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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學理論 【字體:

                        張江:評“人人都是他自己的歷史學家”——兼論相對主義的歷史闡釋

                        作者: 文章來源:《歷史研究》2017年第1期 更新時間:2017年08月29日

                        摘要:美國歷史學家卡爾·貝克爾的著名口號“人人都是他自己的歷史學家”,是當代西方史學理論由實證主義轉向相對主義的標識性宣言,代表的是絕對的相對主義歷史觀。貝克爾錯誤地處理事件與事實、記憶與事實的關系,通過分割客觀歷史與主體對客觀歷史的認識而拋棄客觀性,認定歷史是想象的歷史,形成絕對的相對主義理論惡果。歷史是事實,不是想象;歷史是關于國家、民族以至人類社會發展大勢及一般規律的事實與確證,而非碎片化的個人經歷和記憶。歷史大勢由三個方向構成:決定或影響歷史進程的事件;人類及民族社會的生存狀態;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對歷史的實證研究必不可少,但歷史研究的根本意義是把握歷史大勢、發現歷史規律,為當下人的行動指明未來。歷史的伸張是事實的伸張、規律的伸張。歷史的強制闡釋背離歷史事實,顛覆事實基準,以前置立場和模式,對歷史作符合論者前置結論的闡釋。湯因比的歷史文明體系模式、以既定的場外理論強制粗暴地對歷史本體的研究、以文學話語強制歷史真實,是強制闡釋歷史的主要表現。對任何場外理論的應用,都要有限度規約。必須清醒辨析文學性的歷史文本和歷史性的文學文本。強制闡釋的歷史不是歷史。

                         

                        關鍵詞:歷史相對主義/貝克爾/湯因比/歷史闡釋/強制闡釋

                         

                        人人都是他自己的歷史學家,是美國歷史學家卡爾·貝克爾的著名口號,是當代西方史學理論由實證主義轉向相對主義的標識性宣言。作為美國歷史學會主席,他在1931年歷史學大會上的主席致辭,產生了深刻影響,推動當代西方史學理論走上了一條絕對的相對主義道路。今天,我們重新討論和辨識這個口號,表達一些對現代西方相對主義歷史觀的基本看法。

                         

                        一、歷史是事實,不是想象

                         

                        歷史不是事實而是想象,這是貝克爾講演中最具震撼力的核心思想。為什么歷史不是事實,而是想象?貝克爾認為,歷史作為說過和做過事情的記憶,事實本身是不會說話的,如果歷史學家不把歷史事實加以整形而能重新陳述那就是把人類經驗的一切意義剝奪干凈,事實也將不復存在。同時,因為歷史僅僅存在于前人留存的文字陳述之中,并且只能在這種陳述文字中取得一種可以兌現的存在,它就一定要隨著用來傳達它們的文字而變異,因此,歷史只能是已經消逝的事件的一種想象的重建。再進一步,既然是想象,那么它就是屬于個人所有的一種東西”。這種想象的、創造的歷史,是個人經驗的一種人為伸張,“勢必是事實和幻想的動人的混合物,是對真實事件的一種神秘的附會”。這種附會是“從他個人的經驗里塑成,以適應他實際的或情緒上的需要,并且把它盡可能地好好加以修飾來適合他審美的口味”。簡言之,貝克爾的歷史,是想象的歷史,歷史的書寫屬于創作藝術家的自由,沒有必要對歷史事實做認真的小心求證,完全可以根據自己的經驗、意圖、口味,任意修飾和伸張事實,使歷史成為克羅齊所說的“活著的歷史”、“當代的歷史”。

                         

                        毫無疑問,貝克爾的歷史觀是一種絕對的相對主義歷史觀。無數文獻證明,相對主義的歷史觀古已有之。但是,到貝克爾這里,又向極端的謬誤大大地跨進了一步。也就是由正確的相對觀,即肯定事物相對性的正當意義,轉換為無限的流動性、異變性是一切物質和精神現象的本質特征;時間的相對性、歷史的相對性、人的認識及其能力的相對性等,皆被無限伸張。絕對地排斥和否定一切確定性、穩定性,衍化為絕對的相對主義。歷史是想象的歷史,正是這種絕對的相對主義的理論惡果。現在的問題是,貝克爾是怎樣得出這個結論的,他的邏輯依據又是什么?這要從他對歷史的定義說起,這個定義就是:“歷史是說過和做過事情的記憶”。貝克爾還清晰地說明,他的歷史定義,是經過對歷史本質的考察,把歷史簡化到最后的結論。歷史為什么是記憶?從邏輯上看,其根據和推理,有以下三條線索。

                         

                        第一,歷史的兩種形式。貝克爾認為,人們所說的歷史,由兩種形式構成。一種是實際存在的歷史,也就是歷史上發生過的一切大大小小的事情。小到某先生買煤付賬,大到希波戰爭中的馬拉松之戰,這些事情都是一度發生過的實實在在的一系列事件,這種歷史是絕對的和不變的,不管我們對它怎樣做法和說法,它是什么便是什么。哪怕就是我們不知道它是什么一回事,甚至一無所知,從某種最根本的意義來說,這些事件構成了歷史。另一種歷史,是我們所肯定并且保持在記憶中的意識上的一系列事件,也就是所謂記憶的歷史。這種歷史是人為的,口口相傳的,以及留在文本上的歷史。記憶的歷史是“我們所能作為觀察或試驗的唯一客觀的真實乃是事件遺留下來的某種物質痕跡”,我們從這里“推論”出過去的歷史事件是什么,“肯定該事件過去是如此如此”。

                         

                        第二,兩種歷史的三種關系。其一,事件的歷史與記憶的歷史是關聯的。這兩系列事件或多或少是相應的,我們的目的便是求這種相應盡量確切。貝克爾承認,記憶是對事件的記憶,事件留存于記憶中,歷史研究應該努力使記憶與事件本身一致,或盡可能一致。這是他承認有客觀存在的歷史事件所應有的結果。其二,事件存在的事實,不能獨立于人的記憶之外,只能存在于人的記憶和意識當中,也就是說,歷史的事件實在發生了,但它們轉瞬消失,這些事件存在的事實又該如何保留下去?在我們看來,只存在于我們所肯定并且保持在記憶中的那意識上的一系列之中。”也就是說,無論以什么形式留存的歷史,都是主觀努力的結果。事件只能留存于意識之中,并且由意識而傳導和遞進,形成記憶的歷史。其三,事實的記憶是變化的,沒有確切的事實。事件的存在是絕對的,但是,“單憑記憶是靠不住的”。同時,歷史事件本身既不能被后人所親歷,亦不可被重復,更無法加以檢驗。因此,事件的事實認定“老是跟著知識的增加或精煉而變化的”,隨著人的認識和需求的變化而變化,讓“歷史在意識里復活”。這里的歷史當然是事件的歷史。

                         

                        第三,歷史是知識。歷史是記憶的定義,以及兩種歷史的關系,決定了歷史是知識。貝克爾自己說:我用歷史這個名詞,意思是指歷史的知識。歷史既然是人的記憶,記憶構建文本,這個歷史的文本及文本的歷史,當然積累為知識。但是,知識本身并不是自然的實際歷史過程,而是人的思想的創造,是人對這個自然歷史過程的記憶和理解,且知識本身是不斷豐富和擴大的,人們對歷史的記憶只能老是跟著知識的增加或精煉而變化。也就是說,盡管歷史的事件客觀存在,而且不可改變,但是,人們對歷史事實的認知卻是不確定的,所以,就沒有可以確定的事實可言,更沒有可以確定的信史可言。一切都將因人、因時而不斷變化,只要是有用,歷史就是人人都可以解釋,且任何解釋都同等有效。用貝克爾的話說:“這便是為什么我不得不把歷史和歷史知識等同起來”。知識的相對性決定了歷史的相對性。

                         

                        對以上貝克爾有關歷史的定義及其認證,應該如何辨識與評論?我們認為,在貝克爾的認知和論證中,核心是錯誤地處理事件與事實、記憶與事實的關系。

                         

                        首先我們要注意,在貝克爾那里,事件與事實是有區別的。事件是絕對存在的,而事實則是記憶的結果。貝克爾承認歷史事件的存在,承認事件獨立于人的意識而客觀發生。但是,作為一個實實在在的事件,它已經消逝了因為我們永遠不能使它們復活,永遠不能直接對它們加以觀察或試驗,所以,對歷史事件的認知基本上是盲目的。對此,貝克爾指出了三種情況:一是,其中的絕大部分我們是毫無所知的,甚至不知道它們曾經發生過;二是,有許多我們只能知道得不完全;三是,甚至我們認為我們已確實知道的少數事件,也永遠不能絕對予以肯定”。第三種情況尤其令人不安,我們對歷史的真相不僅知之甚少,就是常常自以為知道的,其實也無法印證,完全可以視為并不知道。因此,對事件的認知,完全是主觀生成的,是根據“書寫的文本”作出的“推論”,是憑據歷史文件來推論事件的事實。事實因此而與事件有了本質的差別。這就生出對事實源頭的質疑:文本就是人主觀生成的產物,在這個產物中,已經貫徹了生成者的價值立場和情感意志,可能與事件的真相大相徑庭。后人依據文本推定事實,同樣是主觀的認識過程,而非實際的“復活”與直接的觀察和試驗,可以說是“主觀復主觀”的結果。如此而生成的對于事件事實的認定,“肯定該事件過去是如此如此”,當然就是主觀上“保持在記憶中的意識上的一系列事件”,而非客觀的實際的事件的事實。同時,“對歷史學家說來,正如普通人一樣,記憶中事件的形式和意義,好象物質對象的體積和速度,將隨觀察者的時間和空間而發生差異”,經過時間的淘洗,人們終究會認識到,不是歷史通過歷史學家來說話,而是歷史學家通過歷史說話。歷史是根據人的主觀需要而“伸張”的,是根據新的發現而被否定的。貝克爾還提出,歷史“單靠記憶是不夠的”,我們必須更多地去檢索和考證文件,“借以發現必要而尚在未知之數的種種事實”,可我們遇到的不幸是,“這些文件卻給我們種種矛盾的報道”,使我們對事件的認知,對事件真相的確認發生混亂,這就需要一種記憶力的“人為的伸張”,“在他思想上構成一幅經過選擇的一系列歷史事件的圖畫”,形成他對歷史事實的認定。由此,貝克爾定論,所謂對歷史事件的事實認定,只能是主觀的,是任由人的意志而主宰的。這就是貝克爾區分“事件”與“事實”的目的所在,要害所在。

                         

                        對此,我們的辯駁是,從事件與事實的關系上說,歷史上發生過的事件,不論其大小,有意義還是無意義,它本身就是事實,是發生并存在且后人無法更改的事實。伯羅奔尼撒戰爭、孔子著述、法國大革命、蘇聯解體……都是確實發生過的物質或思想進程,是被認定和稱作歷史的事實。在這個事實的基礎上,當事人留下證據和記錄,后來人發掘和考辨,依據所得信物,有限程度地認定事實,承認事實,歷史成為歷史。對歷史事實的認定,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后人要根據新的發現和證據,不斷地修正對事實的確證,最終讓事件的事實記述成為信史。貝克爾苦心創造的與事件相區別的事實,本質上是普通人和歷史學家對歷史事件的解釋或理解。這些解釋和理解與事件事實的關系,大致可以分兩種,一種是符合事件的事實,對此,我們不加討論。另一種是遠離事件的事實,甚至歪曲了事實。貝克爾主張和強調的正是這種情況。我們同意,作為對歷史的不同理解,貝克爾欣賞的事實,可以用來表達他們對歷史的感悟和認知,可以用于他們對未來的預測,但是,這已不是歷史事件的事實,不能用這種理解的事實代替歷史,或者虛無歷史。

                         

                        從記憶與事實的關系上說,記憶是不是事實?首先要肯定,因為是前人的事、過去的事,留在文物、傳說、文本上,成為后人的認知對象,后人通過上述遺物而承接對歷史的認知,從這個意義上說,歷史是記憶。從詞源上考察,記憶是什么?從貝克爾所用的Memory一詞看,原始印歐語中的詞根mer,意思是去記住,在梵語、希臘語、古代波斯語、北歐的古諾爾斯(the Old Norse)等古老語言里,都有這個詞根變形衍生出來的詞。現代英語中的memory直接來自拉丁語“memoria”,意思是記憶,記得;記住事情的能力從漢語言文字考察,“記”者,疏也;“疏”者,通也,分疏而識之也。③《康熙字典》舉《禮·王制》“太史典禮執簡記”為“記”之義項。所謂“執簡記”,意為“國有禮事,則豫執簡策,記載所當行之禮儀”。④這可以證明,禮儀之所在,執記為憑,無禮則無記。由此可以確定,無論英語還是漢語,記憶本身沒有絲毫想象的語義;記憶是對事實的記憶,不是想象;記憶的基礎是事實,對于發生過的事實而言,事實是第一位的,記憶為次,記憶是且僅是事實發生當時及以后的記載和回憶。沒有事實,無所謂記憶;離開事實,記憶的合法性會受到質疑。貝克爾本人也承認,“每個人在這樣創造他自己的歷史時,卻受到種種限制,如果超越,就可能受到懲罰。這些限制乃是他的伙伴們所規定的。如果人人都能十分單獨地生活在毫無限制的天地里,那么他可以在記憶中自由地去肯定并保持任何異想天開的一系列事件,從而創造一個稱心如意的假象世界。”⑤人能單獨地生活在毫無限制的天地里嗎?肯定不能。那么,對歷史事件的事實的想象,就只能是一個假想的世界了。假想的世界不是真實的歷史。因此,“歷史是想象”以及“歷史是事實與幻想的混合物”的主張,是沒有根據的。

                         

                        現在需要辨別的是,作為記憶和想象的歷史,與歷史知識是不是相等或相似?歷史知識是什么?更重要的是,貝克爾把歷史事實等同于知識,用意在哪里?如貝克爾所說,事件是歷史,對事件的記憶與事實認定是歷史知識,那么知識是什么?構成知識的要件都有哪些?想象的歷史或歷史的想象,可以作為知識進入人類知識系統嗎?應該承認,知識是人類認識的成果和結晶,系統的科學知識是知識的高級形態,這種高級形態的知識,以概念、判斷、推理、假說、預見等思維形式和范疇體系實現自身。正確的知識觀,是從實踐的社會性來了解知識的本質,把社會實踐作為一切知識的基礎和檢驗知識的標準。無論什么知識,只有經過實踐檢驗,證明是科學地反映了客觀事物,才是可靠的知識。知識借助一定的語言形式,可以交流和傳遞給下一代,成為人類共同的精神文化財富。⑥按照這些要件來辨識,貝克爾所謂“想象的歷史”,可以成為知識,但不能進入人類知識系統。其一,想象不是理性的邏輯思維形式,想象不能以概念的形式經過判斷和推理而實現自身;其二,想象本身具有大量虛構的成分,在沒有形成對事物的準確認識以前,難以通過社會實踐的檢驗而被證明科學地反映了客觀事實;其三,既無符合邏輯規則的科學形態,又不能經過實踐證明自身,那么,就難以進入人類知識系統并交流和傳遞下去。因此,我們判斷,想象的歷史不是知識,起碼不是具有歷史繼承性和不可逆性的知識。同時應該指出,所謂知識,還有一個突出特征,就是它的漸進性和增長性。也就是說,知識不是封閉的、停滯的,而是不斷發展變化的。在這一發展過程中,人的主觀能動作用和創造作用,推動知識在實踐基礎上,不斷地由量的積累到質的飛躍。這種處于辯證運動的知識,給人以錯覺,以為知識就是可以隨意更正和主觀臆指的。貝克爾把想象的歷史比作知識,就是利用了這個特點,企圖以無邊界的想象替換知識的流動和進步,為想象歷史、以個人經驗伸張歷史提供根據。我們的結論是:歷史研究的科學成果是歷史知識,想象的歷史與歷史的想象不是知識。

                         

                        總之,與許多歷史相對主義者一樣,貝克爾走入絕對的歷史相對主義,在于他通過分割客觀歷史與主體對客觀歷史的認識而拋棄了客觀性,最終選擇了主體對客觀歷史的認識并將其認定為唯一的歷史。歷史史學當然不是一回事。但是,史學源于歷史,以客觀的歷史事實為研究對象,因而本質上不可能是想象的歷史,更不可能是創造性的想象的歷史。正如羅素所說:甚至從最純粹的藝術觀點來看,除非歷史學家盡最大努力來保持對事實的忠實,否則歷史就不值得稱贊。”⑦貝克爾作為專業歷史學家,他對客觀歷史事實的忠實程度,是需要質疑的。

                         

                        二、歷史是大勢,不是碎片

                         

                        為證明自己關于歷史的定義,貝克爾虛擬了一個普通人,并以他實際生活中的具體事件為證明,闡釋歷史不過是說過和做過事情的記憶。由此,普通人的生活記憶也是歷史,盡管貝克爾強調這只是他自己的歷史。我們注意到,這位先生沒有名字,是貝克爾強調的那個人人當中的任意一位。但正因為如此,這位人人便具有了廣泛的代表性,其他的任何人都可以替代。進而,貝克爾的命題便先天具有一般和普遍的意義。但核心問題是,這個人人的記憶及其獲取記憶的方式是不是我們所認識的歷史,是不是歷史的真實面目。對此,還是應該通過對貝克爾文本的細讀,作出深入細致的分析,以真正理解貝克爾的本來用意。這個分析可以從三個方面入手。

                         

                        其一,歷史如何生成。貝克爾筆下的普通先生,在一個早晨懵懂地醒來,斷續記起了昨天寫字間里說過做過事情的一個景象:通用汽車公司股票跌落,早上十點鐘舉行會議,下午四點半打高爾夫球,以及被貝克爾先生稱之為其他種種同樣重要的歷史事件。更需要關注的是,這位先生在喝咖啡的時候,對一件說過和做過的事情陷入遺忘狀態,他著惱于此,但并不氣餒,而是翻開自己口袋中的記錄本,細心考察一番,最終看到如下記載:“1229日付史密斯煤炭賬,20噸,1017.20。于是,一連串的歷史事件便在他心上活躍起來。這種活躍讓他想象了一幅圖畫,這個圖畫的景象是:“自己在去年夏天到史密斯店里定了20噸煤炭,史密斯的送貨車開到他家里,值錢的煤炭向地下室的窗口傾瀉,冒出灰來。”⑧根據這幅圖畫,貝克爾先生判斷,普通先生買煤的事件是一個歷史事件,盡管沒有歷史上的重大事件那樣重要。對于普通的人人而言,這就是歷史,歷史就這樣生成,并成為被考證且可信的歷史。歷史是說過和做過事情的記憶,被生動地闡釋出來。

                         

                        其二,歷史如何考察。歷史事件是過去的事件,這些事件要成為歷史,并為后人所了解和信任,單憑記憶是靠不住的。對于靠不住的記憶,我們該如何面對?普通先生的腦海里連帶生出另外一幅歷史圖畫:1229日,他到史密斯的店里去付夏天買煤的賬,史密斯先生卻表示疑惑和意外,他也認真核查賬目,告訴普通先生,你定煤是不假,但你要的煤我這里沒有,于是把定貨轉到勃朗的煤店,是勃朗先生給你送的煤。普通先生的記憶和想象有誤。由此,他趕去勃朗的店里弄清原委。勃朗查賬,證明此事為真,普通先生才正式付清本本上記載但實際去向有誤的煤賬。最后,在當天晚上,以收到“勃朗正式開來的爐煤20的發票為節點,歷史事件的記憶,或者說是記憶的歷史最終成為信史。貝克爾認為,因為這位普通人已經做了所有涉及歷史研究的種種基本動作,他檢查了文件,并且為了避免錯誤不得不把原文作一批判的比較借以發現必要而尚在未知之數的種種事實,因此,他可以是一位歷史學家。在貝克爾的歷史觀里,歷史的考證與批判就是如此展開并結束的。

                         

                        其三,歷史如何伸張。什么是歷史伸張?貝克爾既沒有定義,也沒有具體說明,但從他對普通先生買煤付賬過程的描述看,其伸張是指,從時間的意義上說,對歷史事件的記憶,成為今天活動的根據,記憶把過去與當下緊密聯系起來,影響并決定著未來的行動,一切歷史便如克羅齊所言,成為當下活的歷史經過這種記憶力的伸張,激活過去,決定當下,直指未來。貝克爾總結說:當付賬前的所有歷史考察都已滿意地做到了,這位普通先生便準備開始記憶力人為的伸張。其實際載體是,在他思想上構成一幅經過選擇的一系列歷史事件的圖畫,也就是從史密斯那里定購煤炭,史密斯把定單轉給勃朗,勃朗送煤炭到他家里的記憶的圖畫,這位普通先生采取了未來的行動,他能夠并且也確實去付清了賬單。記憶在前,行動在后,記憶決定未來,歷史延續為今天的、當下的歷史。“把昨天說過做過的種種事情拉在一起,并且同他現在的知覺和明天要說要做的種種事情聯系起來。”這種對時間、空間的伸張,昨天說過做過的事情與當下認知、與未來行動的聯系,聚集了所謂歷史的全部要素,事件和記憶成為真正的、對當下有意義的歷史。

                         

                        以上的細讀似乎有些瑣碎,但十分必要,舍此無法深入辨析和理解貝克爾的歷史觀。據此,我們提出如下觀點。

                         

                        第一,歷史是大勢。什么是歷史?我們認為,歷史是關于國家、民族以至人類社會發展大勢及一般規律的事實與確證。普通人的日常經歷,如果不能對歷史過程發生影響,也不能見證歷史進程,那就只能是他自己的歷史。貝克爾設計了一個普通公民的日常事件,此事件本身完全是虛構的,但是具有普通人日常生活的真實意義。以時間度量,它完全是一個過去與完成時態,這就具備定義歷史的基本要素。同時,它是一系列具體的人的活動,是一個具有主觀意識和物質行為的實際過程,這也為定義歷史提供了內容上的根據。另外,這個具體的活動以記憶的形式存留于世,由此,定義歷史的要素得以圓滿。貝克爾的歷史定義:“說過做過事情的記憶”,似乎無懈可擊,但正因如此,我們要對這兩種歷史——如果每個普通人的日常經歷也硬要叫做歷史的話——作出如下區別:我們命名前者為“大歷史”、后者為“小歷史”。貝克爾的問題是,他經常悄無聲息地偷換概念,以后者替代前者,把小歷史的存在狀況和表現形態強制到大歷史之上,制造錯覺,混淆性質,讓頭腦不那么清醒的人相信,這兩種歷史具有同樣的性質和意義。

                         

                        我們認為,作為人類社會發展一般規律的科學,歷史記錄的是發展大勢,是歷史規律的探索和確證,而非碎片化的個人經歷和記憶。所謂歷史大勢是指,有核心人物或人群引領、廣大民眾參與的重大社會活動,以及由這些活動所作用的人類社會的發展進程;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群體社會,在一定時期內的生存和活動狀態;這些活動和狀態由歷史學家所記錄與印證,并以此為基礎,揭示或闡明其中包含的一般規律,用以指導人類或相應群體的未來活動。簡而言之,歷史大勢由三個方向構成:決定或影響歷史進程的事件;人類及民族社會的生存狀態;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把歷史定義為“說過和做過的事情”,并規約為記憶,實際上歪曲了歷史,起碼是大歷史的本意,為相對主義進而是虛無主義制造了借口,讓歷史成為任人驅使和奴役的婢女。

                         

                        從這里說起,必然還要再作兩重分析。一是普通人說過做過的事情,為什么進入不了歷史,怎樣才能進入歷史。首先,從我們對歷史定義的要求看,大歷史的概念,其內涵與外延都是文本的歷史、書寫的歷史,也就是作為確證的知識,進入人類知識系統的歷史,而不是一切事實的歷史、一切事件的歷史。對這兩者的區分,法國歷史學家亨利伊雷內·馬魯有過很好的分析。他指出,黑格爾曾經用拉丁語來表達,把Resgestae(發生的事情)本身,從historia rerum gestarum(發生事情的歷史)區分出來。法國人亨利·科爾班則設想用Histoirehistoire加以區別,大寫的那個字代表實在,是有血有肉的人曾經生活過的過去;小寫的那個字代表歷史學家用艱苦的勞動,努力重新組織起來的微不足道的映象按照這個標準,貝克爾所定義的說過做過的事情并不是歷史學家的歷史,而是實際存在的活動,是歷史構成的基本要素,要上升為歷史必須經過選擇和錘煉,以能否影響社會歷史進程、能否見證歷史進程為標準,決定它是否進入歷史。普通先生買煤的經歷,不滿足以上兩類約束條件,因此,它應該作為曾經發生過的事件存在,但不能進入文本的歷史,這個事件的發生與存在毫無歷史意義。其次,從知識的意義上說,“說過和做過事情的記憶”可以全部成為知識,并為人類或相當規模的群體所認可接受嗎?貝克爾把他說的歷史作為知識,或者說從知識的意義上說歷史,其目的是借用知識構成的主觀性和內容的流動性,來證明記憶就是歷史。他的論辯方法給人錯覺,以為所有可以留下的個別記憶都是歷史和知識。這是對知識的扭曲和誤解。個別的記憶,無論如何真實可靠,如果沒有歷史意義,它就不被認可為知識;無論它有何意義,如果沒有經過檢驗被證明可靠,它也不被認可為知識。所謂知識,在馬魯看來,不是貝克爾所謂由人類主觀意志所左右的、沒有確定客觀界限的個人記憶,而是“扎實的、真正的知識”,“歷史正是以這種知識來同將會是、也同已經是關于過去的錯誤的或捏造的、不真實的描寫相對立的”,盡管他知道這種真實性的歷史知識或許只是一種理想,但是,他堅持“歷史總該是為接近于真實而作出的最嚴肅、最有步驟的努力的結果”,是一種“科學地構成的過去的知識”。(11)這與貝克爾的歷史的知識概念,即一種經過重新設計、新加染色來迎合利用它的人的所記得的事情的不穩定型式(12)是完全對立的,從而確定了歷史知識的可靠意義。

                         

                        第二,歷史研究的目的,是歷史發展規律的考察,而非技術的簡單展開。歷史是過去發生的事情,歷史事實依靠各種記憶方式來保存,時間的流淌對記憶的損蝕與時俱增,不可阻擋,恰如貝克爾所言:時間是人的敵人日復一日,時光踏著渺小的腳步蠕蠕而來,而所有我們的昨天便漸漸退縮而模糊起來。同時,我們也要承認,無論何種記憶,都經過記憶人的主觀選擇,他的立場、價值以及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的對歷史事實的理解,決定了他對歷史的記憶。對歷史可靠性產生質疑是合法的人類理性的進步。特別是在對歷史事實的理解和闡釋上,不論我們可以怎樣去正確地確定歷史‘事實’,但事實本身和我們對于事實的種種解釋,以及我們對于我們自己的解釋的解釋,跟著人類向未知的將來行進,就會有不同角度或比較不明顯的看法。”(13)因此,對歷史事實的考察,在考證甚至考古的意義上對細節、碎片的技術考察,是歷史研究的起點和基礎。這就涉及歷史研究本身的性質。歷史的清白依靠事實的確定。沒有事實作依據,一切推論和想象都是妄憶。歷史資料的可靠是記憶得以客觀化的根據。我們不否認在具體的歷史考證中,萬千細節的復雜交錯,時間與空間中輾轉傳播、錯記、誤記以至主觀故意的篡改,幾乎是難以避免的常態。但是,歷史事實總是在的。貝克爾自己也言之鑿鑿:“在所有過去的時間里,確實發生過一系列的事件;不論我們是否知道它是什么一回事,這些事件從某種最根本的意義上來說,就構成了歷史。”(14)因此,在歷史研究中,事實的考證無疑是第一位的。在這一點上,貝克爾應該同意我們的觀點。他關于單憑記憶是靠不住的論說,以及對普通先生買煤付賬過程歷史文本細致考證的描述,就是明證。我們歷來堅持,對歷史的實證研究必不可少。世世代代,由專業技術人員組成的龐大隊伍,為揭示歷史事實真相付出了巨大努力。巴魯說:我們曾經致力于證明我們的對象的存在,這是由歷史學家一類的技術專家隊伍進行探索的人類文化的一個部門;我們的材料出于公認的有能力的專家們的有效的實驗。對于這樣一種材料的真實性是不能有所懷疑的:這個歷史學家的隊伍,在這一方面確確實實具有一種嚴格的方法學的傳統,這種傳統,對我們西方人來說,始于希羅多德和修昔的底斯,一直繼續到,我們說,費爾南·布羅德爾。”(15)但是,現在我們的疑問是,歷史研究——從它的目的和結果來說——僅僅停留于此嗎?如果歷史研究的意義僅停留于對歷史事件的記憶,歷史學作為一門學科的存在將如何可能?

                         

                        歷史研究不僅僅是對事實的細節及碎片的挖掘,也不僅僅是對事件記憶的鞏固與刷新。它的根本意義是把握歷史大勢、發現歷史規律,為當下人的行動指明未來。如果歷史僅僅是事件本身的記憶,歷史學僅僅沉浸于記憶的發掘,哪怕你是專家,付出再大辛苦,歷史對歷史的評價將是,這還算不上是歷史(16)起碼不是好的歷史;歷史對歷史學家的評價將是,這不是歷史學家,起碼不完全是歷史學家。對前者,歷史的知識應該凌駕于那些瑣屑事件的細微末節之上……而代之以一種井井有條的看法。不論這種井井有條的看法是否正確,是否有意義,是謬誤還是真理,抑或兩者相互混雜,但是,這種努力總是必要的,是歷史學應該給予我們的歷史啟示。更何況它要求“這種看法顯示出一些一般的線索,一些可以被理解的方向,顯示出一些因果關系或目的論的一系列事件,顯示出含義、價值”。對后者,它的要求和愿望則是,“歷史學家不能滿足于一種如此瑣碎、如此浮泛的影象;他想知道,他謀求知道比他所研究的那個時代的一輩人所不知道和無法知道的多得多的‘底細’”。(17)這個底細不是瑣碎的記憶,不是個人的技術的感受,而是大勢,是線索,是意義和價值。如果做不到這一點,甚至不能領悟這樣做的重要意義,那么,你只能是“不完全的歷史學家”,“是一些做準備工作的人或實驗室里的年輕女助理員,而還不是真正的學者”。(18)在馬魯看來,歷史學家不能是普通的技術工作者,就像今天我們在田野考察現場所聘用的普通工人,也不能是僅能做一些技術性工作的博士和博士后。歷史研究是思想的研究,是規律的研究,是人類發展進步大勢的研究。

                         

                        在這個方面,不能不說克羅齊和柯林武德要比貝克爾高明一些。克羅齊主張歷史與編年史的本質差別,歷史主要是一種思想活動,編年史主要是一種意志活動。一切歷史當其不再是思想而只是用抽象的字句記錄下來時,它就變成了編年史(19)柯林武德繼承這個立場,強烈反對剪刀加漿糊的歷史,主張對歷史學來說,所要發現的對象并不是單純的事件,而是其中所表現的思想。發現了那種思想就已經是理解它了(20)由此可見,柯氏是反對表面化、浮泛化、碎片化的歷史表述的。他主張在歷史表象的背后,去尋找現象發生的原因,而這個原因,就是歷史人物進行自己的活動并成為歷史事件的思想。于是,歷史就是思想史;歷史學家的任務,就是要研究歷史事實背后的思想,據此解釋歷史事實。從事實出發,又回到事實,這頗有一些循環闡釋的色彩,但這種循環是經過思想論證、經過史學家反思的高級循環,是對歷史現象的反思,對史學家歷史研究的反思。在柯林武德看來,這種經過反思的歷史才是真正的歷史,才是真正的歷史研究。相對于貝克爾把歷史說成記憶,柯氏指出,記憶不是歷史,起碼不是歷史學,直接的記憶和記憶的集合,只能是“剪刀加漿糊的歷史”。柯氏認真指出:“記憶和歷史學之間的不同是,在記憶之中過去單純是一種景觀,但在歷史學中它卻是在現在的思想之中被重演。”(21)我們認為,柯氏不滿足于歷史表象的簡單重述,而是努力去找到現象背后的歷史動因,這是應該肯定的,符合歷史研究的目的和本意。同時,我們也要追問,僅僅找到現象背后的思想動因,并因此而定義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就能夠找到歷史發展的根本動力和規律嗎?如果僅僅停留在所謂思想史的推演上,就真的能做到柯氏所希望的那樣:當他(史學家)知道發生了什么的時候,他就已經知道它何以要發生了(22)顯然不能。我們一定要問:思想又是如何產生的?為什么這個人在這個時候產生這樣的思想?歷史發展的動力最終產生于何處?

                         

                        在這個問題的回答上,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是科學的、徹底的。毫無疑問,歷史是人的實踐活動,人又是有思想的人。但是,這個人,不是處在某種虛幻的離群索居和固定不變狀態中的人,而是處在現實的、可以通過經驗觀察到的、在一定條件下進行的發展過程中的人(23)如果說人的主觀愿望或者說思想決定了歷史活動,而這個思想卻是社會物質生活的產物,是他所生活其中的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發展過程的產物,相對于這個過程而言,人的思想依然是歷史生活的表象;停止于這個表象,仍然還是剪刀加漿糊的歷史。真正的歷史動因不在思想,而在生生不息的人類物質生活之中,在生產力的客觀發展過程之中。“每一歷史時代主要的經濟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以及必然由此產生的社會結構,是該時代政治的和精神的歷史所賴以確立的基礎,并且只有從這一基礎出發,這一歷史才能得到說明。”(24)這個說明的邏輯順序是,只有把人的思想歸結于社會關系,把社會關系歸結于生產關系,把生產關系歸結于生產力,自然的歷史過程才成為可能,歷史才最終成為科學的歷史,歷史學家才能科學地描繪出這個能動的生活過程,歷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還是抽象的經驗主義者所認為的那樣,是一些僵死的事實的匯集,也不再像唯心主義者所認為的那樣,是想象的主體的想象活動”。(25)應該說,是歷史唯物主義找到了把握歷史大勢、揭示歷史規律的有效武器。

                         

                        第三,歷史如何伸張。貝克爾的伸張是玄妙的,但如我們上面的分析所判斷,他的歷史伸張就是要表達克羅齊的一個思想,即一切活的歷史都是當代史。研究歷史不是為了發思古之幽情,在歷史事件的記憶中消磨歷史。歷史研究,或者如貝克爾所說記憶歷史,目的是與將說將做的事情的預期攜手共行,使我們能就每人知識和想象所及,獲得智慧,把一瞬即逝的現在一刻的狹隘范圍推廣,以便我們借鏡于我們所已做和希望去做的,來斷定我們正在做的事情(26)我們認為,一般地說,這個提法是正確的,與我們的口號古為今用很有一致的地方,但核心是如何來用,用的基礎和根據是什么,怎樣用才符合歷史學理論的科學要求。對此,我們有以下兩個基本判斷。

                         

                        其一,伸張是事實的伸張。從古至今,無數事件和事實構成實在發生的歷史,但是,并不是所有事情在一切時間和空間中發生同等的作用。從時間向量上說,越久遠的時間,其記憶就越淡薄,記憶扭曲與變形也越劇烈。特別是代際關系上的間隔,對歷史的感覺與敏銳,因為時代不同而差別愈大;喚起歷史記憶,也就是所謂的歷史伸張,其障礙和阻隔與時間成指數增長。在以世紀計算的漫長視野里,縱然最最驚天動地的事件,在后代人的眼里,勢必無可避免地黯然褪色成為原形的蒼白的復制品,因為當每個接踵而來的時代退向遙遠的過去時,便要喪失其本身垣赫一時的某種重要性和以前屬于它們的某種迷惑力量。”(27)從空間向量上分析,歷史活動是在確定的空間中展開的。不同民族在廣闊但卻疏離的空間中創造自己的歷史,造成各民族歷史的巨大差異,歷史的記憶是民族的記憶。不同民族之間的交叉記憶,因為差異與陌生,而對其他民族歷史的感悟與理解無疑將產生深刻分歧。同時,我們承認,對歷史的理解和闡釋并不是簡單的模仿,闡釋本身包含著前見的影響,更重要的是,歷史學家的主觀立場直接決定著闡釋的方向與結果,正如普通人一樣,記憶中事件的形式和意義,好象物質對象的體積和速度,將隨觀察者的時間和空間而發生差異”。(28)但是,歷史的伸張,必須是事實的伸張,是以事實為依據的伸張,而非想象的伸張,歪曲的伸張。要把死的歷史變成活的歷史,要用新的歷史取代舊的歷史,只是而且只能是對事實的新的理解和闡釋,不是篡改事實。激活歷史,事實是基礎;事實不會說話,但歷史學家說話一定要憑據事實,憑據歷史上實際發生過的事情,而不能由任何人去任意想象。貝克爾所主張的在想象中重新創造作為他個人經驗的一種人為伸張的歷史,那種所謂勢必是事實和幻想的動人的混合物,是對真實事件的一種神秘的附會的判斷,應該得到糾正。在這一點上,貝克爾本人的理論訴求,與他實際操用的歷史方法是完全矛盾的。在他看來,普通先生要解決買煤付賬的問題,是很實際、很物質的歷史過程;完成這個過程,普通先生要核對自己的記錄,店家要核對賬本,真金白銀交付店主,最后落實在付款收據的實在到位。這個歷史活動和考證的過程,是事實和幻想的混合物嗎?是對真實事件的神秘附會嗎?顯然不是。普通先生買煤付賬的歷史伸張,是事實的伸張。

                         

                        其二,伸張是規律的伸張。對此,貝克爾以及20世紀西方主流學派都是悲觀的。在主席致辭中,貝克爾沒有更明確地表達對這個問題的看法,但是,他的歷史定義已經表明,作為一種記憶以及對記憶的伸張,本身就否定了歷史規律性的存在。從他認為我們應該作為一種對我們的解救,來拋棄無所不知,來承認每一代人(包括我們自己這一代)都要、并且不可避免地一定要憑本身被限制的經驗,去了解過去和預估將來,也明確透析了他對歷史規律的否定立場。尤其是他諷刺說時間的流逝對永久貢獻和那種放諸天下而皆準的哲學說來,是不幸的(29)其內心主張已經是堅定不移了。在這個問題上,更有代表性的是波普爾的觀點。他的《歷史主義的貧困》從多個方面論述他對歷史規律的存在以及科學探索的否定態度,被看作西方當代歷史理論的重要代表。但是,無論怎樣否定地消解,歷史發展的規律是“有”的,是“在”的,科學的歷史預見被實踐反復證明。這種歷史觀的分野,從歷史到底是什么,歷史何以可能,以及其他同層次的原點問題開始,不僅歷史唯物主義對其他各種主義的錯誤歷史觀做出了鮮明的批判,確立了科學的歷史觀及其方法論,就是20世紀西方歷史理論發展中,對此也有諸多不同觀點,呈現深刻的對立與分歧。

                         

                        沃爾什的學說就是一個典型。盡管他突出地強調,歷史學家至少在表面上一點也不關心預言,因為歷史學家思想的全部定向都與科學家的不同,不同在于歷史學家首先是關懷著過去所個別地發生的事,而科學家的目的則是要總結出普遍規律。但是,他又提出,對一個國家或一種運動進行歷史的研究,就會確實使我們處于一種更好的地位可以預測它的未來。對此,他生動地加以補充:比如說,一個對德國歷史了解得很多的人,至少在某些方面可能比對德國歷史全然無知的人更有條件談論德國在將來大概會是怎樣發展。由此,他作出判斷,歷史學家也許不是預言家。但是他們卻常常處于一種要做出預言的地位”。他一方面明確,“至少并沒有任何歷史學家是把要獲得那種真理作為他的主要目標的”,但又認為湯因比是一個例外,指出:“湯因比不只是把所有的歷史都作為他的領域,而且他還把自己的探索從過去伸展到未來,而且揚言要宣告‘西方文明的前景’”。(30)美國歷史學家J.W.湯普森也說:除了至今還遵守作家的目的在于記述而不在于裁決這句古代格言的狹隘學派的歷史家以外,一般人都同意歷史家的崇高職責就是闡明問題。”(31)這些都很清楚地證明,無論歷史學家怎樣設計自己的目標,無論他們怎樣地懷疑和否定史學認知的作用,有一點可以肯定,對于客觀歷史而言,它的自然歷史進程,是被其自身所塑造的一般規律支配的;歷史研究本身自然蘊含著對規律的探索及對未來的預言,無論你喜歡還是不喜歡,自覺還是不自覺,這一點是逃也逃不掉的。盡管貝克爾本人苦苦掙扎,但他還是要承認,“換言之,說過做過事情的記憶(不論發生于我們貼近的昨天抑或人類久遠的過去),是與將說將做的事情的預期攜手共行,使我們能就每人知識和想象所及,獲得智慧,把一瞬即逝的現在一刻的狹隘范圍推廣,以便我們借鏡于我們所已做和希望去做的,來斷定我們正在做的事情”。(32)這里的將說將做的事情的預期是什么?這里的借鏡于”“已做和希望去做的又是什么?似乎不需要再去糾纏他對這個問題的話語辯白了。

                         

                        三、強制闡釋的歷史不是歷史

                         

                        歷史闡釋中的強制闡釋現象,古已有之,但在當下更加盛行,幾乎成為歷史闡釋中的惡疾。我們的分析說明,將歷史視為一種想象的產物,是屬于個人所有的一種東西,其要害就是為任何人及任何意圖闡釋歷史提供了借口。因為想象可以虛構,可以好好加以修飾來適合他審美的口味;將歷史看作記憶力的一種人為伸張本能地從擴大當前經驗范圍的沖動里產生出來,歷史就可以根據個人記憶的需要,人為地制造歷史,以主體的經驗為基點隨意搭配和解釋歷史,歷史闡釋完全為闡釋者的主觀意志所左右,歷史記憶和知識成為意志的證明。至于在技術或者說敘事技巧上,將歷史看作故事并“運用所有文藝的技巧”,“從中推論出一種完美的意義”,為了這個意義,闡釋者將所有藝術手段統統調用起來,任意編造故事,迎合及實現闡釋者的完美企圖。總而言之,一如貝克爾所說:“歷史學家所寫的歷史,像普通先生非正式形成的歷史一樣,是真相和想象的一種便利的混合物,也就是我們通常分別稱為‘事實’和‘解釋’的一種便利的混合物。”如此,歷史的客觀性被完全消解,主觀的、想象的、意志的歷史,將“歷史的歷史……成為‘新歷史’的一部記載”,(33)其真正原因就在于此。因為歷史事實和規律,并不完全甚至是基本不符合諸多闡釋者的愿望和企圖,史學研究中的強制闡釋就成為必然。由此,我們展開以下討論。

                         

                        第一,強制闡釋的概念說明。其核心要點是:背離歷史事實,顛覆事實基準,以前置立場和模式,對歷史作符合論者前置結論的闡釋。所謂背離歷史事實是指,闡釋者對歷史的闡釋離開了歷史事實,對歷史事實做事實意義以外的話語發揮,這些話語可以離開事實而獨立存在,無須依賴事實而發生。歷史事實只是闡釋者實現闡釋意圖的借口和腳注。所謂顛覆事實基準是指,闡釋者對已達成的歷史共識以背向闡釋,這些闡釋,是政治的、哲學的、種族的、個體的意志訴求,刻意背離人類及民族長期鍛造的共同價值。所謂前置立場是指,闡釋者的站位與姿態已預先設定,闡釋的目的不是為了歷史的研究與探索,而是要表達和證明立場,且常常是非歷史的立場。其思維路線是,在展開闡釋以前,闡釋者的立場已經準備完畢,并依據立場確定闡釋標準,從事實擇取到結論認證,都圍繞和服從前置立場的需要展開,事實服從立場,而非立場服從事實。所謂“前置模式”是指,闡釋者用預先選取的確定模板或方法框定事實,以為模式和模板可以沖壓一切歷史,并據此作出理論上的指認。理論和闡釋不再是對歷史的說明和理解,而是歷史對理論和闡釋的證明。所謂“前置結論”是指,歷史闡釋的結論產生于闡釋之前,闡釋的最終判斷不是在對歷史事實的實際分析和邏輯推演之后產生,而是在切入歷史事實之前就已確定。闡釋不是為了認識和澄清歷史,而是為了指證和伸張結論。闡釋只是按圖索驥,為證實結論尋找根據。這方面的例子很多。我們僅以湯因比對中國古代歷史的闡釋為例。

                         

                        眾所周知,湯因比的歷史研究,特別是對文明演進與發展的研究,是有其確定模式的。這個模式是他建立龐大歷史文明研究體系的核心。首先,他將全部人類文明劃分為26個模式,提出在每個文明內部,都具有相同的演變階段。他認為,任何文明在實現從興起到滅亡的全部過程中,都有三個因素發揮著作用,這就是作為舊社會最后階段的一個統一國家;在舊社會里發展起來的而轉過來又發展了新社會的一個教會;以及一個蠻族英雄時代的混亂入侵。在這三個因素中,教會的作用是最重要的。在文明和國家發展與衰落的三個階段中,教會既屬于過去又屬于未來”。湯因比最終沒有逃脫西方中心論的影響,頑固地堅持,他所說的歷史上曾經生存和發展的26種文明中,只有一個——西方文明——現在也許還活著,而其余的則不是全死就是半死,中國的文明就是其中的一種。盡管事實上,他看到了許多與他的理論完全相悖的事實,譬如,有許多文明,如果根據他的說法,早就該死掉了,可是在它們已經衰落以后,又存在了幾百年,甚至幾千年,它們今天還活著,甚至還活得很有力量。為解決這個問題,湯氏就創造了一個文明僵化的理論,用以縫補其漏洞百出的僵化理論。他以希臘城邦國家的興盛和衰亡為根據,說明他理論的正確,并將它作為一種基本模式,普適于世界歷史上所有的文明與國家。

                         

                        在《歷史研究》中,湯因比這樣解讀中國歷史:其一,中國古代文明是26種文明中的一種;其二,這個文明從公元九世紀起就處于僵化的狀態中,一直到今天;其三,大乘佛教是中國古代社會的統一教會,是今日遠東社會的蛹體,其作用等同于西方國家的基督教會,并且,只有大乘佛教才是破解古代中國社會的唯一鑰匙。(34)很明顯,湯因比對中國古代歷史的闡釋是荒謬的。從根本方法上看,對26種文明模式的分類,柯林武德的批評是:他的整個規劃實際上是一個精心安排并貼上標簽的鴿子籠規劃,好把現成的歷史事實納入其中。”(35)對中國文明從唐以后到20世紀30年代,我們有充分的事實證明,雖然歷盡苦難和艱辛,中國古老文明仍在創造和前進著,康乾盛世就是明證。孫中山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中國共產黨人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成為中華民族歷史上生動活躍的光輝篇章。中華文明并沒有像他預言的那樣繼續僵化和衰亡下去。新中國的建立,改革開放的偉大進步,使古老中國煥發蓬勃青春,創造著美好未來。至于所謂大乘佛教說,湯氏硬把中國戰國時期這一所謂母體時期根本就不存在的大乘佛教創造出來,并將其拼湊到秦統一中國前后的歷史當中,以大乘佛教作為考察中國歷史演變的主導線索,就更加荒誕不經。有學者指出:“在中國歷史上,從來不曾有哪一種宗教曾建立起什么大一統的教會,不曾發生過像西羅馬帝國滅亡那樣的歷史事件,也不曾有過被視為‘黑暗’時期的‘中世紀’。”(36)還有學者指出:在中國,大乘佛教即使在鼎盛時期也不曾戰勝儒、道,形成一枝獨秀的局面。”(37)在中國歷史的演變發展中,大乘佛教不可能發揮像基督教那樣的作用。湯因比的文明論學說,被美國學者索羅金判為原罪,這個罪過在于,那座巨大的建筑物建筑在比所謂一片散沙還不如的基礎上(38)

                         

                        我們認為,湯因比的錯誤,不僅是在他基本理論的疏漏上,任何理論都可能有所疏漏,更要害、更根本的是他的闡釋立場和方法上的錯誤。我們可以贊成,古希臘文明和城邦國家的興衰,抑或符合他的文明理論;西歐早期國家的演變與發展抑或也可作如此分析。但是,任何真理多跨一步就是謬誤。用既定的理論模式普遍沖壓全部歷史,并企圖讓歷史服從和認證理論,就一定要轉化為自身的對立面。湯因比對中國歷史的分析,是有前置立場和模式的,這個立場和模式在他分析和闡釋中國歷史發展事實之前就已經確定。正是在這個立場推動下,他以僵化的模式僵化地裁剪歷史,讓歷史服從理論。在他的闡釋框架中,理論是剛性的,歷史不符合理論,就一定要修正歷史,而非修正理論;為證明理論的正確,可以歪曲以至虛擬歷史,將歷史強制于理論框架之中。對此,在歷史研究、且不僅在歷史研究中,我們可以理解和寬宥研究者理論上的疏漏與缺陷,但是,對研究者所操作的強制闡釋的方式卻很難接受。特別是在事實與理論相悖的情況下,不是勇敢地修正理論,讓理論服從事實,而是虛妄地修正歷史,以至有目的地篡改歷史,讓歷史符合前置的立場和理論。所謂闡釋的結論不是生于闡釋完成之后,而是生于闡釋之前,貫徹于闡釋之中,讓事實服從結論,證明結論。對此,英國歷史哲學家W.H.沃爾什說:(湯因比)對于具體的歷史形勢細節的解說,也常常得不到這些領域內的專家們的贊許,人們常常說他或多或少是在歪曲事實來適應他的理論(39)也可謂一語中的。以此例為證,我們對強制闡釋概念的定義,應該是清晰和精準的。

                         

                        第二,強制闡釋的一個基本特征和重要根源,是簡單搬用歷史學理論以外的其他理論強加于歷史研究。在討論當代西方文藝理論領域強制闡釋問題時,我們曾經提出,強制闡釋的一個重要根源就是場外征用,即文學場外的非文學理論的征用,深刻地改變了當代西方文論的發展走向和格局。一方面我們強調了各學科之間的碰撞和融合已成為歷史趨勢跨學科交叉滲透是充滿活力的理論生長點(40)另一方面,我們也辨識和分析,所謂場外理論的強暴征用對文學理論的扭曲和傷害。同時,我們看到,同類問題在20世紀的歷史學研究中同樣存在。費弗爾提出:“新歷史學必須從文字檔案和由文字檔案造成的限制中解放出來”,“廣泛吸收其他學科——地理學、經濟學、社會學和心理學——的發現和方法”,(41)以全部重寫過去的歷史。毫無疑問,這些新的觀念和方法,擴大了歷史學研究的領地,推動歷史學研究取得巨大的成就。但是,無可避免的是,以既定的場外理論強制對歷史本體的研究,特別是無限制地征用場外理論,簡單粗暴地強制闡釋歷史,也給歷史學帶來難以彌補的傷害。歷史心理學的興衰可以證明這一點。

                         

                        對歷史人物作科學的心理分析,判斷和度量歷史人物的心理對其歷史行為的影響,是有一定道理的。修昔底德早就認為,歷史解釋的最終關鍵在于人的本性。這已經包含了肯定心理作用的傾向。德國近代歷史學家蘭普雷希特企圖以社會心理學的原理來說明社會進化的規律,他堅持說,歷史本身什么也不是,只是應用心理學。因此,要想得到對歷史的真正解釋,我們必須指望理論心理學給我們線索”(42)特別是20世紀20年代以后,弗洛伊德及其弟子榮格的心理分析理論稱霸各方,歷史心理學的興起和泛濫就是必然。“1970年以后,心理歷史成了一種時髦”,這種時髦集中表現為“強調個別人物的行為和決策,以及他們的精神狀態具有決定性的重要作用”,(43)把歷史發展的動力與趨勢,定點于個別人物的心理素質和傾向上,歷史的研究必然滑向謬誤。譬如,有人用心理分析方法,重新認識希特勒,分析希特勒發動法西斯戰爭的心理原因及表現,自覺或不自覺地把戰爭根源、把法西斯的反人類罪行聚焦于希特勒的個人心理,甚至為希特勒的罪行辯護制造了借口,得出背離人類共識的結論。很明顯,如此反歷史的歷史研究,不可能為學界所認同,更不能為人類的道義和共識所認同。此類所謂心理歷史學,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時髦,到80年代就迅速衰敗,前后不過10年時間,其中原委可見一斑。有人認為,這個方法的主觀隨意性明顯,與其他學科理論的應用相比較,可靠性較低。德韋勒說:簡言之,對歷史現象的心理學研究并不能有效地推動歷史科學的進步,除非是將其用于分析與心理學密切相關的事實。”(44)也有人認為,對歷史人物的心理分析,說到底是一種個體分析,是用某個或某些人的心理活動來解釋歷史運動,其重大的危險是不顧場合地使用心理學的普遍概念——例如自卑情結、抑制、下意識、內傾——作為解釋歷史的原理(45)如此這般不顧宏觀模式、只靠微觀數據而得出的誤導性結論”,(46)就是用碎片化的個體分析取代整體化的歷史運動,其偏執和狹隘在所難免。

                         

                        借助心理學方法擴大歷史理解的視野和范圍是合理的,但是,企圖以此重新解釋全部歷史,顛覆已被實踐證明的歷史共識,不是科學的態度。歷史計量學派的得失也可以證明,盲目征用場外理論,簡單搬弄數學與統計方法重新解釋歷史,同樣難有前途。

                         

                        比如對19世紀美國南北戰爭歷史的評價,無論這場戰爭有多少缺點,無論它造成多少損失,有些甚至是不必要的難以估量的損失,但是,歷史對它的評價總體上是正面的、積極的,其歷史進步意義是不能否定的。因為內戰的勝利最重要的還是千百萬黑人奴隸的勝利,其艱難困境本身就是戰爭的主要原因之一。戰爭誕生了亞伯拉罕·林肯劃時代的《奴隸解放宣言》,以及隨后的憲法第十三修正案,規定徹底廢除蓄奴制。戰爭鼓勵千百萬奴隸真正解放自己,拋棄主人,求助聯邦陣線——甚至參加聯邦軍。雖然自由奴隸的前景還不容樂觀,但350萬曾經為奴的男女在戰后變成了自由人”。(47)美國歷史上的第16任總統亞伯拉罕·林肯因為為廢除奴隸制而進行的堅決斗爭,因為成功領導南北戰爭奪得勝利,馬克思曾親自執筆發出賀信給予贊揚:如果抵抗奴隸主勢力是你第一次當選的謹慎的口號,那末,你再度當選的勝利的戰斗口號就是:消滅奴隸制度。”(48)

                         

                        然而,歷史過去了近二百年,從A.康拉德和J.梅依爾1958年發表的《內戰前南部奴隸制經濟學》一文,(49)1974年該學派的兩位權威福格爾和恩格爾曼所寫的著作《苦難的時代:美國奴隸制經濟學》,我們可以看出,歷史計量學派在美國內戰前的南方奴隸制研究上做了不少文章,但是,又得出了什么新的結論呢?奴隸制并非是一個由那些對經濟利益漠不關心或者無法關心的種植園主所維持的非理性制度當南北戰爭到來之際,奴隸制作為一種經濟制度表現出前所未有的強大,并表現出持續鞏固的趨勢規模經濟、有效的管理以及對勞動與資本的密集使用,使南方奴隸制農業比北方家庭農場的生產效率高35平均意義上說,黑人農奴比自由的白人農業工人更加勤奮和高效奴隸的物質生活水平(不包括心理層面的)優于產業部門的自由工人對奴隸的剝削率比我們通常認為的要低得多南北戰爭前的南方經濟不但沒有停滯,相反增長迅速(50)如此數量分析和定性判斷,盡管研究者打著反對種族主義、為黑人奴隸填補歷史文化空白的旗號,而且也確實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南北戰爭后黑人生存環境不斷惡化的史實,但實質上,對南北戰爭的歷史定論給出了一個顛覆性的判斷。按照這個數量分析,讀者自然會想到南北戰爭是不應該發生的,北方對南方的勝利是一種倒退,起碼是經濟上的倒退,奴隸制不應該被廢除,因為奴隸制似乎是相對先進的社會生產力。實踐證明,不僅這個歷史判斷是錯誤的,而且這種計量分析方法也很難說是科學的、有前途的。對此,英國歷史學家羅德里克·弗拉特,一位歷史計量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就在自己有關歷史計量方法的專門論著中指出:“確有那么一些質量不高的計量歷史,其中的證據被強迫劃入各種事先就決定的類別,另外,所使用的假設也是與歷史事實相違背的。”(51)

                         

                        何止是質量不高的計量歷史,問題的要害是,對任何場外理論的應用,都要有一定的限度規約。解決一個場外理論學科化的問題,需要把場外理論熔煉為本學科的實際方法,與學科精神和觀念緊密地結合起來,并在科學精神指導下,正確運用經過改造和煉化的理論開展學科研究,不能簡單地照搬、套用和模仿。我們要加倍小心,一個學科借用與之鄰近的學科的一種概念是正常的(例如生物學,當它研究關于冰川期植物或動物在某一個已知的原野中分布的情況時,就喜歡相應地談論歷史現象),但是,必須著重指出,把某一個經驗領域所構成的概念應用到不同的經驗領域里去,整個科學概念會逐漸失去它的有效性,而這種新的應用,也只有一種類比的性質,所以是有限度的。”(52)這是馬魯20世紀中期說過的話,至今仍然可以給人警醒。

                         

                        第三,以文學想象和虛構取代歷史實際,以文學敘事代替歷史描述,以個體云集的文學話語強制歷史。有兩個有關南北戰爭的文學文本值得一提。一個是瑪格麗特·米切爾的長篇小說《飄》。在這部小說里,作者深刻表達了自己對南北戰爭的理解和認識。她站在南方奴隸主階級立場,通過眾多人物的命運糾纏,描寫一個對北方佬無比仇恨、對南方奴隸制度無比留戀的亂世佳人的奮斗,表達她的歷史觀、價值觀。小說的文學性極濃,歷史性很強,諸多細節給人們留下深刻記憶。《飄》的發行量甚高,多種語言的文本產生了世界影響。另一個文本是美國南北戰爭時期士兵、新聞記者出身的小說家安布羅斯·比爾斯的著名短篇《空中騎士》(A Horseman in the Sky)(53)作者站在北方資產階級立場,表達他對戰爭的理解和認識。他寫出一對父子,因為理念和價值觀不同,參加了相互對立的軍隊。在戰場上,兒子擊倒了父親。開槍的剎那間,盡管他臉色蒼白,渾身顫抖,但是,腦海中升起父親的教誨:無論發生什么事情,你都要做你認為你的職責要你做的事情(Whataver may occur,do what you conceive to be your duty)(54)于是,他扣動扳機,父親應聲墜下懸崖。無論喜歡還是不喜歡,文學史定論,這是兩部堪為經典的作品,在美國家喻戶曉。但是,能不能依據這兩個想象與虛構的文學文本,對美國歷史上的重大事件給出歷史學意義上的判斷和結論?回答是否定的。對于前者,盡管我們高度肯定文本的藝術價值,但不贊成她通過想象和虛構所表達的歷史觀念。她對南北戰爭的否定性評價,不符合近代以來人類進步的主流共識。她對人類共識的反叛和顛覆是大膽的,但我們不會因為她的大膽,就隨聲附和肯定她。歷史是不可以歪曲和褻瀆的。對于后者,我們贊成作者的歷史觀點,贊成他對南北戰爭的正確認識和評價。但是,我們依舊不能視它為可靠的歷史文本,也不能據此對南北戰爭的歷史作出新的判斷。因為它是文學,是虛構,是想象,是審美,而非考據和論證。中國學者有如此評論:“《空中騎士》用詩一般的描寫,通過一家父子的生死決斗表達了美國內戰是怎樣一種新時代消滅舊時代的戰爭。”(55)這是文學批評家對文本的文學批評,不是歷史學家對歷史事實的考證。此文本可以讓我們對戰爭的殘酷和美國價值觀有新的認知,但對戰爭本身的歷史細節的挖掘,對戰爭歷史意義的思索,沒有任何作用。

                         

                        我們回到貝克爾,看他會怎樣認識這個問題。對此,貝克爾有多重表達。

                         

                        其一,對于所謂普通人的歷史記憶,他認為:仿佛具有一位創作藝術家的自由;他在想象中重新創造作為他個人經驗的一種人為伸張的歷史,勢必是事實和幻想的動人的混合物,是對真實事件的一種神秘的附會。”(56)對于專業的歷史學家而言,文學家對歷史的認知可以視為普通人了。瑪格麗特以她藝術家的自由,在她的想象中重新創造作為她個人經驗的一種伸張的歷史,其表達形式和載體就是小說《飄》,作為歷史學家的女兒,對于歷史研究的愛好,這個表達當然是事實和幻想的動人的混合物是對真實事件的一種神秘的附會。這完全符合貝克爾對歷史研究的定義,但是,貝克爾先生會認可瑪格麗特的小說是嚴肅科學的歷史文本嗎?在安布羅斯·比爾斯的短篇中,幻想和虛構更上層樓,兒子扣動扳機,父親騎坐在馬上憑空飄落而下,有人評論:“這個鏡頭集中而短促,然而作者卻給了它足夠的意義”,一個“莊嚴而惹人注目的騎士塑像”,“代表了即將為北軍消滅的南方的‘騎士時代’;而兒子是通過步槍的瞄準器里看到這景象的,又說明這是一場同‘騎士時代’的講規矩、講禮節的比武截然不同的新的、現代性質的戰爭”。(57)這是不是已經符合貝克爾的要求,應該是事實和幻想的動人的混合物對真實事件的一種神秘的附會”?然而,貝克爾能不能認可這是“最能適合他的利益的或最有希望滿足他的情緒的”歷史文本?

                         

                        其二,貝克爾說:歷史是一種想象的產物,是屬于個人所有的一種東西;這種東西是我們每一個普通人從他個人的經驗里塑成,以適應他實際的或情緒上的需要,并且把它盡可能地好好加以修飾來適合他審美的口味。”(58)那么歷史到底要以什么為最終目標?不是事實,不是真實,不是主觀認識與客觀的統一,而是審美,是審美口味的訴求與一致。如果歷史研究的任務是審美,我們來看美學批評的視角:景物描寫適應主題。父親的形象是被兒子和其他人從下面看到的,以天空壯麗的云彩為背景,顯得特別高大、突出,而他飄揚著長發騎馬朝著峽谷凌空奔馳的一景,更是賦予他以一種古典的、浪漫的氣氛。相形之下,聯邦軍官兵的言談舉止則是隨便的、平凡的、無詩意的,然而他們是勝利者,因為他們代表了一個不可抗拒的新時代。”(59)從藝術批評的標準說,這個批評是優秀的。以文本的敘事分析為憑借,為小說建構了難為常人所領會的深層意義,對文本所具有的政治與歷史意義以美學觀照,不是事實,不是真實,但是審美,是藝術家審美訴求的意象展開,應該符合貝克爾的歷史研究規范和希冀。但是,史學界會不會認可《空中騎士》是嚴肅的歷史學文本?

                         

                        其三,貝克爾祈禱:作為都是他自己歷史學家的人人,都能十分單獨地生活在毫無限制的天地里,那么他可以在記憶中自由地去肯定并保持任何異想天開的一系列事件,從而創造一個稱心如意的假象世界。對于專業歷史學家,貝克爾又認為:我們也就是那輩古代受人尊敬的部落的先知,也就是彈唱詩人、講故事的人和梨園子弟,也就是星相巫卜和僧侶祭司——這些歷代托付他們流傳有用的神話的人。”(60)以上兩個文學文本的作者,都是在記憶中自由地去肯定并保持任何異想天開的一系列事件,而且也真正創造一個稱心如意的假象世界;這個假象世界看起來那么真實,從微觀細節上證明著歷史;他們也真正是“講故事的人”,騎士從天空中落下,小說中的人物和現實生活中的我們都以驚愕的目光看著這位神話般的騎士和情景,由貝克爾的標準和渴望判斷,這應該是優秀的歷史想象了。然而,現實理論過程中,哪個學科的研究者會把這一切當作歷史文本來對待和處理?我們相信,所有的人都會說:這是小說,不是歷史。文本的書寫者是小說家,不是歷史學家。

                         

                        這一切應該如何評價和判斷?馬魯說:我們不要太過草率地把歷史學家同劇作家或小說家相比,因為歷史學家應該始終令人滿意地強調這種可理解性是真實的,而不是想象的,是可以在人類的過去的真實中找到其根據的。”(61)我們認為,這應該是一個比較好的回答。以想象和虛構制造歷史,前置立場和模式,對歷史作符合論者前置結論的強制闡釋,必須予以清醒辨析。我們要區別文學性的歷史文本和歷史性的文學文本。前者是有濃厚文學色彩的歷史事實的表述,在中國古代有《史記》,在西方古代有《歷史》。司馬遷不是游吟詩人,希羅多德不是僧侶祭司,而是嚴肅的歷史學家。他們的著作是歷史的真實記事。強制闡釋的歷史不是真實的歷史。

                         

                        注釋:

                         

                        ①1935年,卡爾·貝克爾出版一部文集,書名即命名為《人人都是他自己的歷史學家》。此書有據Quadrangle Paperbacks出版公司1966年重印版翻譯的中譯本(馬萬利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本文所引用的中文譯文出自王造時,見于田汝康、金重遠選編《現代西方史學流派文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258-279(作者名譯作卡爾·貝克)。為節省篇幅,凡引用貝克爾此文,如非必要,不再注出。謹此說明。

                         

                        參見“memory”詞條,https://en.wiktionary.org/wiki/memory.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95頁上、744頁下。

                         

                        張玉書等編纂:《康熙字典》,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第1149頁。

                         

                        卡爾·貝克爾:《人人都是他自己的歷史學家》,第267頁。

                         

                        馮契主編:《哲學大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1年,第1966頁。

                         

                        伯特蘭·羅素:《歷史作為一種藝術》,張文杰等編譯:《現代西方歷史哲學譯文集》,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4年,第132頁。

                         

                        卡爾·貝克爾:《人人都是他自己的歷史學家》,第262頁。

                         

                        卡爾·貝克爾:《人人都是他自己的歷史學家》,第266頁。

                         

                        亨利伊雷內·馬魯:《歷史如同知識》,田汝康、金重遠選編:《現代西方史學流派文選》,第77頁。

                         

                        (11)亨利伊雷內·馬魯:《歷史如同知識》,第72頁。

                         

                        (12)卡爾·貝克爾:《人人都是他自己的歷史學家》,第276頁。

                         

                        (13)卡爾·貝克爾:《人人都是他自己的歷史學家》,第277頁。

                         

                        (14)卡爾·貝克爾:《人人都是他自己的歷史學家》,第259頁。

                         

                        (15)亨利伊雷內·馬魯:《歷史如同知識》,第69頁。

                         

                        (16)亨利伊雷內·馬魯:《歷史如同知識》,第86頁。

                         

                        (17)亨利伊雷內·馬魯:《歷史如同知識》,第85頁。

                         

                        (18)亨利伊雷內·馬魯:《歷史如同知識》,第70頁。

                         

                        (19)貝奈戴托·克羅齊:《歷史學的理論和實際》,傅任敢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8頁。

                         

                        (20)R.G.柯林武德:《歷史的觀念》,何兆武、張文杰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第243頁。

                         

                        (21)R.G.柯林武德:《歷史的觀念》,第332頁。

                         

                        (22)R.G.柯林武德:《歷史的觀念》,第243頁。

                         

                        (2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5頁。

                         

                        (24)《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頁。

                         

                        (2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5-526頁。

                         

                        (26)卡爾·貝克爾:《人人都是他自己的歷史學家》,第266頁。

                         

                        (27)卡爾·貝克爾:《人人都是他自己的歷史學家》,第277頁。

                         

                        (28)卡爾·貝克爾:《人人都是他自己的歷史學家》,第274頁。

                         

                        (29)卡爾·貝克爾:《人人都是他自己的歷史學家》,第275277頁。

                         

                        (30)W.H.沃爾什:《歷史哲學導論》,何兆武、張文杰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3234166頁。

                         

                        (31)J.W.湯普森:《歷史著作史》上卷(第一分冊),謝德風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年,著者序言,第2頁。

                         

                        (32)卡爾·貝克爾:《人人都是他自己的歷史學家》,第266頁。

                         

                        (33)卡爾·貝克爾:《人人都是他自己的歷史學家》,第271275頁。

                         

                        (34)湯因比:《歷史研究》,曹未風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上冊,第171827頁;中冊,第189頁;下冊,第457468469頁。

                         

                        (35)R.G.柯林武德:《歷史的觀念》,第186頁。

                         

                        (36)郭圣銘:《湯因比的史學理論及其影響()》,《世界歷史》1979年第4期。

                         

                        (37)張和聲:《阿諾德·湯因比的史學觀》,《歷史研究》1988年第3期。

                         

                        (38)湯因比:《歷史研究》,下冊,第467頁。

                         

                        (39)W.H.沃爾什:《歷史哲學導論》,第163頁。

                         

                        (40)張江:《強制闡釋論》,《文學評論》2014年第6期。

                         

                        (41)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當代史學主要趨勢》,楊豫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第55頁。

                         

                        (42)J.W.湯普森:《歷史著作史》下卷(第四分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年,第585-586頁。

                         

                        (43)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當代史學主要趨勢》,第101103頁。

                         

                        (44)Georges Devereux,La Psychanalyse et l'Histoire:Une application a l'histoire de Sparte,Annales.Histoire,Sciences Sociales,20e Année,no.1,1965,p.23.

                         

                        (45)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當代史學主要趨勢》,第112頁。

                         

                        (46)Chalmers Johnson,Revolution and the Social System,Stanford,California:Hoover Institution Press,1964,p.25.

                         

                        (47)艾倫·布林克利:《美國史》,邵旭東譯,海口:海南出版社,2009年,第422頁。

                         

                        (48)《馬克思恩格斯論美國內戰》,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255頁。

                         

                        (49)Alfred H.Conrad and John R.Meyer,"The Economics of Slavery in the Ante Bellum South,"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66,no.2,1958,pp.95-130.

                         

                        (50)羅伯特·威廉·福格爾、斯坦利L.恩格爾曼:《苦難的時代:美國奴隸制經濟學》,顏色譯,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16年,前言,第X-XI頁。

                         

                        (51)羅德里克·弗拉特:《歷史學家的計量法導論》,田汝康、金重遠選編:《現代西方史學流派文選》,第219頁。

                         

                        (52)亨利伊雷內·馬魯:《歷史如同知識》,第80頁。

                         

                        (53)Ambrose Bierce,"A Horseman in the Sky," in Ambrose Bierce,Tales of Soldiers and Civilians,San Francisco:E.L.G.Steele,1891,pp.9-20.

                         

                        (54)Ambrose Bierce,"A Horseman in the Sky," p.12.

                         

                        (55)王佐良:《照瀾集》,北京:外國文學出版社,1986年,第182頁。

                         

                        (56)卡爾·貝克爾:《人人都是他自己的歷史學家》,第269頁。

                         

                        (57)王佐良:《照瀾集》,第192頁。

                         

                        (58)卡爾·貝克爾:《人人都是他自己的歷史學家》,第267頁。

                         

                        (59)王佐良:《照瀾集》,第192頁。

                         

                        (60)卡爾·貝克爾:《人人都是他自己的歷史學家》,第267271頁。

                         

                        (61)亨利伊雷內·馬魯:《歷史如同知識》,第8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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