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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桑兵:辛亥前十年間漢奸指稱的轉義與泛用

                        作者: 文章來源:《社會科學戰線》2017年第1期 更新時間:2017年08月29日

                        摘要:辛亥時期,漢奸由原指鼓動少數族人反清以及勾結外夷禍害中國的漢人,轉而指替“滿人”為虎作倀、殘害同胞的漢人。1901年孫中山的《支那保全分割合論》是迄今所知轉義最早的發端。戊戌之后,梁啟超等人傾向革命,為漢奸轉義推波助瀾。《漢奸辨》區分真漢奸正色漢奸,明確滿忠才是真漢奸,分界由與朝廷為敵變成與國民為敵。而陳家鼎的《驅滿酋必先殺漢奸論》中列舉的6種漢奸,可歸為清朝文武漢官、保皇立憲派及假新黨三類,均有實指。在強化倒滿鋤奸的同時,也產生了將對敵手段用于同道同黨的副作用。隨著鋤奸言行的泛化,漢奸”在作為對敵斗爭利器的同時,部分變成打擊異己的政治標簽。

                         

                        關鍵詞:漢奸/辛亥時期/“排滿革命”/《漢奸辨》

                         

                        “漢奸”一詞,作為一類特定人物的專門指稱,今人看來似乎不言而喻。尤其在網絡世界,動輒以“漢奸”相稱乃至對罵,已經成為流俗。盡管有人說叛國通敵當漢奸者以中國稱最,可是,放眼中外,即使考慮到語言和翻譯的差別,具有類似意識的國家、民族其實并不多見;縱觀古今,有此概念并用于特指的歷史也不算長,充其量就是近世才有的新名詞,決非如坊間和媒體所誤以為的是漢代以來的舊觀念。

                         

                        問題是,這一指稱因為泛用而習以為常,很少有人注意其淵源流變。偶有提及者,也是望文生義地倒敘。直到近年,才有識者發覺其非同尋常,予以關注并有所探討。發其端者,首推神戶大學文學部的王柯教授,他于2004年在《二十一世紀》第6號發表了《漢奸:想像中的單一民族國家話語》一文,用歷史的方法對漢奸一詞的起源流變進行了大致的梳理。該文經過補充增訂,改題《漢奸考:一個擬制民族國家話語的誕生》,發表于巖波書店《思想》第981期,并收入陳理、彭武麟主編的《中國近代民族史研究文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在此基礎上,中國人民大學博士生吳密發表了《清代官書檔案所見漢奸一詞指稱及其變化》(《歷史檔案》2010年第1)、《漢奸考辨》(《清史研究》2010年第4)、《誰是漢奸(《中國圖書評論》2012年第10)等文,并撰寫了題為《民族和國家的邊緣——清代漢奸名實關系及其變遷》的博士學位論文(2011)。在王柯的基礎上,將晚明至清亡的漢奸指稱及其演化分時段予以呈現。作者顯然不滿于先入為主地認定漢奸為民族主義的主觀臆造,不過基本架構仍是后設的民族與國家。

                         

                        2012年,復旦大學歷史系博士后楊思機提交的出站報告《漢民族指稱的形成與論爭》,不僅探究了漢族這一特定專有名詞概念形成演化的歷史進程,為理解把握漢奸的演變提供了必需的歷史文化背景,而且專章論述辛亥革命時期的漢奸問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注意到王學莊于1996年已經考訂出1907125日在《漢幟》第1期發表《驅滿酋必先殺漢奸論》的鋤非,并非一般認為的劉道一,而是陳家鼎。此事一般難以想到和征實,雖然已被訂正,可是前人失察,撰寫專題論文于后,繼續以非為是,非經再度指示,很難避免以訛傳訛。

                         

                        經上述努力,“漢奸”一詞的緣起及其流變,大體梳理清楚。據此可知,“漢奸”并非古已有之,所謂歷代漢奸,不過是用后來的觀念指稱前事。目前可查實的“漢奸”一詞,最早見于明末治理和經營西南土司地區的過程中。清中葉以前,“漢奸”主要是清朝官方用于指稱煽動、撥弄少數族人反抗朝廷的不法漢人。鴉片戰爭前后,在延續清中葉概念的同時,轉而指勾結外夷禍害中國的漢人之奸徒,使得“漢奸”的指稱泛化。擴而大之,后來也指學習外洋、用夷變夏的國人,漢奸與賣國賊連為一體,且涵蓋范圍擴大到非漢人群。辛亥時期,與清政府的“漢奸”指稱相對,革命黨的排滿宣傳衍生出新的“漢奸”意涵,替滿人為虎作倀殘害同胞的漢人謂之漢奸。在王柯、吳密的論述前后,還有學人分別對清中葉西南地區、鴉片戰爭時期以及辛亥時期的“漢奸”問題做了專題研究,概念的把握未必自覺,所探討的問題及所引述的材料史事,則與兩位大體相同或基本不出所論范圍。②

                         

                        先行研究推進至此,看似已經剩義無多,可是相較于史事本相和前人本意的錯綜復雜,可以發掘解讀的歷史實情仍然所在多有。現有的研究,或著重于概念的意涵,所預設的架構及選取的例證,不免仍然以后來觀念先入為主,不能展現史事發生演化的多種可能;或缺乏觀念的自覺,于歷史意見與時代意見的分別及聯系模糊不清。尤其關于辛亥時期漢奸概念的轉義,大體雖然不錯,具體則有籠統之嫌。吳密的博士論文全文近300頁,涵蓋整個清代,關于辛亥時期的漢奸問題,僅第五章第二節專門論述,只有15頁。盡管作者清楚地認識到對清末革命派漢奸話語的構建及其所起的作用研究非常不足”,并且盡力搜集資料,試圖重建相關史事,較前人的認識有所進展,尤其是關于辛亥武昌戰事發生后的論述,為前人所未及,可是相較于材料與史事,不能不說仍然顯得相當薄弱。不僅文本史事的梳理解讀尚有不盡如人意之處,就連已經學人考訂的事實,也不免以訛傳訛地一錯再錯。

                         

                        楊思機的博士后出站報告專章論述辛亥時期的漢奸問題,篇幅有20頁。關于武昌起義前的部分,征引稍多;武昌起義后的部分,與吳密的博士論文討論的問題相近,征引的材料則各有側重,楊文主要依據當時報刊的即時報道,吳文則依據《湖北軍政府文獻資料匯編》等資料集。此外,楊文還專節論述了革命期間漢奸含義的再次蛻變。

                         

                        有鑒于此,本文擬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以辛亥時期“漢奸”指稱的轉義及其使用為主題,進一步爬梳史料,重現史事,盡可能完整地呈現歷史本相及發展進程,進而依據歷史實事把握相關概念及其演化。其中一些重要的文本和史事,解讀與前人有別,主要是正面闡述,而非對面駁論,識者自能辨別。全文共約10萬字,武昌起事后的部分,另文發表。

                         

                        一、“漢奸”新義

                         

                        辛亥時期排滿革命的“漢奸”話語究竟開始于何時,至今仍是一樁懸案。王柯將1903年《黃帝魂》一書所收《漢奸辨》定為20世紀初葉,革命派為了打倒清王朝,開始對漢奸進行再定義的代表作,未提及此前是否已經出現再定義的先例。吳密也認為:革命派最早什么時候開始用漢奸來指稱那些維護清朝統治鎮壓革命的漢人為漢奸難以考證。不過明確提出:但若說到比較早而且影響比較大的當推中國有史以來為共和革命而犧牲第一人的陸皓東。”③這樣的看法,為探究漢族及漢奸緣起的學人普遍持有,楊思機也基本承接了這一認識。

                         

                        189510月,陸皓東因廣州起義事泄被捕,117(九月二十一日)被殺。其間遭受刑訊,在供詞中陳述受孫文的影響倡行排滿:務求警醒黃魂,光復漢族。”“要知今日非廢滅滿清,決不足以光復漢族,非誅除漢奸,又不足以廢滅滿清。故吾等尤欲誅一二狗官,以為我漢人當頭一棒。

                         

                        陸皓東的供詞,或者又稱遺書,出自鄒魯所編《中國國民黨史稿》第3()1(658—659),該書并未提供原件影本,也未注明來源根據。鄒氏民國時負責征集有關國民黨史的文獻,或許此項文件在征集所得的資料之列。不過,除《中國國民黨史稿》外,其他相關著述包括后來編輯的資料,均未征引過這份文件的底本。在《中國國民黨史稿》之前,也從未有任何官私文書或報刊披露過此項文件。可見,除了鄒魯外,這實際上是一份不知所據的文件,《中國國民黨史稿》成了目前唯一可以依據的底本。

                         

                        如果供詞為征集國民黨黨史資料所得,可能的來源不外有三:其一,清方檔案;其二,后人保存;其三,他人收藏。而文本形式亦有三種可能:一是原件,二是抄本,三是轉述。這些重要信息顯然與判斷供詞的真偽以及可信度息息相關。可惜的是,關于上述各節,鄒魯并無只字交代供詞的來源出處,其他方面對此也沒有任何說辭。就此看來,似乎只有鄒魯是唯一的知情人。后來的引據者,因為沒有其他材料可以佐證或質疑,無法對此進行必要的驗證。

                         

                        黃宇和在《十歲前的孫中山:翠亨、檀島、香港,1866-1895》一書中,專門探討了存在很大問題的所謂陸皓東供詞的真實性。他認為該供詞有兩種可能性:一是孫中山等革命黨人為了鼓動反清而制作,二是南海縣令為了堵住前來營救的美國駐廣州領事的嘴而炮制此說,質疑供詞的真實性,主要側重于出自陸皓東本人還是其他當事方面,但沒有完全否認其當時性。

                         

                        從供詞的遣詞用字看,即便鄒魯確有所本,并非原本或經過改動的可能性也相當大。例如文中幾處使用的“漢族”指稱,現在雖然習以為常,當時卻并非常用的專有名詞。迄今為止的研究顯示,漢族的概念于1897年以后才開始出現,而且與漢人、漢種混用。20世紀初年,才逐漸普及并且開始進入約定俗成的過程。至于為漢奸重新定義,此前幾無先例,此后數年間也幾乎沒有響應者,顯得過于突兀。因為造新詞固然不易,舊詞新用同樣困難。在刑訊的特定場景下,創新或熟練使用非常用詞,難以想象。況且,即使供詞的確存在,在鄒魯編撰出版《中國國民黨史稿》之前,也處于世人不知的秘藏狀態。要以供詞作為新義“漢奸”比較早的例證,在考訂確實之前,還須慎之又慎。由于供詞此前并未問世,“且影響比較大”的判斷,更是無從談起。這也在很大程度上使得革命黨人為鼓動反清而制作的推測失去憑借。

                         

                        質疑陸皓東供詞的“漢奸”新義,并非否定“漢奸”的轉義與革命黨有關。從陸皓東的供詞到1903年的《漢奸辨》,前后有8年時間。這在歷史長河中或許顯得短暫,可是世紀之交,恰是新名詞開始涌入的時段,其間一些舊詞也做了重新定義和解讀,而最有可能最早對漢奸重新定義的,仍屬孫中山一派的革命黨。關鍵的文本,則是孫中山本人撰寫的《支那保全分割合論》。

                         

                        在相當長的時間里,《支那保全分割合論》被認為最早發表于1903921日出版的留日江蘇同鄉會主辦的《江蘇》雜志第6期,后來編輯《孫中山全集》第1(中華書局,1981),即據此將此文的時間系于1903年。直到1995年,狹間直樹教授發表了《關于〈東邦協會會報〉刊登的〈支那保全分割合論〉》(《孫文研究》第18),并于次年在神戶召開的紀念孫文誕生13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做了《關于〈支那保全分割合論〉的若干問題——孫文來日初期的革命活動的一個側面》的報告,確證《江蘇》所載《支那保全分割合論》,其實是兩年前《東邦協會會報》刊登的同一文章的再度發表。⑤19011220日,《東邦協會會報》第82號卷首發表了署名孫文逸仙稿的《支那保全分割合論》。雖然《江蘇》刊本文字有所更動,尤其是原來的朝廷改滿朝、清朝,清政府改虜朝”“韃靼,清改滿”“等,進一步凸顯了反滿的色彩,關于漢奸及其相關的用詞則基本保持原樣。

                         

                        時間提前兩年,不僅對了解文章的語境和解讀孫中山的本意大有裨益,而且使得“漢奸”一詞重新定義的起點有了新的證據。孫中山在文中明確說:“清廷常圖自保以安反側,防民之法加密,漢滿之界尤嚴。其施政之策,務以滅絕漢種愛國之心,渙散漢種合群之志,是事以刀鋸繩忠義,以利祿誘奸邪。凡今漢人之所謂士大夫甘為虜朝之臣妾者,大都入此利祿之牢中,蹈于奸邪而不自覺者也。間有聰明才智之士,其識未嘗不足以窺破之,而猶死心于清朝者,則其人必忘本性、昧天良者也。今之樞府重臣、封疆大吏殆其流亞,而支那愛國之士、忠義之民,則多以漢奸目之者也。策保全支那者,若欲借此種忘本性、昧天良之漢奸而圖之,是緣木求魚也。”⑥

                         

                        據此,“漢奸”在“滿漢對立”中,不再是指反對“滿清”的漢人,而是士大夫當中幫助“滿清”的“甘為虜朝之臣妾者”,是“忘本性、昧天良”的奸邪之徒,其中就包括樞府重臣和封疆大吏。這與此前的“漢奸”含義截然不同,而與辛亥時期革命黨人排滿話語系統中的“漢奸”指稱基本一致。雖然不足以支持6年前陸皓東的供詞,至少表明受孫中山影響而倡行排滿的陸皓東供詞的主旨與孫中山的思想一脈相通。

                         

                        孫中山重新定義“漢奸”,“排滿”以為根本改造的宗旨當為主要動因。而戊戌前后“漢奸”語境的若干變化,也有潛移默化的影響作用。這些變化主要體現于三個方面:

                         

                        其一,“漢奸”之“漢”的范圍由漢人擴大到華人。鴉片戰爭后,“漢奸”一詞出現頻率最高的時期之一是中日甲午戰爭期間。《申報》刊登《防奸續議》的論說,指出:“奸細有二,一為漢奸,一為倭奸,非漢奸則倭奸無所容身,非倭奸則漢奸亦不能傳消息。”并進而提出防治辦法:“竊以為防倭奸易,防漢奸難。倭奸雖改扮華人,終有破綻,若漢奸則本系華人中之無賴,惑于富貴功名之說,竟不知順逆,觍顏事仇。其人本系華人,別無記號可以認識,其宅心之險惡,則更甚于倭奸。何以言之,倭奸雖為惡于我華,而其百計千方,暗中偵察,泄我秘要,以破我師,在日本人視之,尚不失為忠心耿耿。獨華奸本系食毛踐土,履厚戴高,爾祖爾宗,盡是圣清之黎庶,乃一旦心腸變易,將情輸之于敵人。在我朝固罪無可逃,而敵人亦視為無足重輕,不過餌以重利甘言,驅之如牛羊犬豕耳。我故曰倭奸固宜防備,而漢奸益誅之,而罪不勝誅也。防之之道奈何,曰先嚴懲治漢奸之律,凡有華民之為倭人間諜者,獲即斬首,略不稽留。即使幸脫網羅逃之海外,亦設法拘獲,明正典刑。如是則倭奸無容頓之人,其計可以立破。”⑦

                         

                        從漢到華,是清中葉以后文化認同的一種趨向。中古時的漢化,到了清代,漸成華化。顯例之一,如清中葉華僑指稱的出現。這一變化具有復雜內涵。其中之一,當為“漢”的自我意識相對于“滿”日漸清晰,但是相對于外夷或外洋,其內向的覆蓋面有所不足。若“漢”特指固定人群,“華”的涵蓋則要寬泛得多。華奸之類的說法后來未能通行,可是漢奸之漢與華僑之華卻有所對應甚至互通。這成為清季中華民族概念應運而生的歷史文化淵源,意味著這不僅僅是由于民族認同的緊張而生造的政治概念。盡管民族自覺實際上主要是由外來民族主義思想觀念的傳輸刺激而生成的。

                         

                        由漢而華的另一潛在意向,顯示漢與華本來均不是人種觀念的分別,而是文化意識的差異。當漢可能與人種相關聯而產生混淆時,只能以華取而代之,才能保持文化取向的本意。后來無論是滿漢之爭的漢族意識強化,還是針對這種取向的批判,都同樣是誤將漢視為同一種族,而有違所謂“漢”只不過是文化認同的歷史存在本相。就此而論,漢與華本是一脈相通的,二者都具有來源各異的人群的文化混同性。須知今日所謂漢族,從未經過民族識別,就被視為當然的共同體。實則其來源的多樣性幾乎可以一望而知。

                         

                        其二,按照清朝的正統觀,“漢奸”已不僅指鼓動非漢群體反清的漢人以及勾結外國出賣中國的“奸邪”,而是將一切反清之人均與“漢奸”相聯系。這樣的衍伸在媒體和士紳的意識言語中已經展現出來。戊戌政變后,《申報》刊登《慎防逆黨煽惑海外華人說》,表示“彼梁逆早存一敗,事后只身遠遁之意于胸中,乃欲誘人背君去國,窺其肺腑,其毒蓋更甚于洪秀全、楊秀清之流矣。原刻擬以漢奸龔孝拱等人,竊恐尚未情真罪當,其他種種狂妄之說,直與猘犬無殊。”⑧

                         

                        18992月,湖南曾子彥上書該省當道,提出:自強鄰逼處,削奪我藩籬,侵占我土地,因而內地匪徒,隱為漢奸,顯肆猖獗,愚民易為所煽惑。希望繼續湖南創立保衛局開民團之先聲的事業,各府廳州縣陸續舉辦團練。是年四川余棟臣勢大,扣押安定營統領周壽卿,官府剿撫未定,派王秉節前往處置。初,地方紳董懼余匪之滋擾也,議定每日饋銀二百兩,按十日一付。及甲乙丙丁四紳董謁方伯,方伯面斥云:汝等既為余匪籌措銀兩,非漢奸而何,彼敢將朝廷二品大員扣留,豈非造反乎。揚言要先將汝等四人正法,然后進兵痛剿變法的梁啟超、反教的余棟臣和盜匪一樣被當成“漢奸”,則清廷眼中的“漢奸”在反清的時趨中勢必轉向正面。

                         

                        其三,變法救亡思潮的興起導致“漢奸”指向的轉移。戊戌政變后流亡日本的梁啟超撰寫《戊戌政變記》,一方面批評自強改革,“以教育論之,但教方言以供翻譯,不授政治之科,不修學藝之術,能養人材乎。科舉不變,榮途不出,士夫之家,聰穎子弟皆以入學為恥,能得高才乎。如是則有學堂如無學堂。且也學堂之中,不事德育,不講愛國,故堂中生徒,但染歐西下等人之惡風,不復知有本國,賢者則為洋傭以求衣食,不肖者且為漢奸以傾國基,如是則有學堂反不如無學堂”,看似延續既有的“漢奸”指向。另一方面,又對以往將主張學西學談救亡者目為“漢奸”表示強烈不滿:“至于光緒甲申,又二十年,朝士皆恥言西學,有談者詆為漢奸,不齒士類。”而大臣之中,“瞢然不知有所謂五洲者,告以外國之名,猶不相信,語以外患之危急,則曰此漢奸之危言聳聽耳”。(11)

                         

                        按照梁啟超的邏輯,不是學習西學、呼吁救亡的人為漢奸,恰恰相反,不能變法圖強,抵御外侮,才會導致漢奸的產生。這樣的認識,為“漢奸”的轉義鋪平了道路。1899年底,翰林院編修沈鵬因天災應詔上折直言,即沿襲這樣的邏輯,指榮祿、剛毅、李蓮英為三兇,主張誅殺之。他說:夫江南士民感戴皇上,紀誦圣德,聞中外之訛傳,輒用怵惕,而憂疑其用情雖愚,其愛君則摯。剛毅必指為漢奸,摧夷挫辱。夫人一念愛君即為漢奸,則必仇視皇上,腹誹圣德,而后為大清之良民、中國之良士,是則率國人而叛皇上者,剛毅也。其設心于皇上為何如乎。此可慮者一也……此三人行事不同,而不利于皇上則同,且權勢所在,人爭趨之。今日凡旗員之掌有兵柄者,即職不隸榮祿,而亦榮祿之黨援也。凡旗員之勢位通顯者,即悍不若剛毅,而亦剛毅之流亞也。而旗人漢奸之嗜進無恥者,日見隨聲附勢而入于三人之黨。時勢至此,人心至此,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故竊謂不殺三兇以厲其余,則將來皇上之安危未可知也。”(12)

                         

                        既然“愛君”反成“漢奸”,除了逼迫國人背叛皇上之外,也為反過來將附和“三兇”者認作“漢奸”提供了可能。庚子自立會起事,“熊錦堂、張鑫山與易敬臣等人誤聽康逆唆使,投入自立匪會,私售富有票,后得省悟,至駐扎日暉港之安字營投誠。某日,奉江南提督李大人及前任道憲余大人之命,往南通州一帶勸令匪黨曾國章等反正,途遇康黨劉保林交付一信,囑持往見曾。丈夫(即熊錦堂等)不知其詐,貿然前往,曾指為漢奸,立用洋槍擊斃,并將尸骸剁分數段,易更被曾剖腹屠腸,拋尸絲魚港內”(13)。此處的漢奸,是指投降官府的變節分子,與原來反對“滿清”的本義截然相反,而與革命黨排滿話語的“漢奸”含義頗為近似。

                         

                        此后,梁啟超一方面借用原來保守官紳對洋務官僚及其事業的抨擊,指清廷未能提出并確定“合于今世文明國民所同向”的教育宗旨。前駐日公使李經方為日本東京中國公使館中附立之學堂所題對聯:“斯堂培翻譯根基,請自我始;爾輩受朝廷教養,先比人優。此二語實代表吾中國數十年來之教育精神者也。舍翻譯之外無學問,舍升官發財之外無思想,若此者,吾亦豈能謂其非宗旨耶。以此之宗旨,生此之結果,吾中國有學堂三十余年,而不免今日之腐敗,所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絲毫不容假借者也。”這樣的教育宗旨實際上是“培漢奸之才”,“開奴隸之智”,“夫使一國增若干之學問智識,隨即增若干有學問有智識之漢奸奴隸,則有之不如其無也”。(14)

                         

                        另一方面,又針對剛毅所說“學堂為養漢奸之地”的言論敬告當道者:

                         

                        夫學堂則何至養漢奸,然使諸君而真改革也,則學堂中人皆為諸君用;使諸君而偽改革也,則學堂中人皆為諸君敵焉矣。此乃剛毅所謂漢奸也。夫敵守舊,敵也,敵偽維新,亦敵也。剛毅知其將為敵而鋤之,諸君不知其將為敵而養之,則諸君之智,不如剛毅遠矣。然則諸君今日而師法剛毅可乎?曰:是惟諸君。雖然,吾有以知諸君之不敢,且有以知諸君之不能也。今者中國改革之動力,非發自內而發自外。自哥侖布開辟新陸以來,麥志倫周航全球以后,世界之風潮,由西而東,愈接愈厲。十八九世紀所演于歐美之壯劇,勢必趨而集于亞東。天之所動,誰能靜之。豈惟諸君,雖周公、管仲復起,其無奈此風潮何也。利而導之,則功成焉,名立焉,國家安焉;逆而拂之,則身敗焉,名裂焉,國家危焉。剛毅之術,是見洪水之來而欲堙之搏之也,其勢必橫決而倒行。今者諸君之術,則筑短堤柔堤以障之也,其勢非泛溢而出焉,則刷落而潰焉,其無救于時一也。嗚呼,諸君諸君,可以擇矣。(15)

                         

                        此處的“漢奸”,已經不是順著頑固官僚對洋務官員及其事業的指責,而是剛毅之意的反說,不改革或偽改革,學堂中人勢必群起與清廷為敵。其承接世界風潮推動改革的大勢所趨,順之者昌逆之者亡。雖然被剛毅之流視為“漢奸”敵人,其實是革新的動力。

                         

                        時勢的變化為漢奸轉義提供了必要的語境,在江西南昌,新政前后的觀念迥然不同。“華字各報省城統稱之曰洋報,向來閱者甚少。上年拳匪亂起,更誣之為私通洋人,稱曰漢奸。雖有一二通識者心知其非,亦不敢公然置辯。本年朝廷頒行新政,彼都人士方知報紙能益人見聞,爭先購閱,從前閉塞氣象,煥然改觀,舍舊圖新,機緘其在是歟。”(16)原來的漢奸行為如今成了時趨,認識自然隨之變更。

                         

                        梁啟超的觀念變化在保皇會同仁中不乏同調,尤其是具有反滿革命傾向的康門弟子,有的言辭較梁啟超更加直截了當。1902年,歐榘甲在《新廣東》中就針對剛毅學堂徒養漢奸而已,不能成人才,無用,應將各省學堂悉數裁撤的主張,提出:雖然,剛毅之所謂漢奸者,乃以恢復漢人之權利,不愿為滿人之奴隸,故目之為奸耳,此真吾漢人獨立之種子,不可不培養者也。鑒于滿洲朝廷,既以學堂為養漢奸之大患,雖經議和賠款假行新政,以愚內外之心,三年以來,昏亂猶昔,欲其立學堂以培我民之自立,豈有是理哉?且即有學堂,亦不過以奴隸教育施之,直奴隸學堂耳,豈足望以自立哉?然則此事將如何而可?吾則曰:諸君不欲自立則已,若其欲自立也,豈無法以處此乎?”各省欲圖自立,宜開自立學堂。(17)清廷眼中的漢奸,在革新者看來就是漢人獨立的種子,那么,漢奸的帽子應當轉而戴到對立面的頭上,漢奸的轉義,也就呼之欲出了。

                         

                        二、“漢奸辨”

                         

                        幾乎所有研究辛亥時期漢奸問題的學人,都注意到且著重引述了1903年《黃帝魂》收錄的《漢奸辨》,可見此文在漢奸轉義進程中極其重要。可是關于此文的相關信息,如作者、出處、撰寫及發表時間等,存在諸多不確定性。王柯就沒有直接認可作者是否章士釗,并特別在注釋中寫明:該文章并沒有明記作者與寫作時間,有人以為是章士釗(1881-1973)所寫。收錄該文的《黃帝魂》(黃帝子孫之多數人著)是黃帝紀元四千六百十四年(1903)出版的民族主義作品。《黃帝魂》的編者說《黃帝魂》所收的文章都是最近十年來報紙雜志所選的文章以及新近作成的文章之精華’。”(18)

                         

                        據張枬、王忍之編輯的《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1卷所附書刊介紹,《黃帝魂》1903年初版本僅29篇,1911年再版,增至44篇。據章士釗說,上海東大陸圖書印刷局便是為了印行該書而成立。可是這個29篇的初版本,迄今為止似無人見過。目前可見的29篇本,為中華民國元年四月六日再版,不過底本是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八年十一月一日初版,可以認定為初版本的翻版。全書正文共218頁,撰述者為黃帝子孫之多數,編輯者為黃帝子孫之一個。據章士釗的《疏〈黃帝魂〉》,前者指各篇有多個作者,后者則是黃藻。至于發行者和印刷者,均為“黃帝子孫”,也應該是黃藻自稱。臺灣由羅家倫主編、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資料編纂委員會影印的《黃帝魂》,為45篇的增訂本,正文共310頁,為黃帝紀元四千六百十四年十一月一日印刷,同年十二月六日出版。不過,無論哪一版,版權頁都沒有上海東大陸圖書印刷局的字樣。初版本實為30篇,目錄遺漏了祝北京大學堂學生一則,增訂本同樣遺漏此條,實為45篇。

                         

                        關于《漢奸辨》的作者,據章士釗《疏〈黃帝魂〉》稱:“此為吾在《蘇報》所撰之文,為漢奸翻案,為漢奸尋覓出路。”(19)不過,查閱中國臺灣出版的兩種《蘇報》影印本,均未找到此文。《章士釗全集》據《疏〈黃帝魂〉》之說收錄,也只能依據《黃帝魂》,當亦未發現《蘇報》刊登的原本。所以,此文是否刊于《蘇報》以及是否出自章士釗之手,仍有疑問。由此連帶出文章發表的時間問題。雖然30篇的初版本的確收錄此文,但無法確證具體寫于何時,如果是為《蘇報》撰寫,是否已經刊出。《蘇報》1903年因報案被封之前,曾經兩度改版,均與章士釗等學堂風潮的退學生密切相關。章士釗注疏之時,雖是當事人,卻忽略或是忘記了版本和篇幅的分別,所疏實為后來的增訂本。

                         

                        《漢奸辨》在辛亥革命排滿的歷史進程中究竟產生了怎樣的影響,研究漢奸史的學人雖然有所描述,卻未能舉出相關實例予以證明,這似乎也從側面反映此文的問世及流行還須進一步深究。倒是其中關于漢奸的指稱起于漢代之說,對時下的漢奸論影響深遠。不少人將其說等同于歷史事實,望文生義地相信“漢奸”一詞的確始于漢代。因為胡漢相爭,“由是漢人之名,漢奸之號稱焉。漢人為漢奸者有之,外人稱漢人為漢奸者亦有之”。這樣的說法不過是想當然耳,漢朝人并不會自稱漢人,“漢奸”之號那時純屬子虛烏有,而漢人自稱與外人他指之別,更是無從談起。經過近代知識轉型之后,用后來觀念解讀前人前事,已經習以為常。稍加留意,如此類的現象比比皆是。一般情況下,作為俗語或方便名詞無傷大雅。作為嚴肅的歷史認識,則有無漢人漢奸的概念,意味著漢與非漢的界限是否分明,一方的自我意識與另一方的非我意識相當強烈,以至于約定俗成用了相同、相通的名稱。就此而論,不僅漢代人沒有這樣的觀念,漢代以后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被指為漢人的那一大群人也沒有這樣的集合觀念,或是雖然偶有,內涵外延卻與今迥異。

                         

                        《漢奸辨》的主旨的確如章士釗所說,是要為“漢奸”翻案,并為之找出路。作者認為,漢奸名號流傳了二千年未有定評,因此往往有視愛同類為漢奸者,涇渭不分,殊堪痛嘆。翻案的主要做法是區分“真漢奸”與“滿洲人之所謂漢奸”。“所謂真漢奸者,助異種害同種之謂也。”又分為死生兩類,前者為歷朝歷代的漢奸,包括扶清滅明的吳三桂等人以及助滿洲殲滅太平王的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后者如諂媚那拉氏枉殺中國義士的張之洞,為“滿清”阻止游學生進步的蔡鈞,助“滿清”官吏搜括中國貨財孝敬“滿洲”、承擔各行的巨商劣紳等。至于“滿洲人”所謂漢奸者,“乃漢族中之偉人碩士,即為愛同類之故,甘心戎首,雖犧牲其身而不顧”,包括漢武帝時誓殺匈奴的霍去病、衛青等,宋朝的岳飛,近代的太平王洪秀全、烈士唐才常、林述唐等,“乃如之人,誠漢奸中之卓卓者矣”。雖然這樣的“正色漢奸”暫時不及“滿忠”人多勢大,后起者猶復無量。“吾敢決之曰:三年之內,胡虜朝廷,必亡于漢奸之手。”

                         

                        為此,作者“敬告漢人,慎毋為害己之漢奸,當為愛己之漢奸。更愿今日之為漢奸者,各盡其才智力量,勇往向前,剿滅丑類,恢復三千余萬里之山河,更新四百兆人之魂膽,立新中國于環球之上。漢奸之名,不將流芳于萬世乎?不將傳揚于地球乎?今日漢奸尚其勉之,不必以異族人之目我為漢奸,遂畏漢奸之名而為之諱也”。(20)

                         

                        《漢奸辨》的思路以及所謂“正色漢奸”的概念乍看顯得有些怪異,其實是假設從“滿清”立場而言的反話,希望漢人不要畏懼清廷以“漢奸”的罪名相加。就翻案而言,該文進一步明確梁啟超、歐榘甲等人將“滿人”所指漢奸視為革新獨立的正面形象的取向;就正名而言,將真漢奸定性為助異種害同種。兩方面相輔相成,否定“滿清”的漢奸論與確定漢人立場的真漢奸屬性,正是“漢奸”轉義的一體兩面。反清不僅反叛作亂,還有排滿革新;結交外國也不僅是賣國求榮,還有學習振興。昔日的“滿忠”,如今轉而變成真正的漢奸。

                         

                        《漢奸辨》的觀念和主張,不乏同調,陳天華在《警世鐘》中就鼓吹“殺盡仇人”,“殺我累世的國仇,殺我新來的大敵,殺我媚外的漢奸”。前者指“滿清”,中間為洋人,至于后者,吳密認為“不但包括投降洋人的漢奸,也包括諂媚滿人的漢奸”,確有道理。

                         

                        誠如研究者所論,辛亥時期排滿革命話語中的“漢奸”,主要是指在滿漢沖突中維護“滿清”一方的漢人。具體所指,包括三類:其一,幫助外族侵害本國,如《漢奸辨》所列舉的歷朝歷代直至清初的“死漢奸”。19031213日,孫中山在檀香山正埠利利霞街戲院演說中所提及:漢人之失國,乃由不肖漢奸助滿人入關,征服全國”(21),就是此類的典型。

                         

                        其二,為虎作倀,殘害同胞以維護異族統治。如《漢奸辨》列舉的曾、左、李、張、蔡以及巨商劣紳。擴大而言,一切維護清朝統治的漢人官紳都在漢奸之列。其中既有故去的“死漢奸”,也有為數眾多的“生漢奸”。由于晚清這類漢奸往往與喪權辱國、出賣利權相聯系,故而又與賣國的漢奸相一致。而出賣中國的不僅是漢人,其他非漢人群有此類行為者,也可能被指稱為“漢奸”。

                         

                        其三,雖然主張在清朝的體制內進行改革,卻反對或不贊成推翻清朝的革命。這類漢奸首先是指康、梁等人的保皇會,繼而擴大指向國內的立憲派。由杭州中學堂退學生在上海組織的《新世界學報》社,在《新世界學報》停刊后,于19036月創刊《經世文潮》,作為前者的繼續,不滿于行世的各種經世文編支離繆盩,用其體例,變其精神,專設人種之部,刊發討論滿漢問題的文章。(22)該刊于1903921日第7期刊登的《滿清毋庸立憲》一文,一面指斥太平之役,頭等漢奸胡、駱、曾、左、李之倫,率其犬羊之性,殘同胞以保客帝江山,一面預言剛剛開始熱議的清朝立憲之說,“不過欲為滿洲立萬年之基業,為漢人下不脫之羈軛,其永遠之奴隸性質,深于胡、駱、曾、左、李萬萬。如將此等人正名定謚,非加以‘頭等特別漢奸’之徽號,不足以定其罪而蔽其辜也”。立憲聲起,“于是滿人防御漢族反側之心,藉以稍慰,謂執持歐洲數冊君主立憲之底稿,雖頭等漢奸胡、駱、曾、左、李復生,不能有此制漢扶清之力也”。(23)

                         

                        1903年,清廷尚未定議是否要采取立憲制,議論立憲的主要是部分官員和士紳,嚴格說來,還沒有形成后來稱之為立憲派的勢力。《經世文潮》的筆鋒所向,只是泛指倡議立憲的官紳。而在海外,主張保皇立憲的政治勢力確實存在,并與革命黨在華僑中展開激烈爭奪。本來革命、保皇兩黨在庚子前后有所合作,尤其是以梁啟超為首的部分傾向激進的康門弟子,憤于時勢,背著康有為暗中與革命黨、中國國會聯系,準備合作以武力推翻當朝執政,實行民政。格于形勢,計劃流產,梁啟超繼續與革命黨合作的愿望遭到康有為的強力壓制,不得已退回保皇的立場,卻仍然利用孫中山在美洲各埠華僑中的人脈,使孫中山感到受騙上當,被迫嚴詞揭露保皇派的言行不一。

                         

                        同樣在1903年,當國內有心排滿革命者剛剛為漢奸正名之際,孫中山就在《檀山新報》發表《敬告同鄉書》,斷言革命與保皇決分二途,勢不兩立,指出康、梁等人打著名為保皇,實則革命的旗號,骨子里志在扶滿臣清;檀香山保皇會《新中國報》副主筆陳儀侃口談革命,身入洪門,實為保皇之中堅,漢族之奸細。并且宣稱:古今來忘本性、昧天良、去同族而事異種、舍忠義而為漢奸者,不可勝計,非獨康梁已也。滿漢之間,忠奸立判,公等天良未昧,取舍從違,必能審定。”(24)明確指康梁保皇擁清為漢奸,希望華僑認清革保分界,速定趨向。如此一來,敵我與同道的聯系及分別,在中國革命進程中變得相當復雜,開啟了不反對敵人之人也是敵人的政治論述的先河。

                         

                        三、“驅滿酋”與“殺漢奸”

                         

                        既然漢奸是“排滿革命”的重要對象,革命之際如何處置漢奸就成為革命黨的重要政治選項。1905年,孫中山再度游歷美洲大陸,為致公堂重新擬定新章。其中規定,必須先清內奸而后除異種。因為中國被滿清滅亡260余年,本來不是滿人能夠做到,關鍵在于因有漢奸以作虎倀,殘同胞而媚異種。始有吳三桂、洪承疇以作俑,繼有曾國藩、左宗棠以為厲。今又有所謂倡維新、談立憲之漢奸以推波助瀾,專尊滿人以抑漢族,假公濟私,騙財肥己”(25)。所有3類漢奸都在必須清除之列。1906年所訂《中國同盟會革命方略》特別規定,革命起義時,“其滿洲漢軍人等,如悔悟來降者,免其罪;敢有反抗,殺無赦!漢人有為滿奴以作漢奸者,亦如之”。“驅除韃虜之后,光我民族的國家。敢有為石敬瑭、吳三桂之所為者,天下共擊之!”先期發布這樣的宣言,目的就是通過革命式的掃蕩,“將使禹域之內無復漢奸之跡”。(26)

                         

                        其他革命團體也將誅殺漢奸定為政治方針,光復會所訂光復軍“普告同胞檄”,就將“滿賊漢奸”相并列。光復軍告示明確宣布,義師所至,“與吾漢族諸父兄子弟共誅之”的不肖匪徒共有5類:一、滿人從不降者殺;一、反抗本軍者殺;一、乘機打掠者殺;一、造謠生事妨害治安者殺;一、仍為漢奸者殺。”(27)

                         

                        為了鼓吹殺漢奸的正當性,革命黨人大造輿論。由于曾國藩、左宗棠等人為清代著名漢奸,而湘軍屠殺同胞最多,湖南受到各省人士的同聲指責,甚至形成排湘主義。湘人對此深刻反省。190610月,陳家鼎在《洞庭波》撰文指出,湖南有媚滿性之圓足”“合群性之缺乏”“保皇性之愚謬”“守舊性之固結”“排外性之誤看”5亡湖南之病根,又針對性地提出速行悔過”“首倡起義”“力講外交”“公約自治”“預備革命”5醫湖南之藥石的辦法,希望湖南由戊戌以來為小日本,此后轉為小法蘭西,要從變法的淵藪,變成革命的搖籃。(28)

                         

                        如何實施上述方針,《洞庭波》同期發表了“屈魂”(寧調元)的《仇滿橫議》,提出實行最急進的破壞主義和最急進的破壞方法,主要有剪其羽翼和搗其巢穴兩種,前一策,則以殲滿酋,除漢奸,排虜官。漢奸歷朝歷代都有,到了清代,其術日工,其徒亦日眾。使滿清三百年之禍水之鼓蕩之泛濫,以淹沒我如花似錦之山河,溶解我連綿不絕之帝統,沉溺我獨立自由之男兒,至今日而尚未已,殆全出于若輩之手之泡制……蓋若輩其面則人,其心則獸。凡可以為異族用,即可以為吾同族仇。可以為吾同族仇,即當以待異族之法待之。彼施全之擊秦檜,萬福華之刺王之春,是其例也”。(29)此說的除漢奸,不僅在革命軍興之際,而且在革命未起之時,就要以暗殺行刺的方式,剪除助紂為虐的漢奸。

                         

                        由于自責深,湖南人士對指責湘人的他省之人有漢奸行為,也格外痛恨。《洞庭波》刊出湖南留日學生來稿《公致江蘇學會書》,對江蘇學會主張立憲予以嚴詞抨擊:

                         

                        中國之亡也久矣,一亡于建虜之襲用漢制,再亡于湘軍之助虜中興,終且亡于保皇黨之鼓吹立憲。夷狄用夏,漢人所以相視不驚;滿祚中興,漢家所以再志亡國。此范文程、洪承疇、曾國藩、李鴻章之所以可殺也。況當清廷惡劣腐敗不絕如線之際,忽有人效其鷹犬,盜取各國議院之陳語,加以上下平和之美民(),以愚其民,以救其亡,而為清室立萬年有道之基者,其罪更可勝誅乎。是故立憲者,滿族之至幸,而漢族之至不幸者也。歡迎立憲者,對于滿族之至忠,而對于漢族之至不忠者也。以不忠之人謀不幸之事,此其人之工于販國,甘于為奴,直令天下人恥之辱之笑之罵之痛哭之,舉國皆欲殺之者,而不料其出現于我學界上之江蘇學會也……自后有追咎漢奸者乎?吾不曰湖南,而曰江蘇。(30)

                         

                        江浙人士抨擊湘軍殘害同胞甚力,言詞牽及一般湘人,如今居然也為“滿清”作倀,難怪其憤憤不平。只是江蘇學會并非學生團體,而是張謇等人的組織,他們本來就是主張立憲的中堅分子。

                         

                        全面論述“殺漢奸”最詳盡的,當屬1907125日出刊的《漢幟》第1期題為《驅滿酋必先殺漢奸論》的長文。該刊由清國留日學生編輯,在日本出版,其實是《洞庭波》的續刊。由于《洞庭波》第1期出版后即遭封禁,主持編務且包辦政論的陳家鼎、寧調元等人亡走日本,籌劃復刊,幾經周折,定名《漢幟》。所以《漢幟》第1期本是《洞庭波》的第2期。《仇滿橫議》論及除漢奸一節時提及:本報第二期有《驅滿酋必先排漢奸》,專論于此,故不詳述。”(31)

                         

                        文章的作者署名“鋤非”。長期以來,各種辛亥資料集想當然地確定其人為別署“鋤非子”的劉道一。1996年,王學莊在《近代史資料》總88號發表《〈驅滿酋必先殺漢奸論〉作者辨》,根據文本所提及的時事,以確鑿無疑的嚴謹考訂,證明作者絕不可能是1906129日已經被捕入獄的劉道一。又根據《漢幟》的前身《洞庭波》的3位編者的人脈活動及其介入當時湖南學界新派中禹之謨、周震麟兩派激斗的關聯程度,力證作者應為陳家鼎。不僅糾正了關于這一重要文獻作者的誤說,更為重要的是,為理解文本提供了可靠的憑借,不再望文生義地穿鑿附會。可惜楊思機之前幾位專論漢奸問題的作者均忽略了這一重要成果,使得文本的解讀不知其能指所指,由后出外在的觀念引伸而來的種種揣測推論,難免隔靴搔癢。王學莊獨具慧眼,敏銳地看出《驅滿酋必先殺漢奸論》的文風前后不一,前半關于歷史上漢奸之害較紆緩,后面關于殺漢奸較激切。除了內容的約束外,可能的原因是后半部分為后來補寫或改訂,思想隨時勢有所變化。

                         

                        《驅滿酋必先殺漢奸論》開宗明義地提出:“亂中國者滿人,亡中國者非滿人也,漢人也。蓋漢奸者,引入滿人之媒介也。”并歷數殷周以來歷代漢奸之事,證明每次胡禍亂華,都是漢奸造成,而清代漢奸的危害尤甚。“今日漢奸界之怪現狀,且百出而未已,魑魅魍魎,吾見亦多。欲寬宥此現在的漢奸而不殺,則過去的漢奸已可鑒,未來的漢奸更方長。同胞多一優容漢奸之日,即漢奸多一殘食同胞之時。漢奸多一番得志之機,即滿酋多一次橫暴之力。漢奸與同胞,則極端的反對性也。滿酋與漢奸,則天然的化合物也。是故今日之計,救同胞而不殺酋奸,是猶抱薪救火,薪不盡而火不滅也;逐滿酋而不殺漢奸,是猶隔靴搔癢,靴不啟而癢不止也。漢奸乎!漢奸乎!而可任其白日橫行而不殺乎?國人皆曰:殺,殺,殺!”

                         

                        在論述了殺漢奸與殺“滿酋”同樣甚至更加重要后,接下來文章列舉了6種必殺的漢奸及其理由。這6種漢奸又可以歸為3類:一是清朝的文武漢官,二是保皇立憲派,三是假新黨。

                         

                        清朝的漢官,也就是轉義后最早認定的漢奸,陳家鼎共列舉了3種即張之洞,各官吏之暴者,各監督、兵官之妖者。張之洞也是漢官之一,之所以要單獨提出,且列為此類的首要,是因庚子之漢變之屠戮,今歲長江之飭拿,湘中之進剿,之洞之殘漢媚胡,可謂不遺余力。現且偵騎四出,羅織黨人,務欲盡取漢族思想家付之胡刀而后快。各督撫不久即更替,之洞獨十數年而不換者,虜廷豈有愛于之洞哉,不過資其善殺漢人,以之坐鎮上游,雖咸同間之官文駐鄂,尤不若此用家奴以防家賊之便。蓋之洞者,滿族之功臣,而殺同胞之上手也。吾輩不殺此老賊,終無以寒漢奸界之膽耳”。

                         

                        所謂“庚子之漢變之屠戮”,當然是庚子鎮壓自立軍的舊賬,而“今歲長江之飭拿,湘中之進剿”,則指190612月中旬緝捕孫文黨王勝等人以及派兵鎮壓萍瀏醴會黨起事。至于現且偵騎四出,羅織黨人,務欲盡取漢族思想家付之胡刀而后快,為陸續拘捕朱子龍、胡瑛、劉靜庵、梁鐘漢、張難先、李亞東、季雨霖、吳貢三、殷子衡9人而形成的武昌日知會要案。(32)不僅如此,若夫呂海寰之嗾成《蘇報》案,龐鴻書之鍛煉湘獄,岑春煊之橫虐廣東,丁振鐸之斷送云南,李盛鐸、戴鴻慈之奔走憲政,嚴修、徐世昌之附和維新,皆獲咎祖國最甚,必正以國民之天誅,而之洞不過其首座也。開花之彈,無煙之槍,我國民其試演于數賊之頸哉!”單列張之洞為一類,就是要將漢奸中罪大惡極并且繼續作惡的官員作為鋤奸行動的首選,意在敲山震虎,產生威懾作用。

                         

                        “殺漢奸必殺各官吏之暴者”,是泛指一般官吏。為官即須作惡,“況寄宦異族之朝廷,尤非多殺民命,多削民脂,不足博虜廷之歡耶。‘廿年身世家何在,又報東胡設偽官’。胡虜不能自戕民之命也,則借官以戕之;胡虜不能自取民之產也,則借官以取之。官者,蓋虜與民接之機關物也。環顧宦界,了知大義,不敢殘民,迫于無可如何,以奴為隱,俟機待發者,亦有其人。至于豺狼成性,相將食人,借國民皮肉,為升官發財之券,日月諂事胡虜,以保我爵位勛階者,比比皆是。樞臣則以囊括海內、專利中央為能;督撫則以鎮壓民氣、摧抑革命軍為能;州縣以拿獲會黨、嚴刑威民為能;武員以扣減軍餉、殺敗國民兵為能。上而中堂、宮保,下而老爺、太爺,頂子之紅色藍色,無非血也;補服之禽形獸形,皆非人也。終日如閻羅夜叉,惟懼民死之不速。‘笑罵還他笑罵,好官任我為之’。是不啻為虜置千百猛獸于民上也。項羽起兵,先殺會稽守;洪軍所過,先殺地方官;俄虛無黨革命,慣殺將軍宰相。驅滿者之先殺此偽官也,必矣”。只有誅殺殘民媚虜的“滿奴漢奸”,才能剪除清朝的羽翼,順利實現“排滿革命”的大業。

                         

                        專門將官吏中的“各監督、兵官之妖者”提出,是因為軍隊和學生為社會中具有天然組織形式的群體,成為革命社會動員的重點,同時是官府防范的要害。“邇來民族主義日益傳播,學生兵士大半有革命思想,而監督與兵官壓之。種界非不知,大勢非不曉,第以利祿主義所在,毋寧禁下而不為。今歲湖南內地學生,皆有獨立資格,而監督則遏之,各省學界可概也。湖北之常備軍赴湘倒戈,而兵官則禁之,各省之軍界可概也。學生而欲革命乎?吾請從革監督之命起也。兵士而欲革命乎?吾請從革兵官之命起也。十九世紀以來之大革命,類皆學生兵士為之。第不先去學校軍伍之漢奸,作直接的革命,而欲一躍顛覆政府,作間接的革命,難矣。學校最忌沖突,而破壞為虜作厲之奴圈,則沖突即其進步也。軍界最講服從,而上官殺百姓之命令,則不必服從也。學生諦思,兵士乎諦思。”辛亥武昌起事的歷史進程顯示,正是在軍隊、學堂深入進行了有組織的發動,成為首義取勝的決定性因素。

                         

                        陳家鼎羅列的6種必殺的漢奸,順序并非隨意排列,而是有所講究。上述3種,張之洞不過列在第二位,其余分列第四、五位。第二大類的保皇會康梁則列在第一位,慶祝立憲黨也列在第三位。也就是說,在陳家鼎看來,保皇派和立憲黨的危害猶在漢人官僚之上,因而誅殺最具緊迫性,成為殺漢奸行動的當務之急。殺漢奸必殺康有為、梁啟超。甲午以后,虜廷不絕如線,而康、梁以痛哭流涕之妾態,倡為維新之論,保皇之名。種族之歷史不通,國民之原理不曉,惟鰓鰓鼓其開明專制、政治革命之丑論,以作君王憐妾之宮怨詞,漢使若回憑寄語,黃金何日贖蛾眉。身居海外,心在虜廷,周旋清公使五臣之前,惶恐用我孤臣之不速。報章則可進呈御覽,憲法即為身之護符。左道誣民,此孔子之所以誅少正卯也。康、梁者,今日之少正卯。欲息邪說,正人心,不誅此兩妖魁,不可得也。”康、梁等人的維新保皇之說,蠱惑人心、混淆視聽,成為“排滿革命”的最大障礙,必須息邪說、正人心,才能祛除心魔,掃除障礙,為“排滿革命”開辟通道。

                         

                        所謂“慶祝立憲黨”,并非專指立憲派,而是清廷下詔預備立憲后,“乃慶祝立憲會,倡之于學界,應之于政界、商界,創辦于京師、上海,遍及于各省各郡各埠,龍旗耀日,演說如雷。美國之賀離英獨立旗耶?日本之歡迎征露凱旋軍耶?醉耶?夢耶?癡耶?迷耶?舉國若狂,不可思議。蓋非別有肺腑,必不至斯”。“以異族政府之得意處,即亡國遺民之傷心處也……是必令各處有血男兒,各出其如熱如火、如捷如神之手段,誅殺此賤奴而后可。否則我同胞如此丑舉,不獨間恥于同國,當亦見笑于虜中矣。”也就是說,凡是為預備立憲感到歡欣鼓舞并且喜形于色者,都在可殺該殺之列。

                         

                        必殺之漢奸的最后一項,是“假新黨”。假新黨雖然列于各類漢奸的末位,重要性卻不可小視。陳家鼎這樣描述“假新黨”:“所貴乎新黨者,貴有道德也,貴有團體也,貴有高尚之品格也,貴有堅固不搖之性情也。乃邇來有假新黨焉,今日遇革命黨,則力主驅逐韃胡;明日遇立憲黨,則又主不分滿漢矣。留東則演說場唱民族,歸國則保和殿頌圣神矣。‘今朝新貴人,昨日革命黨。’此其人之名托志士,實則死奴,其心已不可問,況又遇利之所在,不惜犧牲同類,以取快于賊中。”

                         

                        如此看來,假新黨屬于見風使舵的墻頭草似的政治投機分子。可是,陳家鼎并非泛稱,而有實指,即所謂“龍○○本唐才常之同黨也,而以事與唐不合,即導文廷式至武昌發其事。周○○本夙由口談排滿,擠劉某彭某之不革命,而釣得學界名位者也,乃忌禹之謨名出己上,以事不相能則迎合當途,而陷成禹之大獄。是其例也”。文章隱去名諱的實指,專論漢奸的各文均未予以指證。還是王學莊的論文具體指出,龍○○即龍澤厚,周○○即周震鱗。關于龍澤厚導文廷式舉發自立軍之事,實為一樁聚訟紛紜的懸案,難以征實。將周震鱗指為假新黨,進而指為漢奸,卻是革命黨內訌的產物。

                         

                        周震鱗曾與黃興在武昌兩湖書院同學,參加過華興會,在明德學堂教過書,又任湖南高等學堂監督,是湖南教育界新派的領袖之一。同盟會成立后,黃興命人攜來委任狀,委周震鱗為同盟會湖南主盟人。1907年《驅滿酋必先殺漢奸論》一文發表后,周震鱗身份暴露,被迫亡走日本,由黃興、劉揆一等人接待。由此可見,周震鱗不會是假新黨,也沒有首鼠兩端,陳家鼎指名喊殺,另有原因。

                         

                        1906年,湖南學生因公葬陳天華、姚宏業于岳麓山以及組織自治會等事,與當局發生沖突。關于如何處置事態,教育界新派以禹之謨為一方,以俞誥慶、周震鱗、羅永紹、陸鴻逵為另一方,形成嚴重對立。后一派多擔任正式職務,自然不能公開支持學生的舉動。由于雙方各執己見,難以妥協,以致禹之謨被捕入獄。陳家鼎是護送陳、姚歸湘的代表,并首倡公葬岳麓山。雖然他與周震鱗同齡,又是小同鄉,且先后同學,甚至有人說黃興給周震鱗的委任狀還是由陳帶到,可是在對立中堅決站在禹之謨一方,而且將禹之謨被捕入獄歸咎于周震鱗等人。在他看來,雙方的斗爭甚至壓倒了與舊派及清政府的斗爭。(33)所以他在文章中指名痛斥:若而人者,鬼鬼怪怪,妖狀莫名,欲不革命,則又恐新政府之成立;欲不傾殺同人,則又慮滿政府之牽連。嗟乎!新黨可冒,民族實行主義亦可冒乎?人有恒言曰:與其為偽君子,不若為真小人。吾亦曰:與其為偽新黨,不若為真守舊也。蓋舊黨之漢奸猶可防,新黨而漢奸,則防無可防矣。害馬者不去,則必敗群。假新黨而不殺,吾恐外患未至,而禍已伏于蕭墻矣。

                         

                        周震鱗是否偽新黨,是否漢奸,歷史早有公論,陳家鼎一時憤激也情有可原。可是,漢奸指稱出現泛化,甚至不問青紅皂白地亂指,且不惜加諸同黨之身,帶來了嚴重的副作用。指保皇會為漢奸,還有情非得已的時勢以及破除迷茫的必要。將慶祝立憲者一概定為漢奸,打擊面就顯然過寬。而在革命黨內部紛爭時也互指對方為漢奸,無疑超越了必要的限度,成為打擊不同意見者的手段。辛亥時期革命黨乃至同盟會內部濫用“漢奸”互相指責的情況屢不一見,影響惡劣。民國以后“漢奸”的亂罵轉移到“反革命”的濫用之中,在20世紀中國革命史上留下難以抹去的消極影響。

                         

                        “鋤非”的文章最后總結道:

                         

                        查清之亂華也,開十七史之奇變,比之周漢晉唐,無此得祻之慘;踞十八省之疆土,比之南北五季,無此占地之廣;茍延二百六十五年之甲子,比之宋一代,無此猾夏之久。蓋今世漢奸之術工于歷代,則虜害亦大于歷代;漢奸之運長于歷代,則虜命亦壽于歷代也。今日者,其胡人學漢之畢業期,今日之中國者,其漢人販國之總賣辦所乎?清康熙之諭旗營曰:“從古漢人叛亂,只用漢兵征討,豈有滿兵助剿?”噫,虜之為此言也,殆習見歷代亡漢之歷史,皆漢奸之歷史歟?清廷向來衣缽,皆此驅漢人以殺漢人者,為秘密之方法。入關時無論矣,至平后三藩時,此方法一盛,平粵捻時,此方法又一盛。迨觀最近之湘贛光復軍起,調兵遍全國,而鄰近易召之荊州駐防旗,曾不少動,此方法乃盛而又盛矣。數百年來,不廢八旗一兵,不折索倫一騎,可端坐以觀漢人之自戕,為圓明園下酒物也。古之中國,以夷攻夷。今之夷狄,以漢殺漢。以夷攻夷者,中國滅夷之上策。以漢殺漢者,非夷狄滅漢之奇術乎?狼無狽不立,狽無狼不行。滿酋非漢奸無以至今日,漢奸非滿酋無以終余生。漢奸既與滿酋有密接之關系,則漢奸已同化于滿。吾國民之殺漢奸,謂之殺漢奸可也,殺滿人亦可也。如果內患掃除,不為胡用,則以彼遼沈巢穴已失、全國人心已去之虜,有不入吾掌握者,吾不之信也。嗟嗟!朔風怒號,白楊蕭蕭。失國之戚,與子同袍。憾之結兮,望帝魂之來兮,盧騷我鄰。虛無黨贈我以彈兮,我祖黃帝遺我以大刀。我誓懸虜首于太白兮,我先殺此漢奸之不同胞。(34)

                         

                        清代漢奸最盛,為害最大,清朝統治非漢奸不立,所以“倒滿”必須先殺漢奸,內患掃除,則“滿酋”必倒,這樣的宣傳對于鼓動排滿革命風潮,使得武昌起事后全國形勢有如摧枯拉朽,的確起到巨大作用。而“漢奸”等同于“滿虜”,殺漢奸就等于殺“滿人”的邏輯推論,在此后的中外沖突中一直被延續。

                         

                        四、鋤奸及其泛化

                         

                        雖然革命黨將殺漢奸列入政綱方略,主要還是指義師興起后所到之處鏟除繼續忠清為敵者,而激進輿論鼓動對漢奸進行暗殺行刺,在產生巨大政治壓力的同時,因打擊的對象過于寬泛,真正實行的并不多見。在辛亥前革命黨舉行的刺殺起義行動中,鋤漢奸色彩相對鮮明的主要是相互關聯的徐錫麟案和秋瑾案。

                         

                        19077月,皖浙兩地的光復軍擬聯手舉義,所發布的光復軍告示,歷數滿夷入關后的種種暴政以及立憲的虛偽,內憂外患,推厥種種罪由,何莫非滿政府愚黔首虐漢族所致,為此,共起義師,與我同胞,共復舊業,誓掃妖氛,重建新國,圖共和之幸福,報往日之深仇。義兵所臨,秋毫無犯,各安舊業。我漢族諸父兄子弟,各安生業,無庸驚疑……至若有不肖匪徒,妄議義師,結眾抗衡,是甘為化外,自取罪戾,當表示天下,與吾漢族諸父兄子弟共誅之。并宣布5條殺例:一、滿人從不降者殺;一、反抗本軍者殺;一、乘機打掠者殺;一、造謠生事妨害治安者殺;一、仍為漢奸者殺。”(35)秋瑾親筆所寫普告同胞檄,也以歐風美雨,澎湃齊來,滿賊漢奸,網羅交至,大聲疾呼用是張我旗鼓,殲彼丑奴,為天下創,義旗指處,是我漢族應表同情也(36)

                         

                        革命黨宣傳上或有先殺漢奸以及打擊面過寬的偏激,在實行的過程中,顯然還是以排滿為主要目標。自稱“革命黨大首領”的徐錫麟,在供詞中就毫不掩飾地坦言“到安慶專為排滿而來”,他說:

                         

                        滿人虐我漢族將近三百年矣。觀其表面,立憲不過牢籠天下人心,實主中央集權,可以膨脹專制力量。滿人妄想立憲便不能革命,殊不知中國人的程度不夠立憲,以我理想,立憲是萬萬做不到的,革命是人人做得到的。若以中央集權為立憲,越立憲的快,越革命的快。我只拿定革命宗旨,一旦乘時而起,殺盡滿人,自然漢人強盛,再圖立憲不遲。我蓄志排滿已十余年,今日始達目的,本擬殺恩銘后,再殺端方、鐵良、良弼,為漢人復仇,乃竟于殺恩銘后,即被拿獲,實難滿意。我今日之意,僅欲殺恩銘與毓鐘山耳,恩銘想已擊死,可惜便宜了毓鐘山,此外各員,均系誤傷。惟顧松系漢奸,他說會辦謀反,所以將他殺死。趙廷璽他要拿我,故我亦欲擊之,惜被走脫。爾等言撫臺是好官,待我甚厚,誠然。但我既以排滿為宗旨,即不能問滿人作官好壞。至于撫臺厚我,系屬個人私恩,我殺撫臺,乃是排滿公理。此舉本擬緩圖,因撫臺近日稽查革命黨甚嚴,他又當面教我拿革命黨首領,恐遭其害,故先為同黨報仇,且要當大眾將他打死,以表我名。只要打死了他,此外文武,不怕不降順了。(37)

                         

                        顧松為安慶巡警學堂收支委員,徐錫麟事先安排其等官員到齊即行關閉大門,而顧松陽奉陰違,致使事敗,徐錫麟指為漢奸,罪有應得。秋瑾案誤傳由胡道南告密,后來胡也被少年行刺身亡,卻是冤案。

                         

                        革命黨的暗殺行動引起了社會上一些擔憂和困擾,章太炎特意撰寫了《排滿平議》,澄清“排滿”與殺漢奸的關系,力證排滿革命不是種族復仇。他說:“滿人之與政府相系者,為漢族所當排;若漢族為彼政府用,身為漢奸,則排之亦與滿人等。近世革命軍興,所誅將校,什九是漢人爾。游俠刺客之所為,復不以滿人、漢人為別。徐錫麟以間諜官于安慶,適安徽巡撫為恩銘,故彈丸注于滿人之腹,令漢人為巡撫,可得曲為赦宥耶?吳樾所刺,滿人、漢人則相半。誰謂漢官之橫暴者,吾儕當曲以相容乎?然而必以排滿為名者,今之所排既在滿州政府,雖誅夷漢吏,亦以其為滿州政府所用而誅夷之,非泛以其為吏而誅夷之。是故誅夷漢吏,亦不出排滿之域也。”(38)

                         

                        按照章太炎的說法,鋤奸還是服從于“排滿”。盡管存在個別失誤,總體看實行起來分寸把握較好,有效地避免了濫殺,同時宣傳上的火力全開使得對清朝漢官的壓力不斷加強。連主張君主立憲的《中國新報》《政論》《牗報》,也都被主張“排滿復仇主義”的蒙古族人稱為“漢奸”(39)

                         

                        與排滿革命話語的“漢奸”指稱漸趨主導相輔相成,原有的漢奸概念并沒有退出歷史舞臺。排滿話語的“漢奸”畢竟只能在革命黨的報刊上公開正式使用。至于國內的一般媒體,無論贊同與否,只能在報道如徐錫麟案時才刊布包含相關語詞的文件,而不能正面使用“排滿”意義的漢奸指稱。在這些媒體上,賣國求榮仍是漢奸指稱的重要意涵,只是有時所指發生了變化。《辛丑條約》后,清廷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原來被視為個別官員的賣國行徑,如今普遍化為清政府的集體行為。在此起彼伏的收回利權、抵制外貨風潮中,清朝官員的畏縮避禍多被指為媚外的漢奸舉動,連帶有出賣利權之嫌的一些士紳也被認定為漢奸。

                         

                        在“漢奸”轉義到“排滿”的話語系統之后,原有指稱“漢奸”含義的情形依然存在,其主體又有官府和民間之別。前者如1909蘇撫奏上海道蔡乃煌漠視公款,玩忽綱紀,舉止輕浮,存心叵測,辦事本不可恃。元源錢莊倒欠案因有厘局等存款,札飭蔡道追繳,數月未覆一字。欲提省審追,蔡道又狡猾袒護,謂厘局所存,并非公款,不便先追。又謂商人將圖自盡,人命堪虞。又謂該商與洋人素有往來,恐其干預內地審判,一味恫嚇。現仍飭提省審訊,能否追到,雖亦難必,然蔡乃煌竟露漢奸行徑,遇有重要交涉,必致貽害朝廷,斷難容忍。請即革職”(40)。此事無論是否別有隱情,即使奏折所列罪狀全部屬實,充其量不過下屬對上官有所不敬以及對外微露怯意。清季在上海之類華洋雜處的地方為官,涉外之事極為棘手,拿捏不易也是事實,蘇撫見微知著,但竟然聯想到漢奸行徑,則有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之嫌。

                         

                        各地官府之外,清廷也時常面對處置漢奸的問題。19105月,各樞臣奉攝政王諭詢處治漢奸趙郁卿辦法,某樞臣擬請援照高某等一案定罪。攝政王以情節重大,未便一再輕縱,諭令嚴懲(41)

                         

                        上述事件,朝廷官府均沿用原來的漢奸之義。不過,由于“漢奸”轉義為排滿話語,清廷及各級官員使用“漢奸”一詞的頻率有所下降。倒是民間社會,由于抵制外貨、收回利權的風潮不斷,而且沒有與排滿漢奸相牽混的顧忌,頻繁使用“漢奸”的指稱。早在中美工約抵制美貨期間,廈門南洋工會所議抵約章程就規定“如遇有漢奸在本國拐騙帶領工人出洋者,即公稟地方官拿辦,為自戕同種者戒。”(42)廣東拒約總公所曾以赴港各員不照原議遽覆美商,海內外同胞多不承認,日前總公所接各處來電云:逕復美商諸人,昏庸狡詐,陷害同胞,無不切齒。現事已至此,可奈何。且此中離奇,一言難盡,難保無漢奸從中運動,前途渺渺,后患何窮”(43)

                         

                        隨著“漢奸”的語意逐漸寬泛,使用起來也出現隨心所欲的趨向。如“臺僧通慧和尚向在杭垣艮山門外某庵住持,于佛教經典頗得真解。舊歲創發宏愿,周游南洋群島,極為華僑歡迎,慷慨布施,計得洋七八千金。回浙后,決擬創辦孤兒院,教養兼施,逐漸推廣。以二千金購得大街孩兒巷口基址,改建三層洋樓,預約年內落成。惟款項有限,深慮將來不濟,故欲以慈善事業兼辦營業性質,意欲仿制東洋藥品如千金丹、清快丸、寶丹、胃活等類,而冠以中國名義,致一般社會咸疑其有洋股,而為漢奸。現該僧從某紳指教,慈善與營業分而為二,不相牽混,俾免謠諑”(44)

                         

                        如果說上述事件多少還有些漢奸的影子,那么紹興蕭山縣清丈旗地一事,就很難說與漢奸有多少瓜葛:

                         

                        自前撫奏請設局清丈以來,各沙民以為奪其生計,抵死抗拒,疊次聚眾,毀局毆官。本年省委文總辦擬聯絡就地士紳和衷商辦,沙民等復遷怒各紳,指為漢奸,將戚紳住宅焚毀。前月又焚汪紳望庚房屋,全家什物細軟書畫圖籍,概付一炬,并戕傷該紳幼孫,慘酷情形,聞者發指。增中丞以沙民悍頑梗化,擬飭寧紹臺道帶兵督丈,沙民等得此消息,愈激愈憤,竟歃血同盟,相約死抗,人心惶惶,謠言蜂起,殷實之戶,紛紛挈眷避地者甚多。昨日署蕭山余令專差密稟,以轉瞬絲繭上市,洋商接踵,設或稍有疏防,非但釀成交涉,地方更不堪設想,擬請迅派重兵下縣,藉資坐鎮,當奉中丞批準。屆時由縣先行出示曉諭,稟請酌派省兵駐扎,以資鎮懾。(45)

                         

                        在非排滿話語系統中,“漢奸”的所指也有或隱或顯的變化。變化之一,就是對外交涉不能維護國家利權的清朝官員,成為“漢奸”的重要指向。

                         

                        190712月,留東全浙代表陳時、夏章日致電北京盛宣懷:草約公為禍首,今惑漢奸王某之言,意勿改。王皮肉寢食在即,公不晤□□先及公。”(46)19095月,凱約翰新擬銅官山合辦合同,系駐英公使李伯行所運動,皖人憤極,議以江浙對付汪大燮法處置李伯行,以清漢奸”(47)

                         

                        指現任官員為漢奸,開始還有一定的政治風險,因而最先是用于相關紳商身上。19058月,浙江同鄉公鑒:六月二十二日,浙江同鄉會京官代表有賣礦之人,所舉總理不由同鄉投票公舉,全浙商民不能公認。事件的詳情,據浙人發布的具名公啟,當天旅滬浙江同鄉170余人在斜橋洋務局集議自辦浙贛鐵路,原為杜絕賣國漢奸藉圖私便而起,當如何慎選公明廉達之士,以為全省表率。乃有素無公德之汪康年,聞滬上有特開議會之舉,蹌踉南歸,與張元濟二人,口稱奉同鄉指派,并不將公函宣布。鄙人當日即知汪康年并非公正之人,曾致函發起人王、沈、嚴三君,略述斯意。不意當日果用野蠻專制手段,強壓鄉里,不由投票,擅自私舉總理。偶有一二申辯者,即以厲聲厲色凌辱之。此等舉動,已令人憤懣。及閱廿六日《同文滬報》,有高爾伊致張葉一函,歷舉汪康年與白鼐思湘礦交涉一事,始知汪康年與高爾伊同一賣礦漢奸。鄉人既屏絕高爾伊于前,亦豈能容忍汪康年于后。方今路政發軔之始,又當拒絕覬覦之時,此會實為防外患而發。汪康年賣礦證據落入手中,若不由我浙人鳴鼓而攻,公同屏斥,何以謝外人而杜口實,何以謝湘人而資懲勸。為此,刊布登報,廣告大眾,合請吾浙寓滬之同鄉伯叔兄弟,于七月十九日下午三鐘至六鐘,在新閘徐園會議,別開同鄉議會,撤退同鄉代表字樣,再行公舉。此舉關系全浙生命,商民體面,務請賁臨為幸”。(48)

                         

                        汪康年其人的歷史地位自有定評,無論如何,指認他是漢奸,恐怕有些牽強。之所以每每將涉及路礦等利權的官紳指為漢奸,反映出在民眾心中,清廷已經失去維護國家權益的能力和資格,而且對于官紳插手路礦等事高度警惕。山西平定州十七都開礦,就鑒于澤潞各礦引起交涉,決議自行開采,并議決清查民戶三法:“一聯絡人心,以萬眾一心,人人知實行開采為宗旨。二申明約束,以保護善良,稽察漢奸為宗旨。三演說集股,以家喻戶曉,多少不拘為宗旨。”(49)

                         

                        不過,汪康年與“漢奸”似乎總也脫不了干系。1910年冬,《申報》報道了旅京湘人特開礦事秘密會議一事,次年2月,事情有了新的進展。茲探悉私賣湘礦者系湘人魏某、浙人汪某,串通某國商人,私立一合同,指定湘省數處礦業由外人自由開采,運動費之數共六千金。但合同內載明,如運動無效,六千金不能退還。旋魏某回湖南專任運動官紳事宜,而汪某則專司與洋商交涉之事。不意作事不密,被旅滬湘人偵悉。時魏某尚任上海某局總辦,即迭次與之交涉,而魏某回信,謂家祖為湖南開通之先河(指魏默深),弟亦深悉外情,乃至謠諑橫來,殊不可解云云。旅滬湘學會具函駁之,長至三十余頁,魏始氣喪,約會于饗明公司,攜帶合同,面開談判。湘人乘其無備,起而奪其草合同,立刻稟報商部存案。此前事也,現聞洋商又向湘撫索開湘礦,湘人大懼,刻正籌議對付漢奸之法。”(50)雖然已是陳年舊事,還是與汪康年有所牽連。

                         

                        文學作品中,“漢奸”成為重要的反面形象。《申報》連載時事小說《人面獸》,其中第五回“怒忠言臧祖黿入黨,做圈套方宮保回心”就借由書中人物說話,刻畫出漢奸的嘴臉:“我想魔國人自己失信的事情,也用不出什么狠處來。只要我們中國沒有漢奸去幫他們的忙就好了,天翁何苦定要去頂這漢奸的名兒呢。一場搶白,聽得天戌惱羞成怒,紅了臉,豎了眉毛,把茶碗略端了一端,喊一聲:來!送客!立起身向里邊就走。”(51)

                         

                        革命黨人的排滿宣傳,反復強調鋤漢奸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其理捂:“夫世界之所以有競爭者,固首以種族為大關鍵,而國界次之。而其競爭對付之手段,又因種界之遠近親疏而分其猛毒之隆殺。”(52)“執一光復為宗旨,而百折不回其志,萬變不離其宗。此固漢人所同具之觀念(漢奸則異),而發自秉彝之良知者也。”(53)歷史上曾國藩、胡林翼諸漢奸,殺同胞,媚異族”(54),固然可恨之極,現實中對抗革命的張人駿、張鳴歧,更是漢奸之尤”(55)

                         

                        在答復來函質疑漢奸亦為同胞是否該殺如何分辨時,雷鐵厓確切無疑地聲言“確為漢奸,必不相恕,疑似者置而不論。足下云不愿同胞為漢奸,而彼竟為漢奸以禍同胞,勸之不改,將如之何?”(56)并正式警告漢奸道:夫漢奸之所以醉心者,胡官耳……嗚呼,漢奸!人生不易,殺生可畏。吾效如來說法以警惕爾輩,亦一片婆心。果始終不悟,亦自作之孽不可逭也。”(57)

                         

                        為了徹底斷絕漢奸的后路,雷鐵厓還提出最終之鋤滿者即漢奸的命題,認為“漢奸之在今日,用死力以扶滿虜而殺同胞,在滿人方面觀之,漢奸真彼族之忠犬矣……然則易一地以觀,一旦革命成功,丑虜失勢,漢奸對之當何如?曰:當必以死力殺同胞之心轉而殺滿人。是果何故耶?漢奸之心純在利祿,固不問種族之為誰。滿人有利祿則媚滿而殺漢,漢人有利祿則媚漢而殺滿耳。”(58)這番話一石二鳥,主觀意愿是使滿人與漢奸相互猜忌,客觀上與歷史的發展也大體吻合。

                         

                        在鼓吹排滿革命的同時,革命黨人還對各種不同的觀念意見有針對性地進行駁斥。1907年春,雷鐵厓撰寫了長文《中國已亡之鐵案說》,批駁梁啟超的滿洲非國論和楊度的中國不亡論。他說:革命者《春秋》大義也,然吾恐彼保皇之人目盲心塞,終不解中國已亡而漢人革命為何事,更即其所抱持之宗旨而作為傳,以提撕之并以告后世之史官,作為萬世之定案。曰:皇者何?載湉也。載湉者何?滿虜之酋也。保之者何?康梁也。康梁者何?漢奸也。曷為保之?保其永主中夏亡中國于萬世也。”“我漢人何辜,而獨遇此殘酷之虜哉,而漢奸猶且憐彼貧焉……以同胞之慘如是,而彼漢奸漠不關心,乃斤斤焉慮群虜之貧而若不勝憐惜者,亦何薄于同胞而厚于異種如是也。漢奸漢奸,捫心自問,于汝安乎?”(59)

                         

                        對于無政府主義的主張,雷鐵厓也不以為然,甚至指為與漢奸同樣的清廷幫兇,“推無政府者之心,將以大同為圓滿,而又無能力去各國政府,以使世界大同,則惟有于中國求大同。既曰大同,則無分夷夏,雖以逆胡之罪,亦將容之,不然則有悖大同之義。夫不去逆胡,能去滿政府乎?不能去滿政府,則無政府主義適以鞏固滿政府,非與漢奸同處乎?”(60)

                         

                        革命黨人在海外的宣傳,鋤漢奸也是重點之一。19088月,新加坡星洲閱書報社延請胡漢民、汪精衛演說,入社聽講者,約四百余人。汪精衛主要闡述實行民族革命的必要,人之有團體,本于愛人之心,由有愛人之心而生平等觀念,以一少數民族為制于上,而多數大民族為所征服、壓制者,即種族上之大不平等。吾輩言民族主義為革命者,即求漢滿之平等也,發于愛人之心者也。人或以為請求滿洲立憲,即可調和種族之不平,殊不知民族之既調和,而后可言憲法。猶之兩軍相對,既有休戰之意,而后可提議講和之條約。今若謂滿人已迫于革命軍之勢力,而可休戰講和,相與訂立條約者,則吾嫌其太早計矣”。

                         

                        胡漢民則著重區分漢奸的種類以及指出鋤漢奸的迫切性。他說:“滿人以少數蠻劣之民族,而能征服、壓制漢人多數文明之民族者,以滿人有團體,而漢人無團體之故。漢人無團體,而以有漢奸破壞之故。漢奸有二種,或顯借滿人之勢力以行破壞之手段者,如清初之洪承疇、吳三桂輩,咸同以來曾、胡、左、李輩,現時之張之洞、袁世凱輩是也;或并無勢力,惟思獻媚于滿人,造作邪說,欲以破壞漢人團體者,則一班言保皇、言乞求立憲者皆是,辛苦艱難,為滿人辯護,诪張多幻,而反對革命,彼實自離于漢人團體,而希冀附合于滿人團體者也。故漢人欲求自由,謀光復,必先鞏固我漢族團體,而除去敗群之人,即自掊擊一班言保皇、言乞求立憲者始。”(61)

                         

                        對于漢奸指稱的泛化殃及己身,梁啟超覺得相當委屈,而對于指人為漢奸的邏輯,感到難以接受。只是礙于其威力太強,隱忍多時,不敢觸其鋒芒。1911年,上海幾家報紙因梁啟超反對錦愛鐵路和中美同盟,與自己政見不同,憤而連續數月進行攻擊,日日以捏造事實誣人名節為事。梁啟超隱忍再三,終于按捺不住,為全國言論界之道德風紀起見,致函各報館主筆,進行申辯,其詞涉及近代中國政爭的許多潛規則,頗可玩味。

                         

                        梁啟超認為:

                         

                        天下無論何種政策,莫不同時有利害之兩方面,緣此而論治者,往往各有所主張,而中間容有辯論之余地,此各國之所同也。吾所主張,豈敢自謂其無誤,特就其所見及者而論之耳。公等不以吾言為然,從而糾正之,此吾所最樂聞。公等所糾,而足以服吾之心,吾固不憚降心相從。若猶未也,則更相與往復其論,以求最后之真理。凡以言責自居者,不當如是耶。而公等徒以政見不同之故,而誣吾以受日本人指使,且日日閉門捏造新聞,此則吾所最為公等不取也。推公等之意,或良出于愛國熱誠,以憤恨日本人之故,但使有政策可以排日本者,則雖加數倍之犧牲而不惜。而鄙人所主張,則謂我國數十年來以外交政策失宜之故,所犧牲者已不少,今良不愿更附益之。故于公等所主張,不敢漫然雷同。公等為感情所激,乃至以竊鈇之疑相加,即鄙人亦未嘗不為公等諒。今更披肝瀝膽,申明鄙人立論之根據,以釋公等之疑,然后將鄙人歷年來與日本人之交際,及其對于日本之態度,與夫吾之所自處者,據實直陳,愿公等平心聽之。

                         

                        脫離具體語境,僅就梁啟超這番陳詞而論,可謂合情合理。近代政爭過程中,肆意抹黑對手,成為常態。清季開啟惡例,遺患無窮。只是梁啟超的辯詞,自以為公正持平,別人卻未必認可。他說:

                         

                        然警告之本意,固當使國人知現在時勢如此其危急,尤當使之知所以致此危急之由,其原因皆在政府之失政。緣此而知改造政府之萬不容己,則所警告者為有力矣。而不然者,雖四萬萬人人人皆瞋目切齒于外國之謀我,顧能以個人之力,各各持梃以抗之乎。蓋人之謀我者,乃挾其國家之力以謀我,我欲與之抗,亦惟挾國家之力以與之抗。而司國家之總樞機者,實惟政府。故欲使國民敵愾心得有道以自效者,非先得一良政府以統率之于上,決無當也。彼外國之先覺者,固亦常借外交問題以鞭策其民矣。例如日本人因美艦入浦賀而奏勤王討幕之功,因改正條約問題而數次推倒政府。其報館之立言,雖借對外為題,而結論則未有不歸于督責政府者也。而彼政府之欲自固其位者,則又往往導其民氣使泄于對外,使無暇攻我,而因得以自即安。觀于此,則國民對待惡政府之手段與夫對內對外先后緩急之次第,不從可察耶。今我國對內問題不解決,而徒日日鼓吹對外論,推其效果之所極,不過多發起幾處國民軍,多成立幾個拒款會耳。夫此等寧得曰非佳事,而試問能收分毫之實效否耶,能絲毫達其愛國敵愾之目的否耶。而全國報館,一若以此為最大之天職,而見他人持論,其對外詞鋒稍緩者,輒指為漢奸,此吾所大不解也。(62)

                         

                        近代中國的和戰問題長期令人極為糾結。受此影響,對外不逞強就形同示弱,有漢奸之嫌。梁啟超是清季輿論界能夠呼風喚雨的有數人物,尚且不能承受“漢奸”這一千夫所指的重壓,其余更是不問而知。由于排滿話語系統的“漢奸”指稱在當時語境下強勢而有效,極具殺傷力,因此,革命黨人不僅用其來進行社會動員,抨擊清廷和保皇立憲,還會用之作內部紛爭的銳器。1909年底,在同盟會與光復會的沖突中,掛羅庇朥華商閱報所同志在《中興日報》發表聲明,反駁陶成章、章太炎等人的文函對孫中山的各種指控,就有意無意地將陶、章等人與漢奸相牽混。

                         

                        該聲明稱,本社同仁及各埠于七月接到匿名書“當時僑寓英法荷各屬之人,皆知為陶成章與一曾在《中興》敗事開除者,由荷屬熒惑一二不經事之教員所為”。此乃“漢奸者流,日防漢族有還魂之日,恣為反間構陷,而更助之為虐,固意破壞,不問可知……能言不能行之人,其弊害勢有所必至者。原其平日讀書,皆富貴利祿有以逼之。今言革命,不過窮極無聊,隨聲附和,非真有種族、政治、民生思想發自良知者。今極力破敗若此,其中翎頂銅臭之毒歟?毋亦汪公權之一派已矣”。匿名書自稱為七省委派分駐英荷各屬的辦事之人,“何舍至公至正至善且至易辦之法而不為,而必為漢奸之下策”。(63)

                         

                        凡與己意不合就是“漢奸”,則“漢奸”無形中從對敵斗爭的利器,轉化成為打擊異己的政治標簽。

                         

                        ①詳見王學莊:《〈驅滿酋必先殺漢奸論〉作者辨》,載近代史資料編輯部編:《近代史資料》總88號,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第236-244頁。

                         

                        ②茅海建《天朝的崩潰》注意到鴉片戰爭時期漢奸問題的突出和復雜,略而不論。白純《鴉片戰爭前后的漢奸問題初探》(《南京政治學院學報》2000年第3)將鴉片戰爭前后的漢奸分為轉賣鴉片者、接濟逆夷者、煽惑百姓者、充作內應者、賄夷乞降者5類,并歸納了清政府防范和處置漢奸的主要措施。王瑞成《晚清的基點——1840-1843年的漢奸恐慌》(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認為鴉片戰爭時期的漢奸泛濫,與各級官員推卸戰敗的責任緊密相關,背后則是國家與沿海社會關系重構的沖突。

                         

                        ③吳密:《民族和國家的邊緣——清代“漢奸”名實關系及其變遷》,中國人民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1年,第267頁。

                         

                        ④黃宇和:《三十歲前的孫中山:翠亨、檀島、香港,1866-1895》,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年,第572頁。

                         

                        ⑤《孫文和華僑——紀念孫中山先生誕生13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東京汲古書院,1999(該論文集的中文版1997年由神戶孫中山紀念會印刷,非賣品)。該文后以《關于〈支那保全分割合論〉的若干考察——孫文訪日初期革命活動的一個側面》為題,收入林家有、李明主編《孫中山與世界》(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幾年后,狹間直樹教授又寫了《關于孫文的〈支那保全分割合論〉》,發表于2001年《民國檔案》第4期,進一步討論孫中山的文章為何會再度刊載的問題。

                         

                        ⑥孫文逸仙稿:《支那保全分割合論》,《東邦協會會報》19011220日。

                         

                        ⑦《防奸續議》,《申報》189494日,第1版。

                         

                        ⑧《慎防逆黨煽惑海外華人說》,《申報》18981114日,第1版。

                         

                        ⑨《曾君子彥上湖南各當道論辦團練書》,《申報》1899221日,第3版。

                         

                        ⑩《詳述蜀匪余蠻子就撫事》,《申報》1899414日,第2版。

                         

                        (11)梁啟超:《戊戌政變記》,載《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一,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216983頁。

                         

                        (12)《續沈編修應詔直言折》,《申報》18991210日,第1版。

                         

                        (13)《沉冤求雪》,《申報》1901117日,第3版。

                         

                        (14)梁啟超:《論教育當定宗旨》,載《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十,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54-55頁。

                         

                        (15)梁啟超:《敬告當道者》,載《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29頁。

                         

                        (16)《贛水寒流》,《申報》19011126日,第2版。

                         

                        (17)歐榘甲《新廣東》,載張枬、王忍之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1卷上,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0年,第289-293頁。

                         

                        (18)參見王柯:《漢奸考:一個擬制民族國家話語的誕生》,載陳理、彭武麟主編:《中國近代民族史研究文選》上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286頁。

                         

                        (19)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辛亥革命回憶錄》第1集,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1年,第232頁。

                         

                        (20)章士釗:《漢奸辨》(1903),載章含之、白吉庵主編:《章士釗全集》第1卷,上海:文匯出版社,2000年,第158-159頁。

                         

                        (21)孫中山:《在檀香山正埠利利霞街戲院的演說》,載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合編:《孫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226頁。

                         

                        (22)《經世文潮敘例》,《經世文潮》1903625日。

                         

                        (23)《滿清毋庸立憲》,《經世文潮》1903921日。

                         

                        (24)孫中山:《敬告同鄉書》,載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合編:《孫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231-232頁。

                         

                        (25)孫中山:《致公堂重訂新章要義》,載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合編:《孫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261頁。

                         

                        (26)《中國同盟會革命方略》,載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合編:《孫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297314頁。

                         

                        (27)陶成章:《浙案紀略》下卷附錄·1集《革黨文告》,載中國史學會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辛亥革命》3,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第7779頁。

                         

                        (28)鐵郎(陳家鼎):《二十世紀之湖南》,《洞庭波》1906年第1期,第1-21頁。

                         

                        (29)屈魂(寧調元):《仇滿橫議》,《洞庭波》1906年第1期,第43-45頁。

                         

                        (30)來稿:《公致江蘇學會書》,《洞庭波》1906年第1期,第93-94頁。

                         

                        (31)屈魂(寧調元):《仇滿橫議》,《洞庭波》1906年第1期,第45頁。

                         

                        (32)參見王學莊:《〈驅滿酋必先殺漢奸論〉作者辨》,載近代史資料編輯部編:《近代史資料》總88號,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第238頁。

                         

                        (33)參見王學莊:《〈驅滿酋必先殺漢奸論〉作者辨》,載近代史資料編輯部編:《近代史資料》總88號,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第236-244頁。

                         

                        (34)鋤非:《驅滿酋必先殺漢奸論》,《漢幟》1907年第1期,第17-36頁。

                         

                        (35)陶成章:《浙案紀略》下卷附錄·1集《革黨文告》,載中國史學會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辛亥革命》3,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第76-77頁。《申報》1907730日第4版刊登的《革命軍首領徐錫麟偽示》,文字略有不同。尤其是5條殺倒:一遇滿人皆殺,一遇漢奸皆殺,一不聽命者皆殺,一私自逃逸者殺,一擾害平民者殺。

                         

                        (36)陶成章:《浙案紀略》下卷附錄·1集《革黨文告》,載中國史學會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辛亥革命》3,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第79-80頁。《申報》1907817日第10版《革命論說》的文字稍異。

                         

                        (37)《皖撫恩新帥被刺七志》,《申報》1907717日,第4版。文中端方等3人名字隱去,據陶成章《浙案紀略》補。《浙案紀略》所錄徐錫麟供詞,與《申報》所載稍異。

                         

                        (38)太炎:《排滿平議》,《民報》1908610日。

                         

                        (39)蒙裔之多分子:《蒙古與漢族結合共伸討滿復仇大義之宣言書》,《民報》1908425日。

                         

                        (40)“專電·電一(北京)”,《申報》1909419日,第4版。

                         

                        (41)“專電·電二(北京)”,《申報》1910516日,第3版。

                         

                        (42)《南洋工會籌議抵制美約章程》(廈門),《申報》190593日,第2-3版。

                         

                        (43)《拒約總公所會議回覆美商事》(廣東),《申報》19051231日,第3版。

                         

                        (44)《方外組織孤兒院之熱心》(杭州),《申報》19091228日,第3版。

                         

                        (45)《沙民抗丈旗地之近狀》(浙江),《申報》1909519日,第2版。

                         

                        (46)《留日學生代表致盛宮保電》,《申報》19071218日,第3版。

                         

                        (47)“專電·公電(安慶)”,《申報》1909524日,第4版。

                         

                        (48)《浙江同鄉公鑒》,《申報》1905812日,第1版。

                         

                        (49)《平定州開礦辦法》(山西),《申報》1908224日,第3版。

                         

                        (50)《盜賣湘礦之作俑者》(北京),《申報》191128日,第4版。

                         

                        (51)念一:《人面獸》,《申報》19071230日,第2版。

                         

                        (52)雷鐵厓:《斥妖報征文問題》(1911614日至816),載唐文權編:《雷鐵厓集》,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86年,第296頁。

                         

                        (53)雷鐵厓:《斥政黨》(1911428日至525),載唐文權編:《雷鐵厓集》,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86年,第263頁。

                         

                        (54)雷鐵厓:《可憐漢奸之子孫》(1911328),載唐文權編:《雷鐵厓集》,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86年,第239頁。

                         

                        (55)雷鐵厓:《咄咄二張》(1911117),載唐文權編:《雷鐵厓集》,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86年,第380頁。

                         

                        (56)雷鐵厓:《再答木君》(1911227),載唐文權編:《雷鐵厓集》,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86年,第218頁。

                         

                        (57)雷鐵厓:《警漢奸》(1911824),載唐文權編:《雷鐵厓集》,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86年,第344-345頁。

                         

                        (58)雷鐵厓:《最終之鋤滿者何人》(1911526),載唐文權編:《雷鐵厓集》,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86年,第283頁。

                         

                        (59)雷鐵厓:《中國已亡之鐵案說》(191735月間),載唐文權編《雷鐵厓集》,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86年,第1223頁。

                         

                        (60)雷鐵厓《政府說》(19071025),載唐文權編《雷鐵厓集》,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86年,第36頁。

                         

                        (61)《星洲閱書報社演說紀事》,《中興日報》190886日,第4版。

                         

                        (62)梁啟超《與上海某某等報館主筆書》,《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七,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47-48頁。

                         

                        (63)《復泗厘歪也再寄匿名謗書者》,《中興日報》1909128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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