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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港澳史 【字體:

                        程朝云:大陸學界有關日據時期臺灣經濟與社會文化問題研究綜述

                        作者: 文章來源:《蘭州學刊》2015年第10期 更新時間:2015年11月04日

                        摘要:大陸學界對日據時期臺灣經濟與社會文化問題的研究約開始于上世紀八十年代,早期致力于揭露與批判日本侵略壓迫臺灣人民的殖民本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隨著兩岸對日據時期臺灣史及臺灣社會經濟史關注的加強,大陸學界對日據時期臺灣經濟與社會文化問題的研究明顯增多,其關注焦點也轉向對臺灣部分學者提出的所謂“殖民現代性”的深度辨析,從實證角度駁斥“殖民統治有益論”。不過,大陸學界對日據時期臺灣經濟與社會文化問題的研究尚有不足,還需要從扎實的史料工作入手,辯證分析延續與斷裂、傳統與現代、民族主義與殖民等多重命題相互糾葛的局面,如此才能真正厘清日據時期臺灣社會所謂的“殖民現代性”特質。

                         

                        關鍵詞:日據時期、殖民地、經濟掠奪、同化、現代化

                         

                        1895年,臺灣被割讓給日本,直至1945年抗戰勝利、臺灣光復,51年來臺灣處于日本殖民統治之下。日本占領臺灣后,臺灣被全面殖民地化,在經濟領域,為滿足殖民母國的需要,臺灣成為日本的資源供應地,是被殖民掠奪的對象,其經濟體質逐漸扭曲,形成依附于殖民母國的殖民地經濟形態。在社會文化領域,殖民政府同樣通過種種手段將臺灣殖民地化,力圖割裂臺灣人民與祖國大陸的聯系,塑造順從與依附于殖民者的所謂“新國民”。在臺灣被殖民地化的過程中,殖民政府的一些舉措一定程度上也為臺灣帶來了所謂的現代化,島內部分學者據此提出了“殖民統治有益論”,宣揚殖民統治給臺灣帶來現代化的片面論調。

                         

                        由于資料與語言的關系,大陸學界對日據時期臺灣歷史的研究起步較晚,對于日據時期臺灣經濟與社會文化問題的研究,又相對晚于對政治制度史和對臺灣人民抗日斗爭史的研究。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隨著兩岸學術交流的加強,加上兩岸臺灣史學界都關注日據時期臺灣史以及臺灣社會經濟史,[1]大陸學界對日據時期臺灣經濟與社會文化問題的研究成果明顯增多,其問題意識從一開始的單純批判殖民掠奪與侵略,轉向對所謂“殖民現代性”的辨析與批判,從而與對岸的日據時期臺灣史研究有所回應。本文擬從殖民地經濟,社會變遷與教育、宗教問題,思想文化問題等幾個方面,對大陸學界的日據時期臺灣經濟與社會文化問題研究進行梳理,分析其主要觀點與問題意識,并總結其主要成就及不足之處,從而為進一步開展相關研究提供借鑒。

                         

                        一  對殖民地經濟的研究

                         

                        對日據時期臺灣經濟問題的研究,大概開始于上世紀80年代。早期研究聚焦于日本對臺灣的殖民掠奪,這也成為大陸學界研究該領域的重要的問題意識。隨著兩岸學術交流的加強,大陸學界對臺灣學界的一些觀點開始有所回應,特別是針對所謂“殖民統治有益論”,有學者從實證角度,對日據時期臺灣“現代化”的實質進行了辨析,在強調殖民統治經濟掠奪臺灣的同時,開始關注“殖民地化”與“現代化”之間的復雜關系,進而探討日據時期臺灣經濟的殖民地經濟本質。

                         

                        1經濟總體評價

                         

                        伊文成的《日本對我國臺灣的經濟掠奪(1895-1945)》是較早的有關日據時期臺灣經濟的研究成果,該文對日本殖民統治下的臺灣經濟做了初步概括與分析,指出殖民政府通過以下五種途徑對臺灣進行經濟掠奪:霸占土地山林,培植日本地主勢力;控制貨幣金融,搜刮金銀財寶;壟斷“專賣事業”,賺取巨額利潤;控制工商業,壟斷對外貿易;推行所謂“工業化”,以適應擴大侵略戰爭的需要等。[2]王家驥也指出,日本將臺灣作為其原料供給地、商品銷售市場和資本輸出場所,并同樣強調殖民政府在經濟領域對臺灣的掠奪與剝削。[3]將日據時期臺灣經濟定性為殖民掠奪與剝削,這成為此后大陸學界研究該領域的共識,有不少學者更直接同樣以“經濟掠奪”為聚焦點。[4]郭學旺對“九一八事變”前后日本對臺灣經濟掠奪重心的改變進行了分析,指出“九一八”之前,日本對臺灣經濟掠奪的重點在農業領域,為滿足殖民母國對臺灣農產品不斷增長的需求,將臺灣經濟打造成單一的農業經濟。“九一八”事變后,殖民統治的重心轉向發展與軍事有關的工業,通過加強經濟統制,掠奪臺灣各項資源,供應戰爭需要,日據后期臺灣工業發展是以日本侵略利益為轉移的,服從于日本侵略戰爭的需要。[5]白純對抗戰時期日本殖民政府在臺推行的各項經濟掠奪政策進行了評述,指出戰時的這些政策為光復后臺灣經濟重建帶來了重重困難。[6]

                         

                        在突出日本對臺灣進行經濟掠奪的同時,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也有學者對殖民統治時期臺灣經濟發展積極性的一面予以肯定。馬陵合指出日據時期透過殖民當局的各項政策,日本資本得以掌控臺灣經濟,并使臺灣經濟成為日本帝國經濟體系的附庸。但同時,他也認為:“由于資本和技術的涌入,對臺灣經濟本身而言,無疑是注入了一股強大的動力。雖然造成經濟單純化,但其經濟發展則大為加速。”[7]李非對日據時期臺灣經濟同樣有類似的評價。[8]

                         

                        也是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隨著兩岸交流的增多,大陸學界對海峽對岸同類研究的關注逐漸加強,尤其針對臺灣部分學者提出的所謂“殖民統治有益論”、“日本給臺灣帶來了現代化”等論調,大陸學界在研究中進行了駁斥與回應。曾潤梅即駁斥了“日本給臺灣帶來現代化”的“臺獨”史觀,提出:1、日據時期臺灣經濟發展建立在清末臺灣近代化的基礎之上,事實上日本侵占臺灣打斷了臺灣近代化的自然進程;2、日據時期臺灣經濟發展的成就是臺灣人民流血流汗創造出來的,所謂“日本給臺灣帶來了現代化”,不過是日本殖民者無法帶走而被迫留在臺灣的;3、日據時期無論是農業的發展還是后期的所謂工業化,都是服務于日本本國各個不同時期的需要的,臺灣經濟的發展是殖民政府強行干預的結果;4、日據時期臺灣經濟發展是非常畸形的,本土資本逐漸沒落,日人資本占據主導地位,臺灣經濟對日本的依賴性逐步加強,越來越失去其獨立性。[9]王鍵在其專著《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經濟政策研究(1895~1945)》[10]中,也針對“殖民統治有益論”等“臺獨”史觀,從實證角度進行了批駁。該書對臺灣總督府的土地調查與財政租稅政策、“理蕃”政策、扶植日本資本壓抑土著資本的殖民經濟政策、糖業政策、農業經濟政策、水利電力產業政策、單一出口型殖民地貿易政策、以官營農業移民為核心的移民政策、以“軍需化”為特征的工業及統制政策、配合南進擴張政策的南進經濟政策、對中國大陸經濟進行擴張的對岸政策等逐一進行了研究,指出臺灣總督府在建構殖民地經濟體系過程中,將臺灣建成了日本資本的投資場所、原料產地和商品銷售市場,而總督府在臺推行的一切經濟政策的出發點,均以日本本國的利益為依歸,從前期的“農業臺灣”,使臺灣形成米糖二元經濟,到后期的“工業化”,在臺灣發展軍需工業,均非為了臺灣自身的需要,也不是臺灣經濟自然發展的結果。盡管日本戰敗投降后,不得不在臺灣留下了一些東西,但這并非日本經營臺灣的本意。

                         

                        周翔鶴運用西蒙·庫茲涅茨對國民經濟的定量分析方法,對“殖民統治有益論”進行了反駁。他對比分析了日本和臺灣的國民經濟構成,指出日本占領臺灣時,臺灣傳統經濟的發展水平高于明治維新后日本資本主義工業起步時的水平,但到了1937年,臺灣的工業化程度(約四成)遠低于日本的工業化水平(約七成),且臺灣的國民經濟構成主要為兩部分:一是制糖業占絕大多數的工業企業,由日本壟斷資本擁有與控制;二是農業占絕大部分的傳統產業部門,由臺灣本地資本所有。根據國民經濟部門的構成與資本構成情況,他認為日據時期的臺灣經濟是一個典型的殖民地經濟。[11]

                         

                        除了對“殖民統治有益論”進行反駁外,大陸學界也開始有意識地借鑒海外有價值的研究成果。周翔鶴曾分析介紹了四本經典的海外學者撰寫的有關日據時期臺灣經濟史的著作,分別是日本學者矢內原忠雄的《帝國主義下的臺灣》、臺灣學者涂照彥的《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美國學者何保山的《臺灣的經濟發展》和日本學者山本有造的《日本殖民地經濟史研究》。矢內原忠雄的研究采用馬克思的社會經濟形態演進史觀和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相結合的分析架構,旅日臺灣學者涂照彥部分繼承了矢內原忠雄的分析架構,但涂并不將“資本主義化——壟斷化”的模式擴展到本地傳統經濟部門,而代之以“殖民地化”的概念,由此分析日據時期臺灣社會經濟結構的變遷和傳統經濟部門的演化。矢內原忠雄和涂照彥對日本在臺灣的殖民統治均有不同程度的批判,與他們不同,何保山和山本有造的研究似乎更多“以數字說話”,對殖民統治未做或少做道德與價值評判。何保山采用宏觀經濟學中的總量分析法,通過對臺灣地區“國民生產總值”和價格總水平的分析,探討臺灣經濟的增長和發展,其中對日據時期臺灣農業部門的成長評價尤高。但何的研究缺乏對時代背景的關照,過分強調了政策的作用,甚至以政策實施的效果來反推政策出臺的初衷。山本有造采用的是數量經濟史和計量經濟史的方法,對日據時期臺灣和朝鮮的經濟進行了比較研究,通過數量分析說明日據時期臺灣、朝鮮等地經濟的殖民地性質,但他同時又認為有些問題難以通過數量分析來做出判斷。盡管這四本著作均有其不足之處,但周翔鶴認為對他們應該批判地吸收、借鑒:“一個理論和方法,只要能反映歷史的一個側面,那它就是成功的,在此意義上,矢內原忠雄、涂照彥、何保山、山本有造都是成功的。一個理論和方法難免有其局限性,它所不能反映的側面,我們可以利用其他理論和方法。”[12]

                         

                        2 財政金融、資本與產業發展

                         

                        日本占領臺灣后,總督府為實現財政自立,在臺灣推行專賣制度,鴉片專賣就是其中非常特殊而重要的一項,鴉片政策于是也成為大陸學界較為關注的問題。朱慶葆對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推行的鴉片政策進行了梳理,指出50年間殖民政府的鴉片政策經歷了據臺之初的嚴禁、1897至1937年間的漸禁、全面侵華戰爭期間的斷禁的演變過程,其中漸禁政策實行時間最長,殖民政府得以從鴉片專賣中獲利,從而有力地支援了總督府的財政。[13]李理分析了總督府實行鴉片漸禁政策的原因,指出臺灣總督府第一任民政長官水野遵在政策確立過程中起到重要作用,而總督府和日本政府最終通過后藤新平提出的以稅收為基礎的鴉片漸進政策,主要出于臺灣財政的考慮。[14]

                         

                        在日據時期臺灣經濟殖民地化的過程中,由總督府一手打造的金融制度以及日本資本的大量進入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并進而影響到臺灣產業的發展。

                         

                        關于日據時期的金融制度,于彤介紹了臺灣銀行等金融機構的創設、紙幣發行、各金融機構營業狀況、產業資金分配狀況、有利于日本資本的低息政策和票據交換情況、日據后期不斷增長的物價情況等,指出日據時期的臺灣金融機關是日本掠奪榨取臺灣人民財富的工具,服務于日本對華經濟侵略的整體需要,并對臺灣本地民族工商業發展造成嚴重摧殘。[15]在《日本統治下的臺灣幣制與貨幣發行》一文中,于彤又專門討論了日據時期的貨幣制度與貨幣發行情況,指出日本殖民政府通過總督府操縱下的臺灣銀行,推行相關貨幣政策,實施金融管制,從而強化對臺灣人民的政治壓迫和經濟掠奪,日據時期臺灣的金融幣制因此具有濃厚的殖民地化的特征,并對臺灣近代社會經濟的發展造成嚴重后果。[16]鄒建華也討論了日據時期不同階段的貨幣政策與貨幣發行情況,指出殖民政府從占領之初的強迫臺灣人民接受銀元兌換券,到推行金本位制,以及后期日益嚴重的通貨膨脹等,所有這些貨幣政策,其出發點都是為了滿足日本本國經濟發展的需要,到日據后期更是出于發動侵華戰爭的需要。[17]戴建兵對抗日戰爭爆發后日本在臺灣的公債發行進行了研究,指出當時殖民政府在臺灣發行了大量公債,并利用臺灣銀行、臺灣地方銀行等金融機構將臺灣人民的大部分儲蓄凍結為日本國債,從而對臺灣人民進行掠奪,并將臺灣經濟納入日本戰時經濟體系之中。[18]

                         

                        關于日本資本,黃俊凌分析了日本殖民資本在臺灣的營運狀況及其活動特點,指出殖民政府先是通過財政、金融、國家強權等手段,將國家資本用于經濟基礎工程建設,待有一定的基礎后,則引導私人資本以商業資本形式進入臺灣,制糖工業成為日本資本投資的重點。進入1930年代后,在軍需工業需求旺盛的刺激下,一些新興的財團開始投資與戰時經濟相關的工業領域,日本資本在臺投資趨向多元化。由此可見日據時期日本殖民資本在臺灣的活動不僅為了追求剩余價值,更與殖民當局的政策保護和誘導有關,殖民資本服從于日本帝國主義對外擴張的需要。[19]周翔鶴以日據前期日本中小資本在臺灣的活動為研究對象,指出最早進入臺灣的日本中小資本是緊隨“征臺軍”來臺的御用商人,他們除承攬總督府的土木建筑等業務外,還獲得了總督府作為酬謝的金礦開采權。日本占領臺灣后,由于總督府推行專賣制度,一些來臺灣“淘金”的日人中小資本得以順利進入樟腦行業,并掌握了一些面向在臺日人的商業活動。到殖民當局推行殖產興業政策之后,這些日人中小資本還進入了茶、造紙、制糖等領域。從日據前期日本中小資本的活動可以看出,由于和殖民當局的緊密聯系,宗主國的中小資本往往可以借助制度便利,無論在資源掠奪還是產業經營上,較之本土資本都處于優勢地位。[20]

                         

                        在臺灣經濟逐漸殖民地化的過程中,臺灣本地傳統工業經歷了怎樣的命運?周翔鶴有多篇論文關注這一命題,并試圖由此揭示在日本殖民統治下,臺灣經濟“殖民地化”與“現代化”的真相以及其殖民地經濟的本質屬性。在《日據時期臺灣改良糖廍研究》一文中,周翔鶴主要關注介于傳統制糖工業與資本主義機械化大生產的現代制糖工業之間的制糖企業形態:改良糖廍。日據初期由于殖民政府能夠調動的資金不足以發展機械化大生產,改良糖廍這一投資小、見效快的產業形式于是成為總督府的扶植對象,得到較快發展,并具有發展為小型糖廠的可能與潛力,但隨著日俄戰爭后日本剩余資本進入臺灣,并重點流向現代制糖工業,改良糖廍成為日人主導的新式制糖企業發展的絆腳石,總督府于是在政策上予以種種限制,改良糖廍因此逐漸走向衰落。該文認為,改良糖廍的盛衰反映了臺灣經濟的殖民地本質,而改良糖廊的衰落, 使本地人被排擠出臺灣最重要的傳統制造業,本地資本因此不得不沉淀在土地上, 以致土地價格和地租長期居高不下, 對社會經濟造成負面影響。[21]在《1880-1937臺灣與日本小工業和家庭手工業的比較研究》一文中,周翔鶴通過比較宗主國日本和殖民地臺灣傳統工業的演進過程,檢視戰后發展經濟學的一個重要命題,即由于歷史上曾受到殖民統治的影響,亞洲許多國家和地區存在著資本主義體制和傳統經濟體制并存的雙重經濟結構。該文發現,在日本,大企業和小工業及家庭手工業并存是資本主義經濟結構的一個特征,且小工業和家庭手工業在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中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而其原因是小工業和家庭手工業自身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其內涵與產品結構也不斷近代化,其產品結構逐漸變成主要為大企業生產零部件和生產小洋貨。在殖民地臺灣,其近代企業大多是日本為掠奪臺灣的資源而興建的,且由日本資本獨占,臺灣本地小工業和家庭手工業則一直被限制在傳統的日常生活的食品加工、器具制造及修理等領域,自身無法發展,對社會經濟發展也沒有很大貢獻。臺灣傳統小工業和家庭手工業的這一發展路徑,揭示了宗主國和殖民地的經濟關系的實質。透過對日本和臺灣傳統小工業和家庭手工業的實證研究,作者認為根據日本的經驗,傳統產業的近代化可以有多種模式,以小工業和家庭手工業為主要形式的東亞傳統小企業,在社會經濟的近代化中可以發揮巨大的作用,但在日據時期的臺灣,由于殖民地的社會性質使其很難達到這一點。[22]《日據初期臺灣總督府政策與臺灣企業》一文則探討在近代東亞轉型的大環境下,臺灣傳統產業及其企業家能否成功轉型的問題。該文提到,由于總督府推行殖產興業計劃,著力推動本地產業推行企業化經營,臺灣本地傳統企業因此逐漸由家長制合股經營方式向會社式合股經營方式轉變,并呈現出向近代企業形式發展的趨向,但由于總督府為保護日人資本,在1912年出臺了禁止本地人組織會社的法令,致使臺灣本地傳統企業的近代化進程被迫中斷。日據初期臺灣傳統產業的發展歷史,說明傳統產業能否成功完成近代轉型,與政府政策有很大關聯。[23]在《日據初期臺灣企業形態及社會經濟形態的變遷》一文中,周翔鶴繼續討論臺灣傳統產業、尤其是傳統制糖業的近代轉型問題,認為日據前期改良糖廍的發展過程,典型地體現了傳統企業向近代企業的過渡和轉型,其興起體現了政府在轉型中的關鍵作用,而其衰落則體現了殖民地經濟的從屬地位。[24]

                         

                        農業在日據時期依然是重要產業,尤其是殖民當局為了滿足本國對米、糖等農產品的需求,使臺灣形成米、糖二元經濟,并一度造成“米糖相克”問題。關于米糖經濟與“米糖相克”問題,戰前日本學者矢內原忠雄從資本主義擴張角度、川野重任從市場經濟角度就有討論,戰后臺灣學者涂照彥也曾論及日據時期米糖的生產都服從于宗主國的需要,當日本對臺灣的米糖需求同時增加,即產生相克問題。臺灣社會學者柯志明則運用依附發展理論的功能性二元經濟論,對以往研究有所修正,指出在“米糖相克”問題背后,是糖業領域的日人資本和稻米生產領域本土資本之間的矛盾,以及民族沖突之下更深層的農民與資本間的矛盾。[25]針對日據時期臺灣經濟中這一重要論題,和臺灣學者多從宗主國日本和日資糖廠角度切入不同,周翔鶴以臺灣農民從成本角度的自主選擇為切入點,根據臺灣總督府殖產局1918年4月至1921年4月間所做的“臺灣農家經濟調查”,對比分析了臺灣稻作農家和蔗作農家的各項農業要素投入的情況,尤其比較了其中自給和購入的比例,發現在兩類農家主要農業要素投入中,蔗作農家的投入更依賴購入,因此農民從成本的角度考慮,會更傾向于選擇更多依賴自給的稻作,而這種選擇的前提一方面是臺灣農業經濟的高度商品化,這一點在蔗作領域尤其明顯;另一方面是臺灣的殖民地經濟性質,蔗價決定于殖民政府,而不是市場。[26]王鍵也從米糖關系角度,研究日據時期臺灣農業,對日據時期臺灣的米糖經濟發展和臺灣總督府的米糖經濟政策進行了全面的論述。他注意到分析米糖相克問題的前提是殖民地經濟本質,同時,還注意到臺灣總督府與日本政府以及臺灣土著資本之間的復雜關系,認為臺灣總督府雖然秉承日本政府的意志制定經濟政策,但在具體策略方面,和日本政府也并非完全沒有矛盾,在推行米糖經濟政策過程中,臺灣總督府也表現出兩面性,一方面保持一個絕對權威的政治體制,另一方面又許可臺灣土著資本有一定的活動空間,同時還使其與總督府的合作成為經濟成功的主要途徑。[27]

                         

                        另外,施潔斌從農業機構設立、農作物品種改良、栽培技術改良、化肥施用等幾個方面介紹了日據時期臺灣農業科技領域的發展。[28]林仁川則探討了日據時期臺灣水利工程建設的情況和耕牛以及肥料等農業能源的使用情況。[29]曹幸穗、張蘇則對日據時期臺灣的乳業發展有所關注與介紹。[30]

                         

                        在農業生產關系方面,現有研究不僅關注殖民地化的影響,也有學者注意到傳統的延續性。陳支平根據臺北蘆洲李氏家族等所藏的一批契約文書,對日據時期這一地區的土地賦役關系進行了個案研究,指出盡管殖民政府對臺灣的戶籍、田地財產及其交易、轉移、繼承等進行了嚴密的控制,但以蘆洲李氏家族的情況來看,由于民間家族組織的存在,家族組織所共有的物產也仍然普遍存在,鄉族共有財產關系于是成為殖民當局土地關系管理中的薄弱環節。[31]

                         

                        3貿易、交通與兩岸經貿關系

                         

                        日本占領臺灣后,臺灣的對外貿易格局也發生重大變化。習五一通過對1931年以前日本占領下的臺灣食糖貿易的研究,指出從1895年到1915年,殖民政府通過不斷調整關稅制度,將西方列強資本逐出臺灣,實現了日本資本對臺灣社會經濟的獨占,臺灣的經貿體制也隨之發生重大轉型,由在大陸經貿體制下的多邊市場機制,轉變為隸屬于宗主國日本的單一殖民經貿體制,食糖的主要銷售地也由大陸華北、華中地區和日本,轉變為主要供應日本本土。而從1916年到1931年,則是日制精糖傾銷大陸的時期,日本將從臺灣輸入的粗糖加工為精糖,再轉而銷往中國大陸,使食糖貿易在臺、日、大陸之間形成三角貿易格局。[32]

                         

                        不僅食糖貿易格局發生重大改變,臺灣另一重要物產稻米的銷售地也從之前的中國大陸變為日本。周翔鶴對日據初期臺米輸日問題進行了研究,指出在1910年以前,臺灣總督府實行在來米檢查和產米改良,促使臺米輸往日本。盡管輸日臺米不能完全彌補日本稻米供應不足,但對緩和稻米供求緊張仍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日據初期臺米輸日的狀況印證了旅日韓國學者金泳鎬提出的關于“工業化”的“代際理論”,即“非古典的帝國主義是完成自身工業化的工具,也就是說其必然掠奪殖民地以實現自身的工業化。”[33]

                         

                        茶葉也是日據時期臺灣非常重要的輸出物品,陶德臣對日據時期臺灣茶業的生產改良及臺茶貿易在不同時期的變化進行了深入分析,指出臺茶是日據時期臺灣對外貿易的最重要產品。[34]

                         

                        交通方面,祝曙光介紹了日據時期臺灣鐵路事業的發展、以及殖民當局在臺灣建設鐵路的情況,指出日據時期臺灣鐵路擔負著對日本輸出煤炭、砂糖、大米等物資和輸入日本工業品的繁重任務。全面侵華戰爭爆發后,臺灣鐵路又發揮了運送軍需物資的作用。[35]

                         

                        對于日據時期的臺灣經貿問題,大陸學界最關注的無疑還是兩岸之間的經貿往來。陳小沖以清光緒二十八年臺灣商船金順益號違約進入內地非通商口岸、并被閩海關查處一案為中心,探討日本占領臺灣后兩岸貿易關系的變化,他分析認為,造成金順益案的原因,是隨著日本占領臺灣,臺灣人的身份由清國人變為日本人,兩岸之間的貿易關系也由國內貿易變成國際貿易,臺灣商人到大陸,必須遵從在通商口岸交易的規定。兩岸經貿關系的這一變化,造成兩岸帆船貿易的萎縮,并使原以兩岸貿易為主業的臺灣郊行加速走向衰落。[36]

                         

                        陳小沖還對日據初期大阪商船株式會社如何擊敗英商德忌利士公司,從而掌控臺海兩岸海運霸權進行了探討,指出大阪商船株式會社勝出的原因,是其得到日本殖民政府國家機器的鼎力支持,而這一場航海權之爭實際上是一場國策會社和民間公司之間實力懸殊且不平等的競爭。透過掌控臺海航運權,殖民政府控制了兩岸之間的交通,配合大力加強日臺航線的策略,臺灣對外交通的方向發生重大改變。貿易與航路的雙重轉變,使臺日關系日漸緊密,并加速了臺灣的殖民地化進程。[37]

                         

                        由于殖民政府的一系列措施,謝冰、曾國良指出,日據時期閩臺經濟關系發生了根本性逆轉,在貿易方面,臺灣淪為中日兩國間商品貿易的中轉站,兩岸貿易、特別是閩臺之間的貿易,更多以走私方式進行。[38]連心豪通過對臺灣海峽海上走私行為的研究,指出源于臺灣的走私活動大多由日商三井洋行操縱,在日本領事館的庇護下,一些臺灣籍民和不法奸商公然在以廈門為中心的閩南地區從事各種走私活動。七七事變后,日本政府為達到以戰養戰的目的,更是積極鼓勵這種走私行為。[39]在《日本據臺時期對中國的毒品禍害》中,連心豪還注意到日本以臺灣為大本營,利用臺灣籍民向華南地區販售鴉片的活動,揭示日本帝國主義利用毒品侵華的事實。[40]

                         

                        對于臺灣籍民在兩岸經貿關系中的作用,葉濤提出了稍異于前述研究的觀點,指出由于日本占領臺灣后,臺海交通與貿易均發生大逆轉,殖民政府更致力于隔斷臺灣與大陸之間的聯系,閩臺之間傳統的地區間互補互惠貿易于是被“國際貿易”所取代,在1895至1937年間,閩臺貿易也因此呈現出一路下跌的態勢,但借助臺灣籍民在閩臺兩地間搭建的商業網絡,閩臺貿易一直保持著頑強的生命力,兩岸之間的經貿往來并未間斷。[41]

                         

                        日據時期,殖民政府還通過一些經濟機構將觸角伸向華南地區,以加強對華經濟侵略。王鍵考察了臺灣拓殖株式會社的設立過程及其歷史背景,并重點考察了臺拓對廣東、海南實施的經濟侵掠,揭示了臺拓作為殖民侵略工具的性質。[42]張曉輝對臺灣銀行駐粵分支機構在廣東的金融活動進行了研究,對其透過扶持日商展開對粵貿易、對廣東地方政府提供大量財政貸款、給民間借款等方式,在廣東迅速發展勢力的歷史過程進行了分析,并指出至抗戰時期,臺灣銀行參與操縱廣東淪陷區的金融,發行偽幣,截取粵省僑匯等。他認為臺灣銀行在廣東的活動具有資本輸出的侵略性質,但在客觀上對區域經濟發展又有一定的現代意義。[43]

                         

                        二  對社會變遷與教育、宗教問題的研究

                         

                        1 社會變遷與移民問題

                         

                        在日本殖民統治下,臺灣社會發生了種種變化,在經歷殖民地化的同時,也呈現出從傳統向現代社會轉型的特征。對于日據時期臺灣社會變遷,汪思涵借助“殖民地近代性”這一概念,從文化轉變、教育政策、原住民生活、殖民地建設等方面,觀察現代性的力量如何滲透進民眾的日常生活,從而揭示日據時期臺灣民間社會不僅充斥著民族主義與殖民的糾葛,同時還存在傳統與現代的張力,這一復雜情形對光復后的臺灣社會依然有深遠影響。[44]

                         

                        社會轉型在社會習俗層面會有體現,尤其是殖民當局曾有意識推動社會習俗的變革。李躍乾圍繞殖民當局的斷發放足政策,闡述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風俗如何發生改變,并指出殖民當局的斷發放足政策實際上是一種同化政策。[45]王瑩從衣著服飾、食物消費、住宅起居、行旅交通、新年習俗等角度,介紹了日據時期臺灣社會習俗的變化。[46]

                         

                        社會轉型深刻影響到社會精英階層。陳韻根據日據時期臺灣知識分子不同的活動情況,將其劃分為皇民派、抗爭派、中間派三大類型,并總結他們分別扮演的不同的社會角色及其對臺灣社會意識的影響。[47]

                         

                        唐次妹注意到日據時期臺灣城鎮的變遷,指出殖民當局為了滿足殖民統治與資源掠奪的需要,先是在臺灣城鎮大力推行基礎建設,繼而通過實施“市區改正”計劃,對臺灣城鎮進行改造,使臺灣城鎮的內部結構及其形態均發生了重大變化,傳統中國式的臺灣城鎮的發展模式因此中斷,城市發展走向日本及歐美近代化城市模式,而在邁向現代化發展道路的同時,臺灣城鎮也被改造成為適應殖民統治和經濟掠奪需要的大小中心據點。[48]

                         

                        在關注社會轉型的同時,也有學者注意到傳統社會結構延續性的一面。陳小沖通過對宜蘭地方社會經濟與教育文化狀況的分析,指出在社會經濟領域,宜蘭地方社會殖民地化的進程相對緩慢,殖民政府對地方經濟的改造,尚未觸動宜蘭地方社會的底層結構,傳統經濟模式依然是當地社會的主流。盡管在教育文化領域,無論是教育體系、還是當地社會權力結構,均發生了較大變化,但整體來說,宜蘭地方社會的變化較小,傳統社會底層結構依然延續,殖民地化對宜蘭地方社會的影響還相對有限。[49]

                         

                        臺灣是個移民社會,在日本占領臺灣之前,來自閩粵等地的大量大陸移民是臺灣開發的重要基礎,但到了日據時期,大陸人民移入臺灣受到總督府的政策限制,閩粵民眾移民臺灣被迫中斷,在日本殖民統治下,臺灣的移民問題因此呈現出新的特征。陳小沖研究了《清國人入境臺灣條例》出臺的背景和執行等情況,指出日本占領臺灣后,總督府刻意限制兩岸之間的人員往來,閩粵人口遷移臺灣的潮流因而中斷。該條例出臺后,大陸對臺灣的影響力逐漸下降,來自日本的影響力則逐漸加強,臺灣與大陸被強制分離,對臺灣歷史發展產生深遠影響。[50]在《日據時期臺灣移民問題初探》一文中,陳小沖總結了日據時期臺灣移民問題的新特征,指出由于殖民政府實施兩岸隔離政策,臺灣的移民問題表現為由日本占領之前的自西向東的單向度移民,轉而向多維方向移民態勢發展,這些移民方向包括從北向南的日本對臺移民、自西向東的大陸對臺移民、以及自東向西的臺灣對大陸和南洋移民。[51]

                         

                        在限制大陸民眾赴臺的同時,殖民政府鼓勵本國人口移入臺灣。吳本榮指出,日據時期殖民政府為了掠奪臺灣資源、轉移國內過剩人口、同化臺灣人民,實現長期占領臺灣的目的,鼓勵本國人口移民臺灣于是成為對臺殖民統治的重要一環,其中,農業移民又是移民的重心。鼓勵本國農業人口移民臺灣除了前述因素外,還有移植本國農業技術,并以臺灣為跳板繼續“南進”,實現向南洋擴張的目的。日據時期日本對臺農業移民分官營和私營兩種,即分別由總督府和糖業公司出面招徠。由于種種原因,日據時期日本對臺農業移民計劃并不成功,在臺日本人中,以公務員、自由職業者及工商業者為主,農民數量極少。[52]

                         

                        盡管殖民政府有意隔斷臺灣與大陸之間的聯系,但兩岸之間依然有人員往來。陳小沖對日據時期大陸勞工赴臺即有專門探討,指出赴臺大陸勞工大多來自閩粵浙等省份,赴臺后主要從事底層勞役,并受到日本殖民當局和資本家的壓榨。為維護自身權益,赴臺大陸勞工也曾組織勞工團體,如中華會館及其下屬各分館、大陸勞工工會組織等,進行互助自救,為臺灣工人運動的發展做出了一定的貢獻。[53]黃俊凌根據福建省所藏檔案資料,對日據時期福建在臺“華僑”、也就是赴臺閩籍移民進行了研究,指出在福建赴臺民眾中,除少數人加入日本籍,成為“日籍臺灣人”外,多數人仍保留中國籍,成為所謂在臺“華僑”。和日據之前的大陸移民一樣,該時期福建赴臺民眾,多數也是出于謀生需要前往臺灣,還有一小部分是赴臺求學,或為了繼承在臺祖輩或親屬的產業。閩籍在臺“華僑”的身份大多是勞工,在臺灣的政治、經濟與社會地位均不高,生活狀況也普遍艱苦。[54]

                         

                        另外,大陸學界對日據時期的婦女問題也有所關注。胡澎以臺灣“愛國婦人會”在戰時的活動為線索,考察日本殖民者如何對臺灣婦女進行“皇民化”改造,進而思考性別、殖民主義與民族認同等問題。[55]朱云霞同樣關注日據時期的婦女問題,認為日據時期臺灣婦女解放運動的精神動力來自新文化運動的思想啟蒙,而其實踐動力則來自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民族運動。同時,她也指出,日據時期臺灣婦女解放運動,在精神層面是被啟蒙被引導,在實踐中則屬于被推動,女性領導者很少,性別平等的議題也未得到關注,日據時期的婦女解放運動被納入民族解放和階級解放運動之中,未發展成獨立的社會運動。[56]汪毅夫則就臺南石姓某甲的戶籍謄本透露的收養婢女、婚嫁與子女情況、女子纏足情況等信息,分析了日據時期臺灣社會存在的一些情形。[57]

                         

                        2 殖民地教育

                         

                        日本占領臺灣以后,在臺灣建立起新的教育體系,并大力推行日文教育,以同化臺灣人民。關于日據時期的臺灣教育,大陸臺灣史學界與教育學界均有關注,并有較多成果面世。2005年7月,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之際,為加強對日本侵華教育史的研究,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由中央教育研究所宋恩榮研究員、華中師范大學余子俠教授共同主編的四卷本《日本侵華教育全史》,其中第四卷為“日本占領下的臺灣教育侵略”。[58]針對臺灣部分學者美化殖民地教育、認為日本殖民統治推進了臺灣教育現代化的片面觀點,該卷對日據時期臺灣的殖民地教育政策、教育體制與教育內容及其歷史演變等均進行了全面系統地研究,從實證角度,揭示與批判了日據時期臺灣教育的殖民侵略本質。而大陸學者在研究日據時期臺灣教育問題時,不僅秉持對殖民地教育特性的清醒認識與批判,對殖民教育客觀上可取的一面也大多并不諱言,保持了客觀、嚴謹的學術立場。

                         

                        鐘安西將日據時期臺灣教育劃分為四個時期:1895-1898年為草創期、1898-1919年為成型期、1919-1937年為擴展期、1937-1945年為蛻變期,又將教育體系劃分為初等普通教育(小學教育)、高等普通教育(中學、大學先修教育)、實業教育(初等、中等教育)、專門教育(大專教育)、師范教育及大學教育等六大類。在分析各時期及各類別教育體系的主要內容的基礎上,他將殖民教育體系的特點歸納為:始終為殖民政策服務,帶有強烈的“同化主義”色彩;明顯的愚民政策痕跡;日臺人雙軌差別教育等。對日據時期臺灣教育可取的一面,如在小學教育、職業教育和師范教育上均有若干建樹,他也予以肯定,并指出日據時期的大專教育乏善可陳。[59]

                         

                        對于日據時期臺灣教育的分類與分期,陳小沖有所不同,他將日據時期臺灣教育分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師范教育和高等教育四大類,在時段上,則劃分為三個階段:1895-1921年,創始期,教育機構逐步完備,實施日臺人教育分而治之的雙軌制;1922-1941年,發展期,完整的教育體系基本建立,中等以上學校實行日臺人共學制;1941-1945年,成熟期,取消公學校與小學校的區別,實施義務教育制度,近代化教育體制形成。他還對殖民教育體制下臺灣人的反應進行了分析,認為殖民教育體系的建立,主觀上是為了同化臺灣人民且培養中下級技術人才,客觀上引進了新的教育觀念和科技文化知識,對臺灣人有有利的一面,臺灣人民對殖民教育體系因此也既有抵觸也有接納。[60]

                         

                        龔放從教育政策角度入手,將日據時期的教育政策演變分為三個階段:一是以“同化教育”和“差別教育”為特征的“漸進主義”時期(1895-1918年);二是名實難符的“日臺共學”和“內地延長主義”時期(1919-1936年);三是“戰時教育”與“皇民化”時期(1937-1945年),并對各階段的教育政策進行了分析。龔放的分期法與前述鐘安西的分期法較為接近。[61]

                         

                        陳薈、段曉明對日據時期學校教育體系的分類則與陳小沖的前述分類法比較相似,將日據時期學校教育體系分為學前教育(幼兒園)、初等教育(小學校、公學校、山地教育所)、中等教育(高等普通學校、實業學校、大學先修科或大學預科學校)、師范教育(小學師范部、公學師范部)、高等教育(專門學校、綜合性大學)五大類,不同之處僅在將幼兒園階段也納入學校教育體系內。他們還將日據時期學校教育體系的實質歸納為奴化教育、“差別化”教育、教師結構日籍化、把持師范教育等幾個方面。[62]

                         

                        薛菁評價日據時期的臺灣教育具有雙重性:一方面具有殖民特性,以教育為手段,達到同化臺灣人民、方便殖民統治的目的;另一方面在此過程中,也一定程度上引進了近代西方教育體制,促進了臺灣教育體系的近代化。[63]楊曉同樣認為殖民地教育具有雙重性,通過對矢內原忠雄的殖民地教育理論進行辨析,他指出矢內原忠雄對殖民主義的批判不夠徹底,而在對矢內原忠雄教育理論的辨析背后,正是其對殖民地教育具有雙重性的理解。[64]

                         

                        楊曉還對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確立殖民教育方針的過程進行了梳理,從初期的“以無方針為方針”到同化方針,再到日據后期的皇民化方針,不同時期殖民教育方針的變化反映了殖民政策的變化,并形成殖民教育語境,對臺灣人民造成精神奴役與現實傷害。[65]汪婉從分析首任臺灣總督府學務部長伊澤修二和民政長官后藤新平的殖民地教育觀入手,指出由于受到日本近代“民族國家”認同的影響,日據初期總督府并未實施徹底的同化政策,而是采取日本人、臺灣人和原住民三個系統的“差別教育”和“隔離教育”政策,不過受伊澤修二的同化教育主張的影響,總督府在一開始就明確以初等教育為重點、以日語教育為中心的教育政策,奠定了后來同化教育、皇民化教育的基礎。[66]都斌探討了日據時期臺灣語言教育、也就是“國語”(日語)教育政策的產生、發展及影響,指出“國語同化”是日據時期殖民當局同化教育政策的重要內容。[67]周翔鶴根據1930年代編撰的街莊志,觀察位于臺北市周邊、屬于鄉鎮農村地區的板橋街、中和莊、三峽莊以及鶯歌莊的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狀況,從而從地方社會層面觀察日據時期臺灣的教育及其與殖民當局同化政策的關系,指出殖民當局通過早期的公學校教育以及后來的中等教育、專科教育等,培養了大批社會菁英和中堅分子, 之后又通過這些社會菁英和中堅分子展開了更廣泛的社會教育,從而實現利用教育手段對臺灣人民的同化。[68]

                         

                        殖民教育政策影響臺灣傳統社會的一個重要表現是傳統書房(私塾)的沒落。黃新憲認為,臺灣的書房對于保存中華文化,維護漢民族特性,培養造就愛國知識分子,有重要意義。[69]劉麗霞分析了日據時期臺灣私塾教育的發展階段、特點及其歷史文化意義,指出由于受到殖民政府的不斷打壓、限制和取締,日據時期私塾生存極為艱難。[70]陳小沖分析了殖民當局如何通過書房調查及一系列收編措施,對傳統書房教育進行改造、打壓,指出由于日據初期殖民地教育面臨傳統書房的激烈競爭,“國語”推廣計劃也受到傳統漢學教育的挑戰,臺灣總督府于是在全島開展書房調查和整頓工作,對書房進行所謂改良,在書房增設日語課程,并對書房教師進行包括日語、算術、禮節三科在內的“職業培訓”,使書房經營方向向公學校靠攏。殖民政府對書房教師也進行收編,通過延聘有名望的書房教師到公學校教授漢文的方式,進一步削弱書房的競爭力。在殖民當局的政策打壓下,臺灣傳統的書房教育在1922年后日漸走向衰落。[71]

                         

                        對于日據時期各級學校教育,龔放對日據時期臺灣高等教育的發展脈絡及其殖民地性質進行了探討,并重點介紹了臺北帝國大學的設立情況。[72]黃新憲從教育學角度就日據時期臺灣各級教育發表了多篇論文,[73]在其專著《臺灣教育:從日據到光復》中,黃新憲從教育學角度更有全面論述,其內容涉及伊澤修二對日據時期臺灣教育的影響、“皇民化”教育、書房教育、公學校、小學校、女子教育、以臺北帝國大學為代表的高等教育、職業教育、少數民族教育、臺灣籍民教育、留學教育以及音樂教育、體育教育等。[74]

                         

                        另外,吳麗仙對由霧峰林家創辦的民間區域性啟蒙團體霧峰一新會的教育活動進行了研究,指出其在重視婦女教育、提倡體育與藝術教育、傳承民族文化等方面的貢獻值得肯定。[75]蔣宗偉對日據時期臺灣青年赴大陸求學的情況進行了討論,并對他們在大陸參與抗日與收復臺灣工作的經歷尤為關注,指出他們中大部分人通過在大陸的學習和實踐,認識到臺灣的命運與祖國的命運緊密相連。[76]

                         

                        3 宗教問題

                         

                        大陸學界對日據時期各種宗教的研究,主要涉及基督教、天主教、佛教等在日據時期的發展與變化。

                         

                        翁偉志以臺灣基督教長老會為中心,按臺灣人民抗日斗爭活動的階段進行分期,分別考察基督教會的政治態度與政治立場,指出基督教會自日據初期就置身于中國人民的抗日運動之外,并逐漸認同日本人的統治,乃至甘愿為日本人所用。他同時指出,日據時期以長老會為中心的基督教會無法融入臺灣主流社會,與臺灣教會的“本土化”水平不高有很大關聯。[77]林立強將日據時期基督教發展史劃分為兩個時期:從1895年到1930年,是信仰自由時期;從1931年到1945年,是宗教壓制時期。日據時期基督教發展呈現出下述特點:一是以長老會的發展為代表;二是地域發展不平衡,南部逐漸超越北部;三是發展階段不平衡,1930年以前是良性發展時期,1930年以后是停滯時期;四是教會逐漸組織化;五是建立了完整的教會人才培養體系。日據時期臺灣基督教由于喪失了清代條約保護下的傳教特權,并受到是否參拜日本神社等問題的困擾以及殖民當局的嚴密控制和監視,其傳教吸引力逐漸弱化,到日據后期,基督教逐漸被殖民政府控制,成為為日本軍國主義服務的組織。[78]

                         

                        天主教也是由西方傳入臺灣的宗教,并與基督教一直存在競爭關系。王曉云、雷阿勇對比了日據時期天主教(主要是多明我會)和基督教長老會在臺灣信徒數量與傳教區域的增長情況,對日據時期天主教和基督教在臺灣傳教過程中相互競爭并發生摩擦的原因做了分析,認為既有教義與門派分歧,也有現實利益沖突,還有對傳教空間的爭奪等。[79]在《日據時期臺灣天主教信徒與臺灣社會》一文中,王曉云、雷阿勇將日據時期天主教會的發展分為三個時期:1895-1913年為過渡時期、1913-1937年為發展時期、1937-1945年為阻滯時期,并分期考察了天主教會吸收本土信徒的情況,指出本土信徒的增加,促進了天主教會的發展,也對臺灣社會產生很大影響。[80]

                         

                        和天主教、基督教等來自西方的宗教不同,佛教在臺灣民間社會有根深蒂固的影響力,并成為兩岸文化一脈相連的紐帶之一,為了割斷臺灣與中國大陸的聯系,同化臺灣人民,佛教因此和教育體系一樣,成為殖民當局改造的對象,力圖使其日本化。陳進國指出,日本在占領臺灣以后,采取了一系列宗教政策,試圖從意識形態上控制與同化臺灣。這些政策措施包括數次的宗教和舊慣調查,在齋教徒發動的“西來庵事件”后,又通過日本佛教各宗派與臺灣本土佛教各派的聯合,成立一些佛教教育機構和全島性佛教組織。殖民統治后期,殖民當局更是推行“信仰皇民化運動”,強化日本化的宗教禮拜儀式和國家神道地位。日據時期日本佛教入臺和殖民當局的一系列舉措,使包括齋教和緇衣佛教在內的臺灣佛教逐漸日本化,并對戰后臺灣佛教發展帶來深遠影響。他繼而指出,殖民當局之所以竭力推動臺灣佛教日本化,目的是通過鏟除臺灣固有的宗教習慣和信仰,確立對日本的國家和文化認同,從而解決其在臺的“統治合法性危機”。[81]王志平、吳敏霞考察了日據初期日本官方和非官方組織在臺灣進行的一系列以佛教為中心的宗教調查,這些調查涉及日本佛教在臺的布教、臺灣寺廟僧侶、臺灣原有習俗信仰、臺灣佛教歷史發展等。在宗教調查的基礎上,殖民當局形成了其初期的宗教政策,對來臺的日本佛教加以有限的控制和限制,對臺灣舊有宗教實行有限的“放任主義”,這一宗教政策體現了其“舊慣溫存”的殖民統治策略。他們認為,日據初期的宗教政策確立了殖民當局對臺灣宗教發展的統轄地位,對臺灣傳統佛教的發展方向產生了影響,并為以后日本佛教在臺灣的發展開拓了空間。[82]

                         

                        吳敏霞對日據時期臺灣佛教的狀況進行了較為全面的研究,她將日據時期臺灣佛教區分為三大類,包括臺灣固有的中國傳統佛教和在家佛教、即齋教,以及由日本殖民者輸入臺灣的日本佛教。盡管日據初期和中期,日本佛教努力進入臺灣,并試圖控制臺灣人民的佛教信仰,但臺灣傳統佛教仍然有很強的凝聚力和影響力,在臺灣佛教中具有主體地位,齋教到日據中期則因受到殖民政府的嚴厲打擊而有所削弱。日本殖民統治末期,由于殖民當局推行“皇民化運動”,包括傳統佛教、齋教和日本佛教在內的三大佛教均遭到毀滅性打擊。[83]

                         

                        盡管殖民當局試圖通過宗教殖民割斷臺灣與大陸佛教界的聯系,但兩岸佛教往來并未就此中斷。何綿山分析了日據時期臺灣僧人不受日本統治的影響,即使在1917年臺灣開始獨自傳戒后,仍然有增無減地前往福州鼓山涌泉寺受戒的原因,從中可以看出兩岸佛教界是一脈相承的,而且有無法割斷的聯系。[84]

                         

                        陳小沖考察了日本殖民當局以臺灣為跳板,對福建進行宗教擴張的情況。他以清朝外務部檔案中有關日僧在閩布教的六則史料為基礎,指出甲午戰爭以后來閩布教的日僧均來自臺灣,臺灣成為日本對閩實行宗教擴張的基地。日僧在閩的布教活動,得到臺灣總督府在人力、財力等各方面的大力支持,成為臺灣總督府對岸擴張政策的一部分,而這些政策的目標既為了對外擴張勢力,同時也是為了維護臺灣本身的統治。[85]

                         

                        范景鵬、馬世英對1945年以前臺灣的回教進行了回顧,其中提到日據時期,臺灣回教受到殖民當局的壓制,在“皇民化運動”中更受到嚴重打擊,以致幾乎斷絕。[86]

                         

                        三  對思想文化的研究

                         

                        對日據時期臺灣的思想文化問題,大陸學界的研究成果相對較多,研究主題也相對深入、細化,尤以文學史領域有不少有深度的研究成果面世。

                         

                        1 關于文化抗爭與民族認同

                         

                        日據時期,殖民政府一直試圖通過種種手段,割斷臺灣人民與祖國大陸的聯系,其中就包括文化的手段,但臺灣知識分子在文化戰線展開了對抗日本殖民統治、保護傳統中華文化的斗爭。

                         

                        林其泉較早就撰文指出,日據時期臺灣知識分子通過歷史著作撰寫、文學創作、以及運用戲劇和電影等方式,反抗日本的殖民統治。[87]通過創作反抗日本殖民統治,這在日據時期臺灣文學中有突出表現。汪毅夫通過研究日據前期臺灣文人王友竹、洪棄生、林癡仙、連雅堂等人的詩文,指出日據前期的臺灣舊文學,即充分表現出抗日愛國的民族精神。[88]黎湘萍將日據時期臺灣文學置于民族抗爭的大背景下,指出面對日本殖民政府通過長期推行文化統合措施、旨在徹底割斷臺灣與“原鄉”(大陸)種種血脈聯系的企圖,臺灣文學界沿著賴和、楊守愚等人于20年代開創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學道路,以筆代劍,積極抵制日本殖民當局推行的“愚化、奴化和同化政策”,即使用日語寫作,也依然完整保留了鮮明的本民族文化傳統和強烈的“中國意識”及“臺灣屬性”。[89]肖成分析了日據時期臺灣小說中展現出的對婦女問題、農民問題、知識分子問題、國民性問題、殖民體制問題等的批判,指出日據時期臺灣作家創作的大量帶有現實批判色彩的小說,是臺灣人民反抗殖民暴政、追求祖國統一的文學見證。[90]

                         

                        除通過文學創作與殖民當局的同化政策相抗爭,日據時期的民俗與歌仔戲等也蘊含了反殖民的精神特性。韓春萌通過考察臺灣新文學中有關民俗的描寫,揭示日據時期臺灣人民對殖民當局扼殺中華民族民俗文化的抵制。[91]李立平探討了日據時期臺灣歌仔戲的民族性與“現代性”,指出歌仔戲的發展史,既是臺灣人民的日常生活史,也是臺灣人民反抗殖民的歷史。[92]

                         

                        陳小沖對1920年代以文化協會為中心進行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進行了個案研究,指出臺灣人民通過傳播與保護中華文化,對抗日本殖民當局的文化同化政策,堅持對中華文化和中華民族的認同。[93]才家瑞按照歷史脈絡,對日據50年臺灣人民的民族意識與國家認同進行了梳理,指出日據時期臺灣人民表現出強烈的民族意識和對祖國的認同與忠誠。[94]在《日據時期臺灣人民保存漢文化運動》一文中,宋淑玉則通過對日據時期臺灣漢學運動的研究,來看在殖民者的文化同化政策下,內心深處始終認同中華傳統文化的臺灣社會各階層,對漢民族文化的堅守與傳承。[95]

                         

                        蔣渭水是日據時期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杰出知識分子代表。陳小沖對蔣渭水的反殖民斗爭思想進行了研究,以蔣渭水在總督府醫學校、文化協會、民眾黨三個不同人生階段為脈絡,探討其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思想與實踐,指出在蔣渭水身上,凸顯出對中華文化的強烈眷戀和身為中華民族的自豪感,這一方面說明殖民當局試圖將臺灣人日本化的同化政策是失敗的,另一方面也可證明所謂日據時期臺灣走向“脫中國化”的“臺獨”史觀并不符合歷史事實。[96]汪小平對1920年代臺灣文化協會啟蒙運動中新知識階層的民族論述進行了辨析,尤以蔣渭水的民族論述為考察中心,探討了蔣渭水及其同時代知識分子對“民族”這一概念的思考以及其對民族論述的建構。[97]

                         

                        朱雙一對連雅堂、洪棄生、丘逢甲等臺灣文人的文化民族主義論說進行了分析研究,包括其自強保種思想、地理環境和語言文字問題上的民族主義、植根于歷史的民族主義以及有關中國文明優于西方文明的論說等,指出臺灣的文化民族主義是近代中國民族主義運動的一環,并且和祖國大陸的文化民族主義有著相同或相似的主題、表現形態和話語形式。[98]在《從旅行文學看日據時期臺灣文人的民族認同——以彰化文人的日本和中國大陸經驗為中心》一文中,朱雙一又分析了包括葉榮鐘、虛谷、洪棄生、施梅樵、莊太岳、賴紹堯、楊樹德等在內的彰化作家群體有關祖國的旅行文學描寫,發現彰化作家群體通過自己或親友的大陸旅行經歷,加強和深化了其民族意識與認同。[99]

                         

                        當然,隨著時間的推移與殖民統治不斷被強化,臺灣人民的種種抗爭被殖民政府無情打壓,在臺灣文化人中間不可避免出現了分化,有些人逐漸從抗爭走向消隱,乃至妥協與順從。計璧瑞對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進行了全面研究,重點探討殖民地處境與臺灣新文學的關系,透過臺灣新文學作家的書寫,分析殖民社會政治、文化對被殖民者精神的壓抑和滲透,以及對寫作者身份認同和心理的影響。她對通過中文寫作和日文寫作的作家群體的文學想象和身份認同進行了辨析,指出殖民時期臺灣作家因各自所處時期和經理不同,形成了不同的身份和類型,中文作家一般民族意識強烈,且寫作有著深刻的反殖民、反封建色彩。而在日文作家中,其社會觀念和文學觀念則出現一定的分化,即使如呂赫若等早期小說中充滿左翼色彩的作家,后期的寫作中其民族意識也變得曲折隱晦。部分作家面對殖民者帶來的“資本主義”,面對殖民者的“現代性”言說,對自身和相對的日本的文學想象,其立足點由昭示鮮明的民族立場轉向考察復雜的傳統與現代關系。至于日據后期對殖民統治完全表現出順從乃至膜拜的“皇民文學”,則是殖民意識形態對被殖民者長期侵蝕的結果,呈現出被殖民者扭曲的心態。[100]

                         

                        2 臺灣新文化/新文學運動

                         

                        受大陸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上世紀20年代臺灣也興起了新文化運動和倡導白話文寫作、反對文言文的新文學運動,臺灣新文化/新文學運動的發生及其主張都與祖國大陸的新文化/新文學運動有非常緊密的聯系。盧善慶分析了臺灣新文學運動崛起的過程以及包括黃朝琴、張我軍等新文學運動主將們的主要主張、新文學運動創作等,指出無論從臺灣新文學對待五四新文學的理論、作品的傳播和推崇,還是從臺灣新文學的語言形式、內容、主題等方面來分析,都很清楚地表明臺灣新文學運動和中國大陸的文學革命極為相似。[101]張光正從追溯白話新詩的源起入手,回顧并探討臺灣新文學運動,指出臺灣新文學運動是具有本土特點的島外社會文化新思潮本土化的產物,其實質是民族文化與殖民文化的一場搏斗,而臺灣新文學在揚棄舊文學糟粕的同時,繼承并發展了臺灣文學的民族主義傳統,反帝、反殖民的民族性既是臺灣新文化運動的重要特點,也是貫穿臺灣新舊文學的一條主線。[102]莊明萱也認為臺灣新文學運動和祖國新文學運動同步,采取的模式和發展軌跡也大致相同,臺灣新文學創作表現出的反殖民、反封建的精神,和祖國新文學也一脈相通,并認為臺灣新文學運動發生的原因和臺灣的社會運動、文化運動一樣,是民族精神的產物。[103]武柏索也提出臺灣新文學運動的主要斗爭目標是反殖、反帝、反封建,希望推翻日本殖民統治,使臺灣早日回歸祖國,并對本土社會文化結構進行革新。[104]朱雙一研究了1941 年前后臺灣《風月報》上爆發的“臺灣詩人七大毛病”的論爭,鑒于論爭中魯迅、胡適等的一再被提起,以及注重時代性、社會性等文學理念與五四新文學理念的相契合,認為臺灣新文學與祖國五四新文學確實有密切淵源。[105]白潤生、胡靜波的《〈臺灣民報〉與臺灣新文化運動》(《新聞研究資料》1990年第2期)、武柏索的《〈臺灣民報〉和臺灣新文學運動》(《新文學史料》1998年第3期)兩文,則均關注臺灣知識分子創辦的《臺灣民報》在臺灣新文化/新文學運動中的重要作用。

                         

                        何標對新文學運動內部的白話文和臺灣話文之爭、鄉土文學之爭進行了辨析,認為這些爭論屬于“大同”中的“小異”,不宜人為“拔高”其中的部分主張,進而提出所謂的“臺灣文學主體論”和“臺灣民族文學論”。[106]陳小沖對新文化運動中的臺灣話文運動進行了專門研究,對部分“臺獨”意識深厚的學者提出的臺灣話文運動的目標是圖謀建設獨立的臺灣民族文學,其精神是既反對日本文化、也反對中國文化的論調進行了批駁,認為臺灣話文運動事實上是“一場由臺灣本地先進知識分子發起的、為抵制日本殖民者的日語普及運動、拯救臺灣地區中華文化及閩南語這一中國地方語言文化而進行的民族文化自救運動, 是對日本殖民主義同化政策的直接反抗。”[107]

                         

                        3 臺灣與祖國大陸的文化往來

                         

                        日本殖民當局曾利用同化政策等各種手段,將臺灣與祖國大陸分離,但日據時期臺灣與祖國大陸仍保持著直接的文化往來,兩岸之間在文化上的血脈相連并不會因外力而完全被割斷,前述臺灣新文化/新文學運動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影響下發生,并與其相似度極高,其實就反映了兩岸之間深層次的文化聯系。汪毅夫透過舊派文人連雅堂主辦的《臺灣詩薈》與大陸舊派文藝期刊及舊派文學社團的聯系,也說明即使在日據時期,海峽兩岸的文化交流從未隔絕。[108]陳小沖指出,隨著近代民族運動的興起和臺灣人民民族意識的高漲,一批富有愛國心的臺灣知識分子開始意識到傳播中華文化,恢復和發展同祖國大陸的文化聯系的重要性,以莊遂性、蔣渭水為代表的臺灣民族運動領導者, 于是在臺灣開辦書局,大力引進祖國大陸出版的書籍, 進行中華文化的傳播和弘揚工作。為了維護中華文化傳統,文化協會還以成立讀報社和漢文學習班的方式,將人民組織起來,傳播祖國消息,學習中華文化。日據時期臺灣知識分子堅持中華文化傳統、努力維護兩岸文化聯系的種種活動,充分顯示了身為中華民族一份子的臺灣人民不可征服的特性。[109]呂若淮對《臺灣文藝叢志》的研究也顯示,日據時期臺灣與祖國大陸的文學交流并未間斷,臺灣文社發行的文學期刊《臺灣文藝叢志》就轉載和引進了大量京滬等地文藝刊物發表的文章,臺灣的傳統文人和大陸文人也保持了相當密切的聯系。[110]

                         

                        日據時期,文化名人梁啟超、章太炎曾前往臺灣,對于兩岸文化交往也有重要影響。張寄謙指出,梁啟超1911年訪臺,是希望了解臺灣的情況,進而為大陸發展提供借鑒,但結果卻大失所望。[111]湯志鈞從梁啟超的著作《說常識》及籌組國民常識學會談起,認為梁啟超1911年臺灣之行的緣起是因為籌組常識學會工作進展不順,在日本籌款無果后,想乘訪問臺灣的機會,和“旅臺遺老”林獻堂等再作磋商,以期獲得林獻堂和臺胞相助。而臺灣之行中對日本殖民統治者歪曲“常識”、美化殖民統治的做法,梁啟超極為憤懣,進而促使其更致力于常識學會的創立工作,但因辛亥革命爆發,形勢變化,最終作罷。[112]楊齊福指出,雖然梁啟超在臺灣時間不長,但他在臺期間和臺灣同胞的直接接觸、發表的詩文等,對臺灣的政治、思想、文化等均有深遠影響。[113]羅福惠、袁詠紅依據譯讀未刊日文檔案,對孫中山、梁啟超旅臺的背景和經過進行了補充說明,指出孫、梁二人在臺期間的言行,和其赴臺背景及二人的對日態度有關。[114]許俊雅根據新發現的一批梁啟超與林獻堂往來書札中所發現的相關新材料,對梁啟超臺灣之行對臺灣知識界的影響進行了研究。[115]楊齊福還對梁啟超在臺期間發表的一些美化殖民統治的言論進行了辨析,認為這并非是梁啟超的真情流露,而是權宜之計,并且和其內心的“日本情結”和“亞洲主義”思想有一定聯系。梁啟超離臺后依然和臺灣知識界保持密切聯系,使其對臺灣社會一直保持著深遠的影響力。[116]朱雙一則考察了梁啟超1911年臺灣之行中對所謂殖民地“現代化”真相的洞悉,并指出梁啟超提出的“劉銘傳”詩題,寄托了民族情感和反殖民的現代化追求,對此后臺灣文學產生深遠影響。[117]

                         

                        章太炎在戊戌變法失敗后,于1898年底避居臺灣,在臺停留時間約半年,期間任職于《臺灣日日新報》,其在臺期間的詩文也多發表于該報。湯志鈞對章太炎在臺灣的活動及其間發表的詩文進行了研究,指出章太炎在臺期間發表的詩文主要針砭的對象是清政府,其后來之所以不容于《臺灣日日新報》,不得不離開臺灣,也是因為章太炎的文章中表現出同情康、梁,同情變法,對清政府則多有不滿的情緒。[118]李德霞從新聞角度對章太炎的在臺活動進行了研究,指出章太炎曾在《臺灣日日新報》上發表了一些抨擊總督府政策以及希望利用報刊對當局進行必要的監督的言論。[119]

                         

                        4 辨析“殖民現代性”

                         

                        所謂日本殖民統治給臺灣帶來現代化的“臺獨”言論,不僅影響到臺灣史學界,文學界也受到這樣的言論干擾。朱雙一對這種“臺獨”言論進行了駁斥,他將日據時期分成三個階段,透過各階段臺灣文學中的相關描述,展示臺灣人民在殖民統治者所謂的現代化政策下,并未得到幸福,反而經歷重重困難的歷史事實,認為1937年以來殖民者推動的皇民化運動對臺灣造成“殖民遺毒”,是戰后臺灣“臺獨”理論的重要成因。[120]黎湘萍通過對日據時期臺灣文學的梳理,也對類似臺灣言論進行了批駁,他認為日據時期的所謂的“臺灣意識”,并非附庸于日本的“資本主義現代性”,反而是對這種外來的“現代性”的消解和抵抗。[121]

                         

                        計璧瑞將殖民現代性區分為兩層含義:一是殖民者自己認為的現代性,二是被殖民者眼中的現代性。日據時期臺灣作家既是殖民現代性的接受者,也是拒斥者和批判者,他們在寫作中體現出對殖民現代性的接受、反思與批判,其認知中展現了傳統性與民族性、殖民性與現代性等多重關系的糾葛。[122]

                         

                        大陸文學史界對日據時期臺灣作家有關現代性的理解與反思進行了相對深入的研究。朱雙一研究了臺灣作家賴和、賴賢穎、謝春木等人的祖國之行及其對殖民現代性的反思,指出這種經歷不僅增強了他們的民族認同感,而且具有擴大視野、從祖國接受現代文明的意義。通過在祖國之行中的所見所聞,他們對殖民現代性有了更深的反思,認識到帝國主義列強向中國輸入所謂“現代”“文明”,其實包含著掠奪的目的,不僅沒有給中國人民帶來幸福, 反而帶來痛苦和危害。[123]李立平對日據時期臺灣小說中的反現代化敘事進行了研究,指出臺灣作家通過這種敘事模式,希望以“防衛的現代化”對抗日本的“殖民現代化”,而這使日據時期的臺灣文學呈現出“現代性”、“民族性”和“殖民性”糾葛在一起的特殊景象。[124]

                         

                        張羽分析了圍繞1935年的臺灣博覽會,總督府“殖民統治有功論”的官方表達,以及臺灣知識分子通過自己的“小敘述”對策展者“大敘述”的糾正或對抗。[125]張羽還透過受到西方醫學熏陶的賴和、蔣渭水、吳新榮、周金波四位臺灣醫師的涉醫書寫,觀察在殖民現代化過程中,臺灣醫師對疾病醫療的態度,對醫療現代化、傳統中醫乃至公共衛生等問題的看法,進而探討殖民性、現代性和本土性在臺灣醫師精神世界里的“廝殺與角力”,并認為從臺灣醫師的醫療書寫中可以看出:“他們希望臺灣現代化,但批判殖民化,希望保留本土化,但批判封建化,這四個維度的切割,顯然是殖民地臺灣的難題。”[126]在《日本殖民臺灣時期糖業文化書寫研究》中,張羽按照歷史脈絡對日據時期糖業文化書寫進行了梳理,并透過其中反映出的蔗農在殖民糖業現代化過程中的艱難處境,探討當時蔗農、知識分子對糖業現代化的認知,進而揭示糖業現代化復雜的面相,并為學界討論“殖民現代性”提供新的視角。[127]

                         

                        5 學術研究及其他

                         

                        關于日據時期臺灣的學術研究,鄧孔昭分析了連橫所著《臺灣通史》和其他著作中有關鄭成功的內容,指出連橫對鄭成功的研究和對民族精神的宣揚,使原本對鄭成功就有深厚情感的臺灣民眾對鄭成功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和認識,這對當時臺灣社會的民族運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一些民族運動的社會團體及其領導人,如蔣渭水、林獻堂和李友邦及其領導的臺灣義勇隊等,從鄭成功身上受到了精神鼓舞。[128]哈正利、馬威介紹了日據時期臺灣官方和民間人類學研究機構的設立情況,重點論及一批日本學者及其田野工作和學術論著,分析了他們的學術成就和學術特點,指出人類學進入臺灣,是作為殖民知識的一部分,日本學者在臺灣生產的人類學知識在形態上是殖民主義的。[129]張崇根對日據時期的民族學調查進行了研究,分析了包括日本民族學會派出的鳥居龍藏等學者、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東臺灣研究會等地方團體以及學校和博物館的工作人員等進行的調查工作,指出日據時期民族學調查的根本目的,是為殖民統治服務。[130]左玉河圍繞1930年儒墨學論戰中以黃純青、連雅堂為代表的“儒墨并尊”派和以顏笏山、張純甫為代表的“非墨”派的相關言論,對日據時期臺灣的墨學研究進行了考察,指出在這場儒墨學論戰背后,反映了臺灣思想界的分化與困惑,因求新、崇墨勢必會對臺灣學者安身立命的儒學思想造成沖擊,而臺灣學者則更多希望在不觸動儒學地位的情況下引入新思想新文化。[131]

                         

                        除以上小的專題外,還有一些研究涉及其他方面,如呂若淮根據張麗俊《水竹居主人日記》中的記載,考察日據時期的臺灣文社。[132]李詮林考察了日據時期臺灣的民間方言歌謠。[133]許彬彬、李無未從語言學角度對日據時期臺灣閩南語會話課本的編寫與教學進行研究,并強調閩南語方言史的研究價值。[134]何元春、陳媛媛研究了日據時期登山活動的發展脈絡,并對殖民主義文化在登山活動中的滲透進行了探討。[135]另外,李倩對日本殖民統治下,臺灣和大連的電影業進行了比較研究,[136]張羽則對比研究了臺灣和東北淪陷區的殖民文化政策等。[137]

                         

                        四  結語

                         

                        從大陸學界對日據時期臺灣經濟與社會文化問題的研究來看,有關日據時期臺灣經濟的研究成果相對較少,討論的議題也較為有限,現有研究更關注對經濟性質與經濟政策等宏觀內容的討論,對具體問題的分析相對較少。不少研究成果僅是概述性的、平面化的,未能展現歷史復雜的面相,對殖民地經濟的實質也還有進一步討論的空間。

                         

                        在社會文化領域,其關注議題涉及社會、教育、宗教、思想文化等多個方面,尤其在對殖民地教育體系的分析與批判方面、以及對日據時期臺灣文學的研究方面,取得了較為豐碩的成果,相比較而言,關于日據時期的社會轉型與社會變遷,關于日據時期的宗教等問題,還有相當多細部問題未受到關注,或者討論得尚不夠深入,同樣需要進一步展開研究。

                         

                        從研究群體來說,無論是經濟領域,還是社會文化領域,“跨界”的情形都比較突出,不少研究者來自經濟學、教育學、文學等非歷史學科,對日據時期臺灣經濟與社會文化問題的研究因此呈現出跨學科的特點。其他學科的介入,使有些議題得到更深入的討論,最具典型意義的是文學史界對“殖民地現代性”的深度辨析,觸摸到日據時期臺灣社會“殖民性”與“現代性”相互并存、相互糾葛的一面,對把握該時期臺灣社會的內涵有積極意義。不過,研究群體的跨學科特點,也使相關研究整體上呈現出基于一手資料的實證研究相對不足的局面,對有些問題的討論也因此還有很大的拓展空間。

                         

                        現有研究中,基于長時段、大視野的考察也較為欠缺,因而鮮少能同時把握日據時期臺灣社會“變”與“不變”的雙重特性,對其中殖民性與現代性的復雜糾葛,也因此還需要進一步梳理與探討。

                         

                        總而言之,對大陸臺灣史學科來說,還需要從扎實的史料工作入手,辯證分析延續與斷裂、傳統與現代、民族主義與殖民等多重命題相互糾葛的局面,如此才能真正厘清日據時期臺灣經濟與社會文化問題中的“殖民現代性”特質。

                         

                        [1] 前者就斷代而言,后者就研究專題而言。參見陳忠純《大陸臺灣史研究的歷史與現狀分析——以〈臺灣研究集刊〉歷史類論文(1983-2007)為中心》,《臺灣研究集刊》2009年第2期;范燕秋:《2009年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臺灣史研究》第18卷第2期,2011年。本文在寫作過程中還參考了崔軍偉、毛文君《1990年以來中國大陸的日據時期臺灣史研究述評》,《抗日戰爭研究》2010年第4期;杜繼東:《1949年以來中國大陸的臺灣近代史研究綜述》,《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3期;陳小沖:《日據時期臺灣史研究述評》,《中國社會科學報》2009年12月24日。

                         

                        [2] 伊文成:《日本對我國臺灣的經濟掠奪(1895-1945)》,《世界歷史》1982年第1期。

                         

                        [3] 王家驥:《1895—1945年日本帝國主義統治時期臺灣的殖民地經濟》,《上海經濟研究》1983年8月25日。

                         

                        [4] 如陳佳:《乙未割臺后日本政府對臺灣的經濟掠奪》,《福建學刊》1995年第3期;趙鐵鎖:《日本殖民者對臺灣的經濟掠奪》,《臺灣研究》1999年第1期;劉麗君:《日本對臺灣的經濟掠奪及其后果(1895-1945)》,《閩江學院學報》2003年第6期,等。

                         

                        [5] 郭學旺:《“九一八事變”后日本對臺灣經濟掠奪重點的轉變》,《臺灣研究》1995年第3期。

                         

                        [6] 白純:《抗戰時期在臺日本殖民政府的經濟政策及其對戰后臺灣經濟的影響》,《民國檔案》2005年第3期。

                         

                        [7] 馬陵合:《略論日據時期日本資本在臺灣的獨占》,《福建論壇》(文史哲版)1991年第6期。

                         

                        [8] 李非:《論殖民地時期臺灣經濟的基本特征》,《臺灣研究》2003年第3期。

                         

                        [9] 曾潤梅:《日據時期臺灣經濟發展芻議》,《臺灣研究》2000年第4期。

                         

                        [10] 王鍵:《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經濟政策研究(1895~1945)》,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

                         

                        [11] 周翔鶴:《日據時期臺灣經濟總體評價》,《臺灣研究》1994年第2期。

                         

                        [12] 周翔鶴:《日據時期臺灣經濟研究方法論》,《臺灣研究集刊》1996年第1期。

                         

                        [13] 朱慶葆:《日據臺灣時期的鴉片政策(1895-1945)》,《福建論壇》(文史哲版)2000年第4期。

                         

                        [14] 李理:《日據臺灣時期鴉片漸禁政策確立原因再探折》,載《日據時期臺灣殖民地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九州出版社,2010年,第133-148頁。

                         

                        [15] 于彤:《日本統治下的臺灣金融業》,《民國檔案》1995年第1期。

                         

                        [16] 于彤:《日本統治下的臺灣幣制與貨幣發行》,《北京檔案史料》1995年第4期。

                         

                        [17] 鄒建華:《簡述日本占領臺灣時期的通貨問題》,《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5年第1期。

                         

                        [18] 戴建兵:《抗日戰爭時期日本在臺灣的公債政策研究》,《史學月刊》2000年第3期。

                         

                        [19] 黃俊凌:《日據時期殖民資本在臺灣營運活動的分析》,《漳州職業大學學報》2004年第2期。

                         

                        [20] 周翔鶴:《日據前期在臺灣日本人的工商業活動》,《臺灣研究集刊》2006年第2期。

                         

                        [21] 周翔鶴:《日據時期臺灣改良糖廍研究》,《臺灣研究集刊》1995年第2期。

                         

                        [22] 周翔鶴:《1880-1937臺灣與日本小工業和家庭手工業的比較研究》,《臺灣研究集刊》1996年第3期。

                         

                        [23] 周翔鶴:《日據初期臺灣總督府政策與臺灣企業》,《臺灣研究》2006年第3期。

                         

                        [24] 周翔鶴:《日據初期臺灣企業形態及社會經濟形態的變遷》,載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史研究中心主編《日據時期臺灣殖民地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九州出版社,2010年,第30-44頁。

                         

                        [25] 柯志明:《米糖相克——日本殖民主義下臺灣的發展與從屬》,臺灣群學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第160頁。

                         

                        [26] 周翔鶴:《日據時期(1922年以前)臺灣農家經濟與“米糖相克”問題》,《臺灣研究》1995年第2期。

                         

                        [27] 王鍵:《日據時期臺灣米糖經濟史研究》,鳳凰出版社,2010年。

                         

                        [28] 施潔斌:《日據時期的臺灣農業科技》,《古今農業》1999年第1期。

                         

                        [29] 林仁川:《光復前臺灣農業水資源的開發與利用》,《臺灣研究集刊》2000年第4期;和《光復前臺灣農業能源的開發與利用》,《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1年第1期。

                         

                        [30] 曹幸穗、張蘇:《日本占領時期的臺灣乳畜飼養與乳品生產》,《古今農業》2009年第3期。

                         

                        [31] 陳支平:《從契約文書看日據時期臺北蘆洲的土地賦稅關系》,《臺灣研究集刊》2002 年第2期。

                         

                        [32] 習五一:《1895-1931年臺灣食糖貿易研究——臺灣、日本、大陸三角貿易考察》,《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5期。

                         

                        [33] 周翔鶴:《日據初期臺灣稻米輸日問題研究》,《臺灣研究集刊》1997年第1期。

                         

                        [34] 陶德臣:《日據時代臺灣茶業的經濟結構與貿易》,《中國農史》1995年第1期。

                         

                        [35] 祝曙光:《日本帝國主義與臺灣鐵路》,《廣西師范大學學報》2004年第4期。

                         

                        [36] 陳小沖:《割臺后兩岸貿易關系的新變化——以金順益案為中心》,《臺灣研究集刊》2000年第2期。

                         

                        [37] 陳小沖:《試論日據時期的臺海兩岸交通》,《臺灣研究集刊》2001年第3期。

                         

                        [38] 謝冰、曾國良:《日據時期閩臺經濟關系研究》,《中南民族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5期。

                         

                        [39] 連心豪:《三十年代臺灣海峽海上走私與海關緝私》,《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7年第3期。

                         

                        [40] 連心豪:《日本據臺時期對中國的毒品禍害》,《臺灣研究集刊》1994年第4期。

                         

                        [41] 葉濤:《日據臺時期閩臺貿易考略》,《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1期。

                         

                        [42] 王鍵:《抗戰時期臺灣拓殖株式會社對廣東、海南的經濟侵掠》,《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2期。

                         

                        [43] 張曉輝:《日據時期的臺灣銀行與廣東政府》,《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3期。

                         

                        [44] 汪思涵:《日據時期臺灣民間狀況與“殖民地近代性”》,《東南學術》2006年第2期。

                         

                        [45] 李躍乾:《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風俗變革——以斷發放足運動為例》,《求索》2007年第2期。

                         

                        [46] 王瑩:《日據時期臺灣社會習俗的演變》,《呼倫貝爾學院學報》2010年第5期。

                         

                        [47] 陳韻:《抗戰時期臺灣知識分子社會角色分析》,《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5期。

                         

                        [48] 唐次妹:《日據時期臺灣的“市區改正”及其對城鎮發展形態的影響》,《臺灣研究集刊》2005年第4期。

                         

                        [49] 陳小沖:《日據時期臺灣宜蘭地方社會轉型初論(1895-1936年)——以社會經濟與教育文化為視域》,《臺灣研究集刊》2013年第2期。

                         

                        [50] 陳小沖:《試論日本據臺與閩粵移民之中挫——以〈清國人入境臺灣條例〉為中心》,《臺灣研究集刊》2009年第3期。

                         

                        [51] 陳小沖:《日據時期臺灣移民問題初探》,《臺灣研究》2010年第2期。

                         

                        [52] 吳本榮:《試析日本據臺時期對臺農業移民及其危害》,《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5年第3期。

                         

                        [53] 陳小沖:《日據時期的大陸赴臺勞工》,《臺灣研究集刊》2000年第1期。

                         

                        [54] 黃俊凌:《日據時期福建在臺“華僑”析論——以福建省藏檔案資料為中心》,載陳小沖主編《臺灣歷史上的移民與社會研究》,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168-181頁。

                         

                        [55] 胡澎:《試論日本殖民者對臺灣婦女的“皇民化”塑造》,載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史研究中心主編《日據時期臺灣殖民地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九州出版社2010年,第83-90頁。

                         

                        [56] 朱云霞:《啟蒙與救亡:臺灣日據時期婦女解放運動的雙重動力》,《首都師范大學學報》2012年第2期。

                         

                        [57] 汪毅夫:《從臺南石姓某家的戶籍謄本看日據時期臺灣社會的若干情況》,《臺灣研究集刊》1998年第4期。

                         

                        [58] 宋恩榮、余子俠主編,莊明水著:《日本侵華教育全史》第四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59] 鐘安西:《日據時期臺灣教育制度述評》,《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6期。

                         

                        [60] 陳小沖:《日據時期臺灣教育發展述論》,《臺灣研究集刊》1995年第3-4期合刊。

                         

                        [61] 龔放:《日據時期臺灣教育政策的演變》,《臺灣研究集刊》1996年第3期。

                         

                        [62] 陳薈、段曉明:《日據時期臺灣學校教育體系述評》,《臺灣研究》2004年第3期。

                         

                        [63] 薛菁:《日據時期臺灣教育的雙重性》,《福州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4期。

                         

                        [64] 楊曉:《對日據時期臺灣“殖民地教育論”的再認識》,《臺灣研究集刊》2004年第1期。

                         

                        [65] 楊曉:《殖民教育語境與文化精神分裂——日占時期臺灣殖民教育方針透視》,《學術研究》2001年第10期。

                         

                        [66] 汪婉:《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同化”教育與近代“民族國家”之認同》,《抗日戰爭研究》2006年第4期。

                         

                        [67] 都斌:《日據時期臺灣“同化教育”研究——以“國(日)語同化”政策為中心》,《抗戰史料研究》2012年第2輯。

                         

                        [68] 周翔鶴:《1895-1937臺灣地方社會的教育和殖民當局的同化政策》,《臺灣研究集刊》2003年第3期。

                         

                        [69] 黃新憲:《日據時期臺灣書房探微》,《教育評論》2004年第5期。

                         

                        [70] 劉麗霞:《日據時代臺灣私塾教育探析》,《銅仁學院學報》2007年第5期。

                         

                        [71] 陳小沖:《日據初期臺灣的書房調查及殖民地教育整編》,《臺灣研究集刊》2010年第4期。

                         

                        [72] 龔放:《日據時期臺灣高等教育評析》,《臺灣研究集刊》1998年第2期。

                         

                        [73] 如《日據時期臺灣小學校初探》(《教育評論》2012年第4期)分析了日據時期臺灣小學校的發展源流及其主要特征,《日據時期臺灣公學校論》(《東南學術》2006年第6期)考察了公學校產生、發展的過程及其主要特點,《日據時期臺灣女子初等教育的若干問題探討》(《教育評論》2005年第6期)、《日據時期臺灣女子中等教育的若干問題探討》(《教育評論》2005年第3期)、《日據時期臺灣女子留學日本考》(《教育評論》2010年第4期)則考察了各級女子教育的情況及臺灣女性留學日本的情況,《日據時期臺灣籍民教育探微——以福州和廈門為中心》(《東南學術》2004年第4期)對福建的臺灣籍民教育進行了研究,《日據時期臺灣職業教育探討》(《教育評論》2012年第2期)則對日據時期的職業教育,也就是實業教育,從政策與體制角度均有論及等。

                         

                        [74] 黃新憲:《臺灣教育:從日據到光復》,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

                         

                        [75] 吳麗仙:《日據時期臺灣霧峰一新會的教育活動》,《教育評論》2013年第2期。

                         

                        [76] 蔣宗偉:《日據時期臺灣青年赴大陸求學探略》,《臺灣研究集刊》2007年第4期。

                         

                        [77] 翁偉志:《日據時期臺灣基督教會的政治立場》,《閩江學院學報》2003年第3期。

                         

                        [78] 林立強:《日據時期臺灣基督教的歷史發展及其特點論析》,《臺灣研究》2010年第1期。

                         

                        [79] 王曉云、雷阿勇:《擴張與角逐:日據時期傳教勢力在臺灣的爭奪》,《內蒙古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5期。

                         

                        [80] 王曉云、雷阿勇:《日據時期臺灣天主教信徒與臺灣社會》,《北華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5期。

                         

                        [81] 陳進國:《論日本侵占時期臺灣佛教的日本化》,《日本研究》1997年第4期。

                         

                        [82] 王志平、吳敏霞:《日據初期日本在臺灣的宗教調查及其宗教政策——以佛教調查為中心》,《臺灣研究集刊》2005年第3期。

                         

                        [83] 吳敏霞:《日據時期臺灣佛教略論》,《人文雜志》2008年第4期。

                         

                        [84] 何綿山:《日據時期臺灣僧人赴福州鼓山涌泉寺受戒原因初探》,《福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4期。

                         

                        [85] 陳小沖:《清末日僧在閩布教及其與臺灣總督府的關系——以外務部檔案史料為中心》,《臺灣研究集刊》1992年第4期。

                         

                        [86] 范景鵬、馬世英:《1945年之前臺灣回教研究》,《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1期。

                         

                        [87] 林其泉:《日本占領期間臺灣同胞在思想文化方面的反抗斗爭》,《臺灣研究集刊》1984年第4期。

                         

                        [88] 汪毅夫:《“劫后文章民族恨,皮里春秋愛國情”——略談日據前期臺灣文學抗日愛國的民族精神》,《臺灣研究》1995年第3期。

                         

                        [89] 參見楊匡漢主編、黎湘萍撰寫的《中國文化中的臺灣文學》第3章“民族抗爭中的臺灣文學”,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49-81頁。

                         

                        [90] 肖成:《日據時期臺灣社會圖譜:1920-1945臺灣小說研究》,九州出版社2004年版。

                         

                        [91] 韓春萌:《從民俗文化看臺灣新文學的民族抗爭精神》,《江西教育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5期。

                         

                        [92] 李立平:《論日據時期臺灣歌仔戲的民族性與“現代性”》,《華文文學》總第94期,2009年5月。

                         

                        [93] 陳小沖:《日據時期臺灣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以文化協會為中心》,《臺灣研究》1993年第1期。

                         

                        [94] 才家瑞:《日據時期(1895-1945)臺灣同胞的民族意識與國家認同》,《天津大學學報》2001年第4期。

                         

                        [95] 宋淑玉:《日據時期臺灣人民保存漢文化運動》,載《林獻堂、蔣渭水與臺灣歷史人物及其時代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下),九州出版社,2009年,第829-839頁。

                         

                        [96] 陳小沖:《臺灣與中華的交織:蔣渭水反殖民斗爭之思想與實踐——兼駁“臺獨史觀”》,《臺灣研究集刊》2011年第2期。

                         

                        [97] 汪小平:《1920年代“臺灣文化協會”啟蒙運動中的民族論述》,載《林獻堂、蔣渭水與臺灣歷史人物及其時代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下),九州出版社,2009年,第724-738頁。

                         

                        [98] 朱雙一:《日據前期臺灣的文化民族主義——以連雅堂、洪棄生、丘逢甲等為例》,《臺灣研究集刊》2003年第3期。

                         

                        [99] 朱雙一:《從旅行文學看日據時期臺灣文人的民族認同——以彰化文人的日本和中國大陸經驗為中心》,《臺灣研究集刊》2008年第2期。

                         

                        [100] 參見計璧瑞《被殖民者的精神印記——殖民時期臺灣新文學論》第一章、第二章,廈門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

                         

                        [101] 盧善慶:《五四與臺灣省新文學運動的崛起》,《社會科學戰線》1982年第3期。

                         

                        [102] 張光正:《從白話新詩的崛起看臺灣新文學運動》,《臺灣研究集刊》1988年第3期。

                         

                        [103] 莊明萱:《一場血濃于水的新文學運動》,《臺灣研究集刊》1995年第2期。

                         

                        [104] 武柏索:《“1920-1945”臺灣新文學運動與文學發展之概觀》,《中國文化研究》2000年第3期。

                         

                        [105] 朱雙一:《日據末期〈風月報〉新舊文學論爭述評——關于“臺灣詩人七大毛病”的論戰》,《臺灣研究集刊》2004年第2期。

                         

                        [106] 何標:《對厘清臺灣新文學運動一些問題的思考》,《文藝理論與批評》1996年第3期。

                         

                        [107] 陳小沖:《日據時期臺灣話文運動述評》,《臺灣研究集刊》2002年第2期。

                         

                        [108] 汪毅夫:《從〈臺灣詩薈〉(1924-1925)看海峽兩岸舊文學的交流》,《閩臺文化交流》2008年第1期。

                         

                        [109] 陳小沖:《日據時期臺灣與大陸的文化聯系》,《臺灣研究》1997年第2期。

                         

                        [110] 呂若淮:《從〈臺灣文藝叢志〉看日據時期臺灣同祖國大陸的文學交流》,《福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2期。

                         

                        [111] 張寄謙:《清末民初孫中山和梁啟超等人與臺灣的關系》,《臺灣研究》1994年第1、2期。

                         

                        [112] 湯志鈞:《梁啟超的〈說常識〉及其臺灣之行》,《歷史檔案》2008年第2期。

                         

                        [113] 楊齊福:《試論1911年梁啟超臺灣之行》,《臺灣研究》2004年第5期。

                         

                        [114] 羅福惠、袁詠紅:《孫中山、梁啟超旅臺的補充研究——依據未刊日文檔案的分析》,《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6期。

                         

                        [115] 許俊雅:《試論梁啟超辛亥年游臺之影響》,《社會科學》2007年第3期。

                         

                        [116] 楊齊福:《再論1911年梁啟超臺灣之行》,《學術評論》2012年第4、5期合刊。

                         

                        [117] 朱雙一:《梁啟超臺灣之行對殖民現代性的觀察和認知——兼及對臺灣文學的影響》,《臺灣研究集刊》2009年第2期。

                         

                        [118] 湯志鈞:《章太炎在臺灣》,《社會科學戰線》1982年第4期。

                         

                        [119] 李德霞:《章太炎在臺灣的新聞活動考述》,《臺灣研究》2009年第3期。

                         

                        [120] 朱雙一:《“日本統治帶給臺灣現代化”流行論調辨析》,《臺灣研究》2008年第6期。

                         

                        [121] 黎湘萍:《文學臺灣——臺灣知識者的文學敘事與理論想象》,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79頁。

                         

                        [122] 計璧瑞:《被殖民者的精神印記——殖民時期臺灣新文學論》,第5頁。

                         

                        [123] 朱雙一:《從祖國接受和反思現代性——以日據時期臺灣作家的祖國之旅為中心的考察》,《臺灣研究集刊》2009年第4期。

                         

                        [124] 李立平:《“防衛的現代性”——論日據時期臺灣小說的反現代化敘事》,《世界華文文學論壇》2011年第1期。

                         

                        [125] 張羽:《文學與博覽會的對話——以1935年臺灣博覽會為中心》,《臺灣研究集刊》2009年第1期。

                         

                        [126] 張羽:《日據時期臺灣醫師的疾病醫療書寫研究》,《臺灣研究集刊》2010年第2期。

                         

                        [127] 張羽:《日本殖民臺灣時期糖業文化書寫研究》,《廈門大學學報》2013年第5期。

                         

                        [128] 鄧孔昭:《連橫的鄭成功研究及其對臺灣抗日民族運動的影響》,《臺灣研究》2007年第2期。

                         

                        [129] 哈正利、馬威:《日本學者在臺灣的人類學活動(1895-1945年)》,《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4期。

                         

                        [130] 張崇根:《日據時期的臺灣民族學調查與研究》,《臺灣研究集刊》2012年第4期。

                         

                        [131] 左玉河:《日據時期臺灣的墨學研究——一以黃純青、連雅堂、張純甫等人為中心的考察》,《徐州師范大學學報》2012年第5期。

                         

                        [132] 呂若淮:《從張麗俊〈水竹居主人日記〉看日據時期臺灣文社》,《福州大學學報》,2009年第4期。

                         

                        [133] 李銓林:《臺灣日據時期的民間方言歌謠》,《安徽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2期。

                         

                        [134] 許彬彬、李無未:《日據初期臺灣閩南話會話課本教學與方言史價值》,《臺灣研究集刊》2012年第2期。

                         

                        [135] 何元春、陳媛媛:《從“探險”到“休閑”——對日據時期臺灣登山活動開展的價值認知研究》,《武漢體育學院學報》2010年第5期。

                         

                        [136] 李倩:《對日本統治臺灣、大連時期電影業的考察》,《大連近代史研究》第7輯,2010年。

                         

                        [137] 張羽:《日本在臺灣和東北淪陷區殖民文化政策的比較研究》,《臺灣建省與抗日戰爭研究:紀念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暨臺灣建省120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鷺江出版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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