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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史 【字體:

                        周月峰:五四后“新文化運動”一詞的流行與早期含義演變

                        作者: 文章來源:《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1期 更新時間:2017年08月29日

                        摘要:既往研究多將“新文化運動”當成內涵和外延皆清晰而固定的名詞,其實該詞流傳之初,既是一種革新運動的主張,又是描述現狀的概念,含義言人人殊。其早期含義既不同于五四前偏學理的思想文藝探討,也區別于稍后實際的社會運動與政治革命,在五四后被時人用于指涉不同的社會改造方案,逐漸流行。面對當時多元互歧的思想界,不少人希望形成共同的方針,統合日趨分裂的革新勢力。此種努力失敗之后,各方多以自己的精神重新定義和敘述“新文化運動”,相關論述受到諸多思潮影響,含混復雜、倏忽不定,該詞的含義亦幾經流變。在此過程中,以胡適為代表的中西新舊框架與以中國共產黨為代表的階級分析框架逐漸形成并產生廣泛影響,成為后來關于新文化運動最主要的兩種敘述。

                         

                        關鍵詞: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社會運動/歷史敘述

                         

                        標題注釋: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研究系’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形成及演進”(14YJC770047)的階段性成果之一。

                         

                        傅斯年曾提出,研究思想史應避免以后一時期,或別個民族的名詞及方式來解它,否則不是割離,便是添加但實際上,即使是當時當地所使用的名詞,其含義也會隨時空而變遷。傅斯年后來又提出以語言學的觀點解決思想史中之問題,對關鍵字詞探流變以演化論之觀點梳理若將傅前后兩說綜合考慮,似可提示我們,如不分辨詞義之流變,即使使用當時已有之名詞來談當時之思想,仍有可能割離添加

                         

                        新文化運動”③一詞便是如此。除少數研究者之外,多視其為眾所周知、不言而喻,即使注意到有理解分歧,仍多以求其是的視角探討,鮮少考索流變。實際上,自其流行之初,時人對新文化運動是什么和應是什么言人人殊。在隨后,其含義更是與各時期的現實與敘述密切互動,討論新文化運動常常一方面是為了研究,另一方面是為了現實而現實的情狀又在有意無意中改寫著這一概念,使其像光一樣,依其透過之空氣之不同,而異其色彩正因此,以演化論之觀點探尋該詞含義的流變,將用于建構歷史對象的范疇本身當成歷史分析的對象”⑦,或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對五四新文化運動進一步的“割離”或“添加”。

                         

                        本文力圖回到新文化運動主流論述形成之前,討論五四后數年間各方對新文化運動的不同表述及爭論,展示時人心中的新文化運動如何從混流并進逐漸脈絡清晰,進而形成兩種主要敘述,試圖揭示后世相關敘述中那建構的一面及其建構過程,借以加深對含混復雜、倏忽不定的新文化運動的認識。

                         

                        一、走向運動文化文化運動的出現

                         

                        現在一般人多認為新文化運動始于1915年陳獨秀創辦《青年雜志》或1917年胡適提出文學改良”⑧,但周策縱注意到新文化運動這一概念在五四學生運動之后半年內才開始流行。事實上,在1920年時,郭紹虞曾直接將五四學生運動看成新文化運動的起點。周作人也曾說,五四事件的發生引動了全國的視聽,及至事件著落之后,引起了的熱情轉變成為新文化運動;并以五四為界,之前的一段是文學革命,后頭的一段才是新文化運動(11)這些不同的觀點背后,正是各方對新文化運動概念的不同認知,提示此概念意涵的豐富與多歧。

                         

                        有一點大致可以確定,即新文化運動一詞的流行,確與五四引起了的熱情有關。如同晚清民初很多新名詞一樣,文化運動一詞傳自日本的可能性較大。(12)中國國內最初使用文化運動者,似有意與偏重街頭行動的學生運動相對。五四運動發生一個月后,羅家倫、傅斯年與主張持續罷課的其他學生領袖不和,遂申明自己將棄學生運動而從事文化運動,表示自此而后,當閉戶讀書,努力為文化運動之一前驅小卒,將盡力文化運動,不知有他(13)

                         

                        不過,文化運動也是一種運動,正體現五四后好的時代氛圍。正如羅家倫所總結的,“‘五四六三的結果,只是把全國的人弄(14)五四以后形勢大變,只聽得這處也談新思潮,那處也談新思潮;這處也看見新出版品,那處也看見新出版品,有了蓬蓬勃勃的氣象。新出版品從五四前的寥寥數種,驟然增至四百余種之多(15)劉延陵便說,當時中國忽然來了文化運動的一個名詞,我們也不曉得是那[]一個人開始造的,但這本是群眾心理的一種現象,不足深怪(16)所謂群眾心理,即指當時動”的氛圍,也就是周作人所說的五四“引起了的熱情”。鄭伯奇更指出,當時各地的“文化運動”是與“愛國運動”“一時迸發”的。(17)例如,有報道觀察到,長沙正是受了五四運動的鼓動,一般人士向新潮方面走的方才漸漸增多,意識到社會改造”“思想革新”“婦女解放”“民族自決種種問題,萬不容緩。(18)正是在這樣的氛圍中,文化運動一詞開始被使用和流行。

                         

                        并且,時人常寄希望于此種的傾向之中。張東蓀呼吁學生直接行動,他認為當時的學生運動是群眾運動的一種,是個人直接的運動,是個人良心上發現的決心,是最新革新運動的型式五四、六五兩運動,是亙古以來破天荒的新運動,只不過當時的新思想仍不夠普及,要實現新思想新運動的結合,仍需要以文化運動”“去培植新思想的基礎(19)羅家倫同樣認為中國的存亡正系在這一’”,他之所以要積極做我們的文化運動,正是為了維持這一,使之成為永久的活動(20)李大釗更明確地強調文化運動”是“少年運動”的第一步,其目的是要創造理想的“少年中國”。(21)

                         

                        在張、羅、李三人或許隨意的表達中,文化運動這一概念正是五四之前的思想”(文化)與五四之后的運動之結合——將街頭的學生運動調整到了文化領域,又為文化增加了運動的形式。顧頡剛便認為,五四的意義就在于將反抗強權的運動與文化建設聯系了起來,方才激起了創造新文化的呼聲(22)“文化運動這一詞語順應了群眾心理,同時也塑造了五四之后的新風氣。毛澤東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干,誰干?”的宣言(23),《少年中國》月刊本科學的精神,為文化運動,以創造少年中國’”的宗旨(24),均是典型的文化”(“科學”)運動的結合。

                         

                        二、新文化運動一詞的流行

                         

                        與此同時,歐戰后很多中國人幾乎形成一種共識——世界將進入一個全新的時代,故新文明”“新世界”“新中國”“新社會”“新人逐漸成為人們的口頭禪。新文化正是其中最重要的名詞之一,且幾乎可以涵蓋上述其他所有名詞。創造新文化,也變成了迫切需要。五四學生運動之后,蔡元培就希望全國學生要擔起樹吾國新文化之基礎的責任。(25)有人甚至認為要救濟今日社會無限的危險,增進將來社會無限的可能,我們不得不創造新文化,不能不創造新文化(26)

                         

                        或正是看到了文化運動創造新文化之間的內在關系,有人開始使用新文化運動一詞。五四后曾考察北京、上海等地的蔣夢麟指出新文化運動的目的便是要釀成新文化,只有如此才可以救治中國社會的病,故他視其為五四學潮以后的中心問題(27)稍后更有人總結創造新文化,傳播新文化,就是新文化運動(28)文化運動一詞相似,這些人在使用該詞時仍然強調其溝通思想與實際行動的一面,如蔣夢麟心中的新文化運動,就是要形成一股怒潮把中國腐敗社會洗得干干凈凈,成一個光明的世界(29)

                         

                        191910月底,江蘇省教育會決定將新文化運動之種種問題及推行方法確定為本年高等、中等學校學生演說競進會的演說題,隨后在報紙上廣登通函,詳細解釋該詞含義,試圖借此活動喚醒國民,改良社會,發展個人,增進學術(30)這一舉措促進了新文化運動一詞的流行。(31)演說競進會分別于126日及22日在南京舉行。(32)在其影響下,江浙學生紛紛參與討論,將講稿投諸報端。(33)有人讀到江蘇省教育會對新文化運動的解釋后認為確是二十世紀中國人民所需要者”(34),《時報》所附《教育周刊》也號召大家“急應研究研究”。(35)自此,新文化運動的聲浪,就一天高似一天(36)1919年底,談論、使用新文化運動已成為一種時髦。(37)需要說明的是,即使新文化運動一詞流行之后,在早期,時人仍常將文化運動新文化運動混用,有人便曾明確指出,文化運動也稱新文化運動是沒有多少分別的(38)

                         

                        新文化運動一詞的流行和五四后注重行動甚至運動的時代氛圍有關,而當其流行之后,又進一步促使社會運動了起來。當時各地均在為從事新文化運動而積極行動:漢口學生爭相愿做新文化運動的馬前卒’”,溫州的永嘉新學會對于新文化運動及改造社會等事業,日日進行,成效可觀,而原本黑沉沉、冰冷冷的蕪湖,居然也有什么新文化運動,且“‘蓬蓬勃勃如釜上蒸般的熱烈進步(39)真可謂今天在這兒唱新文化運動,明天在那兒唱新文化運動’”(40)幾乎個個人都是新文化運動家(41)

                         

                        值得注意的是,魯迅已指出新文化運動這一名目本非《新青年》同人提出,而是《新青年》的反對者制造出來的。他說,五四運動后,革新運動表面上有些成就,于是主張革新的人也漸多,這里面有許多還就是先譏笑、嘲罵《新青年》的人們,但他們卻是另起了一個冠冕堂皇的名目:新文化運動后來又將這名目反套在《新青年》身上,而又加以嘲罵譏笑。他又說:記得初提倡白話的時候,是得到各方面劇烈的攻擊的。后來白話漸漸通行了,勢不可遏,有些人便一轉而引為自己之功,美其名曰新文化運動”(42)魯迅這里所說的反對者包括張東蓀及“研究系”同人,他之所以如此說,當與張氏在此前與《新青年》同人有過不愉快的文字交鋒,隨后又反復倡導“文化運動”甚至祭起“新文化運動”旗子有關。(43)

                         

                        相比其他報章雜志,被視為新文化運動金字招牌的《新青年》反而較晚使用該詞。191912月,《新青年》雜志從《時事新報》《國民公報》《晨報》中摘出數篇長沙特約通訊,合并為《長沙社會面面觀》一文,并將其中一封名為《湖南之文化運動觀》的通訊改題為新文化運動,成為文中一節。正如王奇生指出的,陳獨秀在這一期的隨感錄中開始頻繁使用這一名詞。(44)與魯迅不同,至少陳獨秀到1919年年末已大致接受新文化運動這一名稱。

                         

                        總體而言,新文化運動一詞因迎合了五四后好群眾心理而迅速流行。關于其流行過程,梁漱溟說得最為清楚,他在191967月間寫作《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導言,用到文化運動一詞時,尚自疑杜撰,可見那時還幾乎無人使用,但今才六個月功夫,竟成腐語濫套。他從這一過程中,看到了社會的猛晉(45)五四學生運動之后的數月間,思想界相率竟為新文化運動,該詞迅速傳播開來,進入大眾視野,成為社會最時髦的名詞(46)并且,有人注意到該詞本是代新思想而興(47),這一取代絕非偶然,用新思想”來涵蓋之前“咬文嚼句的書生運動”(48)或許尚可,但五四后的思想界有了極大轉變,走向實際運動(49),要求改造社會、革新政治,故內涵外延更為廣泛、模糊,似可兼顧思想與社會又帶有實行意味的新文化運動一詞才被廣泛使用。

                         

                        然而,與辛亥革命五卅運動這類偏重歷史事件描述的名詞不同,新文化運動在其流行之初,除描述現象之外,更多是一種革新主張,而主張常常是多元且變動的。故對于何為新文化運動,當初較早使用或闡述該詞的人,不論是思想界領袖還是普通人,并未給出一致的界定。他們心目中的主張本就各不相同,新文化運動內涵亦因著意點而有所差異。但隨著該詞迅速勃興,這一概念便掠奪式地涵蓋了從思想文藝到社會政治之間的廣闊地帶。

                         

                        三、混沌多歧的新文化方案

                         

                        胡適后來說,新文化運動本是純粹文學的、文化的、思想的一個文藝復興運動(50)周作人也認為新文化運動文學革命加上思想革命(51)多數五四新文化人在對于新文化運動應當包括文學革命和思想革命這一點并無異議,然而文學革命和思想革命是否是其全部?如果回到歷史語境,會發現在時人的言說中,這一概念遠非如此簡單明確。文化本來便是個涵有極復雜意義的名詞,雖然被人嚼得爛熟,但究竟什么叫作文化,卻人人有他自己的文化觀(52)實際上,即使是胡適等人在倡導文學革命之時,他們主張的革命實具有開放性,并不僅限于文學和思想的范圍。(53)

                         

                        其實早有人批評胡適等試圖將新文化運動限制于文學和思想的做法,認為這兩點還不足以盡文化運動底內容,甚至還沒有把握著文化運動底意義”(54),正如郭沫若后來所指出,把這一運動限定于文藝是把五四的意義縮小了,因為它還有文化革命或社會革命的精神。(55)“新文化運動在文藝之外尚有趨向實行的一面,而其實行的目標并不限于文藝,也包括各項社會甚至政治問題。

                         

                        傅斯年當時就指出,五四運動過后,是社會改造運動的時代(56)產生并流行于這一時期的新文化運動一詞,便蘊含了實行社會改造的顯著特色。這也是部分新文化運動者所著意推動的。戴季陶即明言,新文化運動”“就是以科學的發達為基礎的世界的國家及社會的改造運動’”,并且非有大破壞,不能有大建設(57)戴氏所看重的正是國家與社會的實際改造,這也是不少時人心中新文化運動最為重要的內容。易君左觀察到,社會改造之聲浪,在今日新思潮中,已占全體十之七八;凡所謂婦女解放,勞動神圣等,又靡不以此為歸宿”。(58)

                         

                        相比于直接的社會改造,張東蓀、蔣夢麟注重面向下層社會的教育。經歷了五四學生運動后,張東蓀強調文化運動培植新思想的良方,實是廣義的教育,是啟發下級社會的知識和道德(59)蔣夢麟同樣把它視為提高社會程度的方法,是對于受不到普通教育的平民,給他們一種教育(60)梁漱溟則認為因為中國國民受東方化的病太深,簡直不會營現代的生活,所以你要教他會營現代的生活,非切實有一番文化運動辟造文化不可(61)他們的主張雖兼具思想運動與社會運動,且背后仍隱藏了社會改造的目的,但畢竟在文化運動”階段仍偏于宣傳、教育。

                         

                        李大釗心目中的文化運動則明確兼具精神改造的運動物質改造的運動兩方面,前者是本著人道主義的精神,宣傳互助博愛的道理,后者則包括創造勞工組織、改造經濟制度,兩種運動如車的兩輪,鳥的雙翼,共同構成文化運動(62)如果說精神改造尚限于宣傳,仍處坐而言起而行之間,那么物質改造創造勞工組織、改造經濟制度已是名副其實的實行。這也正如后來張君勱所說,新文化者,不僅新知識已焉,不僅創造、傳播新知識,還應將此新知識實現于生活中,方成為新文化。換言之,除學術上“當有一種大改革”之外,“社會上、政治上之制度”也要有一種大改革,即要在“種種方面,造成一新時代”。張君勱所主張的“新文化運動”無疑也是一種包括學術、社會、政治的全方位大改造。(63)

                         

                        然而,對于大多數人而言,他們在使用新文化運動時本較隨意或直接借用他人的說法,常常受上述諸多主張的共同影響而又不局限于上述主張。江蘇省教育會主辦演說競進會時,即強調新文化運動”“是一種社會運動,國民運動,學術思想運動(64)其含義已經涵蓋學術、思想、社會等更廣闊的范圍。當時參加演說會的學生認為新文化運動需要包括研究傳播兩部分,而傳播的方式除語言文字之外,必須同時將研究的結果實行出來(65)這一學生對新文化運動的理解同樣包含研究、教育、實行的多層次。瞿秋白看到,當時的“思想革命”經過五四之后有了充分發展,“學生運動、婦女運動、社會主義運動,以及‘戀愛自由’、‘勞工神圣’的口號”,都開始普遍于社會。(66)常乃惪也注意到,五四運動之后,全國既有罷課、罷教、罷工、罷市種種風潮,又有各種白話小刊物風起云涌政治運動、社會運動、家族運動種種潮流日盛一日(67)

                         

                        瞿、常兩人均將這種不同領域、不同層面的風潮、刊物、運動統稱為新文化運動。或許正如林同濟所說,這運動本是豐富、復雜,以至矛盾的(68)既有人觀察到新文化運動漸漸兒變成紙上的文章運動”(69),也有人覺得運動太偏于社會方面,而把政治忽略了”(70),又有人認為五四使學生漸知干預政治,漸漸發生政治的興趣了,運動變了質走上政治一條路(71)確實是橫看成嶺側成峰,不同的人看到了遠近高低各不同的面相。論者基于自身的主張觀察和評判當時的運動,主張文藝”“思想的批評其太社會”“政治”,強調實行社會改造的則批評其太“紙上”。

                         

                        并且,即使同一人,也往往在廣義、狹義不同的層次上使用該詞。例如胡適有時說新文化運動在五四學生運動的政治干擾夭折了,有時卻又認為這一運動也包含了五四后從聯俄容共到北伐的國民革命。(72)梁漱溟指出,新文化運動始于文學、哲學,而歸于社會問題、政治、經濟(73)至少在梁心中,文學、哲學、社會、政治、經濟等都是新文化運動的內容,不過前后側重不同,接近于胡適所說廣義的文藝復興。身份較為超脫的日本觀察者箭內亙當時看到,中國的文化運動既包含婦女解放、家庭革命、反對孔教,也包括主張白話詩文的文學革命、社會主義的宣傳、過激思想的輸入,比政治界更為“混沌”。(74)

                         

                        正如前文所述,含義的混沌使得新文化運動的起點在不同言說中常常不同。因早期使用新文化運動者多強調其實行一面,所以多將運動的起點定為直接行動的五四運動之后。但隨著含義的擴展,其起點也開始提前到歐戰結束時、胡適提出文學改良時,甚至《新青年》創刊時。其側重點也從社會改造變為新舊思想的討論和文學革命。這一過程中,《新青年》在新文化運動中的地位更為凸顯。(75)并且,最早使用這一名詞的傅斯年、張東蓀、蔣夢麟、李大釗等人都未強調它反傳統的一面,稍后就有人提到反對孔教是其內容之一,但隨著新文化運動”的含義演變,反傳統成為其最核心的內涵。

                         

                        1919年下半年新文化運動一詞流行之后,使用者的詮釋從未間斷,該詞的內涵與外延始終處于不斷變換與擴展之中。(76)在不同的人、不同時期、不同方案中,新文化運動的內涵外延本不相同,且多混沌:文學改良、思想革命、社會改造,甚至政治運動等等,均可歸屬于新文化運動的范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種運動混流并進”(77),同時又言人人殊。這也致使當時任何革新主張似乎都可以冠以新文化運動之名。同時,指導運動的思想又是紛歧的。

                         

                        新文化運動者多以創造新文化為目的,然而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原本在中國起作用的傳統之道與新近起作用的西方之道,都不再被認可,這更加劇了傳統秩序全面崩潰后的真空狀態,真正各道其道的時期來臨。在歐戰以前,”“的意義本極單純,即以主張仿效西洋文明者為新,而以主張固守中國習慣者為舊,但歐戰之后不少人認為西洋現代文明不適于新時勢,”“一變而為以主張創造未來文明者為新,而以主張維持現代文明者為舊(78)所以在五四時期,主張仿效西洋文明者固然自認為從事新文化運動,主張創造未來文明”的也同樣自認在從事這一事業,甚至認為自己才是真正的新文化運動,章錫琛便指出當時“所謂新文化”,不能不以“時代精神(Zeitigeist)”為背景,即新文化是對十九世紀文明之反抗補其偏而救其弊,認為新文化不僅與西洋文明不同,且立于相反對的地位。(79)但不像西洋文明有相對現成的實體(也有虛懸成分),他們對于何為未來文明并無共識,仍有待于探求,以后的世界將變到怎么樣”“實在預想不到”(80),這更造成了當時中國思想界的混沌時期(81)然而混沌中的各派常常均自認是在創造“未來文明”,自稱從事“新文化運動”,只不過對新文化的設想與運動的方案卻各自不同。

                         

                        讓事情更為復雜的是,有時人認為新文化西洋文明相反對的同時,也多接受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洋文明相反對,所以有人開始判斷新文化會朝著中國文化的方向發展,至少兩者相融合。因此,當時主張東方文化的人,也常自認為在創造未來文明,從事新文化運動。梁啟超即主張尊重愛護本國文化把自己的文化綜合起來,還拿別人的補助他化合一個新文化系統(82)梁漱溟則認為人類文化要有一根本變革世界未來之文化將由第一路向改變為第二路向,亦即由西洋態度改變為中國態度。后來他更直接說要緊的還是在積極地創造新文化”,但是“要從舊文化里轉變出一個新文化來”。(83)陳獨秀也注意到在當時新文化運動聲中,有一種聲音是西洋人現在也傾向東方文化了(84)所以,在當時,無論主張以何種方式改造中國——面向西洋、未來或中國傳統,他們的共同點是都不滿意現狀,主張改造中國,創造新文化,故一般都自認為從事新文化運動。

                         

                        后來黃日葵曾這樣描繪,五四時期既有外來思想的輸入,又有故有思想的伸張恰似燒煙火一般,火線交叉錯綜地亂射,有目迷五色,光怪陸離之慨,各種問題、主義、派別應有盡有,至為紛歧(85)這多元互歧、眾聲喧嘩的紛繁狀態,恰恰是新文化運動較真實的圖景。有人注意到,五四之后談改造的事業熱鬧極了,平日所謂新文化運動潮流中的期刊雜志,大日報,小日報,甚至叢書專著,論其數目,何止數千?”(86)這種種雜志既有高談主義的,也有研究問題的,還有講哲學、文學的”(87),但因各有不同的背景和經驗,所以“政治方面的見解固然不同,即文化方面的見解也各異”。(88)并且,關于思想文化的主張恐怕比關于政治社會問題的主張還來得多;思想文化方面的派別也比政治上、社會上的派別還來得多(89)這無疑與當時開始流行的主義之爭相關。在五四時期,各式各樣的主義都在中國活躍一時”(90),每一個主義,幾乎都有一個自己的新文化方案。

                         

                        大到國家的走向,小到一個新式標點的運用,幾乎每一話題,均有不同觀點:在白話問題中,支持白話文的未必支持白話詩;在家庭革命問題中,支持小家庭的,未必支持廢家庭;在主義問題上,贊同社會主義的,未必贊同階級斗爭。在此一問題上觀點相近的兩方在彼一問題上很可能觀點相左。在眾多問題的討論中,支持者和反對者的社會構成和具體思路都相當復雜,難以簡單地以正反二分法涵蓋。就人事而言,五四前后思想界的主要特征是各種流派的混雜難分;就主張而言,則是多元互歧。(91)各派系與主張均極為分歧,常常因內哄而形成混戰(92)

                         

                        胡適當年曾如此形容各家不同的社會主義,說: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和王揖唐的社會主義不同;你的社會主義,和我的社會主義不同。雖然大家同用一個名詞,中間也許隔開七八個世紀,也許隔開兩三萬里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稱社會主義家(93)如果把其中的社會主義換成新文化運動也仍然合適,同樣是同用一個名詞,中間也許隔開七八個世紀,也許隔開兩三萬里路,然而都可自稱新文化運動家。這正是余英時所說的,五四始終是、也仍舊是很多不同的事物,有多重面相和多重方向的特點,當時的思想世界由很多變動的心靈社群所構成”,“不僅有許多不斷變動又經常彼此沖突的五四方案,而且每一方案也有不同的版本”。(94)

                         

                        正因這一時期的新文化運動范圍廣漠混沌、主張又紛歧且多變,當該詞廣泛流行之時,被認為五四時期最重要的兩位領袖——胡適與陳獨秀,卻曾先后不同程度拒絕承認自己從事新文化運動19209月,在北京大學的開學典禮上,胡適明確拒絕承認自己所從事的是新文化運動。他說這年暑假在南京,別人恭維他是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他聽后慚惶無地,因為他無論在何處,從來不曾敢說做的是新文化運動。他認為當時所謂新文化運動說得痛快一點,就是新名詞運動拿著幾個半生不熟的名詞,什么解放、改造、犧牲、奮斗、自由戀愛、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你遞給我,我遞給你”,是做“普及”。他對此十分不滿,認為這樣的青年連一本好好的書都沒有讀,“就飛叫亂跳地自以為做新文化運動,其實連文化都沒有,更何從言新”。他自己“賭咒不干”,也不希望北大學生加入。他希望把這種運動的趨向,引導到創造文化、創造學術、創造思想的“提高”一路。(95)

                         

                        陳獨秀的情況更為復雜,在新文化運動一詞出現不久,他便多次使用且積極倡導,更反復提醒從事者要注重工商界等別種實際的改造事業(96)1921年時,他注意到有許多人把文化運動社會運動當作是一件事,甚至還有幾位頂刮刮的中國頭等學者也是這樣說。這最能說明當時文化運動一詞含義廣漠混沌。但陳獨秀此時卻發覺這一混淆真是一件憾事,他開始試圖厘清文化運動社會運動,認為文化運動與社會運動本來是兩件事,前者的內容是文學、美術、音樂、哲學、科學這一類的事,后者則是婦女問題、勞動問題、人口問題這一類的事”。并稱“一個人若真能埋頭在文藝、科學上做工夫,什么婦女問題、勞動問題,鬧得天翻地覆他都不理,甚至于還發點頑固的反對議論,也不害在文化運動上的成績”。(97)在陳獨秀看來,文化運動始終有點思想文藝的貴族氣,天生有紙上的意味,而他所要從事的實際社會活動,不如直接標舉社會運動。陳獨秀對文化社會的離析正是他試圖打破混沌、廓清文化運動內涵的一種嘗試。(98)

                         

                        四、確定方針的愿景

                         

                        五四時的中國思想界正處于狂濤駭浪之中,當時多種新文化運動方案各自站在不明了的地位上,一會兒相攻擊,一會兒相調和,政治上、經濟上、學術上均沒有明確的方向,報章、雜志更是亂哄哄的,身處其中的時人也多思想紊亂、搖蕩不定(99)如前文所說,那是一個需要即刻開始實際運動的特殊時期,與單純坐而論道不同,在實行之際貴于以一種主義,堅持不變,才能有人信從而產生效力,所以當時亟需一種確定的理論以為指導。(100)

                         

                        許德珩就認為,當時的文化運動太無軌道。張東蓀聽后很有感觸,認為文化運動所以柔弱無力的原因就是因為太沒有方針大家胡亂運動一陣,有互相抵消的,也有循環仍到原地方的,也有不相干的,五花八門,所以把受納文化運動的人弄得無所適從了。故張希望確定一個方針,以用解決世界問題的方法來解決中國一個共同點來界定新文化運動(101)少年中國學會中甚至有人認為無主義不能作事,因為無一定之宗旨,則難收聯貫主從之功,而有東扶西倒之病(102)

                         

                        朱執信也明確表達他對當時混亂并進的思想界不能滿意,認為急需一個改造社會的方略,確定對于舊社會的戰斗的攻擊計劃,不然則會有兩種弊端:一種是不向同一方向努力,冤枉花了人民的精力;一種是破壞了舊制度以后,主張不一,還是被那舊社會的余毒,染了進去,變了形來復古,所以非立一個案不可,就算不能立刻做出這個案來,也非預備立一個案不可。他說:舊的制度,雖然是,反對舊的制度,究竟是,在這許多的里頭,再求一個,那是萬不可以省略的工夫。”(103)

                         

                        然而如何從諸多的中確定一個,卻是一個沒有得到解答的問題。就像張東蓀希望作為先決條件存在的解決世界問題的方法都沒有確定,當然也很難作為界定新文化運動的準繩。對于混沌的思想界,時人早已漸生不滿,感覺到思想不能盡是這樣紊亂下去(104)鄭振鐸曾有這樣的疑問:我們應該向哪一方面改造?改造的目的是什么?我們應該怎樣改造?改造的方法和態度,是怎么樣的呢?”(105)這一連串的問題實際表達了他希望在革新運動萌芽的時代便能明確改造目的與手段。

                         

                        五四時期的革新運動,輿論界較能取得共識的部分是對于舊社會意識的態度——“都恨不得一腳踢開舊社會應當改造,在文化運動界,早已成了定論。這幾乎是新文化運動中最大的共識。然而踢開的手段、程度及之后的選擇卻有多面性、復雜性非常的龐雜,弄成了一時混亂,使人感覺萬花繚亂,無所適從(106)張東蓀也說當時只有一種渾樸的趨向,就像餓時只有吃的沖動,卻對于吃何種食物不發生具體的印象(107)這是五四時期時人的一種普遍感受:對現狀不滿,對未來又不確定,徘徊于十字街頭,四顧茫茫,不知何去何從。

                         

                        胡適后來回憶,在1919年到1920年間,因當時各處提倡的新運動,形式上五花八門,故他們感覺到對“‘新思潮新文化新生活有仔細說明意義的必要(108)實際上,時人也注意到探求這個所需解決的首要關鍵問題正是要厘清是什么。杜亞泉便指出:當時言論界雖有揭橥新思想之名義而鼓吹之者,但對于新思想究為如何之思想,不僅他人不清楚,揭橥、鼓吹者也不清楚,則新思想的劈頭一斧,如何下法”?(109)在他看來,這正是提倡新思想者最先應該明確解決的問題。楊賢江也意識到,在從事運動之前,對‘新思潮是什么’?‘文化運動是什么’?”等問題,必須先求得明了的解答,再定個切實的計劃,才能算有意識的、主動的事業(110)

                         

                        因之,當時出現了很多希望厘清新思潮”“新文化運動是什么的文章。包世杰在19197月撰文從愛國主義”“外交政策”“內政改良”“社會問題”“人生覺悟”“舊人物”“宗教”“政黨政客等多方面來闡釋新思潮是什么(111)張東蓀在包世杰的基礎上進一步認為,可以為新思想加上眾多主義,從負面言是非個人主義”“非自由主義”“非競爭主義”“非階級主義”“非國家主義”“非復古主義,從正面表述是結合主義”“犧牲主義”“平等主義”“勞動主義”“世界主義”“理想主義(112)對于包、張二人對新思潮”的解讀,胡適認為“太瑣碎”“太籠統”,故撰寫《新思潮的意義》一文,以“評判的態度”為新思潮的精神,以“研究問題”與“輸入學理”為手段,以“再造文明”為唯一目的。(113)

                         

                        新思想而興的新文化流行之后,陳獨秀也曾提醒贊成新文化運動的人應該注意究竟新文化底內容是些什么,不然會有因誤解及缺點而發生流弊的危險。他提出,新文化運動,是覺得舊的文化還有不足的地方,更加上新的科學、宗教、道德、文學、美術、音樂等運動(114)陳啟天也覺得鬧了新文化運動已有一兩年,說明新文化是甚么的卻很少,他闡釋新文化的真精神由靜的人生到動的人生由競爭的人生到互助的人生由家族本位到社會本位由軍國主義到世界主義由貴族主義到平民主義(115)《東方雜志》記者章錫琛給出了自己的答案,他認為新文化之內容要從與十九世紀文明反動的方面觀察,所以,與物質相對的精神力、與個性自由相對的新人道主義、與科學相對的藝術、與少數特殊階級相對的民眾方是新文化的主要內容,舍此數者不足以言新文化(116)

                         

                        他們厘清新思想、新文化的努力相似,答案卻既有相通處,更有矛盾點,各不相同。《新青年》曾反復倡導個人主義,張東蓀則提出非個人主義;陳獨秀曾標舉科學,《東方雜志》則強調與科學相對的藝術’”。其實他們均不完全是對現狀的概述,同時也是對新思潮將來的趨向的希望(117)從實際情況來看,不管為新文化運動正名的嘗試,還是尋求一個共同點共同意義或共同信守的主義的努力,二者皆不成功。張東蓀當時雖希望能有一個方針,但已意識到勉強統一不但理論上不好,并且事實也很難做到”(118);稍后更說當時只有“現狀的不安寧”,對如何改造現狀并沒有共識,“因為研究尚沒有十分詳盡,所以各方面至今都沒有一個具體的方案提到社會上來”。(119)少年中國學會從事新文化運動時也面臨主義不決定,舉止無所適從的問題,然而面對眾多的主義,王光祈發現要從中選擇還是太難,沒一個合適,認為世界上的主義不夠我們用,所以要創造一個少年中國主義(120)但最終這個能統合眾多會員的主義并未能被創造出來,學會仍走向了分裂。正因此類努力一一失敗,故一年多以后,新文化運動這句話雖早已是一般讀書社會的口頭禪,但其流動的方向和結果”,卻仍“沒有十分看得出來”(121),梁啟超看到對于什么是新文化的答案,依舊是一個人一樣(122)

                         

                        19204月,許崇清解釋時人紛紛表達什么是新思想這一現象時認為,他們不甚滿意于現在的思想界,因而盼望有些更加適切于他們的要求的思想出現,可以使他們得充分的滿足;所以什么叫做新思想這個疑問隱含了這就叫做新思想么的反問,是作者對當時新思想的不滿與愿望,后者的里面含著些不滿的感情,前者的里面還有個‘Sollen’(ought to be)的愿望(123)張東蓀固然認為社會上至今沒有一個具體的方案,但或許更準確地說,應該是這諸多一個人一樣的方案中沒有一個能夠真正讓他以及眾人得到“充分的滿足”。

                         

                        正如桑兵認為,時人對于新文化運動的意見,重點不在新文化運動,而在什么是新文化運動。這與歷史上的新文化運動如何演化為后來新文化運動的歷史認識,關系密切(124)實際上,如何在許多的中確定出一個來,不外乎萬里挑一混而為一兩種手段。然而在迫切需要即刻選擇一條道路的思想空氣中,派別之間的多元互歧,各自以一種主義,堅持不變,勢必決定了諸多思想不能混而為一,萬里挑一也就變成了必然的選擇,排除和否定中的其他方案,從而成為,這便是新文化運動含義逐漸清晰的主要途徑。

                         

                        五、逐漸清晰的新文化運動的含義

                         

                        1930年,國民黨人王正之撰文反駁胡適時論及當時對新文化運動的兩種定義:一種是胡適的新文化,反對固有道德、白話文學而已;另一種則是共產黨人(陳獨秀)的標準,無產階級的文學”“把所謂資本家來打倒,把所謂大地主加以放逐(125)王正之覺察到當時新文化運動的兩種主流敘述已經形成:胡適的反傳統、白話文的敘述以及共產黨的階級分析框架。

                         

                        半個多世紀之后,溝口雄三也指出有左右兩種五四觀:一種只是抽出了傾向于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共產黨的創立有關的陳獨秀、李大釗所代表的道路,是被作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起點,與中國革命的歷史相連接的反帝反封建運動;另一種是胡適等后來走上與中共對立道路的人士的軌跡(126)有意思的是,如上文所曾論及,胡、陳二人均曾否認自己所從事的是新文化運動,那么,他們后來又是如何主動或被動地接受甚而主導了新文化運動這一名詞的闡釋權?這一過程非常曲折繁復,在此僅就幾條線索做簡單敘述,所述內容仍需更細密的進一步論證、展開,只能另文梳理。

                         

                        胡適不滿于五四后思想界越來越強調社會改造,1919年底,他專門撰寫《新思潮的意義》一文,有意引導運動往思想方面發展。他在文中所標舉的十類問題,即孔教、文學改革、國語統一、女子解放、貞操、禮教、教育改良、婚姻、父子、戲劇改良,全是五四前的話題,而對于五四后興起的平民、勞工、勞動、階級等問題只字未提。(127)胡氏全文只用新思潮運動,而不言新文化運動,正是因為他看到當時新文化運動一詞含義廣雜,并有著較強的社會性、政治性傾向,與他自己所追求的相對純粹文學的、文化的、思想的運動有所不同。后來他為了與變了質的“新文化運動”有所區分,又代之以“文藝復興運動”。但“文藝復興”遠沒有“新文化運動”那樣流行,故胡適仍然被時人推崇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

                         

                        當面對混沌多歧的新文化運動含義時,于鶴年曾對胡適強調新文化運動是對過去思想文化的反動(128)幾年之后,楊鴻烈據胡適《新思潮的意義》一文,重新定義新文化運動新文化運動是用評判的方法去重新估定中國舊有的學術思想的價值,使中國人對于本國學術思想的地位產生自覺心,然后達到納中國于世界思潮之軌的目的。”(129)并勸告胡適要明確這一標準。或是受于、楊兩人言論影響,胡適雖一度否認,幾年后還是接受了新文化運動這一名詞。他在1929年批評國民黨時明確提出除文學革命、思想自由之外,新文化運動的根本意義是承認中國舊文化不適宜于現代的環境,而提倡充分接受世界的新文明”。(130)此論述與楊鴻烈的勸告十分相似,但又比楊更明確地否定中國的舊文化,也比十年前只說重估舊文化的《新思潮的意義》一文更激進,自重新估定轉變成一概抹殺(131)胡適更從新文化運動的立場宣告,凡不否定中國文化的派別如國民黨都是反動的。在最初的新文化運動含義中并不突出的反傳統,在此時已成為了最重要的特征。

                         

                        胡適等人這種新文化運動范疇的確立正是在設置壁壘、擯棄異己的過程中逐漸明晰起來。這一傾向在階級分析框架興起的過程中也同樣顯著。上文已提及,蔣夢麟、陳獨秀、鄭振鐸都曾批評過新文化運動”“紙上”“貴族的一面。稍后戴季陶提出文化運動一定要加上一個勞動運動的色彩離開勞動是沒有文化可言的,要切切實實的為無產階級的新文化盡力(132)

                         

                        1920年,毛澤東先是意識到了當時好多人講改造,卻只是空泛的一個目標(133)但在接觸到社會主義思想后,他便明確提出了應對這一困局的辦法,認為改造中國需要有一種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義”(134),故他在發起文化書社時,認為只有共產主義才算新文化,在這樣的標準下,不但湖南,全中國一樣尚沒有新文化,全世界一樣尚沒有新文化(135)毛澤東開始以共產主義的新文化否定當時非共產主義的新文化,將混流并進的文化運動置于進化的序列中衡量出先進與落后。當時即有人認為共產主義是最先進最普遍的文化運動”(136),言下之意即其他文化運動不夠先進與普遍。

                         

                        1923年,中國共產黨提出聯合戰線,嘗試以階級分析法重新劃分思想界。陳獨秀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認為中國國民經濟基礎還停頓在家庭的農業、手工業上面,所以政治仍然是封建軍閥的,社會思想仍然是封建宗法的。并將當時的思想界放入馬克思主義社會進化系譜中進行劃分:王敬軒、朱宗熹、辜鴻銘、林琴南等屬于封建宗法思想,而蔡元培、梁啟超、張君邁[]、章秋桐、梁漱溟等雖號稱新派的,其實仍舊一只腳站在封建宗法的思想上面,一只腳或半只腳踏在近代思想上面真正了解近代資產階級思想文化的人,只有胡適之。并提出:“適之所信的實驗主義和我們所信的唯物史觀,自然大有不同之點,而在掃蕩封建宗法思想的革命戰線上,實有聯合之必要。”(137)

                         

                        瞿秋白雖認為新文化運動的最終勝利必定在無產階級一方,但他同時承認張東蓀、梁啟超等為代表的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高一涵等為代表的小資產階級的浪漫革命主義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共產派)”,均屬于新文化運動(138)與陳、瞿不同,鄧中夏明確將梁啟超、張君勱、張東蓀、梁漱溟與章士釗等歸為東方文化派,認為是假新的,非科學的,是新文化運動新興的反動派。胡適、丁文江所代表的科學方法派和陳獨秀、李大釗所代表的唯物史觀派真新的,科學的,需要結成聯合戰線,一致向前一派進攻、痛擊”。(139)此后,關于新文化運動的研究與敘述,也多以類似陳、瞿、鄧的思維展開,成為左派新文化運動敘述的濫觴。

                         

                        像這樣樹立一種標準,排斥其他方案的行為在革新運動之初便已存在,而在知識界分裂之后更為明顯(140),流行于20世紀20年代。張蔭麟稱之為入井運動:無論任何主義、任何政見,茍與其所供為偶像之小冊子、副刊、雜志、譯籍中所言,有絲毫出入,則必須鏟除,必須打倒(141)

                         

                        在五四時身處思想界邊緣的王無為看到,當時最高學府的北京大學的教職員,和帶黨派色的有名新聞記者這些學閥,對于一般人如果做他的擁護者,崇拜他,并贊美他的行為,傳布他的主義,他就以為是他的孝子慈孫。倘若不做他的擁護者,不崇拜他,不信仰他,并攻擊他的行為,反對他的主義,他就要用他所有的力量,排擠那人,恨不致那人于死地。然而他們之間同時也不斷相傾相軋相毀相殺甲主張一個主義,乙就主張一種相反的主義;乙提出一種意見,甲又提出一種相反的意見;各用各的小才,各想壓倒對面的敵。當時的文化運動,成了他們斗爭的場所,“他們認定做文化運動的人,只有自己是真的,善的,別人也做文化運動,就都是假的惡的”。(142)正如楊鴻烈所說:不具有這樣的方法目的的運動,都是假的文化運動,非嚴格的排斥不可。”(143)

                         

                        兩種新文化運動敘述的形成,一方面是由于雙方用自己的一致的主義鑄造起整嚴的壁壘,嚴格排斥異己;(144)另一方面,新文化運動的反對者也在理解和界定著這一名詞,對其內涵進行塑造,影響不容忽視。

                         

                        《學衡》群體是《新青年》同人尤其是胡適的重要反對者。吳宓雖認為新文化運動”“其名甚美,但由于不認同《新青年》的主張,所以仍不慊于新文化運動。他曾說:今新文化運動之流,乃專取外國吐棄之余屑,以餉我國之人。又說:所謂新文化者,似即西洋之文化之別名,簡稱之曰歐化。”(145)他顯然認為《新青年》的主張不足以代表新文化運動這一名詞。但當他反對《新青年》時,往往只看到(至少是只提到)運動中較極端的聲音,這恰恰幫助了極端的主張在新文化運動詞意中逐漸凸顯。他將專取外國吐棄之余屑歐化”冠之以“新文化運動”,在這樣的反復論說中,實際上不斷縮小了“新文化運動”的含義,同時加強了《新青年》與“新文化運動”這一名詞的關聯,以《新青年》的主張定義“新文化運動”,使其含義越來越清晰化。正如于鶴年所看到,《學衡》眼中的“新文化運動”,不過是“白話文,新式標點,直譯的課文,寫實派文字,新體及無韻詩,各派社會主義等”。(146)

                         

                        相較于《學衡》,國民黨對新文化運動的態度有一個從支持到反對的轉變。戴季陶、沈定一等人在五四后曾積極參與、倡導新文化運動。孫中山在1920年初曾認為新文化運動,在我國今日,誠思想界空前之大變動實為最有價值之事(147)其機關刊物《建設》雜志交換廣告時甚至有明文規定,非有關新文化運動,概不交換。(148)但他們在當時支持的尚是那個詞義混沌偏向社會改造的新文化運動。一旦該詞含義中反傳統一面凸顯,孫中山立刻轉向了批評的態度: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舊道德,以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舊道德。不知道我們固有的東西,如果是好的,當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棄。”(149)這種觀點影響了國民黨后來的官方表述。在1927清黨之后,以蔣介石為核心的國民黨人一再批評新文化運動對儒家傳統思想的否定和對共產主義的引進。(150)蔣介石后來將其定義為提倡白話文零星介紹一些西洋文藝推翻禮教否定本國歷史盲目崇拜外國,毫無抉擇的介紹和接受外來文化等。(151)

                         

                        若不看背后的價值判斷,蔣介石這一表述幾乎可視為先前楊鴻烈、鄧中夏新文化標準的綜合。此時,蔣介石在否定的立場上大體也接受了胡適和共產黨人對新文化運動的定義,對思想界的其他方案視而不見。上述國民黨人物持批評態度時,常有意識地將自己的行為與新文化運動劃清界限,如1930年代國民黨發動新生活運動,賀衷寒特意界定兩者的區別,說新生活運動唯一目的就是要五四的新文化運動底破壞運動,改變成一個建設運動新文化運動,是把中國固有的精華完全不要,今天的新生活運動,是把中國固有的精華加以發揚(152)如果把五四新文化運動目為“破壞運動”,那無疑將那些傾向建設的主張排除在了“新文化運動”的含義之外。

                         

                        與此同時,原本活躍于五四思想界的眾多勢力,因為不滿于運動中某些趨向,主動淡出甚至有意劃清與新文化運動的關系,這更進一步使得該詞的含義趨于清晰。

                         

                        如所謂研究系本是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參與者,胡適曾將《國民公報》視為新文學運動有力的機關報”(153),張東蓀更曾宣稱要將《時事新報》公開做全國文化運動的機關(154)但這一群體又不完全同意當時新文化運動的走向,尤其不贊成《新青年》的一些主張。梁啟超等人看到當時諸少年排詆孔子,以專打孔家店為揭幟;又斥古文學以為死文學,所以希望調節其橫流”(155),對新文化運動自覺的反省,推動新文化運動向深刻一方面走(156)茅盾看到研究系也主張新文化,然而他們一面還是反對新青年派”。(157)“研究系雖有推動一場積極的、基礎的、穩固的、建設的新文化運動”(158)的努力,但隨著時代風氣不斷趨于激進,時人所接受的新文化運動含義與他們的主張也漸行漸遠,所以在1922年之后,他們便很少提及這一名詞;甚至因批評《新青年》,而被視為新文化運動新興的反動派(159)

                         

                        伴隨著胡適的白話文、中西新舊框架與共產黨人的階級分析框架的興起,以及五四時期其他文化勢力主動或被動的疏離,新文化運動的含義逐漸清晰。在這一過程中,之所以胡、陳敘述崛起,其他勢力聲音隱去,與五四時期胡、陳在北大及北大在運動中的主導地位密不可分。在社會認知中,當時北京大學是全國學界之中心與運動之策源地(160)新文化的運動,都說是受《新青年》雜志的覺悟,于是有新思潮的勃發”(161),且當時的革新運動又被認為由胡、陳等一二覺悟者從事提倡,遂至輿論放大異彩,學潮彌漫全國(162)雖然當時幾乎個個人都是新文化運動家”,但胡適、陳獨秀有天然優勢,故即使他們自己一度否認,卻仍被公認為運動領袖。而其他人則常常需要強調自己身處運動之中,他們的地位從一開始便不相同。并且,當其他勢力使用“新文化運動”時,常常面臨著無法去除該詞中《新青年》色彩的困境。所以“研究系”要強調自己是“積極的、基礎的、穩固的、建設的新文化運動”,以區別于《新青年》的“激進”與“破壞”,其他人更可能像吳宓那樣,即使覺得“新文化運動”“其名甚美”,因無法剝離名詞與《新青年》的關聯,也干脆選擇“將這名目反套在《新青年》身上”。

                         

                        對五四新文化運動,不論是胡適等人試圖以中西新舊框架審視的努力,或是受階級觀點影響下共產黨人以馬克思主義化的進化論來重新定義的嘗試,其相似的一點,均以某一派之標準為絕對準繩來檢討運動中各主張,或去或留,以之重新敘述和建構,這正是拿一種主義來整齊天下的作家(163)此后兩種敘述時而共生,時而對立,在不同時期不同人的論述中各有消長。(164)在他們各自的敘述中,原本豐富、復雜,甚至矛盾的新文化運動的圖景逐漸變得清晰。

                         

                        瞿秋白曾疑惑,五四六三’……以來,種種運動,常常被人叫做文化運動,我們現在真不能知道這些運動是否文化運動(165)五四時期這一運動的追隨者曹聚仁后來也說自己當時對究竟什么是新文化非常模糊(166)正是這種模糊性給之后的敘述帶來了開放性。經歷者有的為了爭奪五四運動的思想領導的勞績”(167),有的出于撇清關系的考慮;后世研究者也常常帶了一種“ought to be”的預設——“價值的判斷影響了史實的重建,有意無意以某些主題將新文化運動的面貌重新修整,形成一些系統性的論述。

                         

                        五四之后,中國逐漸進入了主義時代,此后,原先那種充滿危機與混亂,同時也是萬馬爭鳴的探索、創新、多元的局面,逐漸歸于一元,被一套套新的政治意識形態所籠罩、宰制(168)左右兩派各從新的意識形態出發對此前的歷史進行回溯,有意無意重新定義新文化運動,形成截然不同的兩種敘述,并駕齊驅又相互纏繞,影響深遠。楊鴻烈、胡適的思路,將其限定在白話文、中西新舊的思考框架之內。這一框架實際上更適用于五四學生運動發生之前的未變質的思想界,純粹文學的、文化的、思想的,并且只選取了其中提倡白話文、反對傳統的主張,將其他觀點和五四后出現的新趨向排除在外。在此標準下,甚至連五四后改變風格的《新青年》也不再是真正的“新文化運動”。(169)共產黨人的敘述,則將后來興起的階級分析法反套在新文化運動之上,在階級意識之下,確立解放階級的理論清算一切反動的思想”(170),將其中多元互歧的各種群體與主張按照階級劃分,選入代表先進階級(無產階級)的文化主張,甚至連胡適等人的資產階級思想,也絕無領導作用,至多在革命時期在一定程度上充當一個盟員(171)

                         

                        錢鍾書曾提示,一個傳統破壞了,新風氣成為新傳統之后,常有一種集體健忘。將原本的千頭萬緒簡化為二三大事,留存在記憶里,舊傳統里若干復雜問題,新的批評家也許并非不屑注意,而是根本沒想到它們一度存在過。其好處是眼界空曠,沒有枝節零亂的障礙物來擾亂視線,但一個偏差則是見林不見樹,雖有條有理,卻終不能體貼入微(172)

                         

                        近代中國的不少歷史過程,自其發生之時開始,就往往經歷了一個在敘述中被反復裁剪的過程。小到一個名詞,大到一場運動甚至一個時代,它們本多元互歧、混流并進,但在當時的觀察和后世的研究中常有意無意裁去了棱角、枝葉,從過去中抽取出有用的東西反復強調,舍棄掉其他的東西,話不圓也得說他圓來,方的就把四個角剪了去不就圓了(173)兩種新文化運動敘述正是如此,其以狹義且又嚴格的標準來衡量當時混沌紛歧的思想界,把千頭萬緒簡化為二三大事,舍去了豐富多彩的其他各種思想和文化流派”(174),變成我們現在主流敘述中的模樣。

                         

                        如此,則我們看到的歷史便是一種帶有選擇性的圖像。實際上,新文化運動遠比我們認知的更豐富,其表征也不僅是科學民主,當時人就提出了是否需要加入費先生”(哲學)穆姑娘”(道德)的主張。(175)如果回到主流論述形成之前,順著歷史脈絡,梳理這一被裁剪的過程,展示時人心中的新文化運動如何從混流并進逐漸清晰和固定,在揭示歷史敘述建構過程的同時,更能加深對新文化運動之含混復雜、倏忽不定的本貌的認識。

                         

                        注釋:

                         

                        《傅斯年致胡適》(192681718),王汎森等主編:《傅斯年遺札》第1卷,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所2011年版,第45頁。

                         

                        傅斯年:《性命古訓辨證·引語》,《傅斯年全集》第2卷,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0年版,第166170頁。

                         

                        本文使用新文化運動時,如無特別說明或加引號,則是在一般的、廣義的、寬泛的意義指代五四前后的革新運動:在強調其詞匯的一面或特定群體的新文化運動意涵時,則加引號以為區別。

                         

                        有學者已注意不同時期和立場的歷史人物對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的表述均有不同,相關問題的討論可參見舒衡哲《五四:民族記憶之鑒》,中國社會科學院科研局、《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編《五四運動與中國文化建設——五四運動七十周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選》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9年版,第147-176頁;余英時《文藝復興乎?啟蒙運動乎?——一個史學家對五四運動的反思》,余英時等《五四新論——既非文藝復興,亦非啟蒙運動》,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1-31頁;羅志田《走向政治解決中國文藝復興”——五四前后思想文化運動與政治運動的關系》,《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4期;羅志田《歷史創造者對歷史的再創造:修改五四歷史記憶的一次嘗試》,《四川大學學報》2000年第5期;鄭師渠《五四后關于新文化運動的討論》,《北京師范大學學報》2010年第4期;張太原《20世紀30年代知識界言說中的五四》,《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2期。最近桑兵的《新文化運動的緣起》(《澳門理工學報》2015年第4)一文,與本文討論的問題有一定重合,但關注點不同,桑文偏重于探討新文化運動這一名詞流行背后的黨派勢力,認為江蘇教育會、北京大學和南方國民黨三方合謀發起“新文化運動”;本文則側重于梳理“新文化運動”這一名詞最初流行時含義混沌多歧的“原生態”及之后逐漸被“修整”的過程。

                         

                        王汎森:《思想史與生活史的聯系——“五四研究的若干思考》,《政治思想史》2010年第1期,第17頁。舒衡哲注意到許多有關五四的研究都從現實出發而不斷地與歷史對話,這些研究顯示了一個民族如何通過對自己與其過去的關系之自覺,不斷地解釋它的特性和使命(舒衡哲:《五四:民族記憶之鑒》,《五四運動與中國文化建設》上,第148)王汎森、舒衡哲文中所討論的五四,實即廣義的五四新文化運動。

                         

                        蔣百里:《歐洲文藝復興史》,導言,岳麓書社2010年版,第2頁。

                         

                        皮埃爾·布爾迪厄、羅杰·夏蒂埃著,馬勝利譯:《社會學家與歷史學家:布爾迪厄與夏蒂埃對話錄》,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33頁。

                         

                        例如胡繩把《新青年》的創刊(19159)看作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開始,周策縱則把五四時期限定在1917-1921年。胡繩:《五四運動論》(1937),《胡繩全書》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1頁;周策縱著,周子平等譯:《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頁。

                         

                        周策縱:《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第265頁。對于新文化運動一詞流行時間,鄭師渠認為該詞真正開始流行當晚到1920年初,而非常普遍流行,則還應是同年下半年的事(五四后關于新文化運動的討論》,《北京師范大學學報》2010年第4期,第6)。黃興濤也注意到新文化運動并非此一運動興起之初就已經出現的概念,而是后來社會上和運動提倡者們自身遲到的命名(《晚清民初現代文明文化概念的形成及其歷史實踐》,《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6期,第30)

                         

                        郭紹虞:《文化運動與大學移植事業》,北京《晨報》,192054日,五四紀念增刊,第4版。

                         

                        (11)周作人:《北平的事情》(194941),鐘叔河編訂:《周作人散文全集》第9卷,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762頁。

                         

                        (12)1920年初,有人明確提到不知那[]個人把文化運動四個字從日本輸入到中國來”(《女子獨立怎么樣》,《北京大學學生周刊》第5期,192021日,第2)。章士釗后來也說:文化運動四字,似來自日本,日本又譯自德國。”[《文化運動與農村改良——在湖南教育會講演記》(1922108),《章士釗全集》第4卷,文匯出版社2000年版,第144]黃興濤的研究也指出,一戰前后,文化一詞大規模流行開來是源自德國,而后迅速傳到日本,接著又傳到中國(《晚清民初現代文明文化概念的形成及其歷史實踐》,《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6期,第28)

                         

                        (13)《傅斯年、羅家倫致錫朋、楚蓀、寶鍔、日葵等人信》,《時事新報·學燈副刊》,1919734日,第3張第4版;《羅家倫與狄侃書》(1919623)(附于狄侃《請看羅家倫覆我的信》之后),《時事新報·學燈副刊》,1919628日,第3張第3版。

                         

                        (14)《羅家倫致張東蓀》(1919930),《時事新報·學燈副刊》,1919104日,第3張第4版。

                         

                        (15)羅家倫:《一年來我們學生運動底成功失敗和將來應取的方針》,北京《晨報》,192054日,五四紀念增刊,第23版。

                         

                        (16)劉延陵:《文化運動應當像兩個十字》(19201010),葛乃福編:《劉延陵詩文集》,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57頁。

                         

                        (17)《會員通訊(鄭伯奇致惲代英)(1920616),《少年中國》第2卷第1期,19207月,第65頁。

                         

                        (18)H.C.:《長沙特約通訊·湖南之文化運動觀》,北京《晨報》,1919123日,第3版。

                         

                        (19)()東蓀:《直接行動》,《時事新報》,1919513日,第2張第1版;記者:《直接行動與無抵抗主義》,《時事新報》,191967日,第2張第1版;()東蓀:《新思想新運動》,《時事新報·學燈副刊》,191992日,第3張第3版。

                         

                        (20)《羅家倫致張東蓀》(1919930),《時事新報·學燈副刊》,1919104日,第3張第4版。

                         

                        (21)李大釗:《少年中國少年運動》,《少年中國》第1卷第3期,19199月,第1頁。

                         

                        (22)顧頡剛:《我對于五四運動的感想》(1942515),《顧頡剛全集·寶樹園文存》第3卷,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314-315頁。

                         

                        (23)毛澤東:《民眾的大聯合()(19198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澤東早期文稿》編輯組編:《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56頁。

                         

                        (24)《〈少年中國〉月刊的宣言》,《少年中國》第1卷第1期,19197月,無頁碼。

                         

                        (25)蔡元培:《告北大學生暨全國學生書》(1919723),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第3卷,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312頁。

                         

                        (26)謝承訓:《新文化運動之意義及其促進之方法》,《時事新報·學燈副刊》,19191217日,第3張第4版。

                         

                        (27)蔣夢麟:《新文化的怒潮》(19199),曲士培主編:《蔣夢麟教育論著選》,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29頁。

                         

                        (28)謝承訓:《新文化運動之意義及其促進之方法》,《時事新報·學燈副刊》,19191217日,第3張第4版。

                         

                        (29)蔣夢麟:《新文化的怒潮》(19199),曲士培主編:《蔣夢麟教育論著選》,第130頁。其他如吳稚暉當時提出中國的新文化運動要注意注音字母的普及,以灌輸不識字的工人智識;戴季陶則認為普遍的新文化運動,是革命進行的方法,無不強調了新文化運動”“運動的一面。先進:《新文化運動的武器》,《星期評論》第13期,1919831日,第4版;戴季陶:《革命!何故?為何?——復康君白情的信》(1919911),唐文權、桑兵編:《戴季陶集》,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1014頁。

                         

                        (30)《演說競進會定期在寧開會》,《申報》,19191031日,第3張第10版;《演說競進會演題之解釋》,《申報》,1919112日,第3張第10版;《文化教育會運動演講》,上海《民國日報》,1919112日,第10版。

                         

                        (31)桑兵認為:江蘇省教育會組織系統的社會動員,對于新文化運動的迅速蔓延至關重要。桑兵:《新文化運動的緣起》,《澳門理工學報》2015年第4期,第5頁。

                         

                        (32)《學術講演會演說競進會》,《申報》,19191218日,第2張第8版;余天棟:《新文化運動之種種問題及其推行法》,《學生雜志》第7卷第3期,192035日,第24頁。

                         

                        (33)獲一等獎的余天棟、二等獎的謝承訓分別將演說稿發表于《學生雜志》與《時事新報》。在演說競進會期間,在校學生參與討論新文化運動者眾多,如當時江蘇第二女子師范學校學生朱黛痕便與同鄉通信討論運動施行方法。余天棟:《新文化運動之種種問題及其推行法》,《學生雜志》第7卷第3期,19203月,第20-24頁;謝承訓:《新文化運動之意義及其促進之方法》,《時事新報·學燈副刊》,19191217日,第3張第4版;朱黛痕:《擬與同鄉某君討論新文化運動施行方法書》,《江蘇第二女子師范學校校友會匯刊》,1919年第9期,第36-38頁。

                         

                        (34)《新文化運動之解釋》,《興華》第16卷第44期,1919年,第28頁。

                         

                        (35)進之:《新文化運動》,《時報·教育周刊》第9號,19191117日,第1版。

                         

                        (36)朱黛痕:《擬與同鄉某君討論新文化運動施行方法書》,《江蘇第二女子師范學校校友會匯刊》,1919年第9期,第37頁。

                         

                        (37)陳獨秀在1919年底撰文指出新文化運動者無人愿辦店員周刊”“勞動周刊等刊物,質問難道因為這種報不時髦,不能掛新思潮’‘新文化運動的招牌嗎?”可見在當時只要掛上新思潮”“新文化運動的招牌,就是時髦。陳獨秀:《告上海新文化運動的新同志》,《時事新報》,192011日,元旦增刊,第3張第3版。此文后改名為《告新文化運動的諸同志》,刊登于192011112日長沙《大公報》,見任建樹主編《陳獨秀著作選編》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9-174頁。

                         

                        (38)如松:《怎樣做文化運動”——評胡適博士底理論》(1931113),《二十世紀》第1卷第2期,19313月,第1頁。本文在使用新文化運動文化運動時亦視上下文情況而定,并非強調兩者不同含義。

                         

                        (39)小軒:《漢口特約通訊·鄂學生之新文化運動》,北京《晨報》,1920113日,第3版;《永嘉新思潮之萌芽》,《申報》,1920115日,第2張第7版;鈞民:《蕪湖新文化運動觀》,北京《晨報》,1920321日,第6版。新文化運動從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向各地傳播的過程不完全是由地方上學生自發模仿、響應,也可能是來自大城市知識青年的直接組織、動員。鄭伯奇便曾號召少年中國學會會員回家去連絡同志,征求純潔的青年來組織地方的新文化運動的團體,來作地方的新文化事業的活動。《會員通訊(鄭伯奇致會員同志)(1920820),《少年中國》第2卷第6期,192012月,第60頁。

                         

                        (40)中華美育社同人:《本志宣言》,《美育》第1期,19204月,第1頁。在此之前,便已有人看到這兒也說文化運動,那兒也說文化運動。《女子獨立怎么樣》,《北京大學學生周刊》第5期,192021日,第2頁。

                         

                        (41)陳啟天:《什么是新文化的真精神》,《少年中國》第2卷第2期,19208月,第2頁。當時楊賢江觀察到:一年以來,國內提倡新文化運動,我們青年大都參與其間。一時蓬蓬勃勃的氣象,真是不可一世。如果青年大都參與其間,則在青年中也確實幾乎個個人都是新文化運動家。楊賢江:《主動與被動》(192095),《楊賢江全集》第1卷,河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27頁。

                         

                        (42)魯迅:《熱風·題記》(192511)、《寫在〈墳〉后面》(192611),《魯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08301頁。此段論述參見羅志田《歷史創造者對歷史的再創造:修改五四歷史記憶的一次嘗試》,《四川大學學報》2000年第5期,第99頁。

                         

                        (43)袁一丹:《另起新文化運動》,《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9年第3期;周月峰:《從批評者到同路人:五四前〈學燈〉對〈新青年〉態度的轉變》,《社會科學研究》2015年第6期。

                         

                        (44)H.C.:《長沙特約通訊·湖南之文化運動觀》,北京《晨報》,1919123日,第3版;《長沙社會面面觀》一文及陳獨秀的《調和論與舊道德》《留學生》《段派、曹陸、安福俱樂部》三篇隨感錄均發表在《新青年》第7卷第1期,191912月;王奇生:《新文化是如何運動起來的——以〈新青年〉為視點》,《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第35頁。

                         

                        (45)梁漱溟:《唯識述義·〈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導言》(191967月間),中國文化書院學術委員會編:《梁漱溟全集》第1卷,山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67頁。引文部分是梁漱溟寫完《〈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導言》6個月之后的附記,寫作時間當在191912月至19201月間。

                         

                        (46)瞿秋白:《餓鄉紀程——新俄國游記》(1920),《瞿秋白文集·文學編》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26頁;瞿秋白:《文化運動——新社會》(192036),《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69頁。

                         

                        (47)《東方雜志》記者章錫琛說:一年以前新思想之名詞,頗流行于吾國之一般社會。以其意義之廣漠內容之不易確定,頗惹起各方之疑惑辯難。迄于最近,則新思想三字已鮮有人道及,而新文化之一語,乃代之而興。君實(章錫琛):《新文化之內容》,《東方雜志》第17卷第19號,19201010日,第1頁。

                         

                        (48)常乃惪注意到,五四后新文化運動已經不是僅僅咬文嚼句的書生運動了,他成了一種潮流,一種猛厲無前的潮流,將舊社會的權威席卷而去。這是誰的功勞,是五四運動的功勞。常乃惪撰,葛兆光導讀:《中國思想小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41頁。

                         

                        (49)戴季陶認為五四后的文化運動關注促進社會文化的實際問題,是一場實際運動。戴季陶:《文化運動與勞動運動》(192051),唐文權、桑兵編:《戴季陶集》,第1209-1210頁。

                         

                        (50)胡適:《五四運動是青年愛國的運動》(196054),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第2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807頁。

                         

                        (51)周作人:《北平的事情》(194941),鐘叔河編訂:《周作人散文全集》第9卷,第762頁。

                         

                        (52)常乃惪:《中國文化小史》,《中國的文化與思想》,中華書局2012年版,第5頁;燕生(常乃惪):《文化之橫展與豎進》,《狂飚》第1期,192512月,第1頁。黃興濤已注意到,文化的概念本有廣狹之分,但在新文化運動的提倡者們那里伸縮自如,成為其進行實際文化運動的觀念依據。黃興濤:《晚清民初現代文明文化概念的形成及其歷史實踐》,《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6期,第30頁。

                         

                        (53)羅志田指出:他們因主張文學的表述形式與思想社會有關,就走向思想革命和社會改革;因假想對立面有政治背景,也就越來越往政治方面著眼。參見羅志田《走向政治解決中國文藝復興”——五四前后思想文化運動與政治運動的關系》,《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4期,第122-124頁。

                         

                        (54)如松:《怎樣做文化運動”——評胡適博士底理論》,《二十世紀》第1卷第2期,19313月,第3頁。

                         

                        (55)郭沫若:《我再提議改訂文藝節》(1948421),王錦厚等編:《郭沫若佚文集》下,四川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235頁。

                         

                        (56)傅斯年:《新潮之回顧與前瞻》(191995),《新潮》第2卷第1期,191910月,第203頁。

                         

                        (57)戴季陶:《從經濟上觀察中國的亂原》(191991),唐文權、桑兵編:《戴季陶集》,第989頁。

                         

                        (58)()君左:《社會改造與新思潮》(1920725),《改造》第3卷第1期,19209月,第51頁。

                         

                        (59)()東蓀:《補藥》,《時事新報》,1919118日,第2張第1版;()東蓀:《第三種文明》,《解放與改造》第1卷第12合期,19199月,第4頁。

                         

                        (60)蔣夢麟:《社會運動與教育》(1920220),曲士培主編:《蔣夢麟教育論著選》,第157頁。

                         

                        (61)梁漱溟:《唯識述義·〈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導言》(191967月間),《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266頁。

                         

                        (62)李大釗:《少年中國少年運動》,《少年中國》第1卷第3期,19199月,第1-2頁。

                         

                        (63)張君勱:《學術方法上之管見——與留法北京大學同學諸君話別之詞》(19221),翁賀凱編:《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張君勱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86頁。

                         

                        (64)《文化教育會運動演講》,上海《民國日報》,1919112日,第10版。

                         

                        (65)謝承訓:《新文化運動之意義及其促進之方法》,《時事新報·學燈副刊》,19191217日,第3張第4版。

                         

                        (66)瞿秋白:《五四紀念與民族革命運動》(19254),《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3卷,第151頁。

                         

                        (67)常乃惪撰,葛兆光導讀:《中國思想小史》,第141頁。

                         

                        (68)林同濟:《從五四到今天——中國思想動向的轉變》(194154),楊琥編:《民國時期名人談五四:歷史記憶與歷史解釋(1919-1949)》,福建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385頁。

                         

                        (69)蔣夢麟:《這是菌的生長呢還是筍的生長》(191911),曲士培主編:《蔣夢麟教育論著選》,第148頁。

                         

                        (70)此為陳獨秀觀察到的時人的批評。陳獨秀:《我的解決中國政治方針》(1920524),任建樹主編:《陳獨秀著作選編》第2卷,第237頁。

                         

                        (71)胡適:《五四運動紀念》(192854),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第2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68頁;胡適:《五四運動是青年愛國的運動》(196054),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第22卷,第807頁。

                         

                        (72)羅志田:《走向政治解決中國文藝復興”——五四前后思想文化運動與政治運動的關系》,《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4期,第125-130頁。

                         

                        (73)梁漱溟:《蔡先生與新中國》(1940),中國文化書院學術委員會編:《梁漱溟全集》第6卷,山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5頁。

                         

                        (74)箭內亙:《歴史上より見たゐ支那の文化運動》,東京《朝日新聞》,1921821日。

                         

                        (75)關于新文化運動概念涵蓋時段的差別,可參見鄭師渠《五四后關于新文化運動的討論》,《北京師范大學學報》2010年第4期,第6-7頁。

                         

                        (76)10年后,有人便認為其范圍絕大政治問題”“社會問題”“女子問題”“學術問題”“宗教問題等均在其中。王治心:《十年來中國新文化運動之結果》,《青年進步》第100期,19272月,第65-71頁。

                         

                        (77)瞿秋白:《國民革命運動中之階級分化——國民黨右派與國家主義派之分析》(1926129),《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3卷,第460頁。

                         

                        (78)杜亞泉:《新舊思想之折衷》(19199),周月峰編:《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杜亞泉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498頁。

                         

                        (79)君實(章錫琛):《新文化之內容》,《東方雜志》第17卷第19號,19201010日,第2頁。

                         

                        (80)()一湖:《新時代之根本思想》,《每周評論》第8期,191929日,第4版。

                         

                        (81)胡政之將這一時期稱為混沌時期,他說:兩年前之歐洲戰爭,將為世界文明,劃一新紀元,此人人之所公認,顯新陳遂遞嬗之間,混沌現象勢不能免,吾人今日即在此混沌時期中也。胡政之:《世界新舊勢力奮斗中之中國》(192072),王瑾、胡玫編:《胡政之文集》上,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86頁。

                         

                        (82)梁啟超:《歐游心影錄節錄》,《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二十三,中華書局1989年影印本,第37頁。

                         

                        (83)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1921)、《鄉村建設大意》(1936),中國文化書院學術委員會編:《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93611頁。

                         

                        (84)陳獨秀:《新文化運動是什么?(192041),任建樹主編:《陳獨秀著作選編》第2卷,第217頁。

                         

                        (85)黃日葵:《在中國近代思想史演進中的北大——她的過去、現在和將來》(1923127),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辦公室編:《黃日葵文集》,廣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95頁。

                         

                        (86)吳康:《從思想改造到社會改造》(192114),《新潮》第3卷第1號,192110月,第25頁。

                         

                        (87)《婦女·青年·勞動三個問題》(費哲民致陳獨秀),《新青年》第8卷第1號,19209月,第3(欄頁)

                         

                        (88)蔣夢麟:《談中國新文藝運動——為紀念五四與文藝節而作》(1961),《西潮·新潮》,岳麓書社2000年版,第345-346頁。

                         

                        (89)常乃惪:《中國民族與中國新文化之創造》,《東方雜志》第24卷第24號,192712月,第12頁。

                         

                        (90)蔣夢麟:《北京大學和學生運動》,《西潮·新潮》,第128頁。

                         

                        (91)五四時期的參與者固然混流并進,旁觀者同樣如此,因經歷不同、所處位置各異,故他們眼中的五四思想界更是月映萬川各有不同。章清:《五四思想界:中心與邊緣——〈新青年〉及新文化運動的閱讀個案》,《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3期,第70-71頁。

                         

                        (92)鄧中夏:《回憶共產主義小組成立前后》,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五四運動回憶錄》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90頁。

                         

                        (93)胡適:《問題與主義》(1919720),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26頁。

                         

                        (94)余英時:《文藝復興乎?啟蒙運動乎?——一個史學家對五四運動的反思》,《五四新論——既非文藝復興,亦非啟蒙運動》,第25-26頁。

                         

                        (95)胡適:《提高與普及》(1920917日演講),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第20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6-69頁;《蔣夢麟總務長演說詞》(1920911),曲士培主編:《蔣夢麟教育論著選》,第202頁。

                         

                        (96)陳獨秀:《告新文化運動的諸同志》(192011112),任建樹主編:《陳獨秀著作選編》第2卷,第173頁。

                         

                        (97)陳獨秀:《文化運動與社會運動》(19215),任建樹主編:《陳獨秀著作選編》第2卷,第377頁。

                         

                        (98)需要指出的是,當時新文化運動已成為一種政治正確,因為胡、陳在這場運動中被公認的領袖地位,他們才敢于不同程度地否認;其否認也可能僅僅是故意說,以表達對某些趨向的不滿。劉桂生注意到魯迅根本不認同新文化運動這一稱謂,則又比胡、陳更進了一步。羅志田:《歷史創造者對歷史的再創造——修改五四歷史記憶的一次嘗試》,《四川大學學報》2000年第5期,第99頁。

                         

                        (99)瞿秋白:《餓鄉紀程——新俄國游記》(1920),《瞿秋白文集·文學編》第1卷,第30頁。

                         

                        (100)張君勱:《學術方法上之管見——與留法北京大學同學諸君話別之詞》(19221),翁賀凱編:《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張君勱卷》,第80頁。

                         

                        (101)()東蓀:《文化運動的方針》,《時事新報》,1920120日,第1張第1版。

                         

                        (102)《會員通訊(巴黎本會同人致京滬本會同志)(1919927),《少年中國》第1卷第7期,19201月,第61頁。

                         

                        (103)朱執信:《新聞界今后的著力點》,《時事新報》,192011日,元旦增刊,第3張第4版。

                         

                        (104)瞿秋白:《餓鄉紀程——新俄國游記》(1920),《瞿秋白文集·文學編》第1卷,第31頁。

                         

                        (105)鄭振鐸:《〈新社會〉發刊詞》(1919111),《鄭振鐸全集》第3卷,花山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3頁。

                         

                        (106)幼三:《改遣社會》,《北京大學學生周刊》第16期,1920516日,第7頁;柳湜:《從五四運動到今日》(1936),《柳湜文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7年版,第700-701頁。

                         

                        (107)()東蓀:《答漢俊君》,《時事新報》,1920517日,第2張第1版。茅盾后來也說:那個時候是一個學術思想非常活躍的時代,受新思潮影響的知識分子如饑似渴地吞咽外國傳來的各種新東西,紛紛介紹外國的各種主義、思想和學說。”(茅盾:《商務印書館編譯所》,《茅盾全集》第3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49)茅盾觀察到當時知識分子如饑似渴地吞咽正是張東蓀所說餓時只有吃的沖動最形象的詮釋。

                         

                        (108)胡適:《個人自由與社會進步——再談五四運動》(193556),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第22卷,第283頁。

                         

                        (109)杜亞泉:《何謂新思想?(191911)、《對〈何謂新思想?〉一文的附志》(19202),周月峰編:《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杜亞泉卷》,第506513頁。

                         

                        (110)楊賢江:《學生與文化運動》(192045),《楊賢江全集》第1卷,第196頁。

                         

                        (111)《包世杰君演說新思潮》,上海《民國日報》,1919723日,第10版。

                         

                        (112)張東蓀:《新思想與新運動》,《時事新報·學燈》,191992日,第3張第3版。

                         

                        (113)胡適:《新思潮的意義》(1919111),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第1卷,第691-700頁。

                         

                        (114)陳獨秀:《新文化運動是什么?(192041),任建樹主編:《陳獨秀著作選編》第2卷,第217頁。

                         

                        (115)陳啟天:《什么是新文化的真精神》,《少年中國》第2卷第2期,19208月,第2-5頁。

                         

                        (116)君實(章錫琛):《新文化之內容》,《東方雜志》第17卷第19號,19201010日,第2-3頁。

                         

                        (117)胡適:《新思潮的意義》(1919111),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第1卷,第697頁。

                         

                        (118)()東蓀:《文化運動的方針》,《時事新報》,1920120日,第1張第1版。

                         

                        (119)()東蓀:《答漢俊君》,《時事新報》,1920517日,第2張第1版。

                         

                        (120)《會員通訊(王光祈致惲代英)(1921312),《少年中國》第2卷第11期,19215月,第58頁。

                         

                        (121)梁啟超:《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1923),《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43頁。

                         

                        (122)梁啟超:《什么是新文化》(1922831),夏曉虹輯:《〈飲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906頁。王奇生注意到,新文化運動這一名詞流傳開來后,對于什么是新文化,知識界競相加以詮釋,卻沒有形成大體一致的看法。王奇生:《新文化是如何運動起來的——以〈新青年〉為視點》,《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第37頁。

                         

                        (123)許崇清:《今后思想家當取的針路》(1920430),許錫揮編:《許崇清文集》,中山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45-54頁。

                         

                        (124)桑兵:《新文化運動的緣起》,《澳門理工學報》2015年第4期,第6頁。

                         

                        (125)王正之:《評〈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建國月刊》第2卷第5期,19303月,第74-80頁。

                         

                        (126)溝口雄三:《另一個五四》,溝口雄三著,小島毅主編,孫歌等譯:《中國的思維世界》,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18頁。

                         

                        (127)胡適:《新思潮的意義》(1919111),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第1卷,第691-700頁。

                         

                        (128)《于鶴年致胡適》(19221016),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上,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167頁。

                         

                        (129)楊鴻烈:《為新青年社的老同志進一解》,《晨報副刊》第2324期,1924234日,第1版。

                         

                        (130)胡適:《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1929119),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第21卷,第440頁。

                         

                        (131)錢穆:《回念五四》(19505),《歷史與文化論叢》,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341頁。

                         

                        (132)戴季陶:《文化運動與勞動運動》(192051),唐文權、桑兵編:《戴季陶集》,第1216頁。

                         

                        (133)毛澤東:《致陶毅信》(19202),《毛澤東早期文稿》,第418頁。

                         

                        (134)毛澤東:《致羅璈階信》(19201125),《毛澤東早期文稿》,第498頁。

                         

                        (135)毛澤東:《發起文化書社》(1920731),《毛澤東早期文稿》,第449-450頁。

                         

                        (136)奚湞:《共產主義之文化運動》(1923222),《新青年》(季刊)10卷第1期,19236月,第118頁。

                         

                        (137)陳獨秀:《思想革命上的聯合戰線》(192371),《陳獨秀著作選編》第3卷,第102頁。

                         

                        (138)屈維它(瞿秋白):《自民治主義至社會主義》,《新青年》第10卷第2期,192312月,第79-102頁。

                         

                        (139)鄧中夏:《中國現在的思想界》(19231124),《鄧中夏全集》上,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88-291頁。

                         

                        (140)周策縱曾注意到,五四事件后那幾個月中,新知識分子在思想上和行動上都產生了巨大的分裂,形成左派自由主義者研究系等派別。余英時也注意到當時陳獨秀領導下的左翼,與北京以胡適為首的自由派右翼之間,產生了分裂。周策縱:《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第304頁;余英時:《文藝復興乎?啟蒙運動乎?——一個史學家對五四運動的反思》,《五四新論——既非文藝復興,亦非啟蒙運動》,第13頁。

                         

                        (141)張蔭麟:《論入井運動》,《清華周刊》第24卷第5號,1926326日,第8-9頁。

                         

                        (142)王無為:《文化運動之障礙物——學閥》(1920729),《新人》第1卷第4號,1920年,第3-8(文頁)

                         

                        (143)楊鴻烈:《為新青年社的老同志進一解》,《晨報副刊》第2324期,1924234日,第1版。

                         

                        (144)例如梁漱溟的主張與陳獨秀、李大釗等基本上在同一路線上并行,只不過同時又有對立,正因這種對立,故其在新文化運動的敘述中不是被忽視便是被當成反動派。詳見溝口雄三《另一個五四》,《中國的思維世界》,第618-644頁。

                         

                        (145)吳宓:《論新文化運動》,《學衡》第4期,19224月,第5-6(文頁)

                         

                        (146)《于鶴年致胡適》(19221016),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上,第167頁。

                         

                        (147)孫中山:《致海外國民黨同志函》(1920129),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5卷,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210頁。

                         

                        (148)汪原放:《亞東圖書館與陳獨秀》,學林出版社1983年版,第43頁。

                         

                        (149)孫中山:《三民主義·民族主義》(1924),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9卷,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243頁。

                         

                        (150)周策縱:《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第472-477頁。

                         

                        (151)總裁(蔣介石):《哲學與教育對于青年的關系——三十年七月九日對青年團中央干事會與監察會議訓詞》,《訓練月刊》第3期,1941年,第1112頁。

                         

                        (152)賀衷寒講,雷雨田記:《新生活運動之意義》,《中國革命》第3卷第9期,1934年,第20頁。不過,后來也有國民黨及一些與之相關的讀書人,特別強化五四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的關系,甚至說是國民黨領導了這一運動。參見羅志田《歷史創造者對歷史的再創造——修改五四歷史記憶的一次嘗試》,《四川大學學報》2000年第5期,第92-101頁。

                         

                        (153)胡適:《致藍志先書》(1919124),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第1卷,第96頁。

                         

                        (154)《我們的宣言》,《時事新報》,192011日,第1張第1版。此文未署名,當是主編張東蓀執筆,代報紙同人立言。

                         

                        (155)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岳麓書社1986年版,第401頁。

                         

                        (156)蔣百里:《致任師書》(192072),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11-912頁。

                         

                        (157)茅盾:《五四運動的檢討——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會報告》(1931),《茅盾全集》第19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238頁。

                         

                        (158)《學燈欄宣言》,《時事新報·學燈副刊》,192011日,第4張第1版。

                         

                        (159)參見周月峰《激進時代的漸進者——新文化運動中的研究系》,博士學位論文,北京大學歷史系,2013年,第236-240頁。

                         

                        (160)當時有人認為:五四六三以后,全國學界,幾以北京學界為中心,而北京學界則又以北京大學為重鎮。因其學程既高,人數亦眾,年來一切文化運動,無論有形無形,莫不以東中西三院為其策源地。平心:《北大學生議決罷課》,《申報》,192037日,第2張第7版。

                         

                        (161)《婦女·青年·勞動三個問題》(費哲民致陳獨秀),《新青年》第8卷第1期,19209月,第3(欄頁)

                         

                        (162)孫中山:《致海外國民黨同志函》(1920129),《孫中山全集》第5卷,第210頁。

                         

                        (163)郭沫若:《海外歸鴻》(1921116),《創造》(季刊)1卷第1號,19225月,第11(文頁)

                         

                        (164)伍啟元《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概觀》一書較早對新文化運動進行了系統研究,他的敘述便深受鄧中夏的影響,將實驗主義與馬克思的唯物辯證法作為新文化運動中兩種同樣重要的科學方法,將現代中國學術思想簡化為文學革命運動、實驗主義的引進、辯證唯物論的引進三階段。從這一視角出發,對科學表示懷疑的張君勱、梁啟超、梁漱溟則成了新文化運動的敵對方。于是,由他們代表的東方文化之重新提倡,是新文化運動之外的學術思想之變革”(伍啟元:《中國新文化運動概觀》,現代書局1934年版,第6-11174)。兩年后出版的陳端志《五四運動之史的評價》一書雖幾乎全本伍啟元,但與伍將東方文化的重新提倡放在“新文化運動”之外不同,將其與“西洋文化運動”都納入了新文化運動之中(陳端志:《五四運動之史的評價》,生活書店1935年版,第320-333)

                         

                        (165)瞿秋白:《文化運動——新社會》(192036),《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1卷,第69頁。

                         

                        (166)曹聚仁:《五四運動》,《文壇五十年》,東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118頁。

                         

                        (167)周予同:《過去了的五四(193045),中學生社編:《史話與史眼》,開明書店1935年版,第72頁。

                         

                        (168)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序》,王汎森等著:《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張灝院士七秩祝壽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3頁。

                         

                        (169)楊鴻烈:《為新青年社的老同志進一解》,《晨報副刊》第2324期,1924234日,第1版。

                         

                        (170)彭康:《五四運動與今后的文化運動》(19285),楊琥編:《民國時期名人談五四:歷史記憶與歷史解釋(1919-1949)》,第177頁。

                         

                        (171)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8頁。

                         

                        (172)錢鍾書:《中國詩與中國畫》,《七綴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版,第3-4頁。

                         

                        (173)徐志摩:《歐游漫錄——西伯利亞游記》,韓石山編:《徐志摩全集》第2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0頁。

                         

                        (174)溝口雄三:《另一個五四》,《中國的思維世界》,第618頁。

                         

                        (175)“費先生的主張見匡僧《讀新青年雜志第六卷第一號雜評》,《時事新報·學燈》,1919315日,第3張第3版;穆姑娘的討論見魯萍《德先生賽先生之外的關懷——穆姑娘的提出看新文化運動時期道德革命的走向》,《歷史研究》2006年第1期,第79-9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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