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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學理論 【字體:

                        錢云:從“四夷”到“外國”——正史周邊敘事的模式演變

                        作者: 文章來源:《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1期 更新時間:2018年03月01日

                        摘要:本文考察了漢至元時代正史中有關周邊、域外的敘事結構,認為漢唐時期逐漸形成了官修正史中周邊敘事的范式(“四夷模式”):在全書列傳部分呈現先諸傳次夷狄的格局下,以四夷傳夷狄傳為列傳類目名,按照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的順次進行敘述。這種敘事結構,實際上是思維世界中世界秩序在史書中的投射。需要注意的是,在外國傳成為正史中的列傳名之前,漢唐時期的僧人常常將其用作有關南亞的中外交通史籍名稱,其依據可能是當時流行于南亞的/四天子說等,體現出與官方意志不同的思想源流。到元代史官修宋、遼、金三史時,將前代正史中“四夷傳”、“夷狄傳”等有關域外記載的列傳名稱改以“外國傳”,并從內容與結構上有意識地區分出不同性質的周邊,由此在正史中開始表現出另一種對世界的觀察,也深刻地影響了正史周邊敘事的體例。

                         

                        關鍵詞:“外國傳”/“四夷傳”/正史/周邊敘事

                         

                        嘉靖二十九年(1550),王洙修成《宋史質》。這本書是明代重修宋史風潮中的代表性著作,影響很大。清代四庫館臣對此書甚為不滿,怒斥其書荒唐悖謬,縷指難窮,其人自有史籍以來,未有病狂喪心如此人者之所以有如此嚴苛的評價,是因為其自以臆見,別創義例,其意之一是指王洙在《宋史質》中改元修《宋史》中的外國傳夷服傳,并將元代單獨成書的遼、金歷史,甚至元朝(“胡元”)的歷史都并入夷服傳

                         

                        王洙在書中認為元修《宋史》中設外國傳有悖常理,先王嚴五服之制,所以謹華夷之辨。是故春秋書法,四夷雖大皆曰子。……元人合遼金宋為三史,且以外國名,非制也誠然,自司馬遷《史記》中的《匈奴列傳》、《大宛列傳》等開始,傳統中國歷史學家已經有記載周邊民族與區域的傳統,歷代正史也漸設立四夷傳蠻夷傳等。四夷蠻夷等為類傳名,即王洙所謂五服之制華夷之辨的言中之意。正因如此,元代史官修《宋史》時,一改陳規而稱外國就難為王洙接受了。

                         

                        不少當代學者也注意到這次史書體例變化,像楊聯陞、王賡武都注意到在宋朝外國()已成為史書中的一項⑥“12791739年間撰寫的宋、遼、金、元、明五個朝代的正史……令人注目地把相關章節安排在外國項下,幾乎未加任何評論尹達編《中國史學發展史》中也有論述,認為宋代史學發展的新特點之一是列傳擴充,其中一個例證便是外國傳蠻夷傳的分立。顯然他們都已經觀察到,在傳統中國有關域外的歷史書寫中,《宋史》等中出現的外國()不單是列傳名稱的轉變,也與慣常認為的中國的世界秩序”有觀念上的差異。這正是王洙大費周章重修《宋史》的緣由之一。

                         

                        然而,考察中國史學的發展歷程,是否如晚近學者所稱,外國傳在宋代開始成為歷史書寫概念的選項之一?事實上,迄今尚未有全面探討正史中外國傳出現之歷史、背景與意義的研究。但是,這一史學史上的微變映射出近世中國的許多關鍵問題,因為四夷夷狄轉為外國的變化過程,不僅是傳統中國正史書寫體例的轉變,也牽涉到由宋至元、明乃至清的域外認識,還關系到不同族群、文化、政治立場對于中國的不同觀念。因此,本文期望對外國傳在傳統中國歷史編纂中的出現、發展及其意涵加以考證,為進一步闡釋相關問題做基礎性的討論。

                         

                        一、漢唐正史周邊敘事的四夷模式

                         

                        書寫中國史學史的人常常把傳統史學的形成追溯到《史記》,這是好理解的。因為《史記》之誕生,猶如波里比亞斯(Polybius)在一個世界性的羅馬帝國出現時,不得不把這一帝國歷史當作一種可理解可掌握的偉大統一體一樣。因此,司馬遷在漢代盛期書寫的《史記》,超越了前代的歷史書寫方式,形成籠罩天下、鑄造古今的歷史。同時,隨著歷史的進程,創造會成為傳統,《史記》的書寫方式亦逐漸成為后世史書的范式”(paradigm)而影響深遠。不僅司馬遷創立的本紀、世家、列傳、表等體例為后世所沿用,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舍其書”(鄭樵語),他所關注的范圍及內容亦為后世所承襲。其中,《匈奴列傳》、《南越列傳》、《東越列傳》、《朝鮮列傳》、《西南夷列傳》和《大宛列傳》就創立了古代中國史學記載周邊民族與區域(為行文方便,本文將此稱為周邊敘事”)的傳統。

                         

                        《史記》的周邊敘事對后代正史的影響,主要體現在敘事策略和模式中。司馬遷所記諸傳,可大致分為三類:《南越》、《東越》和《朝鮮》三傳敘述的是周邊三個政權的發展與納入漢帝國的歷史;《西南夷》、《大宛》兩傳更接近于類傳,往往依照地理信息的遠近而敘述多國歷史,各國信息較簡略;《匈奴列傳》則是從該政權的族屬、習俗、歷代與中國關系等方面進行詳細的論述。雖然三種敘事類型的不同,與各傳的敘述對象的不同特征相關,但這些敘事結構在后世史書中被不斷模仿、再現,如《后漢書·西羌傳》即沿襲了《史記·匈奴列傳》的敘事結構,又如《三國志·魏書·東夷傳》則較多模仿了《史記·大宛列傳》。

                         

                        但是,有關《史記》周邊敘事部分的編次始終存在爭論。眾所周知,關于《史記·匈奴列傳》的排次有兩種不同意見:一種是依照今本《史記》所錄《太史公自序》,排在《李將軍列傳》之后;另一種則是按《漢書·司馬遷傳》排在《南越列傳》之前。兩種排序間的差異在于,是否將《匈奴列傳》與《南越》、《東越》、《朝鮮》諸傳編排在一起。換言之,記載周邊民族與區域歷史的列傳是否應當視作一類、排在一起?

                         

                        后世學者對此多有討論。至少從唐代司馬貞的《史記索隱》就開始了對司馬遷編次的批評,認為凡諸夷狄,當以類相符(11)這應該是當時的普遍認識,同時代的劉知幾在《史通》中也說過司馬遷修《史記》采用紀傳體,比之前史的好處便在于錯綜成篇,區分類聚(12)當然也有不少學者認為需要理解司馬遷的編次,像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就說其次第皆無意義,可知其隨得隨編也(13)又如汪之昌說史記列傳編次先后無義例(14)以今日之眼光,跳出對司馬遷編纂次第的具體爭議,實際上不同立場的學者都同意有意義的編次應是“先諸傳而次四夷”。(15)

                         

                        無需對以上問題做孰是孰非的判斷。透過梳理相關爭論就可以知道,中古時代有關正史的編次方式已經形成了一套廣泛接受的模式,即所謂先諸傳而次四夷。如果將漢唐時期正史中的周邊敘事放在一起,就很容易看出這種觀念的影響:正史大多在各族群敘述的基礎上,將其大致以東南西北四個方位排列在一起,并通常將這些列傳放在類傳之末。

                         

                        或有觀點認為,這種變化是從《漢書》開始的。(16)因為,雖然《漢書》的周邊敘事是在《史記》的基礎上進一步增添史料、調整內容所成,(17)但《漢書》在結構上有明顯的調整,即按照先諸傳而次四夷的標準將域外諸傳匯聚在列傳之末,反映出由皇帝為中心的正史書寫的層級延伸。對于改變的原因,有學者認為是源自經學對史學的影響,這當然有其道理。但實際上,這也符合一種更早的思想源流——“五服的觀念。在五服的理論中,世界是由地之中開始向外一環一環延展開來的,甸、侯、綏、要、荒,這樣的安排對應了政治影響上的層層降低和文化輻射上的逐步減弱,也符合地理方位的愈行愈遠。這種觀念在《國語》、《禹貢》中都有記載,成書稍晚的《周禮》中又進一步演變成“九服”,但其本質無甚差別。可見戰國時,這一理論已是普遍觀念。當然,從戰國走向大一統的漢朝,以上基于地理空間而形成的世界觀念,經由經學的確認與發展而更趨真理化、標準化,最終成為對龐大帝國想象的方式與結果。(18)

                         

                        后世截然兩分的經、史之學,此時共同構建了同一性的帝國想象:經典中的清晰區分為歷史纂述的分類、重組提供了概念工具,歷史纂述中的基本史實則為論證、闡釋經典中含混模糊的周邊敘事提供了具體案例。正史書寫常常就在觀念與實際之間尋求平衡,一面是秉筆直書下的史實記述,一面則是帝國想象下的歷史書寫。若不那么精準地區分正史中有關異域的部分,其記錄之內容可視作前者,而其修辭與結構則體現了后者。先諸傳而次四夷的史書結構正是對應了內諸夏而外夷狄的世界觀念。

                         

                        的區分日漸清晰時,也開始了秩序化和標準化的演進。四方夷狄逐漸被賦予明確的內涵,東南西北與夷蠻戎狄一一對應,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的搭配日漸固定,也就成為對于周邊世界的一般觀念。(19)在正史中,四夷也從對中國周邊的泛指,轉變為內涵具體的四方分類。如果說班固還是按照司馬遷三種周邊敘事類型及漢代政治形態進行的分類,即將《南越》、《東越》、《朝鮮》、《西南夷》諸傳合并為《西南夷兩粵朝鮮傳》,因為這些傳所述之區域最終皆納入漢帝國之中,與匈奴、西域不同。那么,到了《三國志·魏書》中設立“東夷傳”時,經學觀念中的“四夷”開始更明顯地影響史學中的世界結構。就像甘懷真的研究中指出的,“東夷”在經學中有其具體所指(所謂九夷: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在《三國志》中顯然有意迎合經典的記載,如沃沮只載東沃沮等,顯然是為了通過文字敘述來區分出九類夷,以避免現實與經典之矛盾,達成經典論述與歷史記述的高度一致。(20)其后,范曄的《后漢書》雖然沒有機械地嚴格依照九夷、八狄、七戎、六蠻的標準進行書寫,但從東夷、南蠻西南夷、西羌、西域、匈奴、鮮卑烏桓的順次,還是可以明顯地看出“東—西—南—北”的記錄次序。

                         

                        在唐初官修前朝史時,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的編次結構一再出現,尤其是在唐太宗曾親撰史論的《晉書》和魏征領銜的《隋書》中表現得最為標準。先看《晉書·四夷傳》總序:

                         

                        夫恢恢乾德,萬類之所資始;蕩蕩坤儀,九區之所均載。考羲軒于往統,肇承天而理物;訊炎昊于前辟,爰制地而疏疆。襲冠帶以辨諸華,限要荒以殊遐裔,區分中外,其來尚矣。九夷八狄,被青野而亙玄方;七戎六蠻,綿西宇而橫南極。(21)在這段論述中,回顧了經典中對四夷的敘述:自古圣王就有區別中外的傳統,所謂的四夷一般地居要服、荒服,具體則有九夷八狄七戎六蠻,分列東、北、西、南四方。然而歷年斯永,種類逾繁,舛號殊名,不可勝載(22)因此史官不再囿于九、八、七、六之數,而是采其可知者,再依照東夷、西戎、南蠻、北狄次序記述其風俗及與晉交往的歷史。《晉書》是唐初開史局纂修六史中的第一部,也是唐太宗憑借政治權威重新關聯現實政治與經典話語的文化措施之一,其最終目的在于建立起與統一國家相配的統一的思想與文化體系。(23)因此,經典所載的清楚、整齊的世界秩序就成為新帝國推向現實的國家意志,按照東南西北四個方位來區分各族群與政權的四夷傳也開始在官修正史中固定下來。(24)其后杜佑所撰政書《通典》中,亦采用四夷為總名,并分以東夷、南蠻、西戎、北狄為類傳名,顯然是受此影響。(25)直到北宋歐陽修所纂《五代史記》(即《新五代史》)中,因史料局限已無法嚴格依照四夷次序進行書寫,但仍沿用四夷附錄作為類傳名目。

                         

                        可以說,從《史記》開始創設的周邊敘事傳統,在幾個世紀的發展中,逐漸形成了一套清晰而整齊的四夷敘事結構,本文將之稱為四夷模式。史書作為觀念與歷史的載體,從結構、修辭中展現出觀念中的世界秩序:無論是域內還是境外的蠻夷都被劃入四夷傳的大框架中;(26)無論是否來自同一族屬、政治上是否有其淵源,都被整齊地按照方位區別,使得整體上的史書呈現出內諸夏外夷狄的格局。當然,真實的歷史不可能按照思想與觀念的邏輯發展,無論在何時,周邊對中國總產生著利害不一的影響,不同的族群也在歷史中扮演著不同輕重的角色,可供史家記述的史料豐富程度也就不同,因而成為正史書寫不斷面對的挑戰。(27)

                         

                        二、漢唐時期的《外國傳》

                         

                        雖然直到宋元之際,外國傳才逐漸成為紀傳體史書的列傳名,但是用外國傳作為記錄域外歷史、事跡書籍的名稱,可以追溯到更早。

                         

                        在《隋書·經籍志》史部地理類中著錄有蕭齊釋曇景的《外國傳》和劉宋釋智猛的《游行外國傳》兩書。(28)《歷代三寶紀》中也記有《外國傳》五卷,據說是永初元年(420)黃龍國沙門曇無竭和釋僧猛等二十五人共游西域二十余年的行記。(29)雖不能完全確定這里所記的《外國傳》與前述兩種是什么關系,但不難猜測,釋曇景的《外國傳》(30)和釋智猛的《游行外國傳》也都是西行僧人的行記。與之類似的書還有不少,《通典》中記:諸家纂西域事,皆多引諸僧游歷傳記,如法明《游天竺記》、支僧載《外國事》,法盛《歷諸國傳》、道安《西域志》、惟《佛國記》、曇勇《外國傳》、智猛《外國傳》、支曇諦《烏山銘》、翻法師《外國傳》之類”,(31)可見當時西行僧人的行記多以外國為題。這類書還有一個比較共同的特點,皆盛論釋氏詭異奇跡,即在書中表現出佛教的宗教性,實現其宗教意義,宋代的程大昌也持有相同觀點。(32)所以,用外國傳作為行記名,也可以視作是出于宗教的考量。

                         

                        生活于5世紀的佛教徒使用外國傳作為西行行記的名稱,無疑是受佛教世界觀的影響。這個世界觀中有關空間的概念不同于傳統中國的觀點,佛教徒認為這個世界是由東勝身洲、西牛貨洲、北俱盧洲和南瞻部洲組成,中國、天竺與其他許多國都在南瞻部洲上,世界至少應有天竺和中國兩個中心。宋代的釋志磐在《佛祖統紀》中便說:談天地之極際者,無若佛經……世儒謂之中國,且據此地自論四方之中耳。儒家談地,止及萬里,則不知五竺之殷盛,西海之有截也。”(33)如此講來,佛教的世界觀中有一個比中國想象世界更為廣大的整體世界,世界也不再是以中國為中心的同心圓式的結構。(34)在此不妨做一番推測:在描述所謂南瞻部洲,尤其是居天下之中的天竺時,相較于深受華夷之辯影響的傳統中國所使用的夷狄、蕃國等具有道德、秩序、文明高下之分的名詞而言,外國一詞顯然更容易為佛教徒接受,也更接近佛教經典中的世界觀。這或許也可以解釋,為什么在同時期所出現的非佛教徒有關西域的著述多用諸蕃為題,如《諸蕃風俗記》、《諸番國記》等。(35)

                         

                        不唯佛教中早在5世紀前后已有以《外國傳》為篇名的著作,《隋書·經籍志》中還著錄有一本《交州以南外國傳》,該書大部分內容已散佚,僅在《太平御覽》中還殘存了幾條材料。這些材料分列西屠國、金鄰國、波遼國等條目下,大致指示了各國的相對地理位置。(36)根據其中究原國奴后國條均以永昌為地理坐標,推測該書所載信息來源之年代或可早至4世紀左右。(37)

                         

                        同樣原書散佚,但在《太平御覽》等書中還殘留部分內容的是《吳時外國傳》。《太平御覽》中引用此書時,大多只標注書名,而卷三五九中則標注為:康泰《吳時外國傳》(38)由此可以推測,該書是約在245年至251年間孫權派遣通過海路對外通貢的康泰根據沿途經歷所著。(39)由《太平御覽》和《藝文類聚》等書所保留的材料來看,原書內容應當十分豐富,包括扶南、大秦、天竺、斯條等數十國的歷史、風俗、方物等,與后世的《諸蕃志》、《嶺外代答》等書的書寫旨趣大致相仿。在歷代典籍中,還有題作《扶南傳》、《扶南記》、《扶南土俗傳》等書,但從作者及內容考證,前輩學者大多認為應當視作一書,(40)向達為之做過輯佚。(41)

                         

                        司馬貞為《史記·大宛列傳》大宛……多善馬條所作索隱也值得注意。司馬貞注中說:《外國傳》云:外國稱天下有三眾:中國人眾,大秦寶眾,月氏馬眾”(42)同樣的,在《史記·大宛列傳》大月氏下有張守節《正義》,也說康泰《外國傳》云:外國稱天下有三眾:中國人眾,大秦寶眾,月氏馬眾”(43)《索隱》與《正義》所引內容完全一致,可以據此認為兩者所引的是同一本書,即康泰的《吳時外國傳》。(44)

                         

                        這一條之所以值得關注,不僅是其名稱采用了外國傳,還因為這條記錄中所體現的世界形態:在這樣一個范圍廣闊的天下中,中國、大秦、月氏都是其中的國家,而且三國各有特長,那么僅以此來論述中國為這個世界中唯一進步的文明中心,就顯得不太合適了。需要注意的是,這種觀點或許是受到南亞文化的影響,因為其與印度歷史上非常流行的四天子說非常相似。(45)這一說法一度在南亞世界非常流行,因而也影響了佛教的世界觀念。從4世紀左右翻譯的《十二游經》開始,在多部漢文佛教典籍中都記有這樣的世界形態:東有晉天子,人民熾盛,南有天竺國天子,土地多饒象,西有大秦國天子,土地饒金玉,北有月支天子,土地多好馬。”(46)

                         

                        有關四天子的傳說中,康泰的《外國傳》是目前可見時間最早的史料,由此很難論定該書是否是受到佛教思想的影響。有趣的是,可能成書于4世紀左右、專述南海的《交州以南外國傳》也采用了外國傳的說法,這恐怕很難視作是一種巧合。因為目前大概無疑的是,四天子說是發源于南海的一種古老傳說,而并非是源自中國本土的傳說。(47)而無論是四天子還是三天子,這樣論述的核心是多個天子同時并存于天下之中,那么外國不僅僅是對域外國家、政權的一般性稱謂,更意味著外國是與中國具有相當地位的,這也就不同于通常認為的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想象。

                         

                        可以說,外國傳無論是否是佛教徒所作,都代表著一種不同于中國立場的觀點,這種觀點以更為廣闊的世界為立足點來看待世界秩序,其背后所代表的意涵可能并不是簡單的中國以外的國家/區域,而帶有與中國并立的意味,在佛教徒所記錄下的《外國傳》中,這種意味更為突出。此處外國傳之意涵,與日后正史中《外國傳》亦有相通之處。但是,有關外國的表述與世界想象,似乎始終是有關世界秩序討論中的低音。這種世界觀隨著佛教的逐漸中國化和經學的發展,其本身意欲與傳統中國思想分庭抗禮之勢也日漸式微。雖然到了宋代釋志磐撰《佛祖統紀》時,仍然將“中國”劃作南瞻部洲的一部分,但是來自古遠南亞的世界觀念及其延生出的“外國”概念,始終無從影響政治、儒家思想主導下的官修正史。

                         

                        三、元修三史中的外國傳蠻夷傳

                         

                        元修《遼史》、《金史》、《宋史》三史,全然顛覆了正史中的四夷傳的命名與敘事傳統。其中《遼史》有題為二國外記、《金史》中有題作外國傳的列傳,用以記錄西夏、高麗二國與遼金的歷史往來;相應的,《宋史》中立有外國傳蠻夷傳,區分出境內域外有關異族、異域、周邊的記載。以往的史學史研究,幾乎都就三史分立有較詳細論述,但極少關注到《宋史》與《金史》中新設立的外國()(48)這兩種史學現象的出現,顯然有相同的背景,但又暗含了不同的觀念與思想。因為三史分立意味著以漢族王朝為中心的唯一正統性(“中國”)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多個政治中心的并立,而外國傳的出現還意味著以漢族王朝為中心的唯一文明性(“諸夏”)被消解,取而代之的是多個文明群體的并立。

                         

                        事實上,我們并不能輕言元代史官拋棄了正史書寫的傳統。正史的功用除了記錄過去世代的發展過程以外,還是價值判斷的載體,因此纂修前代史不僅是敘述前代舊事,還要給人物、政治等蓋棺定論,一種典型的方式就是將不同的傳記組成不同的類傳。元代初年即開始有關宋遼金三朝孰為正統的曠日爭論,實際上就是在正史編纂思維邏輯下展開的。但是,即便元代史官深受漢唐以來儒家傳統思想的影響,卻又不得不面對10世紀至13世紀曾真實發生過的歷史。在長達三個世紀的時間里,中國始終未出現統一的局面,也未曾出現相對集中的單一政治中心,而是長期處于“復數王朝”的政治格局。在宋遼、宋金“兩個天子”的對峙之下,有西夏、高麗反復于南北兩側,同時宋、遼、金又依照各自的傳統和經典朝貢理論構建起各自的“朝貢圈”(49)。雖然帝國想象始終影響著傳統中國士人的世界觀念,但現實政治才是歷史書寫的真實來源,因此在觀念與想象的對弈中,迸發出正史體例的新可能。

                         

                        正史書寫是以帝王(本紀)為中心而展開的,透過表、志、列傳等綜合性地體現國家結構與統治秩序,其中對外交往是國家政治結構中的一環,在史書中的體現就是四夷傳部分。誠然,現實政治中,不免會有勢均力敵的鄰國、異族政權出現,但在秩序井然的正史中或不加區分地算作夷狄而納入四夷傳,或強調其非正統政權而另設載記”(如《晉書》中以載記為列傳類目名,記十六國政權諸君主)。但在元代史官的筆下,有關宋遼、宋金的歷史往來,均未以列傳列入三部正史。這或許是因為三史分立,避免重復,但就其書的整體結構來說,可能元代史官另有考量。如《遼史》就將遼宋之間視為鄰國/敵國關系,遼之為國,鄰于梁、唐、晉、漢、周、宋,雖然雙方交戰互有勝負,但宋始終是遼最為重要的軍事防備對象,這不是元代史官的后見之明,在遼代所撰舊志中就唯以敵宋為務,而且宋與遼之間最終各為正朔,也未形成朝貢關系(50)正如趙翼曾說,蓋以夏、高麗、女直之類皆入于《屬國表》,宋則鄰國,不便列入也。”(51)

                         

                        《遼史》中有關域外世界的主要記載被分別安排在《兵衛志》的屬國兵、《部族表》、《屬國表》和《二國外記》中。元朝史官將大部分與遼有往來的政權定位為屬國屬部,其意涵與傳統中國的朝貢體系頗為相似:(52)從軍事上來說,這些屬國屬部需要配合協同遼的軍事行動,有事則遣使征兵,或下詔專征;不從者討之(53)從官制設置上來說,則大者擬王封,小者準部使。命其酋長與契丹人區別而用(54)從政治上來說,不僅諸國、部皆臣服于遼,而且人民皆入版籍,貢賦悉輸內帑(55)依《遼史》所言,遼屬國可紀者五十有九,朝貢無常”,(56)就其周邊來看,除宋以外悉為屬國的范圍。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雖然高麗和西夏皆屬于遼的屬國,《遼史》中除將四國列為屬國之外,又別立《二國外記》專門記載高麗和西夏的情況。這與《金史》中的設置情況頗有共同之處:在《金史》設有《交聘表》專記宋、夏、高麗與金的使臣往來,同時又在末卷設《外國傳》專記西夏、高麗與金的戰爭等往來。

                         

                        事實上在元代修史時,針對三史中有關西夏、高麗記錄如何處理便存在疑問,蘇天爵就曾致信歐陽玄提出:高麗、西夏皆嘗臣服于宋、金,及與遼人戰爭,今于三史,當各附見乎?或別為書乎?”(57)可見至少在當時,三史的纂修面臨著當如何處理偭鄉無常又周旋于各國之間的夏、高麗的問題,同時也可以看出元代史官纂修前代歷史時,簡單地將三史分立并不能夠完整地展現之前一個多國、多文明體并立的時代,因此不能沿襲、效仿漢唐正史的體例,將其悉數納入以方位為區分標準的四夷傳中。即便是三史中最接近前代四夷傳結構的《宋史·外國傳》,也是先立西夏、高麗、交趾、大理四傳,再以南、西、東的次序分類敘述諸國。由此可以看出,元代史官不僅改變了前代常用的“四夷傳”等具有華夷區分、政治等級的列傳類目名,也有意識地開始拋棄前朝“四方蠻夷”的敘事次序,于是正史中所展現的內與外之關系,由以往單一中心與同質的邊緣,一轉而成為相對的中心與等級化的邊緣。某種程度上來說,也是通過正史敘述的轉變實現對現實的再度秩序化。

                         

                        這里有一個問題需要討論,即在《金史》中作外國列傳,何以在《遼史》中作二國外記,兩種名稱的說法是否存在不同?

                         

                        至正三年(1343)三月,元順帝下詔修遼、金、宋三史,四年三月進《遼史》、十一月進《金史》。兩史有關西夏、高麗部分互有照應,如《西夏傳》中有遼人以公主下嫁李氏,世修朝貢不絕,事具《遼史》(58)從而避免與前史重復,因而于此作一推論,兩史之別或為元代史官有意為之。尤其是對比《金史·交聘表》與《遼史·屬國兵》兩部分的命名,所謂交聘,一來一往謂之(59)諸侯使大夫來獻則為(60)換言之,交聘所指的正是兩國互派使臣。宋人也曾說天子之與諸侯,諸侯之與鄰國,皆有朝禮,有聘禮(61)所以“交聘”二字顯然與“屬國”有別,更傾向于對等的交往,因此《金史》中作“外國傳”以有別于《遼史》中的屬國。就史實而言,“金人出于靺鞨之附于高麗者,始通好為鄰國,既而為君臣,貞祐以后道路不通,僅一再見而已”。(62)而西夏與遼始終保持著甥舅之國的關系,雖然西夏自天會二年(1124)向金奉表稱臣,但是正大元年(1224)雙方再次和議則改稱為兄弟之國,各用本國年號,由此夏、金成為對等的兩國。(63)

                         

                        因此,從元代史官分修三史,又依據《遼史》、《金史》的敘事結構分析來看,相對漢唐時期以中國為中心,強調由的政治層級、體現經典中帝國想象的敘事結構來說,元修三史更多地透過不同分類來說明1013世紀復雜的政治格局,以及在此格局中的不同層次的族群關系。于是漢唐以來,內諸夏外夷狄的政治理想和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的周邊印象,也在元修三史的外國傳中隱退,取而代之的是多重政治群體的角力和外國意識的凸顯。

                         

                        四、四夷傳外國傳

                         

                        前三節中分別論述了漢唐以來正史中周邊敘事的四夷模式、漢唐時期《外國傳》作為書名的意涵,與元修三史中對四夷模式的顛覆。本節將補充討論三個問題:其一,正史外國傳的源頭應追溯自何時?在現存二十四史中,《舊五代史》中即以外國列傳為周邊敘事的類傳名,這能否視為首例?其二,如何詮釋《宋史·外國傳》的歷史意義,這是宋朝史家的共識,還是元朝史官的發明?其三,自漢至宋的正史書寫中,是否出現過外國?其意涵又是什么?

                         

                        1.《舊五代史》中的外國列傳

                         

                        前文已經提過,在楊聯陞與尹達的著述中注意到宋朝外國()’”的出現。誠然,只需要翻閱現存二十四史之目錄,就不難看出,現存《舊五代史》(為有別于歐陽修所纂《五代史記》,下文一律簡稱《舊史》)中就已開始以外國列傳作為對域外傳記的總稱,下含契丹、吐蕃、沙州、回鶻、高麗、渤海靺鞨、黑水靺鞨、新羅、黨項、昆明部落、于闐、占城、牂牁蠻諸傳。

                         

                        開寶六年(973)四月,宋太祖下詔,以參知政事薛居正為監修,由盧多遜、扈蒙、李昉、張澹、劉楗、李穆、李九齡纂修梁氏及后唐、晉、漢、周五代史,成書于開寶七年(974)閏十月,稱《五代史》。(64)因為一個世紀之后,歐陽修纂成的《五代史記》的盛行,與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削去薛居正五代史,止用歐陽修所撰的規定,薛史逐漸散佚。(65)到清乾隆朝重修四庫全書時,才由邵晉涵從《永樂大典》、《冊府元龜》、《太平御覽》等書中重新輯佚、編纂而成今天所見的《舊史》。

                         

                        既然薛居正所修《五代史》早已亡佚,現存的各個版本《舊史》都要追溯至清代乾隆年間邵晉涵的輯佚本。因此,要討論《舊史》的外國列傳部分,首先須對這個輯佚本的內容詳加辨析。事實是,邵晉涵在《舊史》的《凡例》中已經承認薛史原書,體例不可得見,所以他通過對史料的詳細考證,只是大致還原了其本來篇目。但正如陳垣已經指出的,清輯本不僅沒有完整輯錄薛史的全貌,而且還被四庫館臣刪改,書中凡觸犯清朝避忌,及遇胡、虜、夷、狄等字時多有竄改。(66)由此,我們認為《舊史》版本不能反映原作者的世界觀,對于其中使用的外國傳”一詞也應持保留態度。

                         

                        那么,外國列傳這一名稱的來源如何呢?無論是邵晉涵所作《舊五代史考異》、《舊五代史·凡例》,還是陳垣的考證,都沒有提及外國傳的名稱來源。但是從幾個方面推測,外國傳的名目為邵晉涵所擬的可能性非常大。

                         

                        首先,邵晉涵承認,輯佚工作是在沒有目錄的前提下進行的,這是極為重要的一點,這將意味著邵晉涵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為各部分添上合適的類傳名。其次,在《凡例》中邵晉涵將各篇目的安排詳加敘述。例如分為梁、唐、晉、漢、周五書,是因為常見引自某書的記載,而僭偽傳等名目則自《資治通鑒考異》的引文中得出。但是外國傳的來源,邵晉涵卻沒有交代。再次,在清初的政治環境下,史學受到很大影響,目前已知邵晉涵在輯佚《舊五代史》時因為避諱而修改過部分文字。這種政治影響史書的情況,最為重要的體現就是有關夷狄的修改,因此清初修成《明史》即采用“外國”作為類傳名,或許正是邵晉涵采用“外國傳”為類傳名的依據。最后,從明代中期開始的“重修《宋史》”熱潮中,大多數都已接受“外國”而不是“蠻夷”作為類傳名,這或許也是影響邵晉涵的史學思潮。(67)

                         

                        陳尚君在《舊五代史新輯會證》中即不取外國列傳為列傳名,而徑以各族、國名為篇名,其理由有二:一是各種文獻無引稱外國傳者;二是與唐、宋正史之一般體例亦不合(68)所謂不合于唐、宋正史之一般體例,本文第一節已說明清楚。至于各種文獻無引稱為外國傳者,例如《資治通鑒考異》卷二八、卷二九、卷三。皆引作《契丹傳》,固然是事實,不過其他文獻以某國傳的方式引述,并不能完全否定存在有一個共有類傳名。例如,同樣是在《資治通鑒考異》中,就有將《舊唐書·東夷·新羅》引作新羅傳而非東夷傳的例子。但正如本文已經分析過的,說“薛史”原本并未以“外國傳”為類傳名,應該是最接近歷史真相的推測,而邵晉涵之所以以“外國傳”名之,則應當是出于清代政治的特殊境況,甚至可以進一步推測說,邵晉涵可能是受了從《宋史》到《明史》的暗示,才采用了“外國傳”這一名目。

                         

                        2.宋國史中的四夷傳夷狄傳

                         

                        元代官修《宋史》本于宋代官修國史,自明清以來幾成定讞。(69)常常為學者所引用的證據之一,便是在《宋史·外國傳》開篇所提,前宋舊史有女直傳夏國……仍舊史所錄存焉,足見元代史官編修《外國傳》時是以宋國史為底本。這樣便面臨一個問題:如果學界普遍認可《宋史·外國傳》是以宋國史為底本編修的,那么外國傳一名是否源自宋代國史?又或者說,宋國史中是否有一個明確的關于周邊敘事的列傳類目名稱?

                         

                        眾所周知的是,宋代從太宗朝開始,一直到理宗朝,都曾修纂國史,代代相續,總共修成十三朝正史:(70)《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國史》一百五十卷,《仁宗英宗兩朝國史》一百二十卷,《神宗哲宗徽宗欽宗四朝國史》三百五十卷,以及《高宗孝宗光宗寧宗中興四朝國史》卷數不詳。宋亡以后,董文炳(11171278)國可滅,史不可沒為由請求將宋十三朝國史悉數收入元代史館,(71)所以元代仍可以得見宋代所修十三朝國史就是元修《宋史》的底本。

                         

                        在南宋王應麟(12231296)的《玉海》中曾記錄了大中祥符九年(1016)修成的《太祖太宗兩朝國史》之目次:

                         

                        凡百二十卷,目錄一卷,帝紀六(太祖、太宗各三),志五十五(天文三、地理七、律歷三、禮四、五行二、藝文七、樂三、職官九、河渠二、選舉三、輿服三、食貨六、兵三、刑法二),列傳五十九(后妃一、宗室一、臣僚四十八、四夷九)(72)

                         

                        可見在宋代修纂的國史中曾以四夷傳為域外記載的列傳名。此條并不是孤證。雍熙四年(987)九月胡旦(9551034)上書請求令旋修帝紀、表、志、列傳,及于臣見可以采錄,以備將來國史,同時他還分條說明了相關細目,其中就包括四夷于闐等十三國(73)以此來看,當時的《兩朝國史》是以四夷為有關域外記載的列傳類目名,這顯然也是繼承了前朝正史的傳統。

                         

                        國家圖書館藏有宋代名臣余靖(10001064)著《武溪集》二十卷,為明成化九年(1473)刻本。在《契丹官儀》一篇中,有契丹舊俗,皆書于國史《夷狄傳》一句。(74)一般而論,史書中若是單獨引證契丹傳的資料,大可稱之為國史《契丹傳》,此處卻作國史《夷狄傳》,可見在宋人所修國史中應當存在夷狄傳這樣的類傳名。同時因為余靖數次作為國信使出使契丹,而在當時宋與契丹對等外交的環境下,國信使必須了解契丹的風俗,以免造成不必要的外交窘境。其間余靖又曾擔任知制誥,有機會接觸大量宮廷藏書。(75)基于此,有理由相信,余靖本人極有可能見過宋國史,他的說法史料價值很高。余靖所見的“國史”應當就是宋仁宗天圣年間修撰的《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國史》,此書是在《太祖太宗兩朝國史》的基礎上又增加真宗朝部分而成,但是《三朝國史》的修纂除了體量上的增加外,是否也曾將“四夷”改作“夷狄”卻無從考定。

                         

                        除此以外,還有曾鞏(10191083)的《隆平集》也值得注意,其中第二十卷就是《夷狄傳》。(76)據余嘉錫推測,“(《隆平集》)純就《五朝國史》加以刪修(77)《五朝國史》是元豐四年(1081)神宗下詔曾鞏所修自太祖至英宗朝的國史,是在已經修成的《三朝國史》和元豐時編修的《仁宗、英宗兩朝國史》基礎上通修成書。雖然最終因為曾鞏所上的太祖總論不稱上意而最終罷修,(78)但若是將《隆平集》視作是與曾鞏修纂《五朝國史》緊密相關的史書而言的話,其夷狄傳的類傳名也極有可能與《五朝國史》相同。

                         

                        宋代國史今雖已不可見,但南宋李燾(11151184)所編纂的《續資治通鑒長編》常常在史料互有出入時注明其所引材料的來源,由這些標注中可見宋國史中各具體列傳名,如《契丹傳》、《女直傳》、《高麗傳》等。像該《長編》中開寶三年(970)十一月條下記有王欽祚率領的三千軍馬在定州戰勝了契丹六萬騎兵一事,李燾在該條目下記錄了他的考證過程:據《會要》及《契丹傳》,皆言欽祚破敵在十月,然十一月二十五日奏始到,恐日太遠。今從本紀、實錄載此月。疑十月遣欽祚,十一月乃破契丹也。”(79)據此可見,他通過對國史本紀、實錄、《會要》和國史《契丹傳》的考證,認為此條應系于十一月,而不是《契丹傳》所記的十月。如此也就可以看到,李燾所見的宋國史中,至少已有《契丹傳》、《女真傳》、《高麗傳》等傳,而非僅限于今日《宋史》所含范圍。但是在現存的《長編》中卻沒有一次征引國史中有關域外記載時使用的是“外國傳”或其他的類傳名。

                         

                        由此可見,宋代官方修纂的《兩朝國史》、《三朝國史》以及未修成的《五朝國史》中,都沒有使用外國作為類傳名,這說明宋代國史可能從體例上一直沿用了四夷夷狄等作為列傳類目名,到元代官修《宋史》時,這些明顯代表華夷觀念的列傳類目名稱終于被外國取而代之。

                         

                        3.漢宋時期正史中的外國

                         

                        在傳統中國的紀傳體史書中,不乏使用外國以指稱中國以外國家、政權的例子。如《后漢書》所記建初三年(78)班超上書請兵的奏疏中說臣竊聞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于闐即時向化(80)“外國即是指張騫出使時的西域各國。《南齊書·交州傳》中說交州斗絕海島,控帶外國,故恃險數不賓(81)此處的外國應該指的是交州以南的國家

                         

                        外國一詞不僅用以對應中國的周邊國家、政權,也會用來稱呼其周邊的國家。《史記·大宛列傳》中記:條枝在安息西數千里……人眾甚多,往往有小君長,而安息役屬之,以為外國。”(82)此處的外國頗值得玩味,似乎是指安息以條支為外國,然而安息役屬之。顏師古認為此處安息以條支為外國,如言蕃國(83)若是依顏注來說,外國不是一般性指稱周邊國家的方式,而是與蕃國一詞有共通之意,似乎與相通,與相似,這又帶有了區分、等級的意味,與前述佛教徒所用“外國”的含義大不相同。

                         

                        也就是說,雖然宋以前的正史中,在指稱天下”(84)范圍內的其他國家、政權,并非僅僅局限于蠻夷等華夷思想影響下帶有尊卑差別的詞匯,有時也會使用外國”(可作域外邦國之解)一詞來作對域外國家的指稱。但是這種指稱的背后,可能是與蕃國”(所謂內為夏,外為蕃”)這樣帶有等級、比較意味的詞匯有關。當然,總體而言仍然是一種模糊的一般性指稱,并未形成該詞具體、特定的意涵,這恐怕是因為兩字本身具有復雜與模糊的意涵。

                         

                        前文已說過,李燾在《續資治通鑒長編》中沒有為我們提供證據以判定證明在宋代國史編纂中是否直接采用外國傳夷狄傳四夷傳作為記錄周邊的類傳名,但是在《長編》中用外國指稱周邊國家的情況則多有出現,以下簡要舉例說明。

                         

                        天禧二年(1018)十一月,秘書丞朱正臣上書談到蕃商到宋交易時,經常先到交州貿易,換得黎朝的貨幣,再到廣州進行貿易。對此,真宗說:本州海路與交州、占城相接,蕃商乘舟多為海風所漂,因至外國,本非故往貨易。”(85)這里所說的外國就是指交趾、占城等國。又如天禧三年(1019)三月,真宗下詔要求禮賓院自今不得以外國人充通事,原因是有夏州子弟辛榮到禮賓院擔任小蕃通事,被人告發。這里的外國則包含了西夏。(86)再如同年十二月,翰林學士錢惟演上奏,談到賜宴契丹、高麗使者時,因為樂人的語言太粗淺通俗,所以請求“賜外國使宴,其樂人詞語,教坊即令舍人院撰,京府衙前令館閣官撰。”(87)這里所說的外國又包括了契丹、高麗等國。可以看出,在真宗朝時,似乎外國一詞已經大量出現于各類文獻中,不僅出現在奏章,也出現在皇帝的諭旨中;不僅包含了如契丹、西夏這些在軍事上勢均力敵的對手,還包括了對宋不具軍事威脅的高麗、占城。并且中國外國作為對應的概念,也開始出現。例如,在談到唃廝啰的立遵因峻酷專恣,欺凌周邊的部族,造成了邊境外的動蕩時,真宗引用了王嗣宗的評價,稱外國相殘,中國之利也(88)這里的“外國”指代并不明確。如果可以確定這些信息來自于宋代的記錄的話,那么將“中國”與“外國”作為相對的概念,從側面說明了至少在觀念世界中,宋人可能已經將“外國”作為對周邊國家的普遍代指。

                         

                        需要注意的是,李燾的《續資治通鑒長編》一書編成以后,因為卷帙浩繁,刻印困難,所以成書后傳世的諸本多是節錄本,而且大多逐漸散佚、殘缺,直到乾隆年間由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中輯錄了《續資治通鑒長編》原文,并將其重新厘定為五百二十卷,其中徽宗、欽宗兩朝全缺,英宗、神宗、哲宗朝也有缺漏。(89)就像邵晉涵輯佚《舊五代史》過程中曾對內容進行修改一樣,四庫館臣常常對史書進行或多或少的調整,這在當時十分普遍,尤其是類似等字因其與清朝立場沖突,通常會被修改為外國一類的詞匯。因此雖然在李燾的《長編》中已經多次出現“外國”來指代不同的域外政權,同時書中也保留了不少“夷狄”之類的詞,但是這并不能完全說明宋代史書中已經開始有意識使用“外國”一詞用以標識域外諸國。

                         

                        四庫館臣或多或少的調整給本研究帶來了巨大的麻煩,這不僅體現在《續資治通鑒長編》中,前文已經引證過的《武溪集》中也是一例。同樣是在《契丹官儀》一篇中,四庫本則作契丹舊俗,皆書于國史《外國傳》,即將夷狄改作外國。另外一個有關宋代著述中使用外國的例子,是周去非的《嶺外代答》。在《嶺外代答》中,周去非將其所記錄的有關周邊國家歸類為外國門,這或許是最接近外國傳分類的表述。對這個例子一樣需要小心,因為現存的《嶺外代答》不是自宋代流傳下來的原本,也是在清代由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中抄出。據《四庫總目》所說,到了清代時《嶺外代答》只剩下綱目,共有十卷二十門,除一門標題缺佚,其他標題都存留下來,(90)但并沒有證據可以斷定,外國兩字是否由四庫館臣改定。

                         

                        應當說,可以據信的漢唐正史中不乏言及外國,然而其含義模糊,又多與蕃國相近,仍帶有傳統世界秩序中區分華夷的色彩。而在宋代文本中頻繁出現的外國,則漸有與中國相對之意,但是這些文本多由清代四庫館臣經手,不少應是由夷狄等字改定而成。與其說代表著宋代中國人的觀念,倒不如說更代表清代官方的意志,也恰說明在宋以后歷史時期對于世界觀念與中外分際的不斷往復、強化與再塑,與對外國一詞及其意涵的接納。

                         

                        五、小結

                         

                        歷史書寫是近年來一再引發爭論的話題。其中原因無非是史家不得不身處在對過去的想象、對未來的期待和可掌握的有限史料之間,對已過去的時代進行描述。因此,歷史書寫中究竟展現的是真實的歷史,還是史家的一己之見,或是代表史家生存時代的政治意志和社會思潮,在史學理論不斷翻新的時代,給后代歷史學家重新理解過去提供出新的可能。本文所討論的外國傳問題亦是如此。

                         

                        漢唐時期的正史中,從未曾使用過外國傳作為周邊敘事的列傳類目名,而常常使用類似四夷四裔夷狄等詞匯。就像王明珂曾經提到過的,正史作為一種模式化的文類,實際上是受到前代正史書寫(“文本規范”)、正史編纂制度與流程(“制度規范”)和各朝代對帝國的模仿(“政治社會規范”)綜合影響的。(91)因此,透過對正史中一再出現的敘事模式,也同樣可以看出正史背后所透露出的歷史傳統與王朝結構。因為無論是四夷傳還是外國傳,均既是對某歷史時期中國周邊族群、政權的歷史記錄,是史家所觀察和書寫的外部世界,也是我們對“中國”內與外關系究查的管道。

                         

                        從秦漢開始出現的統一王朝,和與之相應出現的儒家政治秩序觀,將傳統中國的歷史書寫擴展到前所未有的范圍,開始書寫中國周邊的異民族與異文化,并將周邊塑造為以中國為核心的文明世界的邊緣。此時的核心與邊緣區分,雖然表明了政治觀念中的統治層級,但無遠弗屆的政治影響也透露出區分本身的曖昧與模糊。(92)這種觀念先行的正史書寫,在唐代初年達到高潮,這背后恰是官方意志強勢介入歷史編纂的政治現實。然而政治局勢的發展,并不受王朝意志的控制,宋遼、宋金的對峙格局,以及異民族統一王朝元朝的建立,為正史周邊敘事結構的改變提供了契機,也因此開始了從“四夷傳”向“外國傳”的轉變。

                         

                        毫無疑問,外國傳一詞的使用和蠻夷傳的分立,表示元代史官已經開始有意識地區分中國”(核心)與周邊(邊緣),標識出兩者在疆域、政治結構、文化發展的多重差異。就像開篇中所提到的王洙的例子,從民族、文化、政治立場出發的明代士人,不少都反對正史的這一改變。但是,流傳至今的不少明人重修宋史中,如柯維騏的《宋史新編》、王惟儉的《宋史記》中都采用外國傳為列傳類目名,似乎也在表明一種關于王朝、國家結構的歷史書寫模式,正在被漢民族中國人所接納。

                         

                        本文的討論集中于正史中周邊敘事列傳的敘事傳統與結構,試圖透過對書寫模式的考察,探討歷史變化中不同時代對于王朝結構的記憶、觀念與想象,這只是文本考察的第一步。史書體例的變化固然代表著史學思想的轉變,實際上與政治發展、社會思潮密不可分,牽涉到不同政治文化的歷代王朝的域外認識,還關系到不同族群、文化、政治立場對于中國外國的不同觀念,這將有待于進一步的考察。

                         

                        注釋:

                         

                        有關《宋史質》,柳詒征《述宋史質》、王德毅《由宋史質談到明人的宋史觀》兩文可參考,俱載《宋史質》,明嘉靖刻本影印本,臺北:大化書局,1977年。

                         

                        清人趙翼印已注意明代重修宋史的情況,見:趙翼撰,王樹民校證:《廿二史札記校證》卷23宋遼金三史重修,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496497頁。另外可參見吳漫:《明代宋史學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朱鴻林:《15世紀之學術趨勢》,載氏著《儒者思想與出處》,北京:三聯書店,2015年,第5479頁。

                         

                        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50史部六·別史類存目,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454頁。

                         

                        王洙:《宋史質》,史質敘略,第5頁。

                         

                        ⑤“正史之名始于《正史削繁》,而以正史作為書籍分類,則首見于《隋書·經籍志》。有關正史的形成可參考饒宗頤:《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

                         

                        楊聯陞:《從歷史看中國的世界秩序》,載費正清主編,杜繼東譯:《中國的世界秩序:傳統中國的對外關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第1819頁。楊文所指宋朝出現的外國()恐怕指的是通行本《舊五代史》中所用,這一觀點當不成立,本文第四節中將作辨析。

                         

                        王賡武:《明初中國與東南亞的關系:背景分析》,載《中國的世界秩序:傳統中國的對外關系》,第33頁。當然,這里需要指出的是,明代所修《元史》中,以外夷傳而非外國傳為名。

                         

                        尹達編:《中國史學發展史》,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03213頁。需要說明的是,雖然這是筆者僅見在眾多史學史著作中清楚地指出《宋史》中外國傳的出現背景及其意義的研究,但是,是否可以輕易地將元代史官修纂的《宋史》視作是宋代史學發展的新特點,仍值得商榷。

                         

                        例如《南越傳》中記載南越國是由域內人”(真定趙佗)所建,不同于匈奴另有族屬的問題;而資料的詳密不同,也使得《大宛列傳》中所記諸不可能依照《匈奴列傳》的書寫方式究其遠古,以類傳的形式便更為合適。

                         

                        胡鴻對《史記·匈奴列傳》與《后漢書·西羌傳》的敘述策略有過詳細比較。見胡鴻:《中國前期有關異族的知識構造——正史異族傳的基礎性研究》,載《中國中古史研究》第四卷,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第1742頁,尤其是第3337頁。

                         

                        (11)王若虛撰,胡傳志、李定乾校注:《滹南遺老集校注》,卷11史記辨惑,沈陽:遼海出版社,2006年,第153頁。

                         

                        (12)劉知幾著,浦起龍通釋,王煦華整理:《史通通釋》卷3編次第十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94頁。

                         

                        (13)趙翼撰,王樹民校證:《廿二史札記校證》卷1史記編次,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7頁。

                         

                        (14)汪之昌:《青學齋集》卷14史記列傳編次先后有無義例說,復旦大學藏民國二十年(1931)汪氏刻本。

                         

                        (15)張守節《史記正義》語,見《史記》卷110匈奴列傳,第2879頁。最近,胡鴻的研究認為,《史記》是以事件為中心,因此異族傳與朝臣傳記混編在一起,而《漢書》則是以身份為中心,因此異族傳便被置于類傳之末,這種變化受到當時經學的影響。參見胡鴻:《中國前期有關異族的知識構造——正史異族傳的基礎性研究》,第1742頁。

                         

                        (16)例如余太山從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中西域傳入手,認為《漢書》的書寫體例對后世正史產生了重要的影響。見余太山:《關于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的體例》,《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97年第1期。

                         

                        (17)當然也存在另一種看法,即認為《史記》中部分周邊敘事早已散佚,乃是據《漢書》記載補充,由此說明其之間的相似性。見:A.F.P.Hulsewé(何四維)China in Central Asia,125B.C-A.D.23(Leiden:E.J.Brill,1979) 1225

                         

                        (18)平勢隆郎認為,戰國時代夷狄的出現,是為了誹謗其他正統王朝而誕生的,是對領土統治正當性的一種主張,因此戰國時代的天下之下包含夷狄的存在。秦漢統一天下后,伴隨著新的世界觀念的產生,夷狄的意涵也發生了轉化,變成指代中國之外野蠻人生息的土地了。見平勢隆郎著,周潔譯:《從城市國家到中華:殷周春秋戰國》,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4262頁。

                         

                        (19)童書業早就提出,東西南北與夷蠻戎狄本身并不對應,將其一一對應的情況大約出現于戰國時期,在漢代經學的發展下逐漸固定。見童書業:《夷蠻戎狄與東南西北》,載《童書業著作集·歷史地理論集》,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514522頁。

                         

                        (20)甘懷真在對《三國志·東夷傳》的個案討論中,將其視作是經學的一環,并認為經學的史學有兩面性。一是對經學的信仰,二是對客觀真實性的信念。參見甘懷真:《第三世紀辰王政權與東亞冊封體制》,《新史學》(臺北),二十二卷三期(2011),第19頁。

                         

                        (21)《晉書》卷97四夷傳·,第2531頁。

                         

                        (22)《晉書》卷97四夷傳·史臣曰,第2550頁。

                         

                        (23)有關唐初,基于確立政治合法性與合理性而進行的文化重塑,可參見葛兆光:《中國思想史》第二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8頁。

                         

                        (24)在唐初值得注意的還有《漢書》學的興盛,這為當時正史體例的固定奠定了學術基礎,見趙翼:《廿二史札記校注》卷20唐初三禮漢書文選文學條,第441頁。

                         

                        (25)杜佑在《通典》中,亦有與前代正史不同之處,他將有關域外的記載集中在《邊防典》,而將六子諸候之賓禮收入《州郡典》,初步區分了內與外的地域范圍。可參考張哲繞:《〈通典·賓禮〉所見的唐代對外意識》,《史原》(臺北),復刊第六期(2015),第89116頁。

                         

                        (26)余英時在討論漢代的外交政策時,就曾指出:漢朝政府也將非中國人分為兩個較大的集團,即外蠻夷和內蠻夷。一般來說,外蠻夷生活在漢朝邊界之外,因此并不直接受帝國的統治。與之相反,內蠻夷不但生活在漢帝國之內,而且承擔保衛漢朝邊境的責任。”(見余英時:《漢朝的對外關系》,載崔瑞德編:《劍橋中國秦漢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第361頁。)然而漢唐時期編纂的史書中,卻鮮少對此進行明確的區分。

                         

                        (27)歐陽修在《新五代史》中曾說:“(五代)史之所紀,其西北頗詳,而東南尤略,蓋其遠而罕至,且不為中國利害云。”(《新五代史》卷74四夷附錄三,第922)因此在材料多寡、勢力不一的前提下,不少史書也在四夷敘事的基礎上有所調整。例如歐陽修的《新唐書》中,就先立突厥、吐蕃、回鶻、沙陀諸傳,再依次列北狄、東夷、西域及南蠻。

                         

                        (28)《隋書》卷33經籍志,中華書局點校本,第985頁。

                         

                        (29)費長房:《歷代三寶紀》卷10,《大正新修大藏經》,第49冊,第92頁。

                         

                        (30)向達先生認為:曇無竭,此云法勇,《隋·志》、《通典》截取首字之音,無竭則譯其義,而《隋·志》又訛勇為景,其實一人也。見向達:《漢唐間西域及海南諸國古地理書敘錄》,載氏著《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72573頁。此書有部分遺文見于《翻蕃語》中,該書中亦有《歷國傳》的部分遺文(信行:《翻蕃語》,日本京都大學藏京都東寺寬保元年(1741)抄本)

                         

                        (31)杜佑:《通典》卷191西戎總序注,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88年,第5199頁。

                         

                        (32)在《考古編》中,程大昌說外國地理書難信,原因是既欲張大釋教,則所夸國土,略如釋語之誕無疑也。見程大昌著,劉尚榮整理:《程氏考古編》,收入《全宋筆記》第四編第十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第78頁。

                         

                        (33)釋志磐:《佛祖統紀》卷32東土震旦地理圖,《大正新修大藏經》,第49冊,第313頁上。

                         

                        (34)葛兆光:《作為思想的古輿圖》,收入《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111116頁。

                         

                        (35)《隋書》卷33經籍志,第986987頁。

                         

                        (36)《太平御覽》卷790,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本,1960年,第3502頁。

                         

                        (37)永昌郡自漢永平十二年(69)設置,到東晉咸康八年(342)取消郡治(見《晉書》卷15地理志上,中華書局點校本,第441)

                         

                        (38)《太平御覽》卷359,第1650頁。

                         

                        (39)《梁書》卷54扶南傳,第783頁。康泰出使及孫吳時期遣使南海一事,可以參見駒井義明:《所謂孫權の南方遣使につぃて》,《歷史と地理》(京都),二十五卷第六號(1929),第114頁;馮承鈞:《中國南海交通史》,第二章康泰等之使海南諸國,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第1120頁;陳佳榮:《朱應、康泰出使扶南》和《吳時外國傳考釋》,《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78年第4期。

                         

                        (40)侯康《補三國藝文志》認為:泰便歷百數十國,必不止專記扶南一方,其大名當是《吳時外國傳》,而《扶南傳》則其中之一種,《扶南土俗》又《扶南傳》之別名也。”(侯康:《補三國藝文志》,載《二十五史補編》第三冊,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第3182頁。)伯希和未能給出理由,只是將其視作同一書(伯希和著,馮承鈞譯:《扶南考》,載《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七編》,北京:商務印書館重印本,1995年,第75119)。陳佳榮支持侯康的看法,但認為總名應以《外國傳》為宜,吳時二字顯系后人所加,亦有道理(陳佳榮:《朱應、康泰出使扶南和〈吳時外國傳考釋〉》,第77)。馮承鈞支持向達的觀點,認為余疑不惟所謂《扶南傳》者即《吳時外國傳》之一部分,即《扶南記》、《扶南土俗》、與《外國傳》亦實為一書。《扶南記》等名如非原書之子題,則系傳抄者有意分之,后時沿襲,遂成二書耳”(馮承鈞:《中國南洋交通史記》,第1516頁。向達:《漢唐間西域及海南諸國古地理書敘錄》,載《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第565)

                         

                        (41)除向先生以外,清人陳運溶等亦曾輯佚,然均不及向先生所輯。見佛馱耶舍(向達):《漢唐間西域及海南諸國地理書輯佚(第一輯)》,《史學雜志》(北平)19291,第3541頁。

                         

                        (42)(43)《史記》卷123大宛列傳,中華書局點校本,第31603162頁。

                         

                        (44)程金造:《史記索隱引書考實》,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第600頁。

                         

                        (45)Paul Pelliot,La Théorie Des Quatre Fils Du Ciel,T'oung Pao,1929,97-125.漢譯本見:馮承鈞譯:《四天子說》,載《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三編》,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年,第84103頁;列維著,馮承鈞譯:《大藏方等部之西域佛教史料》,載《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九編》,第160234頁。

                         

                        (46)《佛說十二游經》,《大正新修大藏經》第4冊,第147頁;《法苑珠林》,卷44“王都部,《大正新修大藏經》第53冊,第627頁。

                         

                        (47)伯希和這樣解釋這一說法與四天子說的關系:看這段文字,只有三眾,并不是按照四方分配四主的傳說,可也不是發源于中國的一種傳說,乃是康泰得自南海的,所以說外國稱云云。印度原來是否也在其內,或是康泰對于這種傳說了解未善,或是印度只對于三個鄰國想出此說,而將本國位置于三眾之外,皆難知之”(伯希和著,馮承鈞譯:《四天子說》,第97)

                         

                        (48)近代比較有代表性的中國史學史研究,如金毓黻《中國史學史》(1944)和日本學者內藤湖南《支那史學史》(1949)中印有關此問題的論述。近年來從正統論等的角度,對此事有不少解釋,可參見:陳芳明:《宋、遼、金史的纂修與正統之爭》,《食貨月刊·復刊》(臺北)28(1972),載羅炳良編:《宋史研究》,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9年,第5782頁;饒宗頤:《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第5256頁;Hok-Lam Chan(陳學霖)Chinese Official Historiography at the Yuan Court:The Composition of the Liao,Chin,and Sung Histories,ed.J.D.Langlois,China Under Mongol Rul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1) 56-106; Richard L.Davis,Historiography as Politics and Yang Wei-chen's Polemic on Legitimate Succession,T'oung Pao,59(1983):33-72;古松崇志:《脩端〈辯遼宋金正統〉》をめく·って——元代におけゐ〈遼史〉〈金史〉〈宋史〉三史編纂の過程》,《東方學報》(京都)75(2003),第123200頁。然而這些論述都未曾提及外國傳的設立原由,也往往將元修三史背后的史學思想僅歸因于正統論。

                         

                        (49)參見陶晉生:《宋遼關系史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陶晉生:《對等:宋遼金時期外交的問題》,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3年;黃純艷:《宋代朝貢體系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

                         

                        (50)《遼史》卷36兵衛志,中華書局點校本,第433頁。

                         

                        (51)趙翼:《廿二史札記校注》卷27遼史立表最善,第587頁。

                         

                        (52)程妮娜:《遼代女真屬國屬部研究》,《學術月刊》2004年第2期;《遼代黑龍江流域屬國、屬部朝貢活動研究》,《宋史研究論叢》第十三輯,石家莊:河北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124頁;《遼朝烏古敵烈地區屬國、屬部研究》,《中國史研究》2007年第2期。

                         

                        (53)(56)《遼史》卷36兵衛志,第429頁。

                         

                        (54)《遼史》卷46北面屬國官,第754頁。

                         

                        (55)《遼史》卷70屬國表,第1125頁。

                         

                        (57)蘇天爵著,陳高華、孟繁清點校:《滋溪文稿》卷25三史質疑,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第424頁。

                         

                        (58)《金史》卷72西夏傳,第2865頁。

                         

                        (59)《周禮注疏》卷37秋官·大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條賈公彥疏,《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本,1980年,第893頁。

                         

                        (60)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庸章句第二十章,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30頁。

                         

                        (61)衛湜:《禮記集說》卷148聘儀四十八,《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第120冊。

                         

                        (62)《金史》卷135高麗傳,第2889頁。又如《宋會要輯稿》中記“(女真)舊隸契丹,今歸于高麗,見郭聲波點校:《宋會要輯稿·蕃夷道釋》,蕃夷三·女真,第108頁。

                         

                        (63)《金史》卷134西夏傳,第2876頁。

                         

                        (64)薛居正進書奏見《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5,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95年,第326頁。

                         

                        (65)有關章宗削去薛史而用更具華夷之辯意味的歐史,是頗為有趣的問題。松崎光久通過討論兩部《五代史》中有關契丹記錄的部分,發現薛史對于契丹的記載遠較歐史更為積極,故而認為金章宗從史料和態度兩個層面選擇了歐史。但是,松崎的研究也無法證明薛史中已經使用外國傳作為列傳名。見松崎光久:《削薛居正五代史政》,載早稻田大學文學部東洋史研究室編:《中國正史の基礎的研究》,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部,1984年,第287310頁。

                         

                        (66)有關《舊史》的輯佚及其問題,參見陳垣:《舊五代史輯本發覆》,收入《陳垣學術論文集》(第二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148203頁。

                         

                        (67)這一點筆者將另撰《明清時期的重修宋史運動與外國傳的盛行》一文詳加分析,亦可參見拙文《從四夷外國:宋史·外國傳研究》,復旦大學歷史學博士論文,2015年,第143148頁。

                         

                        (68)陳尚君:《舊五代史新輯會證》第11冊,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4271頁。

                         

                        (69)《四庫總目》中就斷言蓋其書以宋人國史為稿本”(見《四庫全書總目》卷46史部·正史類,第412)。此當源于邵晉涵所言,在《宋史提要》中,邵晉涵說:當時修《宋史》,大率以宋人所修國史為稿本,匆遽成編,無暇參考。”(見邵晉涵:《南江文鈔》卷3“宋史提要,《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463)。又如趙翼《廿二史札記》中有宋史多國史原本一節(趙翼:《廿二史札記校正》卷23宋史多國史原本,第498500)

                         

                        (70)宋人亦用正史稱國史,正史常指某一朝國史,如神宗熙寧十年(1077)“詔修仁宗、英宗兩朝正史”(見《長編》卷283,熙寧十年五月戊午條,第6903),而若是數朝通修的國史則通常稱之為國史。

                         

                        (71)《元史》卷156董文炳傳,第3672頁。

                         

                        (72)王應麟:《玉海》卷46景德太祖太宗兩朝史,江蘇古籍影印浙江書局本,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上海書店,1987年,第876頁上。

                         

                        (73)程俱撰,張富祥校證:《麟臺故事校正》,《麟臺故事殘本》卷3下,國史,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第313314頁。

                         

                        (74)余靖:《武溪集》卷18,明成化刻本影印本,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85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9年,第175頁。

                         

                        (75)余靖生平見《宋史》卷320余靖傳,第1040710411頁。

                         

                        (76)曾鞏撰,王瑞來校正:《隆平集校正》,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

                         

                        (77)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卷5史部三·別史類,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259頁。

                         

                        (78)《長編》卷325,元豐五年四月戊寅條,第7830頁;又見王應麟:《玉海》卷46元豐修五朝史條,第877頁下。

                         

                        (79)《長編》卷11,開寶三年十一月壬戌條,第253頁。

                         

                        (80)《后漢書》卷47班超傳,中華書局點校本,第1575頁。

                         

                        (81)《南齊書》卷58交州傳,中華書局點校本,第1017頁。

                         

                        (82)《史記》卷123大宛列傳,第3163頁。

                         

                        (83)《漢書》卷96上,西域傳上,第3888頁。

                         

                        (84)在渡邊信一郎的研究中,說明在早期天下觀的形成中,有兩種基本類型,其一是將天下理解為由同一語言圈、同一交通圈、統一文化圈所構成的九州=中國這樣的政治社會,這是今文經學系統的天下觀念,另一種是將天下理解為包含中國與夷狄在內的復合型政治社會(帝國),這是古文經學系統的天下觀念,而本文此處所說之天下更偏重于復合型政治社會面貌的天下。參見渡邊信一郎著,徐沖譯:《中國古代的王權與天下秩序:從日中對照史的視角出發》,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

                         

                        (85)《長編》卷92,天禧二年十一月癸未條,第2129頁。

                         

                        (86)《長編》卷93,天禧三年三月丙寅條,第2139頁。

                         

                        (87)《長編》卷93,天禧三年十二月丙午條,第2174頁。

                         

                        (88)《長編》卷87,大中祥符八年九月甲寅條,第1949頁。

                         

                        (89)《長編》,點校說明,第12頁。

                         

                        (90)《四庫全書總目》卷70史部·地理類存目,第625頁。

                         

                        (91)(92)王明珂:《英雄祖先與兄弟民族》,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241495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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