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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史 【字體:

                        康君如、郭臺輝:民國自由主義三報刊國家想象的思想困境

                        作者: 文章來源:《探索與爭鳴》2018年第3期 更新時間:2018年09月03日

                        摘要:《努力周報》《新月》月刊和《獨立評論》是民國時期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云集的三大報刊,他們立足于西方主流價值觀念,發表大量評論文章,展示對中國國家建構的想象。三大報刊的國家想象存在國家性質(好人建國)、國家功能(人權保障)、制度設計(民主與獨裁)的變動過程。這揭示出1922-1937年間現代中國的自由主義困境:知識精英群體內部異質性強,缺乏一貫而統一的國家建構主張;對中國的國家想象與堅守西方自由主義觀念之間充滿矛盾;國家想象無法契合中國實踐,與政府當局和社會大眾都存在心理距離。這意味著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難以影響現代中國的國家建構進程。

                         

                        關鍵詞:民國報刊/國家想象/自由主義困境

                         

                        標題注釋: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17AZZ002)

                         

                        現代中國的自由主義觀念濫觴于維新變法,繁榮于五四運動,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西方自由主義觀念在知識分子群體中廣泛傳播。他們向往西式的民主政治,以報刊為載體,發表他們對時勢政局的見解,直接或間接表達對現代國家建構的想象。也許我們可以思考以下問題:現代自由主義者們的國家想象究竟有何變化?其為現代中國的國家建構提供了什么知識基礎,能否產生現實影響?當前對現代自由主義觀念的已有相關研究主要集中于兩方面,一是以胡適與丁文江為典型的代表人物及其相關的報刊雜志,二是把自由主義作為中國現代思想史重要部分的研究。但對于現代自由主義群體如何具體對待國家、政府、社會、個人及其之間關系問題的研究仍不充分,不能展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群體的歷時性訴求及其限制。據此,本研究完整查閱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云集的三份報刊——《努力周報》(以下簡稱《努力》)、《新月》月刊(以下簡稱《新月》)、《獨立評論》(以下簡稱《獨立》),整理他們關于國家想象的全部評論與爭論。在一手文獻的基礎上,本研究勾勒出1922-1937年期間自由主義者在國家建構領域的不同關注點,即國家想象的具體內容——國家性質、國家功能與制度保障,縱向比較其主張的歷時性變化,分析三報刊之間國家想象的邏輯聯系,進而剖析其自由主義思想的困境。

                         

                        三報刊的自由主義定位

                         

                        《新青年》的政治色彩過濃,導致雜志內部出現分裂傾向。隨后,胡適不談政治,并打算另創雜志,專門研究哲學和文學。[1]胡適所說的這個新雜志,直到19225月才創刊,即《努力周報》,但政治色彩依然強烈。

                         

                        在《努力》創辦之前,19215月,胡適與王徵、丁文江、蔣夢麟討論組織一個小會——“努力會,此會成立后有王云五、蔡元培、任鴻雋、陳衡哲、朱經農等人會,但沒有很大的發展,組織機構也沒有按照規定的章程建立起來。但通過建立組織的努力,胡適等自由派有意識地在上層知識分子群體中做聯絡工作,試圖擴大影響。[2]接著,《努力》在19225月的直奉戰爭時期創刊,被認為是現代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最初的聚集”[3]。正如創刊號中《努力歌》[4]所呼吁,通過好人來替代黑暗里的一個鬼的北洋軍閥政府。到《后努力歌》,胡適把“好社會”和“好政府”的相互建設比作一個“連環套”,呼吁人們努力改革,“從下手處下手”擊破“連環套”,達到好社會和好政府的相互建設。[5]《努力》的核心成員是胡適和丁文江,前后期大致包括高一涵、張慰慈、朱經農、徐新六以及任鴻雋、陳衡哲夫婦和陶孟、沈性仁夫婦。后來,《努力》出版學術性的增刊《讀書雜志》,吸引到徐志摩、顧頡剛等人,秘密性質的努力會轉變為公開發行政治性周報的報業組織。

                         

                        《努力》刊行一年半后,胡適感到談政治已到向壁的地步,于是想改造《努力》,使之延續三年前《新青年》沒有完成的使命。[6]幾年后,經過一番聯絡商議、招股集資,自由主義者先是在19277月開辦新月書店19283月創辦《新月》月刊。《新月》最初的定位是文學性雜志,徐志摩在發刊詞上寫道:我們這幾個朋友集合力量,是在絕望的邊緣搜求著希望的根芽,表明要從惡濁的底里解放圣潔的泉源,要從時代的破爛里規復人生的尊嚴的意圖與志愿。[7]很顯然,《新月》僅僅作為文藝性刊物是不能滿足胡適等人的建國”熱情。因此,1928年底,出于對現實政治的不滿,自由主義者自稱為站立在時代的低洼里的幾個多少不合時宜的書生,組織了名為平社的團體,試圖在《新月》之外另辦《平論》雜志,用幾句平正的話表達平正的觀點,建立一個發表平話的舞臺。[8]事實上,由于各種原因,《平論》未能發行,但胡適等人仍決定,此后的《新月》在《平論》沒有發行前,在思想和批評方面多發表文章,目的是讓他們堅守的愿望和見解得到更多人的了解,加緊腳步向著爭自由與自由的大道[9],希望盡微弱的力量,減少良心上的譴責[10]。在爭取并享受自由的道路上,《新月》收到許多聲援的信函,胡適等人再次表明刊物的目的:“一則是要激動讀者的思想,二者是要造成一種知識的莊嚴”,并確信讀書人對于社會最大的責任是“保持知識之上”,即“思想上的忠實”。[11]

                         

                        《新月》的黃金時代并沒有持續很長時間,隨著平社內部的人事變動,尤其是眾多自由主義者北上以后,其影響力逐漸變弱。不久,九一八事變爆發,自由主義者再次聚集,而《獨立》是用筆墨報國”[12]的結果。與《努力》《新月》相比,它更像一個公開的園地,每個人都可以用它發表自己的意見”[13]。《獨立》是胡適等人希望永遠保持一點獨立精神的象征,他們希望《獨立》成為全國一切用公心討論政治社會問題的人的公共刊物”[14]。自由主義者把這份刊物的立場定位為不依傍任何黨派,不迷信任何成見,用負責任的言論來發表我們各人思考的結果”[15],認為敬慎無所茍的態度[16]是編輯團隊的宗教”[17]。國難當頭,國人更殷切地期望讀書人承擔社會責任。蔣廷黻認為,救國是義不容辭的責任,讀書人更要負起救國的責任。[18]在《獨立》創刊四周年時,胡適仍堅持不說時髦話,不唱時髦的調子,堅信只有事實能帶來真理,只有真理才能讓他們獨立。[19]當外界質疑《獨立》是右派時,叔永作出回應:我們自己期望做到獨立的精神,但不期望成一個獨立派’”,并反駁當時言論界:論事必須激昂慷慨,不管事情的能否實行,論人必須隱善揚惡,斥責怒罵”[20]

                         

                        《獨立》于1937725日出完第244號后停刊,現實的戰亂環境已無法容納自由主義者坐而論道,大學紛紛南遷,自由主義者重新選擇人生發展道路及效忠國家的方式。

                         

                        三報刊的國家想象過程

                         

                        《努力》時期,由16位知名學者聯署的《我們的政治主張》被認為是對自由主義的觀點第一次系統的概括”[21],也可以看作自由主義原則的政治宣言,是自由主義者對好人國家的構想草圖。在《我們的政治主張》中,胡適等自由主義者認為,是國家的必要性質,好政府應作為當時改革中國最低限度的要求,并從兩個方面確立好政府的含義——消極方面是有正當的機關監督營私舞弊的不法官吏,積極方面是充分運用政治機關為社會全體謀福利,容納個人自由與個性發展;把憲政的政府”“公開的政府”“有計劃的政府作為改革政治的目標和理想,把“好人”介入政治作為改革政治的第一步下手功夫。[22]胡適自信這是最切實的主張”[23]。在面對外界對《我們的政治主張》的責難時,高一涵表示主張好政府的目的是想造成一種好組織不但想使優秀分子到政府里邊去仍然保得住他本來的面目;并且想使不十分優秀分子,到政府里邊去反而改變他的面目。”[24]

                         

                        然而,《努力》的好人內部對于好政府黨的看法存在分歧,比如胡適欣賞超然獨立、只認可社會國家、只有政見的監督政黨的政論家。他認為,政論家們身上的責任不僅是調解、評判與監督,還是全國的觀象臺、斥候對,盡管身在政黨之外,但關注全國人民的福利,影響各政黨的政策制定與執行。[25]與胡適不同,丁文江把好人的聚集看作未來好政府黨不可忽視的力量儲備,因而更詳盡地提出對好人的要求:一是保存好人的資格,消極的是不要作為無益,積極的是躬行克己;二是做有職業的人,并且增加職業上的能力;三是設法使生活程度不斷增高;四是把認識的朋友結合為四五個人或八九個人的小團體,做好政治生活的具體準備。除此,丁進一步闡述“好人”小團體的聚合作用及日后奮斗的四個方向:一是認識社會上政治上有勢力的人,平心靜氣去研究他們的道德、性情、能力,以決定我們對于他們的態度;二是調查政治上最重要的問題,用科學的精神來研究解決這種問題的方法,如裁兵、裁官、公債之類;三是盡力做政治上的文章:宣傳主張,討論意見;四是遇見重大的政治上的變化,應該以犧牲的精神,一致的態度,努力去奮斗。[26]丁把好人聚集稱為一種少數人的責任,強調“天下的事業,沒有哪一件不是少數的人作成功的”,指出知識精英作為“少數優秀分子”所肩負的責任,他把“有知識有道德的人不肯向政治上去努力”歸結為中國最可怕的問題。[27]

                         

                        《新月》時期,隨著國民黨推行訓政方略,一般知識階級(特別是青年學生)“瘋狂在一種民族和愛國情緒的沖動里”[28]。自由主義者與南京國民政府的距離感變得越來越大,他們終于忍無可忍,再次把《新月》轉型為說出與現在時局有關的話來”[29]的吶喊平臺。作為人權的堅定捍衛者,胡適率先控訴當時中國法律沒有規定權限,更沒有保障人民權利自由。他怒斥道:在這種狀態下,說什么保障人權!說什么確定法治基礎!”并呼吁:快快制定約法以確定法治基礎!快快制定約法以保障人權!”[30]接著,胡適從國語難以實行、思想言論不自由、對待文化的態度三方面抨擊國民黨的反動,痛陳“前進的思想界的同情完全失掉之日,便是國民黨油盡燈枯之時”[31]。羅隆基圍繞西方政治理念(自由民主)對國民黨進行抨擊:在自由觀念層面,他認為言論自由即是有什么言,出什么言,有什么論,發什么論,他結合黨義闡釋言論自由的范圍,證明壓迫言論自由者最后的失敗[32];在民主觀念層面,他認為國民黨天天拿民主民權來訓導我們小百姓,同時又拿專制獨裁來做政治上的榜樣;天天要小百姓看民治的標語,喊民權的口號,同時又要我們受專制獨裁的統治,揭示黨內無派黨外無黨”的矛盾,要求民主政治[33],反對獨裁制度,呼吁制憲來產生理想的政治制度口[34],要求改革政治,以民治代替黨治[35]。與胡、羅不同,梁實秋從文學角度來爭取思想自由和發表思想的自由,他反對思想統一,主張自由教育。[36]

                         

                        《新月》的自由主義者推崇法治的基本理念,認為這是用來保障人權的根本手段。比如,胡適認為,人民需要的訓練是憲法之下的公民生活,政府與黨部諸公需要的訓練是憲法之下的法治生活”[37]。羅隆基通過仿效美國憲法和法國《人權宣言》,提出人權三十五條”[38]。在他們看來,唯有憲法或法治,才能規定人民的權利,才能規定政府各機關的權利”[39],使執政者的守法,使不止在國家的基本大法上承認人民權利上一切的原則,在原則實施上,他們要求審慎的細則,使實行法治的罪案在法律上有詳確的定義,肯定的范圍”[40]

                         

                        《獨立》時期,國難當頭,自由主義者在有政府的基本認同上,針對現實的境況應該采用何種方式作為最切實有效的實行方案,把焦點放在采取什么政治制度來渡過國家危機,并在民主與獨裁問題上發生了激烈爭論。此爭論在《獨立》創刊號就初露端倪——胡適對當時幾個月頗有進展的憲政運動持樂觀態度,并批評懷疑民主政治的悲觀論調,堅信憲政是引中國政治上軌道的一個較好的方法”[41]

                         

                        福州事變之后,蔣廷黻在《獨立》內部第一個提出獨裁論,他從世界歷史的脈絡中為中國尋求出路,認為各國的政治史分為兩個階段:第一是建國,第二步才是用國來謀幸福。接著,蔣認為目前建國還沒有完成,談不到用國謀幸福,從而得出的結論是,目前中國應先靠專制政治建立統一的國家,再謀民主政治。[42]吳景超從楚漢之爭的研究中,突出中國歷史上治亂循環的特點,他認為每個歷史周期包含三個時期:第一期自苛政至現狀推翻,可以稱為打倒舊政權的時期,又可稱為革命第一時期;第二期自群雄爭權至統一完成,可以稱為創立新政權的時期,又可稱為革命第二時期;第三期自善政至和平恢復,可以稱為建國時期,又可以稱為革命第三時期。”而中國仍沒有跳出第二時期,只有用武力的方式才可以完成統一的使命。[43]丁文江指出,西方已有的獨裁政治和民主政治在當時中國都是不可能的,更可取的是用新式的獨裁取代民主政治,其中,實行獨裁的領袖必須滿足四個條件:一是以國家的利害為重;二是徹底了解現代化國家的性質;三是有能力利用全國的專門人才;四是擁有號召全國有參與政治資格的人站在同一旗幟下的能力應對國難問題。[44]由此,蔣、吳、丁三人紛紛支持獨裁”道路。

                         

                        胡適自始至終為民主制度辯護,雖支持國家政權的統一,但強烈反對獨裁。他將獨裁專制分為領袖獨裁、一黨專政及一個階級專政三種方式,并提出反對專制的三個理由:一是不相信當時的中國可以有能專制的人、黨甚至階級;二是不相信當時的中國可以號召全國人的情緒和理智,使其在某個領導、黨、階級的領導下,呈現新式專制的局面;三是根據對世界政治幾十年的觀察經驗,胡認為民主憲政是一種幼稚的政治制度,而開明專制則是一種特別英杰的政治,對于當時缺乏人才的中國來說,逐漸推廣政權的民主憲政才是最好的政治訓練。[45]有一些知識分子支持胡適的觀點,比如,常燕生認為獨裁政治在中國是不能成功的,原因在于武力統一和專制只能使國家喪失民意,使地方挾持民意與中央抗衡,不利于國家的真正統一。[46]壽生認為現代獨裁政治其實都是旨趣專制,而不是古代的權力專制,當今中國缺乏這個旨趣,也就使現代獨裁無法成功。[47]

                         

                        在與蔣、吳、丁等獨裁論者的論戰中,憲政民主論者在民主政治內部又引發出一場論爭,即民主政治是幼稚的嗎?其中,胡適、陳之邁、汪馥炎、張佛泉等知識分子通過論證民主憲政是一種幼稚、并非懸得高不可及的政治制度證明民主憲政的適時可行性。[48]另一部分的知識分子如閔仁、吳景超、許持平、張奚若,則論證民主政治高深且不適合當時中國國情。[49]除此,蕭公權屬于折衷派,認為憲政一方面不能馬上實行,因為要有大眾的教育、理智修養及自治經驗等方面的準備;但另一方面不能緩行。[50]這場關于民主政治的爭論本質上仍是民主與獨裁”論戰的“子戰場”,試圖通過重新詮釋民主政治的意義為中國繪制一幅制度藍圖。

                         

                        從《努力》的好人建國,《新月》的人權保障,至《獨立》的民主與獨裁爭論,自由主義者不停地探索建構國家的理論和方法,其國家想象內容的內在邏輯值得深思。

                         

                        國家想象的內在勾連

                         

                        1922-1937年,隨著時代的發展,自由主義者對于國家建構的關注點不同,反映了自由主義者主張的歷時性變化。《努力》時期,自由主義者側重于對國家性質的想象;《新月》時期,自由主義者側重于對國家功能的想象;《獨立》時期,自由主義者則更多地從國家制度層面進行思考。

                         

                        聚集在《努力》的自由主義者因當局政治腐敗(軍閥混戰)而涉入政治,共同懷著一種智識的責任或者道德上的責任”[51],試圖改變時局,通過創辦報刊,增強共同意識,使報刊成為聯絡同道、吸納新人的重要渠道。此時,自由主義者暢想一個由好人組成的好人政府(國家)”,流露出自由主義者對的價值追求。但實質上好人建國的國家想象存在三個缺陷:第一,用于國家性質的概述實在過于籠統與粗淺,使其概念得不到一致的理解,更無法指導政府的實際運作;第二,過于強調好人”“少數的責任,但沒有考慮作為構建國家的主體力量,“好人”“少數”是否達其所預設的水平,事實證明“好人”在當時沒有能力建構好人國家;第三,自由主義者由于過于看重“少數”的力量,忽視“多數”的力量,沒有深入拓展“人民參政”問題,導致其倡導的政治社會實踐得不到很好的響應和開展。由此,由王寵惠等人所組成的“好人政府”僅僅兩個月零六天就宣布瓦解,這意味著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所設想的“好人政治”實踐的流產。

                         

                        與《努力》不同,《新月》時期聚集起來的自由主義者支持當時的南京國民政府,認為這是他們渴望多時的新政府。因此,他們的政治訴求更集中的問題是,如何把這個國家和政府塑造成為理想國,即更好體現自由、民主、平等及法治等自由主義的基本理念。但由于不滿南京國民政府,他們從構想國家性質轉變為思考國家功能,即國家和人之間的互動關系。此時的自由主義者精準地直指南京國民政府國家功能缺失的問題,把人權保障作為關注和討論的焦點,以尖銳言辭指責國民黨保障人權命令的虛偽,抨擊國民黨沒有思想自由的現狀。但另一方面,在人權”的吶喊下,自由主義者精英治國的思想外衣從“好人政治”悄然無聲地轉移到“賢能政府”“專家政治”等分散概念之中。比如羅隆基認為取消黨治之后,應組織全國大聯合的超黨派的政府,征集全國人才,組織賢能政府[52];羅進一步闡述要解決中國的政治問題,最緊要的是專家政治,而專家政治的實現,消極方面是除去武人政治和分贓政治,積極方面是實行選舉制度和考試制度[53]。胡適在回應孫中山先生提出的行易知難學說時認為,要想把天下的事情搞好,只有充分請教專家,充分運用科學,從而倡導專家政治。[54]由此可見,盡管自由主義者對于國家想象的切入點不同,但依然把完善國家功能、塑造理想國的任務交到“少數”(專家)的手上,多數又一次成為另一方多數所具備的能力再一次被忽視。

                         

                        值得一提的是,雖然《新月》的自由主義者尖銳批評國民黨,但其目的是要國民黨的自覺”[55]。胡適曾寫下當時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綱領性文獻《我們走那條路》[56],其中指出,貧窮、疾病、愚昧、貪污、擾亂為中國五大仇敵治安的”“普遍繁榮的”“文明的”“現代的”“統一的是國家建設藍圖,自覺的努力作不斷的改革則是達成國家建設藍圖的唯一手段[57]。在倡導各種改革的過程中,自由主義者多次表明其心跡,比如胡適在《新月》遭到查禁時,手擬《我們要我們的自由》,闡明他們爭思想、言論、出版自由的原因:第一,是要盡我們的微薄能力,以中國國民的資格,對于國家社會的問題作善意的批評和積極的討論,盡一點指導、監督的天職;第二是要借此提倡一點新風氣,引起國內的學者注意國家社會的問題,大家起來做政府和政黨的指導監督。”[58]后來,胡把《新月》上關于人權的文章集合成冊,編成《人權論集》,在序言中也寫下類似的話——“今日正是大火的時候,我們骨頭燒成灰終究是中國人,不忍袖手旁觀”[59]。無論自由主義者尖銳抨擊國民黨的初衷如何,他們爭人權的各種主張及行為,體現了自由主義者們對自由主義基本理念的執著和對國家功能的想象。

                         

                        《獨立》時期,國家處于生死存亡的關頭,自由主義者共同認可國民黨政府作為拯救國家的首要途徑,他們不再像《努力》時期構想的國家性質,也不像《新月》時期從完善國家功能角度吶喊自由主義的基本觀念,而是從國家制度層面切實思考解決國家危難問題的方法。不管是民主與獨裁的制度爭論,還是民主制度是否幼稚的子爭論,都反映了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開始自我反思和深刻懷疑西方自由主義價值觀念在現代中國的適用性問題。這一時期,他們認為唯有通過制度設計才能建構現代國家,并從政治、社會、文化等其他方面探討現代化的問題。自由主義者雖然仍然依賴報刊傳話的路徑,仍然寄希望于國民政府作出各種制度改革來度過國家危機,但已經在制度層面開始質疑自由主義觀念的根本作用。由于《獨立》所處的特殊時代背景,使得自由主義者關于制度保障的國家想象沒有踐行的可能,但在自由主義者心中埋下對于自由主義懷疑的種子,對其日后的人生道路選擇產生深遠的影響。

                         

                        總體來看,從《努力》,經《新月》,至《獨立》,自由主義者關于國家想象的內容有差異,存在國家性質(好人建國)、國家功能(人權保障)、制度設計(民主與獨裁)的明線變動過程,精英治國的理念則是暗線,貫穿自由主義者的國家建構思想發展。

                         

                        自由主義的困境

                         

                        從《努力周報》的好政府主義,《新月》月刊對自由和人權的保障吶喊,再到《獨立評論》民主獨裁的爭論,無不體現了現代中國自由主義者在國家性質、國家功能和制度保障三個層次對國家建構的變動想象。但在現代自由主義傳承和發展的過程中存在四大困境,使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國家想象內容難以影響現代的中國國家建構進程:

                         

                        第一,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群體內部異質性強,缺乏一貫而統一的國家建構主張。胡適等自由主義者們對外通過報刊構建出團體的形象,但把他們聚在一起的紐帶更多的是他們的志趣和責任意識,盡管對外我們是常見的用語,但在內部永遠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聚集相當于文人的聚集,他們群體的聯系多靠聚餐與稿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組織,更沒有紀律可言。因而,群體內部依靠著暫時的精神認同維系在一起,本質脆弱、對外抗力低,無法產生具有連貫性和統一性的自由主義的政治主張,無法帶領自由主義的政治運動,更無法建立好人政黨”“自由黨”實現他們關于國家建構的各種想象。

                         

                        第二,對中國的國家想象與堅守西方自由主義觀念之間充滿矛盾。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一直沒有在學理上系統闡述國家建構的政治理念和自由主義的核心觀念,沒有梳理國家建構和自由主義二者的關系,以致于他們所提出的政治主張及其爭論都是碎片性的,夾雜著其他思想或主義,更無法影響到政府和大眾。梁實秋評價《新月》時期的人權運動時認為,胡先生對于人權的觀念是很簡單的,他的出發點只是法治精神與人道主義,并沒有任何黨派主張與政治意味”[60]。蔣廷黻回憶《獨立》關于民主與獨裁的論戰時,同樣批評胡適對自由議會政府的想法很天真,沒有深入了解民主國家幕后的貪污、腐化、浪費、愚蠢、冷漠,不重視19世紀西方自由主義的狂熱浪潮,只知道民主的弊端可以用更加民主的方法去防止。[61]因而,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僅僅認為中國需要自由主義并大力捍衛與倡導自由主義的價值理念(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等),卻沒有塑造一個屬于中國的自由主義價值理論體系,沒有讓人們去了解這些價值理念的可貴。這不足以讓自由主義的理念深人中國的制度骨髓和人民大眾的血液,最終只是流于自由主義者的自娛自樂,也揭示了自由主義者的天生軟弱性。

                         

                        第三,自由主義者的國家想象無法契合現代中國實際,與政府當局存在心理距離。自由主義的政治實踐失敗,其根本原因在于,自由主義者的國家想象過于依附于國民黨的政府當局,渴望國民黨對其政論能有所覺悟和作為,但他們與政府之間存在政治內政治外的對話距離。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本身止步于坐而論道”“群而不黨,不了解當時真實的中國國情,更沒有以中國自身為本體,而是使之成為被外來思想改造的對象。其國家建構的愿景無法契合中國當時政治結構所處的內外交困環境。然而,當局政府難以采納自由主義的主張,甚至反而對此采取逮捕或者禁刊行動。《努力》時期,胡適等人期盼建立西式內閣的“好人政府”,但始終沒得到曹錕的支持,僅僅兩個月零六天就迅速瓦解。《新月》時期,國民黨南京政府沒有實踐自由主義者的政治主張,反而把他們視為社會的不穩定因子和反對力量。《獨立》時期,國家危機讓胡適等人更加務實,關注處理現實的內外危機,國家建構的想象弱化了《新月》時期捍衛人權的激進與理想色彩。他們盡管在民主和獨裁問題上有分歧,但都一致表達對領袖的渴望,即擁護蔣介石的立場。最終,《獨立》對國民黨政府的改良設想在戰爭硝煙中無疾而終。總的說來,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與他們所依附的當局政府無法取得共識,而當局政府無視或反駁其政治訴求,導致雙方原本疏離的關系更加緊張。國民黨脆弱的政治體制疲于應付當時的社會政治危機,而完全不可能吸收和實踐自由主義陣營內部仍充滿沖突的政治理念,以至于自由主義者的現代民主政治主張喪失實踐的可能。

                         

                        第四,自由主義者的國家想象脫離多數,與社會大眾存在心理距離。自由主義的政治實踐失敗的原因,不僅是過于依附國民黨、得不到政府的支持,還有一個直接原因是自由主義者沒有意識到社會大眾的重要性并將社會大眾納入建構國家的主體力量中。《努力》時期強調好人政治,宣揚少數責任,把建國任務交給能力沒有發展到相應水平的好人手上。《新月》時期用專家”“賢能等概念替代好人,相信專家政治、賢能政府可以解決中國問題,仍然沒有拓展人民參政的命題。《獨立》時期由于國難的背景,對于社會大眾的討論多集中于生存狀況、社會改革等問題上,沒有把社會大眾作為可選擇、可依賴的救國力量。由此可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忽視社會大眾的力量,過于強調“精英救國”“精英治國”的理念,而社會大眾對于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更是有“天然的隔閡”,導致雙方關系日益疏離,以至于自由主義者的民主政治主張得不到社會大眾的響應,無法在社會產生深遠的影響。

                         

                        注釋:

                         

                        在中國,西方的自由主義思想從19世紀末進入國人的視野,維新變法運動對富強的追求,為自由主義的輸入提供了契機。嚴格意義上的自由主義進入中國,始于嚴復在天津《直報》上發表文章,宣傳變法、介紹西方自由主義學說。五四運動在相當長時期和相當大程度上是倡導自由主義觀念。參見張勝利:《五四時期的自由主義》,天津師范大學博士論文,2006年。

                         

                        原文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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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耿云志.胡適年譜(修訂版).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279-80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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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編輯后言.新月,19292(2).

                         

                        [10][59]胡適.胡適全集(5).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523523.

                         

                        [11]編輯后言.新月,192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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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1]蔣廷黻.蔣廷黻回憶錄.長沙:岳麓書社,2003146147.

                         

                        [14][15]評論引言.獨立評論,1932(1).

                         

                        [16]胡適.我的意見也不過如此.獨立評論,1933(46)2-5.

                         

                        [17]胡適.丁文江的傳記.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4186-187.

                         

                        [18]蔣延黻.知識階級與政治.獨立評論,1933(51)1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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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叔永.我們是右派嗎?.獨立評論,1933(48)5-7.

                         

                        [21]格里德,魯奇譯.胡適與中國的文藝復興:中國革命中的自由主義.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9200.

                         

                        [22]胡適.我們的政治主張.努力周報,1922(2).

                         

                        [23]曹伯言.胡適日記全集(3)1921-1922.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4568-569.

                         

                        [24]高一涵.政治與社會.努力周報,1922(3).

                         

                        [25]胡適.政論家與政黨(誤排為政論家政與黨”).努力周報,1922(5).

                         

                        [26]丁文江.答關于《關于我們的政治主張》的討論.努力周報,1922(6)1922(7).

                         

                        [27]丁文江.少數人的責任.努力周報,1923(67).

                         

                        [28]儲安平.一條河流般的憂郁.新月,時間不詳,4(1).

                         

                        [29]新月月刊敬告讀者.新月,1929(2).

                         

                        [30]胡適.人權與約法.新月,1929(2).

                         

                        [31]胡適.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新月,1929(6-7).

                         

                        [32]羅隆基.告壓迫言論自由者——研究黨義心得.新月,1929(6-7).

                         

                        [33]羅隆基.我對黨務上的盡情批評”.新月,1929(8).

                         

                        [34]羅隆基.我們要什么樣的政治制度.新月,1930(12).

                         

                        [35]羅隆基.論中國的共產——為共產問題忠告國民黨.新月,1931.9再版,3(10).

                         

                        [36]梁實秋.論思想統一.新月,1929(3).

                         

                        [37][39]胡適.我們什么時候才可有憲法——對于《建國大綱》的疑問.新月,19292(4).

                         

                        [38]羅隆基.論人權.新月,19292(5).

                         

                        [40]羅隆基.什么是法治.新月,時間不詳,3(11).

                         

                        [41]胡適.憲政問題.獨立評論,1932(1)5-8.

                         

                        [42]蔣廷黻.革命與專制.獨立評論,1933(80)2-5.

                         

                        [43]吳景超.革命與建國.獨立評論,1934(84)2-5.

                         

                        [44]丁文江.民主政治與獨裁.獨立評論,1934(137)19-22.

                         

                        [45]胡適.再論建國與專制.獨立評論,1934(82)2-5.

                         

                        [46]常燕生.建國問題平議——讀獨立評論以后的意見.獨立評論,1934(88)9-16.

                         

                        [47]壽生.訪談專制問題.獨立評論,1934(86)7-10.

                         

                        [48]陳之邁.民主與獨裁的討論.獨立評論,1935(136)4-10;汪馥炎.中國地方行政制度.獨立評論,1936(217)5-11;張佛泉.我們究竟要怎么樣的憲法?.獨立評論,1937(236)2-4.

                         

                        [49]張弘(閔仁).專制問題評議.獨立評論,1934(104)4-10;吳景超.中國的政制問題.獨立評論.1935(134)17-19;許持平.憲政可以開始了嗎?.獨立評論,1935(176)9-11;張熙若(張奚若).民主政治當真是幼稚的政制嗎?、我為什么相信民治.獨立評論,1937(239)3-71937(24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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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胡適.知難,行亦不易(轉載).新月,19292(4).

                         

                        [55]胡適.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新月,19292(6-7).

                         

                        [57]胡適.我們走哪條路?.新月,1929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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