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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帆:淺析清末民初歷史教科書中的“國恥”與“亡國”話語

                        作者: 文章來源:《人文雜志》2017年第2期 更新時間:2017年08月29日

                        摘要:在清末民初之時所編撰的歷史教科書中,兩類話語的表達頗為充分,一是“國恥”話語,二是“亡國”話語。一般說來,“國恥”話語主要存在于本國史教科書中,“亡國”話語主要存在于外國史教科書中。兩類話語在教科書中的出現,固然是與時代局勢以及這種局勢所影響下的“學堂章程”“課程標準”的規定密切相關,但作為學校歷史教育的主導資源和民眾普遍歷史觀的主要來源,歷史教科書表達這樣的話語,實質上反映的是中國在世界進化位置上的焦慮,以及建立和完善近代民族國家以擺脫困境的現實需求。在學術方面,這自然關聯著進化史觀及線性歷史觀在其時的“新史學”中的主導地位,而顯性的表現則是民族主義敘事的大行其道,實則背后還是中國固有的鑒戒史觀在發揮著作用。

                         

                        關鍵詞:清末民初/歷史教科書/“國恥”/“亡國”/進化史觀/民族主義

                         

                        標題注釋:2016年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清末民國時期的中國歷史教科書與中華民族認同研究”(16AZS012)2015年北京師范大學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310422102)

                         

                        清末,伴隨新學制、新學堂的建立,各類教科書在教育領域特別是基礎教育領域開始發揮重要作用,歷史教科書也不例外。①民國初建的幾年,百廢待興,不少教科書自前清改編而來,所以清末民初的歷史教科書可視作一個整體。較之中國悠久的傳統史學著述,歷史教科書這一具有新體裁、新功能的歷史撰述,帶有明顯的時代特色,其話語建構尤其如此。考察清末民初的歷史教科書,可知“國恥”話語和“亡國”話語是其中的主導性話語之一。這樣的話語,不啻為特定歷史時期“弱勢話語”的集中展現。對此進行探討,不惟可以深化教科書史的研究,而且于話語史的研究亦頗為有益。從研究狀況看,目前學界雖對清末民初的歷史教科書有所探討,②對其時的“亡國史鑒”也有討論,③但將二者結合起來,從話語史的角度進行研究的成果還不多見,故本文擬展開這方面的初步研討。

                         

                        清末的中國,面臨的是前所未有的危機。甲午戰爭的失敗和《馬關條約》的簽訂以及此后一系列的巨大屈辱與挫折,使得“亡國滅種”成為當時的核心話題之一。具體而言,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之后,有關國恥亡國的論述開始成為熱點,梁啟超的《波蘭滅亡記》、康有為的《波蘭分滅記》等是典型代表,他們吁請皇帝以波蘭亡國史為殷鑒,早日變法以自強。1901年《辛丑條約》簽訂后,國恥亡國論述更是書刊關注的焦點,如1903年陳崎編譯《國恥叢言》,其中的第一編為《外患史》,1909年沈文濬刊行《國恥小史》,按照列強侵略中國的歷史進程,從鴉片戰爭起按事件順序記述,成為此后編寫國恥史的樣板,④“國恥”二字作為列強侵略中國使中國蒙受恥辱的表述,亦成為此后固定的話語表達;至于亡國史的編譯,則更蔚為大觀,有學者統計,僅1901-1910年間,單行本就有30余種,其中朝鮮亡國史達7種,印度、埃及亡國史各為4種,波蘭亡國史3種。⑤1912年中華民國建立后,內憂外患的局面并未根本改觀,191559日,袁世凱宣布接受日本提出的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除第五條外)59日因而被國人定為國恥紀念日,由此導致另一波國恥史出版的高潮,如1917年出版呂思勉編輯的《國恥小史》等。此后,國恥日不斷在增多,國恥史的出版也一直不衰。

                         

                        清末的學制改革和新式學校的建立,使得教科書成為各界關注的焦點。作為學校歷史教育的主導資源,歷史教科書除需傳授基本歷史知識外,還承擔著傳播正統歷史觀、價值觀以引導民眾的功能,所以其編寫既反映了學者立場,也反映了國家政權對歷史資源的態度,故有“章程”“標準”一類的官方文件予以規范。而出之于此一時期之時代氛圍下的學堂章程,對于歷史課程,即強調“凡教歷史者,注意在發明實事之關系,辨文化之由來,使得省悟強弱興亡之故,以振發國民之志氣。”⑥顯然有正面應對“亡國滅種”危機的用意。而負有教育未來國民使命的歷史教科書編撰,自然免不了要構建相應的話語。這種構建往往出之于對歷史史實中的“亡國滅種”現象的凸顯,以弱勢話語激發人們的危機意識和自強意識,達到“省悟強弱興亡之故,以振發國民之志氣”的目的。于是,“國恥”話語和“亡國”話語就成為歷史教科書的主導性話語之一。到民國初建之時,由于根本危機仍在,歷史教科書的原有話語也就基本延續了下來。

                         

                        歷史教科書表達“國恥”話語和“亡國”話語有一個基本的區分,即“國恥”話語主要出現于本國史教科書中,“亡國”話語主要出現于外國史教科書中。實際上,何謂“本國”?何謂“外國”?在清末的不同政治立場者那里是有分歧的。堅持維新改良或立憲路線者和普通讀書人認同的“本國”自然是清王朝統治下的國家,而對于一些力主“排滿興漢”的革命黨人來說,滿族為異族,根據西方輸入的主權國家原則,異族入我中國則中國實亡,故“中國已亡”,言外之意,清朝已非“本國”。所以,革命黨人書寫的一些亡國史是明朝滅亡的歷史。不過對于歷史教科書而言,由于其書寫某種程度上代表著官方意志,內容上需以認同清王朝為前提,所以編撰者多為不否認當朝合法性者,即便有少數革命者參與其中,所寫教科書亦不觸及國家認同之分歧,故歷史教科書中的本國史和外國史界限還是分明的。民國建立后,這類問題不復存在。

                         

                        在本國史教科書中,書寫“國恥”以達成歷史教育之目的,往往是編者的自覺追求。丁保書在編撰《蒙學中國歷史教科書》時指出:“易姓變代,并吞縮削,地輿之沿革,歷史上之一大原因也。況近代以來,歐西各國,潛謀侵奪,各據要害,租界為名,港場盡失。是編自春秋戰國,迄最近形勢,各附地圖,詳細指示,以識古來并合之由,以起近今喪亡之痛,長學識,雪國恥,是在吾黨。”⑦汪榮寶在編撰《中國歷史教科書》時也說:“歐人東漸之勢力,日以擴張,自鴉片戰爭以來,數與外人搆兵,而每戰必敗,每敗必喪失權利無算。至于晚近,而所謂港灣租借,礦山開采,鐵道敷設之協約,相逼而來,西力之東侵,遂如洪水猛獸,一發而不可制。《易》稱易之興也,其有憂患乎?《傳》曰多難所以興邦,意者異日中興之機,殆在此歟?”⑧鐘毓龍在編撰《新制本國史教本》時亦一再強調“本書要旨,在發揮吾國國民之特色,更推究其貧弱之原因。而社會、風俗、制度、學術,以及近世以來外交之失敗,均特加注重,以喚起愛國雪恥之心。”⑨“近世以來,外交失敗,日甚一日,償款割地,喪師辱國,屈指不能悉數。既已虧辱于當時,宜圖振起于今日。本書于國恥一點,特加注重,庶使學者讀之,有所警惕,而增進其愛國雪恥之心。”⑩這些表述,在在都表明編者的用意,即用“國恥”史實構建起弱勢話語,以激勵學習者有自立自強之心,共同奮發努力,實現國家“雪恥”“中興”的目標。落實到具體史實上,則是把鴉片戰爭以來歷次列強侵略、中國與之訂不平等條約喪失利權以及中國不斷失去藩屬之國的歷程詳細描繪,如《蒙學中國歷史教科書》敘述的是從古至今(作者所生活的時代)的歷史,正文只有140頁,敘事極簡,惟獨對于晚清國恥歷史詳述之,占了18頁的篇幅;章嵚所編之《中學中華歷史教科書》,對于晚清以來喪權辱國的歷史,以清之外交為題,用28條連續記之,占了全書最大篇幅,(11)雖全用史實鋪陳,未加評論,但一條條羅列下去,讀之令人觸目驚心;《新制本國史教本(中學校適用)》以清之外患為節之標題,以鴉片之戰爭”“英法之聯軍”“東北之蹙地”“琉球之喪失”“西北之蹙地”“安南之喪失”“馬江之喪師”“緬甸之喪失”“哲孟雄布丹之喪失”“暹羅之喪失”“朝鮮之喪失”“中東之戰爭”“軍港之租借”“利權之侵奪為目之標題,描述中國一步步蒙受國恥的歷程,并輔之以清外患圖”“中俄交涉圖”“清與英法交涉圖等地圖,最后說:列國競爭,不免因爭奪起沖突,于是勢力范圍之說起,隱然無形之瓜分,外患之烈,循環而來,皆甲午一戰啟其端也。”(12)類似的表達,在其他教科書中也大體如此。雖以陳述客觀事實為主,很少主觀評論,但構建話語之目的已然達成。

                         

                        在外國史教科書中,凸顯亡國史以警醒國人,也常常是編者的自覺追求。傅運森等在編撰《師范學校新教科書·外國史》時說:“本書之編輯,界限務期分清,組織務期勻稱,至于西力東侵以來,敘述尤詳,即太平洋諸島之分屬,亦列專章,以資警懼。”(13)李秉鈞在《新制東亞各國史教本(中學校適用)》中說:本書于第四編,述日本維新前后之國勢,而于琉球、臺灣、朝鮮之割據并吞,言之尤詳。救[]員講授時,得歷數祖國喪權失地之實跡,俾一般學子,油然生其愛國心焉。”(14)趙懿年在《中等歷史教科書·東西洋之部》中說:日俄戰爭之后,事變日亟,為憂方多,懲諸國之淪亡,鑒日本之興起,我東方文明祖國之人民,可不知所奮哉!”(15)此類言論,充分表達了編者立場,為警醒國人而書寫亡國史的主觀意圖十分明顯。在史實層面,這些教科書也是通過章、節、目的安排和地圖的呈現等,來凸顯亡國史跡,如《共和國教科書東亞各國史(中學校用)》以70頁的簡短篇幅概括東亞從古至今的歷史,但其中記述近代以來東亞亡國史的內容就占了七分之一強,包含安南之亡”“緬甸之亡”“琉球之亡”“朝鮮滅亡等子目,這十余頁的內容較之其他部分要細致得多,而且用列強在東亞勢力圖來輔助說明各國亡國之痛;(16)《西洋歷史教科書(中學校用)》里的《現世記》部分,則以列國分割非洲”“列國侵略亞洲”“列國攘取大洋州諸島等為題,以主要篇幅揭示各洲尤其是亞洲的亡國史。(17)和本國史教科書類似,雖皆力求不帶感情色彩客觀敘述,但細致羅列史實,使各國亡國歷程步步呈現本身,就已起到了亡國話語所應起的作用。需說明的是,教科書中有關亞洲亡國史的不少內容,在本國史和外國史中是互見的,只不過本國史中稱其為國恥,外國史中稱其為亡國,這是因角度不同而做的區分,也表明了兩個話語之間的相通性和一致性。

                         

                        綜觀清末民初歷史教科書中的“國恥”與“亡國”話語,可以看出,它們之被表達,除了編者在《編輯大意》之類文字中有所流露外,基本是通過客觀陳述史實但有意凸顯某類史實的方式實現的,歷史內容的可選擇性在其中發揮了關鍵作用。較之直白表達意圖的國恥史、亡國史著述,歷史教科書的這種表達方式相對隱晦和曲折些。這種區別,很大程度上是由教科書的性質所決定的。畢竟是作為教師講授和學生學習歷史知識的基本依據,教科書自以歷史史實的客觀呈現為主,而且這類代表官方意愿的文本,不可能像民間色彩的國恥史、亡國史那樣直白宣泄情感,寫來全無顧忌。

                         

                        清末民初,當歷史教科書在歷史敘述中大行其道之時,也是“新史學”運動蓬勃開展之際。在“新史學”運動中,進化史觀成為主導性的歷史觀念,各種體裁的史著大都循進化史觀展開論說,歷史教科書也不例外。教科書編者不論是趨于保守者,還是趨于維新、革命者,大抵皆受進化史觀的影響,并在歷史教科書的編撰中體現出來,此已為學術界所公認。

                         

                        就本質而言,講求從野蠻到文明、從落后到進步直線發展的進化史觀,是最典型的線性歷史觀,因線性歷史觀視歷史為一種向著既定目標前進的運動,即歷史和文明的發展過程是由低向高、直至理想世界的直線運動。在這一過程中,由于各種因素的存在,不同國家、民族處在進化的不同位次上。對于清末民初這一時代而言,知識界最大的焦慮恐怕就是中國在世界進化位置上的不利地位,所思考的核心問題恐怕就是如何擺脫困境和提升進化位次。由此出發,可以說歷史教科書構建“國恥”話語和“亡國”話語,實質上就在反映這種焦慮,并進而表達擺脫困境的現實需求。這方面的意圖,有的教科書說得很清楚,如《新制本國史教本》在概括中國近世史時,說:“自元代而明代至清室之末,為近世。……自明代中葉以還,與西洋尚武崇實之諸文明國相遇,遂不免事事失敗,武力既不足以相抗,學術、工藝又不足以相競,即人民之愛國心與自治力亦無在而不相形見絀,以至國勢日頹,土地日蹙,財政日絀,民生日困,瓜分之禍懸于眉睫。”(18)這樣的言論,已把進化競爭中處于落后境地的心態和處在危機中的焦慮意識表露無遺,所以要用國恥話語和亡國話語激發愛國心,提升民族志氣。以是之故,民族主義敘事在歷史教科書中大行其道。不少教科書直截了當觸及民族主義目標,如《蒙學中國歷史教科書》在“編輯大意”中說,“交通愈廣,畛域愈廓,今黃種與白種競爭,猶昔漢族與非漢族競爭也。是編以衛種族、張國威為主,凡遇有衛我同種、力捍外侮者,必稱道勿衰,以壯我幼年之氣。”(19)橫陽翼天氏在闡發其編《中國歷史》的緣由時說:今欲振發國民精神,則必先破壞有史以來之萬種腐敗范圍,別樹光華雄美之新歷史旗幟,以為我國民族主義之先鋒。”(20)眾所周知,民族主義是建立近代民族國家的產物,面對的是某一具體民族國家,近代人所談的國恥史、亡國史,都是在這一前提下闡發的,歷史教科書表達“國恥”“亡國”話語,基于的理念也為此。所以教科書在談“國恥”“亡國”的慘痛歷史時,一再強調塑造“國民”和“國民”所應有的責任與擔當,如趙懿年在《中等歷史教科書·東西洋之部》中總結東洋近世史時,指出:“及近世,而白人遂橫行于亞洲,英取印度、緬甸,法取安南,俄取中亞諸國,日本怵之,變法自強,上下奮勵,遂為霸者。抑近古以來,亞洲諸國,非第政治不振,即文化亦日趨于衰微,而歐人之文明,方輸入而未已,此真所謂世界交通之期也。昔也亞洲交通,以中國為之主;今也世界交通,亦以中國為之歸。振祖國之文明,采他洲之新化,復舊日主人之資格,振世界交通之樞機,是在我國民勉之矣!是在我國民勉之矣!”(21)這種言論,十分典型地表達了亡國話語下對中國國民的期許,力圖激發起國民責任;傅岳棻在《西洋歷史教科書(中學校用)》中對現世歷史進行總結時,指出:十九世紀之后半期,歐洲各國,內部競爭,達于極點,乃以外交政策,結盟約植黨援,維持國際平和;養其全力,整軍經武,采用文明利器,編制國民常備軍,俟國力充積,直趨而東。非洲之割,大洋州諸島之分,中央亞細亞及南北兩部之鯨吞蠶食,皆其勢所必至已。顧日本以區區島國,當西力東漸之潮流,屹如山立,不可震撼,卒能踔厲奮發,出全國死力,閼抑俄人之東下,何其壯歟!管子曰:君之所以卑尊,國之所以安危,莫要于兵。又曰:內政不修,外舉不濟。然則當弱肉強食之慘劇場,其亟修內政,實行國民皆兵主義,以鶚視鷹瞬于二十世紀之新世界哉!”(22)對時局所作的如此總結,不僅是要借此激發國人的國民意識和愛國心,而且提出了正面應對之策,即感于日本的先例,要亟修內政,實行國民皆兵主義,由此才能巍然屹立于20世紀新世界中。可見心情之急迫,富強之渴望。由這樣的教科書所表達出的國恥”“亡國話語,在在都反映出對中國于弱肉強食之進化序列中所處位置的焦慮,反映出需以民族主義塑造和動員“國民”、建立并完善近代民族國家以擺脫落后境地的強大意愿。

                         

                        還需指出的是,國恥史、亡國史的寫作以及“國恥”話語、“亡國”話語的大行其道,固然基于時代語境,但究其根本,仍是傳統史學思維的延續。在中國傳統史學觀念中,“以史為鑒”的鑒戒史觀一直居于主導地位,而且它不僅局限于史學內部,更是一種政治歷史觀,歷朝歷代都受到最高當政者至少表面上的備加推崇。可以說,在中國古代史學政治化的大背景下,“以史為鑒”似乎是史家治史的不二追求。清末民初之時“亡國滅種”的嚴峻局勢,使得史家對“以史為鑒”的熱情遠高過以往,書寫“亡國史鑒”“衰亡史鑒”成為一時風氣。歷史教科書構建“國恥”話語和“亡國”話語,實則也是對“以史為鑒”傳統的繼承,并成為這一風氣的重要組成部分。夏曾佑在編《中國歷史教科書》時,強調“智莫大于知來,來所以能知,據往事以為推而已矣。”即學習歷史的目的,是“據往事而知未來”,認為當時“人事將變”,欲知前途之夷險,不能不亟于讀史。(23)這種寫史態度,是典型的以史為鑒傳統所塑造出來的。陳慶年在為所編《中國歷史教科書》作序時,指出:書之為教,即史之為教。以史教天下,即以疏通知遠教天下。世之不治史者,其偷生淺知,吾無責焉。茍其治之,則窮千載察百世,規一方營四表,其所持以為消息者,皆史之推矣。……知識全而后國家全,歷史全而后知識全,完全之歷史,造完全知識之器械也。”(24)這樣的說法,也是將”“歷史的地位推到無以復加的位置,以史鑒作為引導天下、國家之利器,從而令歷史教科書和歷史教育具有非比尋常的功能。有的教科書則直截了當地表明書寫國恥和亡國危局的史鑒意義,說:晚近以來,世變益亟,錯處于赪壤而大勢倚以為輕重者,幾不在亞而在歐。而吾亞乃橫被其酷,識時之彥,不僅博采其良法而見之行事,更緣先河后海之義,求諸歷史遞嬗之間,用以啟牖我國民。”(25)“中國今日之時勢,貧甚矣,若[]甚矣,其至于此,非一朝一夕之故,而數千年歷史之變遷所造成者也。造成中國今日之歷史,其最大之原因惟二端:一曰尚文,一曰崇虛,而崇虛又由尚文而來。惟其尚文,故于武備則不講,于實業則賤視。……夫貧則致內亂,弱則致外侮。上下數千年間,亂與侮之禍幾于無代無之,漢族蹈之于前,滿、蒙、回、藏諸族之同化于漢族者,繼之于后。延至于今,遂有不可終日之勢。清祚告終,外侮日亟,所望全國民意之一致,以安內攘外為心,則一切國是進行自易。……輒備述分合、戰爭、興衰、強弱之跡,亦以見今日中國之時勢,所由造成非偶然也。《詩》有之曰:兄弟鬩墻,外御其侮,勿操同室之戈,而與漁人以利。固尤吾國民之所共宜兢兢者矣!”(26)如此論述,都是欲借助史鑒為當世指路,其現實性非常明顯。而且基于教科書育人的特殊性質和廣大的發行量,國恥話語和亡國話語所表達的史鑒,更能超越于學術、政治層面,擴展而為普通人的資治通鑒

                         

                        清末民初之時“新史學”成為史壇要角,以反對中國“舊史學”為旗幟的“新史學”當然不會將“史鑒”置于至高位置,但也并非不留一點空間,實則“新史學”講求的進化史觀中就有“史鑒”可存在的某種空間。因進化論下的歷史書寫是一種單線因果論性質的書寫,這意味著必然要關注歷史演進中的因果關系,而“以史為鑒”的核心要義是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為現實提供借鑒,其中暗含著總結歷史演進的因果關系,雙方有非常大的融合空間,就像具有“新史學”觀念的教科書編者所言:“歷史者,已往之陳跡而已。然觀乎已往之陳跡,則今日時勢之所由造成,可推而知也,故研究歷史之學科尚焉。”(27)如此表達,就恰當地將以史為鑒的傳統觀念和新史學的因果論融合了起來。而且以史為鑒并非中國人的專利,西方史學觀念中也有類似的東西,只是中國尤甚,所以具有西史根基的新史學籠罩下的歷史教科書并不排斥史鑒國恥話語和亡國話語成為具有近代特色的史鑒的代表,史鑒的對象也從帝王轉向了民眾。

                         

                        實際上,作為史學和政治觀念的“以史為鑒”近些年來已遭到不少學者質疑,(28)更有學者指出,當清末劇烈的時代變遷導致援引國史成例不再能夠有效地解決現實問題的時候,國人所提出的借他人之閱歷而用之”“以各國近百年來史乘為用的主張,仍是以個別事例褒貶法戒史鑒傳統的延續,其實際效能是非常值得懷疑的,就史學發展而言,在劇烈的時代變遷中,大多數西方史家已經不再相信歷史個別事件具有可模仿的范例性個別歷史事件不再能夠提供直接的行為根據(29)就此而言,以新瓶裝舊酒,清末民初歷史教科書中國恥話語和“亡國”話語所表達的“史鑒”觀念,其作用邊際恐怕是有限的,相關問題實有很大的再探討空間。

                         

                        ①清末,教科書的應用范圍主要在剛剛興建的各類中小學和師范學校,所以本文所言歷史教科書是指中小學和師范學校歷史教科書以及一些適用于社會教育領域的教科書。

                         

                        ②如:劉超:《歷史書寫與認同建構——清末民國時期中國歷史教科書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李孝遷:《新舊之爭:晚清中國歷史教科書》,《東南學術》2007年第4期;李孝遷:《晚清中小學國史教科書述論》,《歷史教學問題》2009年第5期;舒習龍:《清末民初歷史教科書編纂思想析論》,《淮北煤炭師范學院學報》2006年第2期;張越:《近代新式中國史撰述的開端——論清末中國歷史教科書的形式與特點》,《南開學報》2008年第4期;Peter Zarrow,"Discipline and Narrative:Chinese History Textbooks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Q Edward Wang,"Narrating the Nation:Meiji Historiography,New History Textbooks,and the Disciplinarization of History in China," in Brian Moloughney and Peter Zarrow,eds.,Transforming History:The Making of a Modern Academic Discipline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2011;等等。

                         

                        ③代表性的成果可參考俞旦初:《中國近代愛國主義與“亡國史鑒”》,《愛國主義與中國近代史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劉雅軍:《衰亡史鑒與晚清社會變革》,《史學理論研究》2010年第4期;鄒振環:《清末亡國史編譯熱與梁啟超的朝鮮亡國史研究》,《韓國研究論叢》第2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鄒振環:《晚清波蘭亡國史書寫的演變系譜》,《南京政治學院學報》2016年第4期;等等。

                         

                        ④參見俞旦初:《二十世紀初年中國的反帝愛國史學》,《愛國主義與中國近代史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第155160頁。

                         

                        ⑤鄒振環:《清末亡國史“編譯熱”與梁啟超的朝鮮亡國史研究》,《韓國研究論叢》第2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27328頁。

                         

                        ⑥《奏定中學堂章程》,課程教材研究所編:《20世紀中國中小學課程標準·教學大綱匯編:課程(教學)計劃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2頁。

                         

                        ⑦丁保書:《蒙學中國歷史教科書》,文明書局光緒二十九年(1903)版,《編輯大意》,第23頁。

                         

                        ⑧汪榮寶:《中國歷史教科書(原名本朝史講義)》,商務印書館宣統元年(1909)版,《緒論》,第34頁。

                         

                        ⑨鐘毓龍:《新制本國史教本(師范學校適用)》上,中華書局民國四年(1915)版,《編輯大意》,第2頁。

                         

                        ⑩鐘毓龍:《新制本國史教本(中學校適用)1,中華書局民國三年(1914)版,《編輯大意》,第23頁。

                         

                        (11)章嵚:《中學中華歷史教科書》下冊,文明書局光緒三十四年至宣統三年(1908-1911)版,第3652頁。

                         

                        (12)鐘毓龍:《新制本國史教本(中學校適用)3,中華書局民國三年(1914)版,第101112頁。

                         

                        (13)傅運森、夏廷璋:《師范學校新教科書·外國史》,商務印書館民國三年(1914)版,《編輯大意》,第2頁。

                         

                        (14)李秉鈞:《新制東亞各國史教本(中學校適用)》,中華書局民國三年(1914)版,《編輯大意》,第2頁。

                         

                        (15)趙懿年:《中等歷史教科書·東西洋之部》,科學會編譯部民國二年(1913)發行,《東洋歷史總論》,第3頁。

                         

                        (16)傅運森:《共和國教科書東亞各國史(中學校用)》,商務印書館民國二年(1913)版,第5970頁。

                         

                        (17)傅岳棻:《西洋歷史教科書(中學校用)》,商務印書館己酉年(1909)版,《現世記》,第1023頁。

                         

                        (18)鐘毓龍:《新制本國史教本(中學校適用)3,中華書局民國三年(1914)版,第1頁。

                         

                        (19)丁保書:《蒙學中國歷史教科書》,文明書局光緒二十九年(1903)版,《編輯大意》,第3頁。

                         

                        (20)[]橫陽翼天氏:《中國歷史》,東京:東新社孔子紀元二千四百五十五年(1904)版,第2頁。

                         

                        (21)趙懿年:《中等歷史教科書·東西洋之部》,科學會編譯部民國二年(1913)發行,《東洋歷史》,第46頁。

                         

                        (22)傅岳棻:《西洋歷史教科書(中學校用)》,商務印書館己酉年(1909)版,《現世記》,第2324頁。

                         

                        (23)夏曾佑:《中國歷史教科書·敘》,《中國古代史》(即《中國歷史教科書》),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頁。

                         

                        (24)陳慶年:《中國歷史教科書》,商務印書館宣統元年(1909)版,《序》,第2頁。

                         

                        (25)《最新中學教科書·西洋歷史》上冊,商務印書館光緒三十二年(1906)版,《序》,第12頁。

                         

                        (26)鐘毓龍:《新制本國史教本(中學校適用)1,中華書局民國三年(1914)版,《編輯大意》,第12頁。

                         

                        (27)鐘毓龍:《新制本國史教本(中學校適用)1,中華書局民國三年(1914)版,《編輯大意》,第1頁。

                         

                        (28)可參考劉家和:《關于以史為鑒的對話》,《北京師范大學學報》2010年第1期;孫家洲:《從歷史軌跡看以史為鑒的得失》,《史學月刊》2001年第1期;鄧曦澤:《以史為鑒如何可能——基于知識生產的視角》,《天津社會科學》2014年第2期。

                         

                        (29)劉雅軍:《衰亡史鑒與晚清社會變革》,《史學理論研究》201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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