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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學理論 【字體:

                        劉大勝:錢基博史傳創作的學術來源、貢獻和局限性

                        作者: 文章來源:《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1期 更新時間:2017年08月29日

                        摘要:以紀傳體為核心的史傳寫作,是中國重要的學術傳統。錢基博一直堅持史傳體例的創作,留下幾百萬字的學術成果。探討錢基博史傳寫作的學術來源、貢獻和局限性,有利于明晰其學術的得失利弊。綜合來講,其史傳有三個學術來源,分別是以《史記》為代表的紀傳體正史、韓愈等人的碑傳思想和方志中的人物志目。在學有根基的基礎上,錢基博通過體悟傳統文論和文法,文心中求史通,為學術界貢獻良多。傳統史傳有自身局限,一事散存于多人記述,很難完整呈現歷史的因果本末,錢基博史傳創作也未能避免。

                         

                        關鍵詞:錢基博/史傳/碑傳/文心/史通

                         

                        民國時期,學術界呈現著豐富多彩的面貌,求新與保守之間存在壁壘。錢基博是民國時期的著名學者,學貫四部,擅長集部之學,是傳統學術的繼承者和發揚者,一直堅守著傳統學術的核心理念,希望在繼承中有創新,對一味趨新提出尖銳批評。如何繼承傳統學術,如何建立現代學術,又如何實現二者之間的對接,直到現在還沒有得到很好地解決。重新反思這些學術上的根本性問題,不妨從探討民國學術人物的個案入手。

                         

                        錢基博的史學類和與史學類相關的著作基本都用史傳寫成,可以說史傳創作貫穿其一生,留下幾百萬字的學術成果,形成了鮮明的學術特色。按照類別劃分,錢基博的史傳著述可劃分為碑傳、志傳和文學史傳三個部分。碑傳部分包括各類傳記、行狀、銘表、祭誄、碑記等,集中收進《錢基博集·碑傳合集》和《錢基博集·潛廬詩文存稿》;志傳包括《江蘇省立第三師范學區人物志》、《無錫人物傳稿》、《常州學者傳》、《韓愈志》、《江蘇學風》、《近百年湖南學風》等,集中收進《錢基博集·江蘇學風近百年湖南學風》、《錢基博集·方志匯編》、《錢基博集·韓愈志韓愈文讀》;文學史傳包括多本文學史論著,集中收進《錢基博集·現代中國文學史》、《錢基博集·中國文學史》。

                         

                        從學術史上看,相關探討集中在《現代中國文學史》,多篇書評和專題論文對其特色,尤其是史傳特色有分析。少數論文對《近百年湖南學風》和《韓愈志》有探討。傅宏星主編的《錢基博集》中,多部書的《校訂后記》涉及史例、史法、學術來源及特色。在以往研究基礎上,細致全面地探究其史傳寫作的學術來源、貢獻和局限性,挖掘其源流發展和利弊得失,有著非常重要的學術意義。

                         

                        一、錢基博史傳寫作的學術源流

                         

                        錢基博的碑傳、志傳和文學史傳蘊含的學術思想植根于傳統學術,以《史記》為代表的紀傳體正史、韓愈等人的碑傳和方志中的人物志目是重要來源。錢基博正是在批判吸收這三種學術來源的基礎上,充分結合個人的創作實踐,提出了獨具特色的史傳理論。

                         

                        ()以《史記》為代表的紀傳體正史

                         

                        紀傳體是傳統史學體裁之一,由本紀、列傳、表、志等組成,以本紀和列傳為主體。本紀敘述諸帝行事,兼及一代軍國大事,具編年紀事性質;列傳包括世家、載記等名目,記載功臣將相、名賢碩學,以及少數民族、外國事件等。

                         

                        西漢史學家司馬遷以如椽大筆將黃帝至漢武帝之間的歷史訴諸筆端,融文于史,寓史于文,撰寫了享譽千載的《史記》。魯迅給予《史記》非常高的贊譽,稱其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東漢時,班固沿用紀傳體撰修斷代史《漢書》,其中漢高祖到漢武帝中期一段據《史記》筆削而成。西晉時,陳壽依然采用紀傳體著述《三國志》,分列魏蜀吳三志。南朝宋時,范曄沿用紀傳體撰修《后漢書》,文辭雅致,成為傳統學術中不可或缺的經典之作。《史記》、《漢書》、《三國志》、《后漢書》被稱為前四史,以紀傳體為核心的史傳成為傳統敘事的主要形式,深深影響了后來的文史發展。

                         

                        錢基博自幼耽習文史,不但終身精研司馬遷的《史記》,還在課堂上多次講授,發表很多與之相關的學術評論。他認為:蓋《史記》一書,內容豐富,昔賢有終身研誦,而不能盡其蘊者。如何閱讀《史記》,錢基博認為應該有一套方法:讀書欲得要領,貴乎能觀其會通。然欲觀其會通,必先分部互勘,非然,則以籠統為會通矣。”④錢基博的方法分為三類,分別是就研究義例讀就研究文法讀就研究文學讀,用這套方法教授學生。

                         

                        對《史記》亦文亦史的特點,錢基博也有一定評價:太史公《史記》不純為史。何也?蓋發憤之所為作,工于抒慨而疏于記事。其文則史,其情則騷也。”⑤“其意則楚《騷》之情兼雅怨,其體則史記之事該本末,而其文則《國策》之辭極縱橫,跌宕昭彰,獨超眾類。”⑥對其體例特征,錢基博有深入分析:司馬遷作《史記》,于六藝而后,周秦諸子,若孟、荀、三鄒、老、莊、申、韓、管、晏、屈原、賈生、虞卿、呂不韋諸人,情辭有連,則裁篇同傳;知人論世,詳次著述;約其歸趣,詳略其品;抑揚詠嘆,義不拘墟;在人即為列傳,在書即為敘錄。”⑦《史記》文史兼備,是史傳文學的經典之作,敘事簡省,文風縱橫,深得先秦諸子之長,尤其吸收了《戰國策》和《楚辭》的特色。《史記》為發憤之作,敘事中兼發感慨,這一點錢基博有明確認知。

                         

                        對前四史,錢基博從傳統文論的角度進行對比和分析。他把司馬遷和陳壽劃為一類,把班固和范曄劃為另外一類,認為前一類的成就較高:蓋《史記》于雄肆處運氣,班、范于整密處植骨,而《三國志》則于疏朗處見俊也。《史》、《漢》筆多用力,間有板重之習;而《三國志》隨意寫去,不衫不履,時多俊逸之句。”⑧就司馬遷《史記》和陳壽《三國志》來講,二者又有不同:史公筆意矜張,如《平淮書》、《貨殖列傳》等,能于極尋常事物寫其不尋常;陳壽筆意淡雅,如關羽、張飛、諸葛亮等傳,能于不尋常人物寫其尋常。前者衍而為唐宋八家之文,后者衍而為《世說新語》、《水經注》之作也。大抵時經西漢之雄肆,復經東漢之整儷,能文之士若陳壽者,則變而為平淡,蓋亦文之一張一弛耳。”⑨西漢文風雄肆奔逸,東漢文章整飭規矩,二者之間確有不同,三國文風轉為平淡,陳壽接續三國而來,確實與兩漢有不同。但一定說《史記》諸篇推衍出唐宋八大家,《三國志》推衍出《世說新語》、《水經注》,則并不是如此,《世說新語》、《水經注》和唐宋八大家之文均從前四史汲取資源。對其他正史,錢基博也有一定的研究。對于正史中的《儒林傳》和《文苑傳》,錢基博有批判、有繼承,對《儒林傳》繼承較多,對《文苑傳》批判較多。對《儒林傳》的繼承體現在建構獨特的文學史著述體系,錢基博講道:“《漢書·儒林》每敘一經,必著前聞以明原委;如《班書》敘《易》之追溯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范書》之必稱《前書》是也。是編亦仿其意,先敘歷代文學以冠編首;而一派之中,必敘來歷,庶幾展卷瞭如;要之以漢為法。特是規模粗具,而才謝古人。《漢傳》經師,人系短篇,簡而得要。仆纂文士,傳累十紙,詳而蘄盡。”⑩錢基博文學史傳寫作的一個重要學術源流是傳統正史中的《儒林傳》和《文苑傳》,受前四史影響最大。

                         

                        綜上所述,以《史記》為代表的紀傳體正史構成了錢基博史傳寫作的主體來源,這不但表現在對體例的繼承,也在于對文法的繼承。其中,對前四史的繼承較多,對整個正史也有通盤的學習和思考。

                         

                        ()韓愈等人的碑傳思想

                         

                        韓愈是唐代著名文人,反對魏晉以來的駢文,推崇先秦兩漢的古文,主張文以載道,與柳宗元同為唐代古文運動的倡導者,開辟了唐宋文章發展的新道路。韓愈留下大量祭文、碑志、行狀、表狀等碑傳類文章,對古代碑傳寫作有獨特貢獻,相關著述成為后世學人的必讀書目。

                         

                        自幼年始,錢基博就閱讀韓愈文章,對其作文之法體會較深,后不但在學校教授韓文講讀,且編撰《韓愈志》、《韓愈文讀》、《韓文讀語》等。在錢基博存世的一千萬文字中,包含大量傳狀、碑志、箴銘、哀祭等碑傳類文章,可以窺見其學習韓文的效果。正如馬厚文所說,能究韓文之閫奧,開選本之新途”(11)。《舊唐書·韓愈傳》中對韓愈的評價為《經》《誥》之指歸,遷雄之氣格。錢基博認為:二語推愈之意以為言,指歸本之《六經》,氣格融蛻兩漢;而所謂遷雄之氣格者,蓋遷之氣,雄之格也;逸氣浩致出司馬遷,奇字瑰句效揚子云,而貫之以孟軻之理。”(12)韓愈提倡古文運動,尊崇先秦兩漢文章,《史記》等傳統正史的寫作風格被吸收到個人創作中。

                         

                        錢基博在學習過程中,把韓愈文章分為學古之篇自創之格兩類,認為這是韓愈創作古文的兩種思路,因襲模仿而后自成一家,繼承中有創新,創新中有根基。學古之篇即那些學古之文,蹊徑未化者,錢基博認為必先觀其學于古有獲者,然后觀其不學古者之茹古涵今,亡有端涯,乃得窺其功力所至,而學有所從入”(13)

                         

                        在學有所得的基礎上,才可以進行自創之格,正所謂文章有所法而后能,有所變而后大”(14)。錢基博認為:“(韓愈文)大抵以沉浸醲郁,含英咀華為始事;以力去陳言,戛戛獨造為終事。而所不可及者,最在體簡詞足。他人挨次敘去,費許多說話;他只三數筆,四方八面俱到;其中一入一出,筆力嶄然,或突起,或突接,或直下,皆兀岸無匹;而莽蒼之勢,寓于其中,絕無詞費處。讀者須玩其高足闊步,邁往不屑之機。”(15)文風簡省,氣勢奔放,筆力千鈞,蒼勁有力,不虛發,不空泛,是韓愈文章的特征。這種共同的特征之下,韓愈前后階段的自創之格”又存在區別,比如前期鋒芒畢露,后期歸于平淡。正如錢基博所言:“其先后以所作之時為次;而年月不可考者,則以殿于末;亦有以意測識,而略為之次者;庶幾自少至老,文境之崢嶸極而歸平淡,可以略見端倪;所以極韓文之變也。”(16)

                         

                        相較于學古之篇,錢基博給予自創之格很高贊譽:觀其《平淮西碑》……模范《誥》、《頌》,故為樸茂典重,而無一字一句襲《詩》、《書》。《施先生墓銘》……仿佛崔、蔡,出以矜慎簡練,而無一字一句襲班、范,祇是融其氣格,而不襲其字句,含英咀華,所以不可及!”(17)學習古文精髓,自成一種特色,不僅僅襲其字句,是自創之格最重要的特征。

                         

                        在學習韓愈碑傳的過程中,錢基博亦秉承著由學古到自創的過程。青年時期基本處在學古階段,側重模仿。隨著體悟漸深,學術積淀和創作實踐漸廣,慢慢擺脫了模仿,進入自創階段。由模仿前輩名篇而成就個人自創之格,同樣走了一條學古之篇自創之格的道路。錢基博對韓愈文章尤其是碑傳文章的分析,以及其自身的學術歷程為后人提供一個可以借鑒的路徑。

                         

                        除了韓愈,錢基博對唐宋其他古文大家的碑傳也有體悟。如對歐陽修的碑傳文章評論道:碑傳之文,隨事曲注,而工為提掇,跌宕昭彰,大含細入,不矜愈之奇辭奧句。”(18)“韓愈碑志,蒼堅邁古,然文而非史。獨修據事直書,詞無鉤棘,不乖傳體,而可入史;特出筆雖坦易,而下語極矜慎。”(19)對三蘇、曾鞏、王安石以及元明清的碑傳大家,錢基博也曾細讀其著作而有所吸收,兼采多家優長而自成一體。

                         

                        關于碑傳的史學創作,錢基博基本上承襲韓愈,又充分借鑒其他名家,構成了個人史傳寫作的主要來源。碑傳屬于應用性文體,因人因事因時而有所不同,要求作者具備多種寫作才能。錢基博正是因為通覽歷代碑傳文章,寫作各種碑傳體裁才能收放自如。《文心雕龍·知音》曰,操千曲而后曉聲,觀千劍而后識器,此之謂也。

                         

                        ()方志中的人物志目

                         

                        方志中有專門的人物志目,寫作有一定的程式。無錫地區人文發達,鄉老耆碩有志于縣志修撰,一代一代延續下來。錢基博之前的最近一次修撰縣志是在光緒二年(1876),無錫知縣裴大中、金匱知縣倪咸生,教諭張云生、殷如珠倡導,秦緗業總攬其事,秦賡彤等26人協纂《無錫金匱縣志》,歷時五年完成。該縣志人物志目列于卷十八到二十九,分為世家、名宦(牧令、丞卒薄尉、倉使、教職)、宦望、儒林、文苑、忠節、孝友、行義、耆碩、隱逸、藝術(書畫、醫、琴弈、篆刻、歷算、術數、工繕)、列女、流寓、釋道等(20)。目錄瑣細,雜分多種,略顯駁雜。

                         

                        1918年,錢基博作為總纂主持修撰無錫縣志,留下大量討論方志體例的意見書、書函以及十一部方志專稿,即《無錫光復志》、《無錫識小錄補》、《吳江縣兵事志》、《無錫風俗志》、《無錫戶口志》、《無錫歷代兵事志》、《無錫警備志(·寇備)》、《無錫賦役志()》、《江蘇省立第三師范學區紀念人物志》、《無錫人物志稿》、《江蘇省立第三師范學校癸亥春季修學旅行指導書》。他批判繼承人物志目,以此為基礎構建出一套學術著述體系。錢基博對方志中的人物志目有革新:以循吏、鄉賢、列女、流寓四目賅之。”(21)雖然最終沒有成稿,但關于其中人物志目的修撰,錢基博一直沒有停止思考,也沒有放棄相關體裁的著述。

                         

                        在《江蘇省立第三師范學區紀念人物志》中,錢基博選取五類十人進行論述,分別是理學領域的顧憲成和高攀龍,地理學領域的徐霞客和顧祖禹,文學領域的張惠言和惲敬,藝術領域的倪瓚和惲壽平,近代科學領域的徐壽和華蘅芳。他的這種分類是于方志人物志目的變體,傳主選擇側重文化學術。

                         

                        《無錫人物傳稿》的寫作時間如今已不可考。該書是無錫縣志的一部分,與《江蘇省立第三師范學區紀念人物志》緊密相關。兩部書稿都有關于華蘅芳和徐壽的內容,核心內容一致,前一部書比后一部書詳盡,列有附傳,文字更為雅致遒勁。江蘇省立第三師范學區轄五縣,包括無錫一縣之域,擇取江蘇第三師范學區無錫縣內的人物,進行一定的豐滿與補充在情理之中。

                         

                        《江蘇學風》系列篇章建立在《江蘇省立第三師范學區紀念人物志》和《無錫人物傳稿》基礎上,通過紀傳體的寫作體例探討學風。其后撰寫的《近百年湖南學風》與《江蘇學風》是同一體裁。《現代中國文學史》的分類也是上述論著體系的順承發展。所以說,錢基博的史傳著述對地方志中人物志目有吸收、有繼承、有發展,有一條發展脈絡可尋。

                         

                        以《史記》為代表的紀傳體正史、韓愈等人的碑傳和方志中的人物志目是錢基博史傳創作的學術來源。三者之中,以《史記》為代表的紀傳體正史為根本。錢基博把韓愈文章分為學古之篇自創之格,高度贊揚自創之格。這里的自創之格并非形式和體例的自創,而是一種語言層面上的不因襲、不模仿、不復寫。同時,史傳寫作具有應用型特點,強調實際應用,也被錢基博繼承下來。

                         

                        二、錢基博史傳思想的貢獻

                         

                        中國古代文史不分,二者之間也會進行一定的轉化和促進。《文心雕龍》以參悟文心為基點,對傳統學術進行成體系而有新解的學術批評,可見由體悟傳統文論和文法亦可以通達傳統學術整體。《文心雕龍》后來被列為集部詩文評類的經典著作,為后世學人提供了一條以詩文評參悟學術的路徑。錢基博有專門研究詩文評的著述,集中在《錢基博集·后東塾讀書雜志》、《錢基博集·集部論稿初編》中。就史學領域來講,也可以從文心中求史通。即通過體會史學著作的文章作法,由文心而求得史傳寫作的真正貫通。由文心求史通是一種學術理念,直到民國很多學人還在運用,取得的效果不盡相同,錢基博在此方面達到了精微的境界。

                         

                        錢基博多次在大學教授《史記》,非常推崇其寫作手法,曾說:史公自序總括六藝百家之言,而余則謂《史記》文章,郁勃之情,得之《離騷》;雄肆之筆,本于《國策》;借古人之事實,抒自我之塊壘;沉郁頓挫,略同《離騷》;而諷議時政,則本《小雅》。所謂史書之體,而詩騷之文也。”(22)從詩文評的角度講,《史記》的郁勃之情、雄肆之筆、沉郁頓挫、諷議時政均承自先秦經典,亦文亦史,兼備文史特征。錢基博認為這與司馬遷所講的總括六藝百家之言,有相通之處。

                         

                        關于《史記》與《漢書》的區別,錢基博曰:惟遷文直而氣肆,固辭贍而裁密;遷寄微情妙旨于文辭蹊蹺之外,而固則情旨盡露于文辭蹊蹺之中。”(23)在引用《公孫弘傳贊》后,他再次論述《史記》與《漢書》的不同,“(班固)借公孫弘以綜敘一代人物,雖不如司馬遷之卓犖為杰,而和雅舂容,不大聲色而意度宏遠,亦非司馬遷之好奇負氣所有。特意盡于辭,無遷之微情妙旨!”(24)錢基博認為《漢書》有自己的文章特色,總體不如《史記》。這里對《史記》與《漢書》所做的對比,基本上是從文風、文意的角度出發。

                         

                        關于陳壽《三國志》,錢基博也有簡要的分析:壽則太史公之別子,而變之以簡雋也。”(25)“其文章不事雕飾而波瀾老成,一出一入,高簡有法;撰魏、蜀、吳《三國志》凡六十五篇。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于司馬遷、班固以外,自成一格。蓋史公短長相生,而出以雄肆;《漢書》奇偶錯綜,而求為雅練;壽志三國,雄肆不如史公,雅練亦遜班固;而不矜才氣,自然溫潤,平流躍波,曲折都到焉。馬遷意態雄杰,壽則體態閑暇,此其較也。”(26)在對比中闡發各自的文章特點,是詩文評的重要方式。錢基博認為陳壽繼承了司馬遷的文章特點,與班固風格不同。陳壽有不如司馬遷和班固之處,比如雄肆不如司馬遷,雅練不如班固,但是文風曲折溫潤,不矜己長,不輕人短,不逞才氣,獨有一番文章特色。

                         

                        對于范曄《后漢書》的寫作手法,錢基博也有深入的論述:世尤傳誦者,《皇后紀序論》、《宦官傳序論》、《逸民傳序論》、《二十八將傳論》;然細籀所作,平平敘去,腴暢有之;而排體貶跌宕之致,此班氏稍加典縟,而蒼勁不及。獨《左雄傳論》依仿《漢書·公孫宏傳贊》,抑揚爽朗,差似放縱。”(27)錢基博不但對《后漢書》做了深入的分析,而且把其與《史記》、《漢書》做對比:其為文章,奇偶錯綜,與班固同,然班固體密而氣尚疏,范曄偶勝而機則滯;班固《漢書》諸序論,思能入微,而才復足以籠鉅;而曄《后漢》諸序論,文欲放筆,而氣不足以運辭;一則杰然自樹質干,一則隤然不能振起。班固贍茂而能遒肆,其力勁;而曄整瞻而未駿發,其氣窳。衡厥得失,曄實愧班。”(28)錢基博認為范曄與司馬遷和陳壽有別,與班固風格相似,但二者之間又有不同,總體來講范曄不如班固。

                         

                        錢基博研究最深的是前四史,認為風格不同,《史記》、《三國志》與《漢書》、《后漢書》分別是一類,后者略遜前者,各以《史記》、《漢書》為高。同時對正史有通盤考慮,把二十四史分為兩類:若以文章衡廿四史,可分二派。如陳壽《三國志》……斯皆推本《史記》,文學史公也;余如范曄《后漢書》……斯皆追蹤《漢書》,文隸班固者也。前者辭體解散,于疏縱中見雄快,后者體裁綺密,于偶整中見凝練,此固《史》、《漢》文章之別,亦廿四史文章之兩大派也。唯《漢書》紀傳,體同《史記》;而班文整密,則異史公。”(29)章法、句法、文風是詩文評的重要內容。錢基博把二十四史分成兩類:“辭體解散,于疏縱中見雄快”,“體裁綺密,于偶整中見凝練”,分別衍自《史記》和《漢書》。這兩類文章風格構成了傳統史傳寫作的主體,綿延千載。就錢基博個人文風來講,則是“典重少姿致”,“務為抑揚爽朗”,“益以典雅古遒”(30),兼收二者之長,偏于史記一類。

                         

                        對于《史記》和《漢書》兩種文章類型的源流,錢基博也有分析:夷考先史公而作史者,則有《尚書》、《春秋左氏傳》、《國語》、《國策》在。其中《左傳》記事,余皆紀言,然《尚書》、《左傳》、《國語》,文屬一類,而《國策》之文,則另辟一途也,欲知馬、班之異同,不可不明此二者之別。”(31)《史記》和《漢書》兩者源流不同,一個多學《戰國策》,一個多學《尚書》、《左傳》。《尚書》奇偶相生,音韻克諧,《左傳》和《國語》駢散結合;《戰國策》章句不限長短,文氣縱橫恣肆,均對后世有深遠影響。所以錢基博才說:班氏之文,衍《尚書》、《左氏》,寓偶于奇;而史公則出《國策》,化堆砌為煙云,變整密為疏蕩者也。”(32)

                         

                        對韓愈的碑傳文章,錢基博也從詩文評的角度入手,就祭文、碑志、行狀、表狀四部分進行專門論述。這部分內容在《韓愈志》與《韓文讀語》中有重復,二者又略有不同。在祭文部分,錢基博認為:《昌黎集》卷二十二、卷二十三祭文,四言最多最佳,如《祭穆員外文》、《祭河南張員外文》、《祭侯主簿文》,難在話念平生,情事曲繪,而跌宕俊邁,鼓舞鏗鏘,不可以方物。……《祭十二郎文》,骨肉之痛,急不暇修飾。縱筆一揮,而于噴薄處見雄肆,于嗚咽處見深懇,提振轉折,邁往莫御,如云驅飆馳,又如龍虎吟嘯,放聲長號而氣格自緊健。”(33)祭文重在敘事中呈現被祭者的生平志業,展現作者的情深義重。韓愈撰寫祭文有獨到之處,被后世傳誦較廣的是《祭十二郎文》,錢基博闡釋了其文辭、文法特點。

                         

                        在碑志部分,錢基博總結中國碑志主要有兩類,其一蔡伯喈體,語多虛贊而緯以事歷,《文選》、《文苑英華》諸碑多屬此宗;其一韓昌黎體,事尚實敘而裁如史傳,唐宋八家以下多屬此宗。”(34)錢基博把韓愈所寫的碑志單列出來,作為兩種碑志類型之一,視其為開創之作,可見其重要性。

                         

                        錢基博把韓愈碑志人物的類型分為王侯將相、文武具寮、經生文儒、忠臣奇士、服食方術、至親好友幾類。論述道:隨事賦形,各肖其人,其氣渾灝以轉;其辭鑄煉以嶷,氣載其辭;辭凝其氣;奇字奧句,不見滯筆;豪曲快字,不見佻意,骨重氣駛,章妥句適,一集之中,此為第一!后世惟元元遺山足以嗣之。”(35)錢基博按照文風類型把韓愈碑志分為三類。第一類是:豪曲快字,原本孟子之跌宕昭彰,而運以司馬遷之浩氣逸致者,如《烏氏廟碑銘》……是也。第二類是:奇字拗語,旁參揚雄之矜重古奧,而運以司馬遷之浩氣逸致者,如《袁氏先廟碑》…是也。”第三類是:“不為長句而為短語,不為拗調而用緩節,沖容溫厚,自然安雅,矜慎而出以優游,廉殺而不為拗蹇者,如《施先生墓銘》……是也。”(36)三類碑志的文風因源流不同而有明顯區別,韓愈在借鑒過程中又參酌己意,從而成就了博大的著述氣象。正如錢基博所言:杜少陵論詩絕句云:轉益多師是吾師。此杜之所以成詩伯;亦韓之所以為文宗也。”(37)

                         

                        對于韓愈的部分碑志,錢基博引用《文心雕龍》進行辨析:《文心雕龍》論誄碑曰:屬碑之體,資乎史才,其序則傳,其文則銘。蓋碑志以敘事為體,不以抒情為本;以昭德為美,不以議論為貴,觀昌黎《殿中少監馬君墓志》,撫今追昔,感慨存亡,指在抒情,而《故太學博士李君墓志銘》,以李君服食致死,而歷著并時所見以藥敗者六七公以為世戒;皆非碑志正體。”(38)他認為以抒情為本、以議論為貴的碑志不是碑志正體,碑志應該以敘事為體、以昭德為美。

                         

                        關于行狀,錢基博指出僅有兩篇,一為《贈太傅董公行狀》,一為《唐故贈絳州刺史馬府君行狀》。主要對《董公行狀》的篇章結構和文風特點進行分析:《董公行狀》,文特雄肆,直起直落,不著一句議論,前半實敘,后半虛寫,想系爵位既高,身家益重,持祿固寵,無可稱說。觀其在宰相五年,在汴州三年,皆于無可著筆處著筆;行文盡俊偉,而細按無事實,虛摹風度,酣暢淋漓;可以悟文章虛實兼權之法。……《董公狀》氣雄勢逸,其文肆,蓋碑施勒石,語貴矜練;而狀上史官,詞宜信達;所施攸宜,格亦隨之。”(39)《贈太傅董公行狀》文風恣肆雄峻,敘事詳略得當,深得文章虛實相間之法,是韓愈碑傳文章中的佳作。

                         

                        關于表狀,錢基博依然從篇章結構和文風特點對幾篇文章進行分析:《論佛骨表》,辨切而多諷,急言竭論,氣自優衍。《潮州刺史謝上表》情高以全采,仰首鳴號,文卻雅壯。跌宕昭章,不為縹緲浮音!學佛本非為長生;而事佛必以兇折,卻亦并無證據,韓公無中生有,兩兩相形;語出懸揣,卻說來鑿鑿有據,可以悟文章翻空易奇之妙。《黃家賊事宜狀》、《論淮西事宜狀》,鮮明緊健,又是一格!”(40)《論佛骨表》是韓愈的名篇,歷來受學人高度贊譽,錢基博給予同樣稱頌,認為該篇悟文章翻空易奇之妙,是韓愈的代表作。

                         

                        綜上所述,錢基博按照祭文、碑志、行狀、表狀幾個類別,對韓愈碑傳文章的具體篇章進行了分析,論述側重文章風格和章法結構。無論是對以《史記》為代表的正史,還是對韓愈的碑傳文章,采取的方式基本是從文心求史通,這是一部分傳統文人的學術突破點。錢基博通過詩文評挖掘了文心的蘊意,體悟出傳統文史互通的重要途徑,這是其在史傳創作上的最大貢獻。

                         

                        三、錢基博史傳思想的局限性

                         

                        在錢基博的三類史傳著述中,碑傳屬于單篇文章,不需要審度與其他篇章的關系,志傳和文學史作為專著,需要從整體考察篇章之間的聯系。源流所致,志傳和文學史延續著傳統紀傳體史書的弊端。

                         

                        紀傳體的缺點是紀事分散于紀、表、志、傳各部分,難于完整地敘述歷史事件的全過程,不易表明歷史事件的因果聯系。梁啟超講過:中國之史,則本紀、列傳,一篇一篇,如海岸之石,亂堆錯落。質而言之,則合無數之墓志銘而成者耳。”(41)“動輒以立佳傳為其人之光寵,馴至連篇累牘,臚列無關世運之人之言論行事,使讀者欲臥欲嘔。”(42)所言刻薄浮躁,有失忠恕之道,但指出的問題確實存在。

                         

                        錢基博也認為紀傳體有明顯的缺點,即臚列人物言行,前后內容重復甚至矛盾,缺乏敘事的整體性和系統性,無法凝練出一個鮮明主題。史傳歷來有比合之法,于合縫中見旨,于兩篇內比意,若只篇單讀,驟不易領會《史記》文章,尤著意于比合”(43)。錢基博雖然認識到了問題所在,努力以比合之法彌補史傳體例上的不足,但未能從根本上擺脫。以《近百年湖南學風》為例,錢基博目的是要同歸于好學深思輔世長民,分列17人,文人、學者、循吏、良相、名將不一而足,但寫作目的在分門別類的史傳中有些游離,學風主旨在傳主一生經歷的敘述中無法凸顯。

                         

                        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也有類似缺陷,以至于讀者很難理清現代文學發展的脈絡。民國時期,梁園東批評道:蓋錢先生此書,按實際講,只為舊日各正史中所有《文苑傳》之擴大耳,非所論于真正的文學史也。因為此書之編制方法,只按人排比,為之序傳,除較舊史《文苑傳》多一文、詩、詞、曲等分類外,實不見有其他異點,吾人以為文學史之要素,既在源流派別之推闡,而尤要在時代背景之聯系。讀錢先生此書,只能知某人之詩文如何如何耳,至其何以如此,與其所處時代之關系,則毫不能了解。”(44)

                         

                        馬玉銘更是毫不客氣地指出:本書名不符實,充其量,只可算是一部近代中國文學作家列傳。如果能把《緒論》、《編首》及下編《新文學》中的白話文一段去掉,僅剩中間幾大段,而名之曰近代中國古文作家略傳,或比近代中國文學作家列傳這個名詞,還要妥當一點。”(45)按照錢基博是非經久而論定,意氣閱世而心平”(46)的啟示,可以得知,梁園東和馬玉銘對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的批評帶有求全之毀,未見其優點,先尋其缺點,滿眼盡是疵累。撥開新舊文化之爭的迷霧,二位學者所言雖刻薄,指出的問題卻也無法忽視。細究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為何呈現出一種“近代中國文學作家列傳”和舊史《文苑傳》的面貌,還是源于采用史傳的寫作模式。史傳強調因人而述,以個體生命的疊加建構歷史,所以無法呈現歷史事件的全過程和因果關系。錢基博的史傳創作帶有先天缺陷。

                         

                        四、結論

                         

                        無論是碑傳、志傳,還是文學史傳,錢基博采用紀傳體,有著明確的學術追求。正如傅宏星所言:一方面,堅守傳記的史學本位,由探尋傳記之源流入手,承續各類傳統文體的寫作規范,并對之進行調整和改造;另一方面,他又在舊有的學術構架下,思考關于傳記的界定,勾畫傳記的范疇,梳理傳記發展、演化的統序。錢基博正是通過以上兩方面的努力,力圖建構中國的、本土化的傳記知識譜系,穩健地推進以史傳、志傳和碑傳為核心的傳統傳記寫作向現代的轉型與發展。”(47)

                         

                        錢基博的學術根基深厚,承自傳統,由傳統蛻變而來,在新的時代影響下,又有局部革新,這顯示了錢基博深厚的學術積淀以及順時而變的時代特征。但總體而言,因襲成分大,創新成分少,應用特征強,理論探討少,其利弊得失仍屬于傳統學術的研究范疇。碑傳帶有明顯的應用性。大部分志傳也為了展現人物的生平志業,秉持輔世長民的初衷,也帶有明顯的應用性。《韓愈志》比較例外,是一本嚴肅的研究著作。文學史傳也是比較嚴肅的研究著述,傳記寫作只是闡述學術的一種形式。由文心求史通,是錢基博史傳創作的重要貢獻,對后世重新理解傳統學術有積極意義。

                         

                        收稿日期 2016-09-11

                         

                        如胡先骕:《評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青鶴》第2卷第4期;郭斌佳:《〈現代中國文學史〉書評》,《國立武漢大學文哲季刊》第3卷第1期;梁園東:《〈現代中國文學史〉讀書提要》,《人文月刊》第5卷第1期;馬玉銘:《錢基博著〈現代中國文學史〉的批評()》,《浙江省立圖書館館刊》第2卷第5期;周振甫《對錢子泉師〈現代中國文學史〉的審讀意見》,《中國出版》1987年第1期;陳岸峰《發憤以抒情——論錢基博的〈現代中國文學史〉》,《漢學研究》(臺北)22卷第1期;周遠斌:《錢基博的文學史建構理論及其實踐》,《文學評論》2008年第3期;王煒:《錢基博與近現代文學學科的生成與定型》,張三夕主編:《華中學術》(第三輯),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62-72頁;姜曉云:《文學史的當代講述:錢基博和他的〈現代中國文學史〉》,南京:鳳凰出版社,2016年等。

                         

                        參見安敏:《獨立自由之思想,堅強不磨之志節——讀錢基博先生〈近百年湖南學風〉》,張三夕主編:《華中學術》(第三輯),第73-81頁;龍珍華:《錢基博先生韓愈》,張三夕主編:《華中學術》(第三輯),第82-91頁。

                         

                        參見傅宏星主編、校訂:《錢基博集·現代中國文學史》校訂后記,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442-443頁;傅宏星主編,曹毓英校訂:《錢基博集·中國文學史(·)校訂后記,第916-917頁;傅宏星主編、校訂:《錢基博集·江蘇學風近百年湖南學風》校訂后記,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248-251頁;傅宏星主編、校訂:《錢基博集·韓愈志韓愈文讀》校訂后記,第302-309頁;傅宏星主編、鄭娉校訂:《錢基博集·方志匯編》校訂后記,北京:華中師范大學,2013年,第314-326頁。傅宏星主編、校訂:《錢基博集·碑傳合集》校訂后記,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319-332頁;傅宏星主編、校訂:《錢基博集·潛廬詩文存稿》校訂后記,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564-567頁。

                         

                        ④⑧⑨(22)(29)(31)(32)錢基博:《〈史記〉之分析與綜合》,傅宏星主編、校訂:《錢基博集·后東塾讀書雜志》,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86-87頁,第89頁,第89頁,第88-89頁,第86頁,第86頁,第87頁。

                         

                        ⑤⑥⑦(18)(19)(23)(24)(25)(26)(27)(28)傅宏星主編、曹毓英校訂:《錢基博集·中國文學史()》,第6頁,第82頁,第10頁,第417頁,第418頁,第93頁,第94頁,第123頁,第124頁,第158頁,第159頁。

                         

                        ⑩(46)傅宏星主編,郭璋校訂:《錢基博集·現代中國文學史》,1頁,第441頁。

                         

                        (11)馬厚文:《從錢子泉先生受業記》,彭祖年等編:《華中師范大學學報·紀念錢基博先生誕辰百周年專輯》,1987年。

                         

                        (12)(17)(36)傅宏星主編、校訂:《錢基博集·韓愈志韓愈文讀》,第79頁,第92頁,第91頁。

                         

                        (13)(14)(15)(16)傅宏星主編、校訂:《錢基博集·韓愈志韓愈文讀》,第127頁,第187頁,第187頁,第187頁。

                         

                        (20)()裴大中、倪咸生等修,秦湘業等纂:光緒《無錫金匱縣志》,光緒七年(1881)刻本。

                         

                        (21)錢基博:《無錫縣新志目說明書》,傅宏星主編、鄭娉校訂:《錢基博集·方志匯編》,第11-12頁。

                         

                        (30)錢基博:《潛廬自傳》,傅宏星編撰:《錢基博年譜》,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259頁。

                         

                        (33)(34)(35)(37)(38)(39)(40)錢基博:《韓文讀語》,傅宏星主編、校訂:《錢基博集·韓愈志韓愈文讀》,第293頁,第293頁,第293-294頁,第295頁,第293頁,第296頁,第296-297頁。

                         

                        (41)(42)梁啟超:《新史學》,梁啟超全集(第二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137頁,第740頁。

                         

                        (43)錢基博講,吳忠匡記:《〈史記〉講錄》,傅宏星主編、傅宏星校訂:《錢基博集·后東塾讀書雜志》,第131頁。

                         

                        (44)梁園東:《〈現代中國文學史〉讀書提要》,《人文月刊》第5卷第1期。

                         

                        (45)馬玉銘:《錢基博著〈現代中國文學史〉的批評()》,《浙江省立圖書館館刊》第2卷第5期。

                         

                        (47)傅宏星主編、校訂:《錢基博集·碑傳合集》校訂后記,第33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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