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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學理論 【字體:

                        藺志強:人物傳記與英國輝格史學的終結

                        作者: 文章來源:《光明日報》(2017年10月30日第14版) 更新時間:2017年10月30日

                        《光明日報》201773日的世界史版刊發了有關歐美傳記學的專題,令人眼前一亮。該專題使國內學界關注到了在歐美史學界方興未艾的人物研究轉向,對了解20世紀以來歐美史學的發展特色大有裨益。事實上,二戰后英國中世紀史學界的人物傳記研究同樣十分興盛,而且它是使英國中古歷史的研究方法和整體認識發生革命性轉型的一種推動力量,也是這種史學變革的外在表現形式。本文擬對英國中古史學界的傳記研究做一闡釋,以期促進相關問題的探討。

                         

                        2017年英國歷史學最高獎沃爾夫森獎的6部提名著作中,有3部是人物傳記。其中有兩部是中世紀的帝王傳,分別是克里斯·格文-威爾森的《亨利四世》和馬修·斯特里克蘭的《幼王亨利,1155—1183》。這并不奇怪,事實上近幾十年來英國中古史學界很多著名學者的學術代表作就是人物傳記,不少作品堪稱經典。

                         

                        這一現象的背后,是英國中古史研究在二戰以來的革命性轉型。19世紀以來,在維多利亞時代英帝國蓬勃發展的氛圍下,英國形成了影響巨大的輝格派史學。它的基本理念是將英國的成功歸因于其獨特的歷史文化傳統,如盎格魯-薩克遜人的進取精神、民主傳統等。在解釋中古英國歷史時,輝格史學強調,英國在歐洲乃至全世界最早建立議會民主制度,是代表民主傳統的貴族群體領導人民與代表專制傾向的王權長期斗爭的結果。這一學派的代表人物是牛津大學教授威廉·斯塔布斯(1825—1901)。他寫作了一部英國通史,構建起對英國歷史的輝格式解釋框架,并培養了大量的學生和服膺者。此外,他還主持了大規模的史料整理工程,為英國史學研究的現代化奠定了基礎,同時使其學派的研究看起來具有扎實的史料根據。隨著英帝國的式微和現代史學的發展,無論是輝格史學宣揚的理念還是其研究路徑都越來越受到懷疑和挑戰。從20世紀初起,英國中古史學在研究內容和方向上試圖進行各種擴展和轉型。但是,直到二戰前后,斯塔布斯及其代表的輝格史學仍然是主導性的。1948年,史家加爾布雷斯在其就任牛津大學欽定近代史教授的演說中稱:斯塔布斯的傳統并未打破,我仍是他的學生。

                         

                        徹底從學術上終結輝格史學的,是另一位牛津大學教授開創的新學派。肯尼斯·B.麥克法蘭(1903—1966),一位頗有傳奇色彩的學者,一生未婚,著述也極少,在學術界以外幾乎無人知曉,但是正如劍橋大學學者克里斯蒂·卡彭特所言:麥克法蘭的影響怎么說都不過分,幾乎所有今天研究1415世紀英國政治史的學者,包括我本人,在學術上都是他的后代。20世紀80年代起,英國學界就開始總結和反思麥克法蘭遺產,他開創的研究路徑主導了二戰后英國中世紀史研究數十年,成就與問題同樣突出。

                         

                        突破口在15世紀。在輝格史學的解釋體系中,1314世紀是輝煌的。直到1399年的蘭開斯特革命,英國貴族在領導民眾限制王權專制、構建所謂英國式的先進政治文化的道路上一路前進,無私無畏,成果卓著:《大憲章》、議會、甚至廢黜君主。但是,進入15世紀,英國的貴族墮落了。孕育民主和公益、基于土地分封的封君封臣制度被拋棄,追求家族私利、基于金錢報酬而結成私人效忠關系成為這個時代的主要特征,內戰和混亂也就成為這個時代的主要表象。

                         

                        麥克法蘭很早就關注并深入研究了15世紀英國的這種后來被稱為變態封建主義的現象,并寫作成名作《變態封建主義》一文。麥克法蘭及其學派認為,并不是15世紀墮落了,而是1314世紀被神化了。所謂貴族的政治理想,不過是輝格派史家的主觀想象。在中世紀,貴族與國王同處統治階層,他們之間的關系基本是和諧的而非對抗的。麥克法蘭還提出了著名的服務型貴族的概念,說明貴族與王權的相輔相成。至于私人效忠的結成和家族利益的追求,可以說是中世紀的常態而非變態。所謂變態封建主義的特征,廣泛存在于14世紀之前的英格蘭,包括國王也在積極地利用這種私人效忠來鞏固其統治。基于私人效忠而形成的各種派系或“圈子”,是中世紀政治文化的基本要素,其影響不亞于封君封臣制度。而且,這種被麥克法蘭概括為“庇護制”的關系對于當時的社會并非必然是消極的、帶來混亂的,相反,它有力地維護了秩序。在麥克法蘭看來,1415世紀英格蘭貴族發動的幾次反對國王的斗爭以及被稱為玫瑰戰爭的內戰,很難說是貴族群體的所謂君權有限的政治理想的結果,恰恰相反,它們的共同原因之一是當時的國王不夠強大,缺乏領袖氣質,不能維持既有的秩序。

                         

                        麥克法蘭學派的理論幾乎完全顛覆了輝格史學對中世紀的詮釋,在近半個世紀以來的英國中古史學界占據了主流地位。這不僅是因為他的學生以及再傳弟子中名家輩出,占據著各研究領域的高峰,更主要的是麥克法蘭開創的方法和研究路徑具有強大的生命力,或者說對既有學說具有致命的破壞力。而其生命力或破壞力的根本所在,就是對中世紀的“人”的真正剖析。

                         

                        輝格史學的構建也是基于對中世紀的人的解釋,其關注的重點是重大事件中貴族階層的行為,并對其行為背后的理念作出詮釋。但是,斯塔布斯時代的史料基礎主要是中世紀教會人士撰寫的編年史,以及部分中央政府檔案,這使其研究帶有致命的缺陷。教會與王權的長期權力博弈決定了編年史的敘述充滿偏見,自上而下的單一視角和片段式的史料基礎也不足以支撐對貴族階層思想的整體把握。結果是,輝格史學的很多論斷在邏輯上是斷裂的,基于想象而非史實。

                         

                        麥克法蘭注意到了輝格史學的這些局限,并在自己提倡的研究路徑中給出了革命性的解決方案。他把當時剛剛興起的“群體人物學”方法引入對中世紀的研究,主張只有對一個群體中的人物個體有足夠的剖析與了解,才能對這個群體的思想和整個時代作出概括和總結。比如在一些事件中貴族的集體行動和政治綱領,背后可能是千差萬別的利益考量,并不一定是長期的、統一的所謂政治理想的體現。

                         

                        這一方法為學者們帶來了龐大的研究任務,在個體研究的基礎上重新概括一個時代像是不可能的使命。不過,由于它對準了輝格史學的軟肋,初步的嘗試就足以推翻舊的解釋體系。學者們開始更多地眼光向下,在地方史的研究中重塑歷史。地方史不再僅是人們在鄉土觀念驅動下形成的歷史研究分支,而是成為探尋政治文化發展核心路徑的主戰場。在此影響下,郡、市、百戶區、教區、莊園等地方史料整理進展迅速,輝格史學時代的史料缺陷日益被克服,對許多歷史場景和時段形成全面認識的基礎越來越可靠,大量學者投身到地區史研究中,佳作頻出。

                         

                        在此基礎上,人物傳記研究成為串聯起中央和地方、整體與局部的最佳選擇。麥克法蘭本人并沒有發表太多人物研究的論著,其身后出版的《中古后期英格蘭的貴族》是基于福特講座的內容。這些講稿在正式出版之前,講座筆記已經在學人當中傳抄多年。麥克法蘭更直接的影響是把大量精力投入到指導其博士生的論文,而他們多以人物傳記作為論文選題。如J.馬蒂克特的《蘭開斯特的托馬斯》,通過對愛德華二世時代一個主要貴族的細致研究,徹底改變了輝格史學對愛德華二世被廢黜事件的過度詮釋,成為學術經典,也奠定了他本人在學界的地位。在麥克法蘭及其學生的影響下,英國中古史學界的許多學者投身到人物研究中。他們的研究既利用各種官方檔案,更基于豐富的地方史料,構建起連貫的人物活動線索和清晰的人物關系網絡,比輝格史學基于片段史實而進行的推理或想象更加扎實可靠,因而也更具生命力。

                         

                        麥克法蘭的方法經過半個世紀的實踐,服膺者日眾,也暴露出很多問題,學界一直在尋找新的突破。但是其影響毋庸置疑,最主要的是使輝格式的歷史觀失去了市場。直至今日,英國中古史學界的傳記研究仍然碩果不斷,比如前文提及的沃爾夫森獎提名作品。其中,《亨利四世》是耶魯大學出版社從20世紀70年代就開始陸續出版的《耶魯英國國王傳記》系列叢書的最新成果,延續了既往的高水準。這些研究著作不同于完全面向大眾的傳記類暢銷書,都是大家手筆,既有廣泛的讀者群,又有嚴謹的學術性,在國際學界獨樹一幟,影響深遠。只有把它們放在半個世紀以來英國整體學術轉型的背景之下觀察,才能深刻理解這一現象,進而對當今的英國中古史學有恰當的把握。

                         

                        (作者:藺志強,單位:中山大學歷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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