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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學理論 【字體:

                        楊慶峰:歷史數字化、認知與記憶

                        作者: 文章來源:《江海學刊》2017年第2期 更新時間:2017年08月29日

                        “歷史數字化”“數字化歷史”等觀念的提出意味著歷史學家正在以極大的熱情擁抱著數字技術的到來,而根本的問題是反思這種熱情的合理性。可以說,數字技術的極大發展為歷史研究領域帶來了更為便捷的工具,而歷史領域恰好需要新的方法突破以往的方法局限。但是這并不是歷史數字化的實質。歷史數字化意味著四個方面的規定:從本體論角度看,歷史本身以數字的方式顯現自身;從方法論角度看,數字技術為歷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從對象角度看,意味著歷史事實的數字化;從體驗角度看,意味著歷史主體體驗的建構。其后果是歷史數字化將促成歷史從知識策略到記憶策略轉換的轉變。

                         

                        歷史以數字方式顯現自身

                         

                        從詞源學角度看,歷史的拉丁詞為historia,其含義主要包括四個方面:(1)調查、研究的活動;(2)過去事件的文本解釋;(3)過去事件的被記錄的知識;(4)敘事方式。這意味著歷史的理解主要體現為三個方面:過去的事件、指向過去事件的行為以及關于過去事件的知識。這三個方面都是基于過去的事件的。所謂過去,相對于當下的人而言,而事件本身則是與活生生體驗相關之物,比如人的體驗、話語、表達方式、風格特征等。但是,當下總是會成為過去。所以,當前事件源源不斷地積淀成歷史事實。

                         

                        在上述的解釋中,過去意味著時間基本視域的出現,它與當下和未來共同構成時間的三重維度。事物在時間三個維度中顯現自身,事物可以是世界、歷史、自然等。海德格爾談到世界的顯現方式時曾經指出,世界以圖像的方式顯現自身。這一觀念提出的依據就在于圖像技術的發展。20世紀30年代左右,電影、電視等圖像技術已經發展得比較成熟。僅以電影為例,1895年電影技術出現并迅速發展起來,截止到1930年左右這項技術已比較成熟。電視則出現較晚。這兩項圖像技術帶給人們的沖擊是非常大的。植物的萌芽和生長,原先完全在季節的輪換中遮蔽著,現在人們卻可以通過電影在一分鐘內把它完全展現出來。電影顯示出各種最古老文化的那些遙遠遺址,仿佛它們眼下就在今天的街道交通中……電視機達到了對一切可能的遙遠距離的消除過程的極頂。”②海德格爾所揭示出來的無疑是事物的獨特的顯現方式——圖像化。

                         

                        但是,圖像化并不是事物顯現自身的終結。數字技術的出現意味著事物以數字方式顯現自身。所以,當我們指向數字的顯現方式時,就發現了圖像化之后的這一方式。數字化對于圖像化而言,并非斷裂的,而是有著延續性的。數字技術中虛擬現實技術、增強現實技術的發展無疑驗證了這種延續性。這些技術提供的恰恰是數字圖像。數字圖像相比傳統圖像而言,在逼真性上更進一步,它通過更大的像素讓畫質變得精細而近乎完美。此外,這種逼真性體現到想象物、虛構物的時候,反過來構建起新的體驗形式。更重要的是,數字圖像所具有的無限復制是傳統圖像無可比擬的。

                         

                        當我們理解了世界顯現自身的兩種方式——圖像化和數字化時,把后者推演到歷史領域,就得到了與歷史有關的本體論設定:歷史以數字的方式顯現自身。

                         

                        數字化方法的運用

                         

                        數字化意味著數字技術發展帶來了研究方法的突破,即采用數字技術方法研究歷史問題。數字技術是不同于信息技術、大數據技術的一種技術形式。它不僅能夠處理信息,更為重要的是能夠塑造體驗。所以在塑造體驗的意義上,又可以把數字技術稱之為體驗技術。數字化是一種過程描述,因為數字技術的發展及推動,這種過程成為可能。在眾多領域中,媒介技術與數字技術總是一對容易混淆的概念,在歷史領域也是如此。不同程度上這對概念的使用會存在著混淆。媒介技術偏重內容的載體形式,如文字符號、圖像的載體,紙張、電子屏幕等等,其歷史語境要遠為寬廣;而數字技術的歷史語境形成于信息技術、計算機技術出現后,相對較為短暫,偏重信息內容的存在和表達,如文字符號是人工書寫的還是計算機生成的、信號是模擬的還是數字的。在歷史領域內,數字技術已然確立了自身的方法論地位。歷史研究者利用現有的計算機技術、掃描技術、存儲技術、數據挖掘技術、智能檢索技術等技術優勢將內容加以轉化成計算機可以處理的信息。比如將眾多文獻轉化為pdfepub格式的電子版等等做法。這一方法的實現與多種硬件技術成熟發展無法分開。

                         

                        為了更好地理解數字技術,可以從輸入轉換輸出的結構來分析這一技術。從輸入角度看,輸入技術屬于外圍技術,比如鍵盤、鼠標等。輸入技術史的進化顯示了輸入效率的極大提升。從卡片、紙帶、鍵盤到掃描,任何一個階段都是一種效率提升。卡片、紙帶階段需要把輸入信息寫到信息媒介上,這需要很大的工作量;鍵盤的出現成為當下主導的方法,這一方法符合人類的文字書寫習慣,尤其是拼音文字。但其問題是效率低下,難以應對大批量的信息錄入。掃描技術的成熟意味著輸入技術的一大突破。傳統的掃描所得到的文字或圖像都是JPG等圖片格式,無法修改、更改,而且所占存儲容量極大。但是當前新的掃描技術掃描出來的是特定的格式,可以用來修改、更改,所占容量極小。所以,當輸入技術效率獲得提升,再加上信息處理技術效率跟上去,那么輸入—轉換的過程就可以很好地完成了。從轉換角度看,主要體現在計算機技術計算能力的發展。計算機主要是進行數據計算與處理的,后期的整個文字、圖像、事物相關數據的處理轉化都依賴于計算機本身的成熟。今天的計算機處理技術顯然已經滿足了這一要求,它可以高速地處理相關數據。所以,計算效率的提升成為數字技術成熟的基礎核心。從輸出角度看,目前的輸出設備主要是顯示器、投影屏幕,而基于虛擬技術和沉浸技術的顯示技術正在完善過程中。這一技術所表現出的本質特征遠不同于信息存儲技術、信息轉化技術、掃描技術等,它并不僅僅和信息內容相關,而是與體驗相關的技術。此外,數字技術的發展還表現在存儲技術上,如網絡技術、云技術等,這些都屬于信息存儲技術。現在存儲信息的技術也發展到了一定的程度,大數據技術的出現本身就意味著存儲技術已經取得突破,人類社會不僅能夠獲得大量數據、處理大量數據,還能夠存儲上述無限級增長的數據。但是,這一技術的問題在于物理存儲不可能無限地擴大,畢竟物理空間是有限的,即便是存儲在“云端”“網絡”,也是依托于某個大型服務器。所以原始數據的存儲將來是一個極大的問題。當獲得這些數據并且其存儲問題也解決之后,就是數據的利用技術,比如智能搜索與數據挖掘技術了。目前這兩類技術已經完善起來。人們很好地得到了某些可視化圖像就是數據挖掘技術應用的體現。

                         

                        這些技術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包括歷史學在內的人文科學。歷史科學大會召開中歷史數字化數字化歷史概念的提出就是這種影響的表現。那么,如何看待數字技術及其發展的意義呢?它對于歷史研究來說,僅僅是研究工具的更新嗎?如果數字技術只理解為媒介技術,那么這的確如此,但是數字技術的體驗特性使得其對于歷史研究而言會超出工具層面的理解。

                         

                        歷史事實的數字化

                         

                        如果借助保羅·利科的書寫的歷史與非書寫的歷史進行區分,歷史事實會變得更為清楚。歷史事實可以區分為書寫的事實非書寫的事實。書寫的事實如檔案館里的檔案文件、證言等等。書寫構成了檔案館中存儲的主要物質材料。”④非書寫的事實如罐子、工具、硬幣、繪畫或者雕塑、葬禮物品、建筑遺址等等”⑤。但是,利科并沒有將歷史流傳下來的活動納入,比如祭祀、賽龍舟等。這些因素納入到書寫和非書寫中都存在問題,因為書寫的事實與非書寫的事實是文字或者器物,但是活動是一種獨特的、體驗的、情境的、地方的形式,它將書寫的、非書寫的兩類事實作為因素整合起來,此外,還具有一種增強歷史意義的作用。因此,歷史事實的表達形式主要表現為三種形式:文字符號、圖像為主的文獻材料(書寫證言),用具器物為主要形式的歷史器物及其場所(非書寫證言),人類活動為主要形式的各種儀式活動。

                         

                        在歷史研究領域,文本有著非常重要的優先性。這因為過去的事實已經無法為當代人親歷,所以間接的文字記載就成為非常重要的研究媒介。這種記載或者是以文字的形式或者以圖像的形式存在。20世紀之前是文字形式為主。美國歷史學家卡爾·貝克爾(Carl Becker)在談到歷史事實的時候指出:但是由于這些事件已經不復存在,所以史學家也就不可能直接與事件本身打交道。他所接觸的僅僅是這一事件的有關記載。簡單說來,他接觸的不是事件,而是證明曾經發生過這一事實的有關記載。當我們真正嚴肅地考慮這些鐵的事實的時候。我們所接觸的僅是一份證實發生過某個事件的材料。”⑥“材料”就是文本記載的文獻。如果從媒介角度看,就有了媒介自身的變化,比如從羊皮、絹布、石頭、紙張等傳統媒介到網絡、網頁等數字媒介的變化。所以,當前的歷史學家開始注意到數字技術成為新的文獻來源,比如數字社交媒體(Eivind Rossaak)、網頁(Ian Milligan)、網絡(Yvan Combeau),都是從文字符號的角度而言。但這種理解更多的是從文字符號角度而得到的結果。事實上,在歷史領域,還有圖像也是非常重要的事實來源。20世紀之后隨著攝影技術、數字成像技術的出現,產生了大量的歷史圖像。由于技術發展的局限,圖像的意義被等同于文字符號,因為圖像多以文字的附屬物出現,甚至被看成是另一種符號形式。但是,隨著照相技術、數字成像技術的發展,新型圖像形式具有完全不同于符號的特征,它們的出現和發展將改變歷史領域內符號優于圖像的狀況,從而帶動圖像成為歷史事實的來源之一。而當歷史研究中為文字符號所遮蔽的圖像顯示出其后勁時,沉浸技術、虛擬現實技術、增強現實技術會成為新的歷史經驗的來源形式。

                         

                        除了文字符號與圖像之外,器物也是與過去事實密切相關的因素。如果說符號是過去的表征,那么器物具有獨特的特性:作為過去事實的內在因素被保留下來,甚至可以說,過去通過器物得以進入到當下。器物自身的獨特性使得其能夠在合適的條件下保存很長時間。但這一點被文字優先性所遮蔽。幸運的是,我們從一些歷史學家那里看到了器物受到了應有的重視。德國歷史學家呂森(Joern Ruesen)認為:產生歷史知識的專業性學術實踐已經過時,取而代之的是把過去的回憶當做歷史,在符號秩序中再現過去、引導文化生命力的定位等這些文化實踐;這些文化的實踐不僅在人文學科中產生了巨大的興趣,甚至在公共生活中也產生了巨大的興趣。回憶錄、紀念碑、周年紀念以及其他與集體記憶有關的習俗和慶典在公共生活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⑦呂森的理解中,“紀念碑”這一古代器物起到很重要的作用。盡管可以將紀念碑看做是對某些事跡、某些人物活動的記錄,但是更為重要的是它畢竟是器物,它有著不同于文字符號的地方。通過紀念碑這樣的形式感受某種歷史記憶所產生的后果要甚于文字記載這樣的形式。通過它更容易產生一種崇敬感,而這樣的感覺更多的是來自于某種材料所制成的器物。與“器物”有關的還包括與物有關的環境、空間和場所。

                         

                        此外,活動作為一種形式,更多的是與人的活動有關,這是情境化的、活生生的活動。不同于文字符號,活動的延續無法保留其原樣,只能通過不同時代的人通過自身的詮釋和理解將活動延續下來,本身就是一種歷史的傳承。比如賽龍舟、祭奠先祖等活動,這些都需要切身的參與才能夠獲得體驗,而這是完全不同于文字符號所產生的體驗。

                         

                        當我們從這三個層面把握歷史事實之后,歷史事實的數字化就變得清楚了。所以,書寫的事實的數字化主要是將改變書寫符號的存儲介質、獲取方式和流通方式。存儲介質可能從紙張轉化為電子屏;獲取途徑從檔案館轉為網絡、網頁、社交媒體等方式;流通方式可能在網上變得更加自由和容易共享。在大多數情況下,歷史數字化意味著將歷史事實轉為數字信息存儲起來。從根本上看,這的確是在構建歷史數字數據庫(Tom Dublin)。歷史學家更多的是將各種文字符號、歷史圖像、歷史器物和慶典活動轉換為數字形式存儲起來。比如將原始的文獻典籍轉化為pdf等格式,這將有助于歷史文獻的網絡傳播、共享與管理,而且也有助于研究者的研究。從pdf格式中,我可以借助搜索工具搜索某一個關鍵詞,從而進行某種相關性研究。可以將歷史圖像轉化為數字圖像,以便更好地進行圖像研究。針對非書寫的事實如器物與活動,可以通過攝影和攝像的方式加以拍照記錄,從而真實地再現某些物品和場景。這種做法的實質是再現的復制。數字文本是對文獻文本、歷史圖像的復制,只是存儲媒介發生了變化,保持時間可以較為長久一些,但是對于文字、圖像、器物、活動本身并沒有產生太大的影響。此外,對歷史器物的處理也可以如此,比如通過進行全方位數字拍照,從而將物以數字圖像的方式保存下來。還有各種活動形式,通過視頻加以拍攝,從而保留了原有的資料,在未來的某個時刻,將其再現出來。

                         

                        但是,這種意義上的數字化只是針對事實而言,完全忽略了書寫的事實非書寫事實的內在統一部分:主體。柏拉圖強調書寫文字喪失了靈魂,而只是圖像。你認為活的文字詞語擁有靈魂,而書寫文字只是圖像而已。”⑧后來德里達從主體角度闡述了書寫文字的局限性。當主體不在場時,語言的生動性、抑揚頓挫和語調便消失在概念中。”⑨“語言的生動性、抑揚頓挫和語調就完全被遮蔽了。此外,還有器物,而這些器物更直接地含有歷史時期人物活動的影子;也會遮蔽某些傳承下來的活動,而這些活動能夠讓我們感受到歷史主體活動時的體驗狀態。對這些因素進行數字化則會遇到新的問題。

                         

                        歷史主體的數字化生存

                         

                        如果從歷史主體的角度進行考察,就會發現數字化歷史這一觀念所包含的更多的因素就會顯示出來:歷史主體的數字化生存狀態。進一步看,會發現歷史主體所發生的變化。

                         

                        首先是,數字化呈現了我們獨特的生存處境。當下的我們生活在數字時代,數字技術對于我們而言,是工具、方法,更為重要的是構成了我們生活的視域。在數字視域中,我們自身顯現為數字化的存在者,我們可以被稱為數字公民”(Engin Isin,Evelyn Ruppert,2015)數字土著人”(John PalfreyUrs Gasser,2008; Michael Thomas,2011; Wolfgang Appel,Birgit Michel-Dittgen,2013; Alexei Dingli,Dylan Seychell,2015)。數字化的存在者的生活方式、思維方式都與數字化、虛擬化有關。我們借助各種數字媒介傳播、復制、生產信息,借助網絡、網頁、facebook、微博、微信等形式表達自身。我們的話語、體驗正在源源不斷地被上傳到網絡中,數字記憶成為一種獨特的體驗形式正在形成。在這樣的狀態中,我們他們不同。他們處在前數字時期、后數字時期,而我們處在數字時期之中。而具有如此特征的我們相對于后數字時期的主體而言,終究會變成過去的事實。所以,數字化有著這樣的一個維度,在場的歷史主體以數字化的形式顯現自身,包括自身的體驗、話語等形式。

                         

                        其次,歷史研究者正在從歷史學家變為大眾。傳統時期,作為歷史事實來源的檔案的特點是位于檔案館中,等待著某些人去閱讀。檔案館也確保了歷史知識的客觀性。在歷史研究領域,在現在看來已經過時的時期,檔案館中的作品可以確保歷史知識的客觀性,免受歷史學家主觀性的影響。”⑩但是,數字時期這一特點發生了變化。數字記憶的出現改變了傳統的檔案圖景。對數字記憶的解釋也是不同的,如第三記憶(斯蒂格勒)、新記憶(Andrew Hoskins,2001,2004,2014)和過去制造當前(David Lowenthal,2012)。從歷史研究的角度看,數字記憶意味著新的檔案形式,也就是歷史資料的來源發生了變化。“20世紀90年代后期,因特網從媒介或者信息回復工具轉變為強大的檔案技術。(Lasica,1998)”(11)不僅歷史學家可以利用數字方式發布研究成果、參加討論、共享知識,大眾也可以做到。大眾可以在網絡上發布各種史學材料,可以參加在線的網絡會談,用這種方式,共享知識,跟更多的歷史學家來進行合作。在這種形式中,數字技術更多體現為工具平臺,而對于歷史的理解本身沒有多大影響。

                         

                        再者,歷史學家轉變為數字化的歷史學家。傳統時期,歷史學家更多的是在檔案館閱讀文獻,在檔案面前,他們更多的是讀者。檔案是被寫成的,它被讀,被商議。在檔案館,職業歷史學家是一個讀者。”(12)但是數字時期的檔案卻發生了極大變化,它不僅可以被讀、被商議,更為重要的是,還可以被復制、編輯和流通。于是,歷史學家不再是一個讀者,而且會成為書寫者、編輯者。這種情況下,數字技術對于歷史的重構影響甚大,尤其是大眾的加入,增加了歷史被復制、編輯和流通的多元性。數字化的歷史學家意味著利用數據挖掘等工具進行史料分析。這種應用可以通過眾多歷史文獻進行相關性分析,能夠對很多新的問題產生新的觀點和看法。

                         

                        最后,數字化時期歷史主體的體驗維度被激發出來。從關于數字技術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數字技術不僅僅是轉化技術、搜索技術和數據挖掘技術,更為重要的是與體驗有關的數字技術,如虛擬現實技術與增強現實技術。這些技術具有形成某些新的歷史體驗的可能性。通過數字技術形成新的歷史體驗,即通過數字技術的新形式——虛擬現實和增強現實技術——從而給予我們與歷史體驗相關的新體驗形式。從文物保護看,這一點是非常明顯的。隨著虛擬現實技術開始用于歷史文物的保護、歷史遺址的保護中,我們發現有趣的現象:當歷史文物自身由于年代而損壞,如果進行“實物修復”,不免會有很大的爭議:原物被改造到何種程度不再是原物?但是,如果能夠通過虛擬技術進行“虛擬修復”,就會呈現出不同的效果:虛擬的部分與原物完美地結合在一起,一種混合的、增強的修復物給予我們全新的歷史體驗。當我通過增強現實技術看到了經過虛擬修復的歷史文物時,不僅看到了文物的原貌,更能有新的歷史體驗。

                         

                        根據上述分析,歷史文獻、歷史器物和慶典活動是共同構成了歷史事實的必然因素。但是,歷史數字化并不僅僅意味著將歷史事實(內容)轉化為數字形式,這只是第一步。而且需要面對很多問題。比如歷史文獻的數字化、歷史圖像的數字化本身就是個浩瀚的工程。目前將歷史文獻從紙質媒介轉化為數字媒介的工程已經大面積展開,并且取得了明顯的成果。對于歷史器物、儀式活動的數字化的嘗試才剛剛開始。僅僅依靠傳統的復制技術,如攝影、攝像技術存在著工程量大等等問題。但是,器物和活動的再現僅僅依靠復制技術是遠遠不夠的,只有借助虛擬現實技術和增強現實等技術形式才能夠完善這個過程。

                         

                        主體記憶的數字建構

                         

                        利科在《記憶、歷史與遺忘》一書中指出記憶的外化結果就是歷史。我們可以說記憶被檔案化、被文件化。”(13)被檔案化的過程也就是從口頭形式轉移到文字形式的過程。這些口頭證言只有它們被記錄下來才構成文件。然后它們離開口語領域而進入到書寫領域,在通常對話中以這種方式讓它們自己遠離證言角色。”(14)這無疑給我們提供了歷史分析的一個途徑:記憶是歷史源頭。(15)這與呂森的觀點有些重合。他指出歷史研究含有三個維度:美學的、政治的與認知的。歷史研究的功能與意義要服從于集體記憶的政治策略。它使歷史學家置身于權利角逐中,使歷史學成為所有政府形式合法化或非法化的必要手段。在概念與方法的關系中,它主要服從于產生歷史知識的認知策略。在形式與功能的關系上,它服從于歷史文本的詩學與修辭學的美學策略。”(16)只是呂森沒有將歷史與記憶的關系梳理清楚,而且,將記憶放入到政治維度中,這未免降低了記憶的本體地位。

                         

                        所以,由利科給予的從歷史抵達記憶的路徑值得關注。如何理解這一點呢?至少可以從兩個方面獲得理解:其一是詞源學角度。記憶(memoria)的主要含義包括:記住的能力;回想、記憶的行為;事實、停留在心靈、記憶中的某物;關于某人或者某物的記憶;以文字或者其他形式被保留的傳統、記錄等。(17)可以看出,記憶總是強調主體性因素,主體記住或者回想某物、某事的能力。記憶的客體化就成為事實,以符號的方式當下化。其二是現象學角度。記憶現象總是體現為記憶行為與記憶對象兩種因素。記憶體驗構成記憶對象。當我們從記憶的雙重規定—主體性與現象——對比歷史,則會發現歷史的獨特性:歷史更多地強調客觀性因素,體現與過去某個事件的某種關系。記憶與歷史的交叉點體現為“過去”以及對“過去”的表征。歷史偏重的是知識層面;記憶偏重的是體驗層面。

                         

                        所以,當我們對歷史的追問抵達記憶這一原點的時候,就抵達了歷史主體及其體驗。記憶策略超越知識策略也必須從體驗構造的角度才能夠有效地理解。如果說,歷史研究是通過歷史事實來獲得某些知識,而這些知識的目的是指向歷史認同,續接某種歷史記憶,那么,僅僅將歷史事實加以數字化只是這一過程的基礎步驟。而認同的建構、記憶的重塑需要參與交互技術的引入,現有的掃描技術、復制技術已經無法勝任這一任務,虛擬現實技術和增強現實技術能夠為這一任務開辟出新的可能性。這些數字體驗技術本身就強調交互與參與。當歷史學家、工程師通過龐大的歷史數據庫借助上述技術實現出某種歷史場域,這些場域呼喚人們參與進入,從而這種體驗的塑造就成為了可能。

                         

                        如果說歷史研究是讓我們獲得某些理論,從而能夠更好地解釋某些歷史事實,避免歷史事實的重演,這僅僅是知識論意義上的歷史觀念。我們更愿意從體驗論的角度來切入歷史研究中。這樣做首先得益于狄爾泰。在他看來,理解、再現和投射是人們接近精神世界的主要方式。但是三種途徑的功能有著完全的不同。就理解而言,打開了日常生活所缺乏的可能性的視域。比如他談到宗教體驗就是如此。我和大多數人一樣,具有宗教經歷的可能性就受到限制。可是,當我研究了路德的信件和著作、他同時代人的意見、宗教會議的法令以及他自己制定的正式法令時,我就經歷了一個具有驚天動地力量的、真是生死攸關的宗教過程,所以它是今天任何人都完全經歷不到的過程。但是,我卻能夠再現這一過程。”(18)而再現的功能是讓我們接近精神世界。小說家或史學家,依照歷史進程所做的描述,在我們心里喚起一個再現過程。投射即投射到某一作品或物上。這些都屬于理解,且都源出于體驗本身。

                         

                        數字化的限度

                         

                        不可數字化意味著數字化的限度。它應該是基于兩個方面的,一方面是來自數字技術自身的局限,另一方面來自事情本身如歷史、社會等等。數字技術的局限容易理解,比如在整個數字技術體系中,在未來會存在問題的方面至少表現為:(1)數字存儲容量會出現問題。屆時數據本身會超越存儲容器,甚至讓容器爆裂,所以未來的數字技術要解決這一根本問題,尤其是在物理存儲容量有限的情況下。(2)對象呈現技術。目前的對象呈現技術處于簡單的可視化層次,比如借助計算機軟件生成可視化圖表、圖形和圖示,虛擬成像將成為未來的一個方向,如何讓對象全息成像、虛擬成像就成為技術上的局限。(3)交互技術。成像技術所表達的不僅僅是直觀,還有真實,在某種意義上,成像技術也可以成為知識的來源。在追求真實的路上,交互成為必不可少的根據和要求。那種切身的真實感就基于交互而完成的。技術方面的局限是當前的,是可以借助技術手段解決的。

                         

                        當我們將數字技術當中的形而上學問題——可數字化與不可數字化——澄清出來的時候,我們面對這樣的問題:數字化與不可數字化之間的關系如何理解?兩種常見的理解是:(1)按照分析哲學的方法在可數字化與不可數字化之間劃出明顯的界限,其關系非此即彼。如果按照分析的方法,這樣的理解是有意義的,可數字化與不可數字化是相對的,當排除了不可數字化之物,剩余的就是可數字化之物。但是,這種理解對于我們把握諸如歷史學科中的事實與意義的問題并沒有太大價值。20世紀60年代左右,歷史哲學所面對的核心問題是歷史知識的客觀性、有效性。這一問題所指的就是歷史事實與歷史意義的劃分。事實是可以數字化的,而意義是無法數字化的。所以面對的真正問題是:事實與意義之間劃分的無效性。事實之所以是事實與意義無法分開。所以按照分析的方法,這樣的劃分是無從立足的。如果基于這樣的劃分,那么也最終會面臨科學哲學中觀察與理論兩個自足大廈的傾塌,奎因讓我們看到:觀察滲透著理論,不存在無理論前見的觀察行為。所以,對于可數字化的與不可數字化的無法從分析哲學的立場中獲得任何幫助。(2)根據符號學方法將可數字化的和不可數字化的看做是類似于符號的兩面性。在符號學的分析中,符號通常通過硬幣或者紙張的比喻來理解,硬幣通常有兩面,紙張也有正反兩面。如此,可數字化的和不可數字化的就是這樣的關系,成為對象不可或缺的構成。這樣的理解相比分析哲學方法更加隱蔽。但是這一理解并沒有真正解決二者的關系問題。反觀符號學,二者之間的關聯陷入到了任意關聯的泥坑中,或者是個體心理任意行為或者社會任意行為。如果按照符號學的邏輯,必然會讓可數字化之物與不可數字化之物面對這樣的關聯,一種任意聯結的結果。這顯然是會擾亂對象本身的理解。

                         

                        根本的限度是內在的。當我們澄清了可數字化的與不可數字化的關系時,這樣的限度就開始變得明顯起來。歷史事件的可數字化如何理解?當我們面對一個與歷史事件的相關文本和器物,我們可以通過數字化再現一個虛擬的歷史事實,比如將文本虛擬化,如檔案資料都可以數字化,放到網絡上讓更多人觀看和學習;可以將器物數字化,不僅可以將器物本身虛擬化展示,甚至可以將器物的原理虛擬化展示。所以,歷史物的數字化是完全可以實現的,不僅是對現存物,甚至可以針對缺席物;不僅可以針對完好的物,也可以針對殘缺物。所以,在歷史物中,可見的部分可以數字化,不可見的部分也可以數字化,因為它曾經存在過,曾經有過經驗記載。

                         

                        那么,如何理解歷史不可數字化之物?當從歷史現象學視角看,不可數字化之物開始顯現出來。在歷史體驗中,歷史對象得以構成。以事實出現的歷史對象及其表征物可以數字化,但是構成性的歷史體驗無法被數字化。此外,當我們面對歷史語境中的書寫文字時,柏拉圖的洞見開始發揮作用:文字對于記憶沒有任何幫助,只是對于回想有用。你的發現只會在學習者的靈魂中創造遺忘,因為他們不再使用他們的記憶力;他們將信任外在的書寫字母,而不是記住它們。你所創造的東西不是記憶的幫助,而只是回想的幫助。”(19)所以,當我們數字化這些歷史文字的時候,無法數字化背后的記憶體驗。借助后來利科與呂森提供的洞見:記憶體驗是無法數字化的。因為記憶主體如果是歷史的人,那么歷史的人早已無法存在,即便是通過物加以留存,那么這種消失是必然的,所以,已經消失的歷史主體的無法數字化必然導致歷史意義的無法數字化。按照顯現說,被顯現物是可以數字化的,但是顯現物如何數字化將成為一個困難的問題。所以,數字化的根據就在于不可數字化。記憶構成對象,記憶外化為事實。所以,記憶體驗是歷史的根基所在。“對于我們,歷史乃是回憶,這種回憶不僅是我們諳熟的,而且我們也是從那里生活過來的。倘若我們不想把自己消失在虛無迷惘之鄉,而要為人性爭得一席地位,那么這種對歷史的回憶便是構成我們自身的一種基本成分。”(20)

                         

                        歷史數字化的意義何在?歷史數字化吻合歷史從認知策略轉向記憶策略這一趨勢,并且促成這一趨勢形成。呂森闡明了歷史研究正在經歷從認知策略過渡到記憶策略的變化,他指出,歷史研究已經失去了其基本的認知原則,而記憶原則開始成為塑造人類認同、指導人類活動的原則。記憶話語的出現正在瓦解歷史學的認知結構。法國歷史學家利科更是為這一轉向奠定了形而上的根基:歷史不是發端于檔案,而是證言。”(21)歷史事實的基礎在于歷史體驗,而歷史體驗最核心的是記憶體驗。由此,記憶表現為歷史的根基所在,歷史事實可以看做是記憶的外化

                         

                        數字技術的出現能否促成第三代歷史哲學的范式的出現?答案是存在著一定的可能性。把第三種范式理解成思辨范式的復興,這一表述不是很恰當,這似乎是黑格爾辯證邏輯在歷史哲學領域中的表現,由于其形式空洞而缺乏足夠的說服力,我們更愿意從數字范式的角度去理解這一變化。在傳統的歷史哲學中,思辨范式、分析范式的確立基礎是思辨、分析,都屬于方法層面。而數字技術本身就是一種新的、合理的方法。既然是一種合理化的方法,成為范式表達就有了一定的合理性基礎了。所以,歷史數字化所帶來的是記憶的復活,而這恰恰吻合數字技術所帶來的變化:一種基于體驗的變化。而在數字時代,記憶發生了什么?理清這個問題有助于理解這一變化。

                         

                        注釋:

                         

                        ①A.Souter,etc.edited,Oxford-Latin Dictionar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p.799.

                         

                        海德格爾:《演講與論文集》,孫周興譯,三聯書店2005年版,第172頁。

                         

                        ③“信息技術主要偏重信息內容的管理與處理。大數據技術實際上是在信息技術基礎上的更進一步發展,而且偏重管理、經濟、金融領域。數字技術除了上述含義之外,還有更深的形而上學含義:其一是與畢達哥拉斯的數字理念相關;其二是與身體體驗密切相關。

                         

                        ④⑤(10)(12)(13)(14)(21)Paul Ricoeur,Memory,History and Forgetting,translated by Kathleen Blamey and David Pellauer,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4,p.168,p.170,p.169,p.166,p.178,p.178,p.147.

                         

                        ⑥⑦(16)(18)(20)湯因比等:《歷史的話語——現代歷史哲學譯文集》,張文杰編,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28771761151頁。

                         

                        ⑧(19)Trwin Edman,selected and edited,The Works of Plato,The Modern Library,1956,p.324,p.323.

                         

                        德里達:《論文字學》,汪堂家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456頁。

                         

                        (11)Alessia Ghezzi,etc,eds.The Ethics of Memory in a Digital Age——Interrogating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Palgrave macmillan,2014,p.12.

                         

                        (15)需要澄清的是,根據柏拉圖的觀點,文字的出現不利于記憶,它僅僅是一些圖像,但有利于回想。所以,口語到文字的過程是記憶喪失的過程。利科描述的從口語到文字的轉變是記憶的外化過程。但是,基于這兩種觀點都可以得出:歷史研究的基點是與口語、文字相關的記憶體驗。事實上,柏拉圖所說的記憶是指意識的能力或回想的行為,所以當書寫文字出現以后,這種能力自然會受到削弱;而利科所說的記憶是指內容的保存,書寫文字的出現相比口語能夠更好地保存內容、信息,保存的方式也從大腦、內在轉移到外在。從這個角度看,歷史與記憶的關系就變得非常有意思了。從能力或者行為看,歷史與這種能力沒有關系,因為斯人已逝;唯獨與內容有關系,被記住的內容構成了過去,書寫文字就成為過去內容的表征。“記憶是歷史的起點”這一觀點主要是從內容而言,也就是符合利科的觀點。但是當前口述歷史的崛起在某種程度上是彌補了這塊缺陷或者說從體驗角度論證了這一觀點。

                         

                        (17)A.Souter,etc.edited.Oxford-Latin Dictionary,Oxford Universicy Press,1968,pp.10961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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