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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史 【字體:

                        瞿駿:老新黨與新文化——五四大風籠罩下的地方讀書人

                        作者: 文章來源:《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2017年第1期 更新時間:2017年08月29日

                        摘要:1920年代,當五四大風在各地蔓延時,地方讀書人無論其自覺或不自覺,愿意或不愿意都處于其風勢的縈繞與影響之中。在諸多讀書人中除了與新文化一拍即合的邊緣知識青年外,另有一個重要群體即由清末新黨轉化而來的老新黨群體。老新黨本是些新人物,忽然不新了。這種尷尬而復雜的狀態讓他們對新文化既不得不適應,又會有強烈的排拒。考察他們與新文化的互動能為五四大風的起源、擴散與影響提供更為豐富的歷史面相,同時也能借此來理解作為清末延長線和國民革命既存狀態的五四運動。

                         

                        關鍵詞:老新黨/新文化/五四/地方讀書人

                         

                        五四運動是一個已有無數研究的大題目,但迄今仍不乏進一步的討論空間供研究者騰挪深入。近十余年來對于此課題研究的推進,在筆者看來大致有兩種趨向值得注意:

                         

                        一種是重審政爭史的趨向。在此趨向下,這一時期的政潮、學潮、民潮和思潮是如何運動起來的成為此研究趨向的中心問題。王奇生、馮筱才、鄧野等學者都圍繞這一中心問題做了非常出色的研究。他們的成果充分證明了在這場運動背后存在諸多政治、經濟與文化上的控制和操弄力量,這些力量間的纏斗、博弈與爭奪雖然隱晦在幕后卻異常激烈,遠遠超過以往史學界研究的簡單認知。

                         

                        另一種是將思想史與生活史聯結考察的趨向。此趨向關心的是五四大風帶來的新思想究竟是如何進入地方社會的,它如何改變了當地讀書人乃至一般人的觀念和認同,進而新思想怎樣與他們的生活世界互動等重要問題。

                         

                        無疑,這兩種研究趨向均提示著五四研究進一步深入的可能性,這體現在:五四自有來源于共產黨、國民黨和其他各家所詮釋的獨特意義,但這些意義大多并非是從五四的歷史過程中自然生長出來的,而是各種政治、文化力量為論證自身的合道性而層層疊加上去的。雖不能簡單地將這些意義命名為歷史神話,畢竟它們都或多或少揭示并解釋了五四的歷史過程,但對照上文提及的兩種研究傾向,其至少有兩大局限:一個是過于強調和關注五四的獨特,而忽略了五四其實既在晚清的各種延長線上,又是日后國民革命乃至共產革命無法繞過的既存狀態,因此必須在三十年乃至六十年的歷史過程中考察五四,當然這種長程考察并不意味著簡單地前后連接和彼此附會。另一個是五四的“獨特”衍生出五四新人物與新思想的“獨尊”和“放大”。“獨尊”和“放大”使得五四的思想系譜與人物臉譜往往顯得簡單而干癟。盡管十余年來有許多出色的研究使其豐富立體了許多,但仍嫌不足。這特別體現在清末民初那些半新半舊、似新實舊、不新不舊的人物和其思想仍較少得到關注,正如夏濟安所說:“光與暗一類的對比恐怕永遠也道不全那個時代的真意,因為光暗之間還有無數深淺的灰。好比暮色里藏匿著鬼影、私語、異象與幻影,稍不注意,它們便消逝在等待黎明的焦躁中。”③

                         

                        因此如何處理這批人物和其思想與五四的關聯互動就成了一個以往討論較少,但又饒有趣味的論題。其中一類就是被稱之為老新黨的那批讀書人。這里先要對老新黨這個概念做一簡單梳理。

                         

                        老新黨的提法源自新黨新黨一詞又與康黨密切相關。1895年后清廷變法,康有為的弟子與康的支持者被反對人士歸類于康黨。康有為等則將康黨一詞視之為反對派強加于他們的惡謚。戊戌政變后,康有為一系自歸其類為新黨,轉而在其主辦的報刊中試圖強摁一切與之意見不合者入舊黨之列,以期占領以新凌舊的制高點。1903年左右廣東、浙江等地革命黨大起。他們除聯合會黨在帝國邊陲頻頻發動起義外,還紛紛往東京、入上海、赴南洋做志士乃至烈士,為爭奪話語權與實際利益,屢與康有為一系大起沖突。“革命黨”為顯示其更“新”,遂亦自命為“新黨”,而徑自改稱康有為一系為“保皇黨”或“老新黨”。④此為清末的大致情形。

                         

                        進入民國后新文化大潮涌動,胡適、錢玄同諸公一邊在文章中壓抑清末新學,以凸顯自身做的是前無古人之工作,一邊又屢屢稱曾樸、王照等人為老新黨,以展示他們的趨新源來有自。因此常惹起這類被強行歸入老新黨諸公的憤憤之感,常期盼有一群新新黨出現來反制胡適等人。1920年代末,新新青年果然將胡適、魯迅等也歸入老新黨,甚至是三代以上之人”⑥,足見老新黨為一變動不定之稱呼,頗能映射近代中國新舊隨時更易之形勢。但撇開名稱,究其實際,則自清末開始一直到1930年代,老新黨確為一股對國家和地方都有大影響的重要勢力。比如張謇、張元濟、黃炎培等就是有全國影響力的著名老新黨,在地方上則活躍著更多名不見經傳的老新黨。他們基本都“食科舉制度之賜”⑦,但功名實不甚高,一般限于秀才、舉人,偶有進士。這些人基本未能有黃炎培一樣的運勢從地方攀上省界精英和全國精英的門檻,但在地方上他們還是頗有號召力的。這批人的相似經歷是都在清末的時勢推動下走上了趨新之途,一般很愛讀《清議報》《新民叢報》《國風報》等報刊,熱烈地崇拜過梁啟超等清末名士,在地方上亦曾借新政顯過身手,如舉辦新學、參與憲政、籌備地方自治等,同時又有一定的舊學根底。謝覺哉就曾為湖南寧鄉老新黨的特點做歸納,說他們“本是些新人物,忽然不新了”⑧。

                         

                        這是一句頗值得玩味的話,提示我們:在五四那個大時代中,除了最主要和最高的那個思想層次,也有地方讀書人的那個思想層次。五四大風如何在地方四處蔓延?在蔓延的過程中地方上與五四大風競爭或競合的力量有哪些?如何展現?這些問題均需重新來梳理和解釋。本文就主要以地方老新黨為切入點,以地方讀書人與五四大風間的交纏關系為中心對上述問題做一個初步討論。

                         

                        一、五四大風何以蔓延

                         

                        對于五四大風蔓延的原因,從歷史因果來分析,其風勢起于清末以降人心、思潮和社會條件的巨大變化;大風中心位于學生云集的北京和報館、出版機構林立的上海;其鼓蕩來自胡適、陳獨秀、蔡元培、李大釗等具有全國影響力的巨型知識精英。但一場大風若要有持續的擴張態勢和膨脹能力,則不能缺少來自四方的眾聲呼應。這些呼應的主體首先是那些介于上層讀書人和不識字者之間、但又想上升到精英層次的邊緣知識青年,對此前賢有相當多的精彩論述,在此不贅。不過邊緣知識青年的興起雖然非常重要,但同樣值得注意的是民國肇建后,可能與新文化主流勢力相競爭的幾種集團性力量的持續衰落,且這些力量之衰落未必起始于同新文化競爭,而是有著從民國建元開始自身的發展邏輯。

                         

                        這幾種集團性力量按梁啟超的分類大致為舊官僚、舊革命黨與舊立憲派。李大釗將之區分為軍權系統”“政治系統中的溫和系統政治系統中的激進系統。在李氏看來洪憲皇帝之威靈敗亡后,軍權系統驟失其中心而呈崩離之象,不能復反于壯盛”(11),由此可能與新文化主流勢力相競爭的有以孫中山、汪精衛、戴季陶、胡漢民、章太炎、章士釗等為代表的舊革命黨即民黨勢力,以梁啟超、康有為等為代表的舊立憲黨勢力和以林紓等為代表的清末文學名士之勢力。

                         

                        以民黨勢力論,吳芳吉(1896-1932)1913二次革命的緣故已認為:彼革命元勛,及一般偉人,皆民賊也。”(12)征諸其他讀書人的材料,這種革命元勛實為民賊的看法在他們的言論中比比皆是。呂芳上就指出:二次革命后……革命黨人與暴民兩個名詞的含義,幾乎等同。”(13)

                         

                        到了五四時期,民黨雖然有辦報、設刊、交好新文化同人的努力,但除了個別人物外,似并未改變當時讀書人對民黨的整體觀感。(14)1919年浙江一師的學生陳范予因孫中山致電徐樹錚多有拍馬,就感慨道:!中山!你也算革命的人物,是卓卓的人物,你豈還要求勢力,和賣國賊交口。這真不值得至極了!無他!這是頭腦烘烘的緣故!”(15)1920年吳芳吉讀了汪精衛發表在《建設》上的文章后說:回憶十年以前,在《民報》所讀他的文章,與今日再讀他的文章,其所生感想,判若天淵;又說民黨中書生似覺胡漢民較為健拔,汪精衛與章行嚴則毫不長進,且有退化之勢”。(16)1922年吳氏的議論矛頭指向章太炎,說其是惟小學可稱,何有于文”(17)1921年郭沫若游覽完西湖的革命烈士祠后則揶揄道:參拜了一些英雄英雌的墳墓,沒有感受著多大興趣便折回旅館去。”(18)1922年陳獨秀更直接說國民黨在廣東以外之各省人民視之,仍是一爭權奪利之政黨,共產黨倘加入該黨,則在社會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會),永無發展之機會”(19)。這些都可看出1911年革命后十余年間民黨在人心中是何位置。

                         

                        以清末的文學名士而言,1915年身處溫州瑞安的張棡(1860-1942)就說:林紓之文筆太冗長可厭”!“近竟稱雄于小說界”!“然皆文過其質,可以驚心悅目者,則寥寥也。因此張氏認為林氏在清末譯書尚可,但后來所譯之小說皆無佳處而近來震其名者,林書出即崇拜之,絕不察其內容如何,宜乎小說之價格日低也(20)這種說法較之胡適所說琴南早年譯筆還謹慎,不像現在的潦草早了大約五年。(21)在無錫一隅的錢基博除了認為林紓不曉時變,姝姝守一先生之言外,亦不滿林紓與北洋軍人魁桀,盜國之鈞”——徐樹錚走得太近,說:“徐樹錚軍人干政,時論不予;而紓稱為儒將,或者以莽大夫揚雄《劇秦美新》比之,惜哉!”(22)從張棡、錢基博等對林紓的評價可見連地方老新黨都對林紓的行事與文字相當不滿,何況邊緣知識青年乎?

                         

                        而且林紓雖然經常發表攻擊新文化的文章,但是若從地方讀書人的閱讀來看,這些文章的接受度并不算高。無論對《新青年》認同或反對,新青年三字至少頻頻出現于地方讀書人的筆端。相比之下,發表林紓文章的報刊和林氏著作如《公言報》《新申報》《畏廬文鈔》等在筆者所見的地方讀書人的記錄里幾近全無痕跡。而僅1919年《每周評論》第17號上轉載的反林氏的文章有1416篇之多,據此有論者稱對林紓批評幾乎形成全國性的言論圍剿”(23)

                         

                        全國性言論圍剿之說實略嫌夸張,但至少說明在五四大風興起的同時乃至更早,曾紅極一時的林紓既不能憑借報刊之力擴大其聲光,又與原本甚相得的出版機構如商務印書館之關系日漸冷落。同時自1913年林氏被迫從北大辭職后,他在吸引邊緣知識青年最重要的空間——大學里失去了位置,以致其反新文化時,所能倚仗之人物不過是一隨時可被北大退學的學生張厚載。更要命的是作為一前清舉人,其因功名的限制,在代表新文化對手方的資格上就輸人一籌。(24)因此表面上看林氏乃反新文化的一大主力,但實則影響極其有限。錢基博曾指出:胡適之學既盛,而信紓者寡矣。”(25)其實不必胡適之學盛信紓者已寡也。類似的情形同樣表現在梁啟超、康有為等舊立憲一派的形象與口碑上。

                         

                        1929年朱希祖曾為梁啟超生平作一總結。在朱氏看來:一方面,梁啟超創《新民叢報》,余個人及全國志士皆受其振發,頗多影響,此不可不推為有功之人;但另一方面,其在民國時代,一入政界,時而黨帝制,解散議會;時而黨革命,推翻帝制。其后,又排斥革命,依附北洋軍閥。此則其最不滿人意者(26)

                         

                        朱氏對梁氏有功之處和進入民國后的不滿人意之處清晰地反映在張棡等地方老新黨對梁氏的印象變遷里。在清末梁啟超是這些趨新人物的崇拜對象。張棡看《新民叢報》,會說是報均系梁任公主筆,議論精警,識見透到,洵中國近來報界之巨擘,細閱為之愛不釋手。讀《現今世界大勢論》和《滅國新法論》,則認為兩書是痛切之談,可以讓石人下淚”(27)!讀《新中國未來記》,張棡覺得此書尤有無窮新理,不得與尋常小說一例觀也。閱《德育鑒》,則以為其字字皆切理饜心,發人猛省,洵保粹之興奮劑也。而看到《大陸報》上攻擊梁啟超和《新民叢報》的文字,張棡會不屑地認為這些言論“語皆皮毛,不足損梁氏之價值也”(28)

                         

                        但入民國后梁啟超的影響力發生了不小變化。這種變化首先體現在梁氏的政治形象上。讀書人在民國和在清代參與政治的最大區別是:清代讀書人參與政治有其作為的路徑與準則,至少不會輕易動自己來做皇帝的念頭,而共和時代講民權,于是人人皆有總統之望,這意味著人人都有踏民意之階梯通向高位,甚至爬到頂峰之可能,梁啟超對此既不能免俗,亦恐怕不乏此雄心。(29)因此梁氏參與政治說是想化官僚,但結果終是官僚化,這直接影響了梁氏的政治形象。(30)張棡在1915年底看到《申報》上登載的梁啟超辭職消息后就說:

                         

                        見參政梁任公有辭職之表,駢四儷六,頗見高尚。然共和立國本非任公平素宗旨,而幡然出山,受袁氏之爵祿,已未免貶其豐節。此次為國體變更,違其言論,因之托病辭職,雖較楊皙子、劉師培等識高一籌,然視其師康南海之超然遠引,則抱愧多多矣。(31)

                         

                        這段話說明在親歷從清末鼎革到袁氏稱帝這一過程的讀書人眼里,不同世代之人大概看法迥異。新青年中不少人執著于帝制到共和的國體進化而對梁氏反對帝制的態度拍手稱快,卻未必細察梁啟超只問政體,不問國體之宏文究竟說了些什么。(32)年紀更大一些的老新黨則沿用士大夫要有值得敬仰和效法的人格為標準考量梁氏的行動(33),于是梁啟超關于國體問題的曖昧表達不但在老新黨處難得肯定,反而被視作他進入民國干了政治后,時而黨帝制,又時而黨革命的詭譎表現。康有為即說:生戊戌以來,以保皇自矢;迄事勢稍變,生遂賣疇昔所主以迎潮流。癸丑,生贊袁氏,違叛民意。迄袁氏積怨已深,又賣袁氏,貪天之功為己力。”(34)如果說康有為是因師生之嫌隙而作過分之詞的話,那么章士釗是先認同梁氏為富有主義之政家大黨,無貶節喪義之嫌,然后特別指出:

                         

                        世之抵排梁先生者,仍嗷嗷不已。而其說傾巧善陷,一若足以動庸眾之聽者,何也?嗚呼,如是者有本有原,則梁先生入民國來,一言一動,俱不免為政局所束縛,立論每自相出入,持態每卼臲不寧,實有以致之然也。夫當共和立國之日,身為輔導共和之人,而乃不恤指陳共和之非,其言又為一時所矜重,豈有不為人假借遂其大欲之理,殆既見之,則又廢然。此四年間,觀其忽忽而入京,忽忽而辦報,忽忽而入閣,忽忽而解職,忽忽而倡言不作政談,忽忽而著論痛陳國體,恍若躬領大兵,不能策戰,敵東擊則東應,西擊則西應,蒼黃奔命,卒乃大疲。蓋已全然陷入四面楚歌之中,不能自動,而與其夙昔固有之主張,相去蓋萬里矣。嗚呼,補苴之術,豈可久長,有謀而需,乃為事賊,梁先生自處有所未當,八九歸諸社會之罪惡,即過亦為君子之過,誰肯以小人之心度之,惟以其人于中國之治亂興衰,所關甚切,如是之舉棋不定,冥冥中墮壞國家之事,不知幾許。(35)

                         

                        因此在第一次復辟里,一方面開歷史倒車的稱帝給新青年們帶來大失望,另一方面梁啟超因其多變和善變而給民初仍舊存在的士林帶來了不少口誅筆伐之資。此時反倒是康有為以其一以貫之的反袁表現而頗得士林,甚至新青年的贊許。(36)常熟的前清進士徐兆瑋就認為康有為較梁任公輩葬身政客生涯中終高出一籌”(37)。毛澤東好友張昆弟則在日記中說:康氏素排議共和,今又出面譏帝制,真所謂時中之圣,斯人若出,民國亦之幸矣。”(38)

                         

                        到兩年后的二次復辟,康有為和梁啟超都因介入甚深而在政治上大大失分。從此師徒二人不要說在新青年處,即使在老新黨那里都基本失去了清末發言輒能攪動天下人心之地位。張棡就說:

                         

                        復辟之事已聲銷影滅,張勛辮子軍潰散,康有為逃遁,張勛亦遁……!視國事如兒戲,置一君如弈棋,而其病皆由希榮求寵而來,吾不為張勛惜,吾竊為數十年好為經濟,自命圣人之康南海惜也。段祺瑞討逆文,洋洋數千言,聞是梁任公筆墨,以最相契之師弟,忽反顏而為仇敵,亦儒林中之怪現狀也。(39)

                         

                        這段評點一方面說明康有為參與復辟事之甚不得人心,亦甚不合時宜,(40)但另一方面也映射出地方讀書人對以公開檄文謝本師,以通電諷刺康氏的梁啟超也并無好感。他們與用后躋馬廠元勛列詩句諷刺梁氏的陳寅恪遙相呼應。在陳氏看來通電詆及南海,實可不必,余心不謂然”(41)。這種心不謂然的緣由當然很復雜,但有一點與第一次復辟類似,即不謂然于梁氏實際參與政治后的不斷反復

                         

                        因為行動的反復叵測和詭譎的時勢不予,進入共和后,梁啟超和康有為的干政治實都不太成功。康、梁在政治上的不成功又直接影響了他們在文化運動上的影響力。

                         

                        1918年張棡讀康有為的《共和平議》,說此書雖然多詆共和之謬,民國之亂,頗覺悚惕人心,但聯系康有為的實際政治表現,則自復辟變后,頗不滿于人意,由此言雖切,恐不能如《清議報》《不忍雜志》之可以鼓勵人也(42)同樣,梁氏主辦的報刊魔力也在減退。1902年周作人在南京江南水師學堂讀《新民叢報》是看至半夜,不忍就枕”(43),到1915年楊賢江在浙江第一師范雖然仍讀《新民叢報》,但已是閱《新民叢報》三頁而寢寢前閱《新民叢報》數頁”(44),已不見周氏十幾年前的心潮澎湃。同年,張棡看《大中華雜志》直接發議論說:

                         

                        是報亦梁任公主任撰述,論述宗旨與《庸言報》相仿佛。惟內載藍公武所撰《辟近日復古之謬》一論,直謂禮節孔教皆為今日不急之務,議論乖謬,形同狂吠,中國有此等謬論,令人讀而發指,而梁任公公然選之登報,吾不知其是何肺肝也。(45)

                         

                        作為僻處溫州鄉間的讀書人,張棡有此疑問十分正常,因為他不知道藍公武與梁啟超關系十分密切,被稱為梁氏門下三少年之一。不過即使張棡清楚二人交情,同樣是趨新文字,出現在清末梁氏主持的報刊里時被張棡等如饑似渴地閱讀,而到民初則被質問成是何肺肝,足見其吸引力的降低。

                         

                        當然相較康有為,老新黨們從清末開始一路更受梁氏文字之哺,受其振發,頗多影響”(46),因此對梁氏的著述總有一種抹不去的情結在。這或也是1920年后梁氏的部分作品仍受人矚目,銷路暢旺,為地方讀書人所閱讀的原因所在。但這些作品要么是《中國歷史研究法》《清代學術概論》等談國史、論學術的書,要么是所謂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討論”(47),按照鄭振鐸的說法是進入了謹慎的細針密縫的專門學者的著作時期”(48)。而梁所著的那些試圖吸引新青年的政論與時論則似有一定影響,卻無法拓展出清末時的巨大聲勢。這表面上源于梁啟超此時“拋棄了他所自創的風格而去采用了不適宜于他應用的國語文之故”(49),但深層的原因則如舒新城所言:梁先生等握著南北的兩大言論機關——北京《晨報》及上海《時事新報》!——鼓舞著一般青年,同時也想把握著一些青年,以期造成一種新的勢力。不過他們對于新文化之努力,不完全是由于內心苦悶所發出的呼號,而有點因緣時會,所以在言論上是附和的,在行為上則不大敢為先驅。這不是他們有意如此,是被他們的士大夫集團先天條件規定得不得不如此。”(50)

                         

                        舒新城作為梁氏集團的大將,對于自家圈子士大夫特質的把握相當準確。正是因為梁氏自己和其左右難脫這種特質,同時他們的實際行動又經常悖離這種特質,這種吊詭的情形遂使得梁啟超和他的朋友們難以達到讓新文化運動另起爐灶或別建正統的目的。(51)

                         

                        總之,無論是民黨勢力,還是以康梁為代表的前清立憲黨勢力,或是林紓等為代表的清末名士勢力,他們自民國建立后都給時人造成了和現實政治撇不清關系的污濁形象。誠如李大釗所說:溫和、激進二派,所以日即銷沉者,一以系統中之分子,泰半皆為專門政治的營業者,恒不惜以國家殉其私欲與野心,此種行為,漸以暴白于社會,遂來[]國民之厭棄;一以其為專門政治的營業者,故其所為,毫不與國民之生活有何等之關系,因而無國民之后援。”(52)

                         

                        這段話正充分提示著五四新文化崛起的背景正是由于民國建立后政治問題持續地難以解決,遂轉向全盤文化問題的解決,同時也點明了五四是以文化運動的方式來澄清政治,造社會的特殊面相。

                         

                        二、老新黨對新文化的適應

                         

                        在初步了解了五四大風強勢崛起的背景后,地方讀書人如何應對新文化骎骎乎來襲的局面就成了一個值得重新考察的問題。邊緣知識青年基本上是努力地在接受、傳播乃至利用新文化,相較他們,老新黨們的情形更加復雜,他們與新文化互動時會出現不少詭譎而多歧的歷史面相。

                         

                        五四大風無遠弗屆,無論讀書人本身的意愿如何,都要或有意、或無奈地對新文化做出適應乃至呼應。《小時報》上就說葉德輝晚歲之眼光線最注射新文化,凡海上著譯之籍無不搜覓入目,每于搦管時亦復羼入新名詞一二,其溶化力不在任公下”(53)

                         

                        連當年激烈對抗康梁新黨,殺人翼教的葉德輝都如此,曾是清末新人物,如今是老新黨的讀書人就更不可能與新文化完全絕緣。以張棡為個案,他身為國文教員,又在新學校教書,因此當新文化的各種因子如潮水般涌向地方上的學校時,他就不得不調整自己的教學和閱讀以適應這股潮流。

                         

                        從教學來看,191512月張棡即感到學校之課國文,與家塾則微有不同,因為學校科學多而功課雜,重普通不重專門,使第步趨桐城,講求義法,諷誦騷選,宗尚練詞。教者既無此時間,聽者亦不免厭倦似不若側重實用一邊,取其詞達理舉,可以得行文之常識(54)這段品評文字一方面源自張棡的文章趣味,但另一方面則明顯是由學校制度倒逼而來,其應對思路已不免和新文化主潮反對桐城文章,倡導語言文字實用之趨向暗合。1916年張棡更是應學生要求創作教育新劇,劇本用白話之體,內容為科舉時代教育腐敗,一老秀才聚徒講學,適丁科舉之廢,新學朋興,而老生不服調查,大起沖突,卒由提學使行文斥退,擇開通士紳數人,改良興辦學堂而后了結”。此劇后來雖然因“校長不大贊成,外界亦嘖有繁言”而作罷,但張棡此時仍在趨新之途可見一斑。(55)

                         

                        1920年五四大風漸漸席卷地方,張棡開始將一些古文翻為白話文來教授,他特別挑出元代逸出儒、釋、道三教之外的鄧牧《君道》一文譯成白話,以此來促學生古今的比較觀念”(56),這種挑選傳統中的異端入教材的做法與錢穆好友——“新青年朱懷天在無錫地方上的嘗試幾近一模一樣。

                         

                        為了教學之需要,張棡還研習過注音國語新體字,亦和同儕研究過國語注音事,還讀過商務印書館出版、范祥善編寫的《國音淺說》。不過當時浙江省派到溫州地區的國語演講員似各說各話,常令地方上的一線教員產生混亂。張棡日記中就說:葉君木青來校課國語。據其言論,聲母上十二字,應以入聲呼之,方合鼻音。與前月周蘧在瑞所教之音為平聲,又似兩歧。”(57)1923年張棡更進一步選擇了幾篇常識語體文作為中學生課本,不過他選擇的常識文仍不脫老新黨痕跡,文章出自《國風報》。(58)

                         

                        從閱讀來看,張棡雖不經常但會找一些新文化巨子最轟動和最著名的作品來讀,而且對他們的觀點不乏認同。如他從19209月中旬起開始讀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陸續讀到10月中旬止,大致可見他對于此書的興趣。盡管他評點《大綱》是信口誹謗,悍然反古,足見近日之思潮惑人深也,但另一方面他也覺得《大綱》取周秦、老、孔、楊、墨各學派,均以西洋哲學系統方法,條分件系,頗覺新穎(59)這種看法實已看到胡適此書最吸引新青年之處。同年他稱贊何仲英發表在《教育雜志》上談國文教育的文章義精而透。非深悉國文甘苦者,決不能道一只字,此君洵今之名手也”(60)。而何仲英的這些文章其實是對胡適名篇《中學國文的教授》的觀點呼應和內容拓展。(61)1923年他從《太平洋雜志》上讀到過吳稚暉的名文《新制宇宙觀與人生觀》,說吳氏思想議論頗恢詭奇辟可誦”(62)

                         

                        從張棡和友人的聊天討論中也能發現他對新文化并不陌生。夏承燾曾告訴張棡:西國羅素先生新來中華演說,其主張則勸中國宜以保粹為主義,新文化潮流總覺太急躁也。聽到這個消息張棡的反應是此說與杜威博士不同,足見他對流行西哲學說的關注。(63)

                         

                        更值得注意的是張棡對周邊新文化人物的態度是因人而異。1920年他讀朱隱青翻譯,刊登在溫州新文化代表刊物《新學報》上的《德謨克拉西主義》時會說詞甚精切,這自然和朱氏當時為其任教的溫州十中校長有關(64),但亦和朱氏治校有理學氣有關(65)1922年省視學來校演說,談到中學生須具有世界的眼光、練習組織的能力、科學的智識、強健的體魄和充分的自動力時,張棡也未表示反感,反而覺得其詞有系統,意含懇切,視學如此公洵有不負責任者也”(66)。這一點最明顯的反映是在他對于周予同和朱自清的不同態度上。

                         

                        周、朱二人均為典型的新青年。不過張棡對周予同的評價是:此等少年略拾胡適之、陳獨秀唾余,便自矜貫通教科,而語章總不免蹈輕薄之病,且崇奉胡、陳二人學說如金科玉律。噫!學風之壞,出此卮言,亦吾國文教之一阨也。”(67)而對于同樣上課頗注重白話的朱自清,張棡在1923年寫給朱氏的贈詩中卻形容為語翻科臼宋儒錄,還表示要名山著述吾衰矣,鹿洞從君學步趨。對另一位同事用新標點課《項羽本紀》,張棡亦贊其文搜馬史精標幟(68)盡管這可能僅僅是場面上的客套話(69),又或者是張棡大致能接受朱自清對傳統詩學的理解(70),卻不太能認同周予同反對讀經的激烈態度。(71)

                         

                        以上均可說明在五四大風的籠罩之下老新黨對新文化的適應,這種適應會時時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有不經意的顯現。如張棡見到他的舊門生,會認為二人皆肄業北京大學,不日可以畢業,真吾門后起之秀也”(72);聽到友人語純北音,會立刻想到尤為今日新設國語課本相宜”(73);看到學生翻譯的白話文也會覺得極暢達可喜”(74)。在他的日記中也會不時跳出幾個時新名詞,如擔心其子畢業后成為高等游民”(75),指責他人無意識之類。(76)

                         

                        不過行文至此必須強調老新黨們雖有延續清末趨新之路,努力適應五四大風的那一面,但就其整體表現而言,他們對于新文化的認同頗有限,更突出的另一面是他們對于新文化的排拒。這種排拒或表現為積極的反抗,或體現在消極的排斥,不一而足。

                         

                        三、老新黨對于新文化的排拒

                         

                        從老新黨對新文化的積極反抗這一面來說。他們經常會借日記、詩作等對與新文化有關的人和事進行直接的抱怨乃至謾罵。

                         

                        像張棡從1920年起就在日記中說《新青年》是擾亂文學界的怪物”(77);胡適、陳獨秀等是妄人”(78);蔡元培的字陋劣之至”!質疑他如何能躋身翰林之列?進而點評云:此君素負虛名,且久為北京大學校長,而書法乃如此丑陋。可見其平日胸無學問,徒仗空名,所以主張白話,推翻中文,迎合新青年心理,而終蹈欺世小人之轍也。”(79)

                         

                        192210月張棡寫的詩鐘里又有革新文體太矜奇萬般世態盡趨新等句。(80)19235月張棡的另一首詩里則說:時衰大道裂,學壞歧途趨。卮言日簧鼓,文字委溝渠……老夫性迂拙,久與世齟齬。經史稍涉獵,甘作蠹書魚。”(81)6月他為畢業生撰五古詩計四十八韻。在張棡看來這些詩于近日語體文,極意詆斥,不顧駭俗,亦猶骨鯁于喉,不得不吐之也(82)192512月張棡讀了溫州樂清讀書人陳電飛編寫的《潛龍讀書表》一書后,又寫成了《讀樂成陳氏〈潛龍讀書表〉書后》的長詩來痛訾新文化,云:

                         

                        近今學校盛,學子何莘莘。觀其所講貫,功課非不勤。

                         

                        問有心得否?讀如不讀云。畢業競出洋,勇可掣鯨鱗。

                         

                        數年賦歸歟,稗販東西文。魯莽譯外籍,新奇傲典墳。

                         

                        分布諸生習,儼為圭臬遵。頓教吾國粹,棄擲等埃塵。

                         

                        經史束高閣,論孟當芻薪。有書不必讀,讀此必多聞。

                         

                        況復逞怪誕,反古語齗齗。俚言當學說,謠諺師村民。

                         

                        青年飲狂藥,敬禮比河汾。校校皆讀此,聲勢哄如狺。

                         

                        恨不遇秦皇,盡付烈炬焚。永無謬種傳,庶可慰蒼旻。(83)

                         

                        徐兆瑋則在日記中直接說:自《新青年》提倡新體詩,潮流所及,波動一時,其實破壞文體,不值一粲也。”(84)接著徐氏連續引用他所讀報紙上對新體詩的各種冷嘲熱諷來作自己觀點的佐證。(85)劉紹寬的詩作里亦有泯棼世局已如斯,被發伊川早識之。異說乾嘉開鉅子,末流洪猛甚今時之類的句子。(86)

                         

                        除了日記、詩作之外,老新黨們也經常利用各種地方上的重要時刻如紀念日、學生刊物創辦、新文化人物到當地演講等,發表自己的言論或著述來顯示自己和新文化主潮對立的態度。

                         

                        1920年江蘇省立第三師范學生創辦學生刊物,邀錢基博寫發刊辭。錢氏就在文章中對新文化的兩個關鍵詞——“自覺解放做了一番特別的解讀,說:自五四運動以還,新思潮彌漫,自覺解放之聲,洋洋焉盈耳。曰:此歐化之所以日進無疆者也。’……孔子何嘗不言自覺’?何嘗不言解放’?‘克己復禮之謂自覺仁以己任之謂解放’……信道不篤者不能自覺,執德不宏者不能解放”(87)

                         

                        同年,錢基博在聽了杜威的演講后又寫長文抒發感慨,其中說:

                         

                        今日聽美國博士之言而稱道平民教育試驗主義者,異日聽德國博士、日本博士之言何不可以主張軍國民教育黷武主義也耶!何也?以其自我無意志,只隨人腳跟為轉移也。烏呼!自我無意志,只隨人腳跟為轉移。而國人今日遂不忠于所學,以學術思想為投機:今日國粹,明日新文化。其實不過揣迎時好,弋獵聲譽,作一種投機事業而已,非真有所主張有所研究云爾也。卒之隨波逐流,而思想陷于破產,轉徙流離倀乎如喪家之狗,莫適所屆。(88)

                         

                        19219月孔圣誕日,張棡在學校舉辦典禮時上臺演說,直接批評幾位同仁不懂孔學,言辭悖謬,亂發議論。進而發揮道:

                         

                        今日圣誕抱崇拜嚴肅主義,決不可離題發論,且孔教今已定為國教,其根本盛大絕無可以推翻地步。況中國諸帝王崇拜孔子不待言矣,既如胡元、滿清,以外人入主中國,亦于孔子無一毫非議。可惜近日國教不明,從夏變夷,以致凌替不振,更何可拾外人唾余揚波,而陷害國粹耶!(89)

                         

                        19229月在女子學堂開學式上,他又告誡臺下學生:萬勿自恃文明,蹈近來出洋女子放蕩之惡習,則自然身修家齊,而治國平天下一以貫之矣。若一味言愛國,而不先修其身,先宜其家,于父兄、夫婦之間道猶有缺,尚無論乎愛國耶。”(90)

                         

                        192210月,錢基博在江蘇省立第三師范的建校紀念日上說:

                         

                        民國六七年間,新文化者蜂起;其說:重創作而薄因襲;人生當向前進,不當向后瞻顧。信如是說,則世間種種紀念,均屬多此一舉;人類之歷史,亦將毫無意義!雖然,人生果可一意創作,而不事因襲;邁往前進,而不許向后瞻顧耶?曰:否!!不然!新知識者,從舊知識中融化而來。新人生者,從舊人生中脫胎而出。于舊知識之經驗中,汰除不適宜者,選擇其適宜者,斯為新人生。人生不能一日離經驗,即不能一日離舊文化。(91)

                         

                        就消極排斥這一面看,前述張棡尚還讀過《新青年》《中國哲學史大綱》等新潮書刊,在有些老新黨的記述中這類新潮書刊就要少得多,而有些則根本沒有任何新潮書刊的影子,他們有自己閱讀的選擇。

                         

                        他們選擇的第一類資源是各種古書、舊籍、野史筆記。在老新黨看來自己身處一個舉世赴新學,古籍等芻狗。千載四部書,掉頭不上口”(92)的時代,因此他們需要重新閱讀古書舊籍,并在閱讀過程中用抄錄、評點等形式曲折地表達自己與新人物相左的意見。

                         

                        像徐兆瑋讀《清癯生漫錄》會特別注意到中國前代女子已有自由權,然后追問誰謂中國古時婦女專以閉塞為事哉?”(93)讀焦循的《易余龠錄》,徐氏則趁機借其論斷提出八股文中的出挑文章實不遜色于新人物看重的漢賦、唐詩,乃是一代傳文自有真”(94)。張棡讀蔣瑞藻編的《新選古文辭類篆》,雖嫌其選文未免近濫,但仍以為當此國粹淪落之秋,則此書亦朝陽一鳳也”(95)。甚至他讀金圣嘆點評的《水滸》,也不忘批評一下新文化,說:金批實能條分縷析,爽人心目。近日妄人胡適、陳獨秀自詡別裁,用新標點法刊行《水滸》,而刪去金批,究其批評寥寥,亦無甚奧妙處,不值識者一噱也。”(96)

                         

                        第二類是他們認知中能為其提供反新文化資源的那些文章和書刊。1920年張棡讀到劉冠三(貞晦)發表在《時事新報》上的《新舊文商量》一文就說:語語中肯,又就《易》《書》《詩》各古義發明新理警告新青年,亦大有見地,此君真可愛才也。”(97)1922年張氏讀梁啟超的《清代學術概論》,亦聯系到新文化,說:是書于學術沿革,頗能言之了了,而議論亦和平可喜,不似新派之主張白話者,一味尊己而詈人也。”(98)同年有朋友贈送張棡《學衡》雜志第一期。他讀完后馬上認為中間評駁新文化及胡適之《嘗試集》,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可謂一壺千金矣”(99)。此后《學衡》就進入了他定期閱讀雜志的名單,基本不輟。不僅如此,之后與《學衡》立場類似的《文哲學報》《甲寅周刊》《國風》等亦被張棡不斷增補進其常購報刊之列。(100)1934年張棡見到柳詒徵時仍會強調:《學衡》、《國風》各雜志中議論,均切理饜心之作。”(101)

                         

                        和張棡相似,劉紹寬也與《學衡》上的文章頗為投緣,當他讀到《學衡》中評點進化論的內容就感到皆予數年前所欲言而不敢出者。蓋歐戰之后,歐洲學說變遷,始敢昌言而排擠之。自達爾文等說出,醞釀數百年,而成歐戰,創深痛巨,始覺其謬。而我孔孟之說幸未凘滅,或可因此而流入歐洲,普遍世界,此亦天不喪斯文之一征也”(102)。溫州平陽的王理孚則說他雖然與章士釗素不相識,卻極愛讀章氏文字,《甲寅周刊》停辦后惘惘如有所失”(103)。徐兆瑋到30年代還抄錄過《青鶴》雜志上痛罵胡適的文章,并認為雖詆諆不無太過,而評哲學史之謬則中肯”(104)

                         

                        在自己閱讀的同時,老新黨們會在自家朋友圈中傳閱寄贈反新文化的書籍,進而借用序跋、題詩、議論等形式形成一種對抗五四大風的意見傳遞和心聲共鳴。

                         

                        1917年掌溫州第十師范的姜琦寫了《中國國民道德概論》一書,劉紹寬為其做序道:自共和之說興,秦漢以來尊君抑民之制,論者皆咎之儒術,而府獄于孔子,欲盡廢其說以為快……至謂孔道為個人或家族道德,而非國民道德,書亦微辯其說……今世之奔走于國家社會者,吾見之矣。高掌遠跖,而羞言個人之道德,于其歸也,顛隮傾覆,亂國亡家相隨屬,是知圣賢之言,有必不可變易者。誠無庸騖新奇駭異之說,自喪所守以隨之,而終歸于禍亂也。且所謂新奇駭異者,第獵其枝葉,剽其膚澤,輒囂然以炫于庸眾,而于其根柢命髓之所在,則未嘗致察焉,是于新者無所得,而舊者盡所棄,不至率天下而陷于狂邪愚瞽不止也。”(105)這些話都明顯是針對著《新青年》中陳獨秀的《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等文章而發。

                         

                        19201月徐兆瑋的好友,一貫提倡復古讀經的孫雄(師鄭)完成了一本與新文化大唱反調的著作——《讀經救國論》。他立即寫信給徐氏說此書均為二十年中對病發藥之言。蓋今日種種詭異之學說、變亂之禍征,求之于群經中,皆有駁正之論,挽救之方,信乎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也……庶幾稍挽澆漓之俗乎?學生、教員為政潮所利用,可笑可憫,于鄰國何所損”?徐兆瑋回信說《讀經救國論》對病發藥,實為起死良方。惜憒憒者多,未足與言耳。到2月孫氏又寄來《讀經救國論》的樣本,請徐氏為書寫序、題詩。徐兆瑋讀后感慨:得讀《讀經救國論》樣本,語重心長,有關于世道人心匪淺也。”8月底孫氏寄給徐兆瑋兩冊《讀經救國論》樣本、徐氏收到后馬上轉寄給同儕好友陸枝珊和王葆初,并抄錄《讀經救國論》中的詩作,贊其用古如己出。在給陸氏信中,徐氏認為《讀經救國論》針砭近人,頗足發聾振聵……但與新思潮殊鑿枘耳。在給王氏信中則擔心此書恐與新潮流不相容也。不久陸枝珊回信徐兆瑋說《讀經救國論》援古論今,深具補偏救弊之心。惟值此新學潮流,堤防沖潰,所謂狂瀾既倒,非只手所能挽也。得此呼應徐兆瑋自然如遇知音,沒幾日,徐氏又特別將《讀經救國論》的正式印本轉贈陸氏,謂之“古調獨彈,不堪為新人物見也”。(106)

                         

                        同年錢基博給《無錫縣立圖書館鄉賢部書目》寫序言云:嗚呼!今日之新文化,日長炎炎,固所以策吾人之日進文明而為特殊化之社會力矣。然而先圣昔賢之所闡明者,在時賢或土苴視之,其在當日,何必不為特殊之新文化也。自巴氏特殊化植基于普遍化之說論之,則舊知必非與新知枘鑿,而汲古不深者,新知亦無自濬發。時賢如蔡元培、胡適之倫皆卓卓負時望,慨然引新文化為己任,何莫非學古有獲者也。蓋新文化云者,非唾棄國故之謂,而刷新國故之謂。”(107)

                         

                        而前文已述及的陳電飛《潛龍讀書表》一書,其書各序言的作者就包括了張宗祥、劉紹寬、符璋、呂渭英等一干溫州乃至浙江省內的大小老新黨。張宗祥在序言中特別指出:竊嘆國粹淪亡,雅道喪時,人汩于功利之淺說,失魂落魄,舉國若狂,士之生斯世,能堅己獨行,不為流俗所移者希矣。”(108)

                         

                        在閱讀的選擇和交流之外,這些老新黨中不少人占據著中小學教席,因此他們在平日教學亦會對新文化有所抵制。

                         

                        張棡經常會給師范學生出《忠孝節義由良知不由學術論》《女子學問以修身齊家為要說》《士立志尤貴立品說》《清明祭掃為人生根本之觀念說》《男兒愛國宜先愛本國文字說》《君子思不出其位說》等隱然與新文化作對的題目。(109)劉紹寬出的高小作文題目則基本都是《我之求學目的》《記蜂蝶》《拿破侖論》《春山觀云記》《平陽第一高等小學校舍記》《論平陽文化不及蘇杭一帶之故與所以補救之法》《中學生旅行來校寄宿記》《自述歷年在校所得之成績》等被新青年稱為變相八股之題。(110)

                         

                        同時,他們在對學生作業的批點中也會流露出否定新文化的態度。1920年左右錢基博就通過為一篇名為《儒家智識階級的同盟罷業》的學生作業做點評來表達自己對于學潮的看法:

                         

                        現在中國的學生罷學,受損失的,是學生自己的學業。教師罷教,受損失的,是受教學生的課業。在學生一方面說,自己罷學,是自暴自棄;在教師一方面說,既然不能制止學生罷學,自己反要罷教,是怠廢職務,是誤人子弟。照這樣說:究竟還是減損惡政府和惡社會作惡的勢力呢?還是墮損我們自己在社會上作善的能力和信用呢?……而今我中國的智識界,既然不能教人不作惡,自己又不肯向善,拼命的鬧罷學罷教,當做一件驚天動地大事業做。你道可嘆不可嘆呢!(111)

                         

                        初步梳理了地方老新黨們對于新文化的適應和排拒后,我們接著要問何以他們對新文化會表現出如此態度?這個問題需要從他們的觀念世界和生活世界兩個層面來進行考察。

                         

                        四、老新黨的觀念之滯與生活壓力

                         

                        從地方老新黨的觀念世界出發,他們的思想大致由兩個層次交錯結構而成,一個層次是以孔孟儒學為主體的傳統層次,另一個層次是他們曾醉心以求的清末新學。

                         

                        就第一個層次而言,地方老新黨自幼束發讀書,四書五經、八股詩賦是他們從小就讀得滾瓜爛熟的東西,其中不少人也都有或大或小的功名。因此他們時常會表現出對幼時舊學的一些眷戀,像1924年張棡讀舊日用功過的八股文集——《江漢炳靈集》,就猶覺青燈有味似兒時”(112)。他們也時常會依靠儒學倫理來評論世風(113),提出救世的藥方(114),更會用之以垂訓家人,維系親情。(115)

                         

                        不過這些眷戀、感慨、藥方和垂訓讀來雖然痛心疾首,觸人至深,但在1920年代卻大多變成為老新黨的自言自語,并不足以對強勢的五四大風構成真正的回應與挑戰。費俠莉(Charlotte Furth)曾指出:五四時期的保守主義者當中,沒有一位是全然生活在古老的中國里,他們也不準備以那些傳統提供的武器來護衛過去的傳統。”(116)其實不是他們不準備拿起傳統的武器,而是傳統的武器基本已毀在他們自己手中,實在拿不起來了。孔孟之道的傳統在清末已被老新黨自己用新學拆卸得支離破碎,成為了縷縷游魂,正如錢玄同所說:“孟()老爹的話,二十年前的梁任公已經將它駁倒。”(117)

                         

                        那么第二個層次——清末新學又如何呢?清末新學對老新黨的影響不可謂不大,在1920年代老新黨的思想中會時時顯現出清末新學的影響,并在有意無意中試圖以此來平衡新文化。像張棡編寫國文講義時就會習慣性地去找《國粹學報》,認為其中劉師培寫的《教育學史》《文學史》《名學史》諸篇,皆博大精深,可以作教科資料”(118);或者去朋友那里借林傳甲的《文學史》,配合自家收藏的《新民叢報》和古城貞吉與笹川郎的兩種《文學史》來做參考。(119)

                         

                        在教子課讀時,他并不挑選傳統的經書典籍,亦不選擇與五四新文化相關的讀物,而是特地撿出梁啟超《飲冰室文集》內的文章來誦讀。在張棡看來,近來在校諸生大半誦習西文,摸索科學,以陋劣鄙瑣之教科書為南針,以粗解之無之講師為圭臬。雖此種十余年前《(新民)叢報》中最流利之文,亦未能誦之增意味,何怪其讀古文、古書如嚼蠟耶!此可為世道深憂者矣。”(120)

                         

                        以上都可看出對老新黨來說清末新學確是其用之順手的觀念武器。但運用此種武器的尷尬在于:五四新文化和清末新學之間真有那么大的距離嗎?其實胡適等代表的新軌和梁啟超當年的舊軌有非常多的相似之處。金毓黻就說胡適、梁啟超皆新學巨子”(121)也。胡適也說:我們的成績完()是從……《新民叢報》等有系統、有興味的文章得來的。”(122)所以老新黨這種重拾清末新學的努力或許只不過是他們對其光輝歲月的緬懷和對新文化之敵意的放大而已。他們就像一列火車在原來的軌道上跑得太久,并不容易轉轍。他們崇拜的梁啟超等又是經常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戰,變化得太快,遂常導致老新黨們在觀念上常處于無所適從之狀態中。

                         

                        就實際生活世界而言,民國建立后有些老新黨雖不斷在日記、文章中自怨自艾,感嘆世風日下,時勢不予,但實際上他們在地方的各級議會、教育會、學校;各種局所、宗族產業、慈善機構中都大有勢力。丁曉先就指出共和以后,各地有所謂新紳士各地方的勸理員、教育界領袖、商會總董,大半受紳士的支配”(123)。因此他們很多是地方上的有實力者。而五四大風除了帶來觀念思潮的沖擊外,更重要的是和清末一樣,它又一次引發了地方實際權勢結構的轉移。如果說新文化運動前數年老新黨們和新青年是在觀念世界競爭的話,到20年代他們在實際生活中亦開始處于競爭之中,在這一競爭過程中老新黨憑借著其既有勢力尚不處于下風,在內陸僻地還占相當的優勢。有湖南常德第二師范的學生就描述當地情形說:

                         

                        我校在湘西要算最高學府了。湘西二十九縣的學生在此校肄業的很多。……但指導者不良——國文教員皆是舉人進士——學生常年讀的是《原道》……一類的文章,因為教員嫉惡白話文,所以學生也受了同化,左袒教員說白話文不好的人實在多的了不得!下面幾句話,是一個同學對我說了數次的:“……白話文嗎,我家里做工的都曉得那樣做;白話詩嗎,簡直不及那些耕田老唱的山歌。唉!”記得民國九年學校初次恢復,來的教員都是受過新文化洗禮的。有一個教員被學生氣極了,說一句我到這里來開荒的話。后來荒未開著半點,教員卻被學生趕跑了。(124)

                         

                        可是老新黨之勢力雖不像其文字中描述得那樣低落,但從長程趨勢看,1905年科舉廢除后考上大學,赴日本、歐美留學、進入全國性報刊已然成為讀書人掌握權勢的新原點。而地方上的老新黨恰恰在這方面處于劣勢。由此而倍感壓力。這種壓力在20年代初最突出地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是由全國性報刊塑造的輿論引發了老新黨形象的崩塌。20年代全國性的報刊如《小說月報》《學生雜志》等不少都掌握在新青年手中。其主辦者經常通過通信、問答等方式與全國乃至海外之讀者產生聯系,而在這些通信、問答欄目中老新黨基本都是以刁紳劣衿的面貌呈現在社會輿論之中。比如《學生雜志》就有各地新青年的來信,有的說:我是個中等學校才剛畢業的學生,現已入了社會的深處。想投身教育,教育卻被那些老學閥狼狽為奸的占領了。有的說:我鄉因交通不便,新穎智識難以輸入,所以到現在還是一班老學究和一般為虎作倀的墮落青年橫行直走,武斷一切。他們壓迫勞動界的手段,比前清的圣旨還要利害得多。”又有說:“我鄉有個如狼似虎的老學究,他到社會上專以淆亂是非、掠取人家的錢財為業。”(125)

                         

                        這些話看似是由通信、問答的形式表現出來,但通信與問答雙方均不容老新黨置喙和發聲,而是共同塑造了那些在地老新黨的不堪形象,此種認知一旦形成一種全國性的普遍認知,其對老新黨的壓力可想而知。

                         

                        第二,清末留學大潮興起后讀書人中已有西洋一品、東洋二品、中國三品之說。(126)1926年著名歷史學家何炳棣的父親何壽全就深有感觸地說:這種年頭,如不能出洋留學,就一輩子受氣!”(127)這些話說明當年老新黨能在地方上嶄露頭角,法寶大概有三,一是新政大勢,二是秉持新學,三是留日速成。而到20年代大勢已經不予,新學已成舊學,留日速成不及正規留日,更不用說抗衡歐美一派。更可怕的是若連留日速成的經歷都沒有,則境遇就更加尷尬。這在張棡身上表現得非常明顯。

                         

                        1921年張棡所在學校新到一位國文教員。據張說此人年僅十八九歲,新自東洋大學畢業回。別科學不得知,其對于國文必功夫淺薄,毫無經驗可知,而居然冒昧來十中任教,亦太視四甲學生之無常識矣。另一位老新黨說得更為激動,認為:此種乳臭子若能任教國文,則予等于國文直無須加以研究,雖足趾夾筆亦可以改削國文。”(128)但這些均只能是他們私下發的牢騷,并不能改變學校中新青年漸趨上位的現實。

                         

                        這一現實讓張棡哀嘆:仆自恨少年株守舊學,不解趨新,無東西洋留學之資格,為當道所契重,無北大、南大畢業之招牌,為同輩所傾襟,又無英算各科之新智識,為諸校生所景仰,而徒年年槖筆,白首依人,虛擁皋比,空談文字,鐘點甫畢,改課疊來,每值星期,總無閑晷,以有限之精神,困無形之鐘點,尋常之薪水,不能肥家,徒耗精力,垂老之光陰,負匕矢人,兩無所得。此中苦況,惟老于國文者知之,亦惟老于國文者能言之。”(129)轉過年去,當他看到校長選任教師時更悲哀地發現凡老年教授者,均不延聘,而新請者皆是新少年”(130)19248月張棡學校人事變動,但新校長選人的目標卻并不改變,要手持新文憑,能教新文化方能在此獲得一席之地。(131)

                         

                        而且從20年代初開始新文化已不再局限于同人的幾本雜志和幾套新的理論,其開始與政府權力密切掛鉤。白話文、標點符號、國音等都是在教育部部令的名義下加以推廣。這種態勢足令老新黨感到面對五四大風的無能為力。張棡就發現,校內新到國文同事兩人……均三十左右,年紀很輕,其所課白話居多近來教育趨勢,注重語體,舊課國文,幾如附贅,學生既不暇聽之,教者亦無從灌輸之,于是弟等老學究旅進旅退于其間,鐘點既稀,辛俸自減,入不足以肥家,出不足以糊口,真古人所謂雞肋食無味,棄可惜者也”(132)

                         

                        第三,老新黨不似新青年,有條件成為獨存于社會的個體,他有錯綜難離的家庭關系。面對五四大風,老新黨自己尚還能在一定程度上抱殘守缺,但其家人特別是子女一輩卻未必能理解他們的堅持,同時也不會遵從他們的想法來亦步亦趨地行事。錢穆就指出:“(中國)家庭的父兄長老早已失去他們指導子弟后生的權威。”(133)這一點徐兆瑋的好友孫雄就是個特別典型的個案。

                         

                        孫雄之女名孫炳鏞,孫氏向以舊法教之,讀四子書、《毛詩》、《左傳》及正、續《古文觀止》,而且孫雄因為深惡近日學校浮囂之習,所以不讓女兒入學堂,亦不令學洋文,甘為棄材,冀以保存舊道德。但讓他沒想到的是其女惑于報紙種種新學說,堅欲出外讀書或工作。孫雄屢次禁止約束,置若罔聞。到19299月其女留字數行,不別而行,這讓孫雄感到新學說、新潮流之誤人乃如此哉”!(134)徐兆瑋回信安慰孫氏,同時指出新潮之貽害,近見親友家中類此者已有數人禮教大防不足御狂流之湍急,此亦世運使然,非吾輩所能臆測也”。(135)這些話都可見老新黨們僅僅在自己的家庭生活中就已在面對五四大風帶來的巨大壓力。

                         

                        五、余論

                         

                        對于五四大風的理解若只從1919前后的幾年來看,大概能稍見明星讀書人的制造風勢,新青年的鼓蕩風勢與不少人的順風而行和被裹脅而行,而不太能見以下諸端:第一,若把五四放在晚清的延長線上,那么使得五四風勢強烈的動因除了那些目的論的解釋外,還有哪些?第二,若將五四與國民革命相聯系,那么這種聯系該如何更好地解說?而這些不太能見之處大概從老新黨與新文化的互動上能看到一些可能的線索。

                         

                        老新黨面對新文化時經常產生的感慨是潮流變遷,莫知所屆”(136),但這種莫知所屆的局面卻不由五四開始,而是由清末啟其端。政治、法律、風俗、信仰等等的無遵循從清末到五四一直在不斷綿延,這是一個波波相及的變化過程。從此意義上說五四風勢的強烈很大程度上源于清末新黨的分途。

                         

                        1919年羅家倫曾說:十年前的新黨,有幾個不是《新民叢報》造的;十年前的革命黨,有幾個不是《民報》造的?”(137)這句話有不確之處,革命黨除了由《民報》制造外,亦由《新民叢報》所制造,其真確之處在羅氏將清末新黨區別為新黨革命黨正提示著五四青年相當明了清末新黨的分途(138)新黨轉化而來的老新黨的無所適從相比,基本由革命黨轉化而來的五四巨擘們好像總是能在無遵循中找到他們的機會,立于潮頭而不倒。這批人如蔡元培、陳獨秀、胡適等常常一邊展示著當年發動革命和追隨革命的資本,一邊借國立北京大學和新式報刊掌握了更大的權勢,對青年的影響力曾煊赫一時。但他們對于北京政府和南方政府的政治影響實在有限。因此雖然他們作為一種集團性力量因其他集團性力量的同時衰落而顯得一枝獨秀,但卻只能選擇以“新”文化的方式來試圖收攏久已不在軌道的政治、法律、風俗與信仰。由此說來他們與老新黨緬懷中國傳統的政治關系、社會關系和倫理關系實在是一個硬幣的兩面。前一種努力面對的是一個只能畫出理想愿景,實際上卻不可能短時完成和由他們完成的任務,而后一種努力則面對的是那些已然不在,難以彌合的碎鏡與殘花,兩者看似對立,但其困惑一定會有漸漸趨同之處。這種困惑正如1920年魯迅所言:舊狀無以維持,殆無可疑,而其轉變也,既非官吏所希望之現狀,亦非新學家所鼓吹之新式,但有一塌糊涂而已。”(139)

                         

                        在現狀一塌糊涂的同時,新一代青年的力量正由孱弱而漸趨積蓄,由積蓄而近于勃發。他們原來是五四巨擘的追隨者,又是著名老新黨和地方老新黨的腹誹者。但到1920年代,隨著他們年齡漸長,羽翼漸豐,卻被此多重力量壓制難得上升,心中充滿了怨氣、怒氣和戾氣。于是他們對于五四巨擘的追隨就變為了刻意的區隔與尋機的挑釁。他們對老新黨則由腹誹變為愈演愈頻的直接挑戰,雖然仍經常碰壁。

                         

                        更重要的是歐戰結束后,舊的帝國主義勢力在中國重又抬頭,新的列寧主義勢力亦強勢進入,同時北洋集團又呈一盤散沙之狀態,賦予國人大失道的印象。在此合力作用下,新青年清晰地意識到以文化方式重建秩序之不可能,遂紛紛走向政治的解決。因此所謂五四新文化運動大致可分為兩段,前一段可視為分途的清末新黨之間跨越清末民國的持久互斗,而后一段則可視為分途的清末新黨與新青年之間的一團混戰,這一過程到1927年革命大致暫告塵埃落定,新的風開始吹起。

                         

                        (作者附記:本文在先期成稿和參加學術討論會時得到過許紀霖師、王汎森、王奇生、李孝悌、林少陽、陳學然、陳熙遠、王鴻泰、高波、袁一丹、李志毓、彭春凌、張麗華等師友的寶貴意見,特此致謝!)

                         

                        注釋:

                         

                        參見王奇生:《新文化是如何運動起來的——以〈新青年〉為視點》,《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馮筱才:《政爭與五四:從外交斗爭到群眾運動》,《開放時代》2011年第4期;鄧野:《巴黎和會與北京政府的內外博弈——1919年中國的外交爭執與政派利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

                         

                        參見王汎森:《五四運動與生活世界的變化》,《二十一世紀》(香港)20096月號;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新史學》第14卷第4(2003);許紀霖:《重建社會重心——現代中國的知識分子社會》,許紀霖:《大時代中的知識人》,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羅志田:《近代中國社會權勢的轉移:知識分子的邊緣化與邊緣知識分子的興起》,羅志田:《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與社會》,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章清:《五四思想界:中心與邊緣——〈新青年〉及新文化運動的閱讀個案》,《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3期;張仲民:《種瓜得豆:清末民初的閱讀文化與接受政治》,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第287-316頁。

                         

                        夏濟安:《黑暗的閘門:中國左翼文學運動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141頁。

                         

                        參見賈小葉:《新黨抑或逆黨”——論戊戌時期康黨指涉的流變》,《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3期。

                         

                        曾樸即說自己的《孽海花》賺得了胡()先生一個老新黨的封號大概那時胡先生正在高唱新文化的當兒,很興奮得自命為新黨,還沒想到后來有新新黨出來,自己也做了老新黨,受國故派的歡迎他回去呢!”(曾樸:《孽海花代序——修改后要說的幾句話》,《孽海花》,上海:真美善書店,1928)

                         

                        ⑥1928年常乃惪說:魯迅是一個足踏在新舊過渡線上的老新黨。他這尊偶像,阻礙了前進的路線,摧折了新時代發生的動機,將中國民族永遠留在遲疑、徘徊、消極、破壞的路上(燕生:《越過了阿Q的時代以后》,《長夜》1928年第3)1932年比梁啟超小近二十歲的劉半農則聽陳衡哲說他們都被學生認作是三代以上的人了”(劉半農:《〈初期白話詩稿〉序目》,文明國編:《劉半農自述》,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2014年,第88)

                         

                        楊昌濟:《余歸國后對于教育之所感》,《楊昌濟集》(1),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52頁。

                         

                        謝覺哉:《謝覺哉日記》上卷,19211121日條,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9頁。

                         

                        王汎森:《思潮與社會條件》,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3年,第241頁。

                         

                        羅志田:《近代中國社會權勢的轉移:知識分子的邊緣化與邊緣知識分子的興起》,羅志田:《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與社會》,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

                         

                        (11)李大釗:《中心勢力創造論》(1917423),楊琥編:《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李大釗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170頁。

                         

                        (12)《吳芳吉日記》民國二年八月十一日條,傅宏星編校:《吳芳吉全集》下,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993頁。

                         

                        (13)呂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國國民黨改組前對新思潮的回應(1914-1924)》,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571989年,第38頁。

                         

                        (14)金毓黻即說:前《民權報》記者戴天仇,以善作論文,精辟雋爽,風靡一時。后《民權報》被封,聞戴氏東渡,隨孫中山游,四年以來,未讀此君大作矣。近《建設》及《星期評論》兩報署名戴季陶者,高謹言謂即天仇,不知確否?然其著作,亦足風靡一世,較《民權》時,有過之無不及焉。”(金毓黻:《靜晤室日記》第一冊,1920125日條,沈陽:遼沈書社,1993年,第169-170)這段話一方面說明了戴季陶等借辦報創刊在五四時期的聲名再起,但另一方面也印證了民黨之聲光在五四前數年中斷,其歷史的重塑需要機緣和時間。

                         

                        (15)()坂井洋史整理:《陳范予日記》,19191128日條,上海:學林出版社,1997年,第154頁。

                         

                        (16)《吳芳吉日記》192016日條,傅宏星編校:《吳芳吉全集》下,第1250頁。

                         

                        (17)《吳芳吉致鄧紹勤》(1922),傅宏星編校:《吳芳吉全集》中,第627頁。

                         

                        (18)郭沫若:《學生時代》,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第81頁。

                         

                        (19)《陳獨秀致吳廷康的信》(192246),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一,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第15頁。

                         

                        (20)《張棡日記》191591427日條,未刊打印稿,溫州圖書館藏。

                         

                        (21)胡適:《中學國文的教授——胡適之先生在本校附屬中學國文研究部的演講辭》,《北京高師教育叢刊》第二集,19203月,第4頁。

                         

                        (22)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172173176頁。

                         

                        (23)張旭、車樹昇編著:《林紓年譜長編》,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328-329頁。參見《對于新舊思潮的輿論》,《每周評論》第17號特別附錄(1919413)

                         

                        (24)羅志田:《林紓的認同危機與民初的新舊之爭》,羅志田:《道出于二:過渡時代的新舊之爭》,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羅氏更特別指出各類新派實際上長期有著以資格論人的舊習氣”(羅志田:《見之于行事: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可能走向》,羅志田:《近代中國史學十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242)。像謝覺哉將家鄉那批反對新文化,提倡讀經的讀書人稱為鄉里圣人,說他們不出戶庭,最近之學術潮流,當然鮮所接觸”(謝覺哉:《謝覺哉日記》上卷,1922108日條,第103)。吳稚暉則說章士釗“盡是村學究語”(吳稚暉:《章士釗-陳獨秀-梁啟超》,張若英編:《中國新文學運動史資料》,上海:光明書局,1934年,第262)

                         

                        (25)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第176頁。

                         

                        (26)《朱希祖日記》1929217日條,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第133頁。

                         

                        (27)《張棡日記》光緒二十八年三月初七日條,光緒二十八年七月廿三日條。

                         

                        (28)《張棡日記》光緒三十二年六月三十日條。《大陸報》六、七、八等期上曾有多篇文章與《新民叢報》論戰。

                         

                        (29)王季烈:《羅恭敏公家傳》,孫彩霞編:《民國人物碑傳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58頁。因為人人皆有總統之望的亂象,有人提出民國憲法宜規定總統資格,繼任總統由現任者選舉三人,交國會審查通過,非有絕對不合格之事實,不得否認。至三人中,孰為總統,孰為副總統,當在國會請總統親臨,用掣簽法定之,不得參一毫私意于其間。而愛身份者要以爭奪總統為恥(王清穆:《救國罪言》1923年,王清穆:《農隱廬文鈔》,周惠斌、郭焰整理,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5年,第45)

                         

                        (30)吳稚暉:《章士釗-陳獨秀-梁啟超》,張若英編:《中國新文學運動史資料》,第257頁。

                         

                        (31)《張棡日記》19151210日條。

                         

                        (32)舒新城說:及梁任公先生異哉所謂國體問題發表,不獨他的論據正是一般青年所欲說而不能說的;且能引經據典地說出,無異替青年們伸一口氣。最可貴者,是他本是倡言君主立憲的,今亦深切反對改變國體。是共和之成為天經地義……我們閱報室內的閱報者陡增數倍,且有情愿不吃晚餐(因岳麓山交通不便,長沙城當日的報紙,要等上午派遣出去的信差于下午五、六時帶回)而專讀該文的,我于讀后并為抄存,那時一般青年對于所謂帝制的心理是可以概見的。”(文明國編:《舒新城自述》,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2013年,第90)這里值得注意的是舒新城對于“青年”反對帝制的認同和對梁啟超“善變”的肯定,恰和老新黨形成對比。

                         

                        (33)余英時:《陳寅恪與儒學實踐》,余英時:《現代危機與思想人物》,北京:三聯書店,2005年,第421頁。

                         

                        (34)康有為:《與梁啟超書》,姜義華、張榮華編校:《康有為全集》第10冊,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428頁。

                         

                        (35)章士釗:《評梁任公之國體論》(1915101),章含之等主編:《章士釗全集》第3卷,上海:文匯出版社,2000年,第620621頁。

                         

                        (36)大致來說士林關注的不是共和、帝制之爭,而是在此政治大變動的關口,讀書人是否能不茍且,有氣節。理想境界當然是信道之篤,守道之嚴,較低要求也需言行一致。若一日三變,順勢勸進則很可能為士林非議。

                         

                        (37)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瑋日記》第三冊,191933日條,合肥:黃山書社,2013年,第1957頁。

                         

                        (38)《張昆弟日記》1916428日條,轉引自劉萬能編著:《張昆弟年譜》,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1頁。

                         

                        (39)《張棡日記》1917717日條。

                         

                        (40)康有為介入復辟事的詳情仍有相當大的史實討論空間,余紹宋即聽人說:康圣此番甚不得意,蓋事前大帥絕不與商量,突然發表,又僅得一弼德院副院長也。”(《余紹宋日記》第一冊,191771日條,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第23)另可參見謝亮:《歷史記憶的建構及其被誤讀——康有為虛君共和思想與丁巳復辟辯》,《寧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4期。

                         

                        (41)陳寅恪:《王觀堂先生挽詞并序》,劉夢溪主編:《中國現代學術經典·陳寅恪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849頁。

                         

                        (42)《張棡日記》191888日條。

                         

                        (43)魯迅博物館藏《周作人日記》(影印本)上冊,壬寅七月初三日條,鄭州:大象出版社,1996年,第344頁。

                         

                        (44)《楊賢江日記》1915612日條,《楊賢江全集》第四卷,鄭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6970頁。

                         

                        (45)《張棡日記》1915322日條。

                         

                        (46)《朱希祖日記》1929217日條,第133頁。

                         

                        (47)即使是頗熱鬧的國學書目討論1935年錢穆指出:但不幸這十幾年來,梁氏那一篇《書目及其讀法》,也并不為時人所注意。”(錢穆:《近百年來諸儒論讀書》,錢穆:《學龠》,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年,第136)

                         

                        (48)文明國編:《鄭振鐸自述》,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2013年,第295頁。

                         

                        (49)文明國編:《鄭振鐸自述》,第296頁。

                         

                        (50)文明國編:《舒新城自述》,第198頁。

                         

                        (51)關于此可參看袁一丹:《另起新文化運動》,《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9年第3期;高波:《在民主的天命下——張東蓀傳(1886-1932)》,北京大學博士論文,2012年。

                         

                        (52)李大釗:《中心勢力創造論》(1917423),楊琥編:《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李大釗卷》,第171頁。

                         

                        (53)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瑋日記》第四冊,1927526日條,合肥:黃山書社,2013年,第2915頁。

                         

                        (54)《張棡日記》19151230日條。

                         

                        (55)《張棡日記》19161021日條。

                         

                        (56)《張棡日記》1920519日條。

                         

                        (57)《張棡日記》192073日、8日、817日、916日條。不過這種混亂情形比起江蘇省的國音”“京音之爭似還平和些(參見黎錦熙:《國語運動史綱》,第153)

                         

                        (58)《張棡日記》1923825日、914日。

                         

                        (59)《張棡日記》1920919日條。

                         

                        (60)《張棡日記》1920625日條。

                         

                        (61)按《張棡日記》誤何仲英何其英,同時所謂國文述見非指一篇文章,而是何氏1920年在《教育雜志》上發表的一組文章。

                         

                        (62)《張棡日記》19231218日條。原題為稚暉:《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及人生觀》,連載于《太平洋雜志》第四卷第35號。此文被陳源(西瀅)列入《新文學運動以來的十部著作》之列。

                         

                        (63)《張棡日記》19201021日條。

                         

                        (64)《張棡日記》1920625日條。應題為朱隱青:《德謨克拉西之三大要素》,《新學報》1920年第2期,第13-17頁。

                         

                        (65)張棡曾聽說朱氏約束諸生外似嚴,而內極親愛。凡諸生有不守規則者,暫行記過,旋引至訓話室中令觀條規。蓋室內遍帖悔過良心天理自覺改良諸字,命犯者自指認某字,即不予記過,以觀后效”(《張棡日記》192043日條)

                         

                        (66)《張棡日記》19221213日條。

                         

                        (67)《張棡日記》1922313日條。

                         

                        (68)《張棡日記》1923517日條。

                         

                        (69)在朱自清1924年的日記中似只字未提他與張棡有何來往,卻多次提到他和周予同的交際(《朱自清日記》192481819日,朱喬森編:《朱自清全集》第九卷,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78)

                         

                        (70)曹聚仁就曾意味深長地說過:朱師的新詩寫作,時期并不很久;當他的門徒,追隨著寫新詩的時期,他自己已經跳出那一圈子了。”(曹聚仁:《我與我的世界》上冊,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1年,第150)

                         

                        (71)關于此可參見周予同:《中等以下的學校為什么不應該設讀經科》,《新學報》第1號,19201月;周予同:《僵尸的出祟——異哉所謂學校讀經問題》(19269),周予同:《經學和經學史》,朱維錚編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4-53頁。

                         

                        (72)《張棡日記》191695日條。

                         

                        (73)《張棡日記》1923825日條。

                         

                        (74)《張棡日記》1920923日條。

                         

                        (75)《張棡日記》192525日條。

                         

                        (76)《張棡日記》192736日條。

                         

                        (77)《張棡日記》192051日條。

                         

                        (78)《張棡日記》1921529日條。

                         

                        (79)《張棡日記》192051日條。關于蔡元培字的優劣可參看毛子水:《對于蔡先生的一些回憶》,毛子水著,傅國涌主編,錢陽薇編:《毛子水文存》,北京:華齡出版社,2011年,第126頁。

                         

                        (80)《張棡日記》19221016日條。

                         

                        (81)《張棡日記》1923521日條。

                         

                        (82)《張棡日記》192363日條。

                         

                        (83)《張棡日記》19251220日條。

                         

                        (84)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瑋日記》第三冊,1919329日條,第1966頁。

                         

                        (85)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瑋日記》第三冊,1919329日、30日條,第19661967頁。

                         

                        (86)劉紹寬:《六十書懷》,轉見張禹、陳盛獎編注:《王理孚集》,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6年,第40頁。

                         

                        (87)錢基博:《〈宏毅日志匯刊〉頌言》,《弘毅》1920年第1卷第1期,收入氏著:《序跋合編》,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309-310頁。

                         

                        (88)錢基博:《我聽杜威博士演講之討論》,《江蘇教育公報》(1921),錢基博:《精忠柏石室教育文選》,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37頁。

                         

                        (89)《張棡日記》1921928日條。

                         

                        (90)《張棡日記》192295日條。

                         

                        (91)錢基博:《紀念之意義——在江蘇省立第三師范學校十一周紀念會演講》,《無錫新報·思潮月刊》(19221016),錢基博:《精忠柏石室教育文選》,第50頁。

                         

                        (92)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瑋日記》第四冊,1924616日條,第2587頁。

                         

                        (93)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瑋日記》第四冊,1924119日條,第2628頁。

                         

                        (94)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瑋日記》第三冊,192096日條,第2137頁。同樣讀焦循之書,新文化人物如周作人讀出的是完全不一樣的脈絡,足見傳統的整體性打散后,其不同元素的多元附著性(參見林分份:《知識者愛智之道的背后——一九三、四年代周作人對儒家的論述》,《文學評論》2013年第2)

                         

                        (95)《張棡日記》1922121日條。

                         

                        (96)《張棡日記》1921529日條。

                         

                        (97)《張棡日記》192063日條。

                         

                        (98)《張棡日記》1922318日條。

                         

                        (99)《張棡日記》1922224日條。

                         

                        (100)19231017日,張棡晚赴府前書坊看新書,見有《文哲學報》一冊,系第二期,內容頗與《學衡》相似,其末幅隨便談談一門中,駁白話及新標點與注音字母,語甚直捷,痛快!亟攜回錄之,作好趨新者對癥之藥192644日張棡看《甲寅周刊》,覺得其通訊部內有數則駁新文化白話,語語中肯,應另錄之

                         

                        (101)《張棡日記》1934616日條。

                         

                        (102)劉紹寬:《厚莊日記》,192551日條。

                         

                        (103)張禹、陳盛獎編注:《王理孚集》,第53頁。

                         

                        (104)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瑋日記》第五冊,1933322日條,第3606頁。

                         

                        (105)姜琦:《中國國民道德概論》,劉紹寬序,丙辰學社發行,1917年。

                         

                        (106)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瑋日記》第三冊,1920113日、17日、226日、37日、517日、824日、25日、910日、11日、28日、30日,第20612063207620802102213321342138213921442145頁。

                         

                        (107)錢基博:《〈無錫縣立圖書館鄉賢部書目〉序》(19206),錢基博:《序跋合編》,第167頁。

                         

                        (108)陳電飛:《潛龍讀書表》,張宗祥序,溫州:溫州美本印刷公司代印,1924年,天二頁。

                         

                        (109)《張棡日記》19211124日、1217日,1922310日、331日、1128日,19231221日條。

                         

                        (110)劉紹寬:《厚莊日記》,192135日、12日、19日、26日,416日、23日、30日,628日條。

                         

                        (111)錢基博:《題龐生文后》,《語體文范》(19207),錢基博:《序跋合編》,第371頁。

                         

                        (112)《張棡日記》19241228日條。

                         

                        (113)1921年張棡感慨于近日報上屢載逆倫之案,說:道德淪喪,綱紀崩壞。此正孔圣所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之世界也。世風如此,中國安得不亡乎?”(《張棡日記》192145日條)

                         

                        (114)王清穆就說:欲平學潮,當自明人倫始,欲明人倫,當自補讀經書始。轉見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瑋日記》第四冊,1923810日條,第2508頁。

                         

                        (115)《張棡日記》19241128日條。

                         

                        (116)周策縱等著,周陽山主編:《五四與中國》,臺北:時報出版公司,1979年,第272頁。

                         

                        (117)楊天石等整理:《錢玄同日記》19221229日條,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490頁。

                         

                        (118)《張棡日記》1920810日條。

                         

                        (119)《張棡日記》1922108日條。

                         

                        (120)《張棡日記》1922116日條。

                         

                        (121)金毓黻:《靜晤室日記》二,1923711日條,沈陽:遼沈書社,1993年,第843頁。

                         

                        (122)《中學國文的教授——胡適之先生在本校附屬中學國文研究部的演講辭》,《北京高師教育叢刊》第二集,19203月,第5頁。

                         

                        (123)丁曉先:《新時代的危機》,《時事新報·學燈》192014日,第四張第一版。

                         

                        (124)《楊賢江全集》第四卷,第485頁。

                         

                        (125)《楊賢江全集》第四卷,第650928976頁。

                         

                        (126)文明國編:《舒新城自述》,第82頁。

                         

                        (127)何壽全是個廩生,科舉廢除時緊跟潮流去日本學法政,之后在寧波法院里擔任檢察官,又在金華辦過小學,是個典型的老新黨(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69)

                         

                        (128)《張棡日記》1921929日條。

                         

                        (129)《張棡日記》1923923日條。

                         

                        (130)《張棡日記》1924213日條。

                         

                        (131)《張棡日記》1924813日條。

                         

                        (132)《張棡日記》1923630日、927日條。

                         

                        (133)錢穆:《悼孫以悌》,《史學論叢》第一期(1934)

                         

                        (134)《孫雄致徐兆瑋》,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瑋日記》第五冊,1929919日條,第3183-3184頁。

                         

                        (135)《徐兆瑋致孫雄》,李向東等標點:《徐兆瑋日記》第五冊,1929108日條,第3191頁。

                         

                        (136)《商務印書館董事會議錄》三,周武主編:《上海學》第三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88

                         

                        (137)羅家倫:《今日中國之雜志界》,《新潮》1919年第4期。李璜亦提示老新黨是年紀在四五十上下,論學問是會做幾篇八股策論文章,論功名是清廷舉人、進士,或至少是秀才,論閱歷曾經到日本去速成過來,或甚到歐美去考察或亡命過來,論事業曾經舉辦新政或提倡革命”(李璜:《國家主義者的生活態度》,《醒獅周報》第191期,1928年,第14)

                         

                        (138)“分途的清末新黨由中國人民大學高波博士提示,特此致謝。

                         

                        (139)《魯迅致宋崇義》(192054),《魯迅全集》第十一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38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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