威震亞東,名施大地。跡其致此之由,豈非盡革舊俗,大政維新之故哉?恨舊日言日本事者,不詳其次第變革之理,無以窺其先后更化之宜。乙未和議成,大搜日本群書,臣女同薇,粗通東文,譯而集成。閱之三年,乃得見日本變法曲折次第”(61)。其次,向日本學習,可以少走許多彎路;而改革中的許多風險和不測,都已由日本經歷過的教訓得到了規避,其經驗可拿來即用:“夫凡有興作,必有失弊,幾經前車之覆,乃得后軌之道。今我有日本為向導之卒,為測水之竿,為探險之隊,為嘗藥之神農,為識途之老馬,我盡收其利而去其害,何樂如之?”(62)“吾因其成功而用之,是吾以泰西為牛,日本為農夫,而吾坐而食之。”(63)再次,日本之勇猛強悍,令人駭懼。因此,只有效仿日本,才不致喪師辱國,割地賠款:“昔在圣明御極之時,琉球被滅之際,臣有鄉人,商于日本,攜示書目,臣托購求,且讀且駭,知其變政之勇猛,而成效之已著也”,“及東事將興,舉國上下,咸昧日事,若視他星。臣曾上書言日本變法已強,將窺遼東,先謀高麗,大臣不信”,“及東事之興,舉國人皆輕日本之小國,貿然興戎,遂致敗辱,則太不察鄰國,誤輕小邦之所由也”。(64)又次,日本從泰西不光學到了“術”,更學得了“道”:“夫日本所以盛強者,為其兵之練歟?為其炮械之精歟?昧昧我思之,其有不然歟?其有本原者存焉。”他的解釋是:“嘗考歐洲所以強者,為其開智學而窮物理也,窮物理而知化也……昔吾中人之至德國也,必問甲兵炮械,日人之至德國也,必問格致……嗚呼,吾其宜為日弱哉!”(65)最后,人事斗爭的需要使然。擬協助光緒帝罷黜慈禧派與親俄派的李鴻章,以為這樣方可為制定聯日國策搬去一塊絆腳石。(66)

                         

                        康有為無疑深愛著自己的國家,甲午戰敗給他帶來的心理傷害顯然亦十分巨大。正因如此,作為那個時代的“知日派”,如何迅速地扭轉大清的頹勢并早日轉敗為勝,自然成為他晝夜焦思的頭等大事。他早年對日本的了解和戰敗前對清朝命運的預見,仿佛已讓他反向找到了延續國祚的丹藥,當然,這服丹藥的服用過程充滿了對日本的駭懼和轉生于駭懼的艷羨。這從他以上的言說中已不難窺見。但是,這一長期形成的愿望能否得到實現,端賴其能否做到“得君行道”,而這一點在中國傳統政治環境下似乎更加重要。他是幸運的,因為在最需要“得君”的時候他遇到了光緒皇帝;他也是不幸的,因為這個弱君其實未必能真的如其所愿。在他還沒有能力鏟除后黨的前提下,通過光緒拼將一場,對他而言已成為改造國家的不二選擇。好在他超長的熱情與光緒帝急切的心情在一個特定的歷史瞬間確曾激蕩出絢爛的光焰,而且這團光焰還似乎給“舉目何處是神州”的中國帶去了一線光明。可以想象,光緒帝平生以來大概沒有像讀康有為《日本變政考》那般如饑似渴,而康有為也從未像編撰這部書時那般福至心靈,才思泉涌。于是,光緒二十四年四月十三日(1898年6月1日),御史楊深秀上《請定國是而明賞罰折》;二十日侍讀學士徐致靖上《請明定國是疏》(均為康有為代擬);康有為本人亦上《請告天祖誓群臣以變法定國是折》。終于,10天后,光緒帝根據他們的奏章,召集軍機處的親王大臣,頒布了《明定國是詔》,“戊戌變法”由此正式拉開帷幕。也從這一天起,以康梁為代表的維新派,開始了有步驟地推進其想法的全過程,這其中包括仿日、聯日甚至徑與日本合邦等思想和行動等不一。先是,山東道監察御史楊深秀上奏稱:“頃聞日人患俄人鐵路之逼,重念唇齒輔車之依,頗悔割臺相煎之急,大開東方協助之會,愿智吾人士,助吾自立,招我游學,供我經費,以著親好之實,以弭夙昔之嫌,經其駐使矢野文雄函告譯署。我與日人隔一衣帶水,若吾能自強復仇,無施不可。今我既弱未能立,亟宜因其悔心,受其情意……既于兩國可聯情好,且令吾人士得通彼學。”(67)而洪汝沖的奏折,似最能代表康有為的一貫政見:“中國論治,主閉主分;歐西論治,主通主合……論地形則同洲者先通先合,論種族則同種者宜通宜合,論文教則同文者可通可合。今歐美各國與我洲異種異文,天之所限,勢難聯成一氣,易啟殺機。惟日本則不然,雖以島夷,國勢驟盛,進步之速,歐美憚之,顧急于自見,發難于我,受制俄人,致有唇亡齒寒之懼……為日本者,所親宜無過中國,以我幅員之廣,人民之眾,物產之饒,誠得與之聯合,借彼新法,資我賢才,交換智識,互相援系,不難約束俄人……而祖宗締造之業,亦鞏如磐石矣。此事若在歐西,即合為一國,亦不為怪。”(68)康有為于是乎敦請光緒皇帝實行與日本的“合邦”計劃,并為此采取了行動:“時與日本使矢野文雄約兩國合邦大會議,定稿極詳,請矢野君行知總署答允,然后可以大會于各省。而俄人知之,矢野君未敢。”(69)有學者指出,康有為的“合邦”思想,很可能受到了日本人森本藤吉(樽井藤吉)的影響。為了影響中朝兩國之人,光緒十九年(1893),森本曾用漢文出版了《大東合邦論》一書。從梁啟超為該書之上海大同譯書局版所撰《序言》和時任翰林院編修的蔡元培所書日記中不難看出,“合邦”論似乎并非康有為一人之所思所想,梁與蔡都是贊同森本的意見的。(70)中日“聯合”甚至“合邦”意見的出臺,顯然也與日本軍方和“亞細亞協會”的慫恿、鼓動有關。參謀大佐神尾光臣曾對中國各方人士稱:“貴國亡,必及我,我不聯貴國,將誰聯?今大地師艦,麋集鱗萃,吮血磨牙,睊睊相向;不于此時薪膽為雄,練兵興學,更優游卒歲安乎?時乎時乎不再來!愿君熟思,同往我國,謀定后動……如聯盟計成,吾當為介于英,而鐵軌資焉,國債資焉,兵輪資焉,一切政學資焉。”有學者指出,神尾這些慷慨激昂的言論,不僅引發張之洞的聯日沖動,也對維新派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因此,無論是在南方的唐才常、譚嗣同,還是在北京的康有為、梁啟超,都異口同聲地主張中日結盟,以為是千載一遇的大好機會。(71)與此相偕動,光緒皇帝的對日傾倒之意,也愈加表面化。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六日(1898年9月11日),光緒擬派黃遵憲以“頭等全權大使”的名義出使日本。駐清國臨時代理公使林權助在上外務大臣大隈重信函中這樣寫道:“此次黃遵憲攜帶的國書,其詞句與以前同樣奉呈者,有所不同。此次國書上大改字句,以示親交相依之御意。其文句已由皇帝親自擬定。新國書以‘大清國大皇帝,敬問我同洲至親至近友邦,誕膺天佑,踐萬世一系帝祚之大日本大皇帝好’之字句開頭。現敬請電詢貴國政府,以此清國大皇帝之御意,轉達于貴國皇帝陛下。”林權助致大隈重信的信件與報告,其實講了三件事。其一,光緒皇帝要送天皇頭等第一勛章;其二,希望將黃遵憲的規格從原先的公使,升格為頭等全權大使派往日本;其三,此次所奉國書,不同以往,字句格外親密。研究者指出,這三條內容充分反映了光緒皇帝急切聯合日本的真誠愿望。不僅如此,據張蔭桓回憶稱:“七月間,皇上有硃筆諭條,令我向日使言,中國擬派頭等欽差駐日本。又擬派康有為赴日,坐探變法事宜。我恐日廷不允接待,即至總署與廖仲山言論。正談敘間,又奉皇上墨諭,內言告知日本,此后往來公牘,可將日皇徽號,全行書寫。我即往拜日本使臣,將先奉朱諭隱起,僅將墨筆諭宣示。因向該使臣談及,中朝欲遣頭等欽差之意。日使喜甚,允電日廷政府。念余日并未見有回電,竟作罷論。”有研究者由此認為,以前人們在“衣帶詔”問題上對康的批評,或許過于苛刻。(72)然而,那一階段的中日關系,顯然不是與日本少有實際接觸的隔空“知日派”所能夠真正了解和把握的。《大東合邦論》初版于明治二十六年(1893)。所謂“大東合邦”,指的是日韓結成聯邦之國,再與滿清合縱結盟,以對抗歐美列強。如果不考慮該書出版后的第二年即爆發中日甲午戰爭,以及17年后日韓合并等事實,單純就此書的主張和道理而言,弱國之人初讀之,很難不為所動。這種有時亦被喚作“大亞洲主義”的想法和實踐,緣起于“西力東漸”之初清、日、韓三國的相似遭遇和日本與清、韓間所謂“東亞一體”的虛實關聯。前者,展開于“鴉片戰爭”后的中英《南京條約》(1842)、“佩里來航”后的日美《神奈川條約》(1854)和“異樣船”引發的朝法“丙寅洋擾”與朝美“辛未洋擾”(1866—1871);而后者,則催生于厄運與共者的地緣親緣感受。亦即,西人的來犯,不但使發生同類遭遇的三個國家在視覺上產生了空間上的連帶感,也易于在情感上觸發共命運的親近感。歷史上曾經有過的“中華文化圈”,無疑還通過某種回憶的方式在不時提示著上述感覺。這或許能幫助人們理解,為什么清朝第一位駐日公使何如璋會與日本興亞會的主將曾根俊虎有過“同文同種”、“唇齒相依”(73)的傾情深談,勝海舟又何以稱“朝鮮乃昔日的老師”(74)以及明治期史論家山路愛山為什么會說出“朝鮮才是把支那和印度的學術技能與道德宗教傳播給日本的最古大恩人”(75)等話來。這大概也是所謂“古典亞細亞主義最初是作為民間的一種理想主義而被提倡的”(76)一類感受之所自出。但是,以日本人為核心組建而成的相關組織,以漢語、韓語學習為形式,以加深了解為標榜,以“睦鄰”、“提攜”為號召,開始了對清朝、朝鮮等國遠不止于了解層面的實地踏查和信息采集工作。繼興亞會之后陸續成立的東洋學館和日清貿易研究所,特別是后者,所培養的“人才”,是東亞聯盟理想、東亞領袖意識和東亞征服理念的混合體(如以日本為主導實現東亞文武聯手的“第一天職”和拯救朝鮮、膺懲清國、改造清國的“第二天職”等),而且在日后的日清戰爭中,他們還被軍隊所征用且最大限度地被利用。(77)因所作所為有些過分,并且言行不一現象越積越多,(78)所以,時任《循環日報》主編的王韜,曾對興亞會的復雜構造及其名實乖離行為做過如下評論:“日人創立興亞會,其志則大,其名則美,而勢事之難處,意見之各殊,則非特等于無補空言,且將類于陰謀詭計也。今日本無端而構釁臺灣,蓄謀殲滅琉球,則其所謂睦鄰者,蓋可知矣。即繁稱博引,援古引今,欲維時局,其誰信之?”(79)這意味著,“構釁臺灣”(80)與“殲滅琉球”(81)等系列行動,與日方口頭上的說法,是南轅北轍的。王韜的話,其實只說出了日人言行矛盾的一點苗頭。日本策動的朝鮮甲申政變以及由這一政變所引發的清日摩擦乃至戰爭,才使上述苗頭日益顯在化。這一點,清駐日公使黎庶昌看得真切。他曾對日人宮島誠一郎說:“此次朝鮮之事似易了結,所關要者在以后之措置耳。貴國本擬朝鮮以獨立而又越海駐兵,非朝人所心服。仆之私意,以為貴國以后應不干涉朝事。”(82)而甲申政變的直接發起人金玉均(1851—1894)的上海遇刺事件,也無法不讓人懷疑日方冷遇甚至軟禁金氏的真實意圖。(83)金玉均在日本的敘事中被指稱為朝鮮的開化派政治家和思想家。金曾與福澤諭吉過從甚密,并在福澤的援助下,籌謀朝鮮的國政改革。1884年末,乘中法戰爭混亂之機,金玉均發起了推翻“事大黨”的內部政變,以期排除清國的對朝影響。失敗后逃往日本,不料竟長期遭受明治政府的冷落,度過了近十年的軟禁生活。朝鮮知此,遂遣洪鐘宇將金氏誘至上海殺害。金氏遇害后,日本國內反而頻繁舉行追悼活動,借以彈劾清朝政府,并演變為日清戰爭的導火線。(84)在這些歷史鏡鑒面前,戊戌變法的許多對日傾倒行為,其實也在或隱或顯地重蹈韓國“改革家”們的覆轍。當光緒帝擬派黃遵憲赴日親善時,林權助高興之余的實際心態是:“本官竊希望利用此次機會,使得彼我帝室的交際大增親密。蓋我相信如此有利于改良清國諸政,這又是增進我方利益,增大我方權利,以鞏固我方地位的一大良劑。故但愿即速給清國皇帝贈送勛章,以作回禮。”(85)而百日維新失敗后,逃到日本的康有為被日本當局始亂終棄甚至驅離的遭遇,也與金玉均的在日命運十分相似。然而,問題顯然不止于此。戊戌變法后,日本其實儲備了維新派和革命派這兩股對清廷持不同政見甚至敵對態度的勢力,同時維持著與清廷及其要員的政治聯絡通道。其中,無論是哪股力量,幾乎均無一例外地要取法日本和利用日本,以為自身壯大之需。吊詭的是,試圖取法和利用日本的各股勢力間必然會形成的“爭奪”日本局面,反而為日本自由汰選和利用合乎己意的華人力量,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而是否合乎己意的唯一標準,則是哪股力量對日本的國益更加有利而不是相反。結果,中日之間竟長期呈現出這樣一種局面:在幾股華人勢力一齊求助日本并對日本爭相“貢獻”的同時,日方的忽即忽離和忽冷忽熱態度,事實上已不動聲色地操縱和控制了華人世界的人事關系、價值取向、政治走勢,一言以蔽之曰內部事務。

                         

                        有學者注意到,戊戌政變爆發后,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倉皇出逃,日本政府不惜冒著很大風險,將康、梁等人接到了日本,奉若上賓。維新派與進步人士無不為之感動。然而,曾幾何時,日本政府對康、梁之態度發生了180度的大轉折,以致康有為因母親病危而取道日本,想暫作停留,卻受到日本政府“拒絕登陸”的對待,連一點人道主義都不講。日方這種翻手為云、覆手為雨的行為背后,一方面有清廷通緝康黨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有欲與康梁爭奪在日地位的張之洞的手腳。因為日本政府既不愿為大勢已去的維新派去得罪依然大權在握的西太后政府,也不愿意為保護康、梁而得罪張之洞,丟失張之洞所希望的在中國幫助練兵等許多實惠和利益。(86)及維新派的海外勢力在上述圍剿中逐漸被排除后,反映西太后意志的清廷聯日交誼行動,遂開始步入日程。光緒二十五年(1899),西太后令劉學詢、慶寬以考察商務為名赴日本聯誼。這里有兩份“上諭”,一份是慶親王準備好的由劉學詢攜帶的上諭:“光緒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三日,朕奉皇太后懿旨:自馬關修約以來,中東交際,日形親密”云云;另一份是矢野文雄拿到的光緒皇帝致日本天皇正式信函:“大清國大皇帝,敬問大日本國大皇帝好。朕維中國與貴國,海疆接壤,風俗同文,和好夙敦,紀之盟府。朝鮮一役,誤于浮言,棄好尋仇,實非朕意”云云。研究者指出,這兩份“上諭”的內容大同小異,而由慈禧皇太后一手敲定的與日本結盟的計劃,不過是用皇帝的名義,表達慈禧本人的愿望罷了。(87)然而,明治天皇除了欣喜于清廷帝、后兩位所送的特級禮品外,對與其“結盟”之事,態度并不積極。而且直到一個多月后,天皇才復電清廷。值得注意的是,其“輯固鄰好”和“亟敦交誼”中的“鄰”“交”措辭,體現的其實不是親密,而是距離。這意味著,與戊戌變法前日本急不可待的“聯盟”甚至“合邦”愿望相比,天皇態度的變化已形若霄壤。關于慈禧、奕劻所設計的中日結盟計劃之所以沒有取得任何實質性成果的原因,研究者提出了三點理由:首先,慈禧與奕劻等清廷決策人物,缺乏近代基本外交常識。他們思考問題的方式大多還停留在古老的中世紀。其次,作為一個專制的君王,慈禧絲毫容不得她的臣民和持不同政見者在海外對其有任何形式的攻擊,甚至每每遣人暗殺,以絕后患。最后,日本天皇昔日敦促朝廷實行聯日之策,而現在清廷遣專使前來卻反而猶疑,一是因為日本政府對慈禧一伙已徹底絕望;二是沙俄的干預已應聲而至。于是,所謂中日結盟,只是慈禧、奕劻一伙的單相思。他們絞盡腦汁、費力勞神,其結果卻是兩手空空、一無所獲。這實在是晚清外交史上最荒唐的篇章。(88)但是,除了上述三點外,是否還存在著第四個原因呢?如前所述,幾股爭奪日本力量的“你方唱罷我登場”,事實上已給日本人提供了牽制和控制中國局面的絕好機會。而且,由于日方在處理這一問題時有著明確的利益指向原則,因此,誰在競爭中能最后勝出,往往取決于誰的條件堆積更有利于日本的國益。這一點,與劉學詢一道訪日的慶寬似乎已有所察覺:“奴才訪得逋逆孫文,時于新舊金山及南洋各處,勾結匪黨,煽惑人心,斂錢設會。近日時常盤聚日本,聯絡商民,與王照、梁啟超等往來勾結,立會煽惑等事,并倚日本壯士黨為聲恃,大隈伯爵、犬養為護符。并聞,伊藤雖不同黨于該匪等,亦有羈縻之意。又傳聞孫逆于春間,改換西服,游歷長江一帶,勾結山東、湖南、四川會匪,謀為不宄。謠言之甚者,謂內外勾結不下四五十萬人。傳言雖無實據,然內而各省,外而各國,皆有所聞,究亦不可不防。謹案,青木、伊藤告語諄諄,意殊迫切,熟察詞氣之間,冒昧揣度,若我國毫無舉動,恐日本以我無自強之望,即當另謀他策,似有將用康梁、孫文之意……訪查日本陸軍、海軍學校章程,集歐洲各國之長,精益求精,刻下輿論日本陸軍學校駕各國之上。且日本武學堂人才正多,當能為教習,聘之不難,勿聘頭等大臣。”(89)就是說,如果能實現清日結盟計劃,就必須把軍隊的訓練權交給日本,何況,除軍政外,清日之間還有學校、財賦、商務、農工、保甲等無限大的合作空間呢!然而,慶寬建議的無用和康梁勢力的式微,卻使這兩者以外的另一股力量異軍突起并迅速成為日本矚目的焦點,即所謂已“內外勾結不下四五十萬人”的孫文及其革命黨。日本政府雖然對革命黨人不取日本式“君主立憲制”而直接“走向共和”的改革道路有所不快,但孫文早年對日本的承諾,卻無法不令其芳心大動,而且重要的是,這一承諾的確是康梁和清廷所難以兌現的。光緒三十二年(1906),孫中山曾游說日本朝野人士,聲稱:“滿蒙可任日本取之,中國革命目的在于滅滿興漢,中國建國在長城以內,故日本亟應援助革命黨。”1907年,慶親王奕劻致書伊藤博文,要求日本政府將孫中山驅逐出境。伊藤征詢內田良平的意見,內田表示:“自前年以來,孫文屢向我朝野人士表示,日本如能援助中國革命,將以滿蒙讓渡與日本。”小川平吉也有一段回憶,可與內田的記載相印證。在《孫逸仙之革命與滿洲獨立》一文中,小川說:“孫逸仙與黃興長期流亡日本,接受有志人士之援助,彼屢屢向我輩陳述:‘日本需要滿洲,滿洲與日本有不可隔離之關系。其地原為滿洲人之土地,對我中國漢人來說并非絕對必要。我輩革命如能成功,如滿洲之地,即使滿足日本之希望,當亦無妨。’”(90)眾所周知,黑龍會及其日本浪人,曾經給孫中山的辛亥革命提供過不少幫助。唯此,當黑龍會創始人內田良平回憶那段歷史時才說:“我們賭上生命援助孫的革命,是因為它與日本的利益一致。”(91)因為據內田稱,孫中山當年曾親口對他說:“原來吾人之目的,在于滅滿興漢。至革命成功之曉,即令滿蒙西伯利亞送與日本亦可也。”(92)有學者指出:“日本大陸浪人之所以支持孫中山的革命,是在將東北地區最終納入日本帝國主義勢力范圍的目的驅使下開始的;之所以讓他們能夠看到這種可能性,就是中國革命派所提出的‘滅滿興漢’的政治主張。”值得注意的是,同盟會的籌備會議(1905年7月30日),就召開于黑龍會領袖內田良平的住處;而“驅逐韃虜,恢復中華”這一暗含滿蒙不在“恢復”范圍內等寓意的入會誓詞,亦首次發布于這次會議。“據說當天因為來人太多,內田良平家的地面都被踩塌了。”不過黑龍會的野望顯然不止于此,按照他們的說法,拿下“滿洲”,才能為下一步的“大陸經營”打下基礎。實際上,革命黨的發展勢頭和利用日本所應付出的代價,日方應早有設計。據載,劉學詢訪日期間私會孫中山的事,是由日本高級軍事間諜、在威海戰役中立下過汗馬功勞的宗方小太郎引薦而成的。該人與汪康年、李盛鐸、文廷式、梁啟超、孫中山均有交往,號稱“友人”。后來,他參加東亞同文會,長期在上海生活,曾主持上海同文書院與上海東方通訊社,與近衛篤麿聯系頻繁。而劉學詢等人的赴日事宜,也是由他和小田切萬壽之助多方奔走、參與籌措方才促成。(93)正是這個人,在很早以前就對清朝內部的“反清復明”動向有清楚的了解:“予明治十七年(1884)初冬游中國,以后舉反旗者雖不少,但不如今日之盛。前之叛亂者殆無名義而叛,今之叛亂者無不以恢復明祀為名義。其故何在?曰:‘恢復明朝’一語最易煽動民心,又為民心之所向故也。”(94)職是之故,他在日本對清宣戰時所擬的“討清檄文”中宣稱:“滿清氏元(原)塞外之一蠻族,既非受命之德,又無功于中國,乘朱明之衰運,暴力劫奪,偽定一時,機變百出,巧操天下。當時豪杰武力不敵,吞恨抱憤以至今日,蓋所謂人眾勝天者矣。今也天定勝人之時且至焉”,“夫貴國民族之與我日本民族同種、同文、同倫理,有偕榮之誼,不有與仇之情也。切望爾等諒我徒之誠,絕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勢,唱義中原,糾合壯徒、革命軍,以逐滿清氏于境外,起真豪杰于草莽而以托大業……時不可失,機不復來。古人不言耶:天與不取,反受其咎。卿等速起。勿為明祖所笑!”(95)在日本人關于滿蒙問題的普遍認識面前,內田良平自然不是例外。據說,孫中山在擬定“驅逐韃虜,恢復中華”之革命誓詞時,是參考了內田的意見的;而宗方將劉學詢引薦給孫中山,亦顯然看好了孫對于日本的未來價值。在暗示這一價值要大于清廷不知凡幾的同時,其實已巧妙地在清廷與孫文之間導入了如何才能更有利于日本國益的“競爭”機制。然而,日本顯然忘記了孫中山有案可稽的另一種對日態度。1912年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后,孫中山為獲得日本政府的承認,曾擬派宋教仁赴日斡旋。可當隱約感到日方對華的領土意圖后,孫中山遂指示宋教仁道:“如果得到承認,卻有難以保全領土之虞,就不進行和議。”在摸不清日本方面是否有借機提出領土要求的情況下,宋教仁也決定推遲訪日。(96)對此,下面的一段解讀值得玩味:“為了中國的獨立和富強,孫中山鞠躬盡瘁地奮斗了一生,這是一個無可爭辯的事實;但是,也正是為了這一目的,他又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準備將滿洲租讓給日本,這應該也是事實。問題的全部復雜性也在這里。我們當然不應該因此而否定孫中山在近代中國史上的崇高地位,當然同樣也不應該為了維護這種地位而諱言有關事實。”(97)甲午戰敗后,中國君民向敵國學習本身,是沒有錯誤的;為了強調改革的重要性,說幾句夸張的話,原亦無可厚非。但是,當這種學習和仿效已演變為傾倒和迷信甚至不惜競相對日投懷送抱時,事情的性質便容易發生與初衷相反的轉變。更重要的還在于,這些行為除了給日本提供牽制與控制中國內部事務的絕大機會外,還使日本上下蔑華之心日盛,而侵華之欲日強。中日之間的落差之所以不止于軍事和政治層面,原因亦在于此。

                         

                        三、對中日間“落差—權利”結構的分析

                         

                        “落差—權利”結構,可以為我們觀察近代以來的中日關系本質,提供分析依據。該結構,指的是根據實力和地位等諸般差異而形成于關系雙邊或多邊的權利義務框架。構成這一框架的支撐要素,通常說來有以下三點,即價值取向、政治制度和經濟條件。這三個要素的組合能否形成“落差—權利”結構,往往取決于該結構賴以確立的充分條件——“高下相傾”態勢是否具備。這至少需要滿足兩個必要條件:第一,高端事物是否代表了強勢、優勢和趨勢;第二,高端事物能否準確地反映并回應位處下風者的欲望和需求。在東亞地區,最早體現這一結構特征的,是前近代以中國為中心的“華夷秩序”體系。“華夷秩序”,又稱“朝貢體系”、“冊封體制”、“朝貢貿易體系”和“前近代東亞體系”。它通過價值上的“華夷關系”、政治上的“宗藩關系”和經濟上的“賜貢關系”這組特定的紐帶,把大小、高下、強弱的關系雙方聯結在一起。由于這是中國古代“金字塔”式規則的外推,而如此高下秩序在某種意義上又是早期政治力學的產物,因此,這“三大紐帶”事實上是建立在“三大落差”的基礎上的,即與“華—夷”對應的“文—野”價值落差、與“宗—藩”同構的“中—邊”地位落差和與“賜—貢”相稱的“厚—薄”豐瘠落差。(98)馬丁·雅克指出:“中國和所有從屬國之間的巨大差距是朝貢體系的一個基本特征,是這種體系長期特有的穩定性的根本原因”,“換句話說,以朝貢體系為依托,國家間被拉大的差距培育出了潛在的穩定性”。(99)這一不易改變的落差,曾賦予位處高端者以長久而穩定的權利,致使“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圈域規則在前近代東亞地區通行了兩千余年。然而,這一通過道德感化、制度同化和經貿互化等方法來維持的關系體系,因長期秉承“來者不拒,去者不追”的邦國交往原則,換言之,由于其體系維持特征往往表現出彈性懷柔和非強制性,故而中國周邊的朝鮮、日本、越南乃至利瑪竇所稱“大明聲名文物之盛,自十五度至四十二度皆是”的區域內鄰邦,幾乎都與中國有過或近或遠的冊封朝貢關系。在此過程中,盡管日本叛服無常,并通過白村江之役(663)和壬辰丁酉倭亂(1592—1597)與中國頻爭高下,但直到代表剛性原則的西方“條約體系”東漸亞洲后,以往的區域關系格局才首次遇到了根本性的挑戰。當然,充當這一挑戰之急先鋒并且最終取代中國原有區域中心地位的國家,仍是脫胎于“華夷秩序”并充分了解秩序內部規則的日本。這種出身和了解意味著,日本若想在早已習慣于“落差”支配邏輯的地區推展某種新的文明形態,新的“落差”制作,就成為不可或缺的行動前提。明治政府無疑深諳此道,亦深曉西方強勢“價值”及其“規矩”體系對于日本主導東亞事務的權威借助意義,于是,一個新的“落差—權利”結構開始形于世人面前,即:(1)以“近代文明”征服“中世野蠻”的文明正當性,(2)以“國民國家”取代“華夷秩序”的政治正義性,(3)以“資本經濟”改造“自足經濟”的經貿優位性。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制作的這三大“落差”與明治維新的三大“口號”——“文明開化”、“富國強兵”和“殖產興業”之間,彼此呼應,異曲同工。毋庸諱言,如此“落差—權利”設計的主要針對者,顯然是清朝及其屬邦。所以,稱其為日本對“華夷秩序”時代“落差—權利”設計的反設計,亦不為過。然而,許多無奈的事實表明,該設計能在一定的時空范圍內奏效,與新的“落差—權利”構圖中位處下風者在某種程度上默認甚至首肯這種設計有關。作為標志性的歷史事件,甲午戰爭無疑為該結構的出臺與確立,提供了軍事政治前提;而嗣后中國君民對日本所展開的全面模仿甚至聯合運動,則使“禮樂征伐自中華出”的前近代東亞規則不得不讓位給“禮樂征伐自東洋出”的近代日本規則。美國學者約翰·惠特尼·霍爾(John Whitney Hall)曾這樣描述過日本的空間位置和文明特征:“它有個特殊情況,就是生存于中國和西方這兩大對立的傳統之間。在適應二者的同時,日本通過自己的智慧,在接受兩種傳統方面都表現得相當杰出,并達到一定高度。”(100)這是事實,而且在有些領域,霍爾的表述略顯不足。但是,明治維新后不少日本政客和學者對國內改革成就的高自標置和自我陶醉,其實已不單純是事實描述,其中還蘊含有相當程度的他者輕蔑意識。這顯然是“落差”制作的要求,也是求取更大區域“權利”的隱形目的使然。明治時期日本首相大隈重信(1838—1922)曾講:“對東方,我們乃西方文明之說明者;對西方,我們乃東方文明之代表者。因此,成功地調和東西文明,使世界文明更加醇化,迎來人類之和平,謀求人道之完美,此乃我國國民之理想,日本帝國之天職也。”(101)其實,比較起所謂“東方文明”,他們更為醉心的乃是優于東亞傳統的“西方文明”,因為只有西方文明,才給日本賦予了所謂“文明國家”的新形象,而這一新形象最為需要的,恰恰是能與之形成強烈反差的“野蠻國家”。在這一自明的價值前提下,日本國的任何對外行動,也就天然地被賦予了正當正義性。甲午戰爭之際,基督教信徒內村鑒三(1861—1930),曾把當時的“日、支兩國關系”解釋為“代表新文明之小國”與“代表舊文明之大國”的關系,于是,這場戰爭便不但不是什么“侵略”與“被侵略”,而是所謂“新文明”戰勝“舊文明”的“義戰”。無獨有偶,擔當戰時外交指導的陸奧宗光(1835—1897),也毫不猶豫地把這場戰爭理解成“西歐之新文明與東亞之舊文明間之沖突”。(102)然而,最為典型的代表人物,當首推福澤諭吉(1835—1901)。這位新“落差—權利”結構的實際創建者及其“啟蒙”著述,還把所謂“文明—野蠻”的邏輯加工得理論上成體系,行動上有章法。他自認已找到了東、西洋文明的本質差異以及二者間明顯的“文明—野蠻”落差,并直搗造成這些差異和落差的文化根源:“比較東洋的儒教主義與西洋的文明主義會發現,東洋所闕如者,為有形之數理學與無形之獨立心這兩點。”(103)在“文明”改造“野蠻”這一新的國際通則面前,清國和朝鮮顯然已成為冥頑不靈的“野蠻”國象征。由于“野蠻”的持續存在違背了國際通則,因而清、韓才需要改造、破壞甚至武力打擊。似乎只有這樣,才可促其“覺醒”,逼其“進步”。在如此“善意”的安排下,“脫亞”也就意味著追隨“文明”的“進步”,而“征亞”便自然成為改造“野蠻”的“義舉”。這一權威借助手段和妖魔“支·韓”的邏輯,曾收到過出人意表的效果:它不但給日本在該地區的全部行動賦予了所謂正當性與合法性,還使被侵略國的部分“開明人士”亦紛紛自認落伍、自解武裝,甚至在日本的策劃下不惜發動內部政變。福澤在甲申政變問題上對朝鮮的“策反”不成轉而“貶損”和“拋棄”態度,以及在東亞問題上“興亞”不成轉而“脫亞”和“征亞”等看似矛盾的行為,其實均已通過《文明論概略》(東京:巖波書店,1931年)、《脫亞論》(《時事新報》1885年3月16日)和《日清戰爭是文明與野蠻的戰爭》(載《福澤諭吉全集》第14卷,東京:巖波書店,1961年)等所謂“啟蒙”手段,給日本在該地區的侵占行為賦予了左右逢源的邏輯圓通。需要注意的是,福澤諭吉在設計新的“落差—權利”結構時,總是強調所謂“世界大勢”和“近代文明秩序”,認為“西人文明如疹疫流行”一般,不可阻擋,“既然如此,作為當今之策,我國不應猶豫,與其坐等鄰國的開明,共同振興亞洲,不如脫離其行列,而與西洋文明國共進退。對待支那、朝鮮的方法,也不必因其為鄰國而特別予以同情,只要模仿西洋人對他們的態度方式對付即可”(104)。對此,丸山真男不乏回護和開脫的解釋,談出了幾分福澤諭吉看似矛盾的學說邏輯:“面對現實國際政治,他(指福澤)的思考本措置于如何對抗歐洲帝國主義的東洋共同防衛上。可福澤對于被儒教主義浸入骨髓的朝鮮和清國現狀的焦躁和絕望,又反射性地強化和確證了他的信念,即作為東洋近代化之推動力的日本的使命感。從這一點出發,他的對外主張便在現實上與日本帝國的大陸進出沖動形成了步調一致的后果。”(105)而后來的日本思想流向,亦如日本學者野村浩一所言:“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世界秩序的觀念,是由已經完成了近代國家建設的諸國構筑的觀念,也是由以這些國家為成員的國際社會的觀念”,“在二戰以前的日本——其實在二戰以后的日本依然——不管什么樣的思想也好,意識也好,從右翼到左翼,在真正意義上能突破這一近代國際秩序觀念束縛的人,事實上一個也沒有”。(106)問題在于,日本自構建了新的“落差—權利”結構那天起,就從未想過要放棄這一結構,甚至還為此早有預案。宗方小太郎給明治政府的建議是:“昔日識者曾認為,中日兩國間若無大戰,則不能大和;大戰而大勝之,彼始知我之實力之不可敵,至此方可收協同之效也。要之,以勢力壓制、威服中國是也。使彼多年服從之后,在不知不覺之間,大局之形勢可馭使彼感覺有與我聯合之必要。然與彼言和,首要唯有對彼永久不失勝算方可;若不幸一朝兵力不如彼時,則中日和平終不能持久也。熙熙之仁,孑孑之義,非所以馭中國人之道也。以上所論,為使中國知曉聯合之為百年大計之手段。在已獲得頭緒之后,可進一步采取使彼信服之方針。”(107)實際上,日本對待周邊國家的態度,明治以來一直沒有發生過根本性的改變。今日中日關系突然降至恢復邦交以來的最糟狀態,不能說與GDP指數超越日本后中日落差逐漸消失等國勢變化無關。而這一點,甲午戰爭后仍以“熙熙之仁”與“孑孑之義”待人的中國,雖有些微察覺,但并未起到實際的作用。還在甲午戰前清廷對日盲目虛驕時,宗方小太郎即指出:“中國實屬不明日本之真相,雖識者亦甘于表面之觀察,輕侮指笑,自以為得者滔滔皆是也。獨李鴻章一人能知日本之大體,又有對付日本之策。彼往年上書朝廷,請整頓海防,文中曰:‘日本陰柔有大志,宜陽與之結好,陰為之備’云云。彼確實期望兵備完成之時,再對日本有所行動。故彼至今為止,以所謂陽交陰備對待我國。此意見亦非李氏一人之意見,如已故之彭玉麟、左宗棠、丁日昌等,亦同有此意見。故可視為中國對日本之政略也。”(108)及甲午完敗后中方已進入“神化”日本階段時,仍有人警告貿然“聯日”的危險性。當張之洞惑溺于日人“深悔前年不應與中國戰爭,今愿我遣人赴東入各種學堂”等甜言蜜語,頻繁地向總理衙門電奏以表明其聯日愿望的急切與真誠時,總理衙門的答復卻以為不妥。總理衙門認為:“日本狃于遼役,民志日驕,其二三老臣尚以為懼。其于我誠有唇齒之勢,馬關約定,我亦大度處之,非如法德仇怨之狀。然中國受害之深,實緣日本。近以德事,各國環伺,機局危迫,東方太平之局,幾不可保。日英求聯,皆游士兵官之言,該使從不稍露端倪,聯之一事,甚不易言。各國風俗通,政教同,相聯甚便。中外事事隔閡,難為密謀,祇可遣使各國,商保東方太平之局,則不聯之聯,不致激成東方戰局,統俟籌定,請旨遵行。”(109)然而,有許多涉日事務,張之洞并不與朝廷溝通,或利用地方大員的手中資源與日方擅做交易,或明修棧道,暗度陳倉,做出了許多懷私攜詐、自增籌碼的事情。有學者略帶情緒地指出:“張之洞原來是一個首鼠兩端,以個人利益為前提,而沒有一定政見的人。在康、梁主張變法,博得光緒倚任時,他也要擠進去湊熱鬧,六君子中的楊銳,就是他保舉的。及那拉氏訓政后,他又恐怕牽入旋渦,連夜與其黨徒梁鼎芬粗制濫造,著成一部《勸學篇》,說什么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那種陳腐濫調,奏上那拉氏,以表示自己與康、梁不同。”(110)而總理衙門話里有話的“統俟籌定,請旨遵行”一語,還隱約透露出上方對張氏欲與朝廷爭寵于日本之心的警惕與防范。就這樣,在明治構建的“落差”和認可這一“落差”者們的呼應聲中,日本逐漸擁有了甲午以來的最大“權力空間”。“有病急投醫”,原屬人之常情;“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也體現了中國人在列強環伺的世界里不甘人后、迎頭趕上的民族志氣,所以,從1896年起,清朝開始派人赴日本留學,而且到了1906年,日本方面宣稱:中國留學生人數已多達16000余人。(111)然而,留學固為善舉,但過程中卻不乏假公濟私的現象,而且,當年的日本即懂得如何充分利用殷篤私交的方式以達成其在華利益。光緒二十五年十月初二日(1899年11月4日),日本為了加強與張之洞之聯絡(抓住在華的練兵權),特派近衛篤麿公爵前往長江流域活動,受到了張之洞空前隆重的歡迎。近衛為了日本政府的利益,軟硬兼施,勸康有為離開日本,又把張之洞的孫子張厚琨安排到日本留學。因此,張之洞對近衛來訪,做了充分準備,精心安排。張氏先是舉行了歡迎大會,接著張宴于總督衙門,晚上又于黃鶴樓上宴請近衛一行。結果,張與日本的各自目的均圓滿達成。據載,張氏還不止派出一個孫子,即除了張厚琨外,還有張厚畹;留學院校,則不是日本貴族學校“學習院大學”,就是“中央幼年學校”。而且,張之洞為了自己孫子留學日本之事,確實費了一番心思。他給清廷當時的駐日公使李盛鐸捎信,還給日本貴族院議長近衛篤麿請托送禮,一句話:請他們對張厚琨留學日本多多關照。不僅張之洞如此,歷任廣東布政使、甘肅布政使、山西巡撫、四川總督、云貴總督、兩廣總督等職,并舉新政,辦教育,肅貪懲腐,人稱“屠官”和“滿洲虎”的岑春煊,也多方修書求助日本,把自己的兒子岑德徵也先后送到上述兩所學校留學。(112)小田切萬壽之助在寫給日本外務大臣青木周藏的信中稱:“現下聽說,有清國的大官,強制其部下到我國留學,但是,卻沒聽說過主動讓自己的子女去留學的。所以此舉確實令人欽佩。”日本人的高興顯然是有原因的。如果說,公派他人留學,只是證明了清朝官方對日本價值的服膺態度,那么,朝廷重臣把本可以在國內享受最優等教育的自家子弟也爭相送去留學,并且還不斷地請求日方的關照,表明清朝上下對本國的教育體制和治理走向,已經茫然若失,失去了起碼的信心。這一方面驗證了日本人“落差—權利”結構的制作功效,也從另一個側面展示了甲午戰爭后中日兩國地位對調所造成的歷史性難堪。對此,孔祥吉先生指出:“國人向來以中華自稱,而把外國視作夷狄。因此,把學生成批成批地派往外國,正規說來,是戊戌維新時才開始的。”(113)話里話外,可謂意味深長。

                         

                        從這個意義上講,甲午戰爭后清朝欲與日本“合邦”一事,反映了“內治不成轉而投機取巧”的思維惰性和臣服心態。道理很簡單,在日本人設定且逐漸為周邊國所認可的“落差—權利”結構中,似乎只能把中國“合”給日本而不可能相反。日后所發生的大小事件表明,“合邦”雖然形式上未果,但中國人在心理和價值層面上對日本的艷羨和傾倒,卻是不爭的事實。在如此“萬事不如人”的事實與想象面前,連皇帝的“上諭”措辭也已看不出還是“上諭”,就不要說在“下風”預設驅使下一般中國官紳的對日感受了。江西新淦人朱綬(組豪)曾撰《東游紀程》一書。其表侄逢舜在《東游紀程跋》中謂:“余中表叔組豪《東游紀程》……于邦交、地理、職官、食貨、兵制、刑法、禮俗、物產、工藝諸大政要,記之特詳,而學術則尤加詳。蓋學術為人才所從出之途。茍能戰勝于學,斯能戰勝于商,斯能戰勝于兵,而富而強,直操左券。是則尤為杰識已。”(114)甲午戰爭后出使過日本的錢德培亦謂:“不學無術,圣訓昭然,日本早得此要領。伊藤、黑田、桂太郎諸相以及各大臣,均系明治初出洋學生出身。三十年來,人才輩出,盡從學堂中來。上下當行,無從蒙蔽,而尤妙于下情得以上達。上有過失,下得而議之,故其郅治也易。中國甲午前之海軍,各船管帶雖有船政學堂派赴外洋畢業學生充當,而以目不識丁之丁汝昌統之,故其致敗也亦速。今欲求治,非講學術不可,更非求通下情不可。茍仍前粉飾為屬員者,一味唯唯,雖腹非而口仍應之,則恐自欺欺人,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115)然而,罵一罵自己是簡單和容易的,可如果了解到甲午戰敗的根本原因在于“內治不備”這一真實背景時,那么,當年慶寬的省思反而具有十足的參考價值:“竊謂,日本舊制,政在諸侯,明治廢藩,故號維新,王政頒行,故號變法。我朝圣圣相繼,普天率土,共戴一尊,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所以使良法美意廢弛墮壞于無形之中,皇太后、皇上勵精圖治,而國勢不強者,皆官吏奉行之不善之過耳。故今日之事,言維新者妄也,言變法者謬也,實在整頓內政而已,補救偏弊而已。偏弊既去,內政修明,五洲萬國,自當迥視易聽,外變不足慮矣。僅將在日本見聞所及,印證中國內政,臚陳六端(整頓學校,整頓財賦,整頓軍政,整頓商務,整頓農工,整頓保甲),是為整頓之要。雖然政存矣,而行政之法,尤有立乎其先者三端,是為整頓之本;尤有舊例積習,大害于整頓者二端,是為整頓之戒。狂夫之言,圣人擇焉。”(116)慶寬是壞人,可連壞人也能吐出如此肺腑真言,清朝的危殆程度由此可見一斑。歷史需要反思。而且事實上,反思也恰恰是中國人的思維模式之一。但是,如果反思的問題不足以構成真正的經驗總結和切實的教訓汲取,尤其在每次反思時“我”總是“不在場”,那么,這種反思的意義,不但局促而有限,并且最終是沒有意義的。對中國而言,明治日本所設定的“落差”,在某些領域已逐漸被抹平,這構成了國人的驕傲。但是,潛在于中日兩國民眾心理和價值層面上的“落差”,似乎直到今天也不能說已完全消失。由于“大戰”之前沒有“大治”,所以,一旦兵敗,清朝的整體垮塌甚至毀滅,也就不顯突兀。這也是萬般無奈之時中國人全面傾倒于日本的內在原因。倘若戰前清廷能順應民心與天下大勢,把重點措置于內部整治,并以此重鑄國家信仰和國民信念,歷史或許會呈現出另外一幅面貌,亦未可知。

                         

                        【作者簡介】韓東育,東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東亞思想史、東亞國際關系史。

                         

                        注釋:

                         

                        ①參見戚其章:《建國以來中日甲午戰爭研究述評》,《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4期;沫蘭:《甲午戰爭九十周年學術討論會簡述》,《東岳論叢》1985年第1期;戚其章:《甲午戰爭研究一百年的回顧》,《歷史教學》1993年第7期;戚俊杰等:《甲午戰爭一百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綜述》,《清史研究》1994年第4期;戚其章:《中日甲午戰爭史研究的世紀回顧》,《歷史研究》2000年第1期;劉玉明:《勿忘甲午 鑒古知今:甲午戰爭110周年學術討論會綜述》,《東岳論叢》2005年第1期;周雪莉:《近十年來甲午戰敗原因研究綜述》,《南京政治學院學報》2004年第20卷;王建朗:《近代中外關系研究史的新視野:讀〈國際法視角下的甲午戰爭〉》,《抗日戰爭研究》2002年第2期;蔡秉頎:《從甲午戰敗看清廷的腐朽》,《歷史教學》1995年第12期;關捷:《清朝政體與甲午戰敗之教訓》,《日本研究》1995年第1期;戚其章:《論甲午戰爭后期的帝后黨爭》,《山東社會科學》1990年第6期;鄭守正:《甲午豐島海戰失敗責任在李鴻章》,《天津社會科學》1994年第5期;任鴻章:《中日甲午之戰與李鴻章的誤國外交》,《日本研究》1985年第2期;戚其章:《甲午戰爭時期的愛國主義》,《東岳論叢》1984年第1期;施亞英:《中國的覺醒與甲午戰爭》,《世界歷史》1994年第5期。

                         

                        ②Angus Maddison,"Shares of the Rich and Rest, in the World Economy: Income Divergence Between Nations, 1820—2030," Asian Economic Policy Review, No. 3, 2008.

                         

                        ③龔自珍:《平均篇》,載《龔自珍全集》第1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78頁。

                         

                        ④龔自珍:《乙丙之際箸議第一》,載《龔自珍全集》第1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頁。

                         

                        ⑤龔自珍:《平均篇》,載《龔自珍全集》第1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78頁。

                         

                        ⑥龔自珍:《明良論》二,載《龔自珍全集》第1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1頁。

                         

                        ⑦龔自珍:《平均篇》,載《龔自珍全集》第1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78頁。

                         

                        ⑧龔自珍:《明良論》二,載《龔自珍全集》第1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2頁。

                         

                        ⑨龔自珍:《尊隱》,載《龔自珍全集》第1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87-88頁。

                         

                        ⑩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載《飲冰室合集》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96-97頁。

                         

                        (11)王韜:《重民》中,載《弢園文錄外編》卷1,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1頁。

                         

                        (12)王韜:《重民》下,載《弢園文錄外編》卷1,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5頁。連賑災善款官吏都敢貪污,就不要說對平素工程款的層層刨扣了。(徐珂:《度支類·同光度支瑣聞》,載《清稗類鈔》第2冊,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516-517頁)值得注意的是,貪腐諸端,即便在洋務新政中,亦不可免,有時還更容易作案:“外洋工料尤易浮冒,報價每至四五倍之多。粵東仿制三火小洋槍,民間購買每桿洋銀二圓半,而官中報價則每桿銀六兩……故人謂機器局管事一年,終身享用不盡,雖言之太過,實屬有因。此等制造既經刨扣工本,則工粗料薄,無當實用,可不問而知。”參見劉錫鴻:《讀郭廉使論時事書偶筆》,載中國史學會主編《洋務運動》第1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289頁。

                         

                        (13)王韜:《重民》中,載《弢園文錄外編》卷1,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2-33頁。何啟和胡禮垣在作于甲午戰爭期間的《新政論議》中亦謂:“官民不能相維,則有萬民嗟怨之事,而主上實在不知者矣;官民不能一體,則有六軍不發之憂,而主上逼于無奈者矣。此其顯然者耳。若夫隱匿于無形,懷意而不露者,則固官民俱抱不平之氣,幾同水火之不相能;官民各懷忌嫉之心,儼若敵國之相為難……若是者,國家無事猶可隱忍相安,一旦有變,其不瓦解者幾何矣。”參見何啟、胡禮垣:《新政論議》,載《新政真詮——何啟 胡禮垣集》二編,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16-117頁。

                         

                        (14)王韜:《重民》中,載《弢園文錄外編》卷1,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3-34頁。

                         

                        (15)王韜:《重民》中,載《弢園文錄外編》卷1,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4頁。對此,馮桂芬講得尤其直白:“君民不隔不如夷”。參見馮桂芬:《制洋器議》,載《校邠廬抗議》下,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75頁。

                         

                        (16)王韜:《重民》下,載《弢園文錄外編》卷1,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6頁。

                         

                        (17)王韜:《變法》下,載《弢園文錄外編》卷1,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7頁。

                         

                        (18)王韜:《變法》中,載《弢園文錄外編》卷1,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4-25頁。

                         

                        (19)王韜:《變法》下,載《弢園文錄外編》卷1,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5頁。

                         

                        (20)王韜:《〈中東戰紀本末〉序》,載《臺灣文獻匯刊》第6輯第8冊,北京:九州出版社、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14-15頁。

                         

                        (21)王韜:《〈中東戰紀本末〉序》,載《臺灣文獻匯刊》第6輯第8冊,北京:九州出版社、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15頁。

                         

                        (22)參見王林:《〈中東戰紀本末〉與甲午中日戰爭》,《福建論壇》2009年第4期。

                         

                        (23)蔡爾康:《中東之戰關系地球全局說》,載《臺灣文獻匯刊》第6輯第8冊,北京:九州出版社、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28-29頁。

                         

                        (24)胡燏棻:《變法自強疏》,載《臺灣文獻匯刊》第6輯第8冊,北京:九州出版社、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182-183頁。

                         

                        (25)參見林樂知:《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論》,載《臺灣文獻匯刊》第6輯第9冊,北京:九州出版社、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34頁。

                         

                        (26)參見林樂知:《中日兩國進止互歧論》,載《臺灣文獻匯刊》第6輯第9冊,北京:九州出版社、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15頁。

                         

                        (27)參見林樂知:《治安新策》下之上,載《臺灣文獻匯刊》第6輯第9冊,北京:九州出版社、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311-312頁。

                         

                        (28)何啟、胡禮垣:《新政論議》,載《新政真詮——何啟 胡禮垣集》二編,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39頁。

                         

                        (29)何啟、胡禮垣:《新政論議》,載《新政真詮——何啟 胡禮垣集》二編,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06-107頁。

                         

                        (30)何啟、胡禮垣:《新政論議》,載《新政真詮——何啟 胡禮垣集》二編,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0-141頁。

                         

                        (31)何啟、胡禮垣:《曾論書后》,載《新政真詮——何啟 胡禮垣集》初編,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3頁。

                         

                        (32)何啟、胡禮垣:《新政論議》,載《新政真詮——何啟 胡禮垣集》二編,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50頁。

                         

                        (33)林樂知:《治安新策》上之上,載《臺灣文獻匯刊》第6輯第9冊,北京:九州出版社、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252-257頁。

                         

                        (34)林樂知;《治安新策》上之上,載《臺灣文獻匯刊》第6輯第9冊,北京:九州出版社、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6年,287-288頁。

                         

                        (35)《中國大勢之傾向》,載戚其章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中日戰爭》6,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第128頁。

                         

                        (36)王韜:《變法》中,載《弢園文錄外編》卷1,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3頁。

                         

                        (37)何啟、胡禮垣:《新政論議》,載《新政真詮——何啟 胡禮垣集》二編,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16-117頁。

                         

                        (38)何啟、胡禮垣:《曾論書后》,載《新政真詮——何啟 胡禮垣集》初編,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93頁。

                         

                        (39)梁啟超:《論公德》,載《梁啟超選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13-214頁。

                         

                        (40)梁啟超:《中國積弱溯源論》,載《梁啟超選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5頁。

                         

                        (41)《梁漱溟學術精華錄》,北京:北京師范學院出版社,1988年,第251頁。

                         

                        (42)日人悉曉清“當治而不治”的諸多弊端:“政府之措施日益陷于因循支絀,對民心之向背甚不留意,恬然粉飾太平……而負有言責之官吏,竟無一言一辭諫爭此一弊政。諂諛百出,丑狀實不忍見。”參見《中國大勢之傾向》,載戚其章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中日戰爭》6,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第128-129頁。

                         

                        (43)張伯楨:《南海康先生傳》,載《康有為全集》第12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478頁。

                         

                        (44)清朝官衙有萬事均需“打通關節”、收取“例費”之惡習。這種潛規則,竟未因國罹大難而稍減:“光緒甲午、乙未之中日戰費,糧臺報銷費八萬兩。”參見徐珂:《度支類·同光度支瑣聞》,載《清稗類鈔》第2冊,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516頁。

                         

                        (45)康有為:《中華救國論》,載《康有為全集》第9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309、313、328頁。

                         

                        (46)《日清戰爭實記》,載戚其章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中日戰爭》8,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第250-251頁。

                         

                        (47)參見金一南:《從一場戰爭看一支軍隊:北洋海軍甲午慘敗實屬必然》,《參考消息》2014年3月3日;《軍事名家的甲午殤思》欄目編者按,《參考消息》2014年3月3日。

                         

                        (48)參見何啟、胡禮垣:《新政論議》,載《新政真詮——何啟 胡禮垣集》二編,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70頁。

                         

                        (49)辜鴻銘「日本の將來」名家講演叢書第1編『辜鴻銘講演集』所収、東京:大東文化協會、1925、51頁。

                         

                        (50)康有為:《日本書目志》,載《康有為全集》第3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280頁。

                         

                        (51)參見汪暉:《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上《帝國與國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年,第751頁。

                         

                        (52)參見張曉麗:《康有為〈日本書目志〉的目錄學成就》,《學術界》2009年第3期。

                         

                        (53)康有為:《進呈〈日本變政考〉等書乞采鑒變法以御侮圖存折》,載《康有為全集》第4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48頁。

                         

                        (54)林樂知:《中日兩國進止互歧論》,載《臺灣文獻匯刊》第6輯第9冊,北京:九州出版社、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14-16頁。

                         

                        (55)杰西·盧茨:《中國教會大學史:1850—1950》,曾鉅生譯,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39頁。

                         

                        (56)梁啟超:《南海康先生傳》,載《康有為全集》第12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424頁。

                         

                        (57)中國史學會編:《戊戌變法》4,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15-116頁。

                         

                        (58)馮自由:《革命逸史》,載中國史學會編《戊戌變法》4,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40頁。

                         

                        (59)方漢奇:《中國近代報刊史》上,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0頁。

                         

                        (60)康有為:《〈日本變政考〉序》,載《康有為全集》第4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03頁。

                         

                        (61)康有為:《〈日本變政考〉序》,載《康有為全集》第4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03-104頁。

                         

                        (62)康有為:《〈日本變政考〉序》,載《康有為全集》第4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04頁。

                         

                        (63)康有為:《日本書目志》,載《康有為全集》第3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264頁。

                         

                        (64)康有為:《〈日本變政考〉序》,載《康有為全集》第4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04頁。

                         

                        (65)康有為:《日本書目志》,載《康有為全集》第3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280頁。

                         

                        (66)1898年9月7日,光緒皇帝果然頒布諭旨,免去李鴻章的總理衙門大臣一職。

                         

                        (67)楊深秀:《山東道監察御史楊深秀折》,載國家檔案局明清檔案館編《戊戌變法檔案史料》,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第248頁。

                         

                        (68)洪汝沖:《呈請代奏變法自強當求本原大計條陳三策疏》,載中國史學會編《戊戌變法》2,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65頁;孔祥吉、村田雄二郎:《罕為人知的中日結盟及其他:晚清中日關系史新探》,成都:巴蜀書社,2004年,第94-95頁。

                         

                        (69)康有為:《我史》,載《康有為全集》第5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92頁。

                         

                        (70)茅海建:《從甲午到戊戌:康有為〈我史〉鑒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第386-388頁。

                         

                        (71)參見唐才常:《論中國宜與英日聯盟》,載《唐才常集》,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152頁;孔祥吉、村田雄二郎:《罕為人知的中日結盟及其他:晚清中日關系史新探》,成都:巴蜀書社2004年,第84頁。

                         

                        (72)參見孔祥吉、村田雄二郎:《罕為人知的中日結盟及其他:晚清中日關系史新探》,成都:巴蜀書社,2004年,第69-73頁。

                         

                        (73)『興亜會報告』第二集、東京:興亞會報告局、1880。

                         

                        (74)勝海舟「朝鮮は昔お師匠樣」『氷川清話』東京:講談社、1973。

                         

                        (75)山路愛山「敬愛なゐ朝鮮」『平民新聞』(週刊),No. 32,1904年6月19日。

                         

                        (76)王屏:《近代日本的亞細亞主義》,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年,第25頁。

                         

                        (77)參見伊東昭雄『アジアと近代日本』東京:社會評論社、1990、291-293頁。

                         

                        (78)參見戚其章:《近代日本的興亞主義思潮與興亞會》,《抗日戰爭研究》2008年第2期。

                         

                        (79)王韜「興亜會宜杜其弊論」興亜會編『興亜會報告』Vol. 12、1880年11月15日、8頁。

                         

                        (80)「臺灣生蕃討撫一件」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編『日本外交文書』Vol. 7、東京:日本外交文書頒布會、1955、1-338頁。

                         

                        (81)「琉球所屬ニ関シ日清両國紛議一件」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編『日本外交文書』Vol. 12、東京:日本外交文書頒布會、1949、176-200頁。

                         

                        (82)伊原澤周:《從“筆談外交”到“以史為鑒”:中日近代關系史探析》,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第36-37頁。

                         

                        (83)參見「金玉均暗殺一件」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編『日本外交文書』Vol. 27、No. 1、東京:日本外交文書頒布會、1953、482-492頁。

                         

                        (84)參見伊東昭雄『アジアと近代日本』東京:社會評論社、1990、44-45頁。

                         

                        (85)《王文韶、張蔭桓兩大臣來訪之報告》,載《日清兩國國交親善之文件》,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轉引自孔祥吉、村田雄二郎:《罕為人知的中日結盟及其他:晚清中日關系史新探》,成都:巴蜀書社,2004年,第69-71頁。

                         

                        (86)參見孔祥吉、村田雄二郎:《罕為人知的中日結盟及其他:晚清中日關系史新探》,成都:巴蜀書社,2004年,第106-107頁。

                         

                        (87)參見孔祥吉、村田雄二郎:《罕為人知的中日結盟及其他:晚清中日關系史新探》,成都:巴蜀書社,2004年,第147、151-152頁。

                         

                        (88)參見孔祥吉、村田雄二郎:《罕為人知的中日結盟及其他:晚清中日關系史新探》,成都:巴蜀書社,2004年,第198-203頁。

                         

                        (89)《慶寬說折》光緒二十五年,錄副,內政類,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轉引自孔祥吉、村田雄二郎《罕為人知的中日結盟及其他:晚清中日關系史新探》,成都:巴蜀書社,2004年,第175-176、188頁。

                         

                        (90)轉引自楊天石:《從帝制走向共和:辛亥前后史事發微》,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第283頁。

                         

                        (91)西尾陽太郎解説「內田良平自伝」『硬石五十年譜』福岡:葦書房、1978、77頁。

                         

                        (92)段云章:《孫文與日本史事編年》,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0頁。

                         

                        (93)參見孔祥吉、村田雄二郎:《罕為人知的中日結盟及其他:晚清中日關系史新探》,成都:巴蜀書社,2004年,第162-163、178頁。

                         

                        (94)《中國大勢之傾向》,載戚其章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中日戰爭》6,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第129頁。

                         

                        (95)宗方小太郎「開誠忠告十八省之豪傑」『日清戦爭実記』所収、東京:博聞館、1896、5-6頁。

                         

                        (96)參見王柯:《民權、政權、國權:辛亥革命與黑龍會》,《二十一世紀》(香港)2011年第10期。

                         

                        (97)楊天石:《從帝制走向共和:辛亥前后史事發微》,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第288頁。

                         

                        (98)參見韓東育:《關于前近代東亞體系中的倫理問題》,《歷史研究》2010年第6期;韓東育:《東亞的生態》,《讀書》2013年第8期。

                         

                        (99)馬丁·雅克:《當中國統治世界:中國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張莉、劉曲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第297頁。

                         

                        (100)約翰·惠特尼·霍爾:《日本:從史前到現代》,鄧懿、周一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3頁。

                         

                        (101)大隈重信「東西の文明」『新日本』Vol. 1, No. 2,1911年5月,6頁。

                         

                        (102)野村浩一:《近代日本的中國認識》,張學鋒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年,第48頁。

                         

                        (103)福沢諭吉「王政維新」『福翁自伝』東京:巖波書店、1978、206頁。

                         

                        (104)參見福沢諭吉「脫亜論」『時事新報』、明治18年(1885)3月16日。

                         

                        (105)丸山真男「福沢諭吉」『丸山真男集』Vol. 5、東京:巖波書店、1995、332頁。

                         

                        (106)野村浩一:《近代日本的中國認識》,張學鋒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年,第75、77頁。

                         

                        (107)參見《對華邇言》,載戚其章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中日戰爭》6,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第140頁。

                         

                        (108)《對華邇言》,載戚其章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中日戰爭》6,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第139頁。

                         

                        (109)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第2冊,北京:中國書店,1990年,第1421頁。

                         

                        (110)劉厚生:《張謇傳記》,上海:上海書店,1985年,第100頁。

                         

                        (111)參見劉啟強等:《袁世凱與清末留學熱潮》,《周口師范學院學報》2003年第6期。

                         

                        (112)參見孔祥吉、村田雄二郎:《罕為人知的中日結盟及其他:晚清中日關系史新探》第13章《最早留學海外的高干子弟》,成都:巴蜀書社,2004年。

                         

                        (113)孔祥吉、村田雄二郎:《罕為人知的中日結盟及其他:晚清中日關系史新探》,成都:巴蜀書社,2004年,第302、308頁。

                         

                        (114)朱綬:《東游紀程》,載《實藤惠秀文庫》35(編號1193),光緒己亥(1899)夏鴻寶堂刊行,第49頁。

                         

                        (115)錢德培:《重游東瀛閱操記》,載《實藤惠秀文庫》45(編號1181),第18-19頁。刊行年不明,因開篇處有“光緒二十有七年九月朔奉到江西撫憲李中丞札委赴日本閱看大操”字樣,遂推知刊行時間當為光緒二十七年(1901)后。

                         

                        (116)《慶寬說折》,光緒二十五年,錄副,內政類,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轉引自孔祥吉、村田雄二郎《罕為人知的中日結盟及其他:晚清中日關系史新探》,成都:巴蜀書社,2004年,第18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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