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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學理論 【字體:

                        顧曉偉:西方柯林武德研究述評

                        作者: 文章來源:《史學月刊》2017年第72期 更新時間:2018年03月01日

                        摘要:柯林武德生前在同時代的英國思想界并不彰顯,其思想主要是隨著遺稿《歷史的觀念》(1946)的出版才逐漸為世人認可。二戰后的西方柯林武德研究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與戰后英美史學理論的興起相關,早期的柯林武德研究主要圍繞歷史哲學問題展開,探究其在整個歷史哲學發展史中的貢獻;與此階段相交錯,第二階段的研究則進一步關注柯林武德的整體思想,重點批判和清理諾克斯的徹底轉變假設;隨著柯林武德手稿的編輯出版,第三階段的研究則更為深入,柯林武德多層次的思想面向也得到揭示,特別是作為哲學家的柯林武德受到英國本土思想界的更多關注。

                         

                        關鍵詞:西方歷史哲學/柯林武德/《歷史的觀念》

                         

                        羅賓·喬治·柯林武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1889-1943)20世紀英國著名的思想家之一。其學術活動主要集中在風譎云詭的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涉獵領域極為廣泛,包括考古學、歷史學、哲學、藝術理論、政治學等學科,在牛津大學不僅擔任羅馬史講座教授,其前任是羅馬史權威蒙森在英國的傳人哈佛菲爾德(Francis John Haverfield,1860-1919),而且于1935年榮升溫弗萊特形而上學講座教授,后繼者是分析哲學中日常語言學派的開創者吉爾伯特·賴爾(Gilbert Ryle,1900-1976)。對于當今學科壁壘森嚴的專業化學術環境來說,這不愧為一個傳奇,對于柯林武德而言,他在《自傳》中則把一生的成就歸咎于兒時自由的家庭教育以及牛津大學的古典人文教育。歷史發展的吊詭是,與風云莫測的戰爭年代相對照,英國的思想界卻進行著如火如荼的分析哲學運動,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無疑是這場運動的旗手。正是在此背景下,柯林武德被看作是時代的辯護者。直到遺稿《歷史的觀念》出版,他的思想才隨著英國歷史哲學的復興而為世人認可。而時到今日,隨著分析哲學的式微,人們逐漸認識到溫故而知新的重要性,柯林武德的思想也就自然地得到更為廣泛的關注。

                         

                        本文主要對《歷史的觀念》(1946)出版至今的西方柯林武德研究進行評述。首先,在整個戰后英文世界的歷史哲學發展脈絡中,來敘述學者們對于柯林武德歷史哲學成就得失的研究;其次,圍繞柯林武德的學生諾克斯的編輯意見所展開的論爭,來評述學者們對于柯林武德整體思想的研究;最后,隨著1978年柯林武德手稿的出現,西方的柯林武德研究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對他的思想定位和學術成就研究越出了早先的歷史哲學領域,研究社群逐漸從外圍返回到本土,英國學人也逐漸認識到柯林武德作為本土思想家的重要性。

                         

                        一 第一階段:歷史哲學論爭中的柯林武德

                         

                        以現在的眼光向前回溯,作為歷史哲學最為重要的奠基者之一,跟許多經典作家一樣,柯林武德提出了許多對歷史研究十分重要的哲學問題,為二戰之后歷史哲學的復興提供了原動力。就像杜森(W.Jan van der Dussen)所說的那樣,就《歷史的觀念》的接受史以及對其中觀點的討論,可以寫成一整本書。這一歷史不僅本身會有價值,而且也會構成二戰后歷史哲學史中的基本要素之一”①。如果對二戰之后的英美歷史哲學有所了解,就可知像沃爾什、威廉·德雷這樣的歷史哲學家都是通過闡釋柯林武德的觀點而獲得聲譽的。

                         

                        沃爾什可能是首位對柯林武德在歷史哲學史上的價值進行了總括性評價的學者,在《歷史哲學導論》一書中,沃爾什把柯林武德歸入到像狄爾泰、克羅齊一樣的唯心主義陣營,同時又與康德、赫爾德、黑格爾那樣的思辨的歷史哲學形成對照,而稱之為批判的或分析的歷史哲學。這一界限的劃分是從辨明他那題材的存在本身的合理性而開始”②,在英語世界,這一形式是由歷史哲學方面在語言上最為清晰而又最為深刻的作者之一柯林武德所提倡”③

                         

                        沃爾什在遵循柯林武德的道路上試圖在唯心主義實證主義之間尋求某種和解,并提出一種歷史學中的綜合”(colligation)概念,認為對歷史的解釋并不能通過一種移情的直覺行動(intuitive act)而獲得,解釋過程要隱然地參考普遍真理”④,而這就需要實證主義來提供保證。沃爾什就此標準而認為:柯林武德的主要論綱是經不住考驗的。我們以直覺的洞見一舉就能掌握和理解過去的人的思想,這是不真確的。我們必須通過解釋擺在我們面前的證據來發現他們思想著什么,并且找出他們為什么那樣想;而這個解釋過程也就是我們在其中至少要隱然地參考普遍真理的過程。”⑤沃爾什對柯林武德歷史哲學的定位,主導了20世紀50年代的西方柯林武德研究。帕特里克·加登納(Patrick Gardiner)站在科學統一化的立場上對柯林武德進行了更為嚴厲的批評,反對柯林武德把歷史事件分成內在和外在兩個層面,認為歷史學家并不能通過窺視行動者的心靈而發現發生在那里的思想,柯林武德的錯誤在于運用內在外在的隱喻”(inside-outside metaphor)來描述人類的行為,而這在邏輯上是行不通的。加登納認為并不存在一門特殊的歷史學,那是因為“歷史學家、科學家和常人都生活在一個共同的世界中”⑦。

                         

                        針對沃爾什的直覺主義定位,艾蘭·多納根(Alan Donagan)提出了相反的解釋。他批評許多柯林武德的解釋者們只是關注于《歷史的觀念》一書中形而上學后論部分的作為過去經驗之重演的歷史學歷史學的題材章節的內容,而忽略了歷史的想象歷史的證據中的論述。柯林武德在后面兩個章節中已經詳細闡述了完全推論的和非直覺的歷史證實理論(theory of historical verification)”⑧。多納根結合柯林武德在考古學上的成就來論述重演論的內涵:歷史學家為了解釋過去的行動,必須重新思考(re-think)過去人們行動當中內在的思想,但這種重思”(re-thinking)并不意味著是直覺的。歷史學家在自己的心中通過反復地想象性構造,并依靠證據進行修正,最終在確實的證明中得出歷史知識”⑨。重新思考過去的思想只是完成歷史研究目標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不是全部。在多納根看來,解釋者們錯誤地將柯林武德的重演論描述為歷史的工具方法,他認為重演論是要闡明歷史知識得以可能的前提條件,這不僅僅是方法論的問題,而且是康德意義上的先驗哲學問題

                         

                        沃爾什還進一步批評柯林武德把歷史學的對象限定在思想本身,從而忽略了人類過往活動中情感因素的重要性。針對這種唯智識主義的(intellectualism)質疑,德雷則深入分析了《歷史的觀念》中歷史學的題材這一章節的內容。他認為柯林武德所說的思想反思的思想”(reflective thought)。這種反思的活動不僅僅是作為對象的思想本身,而且是思想著思想的活動,屬于第二級的思想。所以,一切歷史都是思想的歷史這一觀點并不是我們通常理解的歷史學分支學科下的那個思想史戰爭、經濟的活動以及道德的決擇同樣都是歷史理解所宣稱的開放領域”(11)。德雷進一步認為,柯林武德對歷史思維的論述是基于歷史認識層面的論證。人類意識中包括感知”(perception)察覺”(awareness)等復雜的層面,歷史思維中的意識不是記憶或感知的意識層面,而是察覺到我自己在思想著,也即是自我意識(self-consciousness)的層面。柯林武德把這種意識到我正在思維稱之為反思,以使之與自然科學和心理學上的直接經驗感覺區分開來,從而得出歷史知識是人類心靈的自我認識。在此意義上,德雷常常把“重演論”闡述為“歷史理解”(historical understanding)理論,柯林武德在《歷史的觀念》一書中對歷史理解的全部認識是為了闡明歷史學在何種意義上能夠被稱之為人文主義的’(humanistic)的研究……它要求實踐理性的運用”(12)

                         

                        如果全面探查柯林武德的歷史哲學在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的研究狀況,必然要與這段時期整個歷史哲學的發展過程發生關聯。我們知道,科學哲學家卡爾·亨佩爾于1942年在《哲學雜志》發表了《普遍定律在歷史學中的功能》一文,從自然科學的研究中總結出一套解釋框架——“覆蓋率模式”(Covering Law Model)。亨佩爾以此而宣稱,只有使用自然科學相類似的普遍定律,才能保證歷史研究的真實性和客觀性(13)。此文對分析的歷史哲學產生深刻的影響,換言之,也可以說這是歷史學社會科學化在方法論上的宣言書。這也使得分析的歷史哲學的主題始終圍繞著“歷史解釋”(historical explanation)的問題來展開。1957年,德雷出版的《歷史學中的定律和解釋》一書就主要參照柯林武德的論述,與亨佩爾的覆蓋律模式針鋒相對,提出了歷史解釋中的合理行動原則”(The rationale of actions)(14)

                         

                        1960年在美國創辦的歷史哲學期刊《歷史和理論》就成為了這場論爭的戰場,贊成者有之,反對者也不乏其人,但大多數歷史哲學家都采取了一種調和的立場(15)。到了20世紀70年代,皮特·斯卡格斯塔德(Perter Skagestad)細致分析了波普爾和柯林武德之間的異同,認為波普爾的問題情勢和柯林武德的重演論之間可以建立起聯系,提出一種調和亨佩爾路數的波普爾柯林武德進路”(The Popper-Collingwood Approach),認為這一解釋路徑不需要提及先決條件,也不引起任何類似于規律的概括,而是把行動植入到獨特的語境中,以使之被視為對某一問題的合理回答”,“人類思想被歷史地建構并不是作為心理的過程被建構,而是基于合理論證的邏輯鏈條”(16)。雷克斯·馬丁(Rex Martin)在《歷史解釋:重演和實踐推論》一書中,就以柯林武德的歷史哲學研究史作為串聯整書的主要線索,批判地論述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有關歷史解釋的論爭,努力想使人性科學和歷史主義,更精確地說,使覆蓋率和理解的觀點,能在一個中間的立場上達成和解……為了達到對當代哲學的建構,歷史哲學可能只有在其過去彼此不協調的觀點實現和解的過程中才能更好地繼續向前發展”(17)

                         

                        分析的歷史哲學家們想按照早期分析哲學的路數,通過邏輯和語言分析來批判和澄清過去歷史學家們對于概念和語言的誤用,希冀為二戰之后歷史學實踐的方向奠定邏輯基礎。但是,他們往往輕視和忽略了歷史學家們的實際工作,歷史學家實際上也很少關注他們的成果。特別是歷史學在社會科學化的過程中,歷史學作品中只剩下僵硬的結構模式和冷冰冰的數量關系,歷史學也失去了往昔濃厚的人文主義情懷。這些現狀促使人們進一步反思歷史學的價值和目的到底是什么?20世紀70年代興起,以海登·懷特為代表的敘述主義歷史哲學就是在摒棄分析派歷史哲學的基礎上回答這一問題。

                         

                        在歷史哲學的敘事轉向中,值得一提的是,柯林武德歷史哲學的另一位重要解釋者戈德斯坦(Leon J.Goldstein)。他雖然可以說是分析派歷史哲學大家族的一員,但卻是十分特殊的一員,他的歷史哲學常被稱之為極端的簡約主義”(radical minimalism)(18)。戈德斯坦明確批判分析派歷史哲學家們不關注歷史學家實際工作的缺陷,認為歷史研究的起點是歷史證據,而不是歷史事件或歷史事實。他首先區分實在的過去(real past)和歷史的過去(historical past)兩個概念,進而認為歷史的過去是由假定性構造(hypothetical construct)的事件構成,其目的是為了解釋歷史證據。歷史學家喚起的過去并不是如其現在所是的那個實在的過去,而是歷史學家自己的建構:當然,這不是像寫小說那樣自由的創作,或者是為了宣傳的目的有傾向性的偽造,而是為了更好地解釋他擁有的證據而進行的構造。”(19)

                         

                        分析的歷史哲學有一個不言自明的前提,就是假定實在的過去和歷史的過去之間有一一對應的符合關系。這種實在論的真理觀在戈德斯坦這里被消解,取而代之的是認知主義的建構論(Constructionism),他認為所有的歷史事實都是歷史學家主體的認知構造(cognitive-constructive)。依照這一標準,他對柯林武德的歷史哲學進行了自己的闡釋。他首先把柯林武德描述為一位堅定的反實在論者,認為這并不會必然導致批評者所認為的歷史懷疑主義,進而探討柯林武德從《知識的圖式》到《歷史的觀念》之間的發展過程。戈德斯坦重點分析“歷史的想象”和“歷史證據”兩個章節的內涵,認為柯林武德最終想要建立一種自律性的歷史學,“當我們擁有歷史學家的時候,我們就擁有歷史。我們的歷史研究是有組織的建構。我們擁有廣泛共享的技術和普遍認同的結論。總之,我們有主體間性的規則(inter-subjective discipline),歷史研究雖然是歷史學家個人從事的,但是他們都致力于擁有確定性特征的共同事業”(20)

                         

                        雖然戈德斯坦的假定性構造與海登·懷特的詩性預構(poetic prefigurative)有著重大的差別,前者強調的是科學的技術手段與合法程序在歷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它更類似于亨佩爾的覆蓋律,后者所關注的是歷史寫作中的藝術性或詩性要素,它更類似于文學理論中的修辭學”(21)。但是,他們都不約而同地辯護歷史學家的主體性在歷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共同持有反實在論的立場。作為史家出身的懷特更能體會當時歷史學實踐的現狀,更能有效地在歷史學學科內部實現歷史編纂學的哥白尼式變革。

                         

                        1973年,《元史學:十九世紀歐洲的歷史想象》出版。懷特運用他自己的一套話語理論——轉義學(Tropology)——來分析19世紀經典歷史學家和歷史哲學家的作品,以展示19世紀歷史意識的深層結構。當懷特把經典史家的文本作為一個整體的結構來進行語言符號的剖析時,我們就會看到,分析的歷史哲學所討論的歷史解釋只是懷特宏大結構中的一個要素,這一科學的論證模式與詩學的情節化模式以及意識形態蘊涵模式共同構成歷史文本的一個部分。他指出:在史學家能夠把表現和解釋歷史領域的概念工具用于歷史領域的材料之前,他必須先預構歷史領域,即將它構想成一個精神感知客體。”進而認為:“這種預構行為是詩性的,因為,在史學家自己的意識系統中,它是前認知的和未經批判的……這種結構以后會在史學家提供的言辭模型中,被想象成過去‘實際發生的事情’的一種表現和解釋。”(22)在懷特看來,這種前認知的和未經批判的詩性預構就構成了任何一部史學作品不可還原的元史學基礎。

                         

                        由之,當懷特轉向歷史敘述(historical narrative)的時候,就不再是分析的歷史哲學所討論的作為歷史解釋一個特例形態下的歷史敘述;在懷特這里,歷史敘述則是歷史學家表現過去的言辭結構。歷史敘述就不再是一個長句子(sentence),盡管其中有對應歷史事實的命題,但其本身卻不是一套擴展的命題。它是一套關于語言使用的句法,已經超出句子之外了(23)。這個超出的部分就是歷史學家在使用日常有教養的語言來表現過去所展現的審美和道德訴求。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早在1957年,懷特曾發表論述柯林武德和湯因比的文章,認為英國的歷史編纂學仍停留在18世紀英國經驗主義的層面,并沒有像德國的歷史主義學派那樣形成自己獨特的史學流派。如果說有的話,勉強可以說只有一個流派,那就是赫伯特·巴特菲爾德所謂的輝格史學。只有到了二次世界大戰時期,英國的歷史學家才開始思考歷史知識的問題,其中最重要的兩個代表就是柯林武德和湯因比。總體上看來,他們的著作都是在抨擊歷史思想中的實證主義和科學主義。柯林武德的資源就來自體現在狄爾泰和克羅齊思想中的大陸歷史主義。”(24)懷特把大陸的歷史主義稱之為自我意識的歷史哲學”(self-conscious philosophy of history),進而在當時整個哲學發展的過程中來論述柯林武德的貢獻,認為柯林武德的心靈哲學類似于康德,歷史的概念類似于黑格爾、狄爾泰和克羅齊,文化理論則是柯林武德自己原創的”(25)

                         

                        在懷特的解釋中,柯林武德更像是一位大陸的存在主義者,柯林武德對歷史哲學的持久興趣源自科學哲學處理當時道德問題的無能,同時也就體現出柯林武德對人類文明的終極關懷。懷特雖然在其成名作《元史學》中沒有重點討論柯林武德,但是在多次訪談中談及柯林武德和克羅齊是他學術思想最初的靈感源泉(26)。海登·懷特反對科學主義在歷史學領域的霸權地位,進而辯護歷史學家的審美和道德訴求在歷史學領域中的基礎地位,同樣是基于他把歷史學家的歷史寫作當作一種學術行動,一種社會實踐。就如19世紀歷史學的黃金時代那樣,這正是懷特期待歷史學的價值和目的所在,也是懷特的“元史學”超越分析的歷史哲學向實踐的歷史本體論回歸的奧秘所在。

                         

                        1986年,《歷史與理論》刊發一組主題為認識歷史與敘述歷史:盎格魯撒克遜的辯論的論文。安克斯密特把這場辯論描述為當代盎格魯撒克遜歷史哲學遇到了危急時刻,將這一困境稱之為知識論的歷史哲學”(epistemological philosophy of history)與敘述主義的歷史哲學(narrativist philosophy of history)兩種不同形式的對立。他認為知識論的歷史哲學有四個根源。它起源于:(1)對德國歷史主義的拒斥;(2)對思辨的歷史哲學的拒斥;(3)企圖提供以覆蓋率的前提為基礎的關于歷史解釋令人滿意的重構;以及(4)不同形式的柯林武德主義的解釋學(27)。知識論歷史哲學的論爭,總是被覆蓋率模式的追隨者和柯林武德遺產的辯護者之間的論戰所支配。值得一提的是,安克斯密特將柯林武德主義的解釋學傳統定位為分析的解釋學”(analytical hermeneutics),使之區別于從施萊爾馬赫到伽達默爾的德國(或大陸)的詮釋學傳統(28)。他認為,英語世界的歷史哲學只有到了海登·懷特這里,才經歷了其語言轉向,語言的、敘述主義的歷史哲學只是伴隨著海登·懷特的《元史學》的出版才以其真實的色彩出現”(29)。伴隨著敘述主義歷史哲學的興起,由柯林武德和亨佩爾引發的歷史哲學論爭也就此告一段落。

                         

                        二 第二階段:圍繞徹底轉變假設的爭論

                         

                        現在看來,這場論爭所依據的文獻主要是《歷史的觀念》的后論部分,而且大部分歷史哲學家的討論都超出了柯林武德的文本。我們知道,《歷史的觀念》是柯林武德去世后由他的學生諾克斯爵士根據他的遺稿編輯出版的。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柯林武德身后的聲譽主要是由諾克斯塑造的,這部書的編排和它的某些形式應歸功于編者,而內容則整個都是柯林武德的”(30)。這場戰后英美歷史哲學上的論爭極大刺激了人們對柯林武德整個思想歷程的濃厚興趣,由之構成了柯林武德研究史上另一條主線:圍繞諾克斯的編輯意見來展開的討論。在諾克斯看來,柯林武德的著作可以分為三類:

                         

                        柯林武德一直主張哲學應該是成體系的,但是他的哲學著作與其說構成了一個體系,倒不如說是一系列的體系。第一組包括他視為少年時代作品的《宗教與哲學》(1916)和《知識的圖式》(1924)。第二組始自《哲學方法論》(1933),繼之以《自然的觀念》(除了結論外,均注明1934)以及《歷史的觀念》的大部分(1936)。最后一組包括《自傳》(1939),《形而上學論》(1940),以及《新利維坦》(1942)。而《藝術原理》(1938)則部分與第二組相近,部分與第三組相近(31)

                         

                        在諾克斯的知識標準中,哲學(或形而上學)是一門對于真、善的研究,只有鼎盛時期的《哲學方法論》才能算作柯林武德最偉大的哲學著作,可以與他的前輩亞歷山大、懷特海比肩。但是從1936年至1938年間,柯林武德的哲學立場徹底改變了,在《形而上學論》中聲稱形而上學是一門歷史科學,這是對哲學和自然科學的一種極端懷疑主義,而結果便是,柯林武德對歷史學的熱忱致使他變成哲學志業的叛徒’”(32)。在諾克斯看來,1936年以后形成的那種哲學也不是全新的發展,它是由柯林武德早期思想中所呈現的懷疑主義和教條主義的傾向戰勝了其在1932年和1936年之間所遭遇的暫時性挫折而造成的。諾克斯把這個暫時性挫折歸咎于柯林武德的健康狀況,最終使得柯林武德走向一種歷史主義(historicism)和歷史相對主義(historical relativism)(33)

                         

                        諾克斯把柯林武德的思想歷程描述為馬鞍型曲線,常常被概括為柯林武德研究史上的徹底轉變假設”(34)(The Radical Conversion Hypothesis)。隨著人們對柯林武德歷史哲學興趣的高漲,眾多的研究者也開始質疑,諾克斯是不是柯林武德的好學生?

                         

                        1962年,艾蘭·多納根出版《柯林武德的晚期哲學》一書,這是柯林武德研究史的第一本專著,主要探討柯林武德在1933年《哲學方法論》之后的哲學發展。從書名可知,多納根和諾克斯一樣都不能認同柯林武德在《自傳》中所描述的那個版本,但他對諾克斯的分期提出了質疑:柯林武德在《自然的觀念》《歷史的觀念》《藝術原理》和《新利維坦》中的主要哲學工作形成了基本上一致的整體,并不能依照諾克斯的觀點而劃分成歷史主義的和非歷史主義的兩組。柯林武德給他的整體后期哲學提供兩個不同的解釋:《哲學方法論》是觀念論的,《自傳》和《形而上學論》是歷史主義的,但沒有一個解釋能夠滿足他的哲學成就。”(35)多納根認為,《新利維坦》才是理解柯林武德后期哲學的鑰匙,在《新利維坦》的前六章中,柯林武德明顯放棄前期的概念思考的方式,轉而復興霍布斯的信條,認為所有的意識都涉及語言的使用,心靈哲學與語言哲學是一體兩面的,以此來探討傳統形而上學的身心問題。在多納根看來,這正是柯林武德克服觀念主義和歷史主義,而步入現代語言哲學家族的努力。在改造傳統的形而上學層面,柯林武德反對實體二元論,使得他與弗雷格、羅素、維特根斯坦站在同一陣營中,但是,當他們通過改進的邏輯把傳統的形而上學問題調整為關于意義的基礎問題之時,柯林武德拒絕了他們的哲學品格,而是把形而上學的問題改造為歷史的問題”(36)。多納根認為,在《哲學方法論》中,柯林武德還在辯護哲學是關于存在的范疇的(categorical)普遍命題,這不同于經驗科學或精確科學只是假設的(hypothetical),它要預設對象的存在。但到了《自傳》和《形而上學論》之后,柯林武德宣稱形而上學是關于絕對預設的(absolute presupposition)研究,它不同于相對預設中有真假的判斷,它本身既不真也不假,而只能是針對不同時代和不同群體所持的各種各樣的信念體系及其變遷的歷史研究。“形而上學不再是探究存在本身的范疇的普遍命題,而是不同時代和群體所相信的范疇的特殊命題。”(37)

                         

                        羅滕施特賴希(Nathan Rotenstreich)也是柯林武德思想的重要闡釋者,他基本上贊同諾克斯所謂的徹底轉變假設,認為柯林武德在融通史學與哲學的思想歷程中,歷史學的陰影一直籠罩在哲學之中。柯林武德對歷史學性質的探究經歷了從事實的歷史思想的歷史的轉變過程,也即是從實在論轉向觀念論(38)。他認為柯林武德可能超越了實證主義,但是在重演論中,柯林武德試圖克服歷史主義的陷阱,尋求普遍性的新模式,可惜并沒有成功超越歷史主義,成熟時期的《形而上學論》即是明證(39)。羅滕施特賴希后來進一步將柯林武德沒有存在論的形而上學稱之為“形而上學的文化人類學”(Cultural Anthropology of Metaphysics),是一種對于在歷史發展過程中不同群體或個人的世界觀的研究(40)

                         

                        與前兩種觀點不同,路易斯·明克(Louis O.Mink)則完全否認了諾克斯的意見,認可柯林武德在《自傳》中的自我設定,認為柯林武德是一位系統哲學家(Systematic Philosopher),是與杜威、羅素齊名,在哲學家之外享有廣泛聲譽的20世紀英語世界的思想家之一。明克找到一個在當時英語世界談虎色變的術語——辯證法(dialectic)——作為貫穿柯林武德思想發展過程的題眼,早期的發展階段被后期的發展所修正,但并沒有完全的被后期的發展所取代,這一過程本身就是辯證發展的明證,這一概念即是柯林武德的主導思想”(41)。在《知識圖式》(1924)中,柯林武德論述了經驗的辯證法”(the dialectic of experience),把人類的經驗劃分為五種形式:藝術、宗教、科學、歷史學和哲學,并用生命的隱喻將其依次展現為從藝術向哲學的辯證發展過程。前四種經驗形式都是一種教條主義的具體哲學,雖然它們都聲稱是追尋真理的一般哲學,但都是一種哲學謬誤。在一種形式向另一種形式轉變的過程中,后一階段的經驗形式是在克服了前一階段的哲學謬誤而向前發展的,但前一經驗形式仍然存留在后一經驗形式之中。所以,作為自我意識的或絕對知識的哲學才能夠揭示從隱晦(implicit)到明見(explicit)的人類經驗形式。明克認為柯林武德在這里闡明了一條類似于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中的哲學原則,具體的普遍性,以此作為柯林武德整個哲學體系的基礎(42)。在《哲學方法論》(1933)中,柯林武德借用具體的普遍性來進一步闡明概念的辯證法”the dialectic of concepts,與精確科學和經驗科學中的分類概念是排他的不同,哲學中的類別概念則是重疊的,比如哲學上的善(Good)這個概念,可以區分為快樂(pleasant)、功利(expedient)、權利(right)三個層面,三者不像精確科學那樣各自獨立且相互排斥,而應該看作善這個概念下的三個層級。柯林武德稱之為類別的交錯”(the Overlap of Classes)形式的層級”(the Scale of Forms)。在《新利維坦》中,柯林武德借用形式層級來辨析心靈的辯證法”the dialectic of mind,把心靈區分為實踐意識和認知意識,實踐意識包含感情(pure feeling)、欲望(appetite)、欲求(desire)和意志(will);認知意識包含感覺(pure feeling)、想象(imagination)、感知(perception)和反思(thinking about thinking)(43)。在概念形式層面,實踐意識和認知意識是交錯的和共在的;在經驗形式層面,也是從低級向高級的有機發展過程。柯林武德最終的心靈的辯證法是從概念的辯證法生長出來,就如后者是從經驗的辯證法生長而來一樣。”(44)在進一步分析柯林武德在《形而上學論》中的絕對預設的時候,明克認為絕對預設是一個先驗的概念,同康德一樣,柯林武德把絕對預設的聚合看作一個概念體系,它提供經驗的形式結構,也就是說,它決定究竟什么被我們稱作經驗。不同于康德的是,柯林武德進一步把先驗概念體系的概念歷史化了”(45)

                         

                        同明克一樣,萊昂內爾·魯賓諾夫(Lionel Rubinoff)同樣看重《知識圖式》在柯林武德哲學體系中的基礎地位(46),認為柯林武德對形而上學的改造與《知識圖式》中的計劃是一致的,《心靈之鏡》不能僅僅看作被柯林武德的后期或成熟時期的著作所廢棄的青年作品,而是應該看作柯林武德其他著作的必要的序言,也即是對第一層級意識的探討是對后來第二或第三層級意識探究的奠基”(47)。以此為出發點,魯賓諾夫得出柯林武德的形而上學理論是模仿康德的批判哲學,即形而上學是超驗分析的一種形式。康德認為心靈行為源自永恒和不變的結構,結構的原則也就是永恒的真理,但對于柯林武德來說,先驗結構本身是歷史變遷的產物,超驗分析也就是歷史學(48)。值得一提的是,魯賓諾夫將柯林武德改造的形而上學與胡塞爾的現象學進行比較,認為他們都反對形而上學的心理主義和非理性主義,都在尋求精神或心靈的超驗哲學(49)。魯賓諾夫更加著重柯林武德對信仰與理性之間關系的分析,我們最終也可以看出,他對柯林武德辯證的一致性體系的辯護完全打破了諾克斯的徹底轉變假設

                         

                        20世紀5070年代,正是英美分析哲學運動的鼎盛階段,與劍橋的人工語言哲學不同,雖說牛津哲學發展出獨特的日常語言哲學學派,但無疑都屬于現代語言哲學大家庭的一員。牛津哲學家賴爾和艾耶爾對柯林武德的評價仍是英國本土的主流,他們都把柯林武德定位在現代哲學的門檻之外(50)。像柯林武德的學生,諾克斯、圖爾敏(Stephen Toulmin)(51),應該還包括日常語言哲學學派的以賽亞·柏林(52),他們對柯林武德的評價都是毀譽參半。柯林武德在英國本土的現狀使得柯林武德研究的社群網絡主要集中在澳大利亞、加拿大、美國和荷蘭等國。多納根試圖挖掘柯林武德的經驗論背景以及與現代哲學的契合點,對柯林武德的評價基本上也類似于艾耶爾的判斷;明克、魯賓諾夫等人則發掘柯林武德思想中的大陸觀念論成分。總而言之,這一時期對柯林武德的哲學發展歷程的研究與英美歷史哲學的論爭基本上是同步的,但爭論中的柯林武德仍舊是那個灰暗不明的柯林武德(53)

                         

                        三 第三階段:手稿視野中的柯林武德

                         

                        1978年開始,柯林武德的女兒特蕾莎·斯密斯女士把柯林武德去世時留下的總共4000頁左右的手稿存放在牛津大學的巴德禮圖書館(Bodleian Library),可供讀者查閱,而在此之前,學者們對此全無所知。新材料的發現促成了柯林武德研究的又一個高潮,就像杜森認為的那樣:從現今發掘的新資料來看,柯林武德對于我們顯然不再是同一個柯林武德。我們可以斷言,與其說過去普遍認為的柯林武德是個重要人物,毋寧說新的柯林武德是個重要人物。”(54)

                         

                        1981年,杜森在《作為一門科學的歷史學:柯林武德的哲學》一書中,首次利用柯林武德的未刊手稿對其歷史哲學進行了全面的考古發掘,對諾克斯的編輯意見提出了整體而細致的評價,為我們證實了完全不同于諾克斯版本的柯林武德。杜森在評判各家對柯林武德歷史哲學的研究的過程中,更傾向于多納根和德雷的觀點,認可歷史哲學作為哲學的一個分支的重要性。值得關注的是,杜森首次詳細考察了柯林武德作為一名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的貢獻,特別強調柯林武德的考古學與歷史哲學之間的親緣關系(55)。杜森利用未刊手稿比對和評價諾克斯版《歷史的觀念》的得失,重新增補了柯林武德在1926年、1927年和1928年的歷史哲學講稿,1993年出版了杜森版《歷史的觀念》,使得原先混雜的版本變得清晰起來(56)。在未刊手稿中,柯林武德曾明確表示要出版《歷史的觀念》和《歷史學的原理》(The Principle of History)兩本著作。1995年,《歷史學原理》的手稿也失而復得(57),使得沉睡半個多世紀的《歷史學原理》由杜森和德雷于1999年編輯出版。這兩個著作的重新修訂出版,也為我們進一步探究柯林武德的歷史哲學打下堅實的文獻基礎。

                         

                        隨著對柯林武德未刊手稿的研究不斷深入,柯林武德的諸多著作也以增補本的形式得以再版:1992年大衛·布徹(David Boucher)修訂出版《新利維坦》;1998年雷克斯·馬丁修訂出版《形而上學論》;2005年詹姆斯·康奈利(James Connelly)與杰索菲娜·狄奧諾(Giuseppina D'Oro)修訂出版《哲學方法論》;2005年大衛·布徹、溫迪·詹姆斯(Wendy James)、菲利普·史摩武德(Philip Smallwood)依據柯林武德的未刊手稿合編《魅化哲學:民俗研究、文化批評和人類學》(The Philosophy of Enchantment:Studies in Folktale,Cultural Criticism,and Anthropology)。編者們在柯林武德的新版著作中都增加了長長的導論部分,體現出柯林武德研究的社群網絡不斷擴大,也使得柯林武德的影響力慢慢從歷史哲學領域向心靈哲學、宗教哲學、藝術哲學、科學哲學、政治哲學等領域擴展,還包括新近興起的文化批評和人類學領域。

                         

                        隨著知識論的歷史哲學逐漸轉向敘述主義的歷史哲學,特別是羅爾斯1971年《正義論》的出版,常被稱之為英美實踐哲學復興的標志,理論科學的優先性地位慢慢過渡到了實踐科學。所以,從知識論的層面對柯林武德歷史哲學的探究漸漸淡出了人們的視線,柯林武德的道德哲學成為人們研究的重心。1989年,《歷史與理論》雜志和牛津大學的彭布羅克學院共同舉辦柯林武德誕辰一百周年大會,刊發在1990年《歷史與理論》雜志上的論文主題,即是重新評價柯林武德

                         

                        1989年,大衛·布徹《柯林武德的社會與政治思想》一書的出版,可視為柯林武德的實踐哲學復興的標志。布徹對柯林武德的道德哲學進行了細致的研究,他利用當時流行的語境主義的(contextualism)研究路數(58),來分析《新利維坦》生成的語境(context),認為柯林武德有一個長期的規劃和短期的規劃之分。長期的規劃是從早期的道德哲學講稿到《新利維坦》,柯林武德試圖回答重演論在理論理性上的困境將會在實踐理性的層面得到解決,理論與實踐的親緣總是濃縮到歷史學與哲學的關聯,事實上,對于柯林武德來說,歷史學提供了一把克服理論與實踐相分離的鑰匙”(59)。由此,《新利維坦》對于柯林武德歷史哲學的重要性也就凸現出來,而這一關聯卻長久以來未得到重視。在布徹看來,《新利維坦》就像《形而上學論》一樣,都是科學歷史學的表現形式,《新利維坦》是我們總體上理解柯林武德哲學的核心,而不是邊緣,具體到他的歷史哲學也同樣如此”(60)。布徹還進一步利用柯林武德生前發表的論文和未刊文稿編輯出版了《柯林武德政治哲學論文集》,此后加利·布朗林(Gary K.Browning)《重新思考柯林武德:哲學、政治和理論與實踐的統一》(2003)和詹姆斯·康奈利《形而上學、方法論與政治學:柯林武德的政治哲學》(2004),都可以看作是在實踐哲學語境下對柯林武德歷史哲學的再思考(61)

                         

                        分析哲學史和維特根斯坦研究專家蒙克(Ray Monk)曾在其主編的布里斯托導論叢書之一《柯林武德導論》的序言中說:隨著分析的傳統不斷陷入危機,有一種不斷增長的感覺,那就是哲學家們應該對人們有意義的歷史學、形而上學、美學說些什么,而這時正是重新評價柯林武德著作的恰當時機。”(62)這可以提示一點,柯林武德研究社群從外圍重新返回英國本土,越來越多的哲學家認識到柯林武德作為一位哲學家的重要性。杰索菲娜·狄奧諾可以說就是一位杰出的代表。

                         

                        1999年以來,狄奧諾發表多篇有關柯林武德的論文,2002年出版《柯林武德與經驗的形而上學》。狄奧諾更加關注柯林武德對形而上學的改造,以及他與當代英美哲學家彼得·斯特勞森(Peter F.Strawson)和唐納德·戴維森(Donald Davidson)之間的關聯。斯特勞斯在《個體:論描述的形而上學》一書中,把形而上學分成描述的形而上學(descriptive metaplaysics)和修正的形而上學(revisionary metaphysics),前者是描述我們關于世界的思想結構,而后者則關心產生更好的結構(63)。狄奧諾以此把柯林武德的形而上學定位為描述的形而上學或經驗的形而上學,因為他不是涉及事物的結構,而是我們經驗事物結構的概念。對于柯林武德來說,形而上學是范疇分析的表現形式,也即是對我們實在經驗結構的概念和范疇的反思”(64)。她反對把柯林武德的形而上學稱之為一種知識的社會學或文化人類學,斥之為柯林武德歷史主義的神話,柯林武德雖然反對超驗形而上學實體的存在,但是通過強調先驗概念在哲學話語的重要性,他仍舊希望辯護在柏拉圖的形而上學中倡導的理念角色”(65)。在狄奧諾看來,《歷史的觀念》是描述的形而上學的一個分支,總體來說,柯林武德是一位弱化的反實在論者(weak anti-realist),他并不反對獨立于心靈的客體的存在,只是反對實在論親知的知識理論(the acquaintance theory of knowledge),柯林武德的反實在論本質上是知識論的,而不是本體論的或形而上學的(66)

                         

                        狄奧諾還將柯林武德的重演論與戴維森的徹底的解釋”(67)(radical interpretation)進行比較,使得柯林武德的歷史哲學與當前的行動哲學和語言哲學發生關聯,她認為柯林武德與戴維森都是要試圖回答理解他者是如何可能的。柯林武德歷史地(historical)理解類似于戴維森徹底地(radical)解釋,他們都是通過先驗的論證方式去回答這個問題,但是柯林武德是通過澄清概念的方式來辯護理解的內在一致性和自主性,而戴維森則借助于真值條件的語義學(truth-conditional semantic)聲稱意義理論的外在可觀察性和經驗可證實性。她還進一步依照柯林武德的觀點批評戴維森的自然主義最終使得徹底的解釋變得并不自然(68)

                         

                        戴維森對真理和解釋的探究使得早先對立的分析哲學與大陸哲學能夠在新的平臺上趨于對話和融合。伽達默爾曾在《真理與方法》一書中討論過柯林武德的問答邏輯”(the logic of question and answer)的得失,認為柯林武德復興了柏拉圖的辯證法,因為辯證法就是問與答的邏輯,這不同于自然科學中的命題邏輯,精神科學的邏輯是一種關于問題的邏輯,詮釋學經驗的結構也就是問答辯證法。但他認為柯林武德的重演論是不成功的,因為在伽達默爾的哲學詮釋學體系中,發現過去文本作者的意圖是不可能的,重構的問題只涉及文本自身的意義(69)。伽達默爾基本上把柯林武德定位為類似于克羅齊的新黑格爾主義者,認為重演論最終會陷入主觀主義或心理學的特殊性之中(70)。伽達默爾的評論使得柯林武德與大陸詮釋學傳統的關聯也是柯林武德研究的一條脈絡(71)。由此柯林武德與伽達默爾之間的關聯成為近來西方學術界討論的熱點(72)。隨著跨語際或跨文化交流和對話的不斷深入,如何理解和認識自我與他者仍是重大的時代問題,使得柯林武德的重演論也在不斷地獲得新的解釋(73)。總而言之,有一點是明見的,柯林武德試圖解決特殊問題的歷史哲學逐漸轉換成人們普遍認同的一般哲學,就如他在《自傳》中所說:“20世紀哲學的主要任務是清理20世紀的史學。”(74)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1994年,威爾士大學成立了柯林武德學會(Collingwood Society),每年出版一卷《柯林武德研究》(Collingwood Studies)2000年學會轉入加迪夫大學,成立柯林武德與英國觀念論研究中心,并創辦《柯林武德與英國觀念論研究》(Collingwood and British Idealism Studies)雜志。近年來,該中心不僅出版了柯林武德研究叢書(75),而且多次舉辦了不同主題的學術研討會(76)

                         

                        四 結語:柯林武德研究的階段報告

                         

                        柯林武德在《自傳》中,曾將自己一生的研究工作看作是階段性的中期報告,由此來看,我們對于西方柯林武德研究的評述也不過是階段性的報告,主要圍繞戰后英美歷史哲學界對于柯林武德歷史哲學的接受和批判,來評述西方的柯林武德研究。實際上,柯林武德作為一位善于論辯的思想家,《自傳》中涉及到諸多生前同時代的思想家,這是西方柯林武德研究的薄弱環節,還值得進一步挖掘。可以這樣說,羅素無疑是他一生哲學工作中不可忽視的隱形對手,柯林武德的理論抱負不僅要建立一門狹義的歷史哲學來為人文學科奠定認識論的基礎,而且廣義上來說,他試圖將作為探討特殊問題的歷史哲學過渡到普遍性的一般哲學,要讓歷史性原則成為看待一切事與物的方式。

                         

                        在漢語世界,朱謙之在《歷史哲學大綱》(1932)一書中首次提到Collingwood,在西文人名漢譯中把CollingwoodR.C翻譯為柯林渥特”(77)。此后,余英時可以算作是系統介紹柯林武德史學思想的第一位學者。值得一提的是,大陸學者1951年翻譯出版的蘇聯學者康恩(Igor S.Kon)的《哲學唯心主義與資產階級歷史思想的危機:帝國主義時代歷史哲學批判綱要》一書,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研究西方歷史哲學的典范之作,某種意義上來說,此書也奠定了大陸研究柯林武德的基調。改革開放之后,柯林武德在美學、歷史學領域都有一定的影響力,特別是《歷史的觀念》于1986年由何兆武、張文杰翻譯出版,使得柯林武德在我國西方史學理論研究中的經典地位得到確立。

                         

                        傳播或接受的歷史不僅意味著某種視域的融合,同時也應該是某種傳統的再造。這里并不是依照西方柯林武德的研究來評判我們的研究狀況,從實踐詮釋學的角度來看,這可能需要另外一個同樣的篇幅來加以探討。中國在遠古就有句老話,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一方面,深入探究柯林武德歷史哲學的可能內涵,有助于我們對于整個西方歷史哲學發展脈絡的把握;另一方面,加強柯林武德手稿文獻的整理和研究,有利于我們對于柯林武德整體思想的把握。

                         

                        注釋:

                         

                        柯林武德著,杜森編,何兆武、張文杰、陳新譯:《歷史的觀念》(增補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增補本導言,第14頁。

                         

                        沃爾什著,何兆武、張文杰譯:《歷史哲學導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頁。

                         

                        ③④⑤沃爾什:《歷史哲學導論》,第415251頁。

                         

                        帕特里克·加登納:歷史知識的對象’”(Patrick Gardiner,"The 'Objects' of Historical Knowledge"),《哲學》(Philosophy),第27卷第102(1952),第211220頁。

                         

                        帕特里克·加登納著,江怡譯:《歷史解釋的性質》,北京:文津出版社2005年版,第30頁。

                         

                        ⑧⑨⑩艾蘭·多納根:歷史論題的證實”(Alan Donagan,"The Verification of Historical Theses"),《哲學季刊》(The Philosophical Quarterly),第6卷第24(1956),第196199203頁。

                         

                        (11)威廉·德雷:柯林武德論反思的思想”(William H.Dray,"R.G.Collingwood on Reflective Thought"),《哲學雜志》(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第57卷第5(1960),第157163頁;亦可參見威廉·德雷:作為重思的歷史理解”(William H.Dray,"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as Re-thinking"),《多倫多大學季刊》(University of Toronto Quarterly),第27(1958),第200215頁。

                         

                        (12)威廉·德雷:柯林武德與歷史中行動的理解”(William H.Dray,"R.G.Collingwood 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Actions in History"),載威廉·德雷:《歷史學的視角》(William H.Dray,Perspectives on History),倫敦:羅德里奇出版社1980年版,第26頁。值得一提的是,沃爾什后來多少接受了多納根和德雷的觀點,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前述觀點。參見沃爾什:《歷史哲學導論》,第6566頁。

                         

                        (13)卡爾·亨佩爾:普遍定律在歷史學中的功能”(Carl G.Hempel,"The Function of General Laws in History"),《哲學雜志》(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第39卷第2(1942),第35頁。

                         

                        (14)威廉·德雷:《歷史學中的定律與解釋》(William H.Dray,Laws and Explanation in History),牛津:克拉倫登出版社1957年版。

                         

                        (15)參見克萊頓·羅伯茨:《歷史解釋的邏輯》(Clayton Roberts,The Logic of Historical Explanation),尤尼弗西蒂帕克: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

                         

                        (16)皮特·斯卡格斯塔德:《構建歷史的意義:波普爾和柯林武德的哲學》(Perter Skagestad,Making Sense of History:The Philosophies of Popper and Collingwood),奧斯陸1975年版,第1722頁。

                         

                        (17)雷克斯·馬丁著,王曉紅譯:《歷史解釋:重演和實踐推斷》,北京:文津出版社2005年版,第278頁。

                         

                        (18)盧克·奧沙利文:戈德斯坦與歷史認識的知識論”(Luke O'Sullivan,"Leon Goldstein and the Epistemology of Historical Knowing"),《歷史與理論》(History and Theory),第45卷第2(2006),第204228頁。

                         

                        (19)戈德斯坦:歷史學中的證據與事件”(Leon J.Goldstein,"Evidence and Events in History"),《科學哲學》(Philosophy of Science),第29卷第2(1962),第177頁。

                         

                        (20)戈德斯坦:柯林武德的歷史認識理論”(Leon J.Goldstein,"Collingwood's Theory of Historical Knowing"),《歷史與理論》(History and Theory),第9卷第1(1970),第336頁;戈德斯坦:柯林武德論歷史過去的構造”(Leon J.Goldstein,"Collingwood o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Historical Past"),載戈德斯坦:《歷史學何為與為何:哲學論文集》(Leon J.Goldstein,The What and the Why of History:Philosophical Essays),萊頓:布里爾出版社1996年版,第312336頁。

                         

                        (21)海登·懷特:《話語的轉義:文化批評論集》(Hayden White,Tropics of Discourse: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巴蒂爾摩:霍布金斯大學出版社1978年版,第13頁。

                         

                        (22)海登·懷特著,陳新譯:《元史學:十九世紀歐洲的歷史想像》,南京:譯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3940頁。

                         

                        (23)埃娃·多曼斯卡編,彭剛譯:《邂逅:后現代主義之后的歷史哲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4頁。

                         

                        (24)海登·懷特:柯林武德與湯因比:英國歷史思想的轉型”(Hayden White,"Collingwood and Toynbee:Transitions in English Historical Thought"),《英國雜集》(English Miscellany),第8(1957),第14778頁;轉引自海登·懷特:《敘述的虛構:歷史學、文學和理論文集,1957-2007(Hayden White,Robert Doran ed.,The Fiction of Narrative:Essays on History,Literature,and Theory,1957-2007),巴蒂爾摩:霍布金斯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頁。

                         

                        (25)海登·懷特:柯林武德與湯因比:英國歷史思想的轉型,第5頁。

                         

                        (26)懷特在《元史學》的結尾,也是全書唯一一次提及柯林武德:已故的柯林武德生前喜歡說,人們以何種方式寫作或者思考歷史,最終取決于他是哪種人。然而,反之亦然。在歷史解釋者為我們思考歷史提供的可選擇的圖景之前,并且由于不再有支持人們更偏向此種而非另一種歷史圖景的確定無疑的理論基礎,于是,我們不得不退回來尋求道德和美學的理由,選擇一種較之另一種更實在的歷史圖景。參見海登·懷特:《元史學:十九世紀歐洲的歷史想像》,第593594頁;埃娃·多曼斯卡編,《邂逅:后現代主義之后的歷史哲學》,第1544頁。

                         

                        (27)安克斯密特:《當代盎格魯撒克遜歷史哲學的困境》(F.R.Ankersmit,"The Dilemma of Contemporary Anglo-Saxon Philosophy of History"),《歷史與理論》(History and Theory),第25卷第4(1986),第127頁;轉引自安克斯密特:《歷史與轉義學:隱喻的興衰》(F.R.Ankersmit,History and Tropology:The Rise and Fall of Metaphor),伯克利:加州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45頁。

                         

                        (28)(29)安克斯密特:《當代盎格魯撒克遜歷史哲學的困境》,第5063頁。

                         

                        (30)(31)(32)(33)柯林武德著,何兆武、張文杰譯:《歷史的觀念》,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諾克斯序言,第241982122頁。

                         

                        (34)這個術語是由萊昂內爾·魯賓諾夫首先提出的,參見萊昂內爾·魯賓諾夫:柯林武德與徹底轉變假設”(Lionel Rubinoff,"Collingwood and The Radical Conversion Hypothesis"),《對話:加拿大哲學評論》(Dialogue:Canadian Philosophical Review),第6卷第1(1966),第7183頁。

                         

                        (35)(36)(37)艾蘭·多納根:《柯林武德的晚期哲學》(Alan Donagan,The later philosophy of R.G.Collingwood),牛津:克拉倫登出版社1962年版,第18284263頁。

                         

                        (38)(39)羅滕施特賴希:《哲學、歷史學與政治學:當代英國歷史哲學研究》(Nathan Rotenstreich,Philosophy,History and Politics:Studies in Contemporary English Philosophy of History),海牙:尼伊霍夫出版社1976年版,第1173233頁。

                         

                        (40)羅滕施特賴希:形而上學與歷史主義”(Nathan Rotenstreich,"Metaphysics and Historicism"),載邁克爾·克勞茲編:《關于柯林武德哲學的批判性文集》(Michael Krausz ed.,Critical Essays on the Philosophy of R.G.Collingwood),牛津:克拉倫登出版社1972年版,第179200頁。

                         

                        (41)路易斯·明克:《心靈、歷史與辯證法:柯林武德的哲學》(Louis O.Mink,Mind,History,and Dialectic:The Philosophy of R.G.Collingwood),布盧明頓:印第安納大學出版社1968年版,第15頁。明克描述了英語世界對這一術語的批評,并謹慎地使用這一概念,把它與英語世界的普遍認識相互鑿枘的部分區分出去。

                         

                        (42)(43)(44)路易斯·明克:《心靈、歷史與辯證法:柯林武德的哲學》,第48531131185758頁。

                         

                        (45)路易斯·明克:柯林武德的歷史辯證法”(Louis O.Mink,"Collingwood's Dialectic of History"),《歷史與理論》(History and Theory),第7卷第1(1968),第24頁;亦可參閱路易斯·明克:柯林武德的歷史主義:過程的辯證法”(Louis O.Mink,"Collingwood's Historicism:A Dialectic of Process"),載邁克爾·克勞茲編:《關于柯林武德哲學的批判性文集》(Michael Krausz ed.,Critical Essays on the Philosophy of R.G.Collingwood),牛津:克拉倫登出版社1972年版,第154178頁。

                         

                        (46)魯賓諾夫和明克幾乎是同時并各自獨立地從辯證哲學的視角來闡釋柯林武德的辯證體系,只是魯賓諾夫更加看重分析柯林武德的早期著作。參閱路易斯·明克:《心靈、歷史與辯證法:柯林武德的哲學》,第一節注釋5,第258頁;萊昂內爾·魯賓諾夫:《柯林武德與形而上學的改造:心靈哲學之研究》(Lionel Rubinoff,Collingwood and the Reform of Metaphysics:A study in The Philosophy of Mind),多倫多:多倫多大學出版社1970年版,第一節注釋37,第376378頁。

                         

                        (47)萊昂內爾·魯賓諾夫:柯林武德關于哲學與歷史學之間關系的理論:一個新解釋”(Lionel Rubinoff,"Collingwood's Theory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Philosophy and History:A New Interpretation"),《哲學史雜志》(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第6卷第4(1968),第376377頁;亦可參見萊昂內爾·魯賓諾夫:《柯林武德與形而上學的改造:心靈哲學之研究》,第7275頁。

                         

                        (48)(49)萊昂內爾·魯賓諾夫:《柯林武德與形而上學的改造:心靈哲學之研究》,第286288242555353354362363頁。

                         

                        (50)參見賴爾:哲學論證”(Gilbert Ryle,"Philosophical Argument"),載賴爾:《賴爾文集:1929-1968(Gilbert Ryle,Collected Essays:1929-1968),倫敦:哈欽森1971年版,第203222頁。

                         

                        (51)圖爾敏是現代科學哲學領域歷史主義學派的先驅,率先從柯林武德的《自然的觀念》和《形而上學》中的絕對預設中推陳出自然秩序理念”(The Ideas of Natural Order)。人們也常把它與庫恩的范式理論并舉。圖爾敏曾在柯林武德《自傳》再版的導論中,認為柯林武德在牛津被譽為孤獨的狼。參見柯林武德:《自傳》(R.G.Collingwood,with a new introduction by Stephen Toulmin,An Autobiography),牛津:克拉倫登出版社1978年,第1011頁。

                         

                        (52)柏林對歐洲觀念史的研究無疑深受柯林武德的影響,參見以賽亞·柏林著,岳秀坤譯:《扭曲的人性之材》,南京:譯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頁。

                         

                        (53)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大約每年都有近幾十篇圍繞柯林武德為主題的碩博學位論文產生,也相繼編輯出版三本柯林武德的論文集,包括柯林武德:《藝術哲學文集》(R.G.Collingwood,Essays in the philosophy of art,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Alan Donagan),布盧明頓:印第安納大學出版社1964年版;柯林武德:《歷史哲學文集》(R.G.Collingwood,Essays i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William Debbins),德州:德州大學出版社1965年版;柯林武德:《信仰與理性:宗教哲學文集》(R.G.Collingwood,Faith and reason:Essays in the philosophy of religion,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Lionel Rubinoff),芝加哥:四邊形圖書1968年版。

                         

                        (54)杜森:柯林武德的未刊手稿”(W.J.Van der Dussen,"Collingwood's Unpublished Manuscripts"),《歷史與理論》(History and Theory),第18卷第3(1979),第287315頁。

                         

                        (55)杜森:《作為一門科學的歷史學:柯林武德的哲學》(W.J.van der Dussen,History as a Science:the Philosophy of R.G.Collingwood),海牙:尼伊霍夫出版社1981年版,第201253頁。

                         

                        (56)布萊恩特·格里菲斯:一手材料的使用與濫用:柯林武德手稿的編輯”(Bryant Griffith,"The Use and Misuse of Primary Sources:The Editing of Collingwood's Manuscripts"),《交換》Interchage,第23卷第4(1992),第419429頁;萊昂內爾·魯賓諾夫:柯林武德手稿的編輯”(Lionel Rubinoff,"The Editing of Collingwood's Manuscripts"),《交換》Interchage,第23卷第4(1992),第431440頁。

                         

                        (57)杜森:柯林武德《歷史學原理》的遺失手稿”(Jan van der Dussen,"Collingwood's 'Lost' Manuscript of the Principles of History"),《歷史與理論》(History and Theory),第36卷第1(1997),第3262頁;大衛·布徹:柯林武德歷史學原理的重要性”(David Boucher,"The Significance of R.G.Collingwood's 'Principles of History"),《觀念史雜志》(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第58卷第2(1997),第309330頁。

                         

                        (58)布徹把以斯金納、波考克為代表的劍橋學派的研究方法稱之為柯林武德主義的進路”(Collingwoodian approach),參見大衛·布徹:《語境中的文本:觀念史研究的修正主義者的方法》(David Boucher,Texts in Context:Revisionist Methods for Studying the History of Ideas),海牙:尼伊霍夫出版社1985年版。

                         

                        (59)大衛·布徹:《柯林武德的社會與政治思想》(David Boucher,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R.G.Collingwood),劍橋:劍橋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51頁。

                         

                        (60)柯林武德:《新利維坦:或人、社會、文明與野蠻主義》(R.G.Collingwood,David Boucher ed.,The New Leviathan:Or Man,Society,Civilization And Barbarism),牛津:克拉倫登出版社1992年版,編輯導言,第18頁。

                         

                        (61)加利·布朗林:《重新思考柯林武德:哲學、政治和理論與實踐的統一》(Gary K.Browning,Rethinking R.G.Collingwood:Philosophy,Politics and the Unity of Theory and Practice),貝辛斯托克:麥克米倫出版社2003年版;詹姆斯·康奈利:《形而上學、方法論與政治學:柯林武德的政治哲學》(James Connelly,Metaphysics,Method and Politics: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R.G.Collingwood),埃克塞特:印記學術2004年版。

                         

                        (62)皮特·約翰遜:《柯林武德導論》(Peter Johnson,R.G.Collingwoood:An Introduction),布里斯托爾:森門斯出版社1998年版,第9頁。

                         

                        (63)彼得·F·斯特勞森著,江怡譯;《個體:論描述的形而上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頁。

                         

                        (64)(65)(66)狄奧諾:《柯林武德與經驗的形而上學》(Giuseppina D'Oro,Collingwood and the Metaphysics of Experience),倫敦:羅德里奇出版社2002年版,第205043852103124頁。

                         

                        (67)參見唐納德·戴維森著,牟博、江怡譯:《對真理與解釋的探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53170頁。

                         

                        (68)狄奧諾:重演與徹底的解釋”(Giuseppina D'Oro,"Re-Enactment and Radical Interpretation"),《歷史與理論》(History and Theory),第43卷第2(2004),第198208頁;狄奧諾:本體論的反彈:為何主流的分析哲學失去對歷史哲學的興趣”(Giuseppina D'Oro,"The Ontological Backlash:Why did Mainstream Analytic Philosophy Lose Interest i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哲學》(Philosophia),第36(2008),第403415頁。

                         

                        (69)伽達默爾著,洪漢鼎譯:《真理與方法——哲學詮釋學的基本特征》(詮釋學I),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年版,第501513頁。

                         

                        (70)伽達默爾著,洪漢鼎譯:《真理與方法——補充和索引》(詮釋學II),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年版,第6113126133479482507頁。

                         

                        (71)約翰·霍根:《柯林武德與神學詮釋學》(John P.Hogan,Collingwood and Theological Hermeneutics),紐約:美國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邁克爾·希恩茲:《自我創造與歷史:柯林武德與尼采》(Michael Hinz,Self-Creation and History:Collingwood and Nietzsche),紐約:美國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莫里斯·安森斯坦:《文明的現象學:柯林武德和胡塞爾作為規范性原則的理性》(Maurice M.Eisenstein,Phenomenology of Civilization:Reason as a Regulative Principle in Collingwood and Husserl),紐約:美國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72)肯尼斯·麥金太爾:歷史性作為方法論或詮釋學:柯林武德對斯金納和伽達默爾的影響”(Kanneth B.McIntyre,"Historicity as Methodology or Hemeneutics:Collingwood's Influence on Skinner and Gadamer"),《歷史哲學雜志》(Journal of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第2(2008),第138166頁;小林千夏、馬修·馬里昂:《伽達默爾和柯林武德論時間距離與理解》(Chinatsu Kobayashi and Mathieu Marion,"Gadmer and Collingwood on Temporal Distance and Understanding"),《歷史與理論》(History and Theory),第50(2011),第81103頁。

                         

                        (73)馬克·貝維爾、卡斯滕·斯特博:移情、理性和解釋”(Mark Bevir,Karsten Stueber,"Empathy,Rationality,and Explanation"),《歷史哲學雜志》(Journal of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第5(2011),第147162頁;卡斯滕·斯特博:《重新發現移情:主體、民俗心理學和人文科學》(Karsten Stueber,Rediscouvering Empathy:Agency,Folk Psychology,and the Human Sciences),劍橋: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2006年版。

                         

                        (74)柯林武德著,陳靜譯:《柯林武德自傳》,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7584頁。

                         

                        (75)馬妮·休斯·沃靈頓:《何為良史:柯林武德、歷史想象和教育》(Marnie Hughes-Warrington,'How Good an Historian Shall I Be?' R.G.Collingwood,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and education),埃克塞特:印記學術2003年版;斯坦因·赫格比:《行動作為歷史:柯林武德的歷史思想》(Stein Helgeby,Action as History:The historical thought of R.G.Collingwood),埃克塞特:印記學術2004年版;理查德·墨菲:《柯林武德與西方文明的危機:藝術、形而上學和辯證法》(Richard Murphy,Collingwood and the Crisi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Art,Metaphysics and Dialectic),埃克塞特:印記學術2008年版;斯蒂芬·利奇:《歷史學的根基:柯林武德對歷史解釋的分析》(Stephen Leach,The Foundations of History:Collingwood's Analysis of Historical Explanation),埃克塞特:印記學術2009年版;弗洛林·洛博恩特:《柯林武德的宗教經驗及其模式》(Florin Lobont,Religious Experience and its Modes in Collingwood),埃克塞特:印記學術2009年版;里克·彼得斯:《作為思想和行動的歷史:克羅齊、金蒂萊、拉吉羅和柯林武德的哲學》(Rik Peters,History as Thought and Action:The Philosophies of Croce,Gentile,de Ruggiero and Collingwood),埃克塞特:印記學術2012年版。

                         

                        (76)2005769日在英格蘭坎布里亞郡的科尼斯頓舉辦了柯林武德的會議2007101821日在加拿大魁北克大學蒙特利爾分校召開了柯林武德與20世紀哲學會議2008121517日在威爾士波厄斯郡的格力吉諾格舉辦了英國與意大利唯心主義的會議201071920日在意大利中北部城市普拉托召開了柯林武德的研究社群會議。參見加迪夫大學柯林武德研究中心的網站:http://sites.cardiff.ac.uk/collingwood/events/

                         

                        (77)朱謙之:《歷史哲學大綱》,載《朱謙之文集》(第五集),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3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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