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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史 【字體:

                        宋廣波:研究胡適生平和思想的重要材料——介紹新發現的《胡許通信集》

                        作者: 文章來源:《魯迅研究月刊》2015年第10期 更新時間:2015年12月14日

                        許怡蓀(1889-1919,名棣常,原號紹南,績溪人)是胡適的一位重要知己,對胡適的成長、早年志業均產生過深刻影響。1919年許氏過世后,胡適曾將胡、許通信整理成冊,[1]并以此為基礎,撰成《許怡蓀傳》。稍后,胡適又打算將胡、許通信合刊。至晚在1924年8月,他們共同的朋友、時服務于亞東圖書館的章希呂,已將這些信標點完畢,并就有關內容的處理、署名等問題與胡適商酌。[2]1933年,章氏受亞東圖書館委托,再度為此事與胡適商洽。[3]但不知何故,出版事終未果,甚至原件亦下落不明。2013年,有胡適親筆批注的《胡許通信集》手抄件被收藏家梁勤峰先生購得。承楊永平先生不棄,將該集之影印本提供給筆者研究。

                         

                        《胡許通信集》(下簡稱《通信集》)共包括三部分:胡適致許怡蓀函67通(最后一通系殘函),161頁;許致胡函39通,132頁;附錄許怡蓀致高一涵函11通,22頁。胡致許函,最早的一通,寫于光緒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1909年1月6日),最晚的一通作于1919年。也就是說,胡、許通信的十年,恰好是胡適留美前一年半、留美、領導新文化運動這人生最關鍵的時段。胡致許函,除1911年6月21日一通曾在胡之《留學日記》發表外[4],其它都是后人從未見過的;許致胡函,除胡適在《許怡蓀傳》零星引用外,也是首次完整呈現。目下能見到的1909年到1917年6月這一時段的胡適中文書信,以家書為主:總計存信84通,家書51通,致友人信僅32通,家書主要談家事、敘親情,而對胡適的思想、學業交代則相對較少。而此時期胡致許函,總計48通,不僅在數量上遠超致其他友人信之總和,而就其內容來看,其討論話題,包括人生、國事、文學、宗教、道德等方方面面,至于彼此間互相關懷、互相砥礪,更是令人感動不已。還有一點更須特別指出:因胡、許系知友,故胡在臧否人物時總能直抒胸臆,毫無保留,能讓后人充分認識胡之真實思想。[5]顯然,《通信集》是研究早年胡適求學、思想、交游、生平的重要材料。這里,就從“胡、許交誼”等幾個方面,對這批材料的學術價值略作闡釋。

                         

                        一、胡適、許怡蓀之交誼

                         

                        胡適極重朋友,他曾說:“此身非我有,一半屬父母,一半屬朋友。”[6]而其交游之廣,在民國人物中亦罕有與其相匹者。但在眾多友人中,能在其成長、志業中發生過重要作用,又相互引為知己的朋友,亦不過十數人。許怡蓀就是其早年交游中的一位。

                         

                        胡、許開始接受新教育,都在1904年。是年,胡適離鄉赴滬求學,而許怡蓀也進入績溪最早的新式學堂——思誠兩等小學堂就讀。許思誠畢業后,入上海中國公學,始與在此就讀的胡適相識。在中公,胡、許同住,并共同經歷了離開中公、組建新公學等變故,逐漸由普通同鄉演變為知友。1908年11月4日,胡、許曾聯名在《安徽白話報》撰文,揭露績溪惡棍周星的罪惡。兩個月后,許怡蓀回里完婚,胡適以詩相贈。[7]當年11月新、舊中國公學合并,這使不愿再回老公學的胡適陷于“不上不下”的尷尬之境。無奈之下胡適曾問計于許:“足下老成持重,想不難為弟作借箸之籌,尚乞有以教我,則幸甚矣 。”[8]胡適后經王云五介紹到華童公學執教,胡又在第一時間告許:準備“暫就此席,而另兼一事”,并問許“以為如何”?[9]惜我們已不得見許之復函。

                         

                        此時,胡適因新中國公學完結而“心灰意冷,百無聊賴”,[10]從而開始了一段打牌、叫局、吃花酒的墮落生活。許不僅對胡時時規勸,且力勸其應留美考試以擺脫這種惡狀況;對此,胡在《許怡蓀傳》里曾表達了真誠的感激。這也可在《通信集》找到當時的佐證。胡在北京一錄取,即函許:這次應試“初無把握”,能考中“可謂僥幸之至”,“然皆出足下力勸吾行乃有以致此”,故“感激無地”。[11]從此,胡適不僅告別了墮落生活,也開始了人生最關鍵的一個新階段——養成一位20世紀中國最杰出的思想家、學者的階段。凡了解胡適生平的人都知道:沒有七年留美,即無后來的胡適。由此,就更能凸顯許怡蓀在胡適人生的關鍵節點上所發揮的作用了。

                         

                        胡適被錄取后須即時出洋,已來不及回里辭母,但他希望在滬上與許怡蓀見面,并“有事奉懇”。[12]所謂“奉懇”之事,即向許借貸。在此前的一、二年里,胡適因家計艱難,無法繼續讀書,乃謀教職以自養。此次赴美留學,他深感“對于家庭抱歉殊深”,并以其母是否“見責”為憂。[13]好在胡太夫人明確表示“大丈夫志在四方,不用擔心家用”,才使胡適釋然。[14]但胡適求學的同時,必須解決贍母、養家問題,這從現存的多封催款家書中可見一斑。他若出洋,也必須對“養家”有所安排,故不得不向許借貸。[15]許因“能力綿薄”無從借與,乃向友人程樂亭轉借三十元送交胡母,后又自籌三十元再交胡母。許在經濟上為老友解憂的同時,仍不忘對胡有所箴規、勸勉:“問學之外,必須祓除舊染,砥礪廉隅……”。對此,胡適表示要“奉為箴銘”,且要求許“時時痛下針砭”:

                         

                        ……蒙殷殷垂誨,勉以好為名父之子,弟且感且愧。自省東行以來……省察之功,都無進境;思慮之棼,習俗之污,都未能克治:每一念及,慚汗交下。來書“祓除舊染,砥礪廉隅”八字,當書之座右,奉為箴銘……庶收桑榆之效。尚望足下時時痛下針砭,令遠人時得提撕警覺之功,則受賜多矣。[16]

                         

                        確如函中所說,對許之針砭,胡極為重視并努力踐行:

                         

                        別后已不復飲酒,此節想能永永守之;近又戒絕紙煙,不食已數日矣,后此永保勿復濡染,此皆足下所謂“祓除舊習”也……[17]

                         

                        由此可見許之箴規對胡適產生的影響。再舉一學業勸勉之例。胡適留美期間,一度對社團事務極為熱心,又愛演講,這雖然“可為祖國爭一毫面子”,也能鍛煉自己,但畢竟對學業也有影響,胡在信中曾向老友表示了矛盾的心理。[18]許即提醒胡:

                         

                        ……不悉近來已能讀書否?想足下在留亦不過兩年,宜多讀書,且于學位亦留意圖之。蓋發心造因,期挽末劫,不得不與我足下望之也。[19]

                         

                        不僅在經濟方面無私幫助,在品行、學業上時時針砭,而且,只要胡適“說了一句可取的話,或做了一首可看的詩”,他必寫信稱贊、鼓勵,而這種鼓勵,“實在能使人感激奮發。”[20]隨著胡適的眼界日漸開闊,學業、思想日益進步,許對胡更加欽佩,如,他曾認為胡之“救國為學之旨”,“能洞徹本源,洗髓伐毛,一宣膚近之論,具稔思潮變遷,足征為學進步。”[21]由此,對胡期望亦日殷,他希望胡“為中國第一人,而以第一策救國”,[22]并盼胡“志事早成,救民水火,庶志學行仁,無負夙愿”。[23]基于此,許對胡更加關心、更加愛護。胡作博士論文時,曾請許代購俞樾的《讀公孫龍子》,許覓購不得就手抄一部寄上;他看了胡之札記后,佩服之至,就摘編其中代表作在《新青年》發表。胡適學成回國后,即成為新文學運動的領袖,對文化、思想、學術所產生之影響日深、日廣,許對胡之關心與愛護,更是到了極為細微的地步。這足可證明,胡適后來贊許許怡蓀“待人的誠懇,存心的忠厚,做事的認真,朋友中真不容易尋出第二個”,[24]以及“我的成功你都有份”[25]等語,實是發自肺腑的由衷之言。

                         

                        胡適在《許怡蓀傳》敘胡、許交往,主要介紹許對胡的“好”,這只是二人交往的一面,事實上,胡適對許亦備極關懷,特別是在思想方面對許影響甚大。

                         

                        首先,胡適總是將讀書、治學之心得與許分享。

                         

                        1910年胡適赴北京應考時,其二兄的好友楊景蘇曾勸胡適讀十三經,胡適讀罷,甚有心得,當即致函許說:

                         

                        昨向友人處借得《十三經注疏》讀之,始知講經非從古注入手不可。古注雖亦有大謬之處,然參考眾說,可得其真意,再以朱子集注參觀之,以新文法旁證之,說經之奧,盡于此矣。甚望足下先從經入手,以史輔之,一二年后根抵定矣,然后從事文藝,乃為有根據之學問。弟此次無論取與不取,南歸時必購十三經注疏用心讀之,期以一年畢業。如能被取,則攜之渡海。[26]

                         

                        抵美后,胡在致許第一函中又說:

                         

                        弟意今日讀書種子已亟寥落,吾輩為實地工夫,須先肆力“經學”,然后讀“史”,讀“子”;至于文學,則經史之效果耳;經明史熟,義理精辟,發而為文,自然含英咀華,儀態萬方。弟近來甚悔從前用功皆是逐末忘本,此行雖攜有千三百卷書,而苦無力,不能編讀,只有引領回顧,責望于故人耳。[27]

                         

                        一個月后又致函說,“吾輩今日為中西文明溝通之際,不可不多讀經。”[28]待留美四、五年之后,胡適已熟稔西方之新理論、新方法,再用新眼光重審中國先秦經典,自然就不斷有新見解產生。他在撰著博士論文期間致函許說:

                         

                        適之擇此題也,志在以新眼光讀舊書,二年以來,所得之多,已非初意所能夢見;蓋先秦哲學之淵富,惟希臘哲學之“黃金時代”可與抗衡。二千年來惟其倫理學之皮毛尚在人間,其精彩之處久成絕學,彌可痛惜![29]

                         

                        類似向友人言說新想法、新見解的材料,本《通信集》可謂比比皆是。

                         

                        胡適與許怡蓀交流思想,除作書外,還有一重要渠道,就是讓許看其《日記》和《札記》。對此,《通信集》有翔實記述。1911年1月7日,胡致許函說,其 “北行”、“東行”兩游記雖僅紀程,“然亦不可不令足下見之,如欲一觀,可以書見告,當即寄上也。”[30]許復函說,能讀胡之《日記》,“是過屠門而大嚼”,并要胡寄示。[31]胡適便寄出“北行”、“東行、“辛亥”、“壬子”、“北田”等日記及旅行記一冊。[32]后來,胡適廢《日記》而改作《札記》,這些札記也陸續不斷寄許。[33]

                         

                        胡致許怡蓀的信以及這些記述胡適“聞見所及,思想變遷”的《日記》、《札記》,不但給許以極大震撼,甚至改變了許之前的觀點,更是研究胡適思想和中國近代思想史的重要資源。

                         

                        除了思想交流,胡適對許之學業進步、個人生活也備極關注、關懷。留學之初,胡適不止一次勸許自修英文,并為許郵寄自修成功的富蘭克林的傳記。許一度在杭州閉門讀書,胡乃鼓勵道:“此間大學,教授之法,全是自修……故弟意,人茍能立志學問,即僻處山谷亦可有成。”[34]對此慰勉,許怡蓀表示“感極涕零”,并希望胡適“頻有以教我”。[35]早婚的許怡蓀常因家室、人事、店事等累而“心緒無任惡劣”[36],胡適得悉后,即與排解:

                         

                        吾國文人往往以治生為鄙事而不屑為,此大誤也。治生乃人生第一天職,不能自謀一身之衣食,而侈言治國平天下,寧非囈語?足下能毅然排除俗見,獨肯輟學,為整頓店務之計,此為人所難能也。[37]

                         

                        這種見解,必定會使老友感到豁然開朗。

                         

                        胡適學成歸來就北大教授之后,曾多次邀許怡蓀來北京同住,平素寫信,則時常關注:“足下近治英文,有何進境?近讀何書,望便中告我。”[38]不過,在這不到兩年的時間里,胡對許幫助最大的事有二:一是助許競選績溪籍的安徽省議員,并進而趕走了惡名昭著的績溪縣知事李懋延;二是促成許到河海工程學校執教。

                         

                        1917年安徽省議員選舉啟動時,胡適曾勸許怡蓀出來競選,但稍后,他因時事變動又認為,與其參選,“不如閉門讀書著作的好”。[39]但此時許已有參選之意,胡亦重又積極起來,表愿相助:“我回來與否,尚難預訂;即不能回來,亦當作書相助也。” [40]后又表示:“如兄決意肯干,適當即為作書與績南北紳士,與商此事。望即復我為盼!”[41]很快,許復函決定參選,并請胡適幫忙:“……所需置重者,如城中之胡子承、周棟臣、朱石松三君,七都曹氏昆季……以及近仁、衡卿諸君,均望各致一函與之從長商榷。他若胡少蓮、胡映江……及仁里方面之序東、石堂、春度、鐵華諸君之處,可否數人合寄一函,以免分出町畦,諸訴足下斟酌可耳……”[42]

                         

                        胡接許函后,必定給績溪有關士紳寫信贊助,只是我們今日已不得見。“選舉”的結果,許 “敗選”,由李懋延支持的耿介“當選”。其間,李懋延準備將對“選舉”做過“正當之反對”的許怡蓀等人“拿辦”。許立即將此情函告胡適,并說:“(李懋延)肆虐過甚,人盡嗟怨,我輩不能不籌法對付。但目下時局備極混亂,宜如何著手,渴望得力,乞代留意為禱。”[43]此事使胡適對李懋延的惡感進一步加深,并立定決心:必須推倒李。胡要許將此次“拿辦”之事“作一詳細記載”,交由胡之同窗、《神州日報》主筆余裴山發表揭露。同時,他接受在安徽省政府任職的關蕓農的建議,分別打電報給安徽督軍倪嗣沖及倪道烺,要求“撤辦”李。[44]此二電令許怡蓀甚興奮,許又向胡提供了李懋延縱侄毆打地保舒炳耀致死一事的切實罪證,希望胡代辦一呈與省署,要求對李“撤委”、懲辦。[45]胡適得函后,就許函所述事實于10月28日致長函與安徽督軍倪嗣沖,詳述李懋延“縱侄殺人”之詳情和自己去冬親聞李氏虐政等情,要求倪“早日撤辦”李。胡適除給倪嗣沖寫信外,還托劉道章、關蕓農幫忙,同時,又致函同鄉友人,請里中人士進一步搜集證據預備查辦員來時提出控告。[46]由此可見,胡適的行動可謂周密。次年1月,惡跡昭彰之李懋延被調往無為縣擔任縣知事,極有可能與胡適的10月28日詳函及相關活動有關。這種結果,雖與胡適等要求將李“撤職法辦”的訴求差距甚大,但李氏畢竟不能再為虐績溪,這也算部分的勝利了。

                         

                        經歷了選舉挫敗的許怡蓀,其失望、敗興的情緒難以言表。他在給胡適的信中說:“明知天下不平之事很多,但身親受之,亦難大度排遣。”[47]在此低谷、逆境里,胡適再度向老友伸出援助之手——促成許到河海工程學校執教。關于此事,胡適在《許怡蓀傳》里說:“怡蓀于民國七年冬天,受我的朋友許肇南的聘,到南京河海工程學校教授國文。”又說許肇南留美歸國前,胡適曾向其介紹許怡蓀,后來二許“競能在一塊做事,果然很相投”。此話給人的印象是:許之執教河海,“可能與胡適有關系”。[48]《通信集》給這一推斷提供了旁證材料。胡適在1918年11月4日復許怡蓀的信中說:

                         

                        昨日河海工程學校校長許肇南(名先甲)來訪,言甚愿得兄往彼處教授國文……月薪約八十元。適意此事與兄甚相宜。許君在美洲時曾讀過兄與我的政論長函,很佩服兄的為人。與他同事,當可相投。且南京有張子高、陶知行諸人,都可與為友。但此事此時還不能確定,因現有之教員一時尚未辭退,須俟此人去后方可奉請。兄若于此時北來,留孝豐,待他來信相邀時再行起程。望兄酌定后見告。

                         

                        8日,胡適再函許,專談此事:

                         

                        今日晤許肇南兄,他說現決意請兄去河海工程學校暫代國文一席,先以第一學期為期,如過期舊教員不回校,則請兄繼續下去。此暫代期內每周授課八時,月薪八十元,作三個月算(十一月、十二月、一月)。許君囑通知吾兄,請即日就道,愈速愈妙。如吾兄不愿去,亦望直接與他接洽。[49]

                         

                        許怡蓀接受了這一教職。半月后,胡適因母喪回里,返途過南京,與許晤談兩日,“心里很滿意”,不幸此次見面竟成永訣!

                         

                        二、《胡許通信集》對胡適生平研究的意義

                         

                        《通信集》提供的新材料,可給胡適補充傳記材料,尤其是涉及胡適很多人生關鍵節點方面的材料,尤為重要,比如胡適的改科與入職北京大學問題。

                         

                        (一)   改科與所學專業之流變

                         

                        胡適留美之初,從其二兄胡紹之之意,習農學。在紹之看來,習農或習工,一可實業救國,二可重振家聲。他在胡適第一學期將畢時,仍大申習農之好處:農學為中國最通用之學,東北三省、內外蒙古、新疆伊犁等處可墾之地甚多,學成回國后必大有所為,要求胡適“用功宜簡宜專”,“不必廣取泛習”。[50]這段議論,似乎在說服胡適專心學農,不可心有他騖,這很容易使人產生一個“大膽的假設”:胡適當時可能產生了改科的念頭。幸運的是,1911年2月26日胡致許信(編號第20)為此假設找到了旁證:

                         

                        弟初志學農,以本年所習大半屬文學,且自視性與之近,頗有改習Artis之意,今則立定志向,不再復易矣。其故:蓋以弟若改科,必專習“古文字學”……然此是小技,非今日所急。今日所急者,在于盡一分實力于國人,使國人收一分效力,享一分幸福。“文學救國”今非其時,故不欲為。且丈夫壯年非肆志文章之時……而吾郡為農國,可以有為,故弟意現決意學農科。他日歸來,視力所能及,先從一鄉入手,作一老農,以其余力作一學堂教習,再辦一個小小的報紙,可以逍遙隴畝,可以言論自由,又可以教育人才,十年之后,收效必有可觀者……

                         

                        這段話可說明兩點:一、之前,胡適從興趣的角度,的確產生“改科”之念。二、今又放棄“改科”,原因有二:“文學救國”非其時,現今之急務在“盡實力于國人”;農科可有為。第一個原因表示,1911年初,胡適對選科的出發點,主要的還不是個人的興趣,而是國家的需要;第二個原因則完全是其二兄之意(與前引胡紹之復胡適函恰接榫),抑或說,胡紹之一番勸說,暫時打消了胡適改科的初念。  

                         

                        但,胡適改科之念仍未斷。在第一學年之末,他致函章希呂說“有去Cornell之志”,[51]并請二兄為其“代決”。但胡紹之仍神前義,只是他看到乃弟對改科之事念念不忘,不似此前態度堅決而已:

                         

                        文學在西洋各國固為可貴而難能,然在中國則明珠暗投……以實際言,似農學較為切用,且于將來生計,亦易為力。惟弟天性于文學為近,此則事難兩全,魚與熊掌之擇,固非隔膜者所能代為妄斷也。至弟謂西洋農學利用機器,非千畝百畝不為功,因謂中國地多零畸,不甚合宜,此乃拘于家鄉山僻之情形,未見黃河以北及關外蒙古等處之沃野千里,一望無際,地曠人稀,正需機器乃始有濟也……[52]

                         

                        由以上材料可知,胡適對專業的選擇,一直在“國家、社會需要”、“性與之近、力所能及”之間彷徨、猶豫。但又學農一學期后,他終于痛下決心,于1912年初棄農科而習文科。胡適完成改科之時,也確立了選科的基本原則:要根據自己的“性之所近、力之所能”,而不是國家和社會的需要。這也成了胡適一生都反復勸誡青年的信條。

                         

                        胡適改科,是其人生的大事,這從他一生的事業和對中國思想、學術、文化、教育等多方面的影響中我們都能明白看出。[53]對于這樣一個大變動,胡適當然會及時函告許怡蓀:

                         

                        適現已改習文科,亦不專習文學,所習有文學、哲學、政治、經濟。近日主意欲以前三年半為博覽工夫,期于開拓心胸,建立基礎,然后以三年之工為精約工夫,專治二門,政治而兼哲學。六年半之后(或七年)可以稍有學問門徑矣。[54]

                         

                        此函說明:胡適所學之文科,包括文學、哲學、政治、經濟。1913年學完本科課程,專業又略有變更:“專習哲學,擬一年之后他徙”;[55]稍后,則專治“倫理、哲學”,并旁及政治、文學、歷史及國際法,“以廣胸襟”。[56]1915年9月入哥倫比亞大學后,乃專從杜威習實驗主義哲學了。由此可見,自胡適改習文科之后,哲學變成了主攻學科。至晚到1916年7月17日,胡適已經打定主意:“他日歸來,當以二十年之力作“中國哲學史”,以為終生一件大事,雖作他事,必不將此志放棄。”[57]

                         

                        在胡適以后40多年的人生歲月里,此志終不忘。1930年代撰寫中國思想史,題目略有變,但基本方向未變。胡適做駐美大使四年,未嘗寫過一篇中國文字。卸任后回歸學術,第一件事仍是撰著中國思想史。眾所周知的,胡適晚年研究耗時最久、用力最勤的是《水經注》研究。但胡適涉此學,不是為研究《水經注》而研究《水經注》。《水經注》研究乃是為了解決中國思想史上的一個問題引發出來的,這個問題就是所謂“戴震竊書”的問題。也就是說,《水經注》研究只不過是其中國思想史研究的一個分支而已。但《水經注》的問題極為復雜,一涉足即不可收,直到他去世也未完結并寫出完整的研究報告,由此亦見《中國思想史》撰寫的不易。1950年代,胡適念念不忘的,仍是包括《中國思想史》在內的兩部書[58]的撰寫。但此時胡適的精力、心境都大大不及從前了,終究沒有完成這部書,抱憾而終。

                         

                        (二)力辭北京大學文科學長以及改革北大的種種設想

                         

                        胡適之執教北京大學,乃其人生之大關節,亦是中國新文化、新學術、新教育史上的重要事件。胡、許通信里披露的一些胡適最初加盟北大時的材料,是以前研究胡適和北大校史的人不知道的。

                         

                        首先,北大羅致胡適,最初的擬議是請胡擔任文科學長,而不單是教授。

                         

                        胡適之執教北大,出于陳獨秀的推薦,最有力的證據見于1917年1月陳獨秀致胡適函:

                         

                        蔡孑民先生已接北京總長之任,力約弟為文科學長,弟薦  足下以代,此時無人,弟暫充乏。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國,即不愿任學長,校中哲學、文學教授俱乏上選,足下來此亦可擔任。[59]

                         

                        這里說的很明確:陳向蔡元培推薦胡適任文科學長,而不只是一普通教授。因后來胡到北大后只任教授,并未擔任學長,所以最初擬請胡擔任文科學長一節就不被提起,甚至還有可能給人這樣一種錯覺:似乎是陳獨秀自謙似的。事實上,陳是誠意請胡適任文科學長的,只因胡適堅辭不就,才未就任。胡致許信里,有詳細地說明,1917年4月11日函云:

                         

                        適已應蔡孑民先生之召,將在北京大學文科教授。陳仲甫薦適自代其文科之任,適已辭之,因不愿任管理之重任也。[60]

                         

                        胡適表示不愿任學長的原因是“不愿任管理之重任”,稍后他發現陳獨秀仍望其就任學長時,又申說理由并拜托許向陳力辭:

                         

                        前已有書寄獨秀,言不愿當文科學長。此次與蔡先生書亦言此事。今察兄來書,似獨秀尚未以此舉為然。適以為國立大學中乃使新進少年作為文科學長,似非大學之福,故不敢當之。兄倘再見獨秀時,乞為我達此意,何如?

                         

                        適本意欲專授中國哲學,而以西洋哲學為輔。來書言獨秀或欲弟兼任英文 文學,恐任太重,反難盡職。大學非中學小學,似宜有專科教授,不宜一人兼任數科也。兼任或可暫為之,恐非久計耳。望亦與獨秀言之為盼。[61]

                         

                        胡適此處所言“察兄來書……”一語,乃指許4月23日許致胡函,該函云:

                         

                        日昨往晤獨秀……大學之事,微聞獨秀苦于應付,甚望足下早來接手。內部英文文學教習難得好手,足下將來自兼教授,月薪約四五百元。[62]

                         

                        據許函可知,此時,陳獨秀仍希望胡適任文科學長兼任英文文學教授。胡適一再力辭文科學長,但直到他回到上海,一直未得蔡、陳之回復,因此,他上岸后,一面專候即將來滬的陳獨秀以商定有關任教北大的若干事宜,一面致函許怡蓀,請許代為致函陳(因陳在天津,胡適不知其地址)落實辭學長等事:

                         

                        (一)適辭文科學長之任,已有書與仲甫及蔡先生,但不曾得回信,不知何故?

                         

                        (二)適明年應教授何科?

                         

                        (甲)哲學共有幾點鐘?(幾科)

                         

                        (乙)前書所言英文文學暫兼則可之說,仲甫意見如何?

                         

                        (丙)此外尚須教授何科?

                         

                        (三)聞仲甫定有課程表,望賜寄一份。

                         

                        (四)大學藏書有英文文學、哲學書否?[63]

                         

                        此函發出后次日,胡適即見到了由津來滬的陳獨秀,是為陳、胡二人的第一次會晤。會面情形,胡在致許信中有述:

                         

                        仲甫已到上海,昨夜與談,其言不甚直截了當,今日當再細談。仲甫言但欲適教授英文學,此殊非所料。然教英文學可不比自己編書,教哲學為更易。此于適實有所益,因可多得閑空功夫為讀書著書之用也。[64]

                         

                        經過胡、陳幾次晤談后,胡適似乎辭掉了文科學長。8月6號,已是回到闊別了家鄉十年的胡適致函許怡蓀說:

                         

                        大學事適已有信與蔡先生,“言仲甫先生意欲適先專任英文文學史,而不欲適任哲學。適以為此兩項雖非所治,而幸尚能強免承乏,故已暫時答應。想仲甫先生已早有信奉告矣。”[65]

                         

                        這里,胡適節引給蔡元培的信,不提辭學長事,又說獨秀令其如何如何,顯然,胡適的辭文科學長事已解決了。但似乎好事多磨,胡省親期間,接連得蔡元培催其赴京電報。胡適不免又懸念:是否又重提學長一事?他在致許函中表達了這種懸疑:

                         

                        大學二十四日開學,蔡先生已有兩電來催。此蓋由仲甫不肯去,故函商蔡,欲令適先去,亦不知何意?豈仲甫欲適仍充學長耶?蔡意已允,故兩次電催。弟一電為途中所誤,七八日始寄到,故不能改行期。但已決意不繞上海,且空手先由浦口去北京耳。[66]

                         

                        但胡適途經蕪湖時得讀陳獨秀來函,始知蔡此次催胡進京,是請其主持招考事。其實,蔡此舉乃陳之主意。而此時招考已過,胡適乃不亟亟赴京,而先從容過滬,處理私事,會見朋友,再由滬赴京。至此,困擾胡適半年多的“學長”一事,終如愿解決。

                         

                        其次,關于在北大所教科目以及對北大的改革。

                         

                        前文已述,胡適在留學時就立定治學目標:哲學將是終身的事業。因此,北大羅致胡時,他最希望的是專任哲學教授,不兼任他科,但陳獨秀卻堅欲其擔任英文文學教授(見上引各函)。好在此科亦胡適所長,故權衡之后即應承下來。事實是,胡在北大第一學年擔任的功課是:“歐洲文學”、“英詩”、“中國哲學”、“中國史學研究法”。顯然,英文系的課程是主科,而他所立志安身立命的哲學倒成了輔科。

                         

                        盡管胡適能在所教科目方面能退而求其次,但他對當時北大的種種不足,卻是不能容忍的。胡適抵京后不久即致函許說:

                         

                        ……于大學之內容僅窺觀一二,已足使我大失望。大學乃如一個大客站。生意好時何嘗不熱鬧?到了冬夏生意清淡的時候,客人都走了,伙計茶房也走了,只剩下一個老板。就是生意興隆的時候,這些伙計和茶房們全是為了拿薪水來的,對于這客棧卻毫無關切之意;同事之中也全不問痛癢;那些客人,你是你,我是我,更不用說了。請問這個大學哪能辦得好?文科之腐敗更不堪言!其種種情形,真是一言難盡,適以是新來的人,一時又不便多所建白。今所建議,僅有組織各門教員會(如英文門、哲學門之數)一事。此事已由大學評議會通過,但不知何日可能實行耳。今無各門教員會,各門之課程雖由學長排定,而學長是外行。其各課內容全由教職員“人自為政”,所用課本也“人自為政”,全無統系可言,又無人能早為籌備,故至今(十月六日)尚多不能得書不能授課之班,西文書籍尤非一時所能辦到,而年假轉瞬又到了。

                         

                        教科之可笑者,如英文文學專科每周只有六小時之英文學,而外國乃有八小時,又有《歐洲文學史》、《希臘羅馬文學史》、《英國文學史》諸課。夫學生不曾讀一本歐洲古近代的文學,而教之以文學史,豈非“對牛彈琴”耶?至多不過使之記得幾個名字,為高談欺人之用耳。

                         

                        至于教員之非人,更不必說了。今年所添之教員,其教英文者,多美國學實業政治之人,已為可笑矣。而其中幾許名人如謝無量、蔣觀云、吳梅、章秋桐、葉浩吾諸人至今尚未到校,而年假又將到了。

                         

                        既然不滿,

                         

                        適意大學事,亦非一朝夕所能轉移,當假以時日。今若能辦到各門教員會一層,則各門將有統系,將有負責任之人,以此入手,明年便稍稍有頭緒。若能使明年開學時一切教科都有統系,都有課本,都有教員,已經是了不得的成效了。[67]

                         

                        胡適是個有擔當的人。他早已立定決心從事教育,故對北大的改革亦格外熱心,再加上有位從善如流的蔡元培做校長,故他的改革想法,很多都變成了現實,如選科制度、各系教授會的建立,各系科研究所的建立等等。所有這些,就需要專門撰文加以研究了。

                         

                        三、從“救國之道”的變遷看胡適的思想

                         

                        胡適、許怡蓀均視對方為知己,可謂情同手足。這種純摯友情在彼此人生、志業中發揮的“正能量”,不言而喻。這種友情之養成,有一個重要因素不容不表出,就是:二人都懷有愛國、救國之高遠理想,在學行、修養方面又都能不斷完善自我、追求進步。《通信集》有大量內容都是圍繞這方面進行討論、切磋的。

                         

                        胡適的重要思想形成于留學時代。七年留美,逐步形成了他完整的、影響一生的人生觀、世界觀、宗教觀、道德觀。研究其形成之前因后果,不僅是胡適研究不容忽視的重要課題,亦是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應有之義。這里,就利用《通信集》提供的新材料,以“救國之道”為例,略作探討。

                         

                        清季民初,國勢日微,外患、內亂頻仍,民不聊生。凡有血性、有思想之中國人,無不努力探求一條自認為適合中國國情的救國道路。胡適的救國主張,一言以蔽之,就是“打定主意,從根本下手,努力造新因”。這一思想最早完整的表述,見于胡適1916年1月4日《札記》。1月11日,胡適致函韋廉司小姐說:“對一個好而且有效的政府來說,有些必要先決的條件是不可或缺的”,如果沒有這些“必要先決的條件”,“無論是帝制還是共和都救不了中國。”所謂“創造新因”就是來提供這些必要先決的條件。對此,他深信不疑,甚至于不會因“外國勢力的入侵,甚至于征服中國”而動搖這一決心。[68]

                         

                        兩周后的1月25日,胡適在復許怡蓀函里,又有了更完整的表述,并將其概要記入札記。在這本《通信集》未發現之前,學人考察胡適的這部分思想,用的就是《札記》里的材料。《札記》未記的部分,闡釋更詳明:

                         

                        ……要須打定主意,從根本下手,努力造新因,庶幾有新果……今日之事何啻皮毛之關系矣也,植根之于干,基之于臺,揆諸因果之理,寧有濟乎?無論今之惡政府不能修政強國,即令民黨今日戰勝袁氏,別立第二民國,又誰能決其不更為武人官僚所推翻,如第一民國故事乎?

                         

                        ……宜努力造因,能令新因多于舊孽,則政治修明,國力之猛進,文化之日新,不求而自治,不召而自來矣。適非不知政治改良亦造因之一端,惟政治改良乃是造近因,所謂求捷徑也,適所謂因,乃遠因也。

                         

                        適所大慮,在于國之無人……[69]

                         

                        胡適說的很明白,所謂“造因”,乃遠因,而非近因。在他看來,政治改革都不是遠因,而是近因。只有所謂建立現代政治的“必要先決的條件”,才是遠因。從“造因”的角度思考救國之路,無論“革命”,還是帝制,都解決不了中國的問題。如何“造遠因”呢?他說:“造因之道,首在樹人;樹人之道,端賴教育”,所謂“樹人”,即培養新人,塑造新國民;而教育是達此目的的手段。確立了這樣的救國之道后,胡適不僅自己立志要“一張苦口,一支禿筆,從事于社會教育,以為百年樹人之計”,且以此來評判國人和黨派的救國活動了。如在抗戰前后,胡適雖承認學生運動的純潔性,但卻一直主張學生要以學業為主,把自己鑄造成器,以為救國之準備,深不以荒廢學業去游行、喊口號為然。再如,為了達到造遠因之目的,胡適在盧溝橋事變前曾不止一次提出在有限度的承認“滿洲國”的前提下向日本爭取和平,以便造國家不亡之資。這些做法和想法,都是基于留學時所形成的救國道路。

                         

                        胡適的救國之道完整形成于1916年初,但在1914年已初見端倪,這是他兩年來對“民國”的深刻觀察與思考的結果。這年6月5日,他復函許怡蓀說:

                         

                        民國之不成器,其原因正坐“自上發之”,而所謂“下者”,乃蠢蠢如故,懵懵如故。少數領袖,孤立無助,何能為力?其敗也,不亦宜乎?足下以為今日須“大人物”,須“英雄”。欲于談笑之中登斯民于衽席之上,此意吾久厭卻。因近來所主張,以為一國命脈,不在大人物,而在無名之英雄。一言以蔽之,在于國民之政治知識,及自勝能力而已。今日之事必須自下發之,其收效遲也,然謀國何等事,而求速耶?

                         

                        自下發之之策如何?曰,造一良好有智識之國民,造一健全之輿論,造一般愛國急公能思想之人才:三者缺一不可也。此等語似迂,其實非迂,乃根本之計也。

                         

                        ……適久無意政界,然眷懷宗國,亦未嘗不留心時局,他日歸來,頗思以一筆一舌效力故國,鞠躬盡瘁,期于造成以上所云之三事中之第二事,他非所冀也。

                         

                        吾所志在孟德斯鳩福祿特爾一派人物,以為學術思想,過度之舟楫而已,未嘗夢想作華盛頓也。[70]

                         

                        胡適既認定民國其不成器的原因在“自上發之”,就放棄了依靠“大人物”和“英雄”的“英雄史觀”,而把著眼點聚焦于下層民眾,所謂“一國命脈,不在大人物,而在無名之英雄”,而其所說“自下發之策”的三條辦法,即是1916年完整表述的“造遠因”的雛形。

                         

                        這種想法,亦屬胡適思想上的“革命”,因留學之初,完全不是如此。他在1911年致許函中還說:“今日國力萬不可圖,海陸軍萬不可不設,否則今日可亡,明日亦可亡,人欲如何便如何耳,擲筆一嘆!”[71]當時他認為,國家的危亡,緣于滿清政府“無能”。他途經日本時,看到“日人之委瑣貧困,遠勝吾民”,而日本卻能稱雄東亞,乃其“政府敏捷之效”。美國所以為世界最強之國,其國民“亦未必真有高尚人格”,乃因“政制開明,教育普及”。由此他認定:“今日立國,兵力為上,外交次之,內治次之,道德教育尤為太平時之產品,非今日之急務也……使吾國甲午戰后,即極力再興海軍,至于今日,當可成大艦隊,既有所恃,然后徐圖內政,即一旦有事,尚可一戰……較之束手待人宰割,其為成敗得失,不待言矣。故今日第一要事,乃是海軍,其次則陸軍之炮彈……其次,則大政治家大演說家,皆可以興國,至于樹人興國,皆是末事。”[72]由此可見,在滿清王朝最后一年,胡適認為,國家興亡主要看政府,而道德、教育皆是末事,與后來造新因、立志教育的觀點,有天淵之別。

                         

                        直到1912年底,胡適仍把救國之大任,更多地寄托于少數英雄豪杰身上。他于這年12月9日復函許怡蓀說:

                         

                        今日國事要在人人盡力為祖國服務,則新國之興,方有未艾。若國中明達之士,但知閉戶詈人,而不知天下事有可為者,但知咄咄書空,責人無已時,而己則袖手遠遁,以為政治皆齷齪之行,而政客乃人類之最無恥者:果爾,則天下好人雖多,何補于亡?其亡也,非亡于齷齪小人也,實亡于高蹈遠遁之好人耳!……在今日群龍無首之時,則吾與足下之擔負與孫中山袁項城等耳。[73]

                         

                        在這里,胡適明顯地認為,擔當救國大任的是孫中山、袁世凱一流豪杰,但是他也明確指出,要“人人盡力為祖國服務”,這與起初單靠政府的觀點又有不同。次年,“二次革命”爆發,胡適的態度是:“今日既愛莫能助,亦只得付之一嘆”,“且各盡所能作分內事,為他日救國預備”。[74]

                         

                        一年后,胡適經過對國內政情的充分研究與思考,再加上他對歐美國家所以現代化的考察,終于放棄“英雄史觀”,更多地把救國的任務寄托于最廣泛的普通民眾,直至1916年形成完整的“造新因”的救國論。

                         

                        《胡許通信集》提供的有關胡適生平、思想的材料極為豐富,這里只略舉幾個方面加以介紹。筆者相信,該書出版后,必能進一步推動胡適研究。

                         

                        注釋

                         

                        [1]耿云志主編:《胡適遺稿及迷藏書信》第30冊,黃山書社,1994年,207頁。

                         

                        [2]據《胡適遺稿及迷藏書信》第33冊,202頁。

                         

                        [3]章希呂1933年12月15日《日記》,轉引自顏非:《胡適與許怡蓀》,載耿云志主編:《胡適研究叢刊》第三輯,中國青年出版社,1998年,220頁。

                         

                        [4] 《胡許通信集》所收此函編號為27,與《留學日記》相較,不僅文字略有異,最后還有兩段是《留學日記》未收的。被刪去的這兩段內容是:

                         

                        現頗有去Connell而他適之意,因此間吾國學生太多:多外誘,一也;不能習英語,二也。弟尚未定何往,然去志頗決也。有信仍寄原處無妨。

                         

                        樂亭之喪,聞同志有為之開追悼會者,弟擬為文挽之,而不能成,且集《文選》句為一聯如下:

                         

                        長路漫浩浩,

                         

                        平原獨茫茫。

                         

                        足下謂可用否?此間無法可書,已以書托希呂為設法書之。俟續有所得,再行寄上。

                         

                        顯然,《通信集》所收,更完整。

                         

                        [5]胡適暴得大名后,舉凡作函札、寫日記,均含影響世人、保存史料之深意。因此,在這些文獻中凡涉及人物評價,總不能不留有余地,甚至有時也不能不為尊者、賢者諱,此點,他在1947年12月17日曾明確地對夏鼐表達過(見《夏鼐日記》卷4,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161頁)。但作為知友,胡適對許卻是毫無保留的。可以拿對馬君武、陳獨秀兩人的評價為例說明。

                         

                        馬君武是胡適中國公學時候的老師,求學時胡對馬非常敬重,曾撰3篇短文贊頌。(《競業旬報》第35期,1908年12月4日)分別九年后,馬、胡聚首紐約,胡適在1916年6月9日札記中記下了對馬之新觀感:

                         

                        先生留此五日,聚談之時甚多。其所專治之學術,非吾所能測其淺深。然頗覺其通常之思想眼光,十年以來,似無甚進步。其于歐洲之思想文學,似亦無所心得。先生負國中重望,大可有為,顧十年之預備不過如此,吾不獨為先生惜,亦為社會國家惜也。

                         

                        顯然,胡對馬評價不高,但語氣尚平和。但在給許怡蓀的信中,態度較語氣則犀利多多:

                         

                        又前次書中曾囑足下刪改適所寫裴倫詩注中關于馬君武先生譯本之處,此事如未為之,亦望勿為,姑仍其舊可也。蓋君武作文著書,全為金錢,又不為讀者設想,其書無一有價值者,十余年來,故態依然,亦當有以懲警之,使不致永永如此粗心大意,自欺以誤人也。此亦吾上文所謂“監督出版界”之一事。足下不謂吾狂妄乎?

                         

                        君武此次歸國,道出紐約,即居適所,聚談之時甚多,覺其十年以來學問眼光毫無進步可言,吾向來期望之心甚大,故失望之意益深。士君子負當世重望如君武者,若真有本領,正大有可為;若徒負虛名,無有真實學問,則虛名益重,誤事必益甚,此適所以大失望也。我不獨為君武個人惜,為社會國家惜耳。名譽不可茍得也;得之者如食人之祿,受人之托,宜自勉自勵,圖所以副此名望之方,斯可耳……(1916年7月17日胡適復許怡蓀函,編號第44)

                         

                        很明顯,胡適對馬君武的批評是不留情面,這才是胡對馬更真實看法的表達。

                         

                        對陳獨秀亦如是。當新文化運動的反動派以“私德”(主要是陳流連妓所)攻擊陳時,胡適表示了非常激烈的反對態度。但事實上,胡適亦承認這方面的事實,1917年10月6日他在復許怡蓀函中就說:“獨秀今尚縱嫖如故。此間朋友皆其新交,不便進諫,適更不便矣。”

                         

                        這兩段文字,胡適在抄件上均粗筆圈出,其中在評論馬君武的文字旁批注:“此下兩段是否刪改”。顯然,正式刊印時,這些文字將不會被讀者看到!

                         

                        [6]胡適:《朋友篇  寄怡蓀、經農》,載胡適1917年6月1日《札記》。按,本文所引胡適留學時的《日記》與《札記》,均據上海人民出版社影印的胡適手稿本,下文不再特別注明。

                         

                        [7] 載1909年1月12日《競業旬報》。

                         

                        [8] 胡適致許怡蓀函,《胡許通信集》編號第8(以下制簡稱“編號第幾”字樣)。此函未標注時間,但據內容看,當作于1909年11月13日新、舊中國公學合并后不數日。

                         

                        [9] 1910年2月16日胡適致許怡蓀函,編號第9。

                         

                        [10] 見胡適《藏暉室日記》之《己酉第五冊》卷首,載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一冊,臺北聯經公司,2004年,57頁。

                         

                        [11] 1910年8月5日胡適致許怡蓀函,編號第12。

                         

                        [12]胡適致許怡蓀函,編號第12。

                         

                        [13] 1910年10月11日胡適致胡近仁函,據季羨林總主編:《胡適全集》第2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25頁。

                         

                        [14]據《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22冊,第10-13頁。

                         

                        [15] 1911年1月7日胡適復許怡蓀,編號第17。

                         

                        [16] 1911年1月15日,胡適復許怡蓀函,編號第18。

                         

                        [17] 1911年3月8日,胡適復許怡蓀函,編號第19。

                         

                        [18] 1913年2月6日胡適致許怡蓀函,編號第30。不獨對許怡蓀表達過這種矛盾的心情,胡適在札記中,在家書中也有表白。

                         

                        [19] 1913年11月3日許怡蓀致胡適函,編號第11.

                         

                        [20] 胡適:《許怡蓀傳》,載《新中國》第1卷第4號,1919年8月15日。

                         

                        [21] 1916年3月13日許怡蓀復胡適函,編號第19。

                         

                        [22] 1914年4月10日許怡蓀復胡適函,編號第12。

                         

                        [23] 1915年12月27日許怡蓀致胡適函,編號第16.

                         

                        [24] 胡適:《許怡蓀傳》。

                         

                        [25] 胡適:《許怡蓀》,載《新青年》第8卷第2號,1920年10月15。

                         

                        [26] 1910年7月18日胡適致許怡蓀函,編號第12。

                         

                        [27] 1910年10月29日胡適致許怡蓀函,編號第15。

                         

                        [28] 1910年11月30日胡適致許怡蓀函,編號第16。

                         

                        [29] 1916年1月25日胡適致許怡蓀函,編號第39。

                         

                        [30] 1911年1月7日胡適復許怡蓀函,編號第17。

                         

                        [31] 辛亥三月初二日許怡蓀復胡適函,編號第3。

                         

                        [32] 1912年12月9日胡適復許怡蓀函,編號第29。

                         

                        [33]1916年4月19日胡適致許怡蓀函第42號,1918年3月17日胡適致許怡蓀函第58號。

                         

                        [34] 1910年11月30日胡適致許怡蓀函,編號第16。

                         

                        [35] 1911年1月7日許怡蓀復胡適函,編號第2。

                         

                        [36] 1915年1月31日許怡蓀復胡適函,編號第15。

                         

                        [37] 1915年3月9日胡適復許怡蓀函,編號第38。

                         

                        [38] 1918年5月4日胡適致許怡蓀函,編號第60。

                         

                        [39] 1918年3月17日胡適致許怡蓀函,編號第58。

                         

                        [40] 1918年3月22日胡適復許怡蓀函,第59號。

                         

                        [41] 1918年5月4日胡適致許怡蓀函,第60號。

                         

                        [42]1918年5月20日許怡蓀致胡適函,編號第32。

                         

                        [43] 1918年9月8日許怡蓀致胡適函,編號第33。

                         

                        [44]1918年9月胡適復許怡蓀函,編號第61。

                         

                        [45]1918年10月20日許怡蓀復胡適函,編號第34。

                         

                        [46]胡適致許怡蓀函,第62號。

                         

                        [47] 1918年9月8日許怡蓀致胡適函,編號第33。

                         

                        [48]可參考, 顏非:《胡適與許怡蓀》。

                         

                        [49] 1918年11月8日胡適致許怡蓀函,編號第63

                         

                        [50] 1911年1月10日胡紹之復函胡適,載《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22冊,567頁。

                         

                        [51] 1911年6月17日復函章希呂,載《胡適全集》第2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32頁。

                         

                        [52] 據《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22冊,558-559頁。

                         

                        [53]他的朋友梅光迪當時極表贊成,說胡適“本非老農”,“實稼軒、同甫之流”,并望胡適將來在我國文學上開一新局面。(據《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33冊,234頁)

                         

                        [54]1913年1月15日胡適致許怡蓀函,編號第29。

                         

                        [55] 1913年11月30日胡適致許怡蓀函,編號第32。

                         

                        [56] 1915年7、8月間胡適致函《甲寅》,臺北《傳記文學》第12卷第1期。

                         

                        [57] 1916年7月17日胡適復許怡蓀函,編號第44。

                         

                        [58] 另一部書是《白話文學史》的下卷。

                         

                        [59] 此函由1979年出版的《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民國史研究室編,中華書局)首次公布。

                         

                        [60] 1917年4月11日胡適致許怡蓀函,編號第46。

                         

                        [61] 1917年5月29日胡適復許怡蓀函,編號第48.

                         

                        [62] 1917年4月23日許怡蓀致胡適函,編號第24。

                         

                        [63] 1917年7月12日胡適致許怡蓀函,編號第49。

                         

                        [64] 1917年7月12日胡適致許怡蓀函,編號第50。

                         

                        [65] 1917年8月6日胡適致許怡蓀函,編號第51。

                         

                        [66] 1917年8月29日胡適致許怡蓀函,編號第52。

                         

                        [67] 1917年10月6日胡適復許怡蓀函,編號第55。

                         

                        [68]周質平編:《不思量,自難忘:胡適給韋蓮司的信》,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9年,90-91頁。

                         

                        [69]胡適致許怡蓀函,編號第39.

                         

                        [70]1914年6月5日胡適致許怡蓀函,編號第35。

                         

                        [71]胡適致許怡蓀函(此函未注明寫作年月日),編號第21。

                         

                        [72]胡適致許怡蓀函,編號第24。

                         

                        [73]胡適致許怡蓀函,編號第29。

                         

                        [74]1913年6月14日胡適致許怡蓀函,編號第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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