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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學理論 【字體:

                        姜萌:“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20世紀20年代中國現代文史之學的形成歷程

                        作者: 文章來源:《史學月刊》2017年第1期 更新時間:2017年08月29日

                        摘要:20世紀20年代初,中國學人逐漸形成了努力發展現代文史研究以與西方漢學競勝的學術共識。受此信念驅動,胡適、陳垣、陳寅恪等人,在批判繼承乾嘉漢學遺產基礎上,借鑒西方漢學將文史研究與現代考古學、語言學結合的治學路徑,努力打破陳舊觀念,發展出可與西方漢學界競勝的現代文史研究形態——新漢學,并試圖將北大國學門、清華國學院打造成新漢學的中心。雖然這一努力遭受挫折,但其理念及積淀的經驗與學術人才,對此后中國現代文史研究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傅斯年領導的史語所正是承接了前一時期新漢學發展的經驗與人才,并將與西方漢學競勝以爭取國家榮耀的理念意識形態化,才迅速蓬勃發展成為中國文史研究的領導機構,并最終完成了中國文史研究的現代轉化。

                         

                        關鍵詞:中國現代文史之學/新漢學/北大國學門/清華國學院/史語所

                         

                        標題注釋:中國人民大學科學研究基金“明德青年學者”項目成果(13XNJ021)

                         

                        一 從中國現代文史之學的歷程說起

                         

                        一百多年來的中國現代文史之學,發展歷程大約可劃分為三個大的階段。第一階段是從甲午慘敗至20世紀40年代,中國現代文史之學在這六十余年間大約經歷了播種、萌生、破土、確立幾個時期,于20世紀30年代趨于成熟。第二階段是從20世紀40年代迄1978年,中國現代文史之學隨著政治與社會的劇變而經歷了悲歡離合:先是受日本侵略和國共兩黨政治斗爭的影響,學人的政治傾向與學術觀念之分歧日益凸顯,學術界被一再撕裂;接著是1949年大陸政權改易,此后三十年中國文史之學在大陸與海外分途發展。第三階段是改革開放迄今,大陸學術意識形態色彩不斷減弱,對民國學術與海外中國文史研究的態度快速轉變,兩條脈絡由隔絕而接觸,吸納與融合逐漸成為主流,中國文史之學又漸成一個整體,海內外學人互相交流,努力承舊開新。

                         

                        20世紀90年代學術史熱以來,中國現代文史之學的形成一直是研究熱點,學界投入了大量精力,成果不斷涌現。檢視已有成果,學人或機構的研究已達一定水平,但因近些年史學研究風氣尚專不尚通等因素,總體上卻給人一種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感覺,在一些貫通性議題上仍有留白。譬如第一階段,盡管研究成果汗牛充棟,但是針對中國現代文史之學是怎樣確立的這一問題,微觀與宏觀相結合的探討還很薄弱,且已有的一些觀點也可再推敲。如針對20世紀20年代中國學人與西方學界競勝的思想,李濟稱要反對這種文化侵略,應該先從反對自己的愚蠢起。要了解自己的靈魂,應該先教育自己認識自己的歷史,懂得自己的語言。這些大道理,是五四運動后,一部分學術界所深知的;卻是直等到國立中央研究院成立后,才得到有組織的表現”②。這當是對史語所的偏愛導致了對北大國學門、清華國學院等機構的輕估。再如,針對史語所的成立與成就,學界往往據傅斯年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宣稱要與“中古中世”氣息的中國學術決裂等觀點,注意到史語所“開新”的一面,而忽略了其“承舊”的一面。如杜正勝先生認為史語所是“無中生有的志業”③。這可以說是以割斷中國現代學術發生發展脈絡為代價來凸顯史語所的偉大。本文將證實,史語所決不是“無中生有的志業”,而是在此前近十年學術積累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又如,關于民國史學的發展,羅志田先生認為“每一代‘新學’學者均是創新的奮勉超過繼承的努力,民國考據史學大師給‘來者’示范的具體‘軌則’終不能為‘來者’所效仿,20世紀中國史學遂出現學統難承、學風多變的特征”④。羅先生這個論斷或許概括了民國史學發展的某些現象,但在更主要的方面,則可能是承繼多于創新,比如本文論述的20世紀20年代的新漢學

                         

                        本文希望在盡量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略人所已言,詳人所未言,著重從學術共識的凝聚、學術研究典范的形成與完善、學術研究機構的運行三個方面進行探討。毋庸諱言,這是一個危險又困難的思路。因為在這一時期,中國學術界基本完成了學術觀念、治學方法、治學領域以及學人代際更替等各方面“由舊入新”的大轉換,且“無中生有”地創建了北大國學門、清華國學院、史語所等重要學術研究機構⑤。要準確把握此一時期每一個重要學人的學術理念與功績、每一個機構的成立與運作,每一個研究領域的開拓與發展,已是極難之事,更何況要對這些學人與機構進行綜合考察。所幸學界對這些學人、成果與機構已多有研究,很多情況已為眾人所知。因此,本文不妨化繁為簡,通過對北大國學門(及清華國學院)與史語所的對比性研究,具體而微地展現這一確立過程。為便于理解下文,有兩個問題需先略略闡述。

                         

                        需要解釋的第一個問題,是筆者對中國文史之學第一階段之判斷,即從甲午慘敗至20世紀40年代,中國現代文史之學大約經歷了播種期、萌生期、破土期、確立期與成熟期,依據何在?是如何劃分的?

                         

                        所謂播種期,大約是指從甲午慘敗至庚子事變這段時間。此一時期在中國現代文史之學發展歷程中最主要的意義在于現代文史之學的價值被廣泛肯定。西方現代學術觀念和初階形態,無論是自然科學,還是人文社會科學,甲午慘敗前就已經在中國知識階層中小范圍傳播,但是影響有限。直到甲午慘敗給中國知識階層帶來了劇烈撞擊,學術認識論發生整體性改變之后⑦,文化學術從傳統向現代的轉變才加速展開。就史學而言,1902年就有評論者指出了這種現象:

                         

                        甲午之前故無報也,而歐美東洋之歷史之學說,則已稍稍流入支那矣。特絕學無師,悟之實難,么弦孤唱,和者亦寡。當外交之局者,略知英俄德法之名而已,其他則并此而不知。惟出洋學生與一二好事之徒,稍知其崖略也。洎乎甲午,遂發醯雞之覆,海內稍有知識者,咸恍然于新舊之相形,其勢不可以一日安⑧。

                         

                        更為重要的是,此一時期中國的知識階層,無論是居廟堂之高,還是處江湖之遠,無論是維新志士,還是守舊宿儒,基本上都認識到中國傳統學術面對世變的“無用”,西方學術之“有效”,并表現出對西方學術的接納態度。張之洞《勸學篇》就是此種認識的典型代表。被李提摩太譽為“暗室之孤燈、迷津之片筏”的《泰西新史攬要》迅速流傳,亦是一生動例子。羅志田先生曾指出:“從甲午中日戰爭到戊戌維新前后,中國民間輿論關于既存中國學術‘無用’的觀念相當流行。”⑨這種新的學術認識論,正是中國現代文史之學生發的種子。

                         

                        所謂萌生期,大約是清末十年。此一時期被視為是中國現代文史之學的萌生期,關鍵理由有三:一是中國知識階層的學術意識整體現代化已成不可逆轉之潮流,并因廢科舉與新教育的政治改革而使現代文史之學的學科意識逐漸落到實處⑩。二是梁啟超等人在方法論與解釋框架等方面給中國文史研究現代轉化指出了方向(11)。三是梁啟超、章太炎、夏曾佑、劉師培等學人,已經初步嘗試借鑒西方學術的觀念、方法,來研究一些問題,實際上已經開始中國現代文史之學的實踐;但大多屬于嘗試性質,幾無典范性成果(12)

                         

                        所謂破土期,大約是指民國政府成立后十年左右的時期(13)。此一時期在中國現代文史之學發展歷程中的意義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學術研究觀念與典范、學術研究的風氣與人才正在發生由舊入新的蛻變;二是現代、獨立、專業的文史學科或輔助學科,開始無中生有的建立,并取得一些引人關注的成績;三是傳統的各種觀念逐漸趨于邊緣化,從全球視野中觀察、定位、塑造、鞭策自己的世界維度在學人群體中生成(14)。新一代學人、新的觀念意識、新的典范皆已破土而出,正待陽光雨露滋潤而茁壯成長。

                         

                        所謂確立期,約指北大國學門成立后十年左右的時間。經過此一時期的發展,傳統的文史研究雖然還存在一些,但已經邊緣化了,現代文史之學已經確立了不可撼動的主流地位。關于這一主流地位的確立時間,陳平原先生認為是1927(15),葛兆光先生認為是1929(16)。二者的論述皆有一定道理,但最能說明中國現代文史之學主流地位確立的,不應是社會對王國維自沉與梁啟超意外逝世的惋傷,而應是國際學術界對中國現代文史之學的肯定與接納。從這個意義上而言,在國際漢學領軍人物伯希和的建議下,法國考古與文學研究院將1932年度的儒蓮獎”授予史語所或許更有象征意義。此后,吸納融合乾嘉漢學與西方漢學的學術精華,將文史研究與現代語言學、考古學緊密結合的新漢學不斷完善,在此后的十余年間創造了一批學術精品,形成了中國現代文史研究的第一個高峰。這可視為中國現代文史之學的成熟期(17)

                         

                        需要解釋的第二個問題是,為什么要著重從“學術共識的凝聚”“學術研究典范的形成與完善”“學術研究機構的運行”三個方面來展示中國現代文史之學的確立過程?毋庸贅言,考察學術研究的轉型、學術研究形態的形成需從主客觀兩個角度進行。二者相較,主觀因素更為重要。尤其是為學術社群或全體學界接納的共識性認識,對學術研究的轉型、學術研究新典范的形成,可以說具有決定性的影響。一些學人在學術認識論方面凝聚的共識,總是會對學術典范的更新產生顯著推動力。學術新典范的出現及其展開,并最終確定其主流地位,又要依托運轉良好的學術研究機構。不太嚴謹地說,學術的發展,總是由內而外、由主觀而客觀的顯現。因此,只要抓住這三個方面,就能要言不煩地展示中國現代文史之學的確立過程。

                         

                        中國現代文史之學從播種到確立,學術界主要有兩次較重要的共識凝聚。第一次是“新史學運動”中形成的現代歷史書寫理念——歷史書寫應當以歷史進化論為指導、以現代價值為基準、以群體為書寫對象,這一共識性認識完全改變了中國歷史書寫的面貌(18)。第二次是20世紀20年代形成的現代文史研究理念——文史研究應當以科學實證主義為指導,以材料的搜集審查為基礎,以中國文史研究的現代化為目標,這一共識對中國文史研究發展的最大影響是促成中國文史研究新典范——新漢學的形成與完善,并初步確立了其在中國現代文史研究中的主流地位。

                         

                        所謂新漢學(19),是一種既與乾嘉漢學、西方漢學有緊密聯系又有區別的學術研究形態,是中國現代文史之學的第一個典范。之所以冠以,是要與乾嘉漢學和西方漢學有所區別。與傳統漢學相較,其具有新的觀念意識、新的治學精神、新的治學方法、新的研究領域,并能產生超越傳統意識束縛的新觀點;與西方漢學相較,其研究隱藏著深切的國族認同感,可視為是自我自我的審視,而西方漢學研究則是他者他者的審視。這一形態的形成路徑可總結為:在批判繼承乾嘉漢學的治學方法與精神基礎上(20),借鑒西方漢學的方法和精神(21),將利用音韻學、金石學進行經學考據的乾嘉漢學,改造成與現代語言學、考古學相結合的現代文史研究。這一典范的初次嘗試,是胡適等人在北大國學門與清華國學院等機構中進行的。經過數年努力,雖然典范已經初步形成(22),但是由于種種原因,這些機構的運轉并不長久,典范的確立也受到了挫折。直到南京國民政府統一中國之后,傅斯年領導的史語所以及北大歷史系、燕大歷史系等運轉良好的機構出現,新漢學才不斷完善成熟。

                         

                        從更深的層次看,在中國現代文史之學的確立期,無論是“學術共識的凝聚”“學術研究典范的形成與完善”,還是“學術研究機構的運行”,背后都存在著一個共同的巨大精神助推力——“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也即中國學人在興盛而強勢的西方漢學搶占中國文化與學術闡釋權后產生了嚴重的屈辱感及不服氣心態。可以說,這種意識是激勵中國學人在20世紀20年代奮發圖強的精神源泉,是將北大國學門、清華國學院與史語所貫穿在一起的精神紐帶,亦為中國現代文史之學注入了濃烈的國族情懷。

                         

                        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的初次努力及其挫敗

                         

                        191912月,胡適提出研究學問,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的理念(23),給正在興起的整理國故運動指明了奮斗的道路與目標,同時也顯示出胡適對中國學術現狀的不滿。在初步形成的世界維度檢視下,胡適等人感覺到西方學術不僅在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等領域已經遠超中國,即使是中國文史研究,也走在前列。北大國學門主任沈兼士說:

                         

                        東方文化自古以中國為中心,所以整理東方學以貢獻于世界,實為中國人今日一種不可旁貸之任務。吾人對于從外國輸入之新學,曰我固不如人,猶可說也;此等自己家產,不但無人整理之,研究之,并保存而亦不能,一聽其流轉散佚,不知顧惜……以中國古物典籍如此之宏富,國人竟不能發揮光大,于世界學術界中爭一立腳地,此非極可痛心之事耶(24)

                         

                        胡適此時的感受與沈兼士基本相同:中國文史之學處于青黃不接之時,“新起的學者還不曾有什么大成績”,“只有三五個老輩在那里支撐門面”,這種局面“使許多人發生無限的悲觀”,認為“古學要淪亡了”,“古書不久要無人能讀了”(25)。即使對外國人,胡適也坦承中國文史研究之落后。他在1922年和日本學者今關壽麿談話時指出,中國今日無一個史家日本史學的成績最佳。從前中國學生到日本去拿文憑,將來定有中國學生到日本去求學問”(26)。這種令人愧疚和激憤的認識給當時的學人帶來了沉重壓迫感和使命感,促使他們希望通過自身努力,在中國“造成一種真研究學問的風氣”(27),以提高中國學術研究的水平,與西方學界抗衡,維持國家尊嚴。1923930日,剛成立的北大國學門在陶然亭公園龍樹寺舉辦了第一次懇親會,陳垣先生明確提出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的志向,震撼了鄭天挺等青年學生。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可以說是此一時期身懷國族情懷的中國學人之集體心愿(28)。沈兼士、胡適等人認為,在學術界大破產的情況下(29),只有國學能與西方學界比較一下”(30),而用科學方法整理國故是最易為力而又最有效果的努力方向(31)。帶著這樣的壓力、使命和共識,以北京學人為主的中國文史研究者逐漸凝聚團結(32),為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而奮斗(33)。綜合來看,北京學人在張作霖執政之前五六年間的努力主要可概括為四個方面。

                         

                        1.以學術共識為基礎,努力聯合同志,創建現代學術研究機構

                         

                        在“新文化運動”中,“知識階級,已覺悟單靠得學位,圖飯碗,并不算是學者,渴望有一種研究的機關”(34),因為在此學術研究漸入國際化的時代,資訊的獲得乃至研究成果的發表,都使研究者離不開期刊雜志乃至研究機構”(35)。察覺到此種訊息,蔡元培決定仿照德國、美國大學經驗設立專業的研究機構,研究中國文學、歷史、哲學之一種專門知識者的國學研究所即是其中之一(36)。創建者們意識到,機構成功與否,參與者是否志同道合相當重要。為達此目的,參與其中的學者不得不放棄自己的一些學術觀點以求同存異。胡適在1919年提出要“重新估定一切價值”,1921年又明確提出用疑古的態度來整理國故,走上激烈的疑古辨偽道路。但是為了團結對疑古持保留態度的章門弟子等學人,乃在撰寫《國學季刊發刊宣言》時,筆下破費思量地將疑古取向略去不談,將整理國故運動目標定為首重揭示古代歷史文化之真相,使《發刊宣言》成為一份代表全體的學術宣言”(37)。參校朱希祖、沈兼士、馬敘倫等人此一時期關于整理國故的言論可知(38),《國學季刊發刊宣言》的確可視為國學門同人的共同宣言。簡而言之,國學門同人希望的國學門,是一個采用科學方法,從“擴大研究的范圍”“注意系統的整理”“博采參考比較的數據”入手,對中國傳統文化典籍進行“科學”研究的學術機構(39)

                         

                        北大國學門的創建及其成功,使中國學人對學術機構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刻的認識,為其他類似研究機構的設立提供了推動力。《清華國學研究院章程》中就指出“近歲北京大學亦設研究所”,顯然可看出北大國學門的影響(40)。如果說北大國學門的創建是比較含蓄地以整理舊學為基礎來聯合學人的話(41),那么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創建則明確地舉起了取法西方漢學并與之競勝的旗幟:

                         

                        歐洲學術,新自西來,凡哲理文史諸學,非有精深比較之研究,不足以挹其菁華而定其取舍。要之,學者必致其曲,復觀其通,然后足當指導社會昌明文化之任。然此種事業,終非個人及尋常學校之力所能成就。此研究院之設所以不可緩也。本校有鑒于此,因念大學院之成立尚需四五年。乃設立研究院,先開辦國學一門,延名師、拓精舍,招海內成學之士,凡國內外大學畢業者,與現任教育事業,或閉戶自修,而有相當之學力者,入院肄業,分門研究,冀于世界文化所有貢獻。事難責重,所不敢辭。亦本校盡力國家服務社會之微意也(42)

                         

                        2.努力以新觀念、新方法在西方漢學的慣常研究領域進行研究

                         

                        中國文史研究要與西方漢學競勝,實現“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最直接的方式就是運用西方漢學的治學方法,在其慣常研究領域里從事研究,取得讓其承認的成果。關于這一點,北大國學門的學人有著清醒的認識。《國學季刊發刊宣言》明言,日本漢學快速發展的原因之一是受“西洋學者研究古學的方法”之影響,故中國要發展文史研究,“此時正應該虛心采用他們的科學的方法,補救我們沒有條理系統的習慣”。具體而言就是“要打破閉關孤立的態度”,虛心借鑒歐美日本學術界的已有成績進行“比較研究”(43)。換言之,所謂科學整理國故,就是打破尊經信古的觀念束縛,打破死記硬背事倍功半的方法束縛,打破國界種界限制產生的視野束縛,不斷擴充范圍、發現材料、開拓科學方法,并能主動吸納歐美、日本漢學優點。在這種觀念指導下,北大國學門分設文字學、文學、哲學、史學、考古學五個教研室;聘請與歐美、日本漢學界聯系緊密的羅振玉、王國維為函授導師(44);組織了一系列的學術活動(45)。這些努力,迅速營造了一種蓬勃向上、認真研究學問的氛圍,一種以歐美、日本漢學的標準來評定高下優劣的學術標準,及以獲得歐美、日本漢學界認可為目的的學術取向。

                         

                        據統計,1923年至1927年間,5期《國學季刊》共刊發了37篇正式稿件,其中語言文字學15篇,學術思想7篇,考古(金石、器物)6篇,中外交通3(46)。這些領域正是歐美日本漢學界的慣常研究領域,盡管其中有些成果可能并未能達到被西方漢學界認可的高度,但努力以新觀念、新方法在西方漢學的慣常研究領域里進行研究以與之競勝的治學取向,體現明顯。明確取法西方漢學并與之競勝的清華國學院之學術研究,也是按照這種觀念展開的。該院的研究之道是:尤注重正確精密之方法(即時人所謂科學方法),并取材于歐美學者研究東方語言及中國文化之成績”。為實現這個目標,清華國學院的教授講師要具備“通知中國學術文化之全體”“具正確精密之科學的治學方法”“稔悉歐美日本學者研究東方語言及中國文化之成績”三種資格(47)。相較于北大國學門,后起的清華國學院在取法歐美及提倡在西方漢學擅長的領域從事專題研究之意識更為明確(48)

                         

                        3.努力與西方漢學界交流,并吸納西方漢學家在中國學術機構從事研究

                         

                        20世紀20年代,中國學人不僅有羅振玉、王國維與西方漢學界交流獲益的實際例證,也認識到日本漢學快速成長的主要因素之一是學習歐洲漢學,所以積極主動地與西方漢學交流學習成為實現與之競勝的方式之一(49)。除留學這一方式外,此時中國學界向西方漢學學習的主要途徑還有兩個:一是努力與西方漢學家溝通交流,二是努力吸納西方漢學家在中國學術研究機構從事研究。

                         

                        中國學者在這一時期努力與西方漢學界溝通交流的事例較多:有的是為獲取經驗,如北大國學門主任沈兼士為建設考古學研究室,委托在日本訪學的張鳳舉、沈尹默拜訪日本考古學家濱田耕作,尋求相關經驗和建議(50);有的是為獲取研究資料,如胡適等人拜訪伯希和(Paul Pelliot)(51)。此一時期,歐洲漢學的重要學者,如伯希和、高本漢(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等人也較重視與中國學術界的交往,為中國學人與海外漢學界的交流提供了便利條件。如國學門成立后,伯希和就主動捐贈了西方漢學研究論著20(52),還在他主持的漢學雜志《通報》(T’oungPao)上介紹《國學季刊》每期的文章,使歐洲學術團體近中頗有知《國學季刊》者”(53)。簡言之,與西方漢學家交往對此時的中國學術研究具有多方面益處。中國學者不僅從交往中獲得了一些有價值的學術信息,在交流切磋中提高了自己的學術研究水平,也讓西方漢學界感受了中國學者們的學術研究能力。

                         

                        主動吸納西方漢學家到中國學術機構從事研究,是這一時期中國學術機構快速提高研究水平,增強學術影響力,實現與西方漢學競勝的另一個重要措施。北大《研究所國學門研究規則》“研究生遇必要時,可要求本學門主任與有關系之各學系教授會代請本校教員及國內外專門學者指導研究”“本學門隨時聘請國內外學者為專門演講,其公開與否,臨時定之”等規定(54),為北大國學門聘請西方漢學家為其工作提供了政策支持。1923年年初,聘請俄國漢學家鋼和泰(Alexander von Stael-Holstein)為國學門導師(55),日本學者今西龍為通信員(56)1923年年后半年,又聘請俄國漢學家伊鳳閣(А.И.ИвановAleksei Lvanovich Lvanov)為導師,丹麥漢學家吳克德(K.Wulff)、日本漢學家澤村專太郎為通信員(57)1925年,國學門又聘請伯希和為國學門導師(58)。邀請這些西方漢學家成為國學門的研究人員或兼職導師,很快就收到了成效。鋼和泰成為近代中國學術界溝通國際東方學及漢學的重要媒介,對于整體上促成中國學術進入近代世界起到重要作用”(59);伯希和把國學門介紹給歐洲漢學界組織的亞洲學會,使西方漢學界對北大國學門的工作“有極同情的贊許,并恭祝研究所的成功”(60)

                         

                        4.以國家榮辱來凝聚學人、推廣學術、爭取資源

                         

                        前文已述,中國學術淪落到連文史之學都落后于西方的現實,給有志于“再造文明”的學人們很大的壓迫與刺激,他們從此努力于“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為達到這一目的,他們還將這種認識進行宣揚,以發動更多學人投入到研究中。如果說馬敘倫、沈兼士、胡適在北大國學門創建之初的相關言論主旨在發動成年學人參與科學整理國故的話,那么他們在國學門取得初步成功后的言論則主要在推廣學術,獲取認同與支持。如胡適1924年在南京高等師范學校的演講中說:

                         

                        我國各種科學莫有一種比得上西洋各國,現在要辦到比倫于歐美,實在不容易,但國故是我們自己的東西,總應該辦來比世界各國好。這種責任,是放在貴校與北大的國學系,與有志整理國故者的肩上,盼望諸君努力(61)

                         

                        有志于“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的學人們不僅從國家榮辱的角度來發動凝聚學人,推廣學術,且在向社會爭取資源時,亦試圖從此角度打動人。1923年,北大國學門為爭取獲得河南發現的文物,特別發出《致國務院呈文及曾巡閱使吳巡閱使公函》。其中說,我國號稱世界古物最富之國家,而考古學之成績反視歐美各國相差遠甚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材料難得,這些文物必須置諸全國觀瞻所系之首都之學術機關,整理之,陳列之,考證之,著錄之,以貢獻于世界,然后其物之真價值得以表襮,而我國之國華亦得藉以顯揚,國學門若得此古物,則我國學術之地位可以增高,文化之流風可以遠被”(62)

                         

                        學術的發展固然不是政治力量能決定的,但是政治的變遷卻常常能夠對學術的發展產生重大沖擊。經過北大國學門、清華國學院等機構學人的數年努力,中國文史研究的現代化取得了一定的成績。遺憾的是,再次進入動蕩的政治打斷了這一勢頭。曹錕賄選后,時局趨于動蕩,導致教育經費嚴重缺乏(63),北京大學的經濟狀況日益惡化,不得不緊縮開支,以致國學門正常運轉都成問題(64)。張作霖入京后對學術界、教育界采取高壓政策,不僅將北京的國立大學合并為一所學校,還通緝進步分子,迫使不少學人紛紛南去(65)。數年前生機勃勃的北京學術界隨著北大國學門趨于瓦解、清華國學研究院趨于萎縮而陷入低谷(66)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的首次嘗試受到了嚴重挫敗。不過,學術研究事關國族榮辱的信念不滅,取法西方漢學以與之競勝的理念不死,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的壯志亦未曾消失(67)。懷抱著這些信念、理念的學人,經過短暫的奔波苦悶,很快匯聚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等機構中,并最終完成了中國文史研究現代化的心愿(68)

                         

                        三 史語所的興盛與中國現代文史研究之確立

                         

                        192810月,中國第一個現代專業的國家級文史研究機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在廣州正式成立(69)。在籌辦史語所之際,傅斯年曾自信滿滿地認為現在不吹,我等自信兩年之后,必有可觀”(70)。事實證明,傅斯年不是有些輕狂,而是有些保守。盡管史語所創建之初時局仍在動蕩,所址幾經遷徙,但它不僅兩三年內就在考古發掘、歷史研究、語言學等方面取得相當成績,且引起了國際漢學界的關注與肯定。19323月,伯希和致函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說:

                         

                        考古與文學研究院每年準備一千五百佛郎之獎金,贈于在過去一年中關于中國語言、歷史等學最完美之著作。此項獎金名為余里安獎金(按:即儒蓮獎)。予因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各種出版品之報告書,尤因李先生所著安陽發掘古物之報告,特提議贈于該所,此予所欣喜而欲告知先生者。然此僅為予等對于中國博學者極微薄的欽佩之表示,同時予等欲在中國極感困難時借此向中國博學者表示同情(71)

                         

                        史語所獲得儒蓮獎可能有伯希和等人同情“九一八事變”的因素,但更重要的仍是史語所短時間內取得了能夠打動西方漢學界的學術成果。可以說,史語所獲得此獎,于中國現代文史之學的發展而言,具有標志性的意義。這種被國際學界承認的感受,對蔡元培、傅斯年以及中國學術界來說,皆是一個令人振奮的消息。傅斯年在該年年底向蔡元培報告工作的信中,難掩驕傲之情:“考古組工作順利,成績偉大,可不待說”;“第一、第二兩組之成績,亦均了不得”。信中除表彰陳寅恪、徐中舒、羅常培的研究外,還特別指出李方桂已具備競勝西方漢學界的實力:

                         

                        方桂先生于語言之外,突發表古韻之文,而引起與高本漢(珂羅倔倫)之討論。近一面寫其廣東北江猺山歌謠之音韻研究,一面著文答高君,高君在中國語學之地位,不久將轉到方桂身上矣(72)

                         

                        對史語所獲得被國際學界認可的成就及史語所展現出的強勁學術上升勢頭,中央研究院領袖蔡元培自然非常高興。他在給傅斯年的信中一掃復信伯希和時“稍有發見,竟承嘉許”“本所同人當益益勉力,以副期望”的謙虛矜持(73),高調地認為“‘中國學之中心點由巴黎而移至北平,想伯希和此時亦已不能不默認矣”(74)。曾在北大開學典禮上大談追求學術獨立談何容易,悲觀地認為漢學中心十年之后也許可以在北京了的胡適(75),兩年后卻對東京大學學者直言不諱地表示,世界上研究中國文化之地,只有巴黎、京都和北京”(76)。胡適從窘迫地承認技不如人到自信宣稱北京是漢學中心之一的主要依據,當是這一時期以史語所為代表的中國學人所取得的引起世界漢學界認可的成就。

                         

                        這些成就給中國學人帶來了自信與勇氣,引發一種普遍自豪感。青年學人齊思和認為,隨著政治安定和政府對學術教育投入加大,“吾國學者已漸能自行研究,不復假手于外人,故二年來之重要考古,大多數皆國人所自行發掘,成績之佳,較之外人,毫無遜色,此誠中國史學史上最足紀念之一頁也”(77)。既是老革命黨人,亦是著名報人和學者的謝英伯也指出,史語所的安陽發掘、譚城發掘,及地質調查所安特生等人的考古發掘,頗足為我國上古文化史開一新紀元,為有識者所同認了”(78)。如果對這些評論的解讀僅僅停留在贊譽層面,眼光未免狹小。這些贊譽肯定的著眼點除了已經取得的成就外,大多也看到了這些成就透射出的一個重要信息:在史語所等機構的努力下,中國文史研究的現代化已經初步實現(79)

                         

                        史語所之所以能夠在短短數年間取得如此豐碩的成就,贏得國內外文史研究者的推重,“替中國爭取到世界性的學術發言權”(80),固然有傅斯年正確有力領導及所內學人努力之因素,還有一個更為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國文史之學此前近十年的發展已為史語所奠定了一個較為堅實的基礎。換言之,史語所能夠迅速走向興盛,成為民國時期中國文史研究最有實力、最有代表性的機構,除傅斯年等人分外努力外,更重要的是史語所繼承了20世紀20年代以來中國文史學界為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而努力的學術資產,并進行了發展完善。這一論斷的依據主要有四個。

                         

                        1.史語所延續了北大國學門等機構以與西方漢學競勝來團結學術同人的做法

                         

                        20世紀20年代起,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就成為眾多中國學人的共識,并以此為創建學術機構的精神紐帶。雖然北大國學門等機構遭遇挫敗,可這個夢想非但沒有破滅,反而更加強烈,并最終成為史語所創立的動力,凝聚學人的精神(81)。正如杜正勝先生指出的那樣,這種與西方漢學競勝的抱負,是史語所創立時的共同心態”(82)。傅斯年本人既為此種濃烈情緒驅動,也看到了多年來在眾多中國文史研究者心中激蕩的這種情緒(83),故高擎與西方漢學競勝的大旗,來吸引凝聚學人。李濟1951年回憶傅斯年創辦史語所情形時,首先指出的就是這個與西方漢學競勝的信念之影響:

                         

                        “不滿”與“不服氣”的情緒,在當時的學術界,已有很長的歷史;等到國立中央研究院成立后,傅孟真先生才把握著這一機會,把那時普遍存在學術界的“不滿的意”與“不服的氣”導入正規。現在回想十七年的前后情形,我們可以說,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意識形態是綜合若干不同的歷史因素形成的;在這些因素內,潛伏在知識界下意識內的不滿與不服,都是重要成分(84)

                         

                        正如親歷者李濟所言,以與西方漢學競勝理念為內核的“意識形態”,對史語所學人團隊的積聚產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傅斯年為史語所羅致研究人員,既看對方有沒有和西方漢學競勝的信念與能力,也主要是以這一信念來打動他歆慕的學人。如他在聘請陳垣的信中,首先指出自己多年前就對漢學正統在巴黎的情況感到不可忍受,然后巧妙地表達了史語所的研究人員皆是有志與西方漢學界競勝的學者,若能同心協力,定能實現期望:

                         

                        此所根基,均賴先生與寅恪、元任、半農、濟之諸先生成之。從此前征,必能超乾嘉之盛,奪歐士之席,國家且與有榮,豈特斯年等職大幸而已(85)

                         

                        在李濟看來,傅斯年的這一策略相當成功。“以歷史語言研究所為大本營在中國建筑‘科學的東方學正統’,這一號召是具有高度的鼓舞性的”,傅斯年“喚醒了中國學者最高的民族意識,在很短的時間聚集了不少的運用現代學術工具的中年及少年學者”(86)。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這些中年學者,如陳寅恪、李濟等,基本上是20世紀20年代曾在清華、北大等機構中要與西方漢學競勝的學人,而青年學人,如董作賓、趙萬里、王靜如、吳金鼎等,也大多是與西方漢學競勝氣氛濃烈的清華國學院或北大國學門的畢業生(87)

                         

                        2.傅斯年升華了以國家榮辱意識來推動學術發展、爭取資源的思路

                         

                        在史語所創辦之初,傅斯年就明確指出創辦這個機構并不是為謀個人私利,而是要實現“為中國而豪外國”的理想(88)。毫無疑問,在傅斯年看來,實現這一理想的途徑就是真正實現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在中國。為了更好地凝聚共識,推動學術工作的開展,傅斯年將這種觀念神圣化。在給陳寅恪等史語所研究員的《聘書》中,傅氏首先指出中國歷史語言之學本至發達成績宜為百余年前歐洲學者所深羨而引以為病未能者,但因固步自封而退縮于后,歐人則通過擴充材料,擴充工具,成今日之巨麗,故史語所的使命是:

                         

                        欲以手足之力,取得日新月異之材料,借自然科學付與之工具而從事之,以期新知識之獲得。材料不限國別,方術不擇地域;既以追前賢成學之盛,亦以分異國造詣之隆(89)

                         

                        從“意識形態”建構的角度來說,傅氏通過這個聘書,將一個研究工作轉變成了一種事關國家榮辱的責任,將一個研究機構轉變成了一個為國家榮譽戰斗的單位。從史語所在民國時期的發展來看,這種帶有神圣使命色彩的意識,不僅維系了史語所的內部團結,也推動了史語所學術工作高效有序的開展。

                         

                        在安陽殷墟發掘中,因當地人發現的甲骨大多被傳教士明義士獲得,傅斯年等人認為“如不由政府收其余地,別探文字以外之知識,恐以后損失更大矣”(90)。李濟在主持發掘殷墟時,希望中央研究院可以提供一些津貼,這樣可以對外國人硬硬骨頭”“扎扎腳,以獲得應有的話語權(91)。在參加殷墟發掘的史語所同人看來,殷墟發掘是一件國家的事業,所以我們預備了極長久的計劃”(92),他們也因此團結力量,不知疲倦地工作,欲使中國史學及世界文化史借殷墟發掘開一生面”(93)。明清檔案整理是史語所創建初期第二項重大工作。在這項工作中,學術研究事關國家榮辱的觀念也起到了重要作用。為推動傅斯年籌款購買明清檔案,陳寅恪給傅斯年的信中說:“現燕京與哈佛之中國學院經費頗充裕,若此項檔案歸于一外國教會之手,國史之責托于洋人,以舊式感情言之,國之恥也。”(94)傅斯年為了說動李少微將檔案出售給史語所,亦闡明此日為此學問,欲對歐洲、日本人而有加,瞻吾國前修而不慚,必于材料有所增益,方法有所改革,然后可以后來居上……一切計劃、設施,乃至一切支出,無不公開,無非欲聊盡此時之責任,以求不負此日國家締造之會”(95)

                         

                        一言以蔽之,史語所在創建初期就迅速取得令世界矚目的成果,學者個人的治學能力固然重要,傅斯年將學術研究為國爭光的意識神圣化亦有功焉。傅斯年在創所初期,更加清晰地、強烈地將學術研究與國家榮辱聯系起來,并用此觀念來勉勵包括他在內的所中學人,努力用學術研究為國爭光。1932年年底傅斯年向蔡元培報告史語所工作時,除了表彰各組的工作外,就特別指出尤使人欣慰者,為同人之精勤不息,奮力邁進,不僅成名學者勤奮治學,成果豐碩,就是助理員之工作,亦皆專門之業、精詣之作,此時對外國已頗可自豪焉”(96)。參照上文論述可知,傅斯年等人的認識和行為與數年前北大國學門、清華國學院等機構的學人基本相似。區別在于,傅斯年將這種認識和思路升華到相當的高度,明確賦予其神圣使命的色彩,也因此更能激勵學人。

                         

                        3.史語所繼承發揚了將文史研究與現代考古學、語言學結合的治學路徑

                         

                        傅斯年要與歐美日本漢學競勝的途徑是“徹底學歐洲漢學家的長處”(97)。簡要說來,這個長處在治學路徑上就是將文史研究與現代考古學、語言學研究相結合。在數年前,胡適等人希望通過打倒一切成見,為中國學術謀解放”(98),以實現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理想時,采取的措施正是學習西方漢學研究的長處,嘗試將文史研究與現代考古學、語言學結合起來。北大國學門、清華國學院內部的機構設置、研究人員配備、課題選擇等方面無不實踐了這種認識。不過由于胡適、沈兼士、馬衡等人在西方現代考古學、語言學等方面的知識不足,李濟、趙元任等人又缺少支持等問題,實踐并不算成功。這些情況在數年后的史語所皆不存在,一是傅斯年剛剛自歐洲留學歸來,對西方漢學的了解遠超胡適等人(99),二是史語所作為國家級學術機構能提供的支持遠超一個學校。鑒于李濟等人在考古方面的成就及其對上古史研究之貢獻已有較完備的研究(100),下文主要談談傅斯年的理念及史語所在語言學與歷史學結合方面的努力。

                         

                        眾所周知,《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是傅斯年基本學術理念的匯聚,其中對史語所治學路徑多有闡發(101)。可能是當時學人對文史研究與現代考古學結合已經比較熟知,傅斯年在此文及此后的文章中,對文史研究如何與考古學結合闡述得并不多,對文史研究和現代語言學的結合闡述得較多。如他在史語所《十七年度報告》中說:

                         

                        近代在歐洲之歷史語言學,其受自然科學之刺激與補助,昭然若揭。以我國此項材料之富,歐洲人為之羨慕無似者,果能改從新路,將來發展,正未有艾。故當確定旨趣,以為祈響,以當工作之徑,以吸引同好之人。此項旨趣,約而言之,即擴充材料,擴充工具,以工具之施用,成材料之整理,乃得問題之解決,并因問題之解決引出新問題,更要求材料與工具之擴充。如是伸張,乃向科學成就之路(102)

                         

                        在傅斯年看來,將文史研究與現代語言學結合的治學路徑,已在歐洲的實踐中獲得了證明,中國文史研究要走上“科學成就之路”,尚需很多努力。筆者認為,傅斯年提倡把文史研究和現代語言學結合的重心,關鍵在“由語言成史學的學問”:研究漢語方言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能搞清楚方言中音素音調變遷的情況、能明白語言的變遷與歷史變遷的關系;研究吐火羅、梵語是因為它們“和中國史學中最重的科目”有著緊密關系,且“現在西洋人研究竺故、考訂梵籍,除巴里之外,漢藏番臧最要參考的,中國人先已有了能讀漢藏的憑籍,則這宗學問中國人為著若干問題有研究之必要,佛典研究又應該是中國的學問”;研究“波斯東向的方言,蘇戈底的枝語,以及吐火羅等所有遺文”,是因為若我們沒有這些知識“怎么可以識大宛而辨大夏,考于闐而跡疏勒”;研究蒙古滿洲語是因為“中國人對蒙古史滿洲史乃至契丹女真史的興味向來很大,獨不先以認識這些語言為研究之初步,所以結果有限”(103)。與胡適等人提倡語言學研究旨意相較,傅斯年把歷史學研究與語言學研究更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努力方向也更為明確。

                         

                        在“由語言成史學的學問”方面,史語所創建初期成就最大的當屬陳寅恪。陳氏在留學后期就學習梵文、波斯文、阿拉伯文、藏文等以為歷史研究之準備,并以其掌握的語言工具在“佛典譯本及其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唐以來中亞及西北外族與漢民族之交涉”兩個領域進行了卓有成就的研究,尤其是在1929-1931年間發表的《元代漢人譯名考》和四篇有關《蒙古源流》的研究文字,是在當時歐洲日本漢學界都非常重視的研究領域取得的重要成果,為史語所增色不少(104)。傅斯年《〈性命古訓〉辨證》,亦是現代語言學與歷史研究結合的代表性論著(105)

                         

                        簡言之,盡管史語所的學術研究頗有新意和建樹,但并不像傅斯年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等文中宣稱的那樣,盡量與此前的中國學術決絕。實際上,無論是文史研究與現代考古學、語言學結合的治學路徑,還是在西方漢學界關注的領域內進行研究以與之競勝的操作方法,都與20世紀20年代嘗試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的學人們之努力一脈相承(106)。二者的主要區別是,傅斯年、陳寅恪、李濟等知識結構更完善和觀念意識更新穎的學人,能夠在更科學有力的國家級學術平臺上大展身手,發展完善了這種治學路徑,取得了耀眼成就。

                         

                        4.吸取北大國學門的經驗教訓,統一規劃學術研究取向和人才培養機制

                         

                        20世紀20年代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的嘗試以挫敗而告終,除時局動蕩、經費短缺等因素外,還有一個相當重要的因素是人事糾葛和后繼人才缺乏。1920年前后正處于一個學人代際轉換的關鍵時期,清末成長起來的學人在教育背景、學術素養、學術取向等方面與新一代學人不甚契合,并由此產生了糾紛,影響了學術工作的展開(107)。此時接受歐美現代學術訓練的學人剛剛回國,或尚未回國,更重要的是國內學術人才培養機制與奪回漢學中心目標不協調,導致青年人才緊缺。這一時期主掌北大史學系的朱希祖,深受清末新史學運動影響,頗思以歐美新史學,改革中國舊史學”,故重視史學的中西匯通,強調社會科學知識對治史的重要性(108)。在此觀念指導下,北大史學系的課程設置,比較重視世界史和社會科學,不僅基本未涉及校勘考訂、音韻訓詁等傳統漢學方法,也不太重視現代考古學、語言學的訓練(109)。顯而易見,以這樣觀念和課程培養出來的學生,與國學門追求的運用校勘考訂、音韻訓詁方法以及現代考古學、語言學知識來進行學術研究的目標存在很大的距離(110)。在新漢學浪潮中成長起來的顧頡剛、傅斯年、毛子水等研究者,都是出自哲學、國文等專業,而非史學專業,主要原因可能就在于此。

                         

                        傅斯年對史語所的學術規劃和人才需求一直有著非常清醒的認識(111)。不僅在創所時期特別強調要把史語所建成志同道合的學術研究機構,毫不忌諱地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申明要用學術取向來判定誰是同志,將一些學人排斥在史語所之外(112),還充分注意到人才培養的重要性,認為史語所第四項工作就是成就若干能使用近代西洋人所使用之工具之少年學者”(113)。他對少年學者的培養有兩個途徑,一是吸納北大國學門等機構培養的優秀學生,如董作賓、趙萬里、黎光明、王靜如等進入史語所工作;一是按照規劃親自培養。1929年史語所遷到北平后,傅斯年親自在北大史學系授課以傳授他的學術理念和治學方法,為史語所培養和選拔優秀的后備人才。更為重要的是,傅氏還與胡適合作,推翻了朱希祖為北大史學系制定的培養機制,著重訓練學生的漢學研究能力、充實考古學知識等,培養了一批可熟練運用校勘考訂、音韻訓詁方法和考古學知識進行學術研究的人才(114)。錢穆曾指出,傅斯年在北大期間,凡北大歷史系畢業成績較優者,彼必網羅以去”(115)。正是有了北大史學系這個人才供應基地,史語所才不斷地獲得像勞幹、胡厚宣、全漢昇、高去尋、張政烺等史學研究才俊,使得史語所持續興盛,也使中國現代文史研究在各領域漸次展開。

                         

                        四 余論

                         

                        甲午慘敗不僅震驚了中國知識階層,也使他們不得不面對中國人該怎樣認識中國文明(116)、怎樣才能再造文明并使之屹立于世界文明之林這個巨大問題。從清末到民國,一方面眼睜睜地看著泱泱古國被歐美日本全面超越,乃至在中國文史研究領域也輸給西方;一方面又在傳統面前爭議對立,整個社會呈現一種急迫和焦慮的心態(117)。老問題雖經二十年而未解決,不過終于迎來新轉機。經過數年的由舊入新,現代教育培養的學術研究人員在1920年前后逐漸成為學術界中堅。這些長期被現代國族主義熏陶的青壯年學人,在早已存在的讀書治學事關國家榮辱意識激勵下,開啟了新一輪的學術運動,以圖認識中國,再造文明,重現國家榮光。為此,他們打破“中體西用”的束縛,在繼承傳統漢學遺產基礎上,努力學習西方漢學的觀念與方法,謀求“科學地整理國故”。這不僅為中國現代文史之學的發展提供了動力,也為中國傳統經史研究向現代文史研究轉變找到了可行的通道(118)。這個通道就是以科學實證主義為指導,以材料的搜集審查為基礎,以文史研究與現代考古學、語言學結合為路徑的新漢學。一批學術觀念相近的中國學人,依托北大國學門、清華國學院等研究機構,努力運用這個現代的學術研究形態進行學術研究,以期“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經過數年努力,中國文史研究停滯落后的局面有所改觀,不僅一些中國學者已經被國際漢學界接受(119),且國際學界對中國學術界的看法亦開始發生改變。不幸的是,1927年張作霖入主北京后摧殘學術的行為,迫使已經取得初步成果的學人們紛紛南下,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的志業受到嚴重挫折。但這并不能否定借助現代考古學和語言學改造傳統漢學思路之正確,更不能磨滅中國學人要通過提高學術研究水平以與西方漢學競勝的志向,一旦學術研究客觀條件具備,中輟的事業必將再度復興。

                         

                        國民政府1928年統一全國后,學術發展獲得了新的機會,甚欲步法國漢學之后塵,且與之角勝的傅斯年(120),創建了旨在發展“‘擴充工具、擴充材料之漢學的史語所。作為胡適的學生,傅斯年與胡適一樣熟悉并深受清代考證學的影響,比較能欣賞清代考證學所展現的某種與西方現代學術能夠接榫的重證據、推論嚴謹的科學精神,所以相當自然地以新漢學為津梁去接引現代西方學術”(121)。其實,史語所承接的不僅僅是新漢學這個學術研究形態,還有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的學術志向、研究人員及前一時期實踐的經驗教訓。在此基礎上,經過傅斯年不懼“構閔既多,受侮不少”的努力,史語所迅速成長為一個旨在、且有能力與西方漢學競勝的“一個集合”(122),并在短時間內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在具體成就外,史語所之于中國學術,還有一個更大的功績——初步確立了中國現代文史研究的主流地位。

                         

                        學術研究的現代轉型一般通過主客觀兩個方面展現。主觀方面的主要體現是包括學術認識論、方法論、治學目標在內的觀念意識的現代化,客觀方面的主要體現是學術研究組織方式的學院化、專業化與獨立化。學術研究觀念意識的現代化從甲午之后就已啟動,經梁啟超、章太炎、王國維、胡適、顧頡剛等人的努力,雖初步完成了“化經為史”,并一定程度實現了文史研究的現代化,但仍難說中國現代文史研究已經確立了主流地位。傅斯年及其領導的史語所更明確地提出學術研究是科學指導的專業精深研究,目的只在“別真偽”、不在“明是非”或啟蒙大眾等認識,完全擺脫了傳統觀念束縛,又在方法論上完善發展了新漢學形態,在治學目標上強化了向西方學術看齊,與西方漢學競勝,并在短時間內取得了為西方漢學界認可之成就。史語所令人心悅誠服之成就及其迅速走向學術研究中心地位,標志著中國文史研究在主觀方面基本確立了現代化(123)。在客觀方面,20世紀20年代初期出現的國學研究機構已在學院化、專業化和獨立化方面有顯著開拓(124),但仍帶有中國傳統學術的濃重痕跡,算不上真正的專業與獨立。史語所在繼承此前十年中國現代文史之學學術資產的基礎上,明確表示與含混不清的國學決裂,把自己打造成各方面都體現出專業獨立的現代文史研究機構,使現代學術觀念有了“制度性的實踐基地”(125)。也就是說,史語所的成立實際上是中國文史之學數十年現代化努力的結晶,它又用舉世矚目的成就證明了現代文史研究之價值,初步實現了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使現代文史之學具備了抵抗批評之能力,最終完成了中國文史研究的初步現代化。

                         

                        學術研究不是生物體,不需要空氣,也不需要陽光雨露,卻似生命體,有萌生延續的歷程,亦有興盛衰老之軌跡。在微觀研究達一定水平后,對學術發展進行適當的貫通性考察,可以呈現被微觀研究遮蔽的學術脈絡,有利于提升我們對學術史的認知。本文對中國現代文史之學形成歷程中的20世紀20年代進行貫通性觀察,正著眼于此。

                         

                        ①限于體例,只能簡要梳理三個階段的研究概況。關于第一階段,民國時期就已有不少論說,重要者多已收錄到一些專題資料集中,如《近代中國學術思想》(桑兵、張凱、於梅舫編)、《二十世紀中國史學史論》(王學典、陳峰編)等。近三十年來,余英時、張廣達、王汎森、陳平原、羅志田、桑兵等學者對此一時期的研究,成果眾多到需要專文甚至專書方可詳盡臚列。關于第二階段,成果數量與研究水平皆不及第一階段,但王學典(代表作有《歷史主義的歷史命運》等)、王晴佳(代表作有《臺灣史學五十年》)等學者也有深入研究。或許這一階段的研究,將會成為學術史領域的下一個熱點。關于第三階段,由于時間間隔尚不足,研究成果更少,主要是一些學人(如唐德剛、王學典、朱政惠)的觀察或初步研究。除專題研究外,系統梳理20世紀中國史學發展的編年史——20世紀中國史學編年》(商務印書館2014年版)已經出版。筆者系此編年1900—1949年部分的主要撰著者,故本文的觀察也主要建基于此編年基礎上。

                         

                        ②李濟:《傅孟真先生領導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幾個基本觀念及幾個重要工作的回顧》,張光直編:《李濟文集》第5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5頁。

                         

                        ③杜正勝:《無中生有的志業:傅斯年的史學革命與史語所的創立》,杜正勝、王汎森編:《新學術之路》,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8年版,第37頁。

                         

                        ④羅志田:《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社會與學術》,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頁。

                         

                        ⑤姜萌:《“由舊入新”與“無中生有”:民國初年的文史之學》,《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6年第4期,第148156頁。

                         

                        ⑥由于涉及學人、機構與領域的研究成果眾多,詳細征引將使文章篇幅不能容納,故行文中只征引直接相關者,并非作者有選擇性地閱讀與征引。

                         

                        ⑦關于甲午的沖擊及其給學術發展帶來的影響,親歷者多有述說,如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學術史》(《飲冰室合集》專集之75,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影印)、梁漱溟《我的自學小史》(《梁漱溟全集》第2冊,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5)等,此處不再引述。

                         

                        ⑧《論中國宜注意下流社會》,《選報》1902年第33期,19021031日,第67版。

                         

                        ⑨羅志田:《裂變中的傳承:20世紀前期的中國文化與學術》,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版,第1頁。另可參閱王先明《近代新學:中國傳統學術文化的嬗變與重構》(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黃興濤、胡文生《論戊戌維新時期中國學術現代轉型的整體萌發——兼談清末民初學術轉型的內涵和動力問題》(《清史研究》2005年第4)等研究。

                         

                        ⑩“壬寅學制”和“癸卯學制”的制定與執行,對現代文史學科形成的影響,可參閱左玉河《從四部之學到七科之學》(上海:中國書店出版社2004年版)等研究。

                         

                        (11)梁啟超研究成果眾多,與此議題關系緊密的研究可參閱汪榮祖《梁啟超新史學試論》(《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期,19716)、黃克武《梁啟超與中國現代史學之追尋》(《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1期,20039)等。

                         

                        (12)此類例子非常多,如:章太炎在1902年要將心理、社會、宗教諸學熔鑄到中國通史的寫作中;夏曾佑在1903年研究中國社會之原;劉師培在1905年按照西方學術分科將周末學術區分為16類;等。相較之下,夏曾佑的成果是比較突出的。

                         

                        (13)張春樹先生指出:近代中國史學研究,以其特有之新風格論之,則始自民國初創之際,而其發展階段之起步,或當在一九一九至一九二零年左右。”(張春樹:《民國史學與新宋學——紀念鄧恭三先生并重溫其史學》,《國學研究》第6卷,199911月,第10)

                         

                        (14)姜萌:《由舊入新無中生有:民國初年的文史之學》,《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6年第4期,第148156頁。

                         

                        (15)陳平原:《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適之為中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8頁。

                         

                        (16)葛兆光:《〈新史學〉之后——1929年的中國歷史學界》,《歷史研究》2003年第1期,第83頁。

                         

                        (17)王汎森先生認為,馬克思主義史學雖然在20世紀30年代興起,但胡適與傅斯年領導的新漢學在1949年前一直占據著文史之學的中心地位(王汎森:《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年版,第111)

                         

                        (18)可參閱姜萌《族群意識與歷史書寫——中國現代歷史敘述模式的形成及其在清末的實踐》(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版)等研究。

                         

                        (19)“新漢學是民國時期就出現的學術概念,可參閱王學典《新史學和新漢學:中國現代史學的兩種形態及其起伏》(《史學月刊》2008年第6)一文的梳理。《國學季刊》英譯名The Journal of Sinological Studies有助于理解為何將這一學術研究形態稱為新漢學

                         

                        (20)胡適曾較明確地指出他對傳統漢學的繼承。他在日記中說,梁啟超對清代學術并無定見,曾痛詆漢學,近來因為我們把漢學抬出來,他就也引他那已刪之文來自夸了”[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第3冊,1922225日,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59)。童書業認為,新漢學除了能打破舊漢學不能打破的傳統觀念外,還吸收了宋學的批判精神,使其能夠對于傳統的思想、舊史的傳說,常能作勇猛無情的批判”(童書業:《新漢學與新宋學》,《童書業著作集》第3卷,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779780)

                         

                        (21)洞悉中法文史研究情況的王靜如在1943年指出:三十年來,中國學術界受法國漢學影響至為巨大而廣泛,近年史語及國學能有長足的進步,其中之一因,又何嘗不由于是。”(王靜如講、瞿恩寶記錄:《二十世紀之法國漢學及其對于中國學術之影響——王靜如先生在中法漢學研究所講演》,()《國立華北編譯館館刊》第2卷第8期,19438月,第18]桑兵先生對西方漢學如何影響中國學術現代化有專門研究,見《國學與漢學——近代中外學界交往錄》等論著。

                         

                        (22)姜萌:《現代史學視野下的胡適——從唐德剛相關言論出發的討論》,《文史哲》2012年第4期,第40頁。

                         

                        (23)胡適:《新思潮的意義》,《新青年》第7卷第1期,1919年,第5頁。

                         

                        (24)沈兼士:《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經費計劃書》,《國學季刊》第1卷第3期,1923年,第561頁。此文在《國學季刊》無作者信息,據《沈兼士學術論文集》可知,此文作者系沈兼士。

                         

                        (25)胡適:《發刊宣言》,《國學季刊》第1卷第1期,1923年,第1頁。

                         

                        (26)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第3冊,1922826日,第772頁。

                         

                        (27)傅斯年:《致胡適》(192081),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編:《胡適往來書信選》上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78頁。

                         

                        (28)姜萌:《陳垣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考》,《東岳論叢》2013年第3期,第184頁。

                         

                        (29)胡適:《提高和普及》,《胡適文集》第12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436頁。

                         

                        (30)胡適:《再談談整理國故》,杜春和等編:《胡適演講錄》,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8頁。該書收錄之文系根據《胡適檔案》整理。此文常見的版本是《晨報副刊》(1924225)所刊。兩個版本相校,最大不同在于據《胡適檔案》錄出的版本有北京諸同志對于整理國故的意見及當前中國學術只有國學能與西方學術一較高下等內容。

                         

                        (31)胡適:《教務長胡適之先生的演說》,《北大日刊》,19221223日,第2版。

                         

                        (32)從參加北大國學門懇親會的人數(主要為國學門委員、導師、研究生等)可感知一二。第一次懇親會(1923930日召開)參會人數為三十余人(魏建功:《研究所國學門懇親會記事》,《北京大學日刊》,19231110日,第1),第二次懇親會(1924615日召開)參會人數為65(董作賓:《國立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第二次懇親會記事》,《北京大學日刊》,1924627日,第1)。在學人積聚方面,胡適起到了重要作用,蔡元培說:北大關于文學、哲學等學系,本來有若干基本教員;自從胡適之君到校后,聲應氣求,又引進了多數的同志,所以興會較高一點。預定的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文學、國學四種研究所,止有國學研究所先辦起來了”(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第6卷,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354)。眾所周知,顧實等人在東南大學倡導的國故整理與胡適等人取向不同,其主要方法是以國故理董國故”(顧實:《國立東南大學國學院整理國學計劃書》,《國學叢刊》第1卷第4期,1923年,第125),故此處特別指出有此志向的主要是北京學人。

                         

                        (33)羅志田先生指出,整理國故運動能在全國不脛而走,既有中國學人相對熟悉而能有所作為這一技術層面的因素,也因國人隱顯不一的民族主義情緒在起作用”(羅志田:《裂變中的傳承——20世紀前期的中國文化與學術》,第253)。另可參閱李孝遷《他人入室:民國史壇對域外漢學的回應》[《華東師范大學學報》2012年第6]等研究。

                         

                        (34)蔡元培:《吾國文化運動之過去與將來》,《中山文化教育季刊》第1卷第1期,1934年,第6頁。

                         

                        (35)陳以愛:《中國現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以北大研究所國學門為中心的探討》,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76頁。

                         

                        (36)《公布北大〈研究所簡章〉布告》,《北京大學日刊》,1920730日,第1版。

                         

                        (37)(46)陳以愛:《中國現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以北大研究所國學門為中心的探討》,第169185199204頁。

                         

                        (38)沈、馬二人的言論可參閱上引文。朱希祖在1919年也刊文指出,應將中國古書中的各方面記載抽尋出來,用科學的方法,立于客觀地位整理整理,拿來與外國的學問比較比較”(朱希祖:《整理中國最古書籍之方法論》,《北京大學月刊》第1卷第3期,1919年,第33)

                         

                        (39)(43)胡適:《發刊宣言》,《國學季刊》第1卷第1期,1923年,第716頁。

                         

                        (40)(42)《研究院章程》,《清華周刊》第24卷第11期,1925年,第212122頁。

                         

                        (41)《研究所國學門啟事》,《北京大學日刊》,1922222日,第1頁。

                         

                        (44)《研究所國學門重要紀事》,《國學季刊》第1卷第1期,1923年,第196頁。

                         

                        (45)這一時期國學門的主要學術活動有:輯佚整理《太平御覽》所引書(編纂《《太平御覽》引用群書目錄補遺》)、輯佚整理《藝文類聚》(編纂《《藝文類聚》引用書目錄》),輯佚整理《一切經音義》、輯佚整理《太平廣記》、翻譯伯希和漢學研究成果、收集整理歌謠、整理內閣檔案、搜集購買文物及相關資料建設考古研究室等(《國立北京大學廿五周年紀念研究所國學門臨時特刊》,19231216日,第164)

                         

                        (47)吳宓:《清華開辦研究院之旨趣及經過:開學日演說辭》,《清華周刊》,第24卷第2期,1925年,第12頁。

                         

                        (48)羅志田:《一次寧靜的革命:清華國學院的獨特追求》,《清華大學學報》2011年第2期,第513頁。

                         

                        (49)可參閱桑兵《國學與漢學——近代中外學術界交往錄》(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等研究。

                         

                        (50)《張鳳舉先生與沈兼士先生書》,《北京大學日刊》,192236日,第1版。

                         

                        (51)桑兵:《伯希和與中國近代學術界》,《歷史研究》1997年第5期,第124頁。

                         

                        (52)由羅振玉轉交,截止19231月,國學門委托孫芳翻譯了8(《研究所國學門重要紀事》,《國學季刊》第1卷第1期,1923年,第198)

                         

                        (53)《劉半農致國學門主任函》,《北京大學日刊》,1925220日,第12版。

                         

                        (54)《研究所國學門重要紀事》,《國學季刊》第1卷第1期,1923年,第194頁。

                         

                        (55)《研究所國學門重要紀事》,《國學季刊》第1卷第2期,1923年,第391頁。

                         

                        (56)192319日,蔡元培有本校敦請今西龍、伯希和博士擔任研究所國學門考古學通信員的記錄(《敦請今西龍伯希和為北大考古學通信員的便條》,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第4卷,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309),但奇怪的是《國學季刊》第1卷第2期刊登的《研究所國學門重要紀事》卻只有聘請今西龍為通信員的公告。

                         

                        (57)《國立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重要紀事》,《國學季刊》第1卷第4期,1923年,第751頁。

                         

                        (58)《劉半農致國學門主任函》,《北京大學日刊》,1925220日,第12版。

                         

                        (59)桑兵:《胡適與國際漢學界》,《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1期,第57頁。

                         

                        (60)伯希和:《在開羅萬國地理學會演說》,《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周刊》第3期,19251028日,第8頁。

                         

                        (61)胡適:《再談談整理國故》,《晨報副刊》,1924225日,第1版。《晨報副刊》此文系公開刊布,影響應較《胡適演講錄》所收之文大,故引用此版本。

                         

                        (62)《本校研究國學門致國務院呈文及曾巡閱使吳巡閱使公函》,《北京大學日刊》,1923108日,第2版。

                         

                        (63)教育部以至于不僅無錢生火御寒,連茶水供應都面臨停頓(《教育部一窮至此》,《晨報》,19231116日,第6)

                         

                        (64)192312月《國學季刊》第1卷第4期出版后,第2卷第1期至192512月才出版,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經費困難:因時局關系,學校經費奇絀,以至不能按期出版。”(《國學季刊編輯委員會啟事》,《國學季刊》,第2卷第1期,1925年,第199)

                         

                        (65)顧潮:《顧頡剛年譜》,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143144頁。

                         

                        (66)蘇云峰:《從清華學堂到清華大學(1911-1929)》,第326328頁。

                         

                        (67)可參閱李孝遷《他人入室:民國史壇對域外漢學的回應》(《華東師范大學學報》2012年第6)等研究。

                         

                        (68)陳以愛曾簡要談及北大國學門對史語所的影響,稱傅斯年對北大國學門學術研究路向頗表贊同,傅氏對新領域的提倡,曾受到國學門學術工作的若干啟示,也是不無可能的,并認為兩所研究機構所存在的內在聯系,可以說是頗為明顯的”(陳以愛:《中國現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以北大研究所國學門為中心的探討》,第292294)。遺憾的是,陳以愛并未對這些論斷或觀察展開論述,亦未有意識地勾勒這些機構的內在聯系。胡逢祥先生亦曾簡要指出:史語所的工作方針,與北大國學門及中大語言歷史研究所有著明顯的承繼關系。”(胡逢祥:《略論現代中國史學機構之建制與運作》,《東吳歷史學報》第18期,20082月,第172)

                         

                        (69)史語所從1928年初就開始籌備,至1014日舉行在所人員第一次會議,當月22日籌備處遷往柏園,并函請廣州市公安局保護。史語所的成立紀念日定在1022(王懋勤:《歷史語言研究所正式成立的日期》,《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四十周年紀念特刊》,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8年,第204)

                         

                        (70)傅斯年:《致胡適》,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第343頁。

                         

                        (71)伯希和:《致蔡元培函》,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第6卷,第179180頁。

                         

                        (72)《傅斯年致蔡元培》(19321226日,檔號81),王汎森、潘光哲、吳政上主編:《傅斯年遺札》,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1年版,第442頁。

                         

                        (73)蔡元培:《復伯希和函》,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第6卷,第179頁。

                         

                        (74)《傅斯年檔案》(檔案號10419331),轉引自潘光哲:《蔡元培與史語所》,杜正勝、王汎森編:《新學術之路》上冊,第207頁。

                         

                        (75)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第6冊,1931914日,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52頁。

                         

                        (76)桑兵:《國學與漢學——近代中外學界交往錄》,第188頁。

                         

                        (77)齊思和:《最近二年來之中國史學界》,《朝華》第2卷第4期,1931年,第4頁。

                         

                        (78)謝英伯:《黃花考古學院的組織和使命》,《考古學雜志》第1期,1932年,第3頁。

                         

                        (79)黃振萍先生指出,傅斯年及其領導的史語所標志了中國現代學術轉型的最后完成”(黃振萍:《傅斯年學術思想文化隨筆·跋》,黃振萍、李凌己編:《傅斯年思想文化隨筆》,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330)

                         

                        (80)杜正勝:《無中生有的志業:傅斯年的史學革命與史語所的創立》,杜正勝、王汎森編:《新學術之路》上冊,第1頁。

                         

                        (81)據王汎森先生查閱吉美博物館所藏伯希和檔案可知,史語所在1931年初給伯希和的文件中,強調吾等建設此所之始意,豈不曰將漢學各面之正統,不在巴黎、不在西京,而在中國?上以補前修之所不及,而求后來居上……然所中同人所工作者,俱是有意義之新題目,就每一線論,皆站在最前之在線”(王汎森:《伯希和與傅斯年》,《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第305)

                         

                        (82)杜正勝:《無中生有的志業:傅斯年的史學革命與史語所的創立》,杜正勝、王汎森編,《新學術之路》上冊,第26頁。

                         

                        (83)傅斯年在1927年便表現出要與柏林、巴黎爭奪東方學正統的志愿,并獲得陳寅恪的欣賞和支持(王汎森:《傅斯年與陳寅恪——介紹史語所收藏的一批書信》,《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87)

                         

                        (84)李濟:《傅孟真先生領導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幾個基本觀念及幾件重要工作的回顧》,張光直編:《李濟文集》第5卷,第164頁。

                         

                        (85)傅斯年:《致陳垣》(1929),陳智超編:《陳垣來往書信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年版,第407408頁。

                         

                        (86)李濟:《傅孟真先生領導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幾個基本觀念及幾件重要工作的回顧》,張光直編:《李濟文集》第5卷,第165頁。參見李孝遷《他人入室:民國史壇對域外漢學的回應》、姜萌《陳垣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考》等研究可知,李濟稱傅斯年喚醒了中國學者最高的民族意識并不準確,或許用再次凝聚了中國學者最高的民族意識更準確。

                         

                        (87)杜正勝在《無中生有的志業:傅斯年的史學革命與史語所的創立》一文中指出史語所正式成立時,其人員構成以清華研究院為主體”(杜正勝、王汎森編:《新學術之路》上冊,第22)

                         

                        (88)傅斯年:《致胡適》(192846),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第343頁。

                         

                        (89)王汎森、杜正勝編:《傅斯年文物資料選輯》,臺北:傅斯年先生百齡紀念籌備會1995年版,第6263頁。

                         

                        (90)《國立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十七年度報告》,《國立中央研究院十七年度總報告》,中研院文書處1929年版,第216頁。

                         

                        (91)李光謨:《從清華園到史語所——李濟治學生涯瑣談》,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302頁。

                         

                        (92)李濟:《現代考古學與殷墟發掘》,《安陽發掘報告》第2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30年版,第407頁。

                         

                        (93)傅斯年:《本所發掘安陽殷墟之經過》,《安陽發掘報告》第2冊,第404頁。

                         

                        (94)陳寅恪:《致傅斯年·六》(1929),《陳寅恪集·書信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24頁。

                         

                        (95)《傅斯年致李滂》(編者暫系年于1929年,檔號元69-3),王汎森、潘光哲、吳政上主編:《傅斯年遺札》,第243244頁。

                         

                        (96)《傅斯年致蔡元培》(19321226日,檔號81),王汎森、潘光哲、吳政上主編:《傅斯年遺札》,第442443頁。

                         

                        (97)杜正勝:《無中生有的志業:傅斯年的史學革命與史語所的創立》,杜正勝、王汎森編:《新學術之路》上冊,第20頁。

                         

                        (98)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第3冊,1922826日條,第772頁。

                         

                        (99)傅斯年在歐洲的學習經歷,可參閱王汎森《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等論著。

                         

                        (100)可參閱陳洪波《中國科學考古學的興起——1928-1949年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史》(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等論著。

                         

                        (101)可參閱桑兵《近代學術傳承:從國學到東方學——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解析》(《歷史研究》2001年第3)等研究。

                         

                        (102)《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十七年度報告》,《國立中央研究院十七年度總報告》,第215頁。

                         

                        (103)傅斯年:《本所對于語言學工作之范圍及旨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1本第1分,1928年,第114117頁。

                         

                        (104)余英時:《試述陳寅恪的史學三變》,《余英時文集》第5卷,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43146頁。

                         

                        (105)黃振萍認為,《〈性命古訓〉辨證》把對中國語言文字的認識,與思想史結合起來,既超越了乾嘉的單純訓詁之學,又避免了缺乏思辨傳統的中國在引入西學時流于空泛的弊病”(黃振萍:《傅斯年學術思想文化隨筆·跋》,黃振萍、李凌己編:《傅斯年思想文化隨筆》,第338)

                         

                        (106)在與西方漢學界交流或爭取西方漢學家為史語所工作等方面,傅斯年的做法和北大國學門的做法也類似。可參閱王汎森《伯希和與傅斯年》(《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第296318)等研究。

                         

                        (107)陳以愛:《中國現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以北大研究所國學門為中心的探討》,第82頁。

                         

                        (108)朱希祖:《北京大學史學系過去之略史與將來之希望》,國立北京大學卅一周年紀念會宣傳股編:《國立北京大學卅一周年紀念刊》,北京:北京大學卅一周年紀念會宣傳股1928年版,第70頁。

                         

                        (109)《史學系課程指導書(十二年至十三年度)》,《北京大學日刊》,1923929日,第34版。

                         

                        (110)當時北大國學門已意識到考察和發掘對研究工作的重要性,但因同志尚少和經費缺乏,難以開展工作,古跡古物調查會也因缺少人才而影響了工作(《國立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重要紀事》,《國學季刊》第1卷第3期,1923年,第551552)

                         

                        (111)王汎森先生指出,傅斯年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是一份最具系統的藍圖,其中心是追求客觀的歷史研究和訓練專業的歷史學家”(王汎森:《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第85)

                         

                        (112)可參閱桑兵《近代學術傳承:從國學到東方學——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解析》(《歷史研究》2001年第3)等研究。

                         

                        (113)《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十七年度報告》,《國立中央研究院十七年度總報告》,第215頁。

                         

                        (114)尚小明:《中研院史語所與北大史學系的學術關系》,《史學月刊》2006年第7期,第8087頁。

                         

                        (115)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年版,第161頁。

                         

                        (116)從清末探討中國人種來源,到民國發力研究上古史,皆是這一問題引發,李濟曾說中國新史學最大的公案就是中國文化的原始問題”(李濟:《發掘龍山城子崖的理由及成績》,《山東省立圖書館季刊》第1卷第1期,1931年第197200)

                         

                        (117)羅志田:《國家與學術:清季民初關于國學的思想論爭》,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版,第225頁。

                         

                        (118)可參閱王學典《新史學和新漢學:中國現代史學的兩種形態及其起伏》(《史學月刊》2008年第6)等研究。

                         

                        (119)傅斯年1929年致信陳垣稱:靜庵先生馳譽海東于前,先生鷹揚河朔于后,二十年來,承先啟后,負荷世業,俾異國學者莫我敢輕,后生之世得其承受,為幸何極。”(《傅斯年致陳垣信》(1929),陳智超編:《陳垣來往書信集》,第407)

                         

                        (120)顧潮:《顧頡剛年譜》,第171頁。

                         

                        (121)王汎森:《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中譯本序》,第5頁。

                         

                        (122)傅斯年:《致胡適》(1933630),歐陽哲生編:《傅斯年全集》第7冊,第121頁。

                         

                        (123)勞幹在1950年認為,傅斯年及其領導的史語所,在這整二十二年中,決定了一個中國歷史學研究的新方向,奠定了一個中國歷史學研究的新基礎”(勞幹:《傅孟真先生與近二十年來中國歷史學的發展》,《大陸雜志》第2卷第1期,19511月,第7)

                         

                        (124)劉龍心:《學術與制度:學科體制與現代中國史學的建立》,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125161頁。

                         

                        (125)王汎森:《什么可以成為歷史證據——近代中國新舊史料觀點的沖突》,《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第37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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