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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港澳史 【字體:

                        陳長偉:臺灣與越戰——一場充滿悖論的歷史遭遇

                        作者: 文章來源:《國際政治研究》2013年第2期 更新時間:2014年01月15日

                        【摘要】1960年代中期,臺灣國民黨視越戰升級為游說美國支持其“反攻大陸”計劃的良好時機,通過各種渠道向美國灌輸越戰是一場“代理人”戰爭的理念,強調只有對中國大陸發動進攻才能從源頭紓緩越戰困局,向美國提出“炬光五號”等對大陸的軍事進攻計劃,希望在華南開辟第二戰場。約翰遜政府卻力圖避免另一場“韓戰”,屢次拒絕國民黨出兵南越的要求。隨著越戰升級,美國國內對華輿論發生轉變,出現“遏制而不孤立”等觀點,官方也展示出對北京緩和的姿態。臺灣當局千方百計加以阻止,它“綁定”美國的主要方式是在不直接出兵的情況下,對美國在越行動給予支持,以期阻止美國對華政策的可能轉變。本可給國民黨“反攻大陸”帶來一絲曙光的越戰,卻促成了美國對華政策的新動向。為遏制這種轉變,臺灣當局又不得不協助美國在越南的行動。這不能不說是歷史的悖論。

                         

                        【關鍵詞】中美關系 美臺 越戰

                         

                        20世紀60年代中期,越戰白熱化之后,美國幾乎動用了除原子彈之外的所有軍事資源來應對局勢,并請求其盟友加入。除了英國和西德,西方陣營內許多國家都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的方式卷入這場戰爭。作為美國在遠東的主要盟友,臺灣當局在越戰中到底起了什么樣的作用?雖然大陸沒有出兵越南,但在整個越戰期間,大陸始終是美國假想的幕后敵人。對與中共隔海對峙的國民黨政權而言,在這場戰爭中的定位和選擇有著超越其作為美國盟友的特殊意義。美國深陷越戰對國民黨意味著什么?

                         

                        本文綜合利用來自美國、英國和臺灣等地的解密檔案、口述史和回憶錄等資料,揭示1960年代越戰升級之際,美國和臺灣圍繞著越南戰爭的外交互動。本文將美臺關系的這一歷史片段,放置在中美關系轉型前夕美國對華輿論演變的背景下加以考察,探討越戰對20世紀60年代美臺關系的影響。

                         

                        一、東南受挫、取道越南

                         

                        如眾多論者所述,對臺灣當局而言,越南戰爭首先是一次實現“反攻大陸”的良好時機。肯尼迪(John F.Kennedy)時期,臺灣當局多次向華盛頓提出各種鼓動性的建議,要求向大陸開展直接軍事行動,但美國僅容忍其在一定限度內對大陸進行小規模的偵查襲擾,不允許它發動大規模軍事進攻。由于大陸軍民嚴陣以待,20世紀60年代初期,國民黨對大陸的襲擾活動屢遭挫敗,到了1960年代中期以后其規模逐漸減小。①雖然如此,蔣介石始終未放棄反攻大陸的計劃。他偏安東南,堅持“反攻大陸”不僅是其東山再起的夢想,更是其維護在臺灣統治合法性的基石。蔣介石“至死不渝其志”的性格亦決定了他不會甘于承認失敗。由于對美國態度的心知肚明,一方面,臺灣當局等待機會繼續游說美國;另一方面,則暗地里緊鑼密鼓地籌劃新的反攻計劃,甚至醞釀過撇開美國單干的“國光計劃”。②由于拿不出可行的方案,再加上美國駐臺機構對國民黨一舉一動的嚴密監控,臺灣當局找不到“合適的時機”單獨起事,只好將反攻的日程表一天一天地往后推。③

                         

                        然而,1963年底1964年初臺灣當局經歷的一系列“外交”挫折很快使其無法安于現狀。1963年8月以來,日臺關系因“周鴻慶事件”和中日貿易的發展而危機重重。1964年1月,中法建交,臺灣被迫與法國斷絕“外交關系”,美臺苦心經營了十余年的圍堵中共政權的堤壩在西方第一次被撕裂出一道巨口。同時,中共在國際舞臺上日趨活躍。這一連串外交挫折對臺灣士氣民心造成強烈的沖擊,最直接的表現就是1964年1月的“湖口兵變”。主事者裝甲兵副司令趙志華少將不滿國民黨若干將領的腐敗及政府不思“反攻大陸”,且認為國際局勢日益對臺灣不利,臺灣有陷于孤立之可能。因而號召屬下往臺北市區進發,跟他清除蔣介石身邊的“壞人”,以“保護蔣總統”。④

                         

                        雖然趙志華迅速被繳械,“湖口兵變”未釀成更大的事故,但外交受挫和軍心動蕩給蔣介石造成極大的心理震動,重提“反攻”將不僅是為了“光復大陸”,更是為了穩定臺灣的士氣和民心,維護國民黨在臺統治的合法性。根據斯坦福大學所收藏的《蔣介石日記》,中法建交前后蔣一直在考慮如何在外交上變被動為主動。鑒于先前美國對國民黨反攻大陸的態度,中法建交給了蔣介石再次向美國進言的機會。他盤算如何用中法建交前后臺灣所面臨的一系列內外危機,結合南越日益惡化的局勢,說服美國在亞洲采取更積極的反共政策。他在1964年1月29日的日記中透露了這些想法:“忽想美國對我反攻行動無從談起,以美只知損人利己,決不為他人利害有所計及或動心也。今時與其利害最關切者是越南問題,當彼進退維谷之際,提出中美越韓四國反共同盟或中越、中韓各別聯盟,彼或有考慮之可能乎?”中法建交后,“不僅東南亞”,而且“我自由中國與日韓皆有很快赤化之可能”,因此,須向美國“提出警告”。⑤為遏制“中華民國”國際地位的大廈將傾之勢,臺灣當局于1964年初向美國提出必須采取措施以鞏固其在東南亞的地位。

                         

                        蔣介石思考的第一個方案是在亞洲建立新的反共聯盟。1964年2月下旬,臺灣當局向華盛頓提出如下建議:第一,由美國牽頭組建美國、南韓、南越和臺灣的“四國”同盟,各個成員國的軍事力量可以由盟國支配;其次,如果美國不贊成“四國同盟”,可由韓國、南越和臺灣三方締結盟約,美國允諾給予海、空力量的支持;第三,請求美國支持國民黨和東南亞國家發展雙邊關系,如支持國民黨和南越、韓國政府分別簽訂軍事互助條約。美國明白蔣介石此舉名義上為加強其遠東國際地位和支持美國在越南的行動,實際上卻是想為開辟“反攻大道”修橋鋪路,故予以斷然拒絕。⑥

                         

                        此舉未成,臺灣當局于1964年3月直接向美國提出對海南島采取軍事行動的計劃,謂倘若美國對北越采取大規模軍事行動,中共在海南的力量將對美構成重大威脅,因此必須先下手為強,并要求美國給予海、空軍和后勤支持。但是,當國民黨將行動計劃提交給美臺軍事協商機構“藍獅”委員會時,⑦美國駐臺“大使”、退休海軍上將杰羅爾德·賴特(Admiral Jerauld Wright)予以一口回絕。他說“藍獅”委員會的職責僅限于研究一旦中國大陸發生民眾起義,臺灣實施兩棲作戰的可能性。如果臺灣當局想借助美國的軍事力量用于防御臺灣之外的其他目的,“藍獅”委員會無權作任何評論。⑧

                         

                        既然美國駐臺“使館”不愿意替國民黨傳達其反攻的要求,蔣介石只好等待更合適的時機向美國國務院直陳其意。與此同時,臺灣當局在沒有知會美國的情況下,開始和南越政權展開密商。1964年3月23—27日,南越國防部長陳善謙(Tran Thien Khiem)對臺灣進行為期四天的秘密訪問。英美駐臺機構獲知消息后紛紛猜測,陳善謙訪臺的主要目的是和臺灣當局商討聯合進行游擊戰的問題。雙方很可能簽訂秘密協定,以允許南越使用臺灣當局在雷州半島和中越邊界之間的游擊據點。同時,駐扎在緬泰邊界的臺灣當局“非正規軍”將向北越境內滲透以建立游擊根據地。這些根據地將和臺灣當局在廣東的游擊據點連接起來,共同南下對付越共。⑨不過,這些計劃能否得以實現,關鍵還得看美國是否愿意開綠燈。

                         

                        4月16日,美國國務卿迪安·臘斯克(Dean Rusk)抵臺訪問。蔣介石試圖借機說服臘斯克改變美國對臺灣反攻大陸的態度。他向臘斯克指出:中共現在面臨著嚴重的經濟困難和社會動蕩,部隊軍心動搖,華南地區民怨沸騰。他要求美國抓住時機支持其對大陸發動大規模的反攻運動。他提出臺灣當局擬向中國大陸的云南、廣西和廣東地區,空投10個營共5000人到10000人的力量以激起當地的反共革命運動,并切斷中共通往越南、老撾和緬甸的運輸線。之后便可乘勝占領沿海省份乃至整個長江以南地區。⑩臘斯克生怕美國被臺灣當局拖入與中共的戰爭,馬上表示異議說,除非美國軍事力量直接大規模介入,甚至動用核武器,不然國民黨軍隊不可能在大陸站住腳跟。臘斯克還擔心臺灣對大陸的行動將使中蘇握手言和。他說如果臺灣進攻大陸,“赫魯曉夫很可能重新倒向毛澤東,整個北半球將因此陷入戰爭的火海”。(11)雙方話不投機,不歡而散。

                         

                        臘斯克所言并非空穴來風。雖然自1960年代初以來,中蘇分歧已由意識形態之爭逐漸擴展到國家利益的對立,但華盛頓卻一直擔心國共沖突將可能促使中蘇之間逐漸擴大的裂痕走向重新彌合。1963年11月15日,國務院遠東司制定的《美國對華政策綱要》認為:雖然中國與蘇聯同盟關系因雙方的分歧與爭論已大為弱化,然而,對蘇聯而言,中國大陸由誰控制,以及采取怎樣的政策卻依然左右著蘇聯集團在全球冷戰格局的戰略態勢。因此,“中國的內戰形勢,雖然眼下如黎明般的寂靜,但卻潛伏著引發我們同中共及蘇聯直接軍事沖突的危險”。(12)因此,只要美國繼續將分化和離間中蘇關系作為其對華政策的根本目標之一,華盛頓決不會允許蔣介石充當攪局者。

                         

                        1964年下半年,隨著美國在越南軍事干涉的升級,華盛頓對臺灣當局在東南亞的動態愈加警惕。美國駐臺“大使”賴特注意到,1964年以來臺灣當局反攻政策有了顯著的變化:1962年末和1963年初那樣大規模的軍事準備行動似乎已經偃旗息鼓,“國民黨的注意力從橫渡海峽的兩棲軍事行動轉向東南亞,尤其是老撾和越南”。(13)果然,1964年8月“北部灣事件”后,在東南亞的國民黨殘軍顯得躁動不安。(14)8月18日,臺灣駐“土耳其大使”邵玉麟向美國駐土耳其大使館公使馬丁(曾任美國太平洋軍總司令部政治顧問)非正式的試探臺灣當局入越參戰的可能性。之后,他馬上給“總統府”發電報建議“目前美國雖然不讓中國軍隊參加越戰,但屆時中國軍隊在寮越泰邊境之華南地帶,如能配合美國軍加強游擊作戰牽制匪軍南下,自屬美軍急需”。(15)9月4日,美國國務院收到其駐緬甸大使館的報告說:緬甸當局對駐扎在緬泰邊境的臺灣當局軍隊的活動表示擔憂。臘斯克立即致電賴特,要他轉告臺灣當局,“美國反對國民黨殘軍進入這一地區,以免引起美緬之間的誤會”,并要他警告臺灣當局“立即中止在東南亞采取過激的輕率行動,以免局勢更加復雜化”。(16)10月12日,國務院副助理國務卿馬歇爾·格林(Marshall Green)也通過臺灣“駐美公使”沈锜警告臺灣不要和老撾右派政要交往太密切。(17)

                         

                        二、“加強游說”與“自主反攻”

                         

                        1964年11月,約翰遜(Lyndon B.Johnson)競選成功之后,華盛頓開始擬定更加積極的對越政策。由于找不到更好的辦法讓南越政府獨自承擔作戰任務,美國不得不擴大在南越的軍事干涉計劃。(18)1965年3月,美國開始大規模轟炸北越,并派首批地面部隊3500人進入南越。7月下旬,美國在南越的兵力已急劇增加到近10萬人,承擔著南越地面戰爭的主要責任。

                         

                        由于在越南泥足深陷,國內又開始興起反戰運動,約翰遜政府希望獲得亞太盟國的支持,以分擔美國在越南的沉重負擔。1965年4月下旬,約翰遜派美國駐南越大使亨利·洛奇(Henry Cabot Lodge)走訪亞太地區,就越南形勢和各國政府首腦交換意見并要求各方給予必要的協助。臺灣當局視洛奇來訪為游說美國支持其插手越南以“反攻大陸”的良好機會。蔣經國借機一再向洛奇表示,臺灣愿意為美國在越南的行動“竭盡所能”,但是,令臺灣當局失望的是,洛奇并沒有提出讓臺灣當局軍事力量參與越南行動的要求,卻轉而請求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派遣地面部隊參與越南戰爭。(19)臺灣當局覺得等美國人主動開口無望,則不得不自我請纓,直接向華盛頓要求派軍隊去越南參戰。

                         

                        6月底,中國大陸主要城市爆發反美游行,游行者打出“反對美帝國主義侵略”、“把美國侵略者全部、徹底、干凈地消滅在越南”和“一定要解放臺灣”等革命口號。(20)臺灣當局“外交部”試圖借機大作文章,煽動美國國內的反共情緒、游說華盛頓支持臺軍赴越參戰。臺灣當局決定一方面向美國政府通報中國大陸的種種反美情況;另一方面,則由“駐美大使館”和“行政院”新聞局駐美機構出面,聯系美國具有影響力的新聞媒體,“以發表叢書、專欄、投書或宣言的方式”,制造浩大的聲勢,并要求美國政府“貫徹對越南的剿共政策”,以壓迫政府支持國民黨軍隊入越開辟第二戰場。(21)

                         

                        在開展對美游說的同時,臺灣當局也準備向華盛頓的政府高層直陳其意。在此之前,臺灣當局的政策建議主要是通過美國駐臺“大使”賴特傳達給華盛頓,蔣介石這次想另辟途徑直達華府高層。于是,7月初,蔣介石邀請美國中央情報局副局長、前中央情報局臺北站站長雷·克萊恩(Ray S.Cline)來臺“懇談”,希望能利用他與克萊恩的私人關系向約翰遜總統直接轉達臺灣當局的訴求。賴特對蔣介石繞過“駐臺使館”直達華盛頓的做法頗為不滿,建議國務院阻止克萊恩訪臺。(22)國務院猜測臺灣當局大概想通過克萊恩繼續提出美臺對大陸的“聯合行動”之類,經過權衡決定允許克萊恩接受邀請,但規定克萊恩必須等到賴特離臺之后方可動身,且克萊恩此行的性質僅是例行的會談而不涉及任何政策商討。(23)

                         

                        賴特將于7月25日卸任美國“駐華大使”一職。離臺前夕,他和蔣介石進行過一次會談。他觀察到蔣介石對于反攻大陸的基本目標沒有絲毫動搖,但由于無法獲得美國的支持顯得甚為沮喪。賴特提醒國務院蔣介石很關注越南形勢,“并很可能將之視為實現目標的途徑”。(24)

                         

                        賴特離臺的第二日,蔣介石收到約翰遜向其通報越南局勢的來信,談到美國無法在南越達成和談協議,只好向越南增加軍事力量,但他著重表明“美國將盡量克制不讓戰火燃燒到亞洲大陸”。約翰遜號召自由世界增加對美國在越南行動的支持,希望臺灣當局在這方面能起到表率作用,以向世界表明“自由世界內部的團結堅如磐石”。()7月29日,蔣介石在回信中說“愿意提供所有的可能援助以支持美國在越南抵制共產主義的威脅和捍衛自由的行動”,但他再次表明,越南問題之所以遲遲不能解決是“由于中共兼并印度支那和赤化東南亞的野心不死,任何政治與外交手段都不能使其改變邪惡和頑固的政策”。蔣介石認為,“越南動亂的根源不在越南國內,而在中國大陸疆域之內”。(26)

                         

                        經過近一個月的拖延,克萊恩8月初以私人身份訪臺。3、4兩日,他與蔣介石連續進行兩次長談。蔣介石對克萊恩說:“中共和北越正聯合要和美國打持久的摩擦戰,如果美國需要的話,國民黨打算向越南派兵”;他提出可由國民黨軍隊在華南發動兩棲登陸,以截斷北平對越南的援助線。為此,他擬了一個軍事計劃,將由蔣經國9月份訪美時帶給約翰遜總統。雖然克萊恩對蔣氏父子深表同情,他發回的報告稱,蔣介石之所以重提反攻大陸的計劃是由于其現在的統治地位受到威脅,如果不對中共采取行動的話,他對臺灣的控制將會削弱。即便如此,對蔣氏父子而言,克萊恩所起的作用只不過為其發泄郁悶情緒提供了一道“安全閥”而已。(27)克萊恩返美后,立即指示中央情報局對臺灣當局反攻大陸的能力及結果進行評估,所得結果印證了一年前臘斯克和蔣介石會談時表示的擔心:如果沒有美國的大規模支持,無論是橫渡海峽或是空降廣東,還是取道云南,國民黨截斷中國通往越南的軍事補給線等反攻計劃都必將遭到失敗。(28)

                         

                        正當美國思考下一步如何應對蔣介石的時候,臺北卻先行和西貢開始了秘密往來。1965年8月初,美國駐西貢大使館向國務院報告:南越“總理”阮高其(Nguyen Cao Ky)將于8月中旬赴臺會見蔣介石,進行南越政權成立以來對臺灣的首次“國事”訪問。美國國務院對此的第一反應即向阮高其提出能否取消該次訪問,因為美國擔心臺越雙方將借機討論國民黨出兵越南或籌建兩國軍事同盟的事宜。阮高其表示,臺北之行已經安排良久,無法取消,且他和蔣介石的會談將僅限于“一般性的援助”。國務院告誡阮高其必須向美國通報他的臺灣之行的所有詳細情況,并指示駐泰國、日本和臺灣的機構分別警告臺、越雙方的“越軌”行為將對東南亞局勢產生極為不利的影響。(29)或許是由于臺越先前就沒有醞釀美國所擔憂的軍事合作,或者是由于美國的警告使得它們不得不放棄原定計劃,阮高其于8月15—19日訪臺之后,雙方沒有達成臺灣對越軍事援助以外的其他協定。華盛頓化解了一場可能的麻煩。

                         

                        臺灣當局準備“自主反攻”計劃在1965年中期逐漸達到高潮。面對越戰的升級和美國對其行動的束縛,蔣介石在軍事會議里指示,單獨反攻是國民黨的唯一出路,美軍雖然連續轟炸北越,但仍否認進入南海上空,這是畏懼中共的表現。4月19日,他在陽明山主持國防研究院第七期開學典禮時談到越南局勢時說:“不管越局如何發展,越戰最有可能繼續拖下去,反攻大陸時機一旦出現,我們就要隨時準備出擊。”(30)于是,國民黨三軍開始秘密進行各項作戰準備和檢查,“國光作業室”則予以積極配合,但“國光計劃”因此間的一系列挫折而再次拖延。6月17日,蔣介石在臺陸軍官校召集軍方基層以上干部,以官校歷史檢討會為名義進行精神講話,預備發動反攻,所有干部都已預立遺囑,軍方同時選擇最適合發起登陸戰的D日(D-Day),一周后(6月24日),國軍在左營桃子園外海實施模擬登陸演習,但不幸五輛兩棲登陸車(LVT)被浪打翻,數十人殉職,成了“國光計劃”演習中傷亡最大的一次。但是,對“國光計劃”打擊最大的還是“八六海戰”。8月6日,國民黨海軍劍門、章江兩艘軍艦出海執行海嘯一號任務,運送特戰人員,偵測臺軍在大陸沿海實施國光計劃所需情報。兩艦在福建東山島附近遭大陸魚雷艇伏擊沉沒,均被擊沉,第二巡防艦隊司令胡嘉恒少將及170多名官兵陣亡,劍門號中校艦長王韞山等33人落海被俘。(31)

                         

                        美國情報機構顯然沒有將“八六海戰”和蔣介石反攻大陸的企圖聯系在一起。海戰的第二天,中央情報局認為,該海戰只是一個“孤立的事件”,其原因是國民黨軍“誤入中共領海”,而且沒有引起中共的“激烈的軍事反應”。(32)但對臺灣當局而言,“八六海戰”再加上11月13日另一場海戰失利成了“國光計劃”的重要轉折點。事后,國民黨軍方檢討海戰失利的原因,得出一個主要結論是軍艦從高雄離港出海,即被中共雷達測知,海上動靜皆為其掌握,中共海軍力量已今非昔比了。慘痛的海戰教訓,讓蔣介石終于明白在喪失制海優勢的情況下,對大陸發動渡海登陸戰至為困難,他對“國光計劃”的熱情開始逐漸冷卻。(32)

                         

                        三、“炬光五號”戰略計劃的流產

                         

                        “八六海戰”也使蔣介石認識到,沒有美國的支持,國民黨單方面想取得反攻大陸的勝利是不現實的。因此,他不放棄任何可能說服美國政府改變態度的機會。

                         

                        經過克萊恩先前的鋪墊,1965年9月22日,華盛頓迎來了臺灣新任“國防部長”蔣經國的訪問。蔣經國此次訪美的主要目的是游說美國支持國民黨反攻大陸。抵美當天,他就向美國國防部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Robert S.McNamara)提交一份英文代號為“GT-5”(Great Torch Five,“炬光五號”)的作戰計劃。根據該計劃,國民黨軍隊將在中國西南五省廣東、廣西、云南、貴州、四川登陸,開辟越戰新戰場以切斷中國境內的援越補給線,從而幫助美軍徹底擺脫在越南進退維谷的困境。他向麥克納馬拉解釋道:中共在西南五省“統治最為薄弱”,而且“蔣總統”在這些地區“廣受愛戴”,只要國軍一登陸,當地人民將揭竿響應。但是,麥克納馬拉立即對該計劃的可行性表示懷疑,他認為,美國如不派出地面部隊乃至動用核武器予以配合,該計劃很可能將和肯尼迪當政時期的“豬灣事件”一樣流于失敗。(34)

                         

                        第二天,約翰遜接見蔣經國,會談持續了約半個小時。蔣經國小心翼翼的向約翰遜試探道,“蔣總統很想知道美國現在的遠東政策及國民政府能為美國提供什么幫助?”約翰遜知其來意,故意拐彎抹角地說,“近來越戰的形勢比較鼓舞人心,有人希望美國采取無限制的軍事措施,但是美國政府認為這將導致美國源源不斷向他方提供援助,這是不明智的”。隨即把話題引向別處。蔣經國不住地向約翰遜發問,“如果想削弱或消滅中共,如何能避免全面的戰爭?”接著將其反攻大陸的計劃及種種理由在約翰遜面前略陳一遍,約翰遜不予回答,會談匆匆結束。(35)

                         

                        蔣經國此番美國之行,沒有和華盛頓就支持其反攻大陸達成任何協議。蔣經國與麥克納馬拉發表的聯合聲明,對臺灣政界所期待的國民黨參加越戰問題只字不提,僅表示贊成國民黨對越南提供經濟援助。(36)蔣經國明白拉美國下水的希望極為渺茫,所以,9月27日他在紐約出席《時代周刊》創始人亨利·盧斯(HenryLuce)為他舉行的歡迎午宴上表示:在對中國大陸的“討伐行動”中,“中華民國”僅需要美國盟友的精神支持和物質援助,并不需要美國直接參加“光復大陸”的戰爭。(37)

                         

                        蔣經國訪美期間還向美國提出建立美臺之間定期磋商機制的建議。返臺后,他繼續和美國駐臺機構的相關人員就此作進一步的商討。起初,蔣經國提出美臺之間建立每隔三個月的正式高層會晤,但美國國務院認為目前建立該層面的會談機制既沒必要也不可能。蔣經國的立場隨即后退,同意將正式高層會晤改為雙方不定期非正式交換意見。(38)雖然蔣經國這一提議引起了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幫辦塞繆爾·貝格(Samuel Berger)等人的興趣,但相關機構對與國民黨會談的必要性和實際意義卻有較大分歧。同情國民黨并主張加強與之對話的人士除了貝格之外,還有駐臺“使館”代辦恒安石(Arthur Hummel)。他們都認為,眼下和國民黨進行“無主題漫談”極有必要:一方面,美國政府可以借此安撫國民黨的情緒,減少其被美國冷落的感覺;另一方面,只要國民黨遵守會談的程序規則,美國還可以利用磋商的名義束縛國民黨,防止其魯莽行事。(39)但是,美國駐香港總領事愛德華·賴斯(Edward Rice)一語驚醒夢中人。他認為,該會談很可能引起中共的猜疑,而被認為美臺在聯合制定攻擊大陸的軍事計劃。因而,此項建議不僅是“十分可疑的”,還是“極為危險的”。(40)

                         

                        至此,蔣經國訪美取得的最實質成果,正如他10月15日向立法院報告中提到的,僅僅是“明確向美國表示了我們反攻大陸的立場”,即如果美國想徹底解決越南問題而不僅僅尋求一種權宜之計,“唯一的辦法就是鏟除侵略的根源——消滅中國共產黨政權”。(41)但是,美國對該問題持何立場還暫未可知。

                         

                        實際上,蔣經國返臺后,麥克納馬拉將“GT-5”計劃交由參謀長聯席會議審議。11月16日,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副主席曼哈特(A.H.Manhart)完成了對該計劃的評估報告之后,證實了麥克納馬拉先前的猜測。曼哈特的結論是:“GT-5”計劃幾乎沒有成功的可能,因為“該計劃所言美國海軍和空軍所起的作用僅是掩護而不參與對中共實施直接打擊是不現實的,因為國民黨有限的軍事力量不足以攻打中國南部的機場……而且沒有情報表明中國大陸的人民會擁護這一行動。”他提出三點建議:首先,通過“藍獅委員會”指出國民黨的戰略計劃的漏洞,要求蔣介石檢討其對大陸的觀點與策略;其次,美臺雙方對大陸局勢進行聯合情報評估,重點研究大陸是否真正存在著“民眾起義”和“共軍投誠”的兩種可能;再次,美國絕不參與、鼓勵、支持國民黨空降大陸的行動計劃。(42)

                         

                        雖然臺灣方面在焦急地等待美方對“GT-5”計劃的意見,但美方卻故意拖延,遲遲未將國防部的評估結論通報給蔣介石。實際上,拖延是美國對付國民黨反攻大陸政策的一個慣用手段:一方面,美國力圖消耗國民黨的耐心,讓其白白錯過所謂的“黃金機會”,為美方爭取時間;另一方面,在“GT-5”計劃問題上,美方之所以不立即通知臺灣國防部已經得出的最終意見,是故意體現他們對該計劃的重視,而不是匆忙作結論。與此同時,親臺的克萊恩再次替蔣求情。12月6日,他向中央情報局局長約翰·麥科恩(John A.McCone)提出建議,要求允許國民黨軍事力量參與越南戰爭。他認為,美國應該與國民黨聯合制定在華南的緊急空降行動計劃,接收臺灣1萬人組成別動隊在南越高地搜捕和掃蕩敵軍。他認為這是除了使用原子彈之外,防止共產黨大規模干涉越南的最好威懾辦法。倘若在北越的中共軍隊超過5萬人,或中共軍事力量與南越或老撾、泰國等地的軍隊發生直接沖突時,國民黨軍隊可在美國海、空軍的支持下在中國南部登陸。(43)

                         

                        除了通過親臺人士向約翰遜政府轉達其觀點之外,臺灣亦重點游說美國軍方人士,因為在為數不多的支持國民黨軍隊入越作戰的美國人當中,部分即來自職業軍人。如美國駐臺軍事顧問團團長桑伯恩少將(K.O.Sanborn)就對政客們的束手束腳大為不滿,他在與陪同臘斯克來臺訪問的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威廉·邦迪(William Bundy)談到南越局勢時說,“給我派兩個國民黨F-86飛行中隊和他們的特種部隊,我將在三個月之內結束戰爭”。(44)作為美國駐臺的最高軍事將領,桑伯恩對國民黨的同情,部分源于其身處其地。桑伯恩的豪言壯語,如朝鮮戰爭時期麥克阿瑟叫囂要在“圣誕節前結束戰爭”,同為武夫狂言,美國高層對此并不贊同。12月29日,蔣介石和來臺訪問的美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厄爾·惠勒(Earle G.Wheeler)上將會晤。在長達兩個多小時的會談中,蔣多次強調美國支持國民黨“反攻大陸”才是解決越戰的根本之道,并一再懇求惠勒把他的看法轉達給總統約翰遜、國務卿臘斯克和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鑒于蔣介石的經歷和年齡,惠勒對其境況頗為同情,但是他對國民黨所言“西南五省大多數人民支持蔣總統的復國大業”卻不以為然。返美后,他隨即建議約翰遜以“坦白而委婉”的方式拒絕國民黨反攻大陸的要求。(45)

                         

                        1966年元旦,美國副總統休伯特·漢弗萊(Hubert Humphrey)抵達臺灣并與蔣介石舉行會談,蔣介石再次借機重申越南戰爭是一場“代理人”之間的戰爭的理論。他對漢弗萊說,美國必須認識到美國在東南亞的頭號敵人是中共,而非南越游擊隊和北越政權。美國在東南亞利用人力與中共抗衡的不明智的,先進的武器決不能替代人力的,只有美國出動后勤支持和臺灣派出人力相結合才有可能制服中共。漢弗萊早已料到蔣介石將出此言,故笑而不答。蔣見其不置可否,又不便進一步追問,只好說:“如果貴我雙方能在誰是真正的敵人這一點上取得共識,我們將繼續討論聯合反共的戰略細節。”(46)

                         

                        延宕兩個多月,美國終于向臺灣吐露真實態度。1966年1月24日,“駐華使館”代辦恒安石向蔣經國明白無誤地轉達華府拒絕支持國民黨反攻西南的決定。他指出,美國對“GT-5”計劃的支持將意味著與中共的直接戰爭,這一點恰是美國要竭力避免的。同時,美國所收集的情報并不支持國民黨入侵大陸將會激起當地民眾起義的看法。因此,美國不同意國民黨插手越南,只允許其對越南提供經濟與技術援助。五天后(1月29日),國務院以書面形式將該意見正式遞呈給蔣經國。(47)至此,國民黨趁越南戰爭升溫之機在中國西南五省引燃戰火,而實現“反攻大陸”的構想終歸南柯一夢,“GT-5”戰略計劃從此被束之高閣。

                         

                        美國之所以一再反對國民黨在中國西南開辟越戰第二戰場的請求,主要原因是擔心國民黨的介入將使事態升級而不可收拾。雖然1965年之后,約翰遜政府決定升級對越戰爭,但其認為這種升級必須限制在不引起與中國開戰的范圍之內。(48)越戰發生后,中方曾通過各種渠道向美方多次發出警告,要求美國不得將戰爭無限制升級,這些信息得到約翰遜政府的高度重視。如美國學者陳兼和赫斯伯格所言,“當約翰遜作出同戰爭升級有關的任何一個具體決定時,他不能不考慮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便是中國可能對此做出的反應,以及不因己方的某些激烈行動……而使北京產生誤解,進而將中國‘拖入’同美國的直接沖突”。(49)因此,約翰遜政府對任何可能引起中國大陸誤會的政策動議均保持謹慎的態度。例如,2月19日,美國駐香港總領事賴斯向國務院匯報:中共正密切注視國民黨軍隊動向并對美臺聯合侵略保持高度的警覺,建議美國“必須放棄‘藍獅’或相似行動所抱的軍事意圖,我們與國民黨的商議亦只能限于情報交換和相互提供參考意見”。(50)美國駐臺“大使館”不僅同意賴斯的看法,還進一步提出先前國防部擬在臺灣設立B-52轟炸機基地的計劃必須放棄,以免被中共認為美國有入侵中國大陸的企圖。(51)

                         

                        臺灣當局卻從一個完全不同的角度解讀1965年之后美國所面臨的內外形勢:越南戰爭的白熱化和國內反戰運動的升級,使約翰遜政府陷入內外交困的窘境,其從速從快解決越南戰事的愿望日益迫切,從而也給國民黨參戰提供更可能的時機。因此,對臺灣當局而言,“GT-5”戰略計劃的夭折,象征著一個時代的結束。雖然此后國民黨仍然不失時機的宣傳“反攻大陸”,但是再也沒有向華盛頓提出類似的戰略合作計劃,因為此后再也找不到比1965年越戰急劇升級更合適的時機和借口了。第二年,密謀“自主反攻”的“國光作業室”更名為“作戰計劃室”并進行改編,此后規模逐年縮小,直至1972年7月在悄無聲息中被撤銷。(52)

                         

                        四、美臺合作援助南越

                         

                        越南戰爭的升級卻導致一個臺灣當局完全沒有料到的結果:約翰遜政府為走出越南困境開始采取措施設法緩和中美僵局。實際上,自1960年代初以來,美國國內各界,包括為政府提供建議的決策幕僚、國會中開明議員、要求去中國拓展業務的商業人士,以及學術界的一些專家,均以不同方式要求政府調整對華政策。隨著越戰的升級,其呼聲愈趨壯大。在此情況下,約翰遜為了緩和來自國內各界的輿論和打消中國領導人的疑慮,避免因干涉越南而引起中美軍事對抗,于1965年8月做出決定,放寬對華旅行限制,允許美國醫生、科學家及公共衛生等領域的人員訪問中國,從而修正了美國政府從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以后就一直執行的對華旅行禁令。(53)雖然中國政府拒絕了美國繞過臺灣問題所伸出的橄欖枝,但對國民黨而言,此舉是美國對中共“姑息”的體現。

                         

                        1966年后,隨著越戰升級和中國在東亞地緣政治分量的日漸增長,美國朝野普遍擔心再次同中國觸發類似于朝鮮戰爭的大規模軍事沖突。中美關系逐漸成為美國對外政策的關注點,政府內外興起新的一輪關于中國問題的討論。在許多不同的論壇、討論會和專題節目中,美國對華政策受到廣泛關注。參議院對外關系委員會主席富布賴特領導的國會聽證會開啟了對華問題辯論的新風氣。從3月8日開始,參議院外委會舉行一系列題為“美國對中國大陸政策”的聽證會,就中美關系面臨的主要問題展開熱烈討論。美國當時研究中國問題和國際政治的主要專家幾乎都出席了聽證會。雖然與會者對越南戰爭和中美關系各持已見,其中不乏極端強硬的反共言論,但參加聽證會的多數學者都認為:雖然美國應該繼續“遏制”中國,但必須拋棄“孤立”中國的政策,在文化、教育和技術等各個領域開展同中國大陸的接觸。(54)其中,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鮑大可(A.Doak Barnett)提出美國應該主動放棄在聯合國支持臺灣的做法,贊成讓中共和臺灣一樣享有作為聯合國創始國的“繼承權”。雖然美國“必須繼續協防臺灣”及支持“民族自決”的原則,但是,美國不應該再繼續沉湎于承認“中華民國”是代表中國的“唯一政府”的“虛擬事實”中。鮑大可提出,美國對華政策應該從“遏制加孤立”轉變為“遏制而不孤立”,即“一方面旨在制止軍事或顛覆的威脅和來自北京的壓力,另一方面旨在最大限度地同中共進行接觸,并且使他們最大限度地回歸國際大家庭”。(55)

                         

                        美國各界關于對華政策的討論,連同約翰遜政府對華伸出緩和的觸角引起了臺灣當局的強烈反應,臺灣媒體紛紛指責約翰遜政府對中共采取“姑息態度”,并質問美國“如何能夠這么快就忘記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東條英機?”(56)國民黨擔心美國國內對華政策辯論將最終導致美國政府向中共妥協。一些國民黨高官認為,美國對中共的抵制將很快崩潰,因為約翰遜政府由于害怕與中共戰爭,再加上“被反動力量所操縱的美國政策辯論”,將導致1945—1950年共產黨和左派分子利用美國政策的歷史悲劇重演。(57)4月5日,克萊恩和恒安石共同會見蔣介石時發現蔣一直沉默寡言,而且顯得“陰郁和沮喪”。(58)蔣介石擔心臺灣成為美國解決越南問題的犧牲品,立即讓國民黨官員著手組建一個開展對美游說活動專門小組,以獲取美國對國民黨的支持及攻擊批評美國政府對臺政策的人。(29)

                         

                        國民黨在“嚴正抗議”和加強游說的同時,千方百計通過各種途徑套牢美國,防止其對華政策急劇改變。“高燒不退”的越南為臺灣當局提供了一個良好的機會和渠道。對臺灣當局而言,雖然美國對華政策的新動向令其坐立不安,但是美國堅定的反共立場仍然是臺灣安全的最大保證。只要美國能將對共產主義的冷戰置于其對外政策的首位,臺灣就會受到其保護傘的蔭庇。面對著美國對臺灣逐漸冷卻的熱情,臺灣當局力圖繼續以“忠誠”換取美國的支持與援助,而在越南為美國助上一臂之力是國民黨對美“輸誠”的最好手段。只要能將臺北和西貢的命運緊緊拴在一起,美國對華政策的調整就會受到極大限制。

                         

                        就筆者目力所及,學術界關于臺灣援助南越的研究極為有限,且敘述遠未周全。這或許是由于與該問題相關之重要檔案材料缺失之緣故。根據臺灣《全球防衛雜志》月刊2003年6月號的一篇文章報道:1975年4月,西貢陷落之時,臺灣對越援助的主要機構“中華民國駐越建設顧問團”的人員撤退倉促,許多文件不及帶走,被就地焚毀,十余年來臺灣援越的很多檔案就此化為灰燼,只有少部分帶回臺灣保存。(60)筆者綜合現有成果和來自美、臺等方面的解密檔案,對臺灣援越情況做如下概述,以期拋磚引玉。

                         

                        從美臺關系的角度來看,臺灣向南越提供的援助可以分為兩類:一類為國民黨政府與南越直接締約,獨立援助南越政府;另一類為美國與臺灣締約,美國不僅出資,還負責協調臺越之間的關系。前者多以雙邊軍事合作為主,如派遣軍事顧問團;后者除了軍事之外,還涉及經濟、技術、醫療、運輸等,多屬后勤性質。嚴格來說,臺灣的目的并不在于單純援助南越,而是援助美國在南越的行動。有論者認為美臺合作的模式是為了便于臺灣在“受援國建立聲望”。(61)實際上,綜合考慮此時美臺關系的各種細微變化,可以認定國民黨的真實意圖是希望通過此舉進一步綁定美臺同盟。

                         

                        臺灣對南越的直接援助始于1960年代初期。1960年,當時的南越總統吳庭艷受邀訪問臺灣,要求蔣介石派遣一位將軍前往越南,協助南越軍隊整建工作。5月,國民黨派遣政工干部學校(政戰學校)校長王升攜帶兩名助手赴南越進行為期兩個月的前期考察。同年底,由王升任團長的7人軍官團赴越,協助南越軍方建立政戰制度,此即國民黨援越顧問團的前身“奎山軍官團”。該團協助南越軍方成立政治作戰研究班等班隊,代訓干部,并于1962年1月5日完成任務返臺。1964年1月30日,越南發生阮慶政變。緊接其后,國民黨再度派王升前往西貢,表示對阮慶政權的支持,并研商反共作戰問題。(62)

                         

                        1964年9月1日,南越國防部長兼三軍總司令陳善謙上將,發函給臺灣“參謀總長”彭孟緝上將,正式邀請臺灣派遣軍事顧問團赴越。“國防部”立即成立“中華民國駐越軍事顧問團”,以鄧定遠中將為首任團長,全團共15人,于10月8日飛抵西貢,開始協助阮慶政權建立軍中政治作戰制度。軍事顧問團除了在南越政戰總局及所屬各局派駐顧問外,還從1966年7月開始在各戰術區司令部派駐顧問,隔年3月,又在海、空軍司令部派駐顧問,顧問人數增為31人。1967年2月臺灣軍事顧問團改為“中華民國駐越軍援團”,當時的團長徐汝楫成為第一任司令。臺灣顧問團和軍援團駐越期間,協助南越軍方成立政戰總局,建立各級政戰組織,開辦政戰教官班,創建政戰大學等。至1973年3月12日臺灣駐越軍援團離越,援越工作共歷時9年。1973年,南北越簽訂《巴黎和平協定》后,所有援助南越的外國軍隊和軍事人員必須全部撤出,越戰徹底“越南化”。南越政府在孤立無援的情形下,希望臺灣駐越軍援團能繼續協助,國民黨基于共同反共的立場,決定軍援團以“駐越建設顧問團”的名義繼續留越援助,直到1975年4月南越亡國。(63)

                         

                        1965年下半年前,一方面,國民黨在越南的行動是為履行作為美國盟國的天然“義務”;另一方面,則是力圖尋找機會將戰火北引進攻中國大陸,協助南越政權不是臺灣當局的根本目的。如前所述,國民黨屢次向美國提議在中國的西南開辟越南戰爭第二戰場的要求,但屢遭拒絕。(64)美國和南越雙方都不想讓國民黨直接卷入越南的軍事沖突。美國覺得國民黨軍隊的介入將會使越南與中國內戰糾結在一起,使形勢進一步復雜化,并給予北京重蹈臺灣海峽緊張局勢的借口。

                         

                        南越方面雖然歡迎國民黨的種種援助,但對其軍隊的直接介入仍然心存疑慮。(65)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小股國民黨軍隊曾在越南駐留以協助盟軍抗日,但卻在越南留下了軍紀敗壞、腐化墮落的惡名。雖然時過境遷近20年,但南越各界對國民黨軍隊的劫掠與騷擾仍然記憶猶新,故對蔣介石軍隊保持高度警惕。(66)此外,南越當局與國民黨曾一度因吳庭艷政權的排華政策而關系緊張。1955年,吳庭艷政權成立后,以反共為名發動了一些反華排華的事件,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強迫當地華僑加入越南國籍。部分不愿就范的南越華僑向臺灣當局求助,希望國民黨能為越南華僑爭取到自由選擇國籍的權利。雖然臺灣當局曾希望抓住此機會彰顯其代表全球華人的“合法地位”,但出于聯合南越共同“反共”的目的,臺灣當局不作為,轉而屈就南越政府的強硬態度。(67)雖然如此,國民黨在南越華僑問題上的立場并未完全解除吳庭艷當局的戒心,以至于當王升初次赴臺與吳庭艷見面之時,吳開口便問其“對越南的‘華僑政策’有什么高見?”(68)

                         

                        吳庭艷政權倒臺后,南越政府和民眾對華僑的疑慮和排斥情緒并未隨之煙消云散。1964年8月,越南一些大學生發起“反華人奸商運動”,令臺灣當局甚是詫異。臺灣當局質問“深受共黨禍害的越南,正在急需反共盟友的強有力的援助之際”,竟會出現如此“逆流”?(69)經過多方協調,南越的反華情緒稍有平息,但南越民眾和政府始終對國民黨保持警惕,如1967年國民黨曾向南越政府提出一個旨在湄公河三角洲地區推行稻谷發展的項目計劃。“經濟部長”李國鼎對該項目抱有極大興趣并加以推動,但南越“農業部長”卻予以一口回絕。在越方看來,這個項目與南越政府正在進行的項目相比毫無創意,卻需要大量增加臺灣技術人員。所以,南越“農業部長”對美國表示,不想因此再增加在南越國民黨技術人員,于是決定拒絕國民黨的建議。(70)

                         

                        華盛頓也注意到南越民眾的排華情緒和西貢對國民黨的防范心理,認為南越不愿意過多接受國民黨的經濟和軍事援助是因為“種族”因素作祟。(71)但由于國民黨在越南的行動能給美國帶來好處,美國也樂此不疲地協調臺灣和南越之間的關系,為國民黨援越創造便利條件。1967年4月,威廉·邦迪曾建議臘斯克盡量說服南越接受國民黨計劃,美國在臺越之間加強協調,防止臺灣援助越南的計劃在實施中遭到耽擱。(72)

                         

                        雖然國民黨取道越南,反攻大陸的計劃沒有得到美國的支持,但其支援南越的熱忱并未因此而稍減。相反,1965年以后,臺灣作為美國在遠東“最堅定的盟友”就一直以各種方式參與美國在越南的行動,而且力度不斷加大,其目的是想通過擴大對越南的援助以“套牢”美蔣關系,阻止美國對華政策的調整。如前所述,1966年元旦,蔣介石和美國副總統漢弗萊舉行會談。雖然蔣介石并未放棄此次游說美國機會,但是在會談末尾,他一反常態的認為約翰遜總統提出的“和平攻勢”是一個“必要的”明智之舉。他還表示將加強對美國在越南行動的支持。(73)在1966年12月與臘斯克的會談中,蔣介石態度的變化就更為明顯了。他向臘斯克表示,國民黨出兵越南將是個錯誤,因為中共一直認為解決越南問題就必須解決臺灣問題,國民黨直接參與越南的軍事行動將使戰爭規模擴大。他決定國民黨提供給越南的幫助將主要以政治和經濟為主,而不是軍事方面的。(74)

                         

                        因此,在國民黨軍隊不直接參戰的前提下,美臺之間主要通過各種其他間接的途徑實現在越南戰場上的合作。如“國安局”駐越代表負責督導情報局和國民黨大陸工作會在越活動,主要任務是發展電訊情報、監聽北越飛機通迅,并與中央情報局及美國軍事情報機構聯合采取秘密行動。臺灣援越空運隊于1965年11月25日抵達西貢,由空軍34中隊成員組成,首任隊長為趙任俠中校,初期全隊共有飛行軍官7人、機械士3人和C-46運輸機2架,由臺灣駐越軍事顧問團督導。國民黨空運隊參與了空中運輸和間諜任務,并組成技術維修隊伍。另外,臺灣中華航空公司于1962年在西貢成立“南星辦事處”,接手中情局在南北越叢林空投運補的特種任務。小股國民黨的部隊喬裝成越南士兵在天主教僧侶領導的部隊中服役,并接受美國援助。美軍同時還在臺灣中部駐扎3個C-130運輸機中隊和約3000名的空軍地勤人員,國民黨則為其提供配套的演習場地、加長機場跑道、建立修理設施等等。(75)截至1965年5月下旬,臺灣總共向南越派出了86個人組成的農業援助小組、18個人組成的“心戰”顧問團、10人組成的醫療隊、9個人的電站維修隊。此外,還在島內幫助訓練200多名的南越軍事人員,美國還曾考慮讓臺灣承擔遠東彈藥制造的任務。(76)1966年,臺灣還將兩艘登陸艇租借給美國,以協助解決南越港口擁擠的狀況,并供美國海軍作沿海運輸之用。(77)除此之外,臺灣還是入越作戰美軍的重要療養地。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后,臺灣當局接納了大量從西貢撤離的美國軍事人員及外交官的家屬,讓其在臺享受各種優遇。(78)

                         

                        除了這些“準軍事”合作之外,國民黨還通過經濟合作的手段與越南聯系起來,尤其是20世紀60年代初期美國對臺援助開始縮減以后。臺灣當局很重視美國為越南戰爭的軍事采購,專門組成一個海外經濟促進委員會以增加臺灣在美國為越南的商業采購中所占的份額。在華盛頓限定采購商之前,臺灣從對越貿易中獲利頗豐。(79)國民黨在越南服務的技術人員主要通過美國國際開發署提供財政資助,臺灣也直接提供了一座發電站、一些課本、種子、肥料、框架建筑和價值80萬美元的商品。(80)這些項目,不管是經濟還是軍事的,都使華盛頓和臺北更緊密地連在一起。

                         

                        結語

                         

                        約翰遜上臺之際,正是蔣介石內外交困之時。外交挫敗和軍心動蕩使得國民黨必須尋找新的時機游說美國支持其“反攻大陸”的計劃,并認為逐漸升溫的越南戰爭將為其贏得美國的首肯帶來一次新的機會。然而,雖然越戰規模不斷擴大,約翰遜政府自始至終都避免戰火北燃而同中國引發一場類似朝鮮戰爭的沖突,因而多次拒絕國民黨所提出的可能導致戰爭擴大化的計劃。就此意義而言,國民黨和美國在越南抱有截然相對的戰略目標。但是,基于冷戰盟友關系和共同的反共要求,兩者也展開了密切的合作。在國民黨不直接參戰的前提下,美臺聯合對南越施以援助。1965年以后,戰爭的升溫導致美國政府做出緩和對華關系的姿態(如解禁對華旅行),同時引發了美國國內關于對華政策的討論。雖然這些動向尚未導致中美關系實質性的演變,但臺灣當局卻視之為美國對中共“姑息”的體現。為了防止對華政策的改變,國民黨開始想方設法“綁定”美國,越戰成了臺灣當局阻止美國對華政策改變的一條渠道。只要國民黨在越南協助反共,美國的對臺政策就不可能獲得根本性改變。蔣介石想將臺灣的前途與越南戰爭連結起來的努力,雖然未能誘使美國支持其對中國大陸采取軍事行動,但卻起到綁定華盛頓與臺北之間關系的作用。對臺灣而言,越戰是一場充滿悖論的歷史遭遇。

                         

                            注釋:

                            ①1963年12月,時刻監視著臺灣動向的美國駐臺“大使”賴特(Admiral Jerauld Wright)向國務院報道說,“近期沒有跡象表明蔣介石正考慮對大陸采取更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參見US 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61-1963,Vol.XXII,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96,p.413,(hereafter,FRUS,with year and volume number)。

                            ②早在1961年4月,臺灣軍方于偏僻的臺北縣三峽地區成立“國光作業室”,開始避開美國單獨擬定“自立”反攻大陸的作戰計劃。為了掩護“國光計劃”,臺軍方還另外在臺北縣新店碧潭成立“巨光計劃室”,與美軍共同研擬美臺聯盟反攻的作戰計劃,藉以隱瞞美方臺灣正在預備單獨向大陸發動進攻的軍事意圖。從1961年4月“國光計劃”制定至1972年7月被撤銷為止,該計劃總共提出26項作戰計劃,參謀研究達214案,特別會談向蔣介石提報研究案也達97次之多(其中1963年、1964年、1965年分別為23、23、21次)。關于“國光計劃”的成立情況和具體運作,可參見臺灣“國防部史政編譯室”大型口述史項目成果:《塵封的作戰計劃:國光計劃——口述歷史》,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05年初版。

                            ③從1961年起就一直主持“國光計劃”的朱元琮中將回憶說:“國光作業室進駐大埔小灣辦公之后,美軍顧問團方面亦有人風聞,判斷此為我方策劃自立反攻大陸機構,當初曾以直升機偵查我營地,繼又加派車輛直闖我營地,亦未得直接進入,但其關注之情形,我參謀本部一直本著不承認、無此事以對應。”參見《塵封的作戰計劃:國光計劃——口述歷史》,第12頁;段玉衡將軍也回憶說:“國光計劃,是在美方對臺政策僅以協防臺澎為主之狀況下借力美方之軍經援而自力反攻之機密計劃,在此情況下,美方對我暗中防范與阻撓甚力。”他列舉多個美方監控國民黨軍隊動向的例子,如派飛機在國光作業室所在地的三峽地區上空盤旋等。同上書,第193—194頁。

                            ④沈默:《臺灣“湖口兵變”之謎》,《炎黃春秋》1991年第1期,第47頁。

                            ⑤《蔣介石日記》,1964年1月29日,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藏。

                            ⑥Outgoing Telegram No. 812, to American Embassy in Taipei, Feb. 28, 1964, Johnson Library, National Security Files (NSF), Countries, China, Vol. 1. Telegram, Reproduced in 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ference System(hereafter, DDRS), Record No. CK3100360305.

                            ⑦1962年9月6日,蔣介石與時任美國駐華“大使”艾倫·柯爾克(Admiral Alan G.Kirk)會談時同意設立為代號“藍獅”的美臺聯合委員會以加強雙方的具體合作。“藍獅”委員會負責研究大陸一旦發生起義,臺灣實施兩棲作戰的能力。FRUS,1961-1963,Vol.XXII,pp.306-312,342-344;國民黨關于海南的觀點,可參見蔣經國和美國駐越大使的會談及1965年前后的一些媒體評論,Memorandum by Henry Cabot Lodge,May 4,1965,DDRS,CK3100157043。

                            ⑧FRUS, 1964-1968, Vol. XXX, p. 32.

                            ⑨“South Vietnamese Minister of Defence's Visit to Taiwan, ”FO 371/175987,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nited Kingdom (NAUK).

                            ⑩GRC Reaction to the Situation on Mainland China, May 4, 1967, NSF, Country File, China, Box 245, Lyndon Baines Johnson Library (LBJL).

                            (11)FRUS, 1964-1968, Vol. XXX, pp. 41-49.

                            (12)“Guidelines of U. S. Policy towards China, ”Nov. 15, 1963, DDRS, CK3100082375.

                            (13)“Embassy Cable from Taipei, ”Jul. 28, 1964, DDRS, CK3100328836;FRUS, 1964-1968, Vol. XXX, pp. 81-82.

                            (14)1949年末至1950年,在大陸失敗的國民黨殘軍一部退入緬甸、老撾、泰國邊境地區,得到臺灣當局的長期支持。國民黨企圖繼續利用這股殘軍侵襲騷擾中國大陸西南邊境,配合實現其反攻計劃。迫于肯尼迪政府的壓力,國民黨從緬泰老邊境撤出了大部分殘軍,但仍有數千殘軍出于種種原因不肯撤出,參見牛大勇:《美國迫使臺灣當局從華南邊境和沿海島嶼撤兵問題研究》,《當代中國史研究》2003年第4期,第75—84頁。

                            (15)《邵玉麟給總統府機要室電》(1964年8月19日),臺北:“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文物(特交檔案),檔號080106,第032卷,編號08A-01572。

                            (16)FRUS, 1964-1968, Vol. XXX, p. 84.

                            (17)沈锜:《我的一生:沈锜回憶錄》第四卷,臺北:聯經總經銷2000年初版,第67—68頁。

                            (18)[美]羅伯特·史丘欽格:《鏖斗的年代:1941至1975年的美越關系》,席代岳譯,臺北:麥田出版社2001年版,第215頁。

                            (19)“Conversation between Henry Cabot Lodge and Chiang Ching-kuo, ” Apr. 23, 1965, DDRS, CK3100002434;“Memorandum by Henry Cabot Lodge, ”May 4, 1965, DDRS, CK3100157043.

                            (20)《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臺灣》,《人民日報》1965年6月28日第1版;《上海等八城市舉行反美大示威》,《人民日報》1965年6月29日第1版;《聲討美帝侵占臺灣的示威活動擴展到許多沿海城市》,《人民日報》1965年6月30日第1版;《紀念“六·二五”十五周年支持朝鮮人民反美斗爭》,《人民日報》1965年6月30日第5版。

                            (21)《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秘書處致外交部長沈昌煥批文》(1965年7月10日),《外交部致駐美大使館電報稿》(1965年7月10日),(臺灣)“外交部”北美司檔案,《加強對美宣傳案》,(1965年7月—1968年6月30日),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分類號403,案次號0007。

                            (22)FRUS, 1964-1968, Vol. XXX, pp. 190-191.

                            (23)“Cable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Embassy in Taipei, ”Jul. 13, 1965, DDRS, CK3100572273.

                            (24)“Cable from Embassy in Taipei, ”Jul. 16, 1965, DDRS, CK3100125557.

                            (25)“Lyndon Johnson to Chiang Kai-shek, ”Jul. 26, 1965, NSF, Country File, China, Box 244, LBJL.

                            (26)“Lyndon Johnson to Chiang Kai-shek, ”Jul. 26, 1965, NSF, Country File, China, Box 244, LBJL.

                            (27)FRUS, 1964-1968, Vol. XXX, pp. 190-191.

                            (28)“Memorandum from Ray Cline to McGeorge Bundy, ”Aug. 18, 1965, DDRS, CK3100488102.

                            (29)“Cable from Embassy in Saigon, ”Aug. 4, 1965, DDRS, CK3100476234;“CIA Intelligence Information Cable: South Vietnamese Prime Minister Nguyen Cao Ky to Visit Taiwan, ”Aug. 5, 1965, DDRS, CK3100337178;“Cable Regarding U. S. Concern over South Vietnamese Prime Minister Nguyen Cao Ky's Planned Visit to Taiwan, ”Aug. 5, 1965, DDRS, CK3100508658.

                            (30)汪士淳:《漂移歲月:將軍大使胡炘的戰爭紀事》,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235—236頁。

                            (31)《塵封的作戰計劃》,第197—198、197—208頁;福建省地方志編撰委員會編:《福建省志·軍事志》,北京:新華出版社1996年第1版,第306—307頁。

                            (32)“CIA Brief”Aug. T. 1965, DDRS, CK3100059804.

                            (33)從1961—1970年10年間,蔣介石共舉行了97次國光計劃“特別會談”,其中前5年舉行了81次,占總數的83.49%;而后5年僅舉行了16次,占16.51%。參見《塵封的作戰計劃》,第49、61頁。

                            (34)FRUS, 1964-1968, Vol. XXX, pp. 209-214.

                            (35)FRUS, 1964-1968, Vol. XXX, pp. 216-218.

                            (36)陳志奇:《美國對華政策三十年》,臺北:中華日報社1981年版,第261頁。

                            (37)臺灣“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系研究中心編:《蔣部長訪美專卷,1965》(縮微膠卷),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系研究中心制作,1957—1969。

                            (38)FRUS, 1964-1968, Vol. XXX, pp. 222-223.

                            (39)這些規則是:第一,國民黨決策者必須以假定中國大陸已經發生起義為前提制定詳細登陸中國沿海的計劃;第二,行動計劃必須建立在國民黨現有力量的基礎上,美國軍隊不參與也不提供任何物質援助;第三,計劃全本必須交給美方將審議并提出適當的批評和建議。慣例想以磋商為名義限制國民黨對大陸發動軍事進攻。參見:FRUS,1964-1968,Vol.XXX,pp.226-227。

                            (40)Ibid. , p. 228, footnote 2.

                            (41)1965年10月15日蔣經國在“立法院”的報告。轉引自John W.Garver,The Sino-American Alliance:Nationalist China and American Cold War Strategy in Asia,Armonk,N.Y.:M.E.Sharpe,1997,p.213。

                            (42)FRUS, 1964-1968, Vol. XXX, pp. 224-226.

                            (43)FRUS, 1964-1968, Vol. XXX, pp. 231-232.

                            (44)“NLO's Call on CHIEF of US MAAG, Major General K. O. Sanborn, ”May 5, 1964, FO 371/175987, NAUK.

                            (45)FRUS, 1964-1968, Vol. XXX, pp. 234-237.

                            (46)Ibid. , pp. 238-239.

                            (47)FRUS, 1964-1968, Vol. XXX, pp. 242-245, 247.

                            (48)約翰遜總統的國家安全事務特別助理麥喬治·邦迪(McGeorge Bundy)后來在口述史中也談到,引發同中國的戰爭是約翰遜所有政策的底線,參見“Transcript,McGeorge Bundy Oral History Special Interview II,”Nov.10,1993,by Robert Dallek,Electronic Copy,LBJL.

                            (49)陳兼、赫斯伯格:《越戰初期中美之間特殊的“信息傳遞”》,《史林》2004年第1期,第106—125頁。

                            (50)FRUS, 1964-1968, Vol. XXX, pp. 256-259.

                            (51)Ibid.,pp.259-260.1965年12月初,美國國防部曾考慮在臺灣、菲律賓、泰國設B52轟炸機基地,參見“DOS Considers Additional B-52 Base either in Taiwan,Philippines,or Thailand,”Dec.7,1965,DDRS,CK3100002148.

                            (52)《塵封的作戰計劃》,第48頁。

                            (53)翟強:《越南戰爭和約翰遜對華政策》,《冷戰國際史研究》2008年第3 期,第98—116頁。

                            (54)聽證會的主要證詞參見:China,Vietnam,and the United States:Highlights of the Hearings of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Washington:Public Affairs Press,1966。

                            (55)Ibid. , pp. 15-31.

                            (56)“Mc Conaughy to Department of State: Diplomatic Reactions to Presidential Speech, ”July 16, 1966, NSF, Country File, China, Box 11, LBJL.

                            (57)“Hummel to Department of State, Taipei, ”Apr. 6, 1966, NSF, Country File, China, Box 239, LBJL.

                            (58)FRUS,1964-1968,Vol.XXX,p.279.美國駐臺“大使”賴特于1965年7月以休假為由返回美國,此后美國“駐華大使”職位長期空懸,直至1966年6月馬康衛(Walter P.Mc Conaughy)才接任美國駐臺“大使”。在此期間,美國駐臺使館由“代辦”恒安石料理日常事務,國民黨對此極為不滿。參見:《蔣幫對美“大使”長期離臺不滿》,《參考消息》1966年3月10日第3版。

                            (59)“Intelligence Memorandum: Growing Pessimism Among Nationalist Chinese Leaders, ”May 17, 1966, NSF, Country File, China, Box 240, LBJL.

                            (60)宮常:《中華民國駐越建設顧問團:一段失落的軍援越南秘史》,(臺灣)《全球防衛雜志》2003年6月號,第88—95頁。

                            (61)劉曉鵬:《從非洲維持美臺聯盟:重新檢視“先鋒案”》,《臺灣史研究》,第14卷第2期(2007年6月),第163頁。

                            (62)尼洛:《王升:險夷原不滯胸中》,臺北:世界文物出版社1995年版,第308—320頁;陳祖耀:《孤蓬寫真》,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初版,第166頁。

                            (63)宮常:《中華民國駐越建設顧問團:一段失落的軍援越南秘史》,第88—95頁。

                            (64)“Excerpts from Secretary Rusk's Conversation with President Chiang Kai-shek, ”Apr. 16, 1964, DDRS, CK3100087397;“Alfred Jenkins' Memo to Walt Rostow, ”Mar. 7, 1967, DDRS, CK3100111047.

                            (65)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Vietnam, May 4, 1967, in Briefing Book for the Visit of Chia-kan Yen, NSF, Country File, China, Box 245, LBJL;Special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 (SNIE)No. 10-3-66, May 19, 1966, DDRS, CK3100574233.

                            (66)C. P. Fitzgerald,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since 1945, Camberwell, Vic. : Longman Australia, 1973, p. 13.

                            (67)趙綺娜:《從越南國籍法案之交涉看我國對越南華僑政策(1956—1957)》,臺北:“中央研究院”2001年,轉引自劉雄:《試析戰后東南亞華僑社會變遷中的冷戰因素》,《求是學刊》2011年第5期,第152—156頁。

                            (68)尼洛:《王升:險夷原不滯胸中》,臺北:世界文物出版社1995年版,第310頁。

                            (69)《越南出現“反華人奸商運動”的逆流》,海外僑情匪情參考資料(第一號),(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三組編印,1964年8月8日,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會藏,類號718/302。

                            (70)“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Vietnam”, May 4, 1967, NSF, Country File, China, Box 245, LBJL.

                            (71)FRUS, 1964-1968, Vol. XXX, p. 555;“Analysis of Free World Assistance to South Vietnam, ”Feb. 26, 1965, DDRS, CK3100187578.

                            (72)“William Bundy to the Secretar, ”May 6, 1967, NSF, Country File, China, Box 241, LBJL.

                            (73)“Summary of Conversation with the Leadership of Japan, Philippin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Korean, ”Dec. 28, 1965, to Jan. 2, 1966, NSF, Name File, Box 4, LBJL.

                            (74)“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Vietnam, ”May 4, 1967, NSF, Country File, China, Box 245, LBJL.

                            (75)宮常:《中華民國駐越建設顧問團:一段失落的軍援越南秘史》,第88—95頁。“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Vietnam,”May 4,1967,NSF,Country File,China,Box 245,LBJL.;Nancy Bernkopf Tucker,“Threats,Opportunities,and Frustrations in East Asia,”in Warren I.Cohen and Nancy Bernkopf Tucker,eds.,Lyndon Johnson Confronts the World:American Foreign Policy,1963-1968,Cambridge Univerity Press,1994,pp.112-113.

                            (76)“Analysis of Free World Assistance to South Vietnam, ”Feb. 26, 1965, DDRS, CK3100187578;Free World Aid to Viet-Nam, May 26, 1965, DDRS, CK3100436161.

                            (77)(臺灣)“外交部”北美司檔案,《美向我借登陸艇案》,1966年1—12月,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分類號426.3,案次號0002。

                            (78)(臺灣)“外交部”北美司檔案,《美駐越官兵在華享受待遇案》,1965年3月1日—1968年8月,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分類號426.1,案次號0077、0078。

                            (79)根據國民黨官方統計,僅1964年上半年,臺灣銷往越南的產品總值就達3000萬美元,參見(臺灣)“外交部”亞東太平洋司檔案,《美國洽請自由世界各國共同援越抗共剪報案》,1964年7—8月,臺北:“國史館”,現藏移轉史料,目錄號172-8,卷號0596-4。

                            (80)“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Vietnam, ”May 4, 1967, NSF, Country File, China, Box 245, LBJ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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