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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文化史 【字體:

                        阮清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對上海民間慈善組織的處理研究

                        作者: 文章來源:《黨史研究與教學》2018年第1期 更新時間:2018年09月03日

                        摘要:中國共產黨在長期的革命實踐中,對傳統慈善組織的社會功能及其影響力有著清楚的認識。1949年上海解放后,中共和人民政府為了充分發揮和利用原有慈善組織來進行戰后重建和恢復生產,通過組織滲透、集中利用資源以及建立新的社會福利機構等方式,逐步將傳統慈善組織納入人民政府的管理之中,并最終將其消融于無形,有效地化解了人民政府與慈善組織之間的矛盾;同時利用和接管了歷史上積累下來的慈善資源為新政權服務。慈善組織的處理,減少了新政權整合城市基層社會的阻力,為人民政府進行城市基層社會清理與整頓提供了便利。

                         

                        關鍵詞:中國共產黨/人民政府/慈善組織/處理

                         

                        標題注釋:本文是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一般課題“新中國初期黨的城市人口管理政策與實踐研究(1949-1966)”(項目批準號:2016BDS001)的階段性成果;同時獲得上海市浦江人才計劃資助,項目編號:14PJC032,謹致謝忱!

                         

                        明清以來,中國民間建立了許多慈善組織;進入近代以后,又受到歐風美雨的影響,在傳統慈善社團繼續發展的同時,許多新式慈善組織亦應運而生。然而這一具有深厚歷史人文傳統、在社會上具有相當影響力的事業卻在上個世紀50年代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機,除了中國紅十字會、中國福利基金會等少數幾個具有社會福利性質的機構通過改頭換面得以保存下來以外,其他絕大多數慈善組織都在短短的幾年時間內煙消云散。目前學界在探討慈善組織消亡原因時主要強調兩點:一是認為在經歷了長期戰爭之后,慈善組織本身資源枯竭,無力繼續維持;二是認為傳統慈善組織“行善積德”等理念具有濃厚的“封建意識”,具有“先天落后性”,不適合新社會的要求,因此被改造、取締④。另外,研究者一般認為1950年政務院出臺接管接受美國津貼的教育、宗教、慈善團體的政策是新政權處理慈善救濟組織的開端:此前政府與慈善組織合作共處,此后則轉為政府對慈善組織的接管和改造并最終迫使其消亡。但仔細研讀檔案史料,我們發現這些解釋存在不少漏洞,難以自圓其說。本文以上海慈善組織在中共接管和改造前后的經歷為例,來對該問題做進一步探討。

                         

                        一、1949年以前上海民間慈善組織

                         

                        上海地區有記載可查的最早的慈善組織是建于明洪武七年(1374)的養濟院,該院一直經營到清嘉慶十三年(1808)因火災而毀,存世時間長達434。此后各類慈善組織逐漸在上海興起,開埠以后,更是獲得了更大的發展機會,19世紀50年代上海善堂林立的現象就給王韜留下了深刻印象。梁其姿認為明清兩代上海設立的善會善堂為39,而梁元生認為到清朝末年,上海的善會善堂實際超過50

                         

                        20世紀30年代,即使經歷了辛亥革命及其后北洋時期的混亂,上海的民間慈善事業依然一直在發展。1930年前后上海的慈善組織大概有120;到1942年抗戰時期,上海依然有140多個民間慈善組織在發揮作用(11)1947年登記在冊的上海慈善組織有100家左右(12)194912月,新成立的上海市人民政府民政局初步調查稱上海慈善組織仍然有100多個(13)1950年,民政局對全市社團進行詳細調查,結果顯示當時尚存社會福利救濟團體99個,另有具部分慈善救濟功能的同鄉會29個、會館山莊51(14)

                         

                        近代上海慈善組織有兩大特點,一方面是并不諱言內外有別的社區型小善會善堂的大量誕生,這延續了傳統慈善組織自清代中后期的發展趨勢(15);另一方面是超大型慈善組織的出現和發展,這是與近代上海都市社會緊密相關的一大特色。進入20世紀以后,上海最主要的慈善組織如同仁輔元堂、仁濟善堂、上海慈善團、閘北慈善團等都如滾雪球般不斷擴大。并且這些組織還在1927年成立了上海慈善團體聯合會,作為慈善界自我管理的機構和相互聯系與溝通的橋梁,也成為慈善界的代言人,在民國時期的上海社會中發揮了重要作用(16)

                         

                        而且每遇非常時期、非常事件,上海慈善界都會進一步聯合起來,共同采取行動應對。1936年底,隨著局勢日益緊張,國民黨上海市市長吳鐵城召集上海慈善團體負責人黃涵之、屈映光等組織成立上海慈善團體聯合救災會(簡稱慈聯會)。上海主要慈善組織基本上都參加了慈聯會,慈聯會辦公地點就設在上海仁濟善堂內(17)19377月上海市社會局局長潘公展又聯合各慈善機構組建上海市救濟委員會(簡稱救委會),進一步將慈善團體、各同鄉會等社團的救濟功能聯合起來準備進行難民救濟工作,會址仍然設在仁濟善堂(18)。因此,抗戰爆發前夕,上海仁濟善堂同時有4個救濟組織在辦公,除了仁濟善堂本身以外,還有1927年成立的上海慈善團體聯合會、1936年成立的上海慈善團體聯合救災會以及19377月成立的上海市救濟委員會。

                         

                        這些機構雖然有不同的牌子,具體組成也不完全相同,但是主體部分都是上海原有的民間慈善組織,實際辦事人員也主要是上海慈善界領袖及各社團辦事員。1937·一三抗戰爆發后,上海的難民救濟工作主要由這些組織領導進行。同年11月,上海華界淪陷,參加慈聯會工作的政府工作人員撤離;政府組織的非常時期難民救濟委員會上海市分會,也將難民救濟工作交由上海慈善團體聯合救災會辦理,機構更名為上海慈善團體聯合救災會難民救濟分會。此后,上海慈聯會成為上海難民救濟的主力。從19378月到1940年,慈聯會先后設立難民所50多個,收容救濟難民50萬人以上(19)。而且,在集中力量救助難民的同時,上海慈善界自身的業務也在勉力維持,因此難民大部分被遣返或安置后,慈善組織又將主要力量投入到了日常救助活動之中(20)

                         

                        上海慈善組織歷史悠久,慈善界領袖也大多都是上海的頭面人物,具有較大的社會影響力(21);而且許多慈善組織擁有龐大的產業,如上海慈善團在1930年擁有的不動產價值即達到878萬元之多,另外還有股票、債券以及存款等若干;其當年各類收入高達20萬余元(22)。此后該團產業規模不斷擴大,到19446月,即使受到戰爭的嚴重破壞,該團擁有的不動產總值仍然高達1946.5萬元(23)。到19506月,該團仍然有現金6884萬元(人民幣,舊幣),另外擁有三層樓房259幢,二層樓房495幢,平房163間和土地數百畝,其他財產若干(24)。其他慈善組織的規模雖然比不上上海慈善團,但如仁濟善堂、新普育堂、閘北慈善團等機構規模也相當可觀。中共地下黨在解放軍接管上海之前就組織編輯了一部接管手冊——《上海概況》,其中也注意到上海慈善組織在上海社會救濟方面的作用(25)。因此,在中共接管上海之前,上海慈善界就是一個擁有較多資產、有自身組織系統和力量、并具有相當大影響力的社會集團。

                         

                        二、理順與調整慈善組織關系

                         

                        在長期的革命過程中,中共對于社團的力量與影響有過深刻的體會和認識。毛澤東年輕時即提出要實行民眾的大聯合,并且提出民眾的大聯合要以民眾的小聯合為基礎。而所謂民眾的小聯合,在毛澤東看來,實際上就是要先建立各種各樣的小社團,在此基礎上再進一步組建各級小社團的上級社團,即大聯合,最后由各類大聯合再組建中華民眾的大聯合”(26)。可以說,此后毛澤東的革命實踐始終都在堅持走建立民眾的聯合的道路,因此他對由人組成的這類組織向來非常重視(27)。在中共革命過程中,組建或滲透、掌握各類社團組織,成為其動員民眾參與革命的重要手段。中共早就認識到“人群能互助,個人才得安全;團體有幸福,生活才能改善”,因此“離了‘群’而欲解決一切問題,無異春宵異夢!”(28)而把單個的人組織成的方式,無疑就是結成各種各樣的社團,即各種各樣的小聯合,然后在此基礎上組建民眾的大聯合

                         

                        如前所述,上海民間慈善組織數量眾多且歷史悠久,在近代上海社會發展過程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而且慈善組織大多數秉持民胞物與理念,積極行善,救助眾人,因此也深受社會歡迎,有較大的社會影響力。中共在革命過程中深知上海慈善組織的力量,并積極利用慈善組織來從事革命活動。尤其是抗戰爆發后,中共地下黨開始有意識地通過慈善救濟社團來從事革命活動。如趙樸初、周林等人通過著名的仁濟善堂收容難民,并在此基礎上積極利用由國民黨上海市政府組織的上海慈善團體聯合救災會開展難民救濟和教育工作,組織難民參加新四軍(29)。中共同時通過統一戰線團結上海慈善界主要領袖,如邀請上海慈聯會主席王一亭等人加入由地下黨組織的聯誼會等(30)。中共江蘇省委還專門成立了難民工作委員會,通過慈善社團來組織難民參加抗戰,這些活動便利了上海中共地下黨組織在抗戰時期的恢復和發展(31)

                         

                        為順利接管和建設上海,并在戰后重建中充分發揮上海慈善組織的力量。內戰后期,上海地下黨加強了對慈善組織的各項工作,積極開展對慈善界領袖人物的統戰工作。1949425日,解放軍兵臨城下之際,中共地下黨與上海宗教慈善界領袖趙樸初等人聯系,組建上海臨時聯合救濟委員會(簡稱聯救會或臨救會),努力將上海宗教慈善團體聯合起來,為上海的解放出力。聯救會會址設于云南中路35號佛教會館中,實際上也是仁濟善堂的產業(32)。上海仁濟善堂、同仁輔元堂、中國紅十字會、兒童福利會以及中國福利基金會等十多個慈善機構參與了該組織的活動(33)。聯救會由顏惠慶任主任委員,黃涵之、李思浩為副主任委員,趙樸初為總干事,李文杰為副總干事(34)。聯救會主要領導人顏惠慶、黃涵之、李思浩、趙樸初等人都是熱心慈善事業的上海頭面人物,但該委員會也包括了陳巳生等中共地下黨員,另外趙樸初、李文杰等人都與中共關系十分密切。趙樸初的大學同學、中共地下黨員梅達君具體指導聯救會工作。

                         

                        解放軍進駐上海以后,聯救會進一步擴充,增設總務組、物資組、救福處、兒童組等,其中最重要的救福處下設救福組和遣送站,處長由共產黨員樊玉琳擔任。上海市軍管會和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后,聯救會的工作重點就是與民政局和公安局配合,收容遣送災難民回鄉(35)19495月前后,上海難民多達180萬~200(36);而疏散難民回鄉,以增加農村生產而減輕城市負擔,以便于準備變消費城市為生產城市是中共在解放戰爭后期就已經確定的基本方針(37)。因此上海市軍管會成立后,一邊著手接管上海各機關,一邊即開始進行難民收容遣送工作。市政府要求聯救會參與難民收容遣送,同時“號召福利慈善公益團體在本身條件允許下協助政府遣送無力回鄉難民。”因為是“協助政府”工作,所以需要先與各區接管委員會取得聯系,在區接管會的安排下進行難民收容遣送工作(38)。許多慈善團體騰出房屋設立收容所,或者出錢出人參加由政府組織的難民調查、收容、遣送工作。

                         

                        19498月,上海市委書記饒漱石在市第一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上,正式提出建設新上海的六大任務,明確要求疏散上海人口”(39)疏散難民回鄉成為上海人口疏散的首要工作,為此,827日,市政府專門成立了上海市疏散難民回鄉生產救濟委員會(簡稱疏委會),由政務接管委員會副主任、市民政局長曹漫之任主任委員,工商界和宗教、慈善界趙樸初、周貫五、貴延芳、楊秉儒為副主任委員,另外聘請各界名人擔任委員職務。疏委會設立經濟籌劃、生產計劃、疏散遣送和宣傳教育4個專門委員會,同時設有秘書處等辦事機構,另外在各區接管委員會建立區疏委會和各區工作站,由此組成了一個覆蓋全市的組織機構(40)。疏委會完全由市政府設立,由市政府直接領導,同時也吸收了部分與中共關系密切的慈善界人士參加,但一些主要慈善社團的領袖未能進入疏委會。

                         

                        1949年底,由于蘇北、皖北等地發生水災,中央內務部明確要求各地暫停人口疏散工作,對已逃至各地之災民,不得強制遣送回籍,應即發動當地群眾,在自愿原則下互助互濟。”(41)因此上海人口疏散工作無法繼續進行,上海市民政局于1229日成立冬令救濟委員會,在聯救會和上海慈善團體聯合會協助下設立12個庇寒所(后增加到40余個),收容、救濟那些無家可歸的災民、難民。冬令救濟委員會的庇寒所主要設在上海原有的會館、公所以及慈善組織的房屋內,具體救濟事宜如煮粥以及分粥等活動也指派給慈善機關來做,充分利用了上海原有的民間慈善組織(42)。設立庇寒所、開展冬令救濟活動是上海慈善界的慣例,但此前的冬令救濟一般是由上海慈善團體聯合會出面組織,市政府警察局、社會局等從中協助(43);但此次冬令救濟由人民政府民政局組織,各慈善組織將物資、善款交民政局,由政府集中救濟,有關慈善團體從中協助,可以明顯地看出主次之不同(44)。新成立的人民政府更多地承擔起冬令救濟的責任,而且向各個難民庇寒所派去管理人員,對難民進行回鄉生產的教育,準備于第二年春季遣送回鄉(45)

                         

                        19503月,根據政務院上年底發布的關于生產救災的指示,在上海市臨時聯合救濟委員會的基礎上進一步成立上海市生產救災委員會(簡稱生救會),具體負責失業工人救濟和資助災難民回鄉(46)。生救會依然是以上海民間慈善團體為主的社會救濟機關聯合起來的組織,但與聯救會已經有所不同,聯救會強調社會救濟,生救會側重于救災生產,即主要救濟受災人群,并強調通過生產來進行積極救濟。另外,生救會是華東軍政委員會指導下由上海市民政局領導成立,在待遇上享受全民所有制工資;而聯救會工作人員都是義務勞動”(47)。生救會主任委員是市民政局局長曹漫之,其他11位委員也由上海市軍管會直接任命(48),生救會成立以后,將辦公地址設在上海市延安西路1號華東軍政委員會大樓內(49)。這意味著生救會是市政府下屬臨時機構,其方針政策完全由市政府頒布實行。雖然生救會與聯救會表面上工作人員分工不分家,但實際兩者性質已經完全不一樣,一是人民團體,一是政府機構;而且二者工作重點亦有不同之處(50)。因此生救會的成立是人民政府掌握和改造民間慈善組織的重要步驟之一。

                         

                        上海市生救會成立以后,再次開展大規模的人口疏散工作。19504月,政務院內務部領導成立中國人民救濟總會(簡稱救總),同時要求各地成立分會;10月,上海救濟分會成立,這是上海社會救濟事業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節點。救濟分會內設立一般救濟團體工作委員會,通過不定期召開一般救濟團體聯席會議,專門管理上海民間慈善社團(51)。可以看出,從臨時聯合救濟委員會到生救會,再到救濟分會,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不斷加大對民間慈善社會救濟團體的領導,此前享有較高社會聲望的一些慈善界人物也逐漸從這些新的委員名單中退出,來自新政府各層級的領導人占據了新“會”的主要領導職位;并且人民政府還通過這些委員會逐步削弱上海慈善團體聯合會在慈善界的影響力,從而為最終改造上海民間慈善組織奠定了基礎。

                         

                        上海慈善團體聯合會成立于1927年,王一亭出任第一任委員長,直到1938年王去世,由副委員長黃涵之接任;1949年聯合會改為理事制,黃涵之出任第一任理事長,李思浩、王叔英為副理事長。慈善團體聯合會在民國時期的上海慈善救濟界享有崇高聲望,也一直是上海民間慈善救濟活動的主要組織者(52)1949年解放軍進駐上海后,慈善團體聯合會一方面積極協助新政府進行災、難民救濟,另一方面繼續充當上海民間慈善組織的代言人,積極要求政府給予民間慈善組織發展空間和平臺。如1949年底,聯合會要求市政府免除慈善團體地稅及其他捐稅;1950年,各慈善機構收到市稅務局通知,地稅比照上年下半期稅額10倍以上,聯合會決定再次申請減免。但這些要求,除有些個別解決外,大多并無回復(53)。另外,在此后的冬令救濟、推銷折實公債、疏散難民回鄉、抗美援朝捐獻飛機大炮等運動中,聯合會也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在這些運動中,各慈善組織也元氣大傷,195010月,市政府再次號召各善團協助開展冬令救濟事宜之際,聯合會決議雖然亦稱積極準備,但各會員一致聲稱經費莫不在困難之中。”(54)事實上,上海市救濟分會成立前后,聯合會即多次開會討論本會存廢”問題,但代表們始終希望能夠繼續保留(55)。是年底,聯合會修改章程,重新認定其任務為協助政府推行救濟工作的政策、法令,輔導會員開展救濟工作,促進團體與政府的聯系,同心協力推進社會救濟事業。”(56)

                         

                        此時期,新政府與上海慈善組織的聯系通道先后或同時有上海臨時聯合救濟委員會、上海市疏散難民回鄉生產救濟委員會、上海市生產救災委員會以及上海市人民救濟分會等組織,但上海慈善團體聯合會仍然在積極工作,甚至一些以前未加入該會的慈善組織還在繼續尋求加入,如19517月接受純德善會為會員等(57)。但人民政府對聯合會的工作始終有批評,認為聯合會對各慈善團體的幫助不夠”(58)。到195110月份,聯合會最終決定解散,主席黃涵之首先檢討:本會成立二十余年來,對于社會福利愧無多大裨益。然后講到現實,人救分會成立后,“現在一切的一切有上海市人救分會為之督導與指示,且分會范圍內又有一般救濟團體工作委員會之設,慈聯會實為駢枝。”決定即日起宣告辦理結束(59)19521月慈聯會解散,所有檔案賬冊交上海市人民救濟分會代管(60)。領導上海慈善界20余年之久的慈善團體聯合會徹底退出了上海慈善界的歷史舞臺,這也預示著曾經頗具影響力的上海民間慈善組織面臨重大轉折。

                         

                        此前不久,上海市疏散難民回鄉生產救濟委員會亦已將工作移交給救濟分會辦理。因此,從1951年底開始,上海市所有救濟、福利工作都由中國人民救濟總會上海市救濟分會辦理,尚存的民間慈善組織則由救濟分會內設立的一般救濟團體工作委員會聯系和管理。19536月,救濟分會與上海市民政局合署辦公,所有慈善組織的聯系與管理工作都完全歸入民政局日常工作之列(61)。解放軍進駐上海前后,中國共產黨以及后來的軍管會和人民政府在處理戰后難民疏散、失業救濟、恢復生產和社會福利救濟等問題過程中,通過設立一系列不同名稱的機構,不斷加強對民間慈善組織的監督和管理,將上海數量眾多的慈善團體納入官方要求的軌道,為最終將慈善組織進行徹底改造準備了條件。

                         

                        三、充分發掘和利用民間慈善資源

                         

                        19494月,上海臨時聯合救濟委員會成立以后,接收了聯合國善后救濟總署和國民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濟總署保管委員會的物資,并隨即向工商界和各宗教救濟機構籌募捐款。”(62)是年8月,聯救會獲得中國福利基金會、基督教世界委員會、天主教全國福利會劃撥的大批物資(63)。聯救會一方面要求慈善組織向其捐款捐物,同時將獲得的物資撥一部分給那些與疏散難民、救濟失業等關系緊密的慈善組織,形成某種引導傾向。如浦東同鄉會設立的浦東第一兒童教養院,由于對留養兒童實行半工半讀,力謀自力更生,就獲得了聯救會的生產基金資助(64)

                         

                        1949年底,聯救會發起一兩米運動,要求所有工作人員每天節約一兩米,同時要求各慈善團體響應號召。為此上海慈善團體聯合會專門召開會議商量,準備在4個月內節省大米4000(65)14號,仁濟善堂即已將其員工4個月可節省的米糧送到聯救會(66)。各團體實際上大多都只能是按照仁濟善堂這種方式,從團體自身財產中拿出部分送交聯救會作為節省大米

                         

                        1949年,為了回籠貨幣、彌補財政赤字,政務院正式決定發行兩期兩億份人民勝利折實公債,隨后全國掀起認購折實公債的熱潮。第1期發行1億份,上海市需認購3000萬份。19501月,人民勝利折實公債上海市推銷委員會要求上海慈善界認購15000份折實公債,20日上海慈善團體聯合會與其他慈善組織一起召開聯席會議,決定成立上海市推銷人民勝利折實公債宗教慈善界分會慈善界支會,積極推銷折實公債,最終全部認購15000份,實繳完成98%,為全市各界別中實繳比例最高者(67)。每一份人民勝利折實公債等于大米6斤、面粉1.5斤、白細布4尺、煤16斤批發價的總和,在19508月每份公債約合16000元人民幣(舊幣,下同)(68),因此慈善界購買折實公債即至少支付了至少23520萬元。

                         

                        1951611日,抗美援朝運動中,中國人民救濟總會和中國紅十字會總會號召全國救濟福利界開展捐獻救護機運動(69)。上海救濟分會立即召開一般救濟團體聯席會議,要求響應總會號召,開展捐獻飛機大炮運動(70)。救護機加醫藥設備等需款約30億元,會議決定根據各社團實力,分為每月100萬和30萬兩種捐獻;另外,救福界個人則以捐獻一日所得或一定款額的方式連續捐獻36個月(71)。此后救濟分會和慈善團體聯合會多次舉行會議,催促各團體繳納捐獻救護機或捐獻飛機大炮款項。目前雖未找到最終該項活動慈善團體捐款數量,但在聯合會結束之際,黃涵之將其作為解放后聯合會所做的三件大事之一,即認購折實公債、捐獻救護機和勸募皖北水災救濟款,可見聯合會對該工作的重視程度相當高(72)

                         

                        而在開展捐獻飛機大炮運動之前,人救分會還號召各慈善團體認繳救濟基金準備米款,開會前剛收到各團體繳來之米款2740萬元(73)。抗美援朝戰爭爆發以后,上海市救濟分會要求各慈善救濟團體優待烈軍屬,所有慈善救濟機關及紅十字會醫院等原來對烈軍屬收費的,一律改為免費,原來是免費者改為特別待遇(74)。這在事實上也增加了各慈善團體的支出。

                         

                        近代以來上海很多大型民間慈善組織都購置了大量房產和地產,這些社團很大程度上可以依靠自身房地產租金收入來維持其運營。但是解放軍進駐上海后,許多社團的房屋和地產被新成立的各類政府機關征用,無法正常出租或出租取息困難。如閘北慈善團原本經費支出全恃按月房地租收入約計折米十數擔,抵充經常開支,但到1950年時,其所屬惠兒院的舊式洋房上下9間,都由閘北區政府使用;其育嬰堂樓房上下五幢二廂房除自用一部分辦公外,其他都由衛生局診療站使用;其靈云壇樓房上下五間,樓下大部分歸閘北區政府使用;另外其地產亦有10余畝由衛生局診療站在使用(75)。而且這一時期地稅、房租稅卻越來越高,1951年地稅稅額就十倍于前;而上海慈善團體聯合會多次向民政局、地稅局交涉要求慈善團體房地產免稅,但基本上都無正面回應,絕大多數慈善團體仍然必須繳納高額稅費。1950年新解放區土改開始后,人民政府號召慈善團體擁護土改、將團體土地呈獻給政府。如江灣崇善堂慈善會為了擁護土改,將農田172.492畝呈獻政府;閘北慈善團亦將郊區土地84.506畝呈獻給了政府(76)。這些出借了房產、捐獻了地產的慈善團體很快就難以為繼,只能申請結束,如閘北慈善團、江灣崇善堂慈善會、普濟協會等就在1951年申請辦理結束事宜(77)

                         

                        一方面慈善組織的財產被大量集中于救濟分會和政府部門,同時民政局等還不斷要求慈善組織要增加救濟力度,如孤兒院要增加孤兒收養數,學校要增加免費學額,有生產能力的要增加工房等(78);另一方面,所有慈善組織不許隨便募捐,所有募捐活動都必須得到民政局或救濟分會的批準,或者是協助救濟分會發動募捐。募捐申請基本上不會被批準,而協助救濟分會所募款項又必須全部移交救濟分會,慈善團體本身不能因此獲得捐款。有些慈善組織實在無法維持就私自募捐,但面臨巨大風險,如南海旅滬同鄉會就因擅自募捐而受到嚴厲批評(79)

                         

                        同時,人民政府對民間慈善團體的具體服務范圍不斷加以規范,而且逐漸介入慈善團體本身的活動中來。解放軍入城以后,上海市軍管會以及新成立的人民政府通過上海臨時聯合救濟委員會、上海市疏散難民回鄉生產運動委員會、上海市生產救災委員會以及上海市人民救濟分會等組織,不斷擴大政府在難民疏散、弱勢群體救濟、失學兒童教育以及路尸收埋等工作中的份額。人民政府將難民收容等工作與城市基層社會改革、改造等結合起來,要求慈善團體加以配合,如要求將資源集中交到冬令救濟委員會或救濟分會,由政府部門主導救濟物資發放,逐漸減少慈善組織與被救濟對象的接觸面(80)。另外,由于慈善組織收容救濟流落街頭的難民以及其他弱勢群體,實際上與政府疏散城市人口的政策相矛盾,因此被批評為消極救濟。政府在批評慈善組織消極救濟的同時,引導慈善組織將資源投放到符合市政府要求的人口疏散、購買公債和支援抗美援朝運動方面去,從而使得慈善組織不能將有限資源集中用在救助弱勢群體方面,進一步消減了慈善團體與底層社會民眾的接觸面,實際上奪取了部分慈善組織的救助對象和社會資源,進而逐漸削弱其社會影響力。

                         

                        從上面的敘述可以看出,慈善組織本身的資源很多被救濟分會和政府部門占有或集中使用,而且又不允許這些社團自行募捐,因此給慈善組織經濟上造成了巨大壓力。但這是人民政府和救濟分會的政策所導致的結果,而不是慈善組織無力維持的根本原因(81)。而且即使在這一時期,許多慈善組織依然在擴張或在計劃擴張業務,1950年民政局對全市救濟福利團體進行了一次全面調查,結果顯示絕大多數慈善組織都有擴張業務的計劃,只有極少數社團認為經費困難,無力維持(82)。而且即使到1951年,這些慈善組織本身的收益也還相當可觀,如1951年人救分會收到一般救濟團體報告49個,各團體收入總數為38.5億元(83)。另外人救分會收到的該年春季報告中,36家會館山莊和52家一般救濟團體,全部經費收入62億元。”(84)同時調查報告亦顯示,隨著國民經濟的逐步恢復和發展,慈善組織本身的財產收益也漸趨好轉(85)。可見,經費緊張或資源枯竭,并不是大部分慈善組織消亡的真正原因。

                         

                        毫無疑問,經歷長期戰爭的破壞,有一些慈善組織的確是難以為繼,不得不停止其業務。但是一般而言,慈善組織大都是量入為出,他們大多數都會根據自身的資源和財富的實際情況來決定做多少事情,即使出現一定程度的入不敷出,也多在可以控制的范圍之內。如上海慈善團在19481949年,也曾經有些力不從心之感,需要東挪西借來渡過難關,但到1950年初隨著整個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慈善團自身收入即開始增加,經濟狀況逐步好轉(86)。在上海這樣的現代都市,慈善組織大都擁有一定的房地產用來出租取息,作為其經費來源的主要支柱;戰爭會給他們帶來巨大的破壞,但一旦戰爭結束,市面逐漸恢復,其自身的收益就會逐步恢復并增加。如上海慈善團就擁有數百幢市房出租,而且其房產很多都在路段比較好的地方,如慈善團在繁華的淮海中路(當時叫林森路)即擁有三層市房53幢,二層市房54(87)。這些房屋用來出租,其租金當相當可觀,而這僅是慈善團擁有之龐大房地產的小部分而已。另外,民胞物與、與人為善、助人為樂等慈善思想,在中國有著悠久的歷史傳承,樂于此道之人亦是層出不窮,一旦市面好轉,慈善組織能收到的捐助就會越來越多。所以,正常情況下,斷不至于在經歷了長期戰爭以后,和平到來、國民經濟已經開始恢復和發展之際,大多數民間慈善組織卻因自身經濟原因而需要政府出手接管、改造。

                         

                        四、登記與改造慈善社團

                         

                        中共向來重視社團工作,早在解放軍進入上海之前,地下黨就已經開始利用各類社團從事革命工作,慈善救濟團體亦是其重要的工作對象。19498月,上海市民政局成立以后,設立第二科(社團科),專管各類社團工作(88)。此前,軍管會民政接管委員會已經接收了國民黨上海市社會局、民政局及其檔案資料,國民黨市政府掌握的社團資料也一并被接管過來。然后民政局通過臨時聯合救濟委員會、上海慈善團體聯合會等機構,開展對全市慈善救濟福利社團的調查摸底工作,為進一步掌控和利用原有慈善組織做準備(89)。民政局同時表示,慈善事業應該隨著“時代進展”而予以精簡和“統一辦理”(90),其言下之意即是要對現有慈善團體著手進行改造。

                         

                        19504月底,中國人民救濟代表會議在北京召開,董必武在大會報告中指出,過去某些救濟團體須改造的,在全國救濟機構成立以后,應即由其領導進行改造。某些名存實亡或已完全失其作用或假冒為善的救濟團體,應即宣布取消。只有經過這番整理,中國人民的救濟福利事業,才能腳踏實地地向著完全符合于人民大眾的利益前進。”(91)此次會上成立了全國救濟機構”——中國人民救濟總會,然后各地紛紛建立分會,開始對各地慈善社團進行初步接管和改造工作。其時上海市臨時聯合救濟委員會已經聯絡了一大批慈善救濟團體在開展工作,因此救濟分會并沒有馬上成立。這一時期民政局社團科實際準備通過開展社團登記工作,來進一步搜集各社團材料,但是由于上海社團的復雜程度遠超出社團科預計,所以擬議中的社團登記工作未能展開(92)

                         

                        19509月底,政務院正式出臺《社會團體登記暫行辦法》,要求對全國人民團體等社團開展登記工作,慈善組織被納入社會公益團體范圍進行登記(93)。同年10月,上海市救濟分會成立,臨時聯合救濟委員會和上海市生產救災委員會的工作移交給救濟分會辦理,救濟分會內設立一般救濟團體工作委員會,進一步加強對全市慈善組織的掌握。救濟分會成立后,會同民政局社團科重新進行社團調查,要求各社團自行填表報告。朝鮮戰爭爆發后,中美關系緊張,美國凍結中國在美財產,人民政府采取針鋒相對的政策,于12月底作出處理美津團體的決議(94)19511月起,市民政局開始對接受美國津貼的文教救濟及宗教社團進行調查登記(95),到35日,上海共有660多個接受外國津貼和外資經營的文化教育救濟及宗教團體進行了登記,這其中即包括大量慈善機關和醫院等(96)。同時期內務部再次出臺《社會團體登記暫行辦法》:限令各舊有的社會團體,于一定期間內補行申請成立手續,逾期不辦者,以自動解散論;抗不登記繼續活動者,得由該管人民政府解散之,并給予該社會團體負責人以懲處。”(97)4月底,政務院專門召開會議,討論處理接受美國津貼的救濟機關問題,最終決定全國救濟福利社團將分別由救濟總會和各地分會協助改組或予以接辦。”(98)會議表示中國人民完全有信心和足夠的力量可以辦好救濟福利事業。因此外津救濟機關接辦以后,要比以前辦得更好。”(99)但這在事實上卻非常困難。

                         

                        最大的困難即在于經費短缺。戰后百廢待興,人民政府財政上也是捉襟見肘,根本無力全部接管或資助大量社會救濟機關。建國初期上海有兒童福利機構30多個,建國后救濟分會先對其進行分類整理,通過關、停、并、轉,將收養兒童集中到幾個社團教養,其他社團的房屋及設備被收歸公有,資源集中起來利用。但改造后尚存的10多家兒童教養機構大部分是由外國教會主持或辦理的,因此到1951年不得不進行第二輪關停并轉:關閉2家救助災童的機構,將4家有教育業務的移交教育部門,再將剩下的教會所辦9個兒童救濟機關合并成一個兒童教養院,由救濟分會辦理(100)。其他由外資津貼的10多個救濟機關亦先后被接收或停辦。

                         

                        19521月,上海慈善團體聯合會結束,上海慈善界完全被民政局和救濟分會掌握,新一輪的整頓隨之而來。經過整頓后,將對新社會起不良影響的,并擁有大量房地產而沒有業務的單位,如會館、公所、同鄉會等地域性的封建組織,分別不同情況,結合社會需要,采取動員結束和聯合開辦業務的辦法,陸續處理了233個單位。其中162個單位辦理結束,22個被取締,另外49個單位聯合組建了6個殘老院(即福利界第一至第六殘老院)、三個醫療機構和一個殯葬服務站,他們原有的名稱、組織機構等都被取消或改組,只是利用其房屋和資產開辦新的殘老院(101)。這一輪處理中,市政府共計接收土地3120畝,大樓8座,樓房4843幢,廠房261座,平房1398(102)。這還不包括此前已經由慈善團體如江灣崇德善堂等自行捐獻的土地和房屋,也不包括由新政府直接征用的如閘北慈善團的土地和房屋等。可見,即使經歷了長期戰爭之破壞以及戰后的各種征集和借用等,上海慈善團體依然擁有極為龐大的財產。至此,這些財產也終于成為了人民的財產,成為人民的公產,而不再屬于少數團體所有。

                         

                        1953年,救濟分會與民政局合署辦公后,民政局再次對全市慈善救濟團體進行調查,發現當時還有社會公益團體”50個,包括剛被改造成救福界第一至第六殘老院等。1954年和1955年,民政局繼續對改造過的社團進行整理改造,或取締、清查、解散”(103)1955年底,上海市原有慈善救濟團體只剩下改造后的一個兒童教養院、六個殘老院、三個醫療機構和一個殯葬服務站,共計11私辦公助的社會福利機構”(104)19561月,全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突然進入高潮,上海緊步北京之后,只用一周的時間即宣布全市實現全行業公私合營,跑步進入社會主義。而此時尚存的11私辦福利機構,順理成章地成為社會主義上海的異類。民政局遂決定全部接管所有私辦社會福利機構。于是,在民政局授意下,上海最后的11個私立慈善社團在11819兩天向民政局提出申請請求政府接辦121日,民政局高效完成對所有福利機構的接管(105)。兒童教養院由民政局直接接辦,1958年教養院最后502名兒童和56名干部職工全部外遷甘肅張掖,其他14名干部和4名兒童并入市育兒院,教養院撤銷(106)。至此,最后一個傳統慈善組織兒童教養機關退出上海。6個殘老院被接管,3月份,民政局進一步決定有步驟地將這批殘老人員全部的分批移往皖南勞改農場從事勞動教養,以便抽出部分殘老單位逐步轉向教養老年退休職工。”(107)19593月,除第二殘老院改組為上海市養老院以外,其他5個殘老院全部撤銷(108)。至此,原有慈善事業的老殘收容教養部分也幾乎完全消失,這些殘老機構原本是由眾多同鄉會館聯合組建,機構被撤銷后,房屋、土地等財產自然收歸政府所有,也成為了人民公產。其他與傳統慈善有點關系的殯葬、寄柩所以及醫院等基本也都在50年代末期消失或被改造成公立醫院之一部分,傳統民間慈善組織到1960年代初期完全從上海消亡。

                         

                        五、結語

                         

                        中國古代即重視行善積福,《易經》有云: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秧,后世儒生發揮積善余慶及作善降祥的道理,推動中國古代慈善事業的發展。勸善和行善是中國社會悠久的傳統,善人、善書和慈善團體則是其具體表現。”(109)上海開埠以來,民間慈善事業得到了長足發展,逐漸建立起眾多的慈善組織,積累起豐厚的慈善資源,為上海都市社會的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110)。中國共產黨在長期的革命活動中,充分認識到社會團體在都市社會中的影響力,因此人民政府成立以后,一方面著手建立自身領導下的新社團,如新的工會、新的婦女組織、新的青年組織和新的學生組織等;另一方面則要消解和控制前政權時代遺留下來的各類社團,如取締“反動會道門”等秘密組織、取締和解散國民黨、青年黨以及三青團等“反動”政黨類組織,并接管和取締同鄉會等“封建地域組織”(111)

                         

                        但民間慈善組織在中國歷史悠久,而且向來秉持與人為善、救助貧苦的理念,因而深受社會歡迎,具有較為深厚的社會基礎。而且近代上海慈善社團數量眾多,力量十分強大,因而其群眾基礎也較為堅實。人民政府一開始并沒有直接采取用取締和接管的辦法來對付數量眾多的慈善社團。而是一方面削弱原有慈善社團自我組織和自我管理的領導機構——上海慈善團體聯合會;同時逐漸將慈善資源集中加以利用,隔斷慈善組織與施善對象之間的直接聯系;另一方面通過理順組織關系,逐步將各民間慈善組織加以接管、改造,最終消融于無形。人民政府處理民間慈善組織的時候,正是上海市政府大規模疏散上海人口的時候,因此此時期慈善團體對城市弱勢群體的救助因其不利于人口疏散而被批評為“消極救濟”,慈善社團的改造和處理,則減少了需要被疏散人群在大城市生存的機會,為人民政府進行城市基層社會清理與整頓、為減少城市“消費性人口”等提供了方便;同時通過對慈善社團的處理,人民政府消解了那些可能威脅和影響新政權安全與權威的力量,為新政權的鞏固和新的意識形態的建立創造了條件。

                         

                        注釋:

                         

                        詳情參見梁其姿:《施善與教化——明清的慈善組織》,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夫馬進著、伍躍等譯:《中國善會善堂史研究》,商務印書館2005年版;周秋光、曾桂林:《中國慈善簡史》,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王衛平、黃鴻山、曾桂林:《中國慈善史綱》,中國勞動社會保障出版社2011年版等。

                         

                        周秋光、曾桂林:《中國慈善簡史》第366368頁;徐鋒華:《身份、組織與政治:宋慶齡和保盟中福會研究(1938-1958),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13年版,第253323頁;徐鋒華:《延續與轉型:建國初期的中國福利會》,《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5期。

                         

                        周秋光、曾桂林:《中國慈善簡史》,第363364頁;高冬梅:《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共產黨社會救助思想與實踐研究(1949-1956)》,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6頁;王衛平、黃鴻山、曾桂林著:《中國慈善史綱》,第167頁。

                         

                        高中偉:《新中國初期黨對城市舊式慈善救助社團的解構》,《西南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11月;謝忠強:《跨越1949:上海慈善事業新舊轉型初探》,《延邊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4月。

                         

                        高冬梅:《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共產黨社會救助思想與實踐研究(1949-1956)》,第218224頁;高中偉:《新中國初期黨對城市舊式慈善救助社團的解構》,《西南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11月。

                         

                        上海市地方志辦公室、上海市歷史博物館編:《民國上海市通志稿》第一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77頁。

                         

                        王韜:《瀛濡雜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9頁。

                         

                        梁其姿:《施善與教化:江南的慈善組織》,根據書后附錄統計,第332411頁。

                         

                        梁元生:《慈惠與市政:清末上海的》,《史林》2000年第2期。

                         

                        ⑩[]小浜正子著、葛濤譯:《近代上海的公共性與國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5867頁。

                         

                        (11)陸利時編:《上海特別市救濟事業概況》,上海特別市社會局救濟院1942年發行。

                         

                        (12)謝忠強:《跨越1949:上海慈善事業新舊轉型初探》,《延邊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4月。

                         

                        (13)《上海市社會團體登記計劃(草案)》,滬檔B168-1-802

                         

                        (14)馬伊里、劉漢傍主編:《上海社會團體概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64966頁。

                         

                        (15)參見梁其姿:《施善與教化——明清的慈善組織》,第297305頁。

                         

                        (16)阮清華:《近代上海民間慈善事業的網絡化發展》,《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1期。

                         

                        (17)《上海慈善團體聯合救災會名單》,《福建省政府公報》第663期。

                         

                        (18)《上海市難民救濟工作》,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編:《八一三抗戰史料選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45頁。

                         

                        (19)趙樸初:《抗戰初期上海的難民工作》,吳漢民主編:《20世紀上海文史資料文庫》第9輯,上海書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285頁。

                         

                        (20)陸利時編:《上海特別市救濟事業概況》,第1頁。

                         

                        (21)日清公司買辦、著名畫家王一亭長期擔任上海慈善團體聯合會主席;熱心上海慈善事業40余年的黃涵之是前清貢士、溫處道臺、上海市公益局局長等;另外海上聞人虞洽卿、杜月笙等人也都在慈善界有較大影響力。

                         

                        (22)[]小浜正子著,葛濤譯:《近代上海的公共性與國家》,第868990頁。

                         

                        (23)《上海慈善團財產概況》(19446),滬檔R15-2-71

                         

                        (24)《救濟福利團體調查表》(1950),滬檔B168-1-796

                         

                        (25)《上海概況》,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解放》(續編),上海三聯書店1999年,第14頁。

                         

                        (26)毛澤東:《民眾的大聯合》,《以小聯合為基礎》,《中華民眾的大聯合的形勢》,原載《湘江評論》第234號,191978月。

                         

                        (27)許冠亭:《毛澤東對社團功能認識的演化》,《社會科學戰線》2010年第2期。

                         

                        (28)《上海店員聯合會簡章》(1924),中央檔案館、上海市檔案館:《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匯集(上海各群眾團體文件)1924-1927(),上海市群眾印刷廠1989年印,第1頁。

                         

                        (29)趙樸初:《抗戰初期上海的難民工作》,周克:《難民工作和地下軍工作片段》,文史資料工作委員會編:《抗日戰爭勝利四十周年紀念專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9171頁。關于中共在難民營中的革命活動,亦可參見Patricia Stranahan:Radicalization of Refugees:Communist Party Activity in Wartime Shanghai's Displaced Persons Camps,栽Modern ChinaVol.26No.2April2000,第166193頁。

                         

                        (30)蕭小紅:《抗戰前后中共路線的轉變與上海城市的社會團體》,《史林》2005年第1期。

                         

                        (31)劉曉:《上海地下黨恢復和重建前后》,王堯山:《關于上海地下黨重建的經過》,《上海黨史資料叢刊》第1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269頁。

                         

                        (32)沈祖戡:《我所了解的上海臨時聯合救濟委員會》,載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統戰工作史料征集組編《統戰史資料》,第5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6152頁;中共上海市委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宋慶齡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59260頁。

                         

                        (33)《郊區難民涌入市區,臨時救濟委會積極開展工作,目前收容人數將近萬人》,《申報》1949525日。

                         

                        (34)《為組建上海臨時聯合救濟機構呈請鑒核備案》(1949427),滬檔Q6-9-535。沈祖戡關于聯救會的回憶有較多謬誤,常委名單和會址都搞錯了。(沈祖戡:《我所了解的上海臨時聯合救濟委員會》,載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統戰工作史料征集組編《統戰史資料》第5輯,第146)

                         

                        (35)沈祖戡:《我所了解的上海臨時聯合救濟委員會》,載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統戰工作史料征集組編《統戰史資料》第5輯,第146頁。

                         

                        (36)180萬出自中共的估計(《動員難民還鄉生產工作計劃草案》(1949),滬檔B168-1-681)200萬出自熊月之主編:《上海通史》第1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頁。

                         

                        (37)中原臨時人民政府:《關于疏散難民回鄉的指示》,《江西政報》1949312日。

                         

                        (38)《軍管會為減輕人民負擔,遣送難民回鄉生產》,《解放日報》1949624日,第1版。

                         

                        (39)饒漱石:《在上海各界代表會議上的報告——粉碎敵人封鎖,為建設新上海而斗爭》,《解放日報》194987日,第1版。

                         

                        (40)《市政府關于疏散難民回鄉生產的材料》(19499),滬檔B1-2-281

                         

                        (41)《上海市人民政府訓令》(194912月下旬),滬檔B169-1-680

                         

                        (42)《救濟工作展開》,《文匯報》19491230日,第2版。

                         

                        (43)阮清華:《試論近代上海民間慈善事業的網絡化發展》,《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1期。

                         

                        (44)《上海慈善團體聯合會第十五次聯系會議記錄》(19491118),滬檔Q114-1-5

                         

                        (45)《疏散難民回鄉生產工作總結》,滬檔B168-1-683

                         

                        (46)《上海民政志》,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2245/node65977/node65993/node66025/userobject1ai61604.html

                         

                        (47)沈祖戡:《我所了解的上海臨時聯合救濟委員會》,載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統戰工作史料征集組編《統戰史資料》第5輯,第149頁。

                         

                        (48)李文杰:《上海解放前后我所參加的社會活動——1949-1950年日記摘抄》,載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統戰工作史料征集組編《統戰工作史料選輯》第5輯,第106頁。

                         

                        (49)沈祖戡:《我所了解的上海臨時聯合救濟委員會》,載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統戰工作史料征集組編《統戰史資料》第5輯,第149頁。

                         

                        (50)沈祖戡:《我所了解的上海臨時聯合救濟委員會》,載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統戰工作史料征集組編《統戰史資料》第5輯,第149頁。

                         

                        (51)《上海慈善團體聯合會擬結束報告》(195110),滬檔Q114-1-1

                         

                        (52)阮清華:《試論近代上海民間慈善事業的網絡化發展》,《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1期。

                         

                        (53)《上海慈善團體聯合會會議記錄》(1949924日、195022日、1950328),《第十五次聯席會會議記錄》(19491118),滬檔Q114-1-5

                         

                        (54)《上海慈善團體聯合會記錄》(19501017),滬檔Q114-1-5

                         

                        (55)《上海慈善團體聯合會記錄》(1950922日、1017日等),滬檔Q114-1-5

                         

                        (56)《上海慈善團體聯合會章程(修正稿)(195012),滬檔Q114-1-1

                         

                        (57)《上海慈善團體聯合會記錄》(1951727),滬檔Q114-1-5

                         

                        (58)《上海市一般救濟團體聯席會議記錄》(1951727),滬檔Q114-1-3

                         

                        (59)《上海慈善團體聯合會記錄》(19511020),滬檔Q114-1-5

                         

                        (60)《上海慈善團體聯合會結束報告》(1952121),滬檔Q114-1-1

                         

                        (61)《上海民政志》,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2245/node65977/node65993/node66025/userobject1ai61604.html

                         

                        (62)沈祖戡:《我所了解的上海臨時聯合救濟委員會》,載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統戰工作史料征集組編《統戰史資料》第5輯,第146頁。

                         

                        (63)沈祖戡:《我所了解的上海臨時聯合救濟委員會》,載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統戰工作史料征集組編《統戰史資料》第5輯,第147頁;徐鋒華:《身份、組織與政治:宋慶齡和保盟-中福會研究(1938-1958)》,第287頁。

                         

                        (64)《救濟福利團體調查表——浦東第一兒童教養院》(1950),滬檔B168-1-796

                         

                        (65)《上海慈善團體聯合會會議記錄》(19491231),滬檔Q114-1-5

                         

                        (66)《精簡新聞》,《文匯報》195015日,第4版。

                         

                        (67)參見阮清華:《中國共產黨建立城市政治動員網絡的初步嘗試——上海推銷人民勝利折實公債論述》,《中共黨史研究》2010年第4期。

                         

                        (68)根據1950年社團調查材料推算,當時上海殘疾院存折實公債25分,折合人民幣398575元,約合每份公債16000元。《救濟福利團體調查表——上海殘疾院》(1950),滬檔B168-1-796

                         

                        (69)《救濟總會和紅十字總會發起捐獻救護機運動》,《人民日報》1951617日,第1版。

                         

                        (70)《上海市一般救濟團體聯席會議記錄》(1951626),滬檔Q114-1-3

                         

                        (71)《上海市一般救濟團體聯席會議記錄》(1951727),滬檔Q114-1-3

                         

                        (72)《上海慈善團體聯合會記錄》(19511020),滬檔Q114-1-5

                         

                        (73)《上海市一般救濟團體聯席會議記錄》(1951626),滬檔Q114-1-3

                         

                        (74)《上海市一般救濟團體聯席會議記錄》(1951727),滬檔Q114-1-3

                         

                        (75)《救濟福利團體調查表——閘北慈善團》(1950),滬檔B168-1-796

                         

                        (76)《上海慈善團體聯合會會議記錄》(1951424),滬檔Q114-1-5

                         

                        (77)《上海慈善團體聯合會會議記錄》(1951727),滬檔Q114-1-5

                         

                        (78)一心教養院在1949年以后影響政府號召,增開裝訂工房和電機工房;上海殘疾院留養名額增加40名;上海慈善團養濟院解放后增加附讀生200名。《救濟福利團體調查表》(1950),滬檔Q114-1-5

                         

                        (79)郭圣莉:《浦東同鄉會的結束》,http//blog.sina.com.cn/s/blog_ce21a72401018zqh.html

                         

                        (80)1949年冬令救濟時,冬令救濟委員會即要求慈善機構將物資直接交給聯救會,由民政局和聯救會出面救助。只是因為民政局剛剛成立,力有不逮,后來才有所妥協,70%交聯救會,30%自行發放。《上海慈善團體聯合會會議記錄》(19501),滬檔Q114-1-5

                         

                        (81)高冬梅:《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共產黨社會救助思想與實踐研究(1949-1956)》,第226頁;王衛平、黃鴻山、曾桂林:《中國慈善史綱》,第167頁;高中偉:《新中國初期黨對城市舊式慈善救助社團的解構》,《西南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11月。

                         

                        (82)《救濟福利團體調查表》(1950),滬檔B168-1-796

                         

                        (83)《上海市一般救濟團體聯席會議記錄》(1951626),滬檔Q114-1-3

                         

                        (84)《上海市一般救濟團體聯席會議記錄》(1951727),滬檔Q114-1-3

                         

                        (85)《救濟福利團體調查表——上海慈善團》(1950),滬檔B168-1-796

                         

                        (86)《救濟福利團體調查表——上海慈善團》(1950),滬檔B168-1-796

                         

                        (87)《上海慈善團房產目錄》,滬檔Q130-6-6-4

                         

                        (88)《民政局民政處社團科一年來工作總結報告》(1950),滬檔B168-1-499

                         

                        (89)《救濟福利團體調查表》(1950),滬檔B168-1-796

                         

                        (90)《舊社會團體改造意見》(194912),滬檔Q113-5-10

                         

                        (91)董必武:《新中國的救濟福利事業——一九五零年四月二十四日在中國人民救濟代表會議上的報告》,《人民日報》195055日,第1版。

                         

                        (92)阮清華:《中共對城市社會的控制分析——以解放初期上海的社團工作為例》,《蘭州學刊》2006年第12期。

                         

                        (93)《社會團體登記暫行辦法》(1950929),《人民日報》19501021日,第3版。

                         

                        (94)郭沫若:《關于處理接收美國津貼的文化教育、救濟機關及宗教團體的方針的報告》(19501229),《人民日報》19501230日,第1版。

                         

                        (95)《社團科一九五一年工作總結》,滬檔B168-1-803

                         

                        (96)謝忠強:《跨越1949:上海慈善事業新舊轉型初探》,《延邊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4月。

                         

                        (97)《社會團體登記暫行辦法施行細則》,滬檔B1-1-1113

                         

                        (98)《處理接受美國津貼救濟機關會議閉幕》,《人民日報》195154日,第3版。

                         

                        (99)《打碎美國偽善的救濟招牌》,《人民日報》,1951427日,第1版。

                         

                        (100)《上海民政志》,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2245/node65977/node65991/node66021/userobject1ai61594.html

                         

                        (101)《上海市社會團體整理方案》(1952),滬檔B168-1-802

                         

                        (102)《關于社會團體登記和舊社會團體處理工作的意見報告》(1952),滬檔B168-1-817

                         

                        (103)《上海市社會團體工作綜合報告》(1955),滬檔B168-1-806

                         

                        (104)《上海民政志》,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2245/node65977/node65991/index.html

                         

                        (105)《關于接辦十一個兒童殘老單位整頓計劃》(1956),滬檔B168-1-959

                         

                        (106)《上海民政志》,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2245/node65977/node65991/node66021/userobject1ai61594.html

                         

                        (107)《上海市人民委員會的批復》(1956),滬檔B168-1-959

                         

                        (108)《上海民政志》,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2245/node65977/node65991/node66021/userobject1ai61595.html

                         

                        (109)游子安著:《善與人同——明清以來的慈善與教化》,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1頁。

                         

                        (110)阮清華:《試論近代上海民間慈善事業的網絡化發展》,《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1期。

                         

                        (111)阮清華:《中共對城市社會的控制分析——以解放初期上海的社團工作為例》,《蘭州學刊》2006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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