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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文化史 【字體:

                        侯松濤、程美東:形態·邏輯:新中國成立后三十年價值觀變遷的歷史性透視

                        作者: 文章來源:《中共中央黨校學報》2018年第1期 更新時間:2018年09月03日

                        摘要:對新中國成立后三十年價值觀變遷的傾向性評判,提示了現實理論政策型研究與歷史性研究溝通與對話的必要性。在歷史性的透視中,新中國成立后三十年價值觀變遷的形態特征有著自己的內在邏輯:在探求革舊與立新之間最佳結合點的過程中,價值觀形態總體上呈現為“變”與“不變”的融合互通;價值觀形態的一元化特征,與新中國成立后工業化模式的選擇有著必然和應然的邏輯關系;價值觀變遷由散化到整合的趨向也體現著對近代以來中國人價值觀“一盤散沙”形態的矯正。對這些形態特征和歷史邏輯的總結,將為今天的價值觀建設提供重要的歷史資源。

                         

                        關 鍵 詞:新中國成立后三十年/價值觀變遷/形態特征/歷史邏輯

                         

                        標題注釋: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重點課題“當代中國價值觀建設的歷史回顧與現實展望”(16KDA001);北京高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研究協同創新中心(中國政法大學)階段性成果。

                         

                        所謂價值觀,綜合國內相關研究者的界定,一般是指個體或群體認知體系中關于生活的基本信念、信仰、理想等思想觀念的總和,它以穩定而持久的形態對個體的外在行為和內在心理產生著重要影響,是判斷是非曲直、真善美和假丑惡的價值準則。在對價值觀的理解方面,西方學者克拉克洪(Kluckhohn)的相關定義或許更為通俗易懂:價值觀是一種外顯或內隱的,關于什么是值得的的看法[1]。就與文化的關系而言,價值觀從屬于文化范疇,但它是文化的內核,它體現的是一個社會在歷史演進過程中的主觀精神狀態,它發揮的是一個社會在時代發展過程中的風向標作用。就價值觀的本質特點而言,一方面,它典型體現了文化延承的內在穩定性,但另一方面,在歷史演進和時代發展過程中,價值觀并非靜流止水,相反,在社會轉型和社會變革的特定時期,價值觀的興衰生滅變化尤其明顯。縱觀近現代中國歷史,幾乎每一次的社會轉型或社會變革都會伴隨著價值觀解構或重構的過程。因此,將一個社會某一歷史時段的價值觀置于宏觀歷史的背景下予以觀察與定位,考察其在此歷史時段的總體特征,剖析其總體特征所形成的歷史邏輯,對于理解這個社會價值觀變遷的現實形態和未來走向具有重要的意義,關于新中國成立后三十年(1949-1979)價值觀變遷的研究,其主旨和立意正在于此。

                         

                        在學者基于價值觀變遷視角的觀察中,新中國成立后三十年(1949-1979)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時段,有學者將之與“1919-1949”“1979-2009”視為中國社會價值觀變遷發生巨變的三個時段,認為比較三個三十年的價值觀變遷,大約比物質成就更能清晰地勾畫出我國社會變遷的軌跡”[2]。但就總體而言,相對于改革開放之后中國的價值觀變遷,關于新中國成立后三十年價值觀變遷的研究還是相對薄弱,許多研究只是在側重于改革開放之后中國價值觀變遷的基礎上略帶提及。更值得關注的是,這種略帶提及往往又間雜著對這一歷史時段價值觀變遷的消極評價,如價值觀的一元化、過分強調集體主義、對個性和個人價值的忽視甚至否定等等。即使肯定其積極方面,也是一帶而過,并未作出令人信服的合理解釋或提供一種歷史的“同情的理解”,從而也呼應了當下社會上關于新中國成立后三十年價值觀變遷的簡單化兩極態度。因此,以歷史邏輯的梳理為基礎,形成對新中國成立后三十年價值觀變遷形態特征的理性認知與理解,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與現實意義。

                         

                        一、革舊立新:價值觀形態的演變

                         

                        著名歷史學家陳寅恪曾言,在歷史研究中要與立說之古人,處于同一境界,而對于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表一種同情”[3]。以同情理解的態度看中國價值觀變遷的歷史與現狀,將使我們對近代以來中國的國家命運和價值觀變遷的波折起伏有更加深刻的體會與理解。

                         

                        ()革舊與立新:中國近代以來價值觀形態演變的主題

                         

                        在中國傳統社會,以儒學為核心的價值觀體系是歷代封建王朝文化傳承的主流。在近代受到西方文化沖擊之前,儒學雖經歷了漢代董仲舒的陰陽五行說、宋明程朱陸王的倫理本體心學論及清代乾嘉考據學等帶來的演變,但這種演變僅僅是儒學內部的自我調整,而非本質性的改變,儒學一直掌控著中國傳統社會的精神家園。以儒學為核心的價值觀體系以忠孝節義為主旨要義,以所謂的三綱五常為核心內容,從而形成封閉的單一式價值觀體系。

                         

                        在近代中國瀕臨國家與民族危機的特殊歷史境遇中,以儒學為核心的傳統價值觀體系開始面臨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的沖擊與挑戰。此時的中國社會正破敗不堪:經濟衰竭,軍備廢弛,文化失落;西方列強或強暴擄掠,或虎視眈眈。面對近代中國社會這種積重難返的歷史困境,諸多仁人志士投入救亡圖存的探索中。面對老大中國已然淪為列強俎上之肉的現實命運,中庸調和顯然自欺欺人,頑固守舊更是自尋絕路。正如梁啟超所言:然當過去未去、將來未來之際,最為人生狼狽不堪之境遇。譬有千年老屋,非更新之,不可復居。然欲更新之,不可不先權棄其舊者。當舊者已破、新者未成之頃,往往瓦礫狼藉,器物播散,其現象之蒼涼,有十倍于從前焉。……故必有大刀闊斧之力,乃能收篳路藍縷之功;必有雷霆萬鈞之能,乃能造鴻鵠千里之勢。若是者,舍冒險末由。”[4]唯有激進的革命,才能以大刀闊斧之力雷霆萬鈞之能,使這個背負幾千年歷史重負的老大中國徹底地棄舊迎新,在現代化之路上輕裝前進。正因如此,在新文化運動時期,一股激進的民主主義文化大潮呈現出不可逆擋之勢,以陳獨秀等為代表的知識分子高揚文學革命的大旗,大力抨擊傳統價值觀體系,宣揚民主與科學思想,為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推進提供了重要助動力,也為一個立志讓傳統中國改天換地的政黨——中國共產黨的誕生作了重要奠基。

                         

                        但是,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激進的民主主義文化于積極意義之外,也存在另一方面的難以忽略的瑕疵。在革舊方可立新的文化革命主題中,在矯枉必須過正的文化革命實踐取向中,基于近代中國積貧積弱的現實命運,部分激進文化流派的破舊取向漸趨激烈,以儒學為核心的傳統文化被全盤否定,甚至包括中國文化的載體——中國文字也成為批判與抨擊的對象。如有人認為中國現有之文字不適于用,盡早必廢……既廢現有文字,則必用最佳最易之萬國新語等等[5]。這種激烈極端的取向雖然對革舊有益,但也不免因用力過度而失于膚淺張揚。由此而致的“革舊不足,立新未成”,使中國人民精神家園“瓦礫狼藉,器物播散”的蒼涼之象更甚。也正因如此,在領導中國革命過程中及至新中國成立之后,中國共產黨一直試圖在價值觀的革舊與立新之間尋找到最佳的結合點。

                         

                        ()“不變:新中國成立后三十年價值觀形態的總體性特征

                         

                        在近代以來以革命為關鍵詞的時代背景下,產生于近代革命浪潮中的中國共產黨,自然繼承了近代革命理念中的核心要素。新中國成立之后,在開辟新紀元的歷史轉折中,在冷戰鐵幕降臨后的意識形態兩極格局下,在對待傳統文化方面,中國共產黨繼承和堅持了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推陳出新、古為今用的理性原則,在實踐中,以上述原則為指導的革舊與立新既給新中國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文化新氣象,也曾在文化大革命中走向極端,在革舊的摧枯拉朽之勢下,所謂舊思想、舊文化、舊習慣、舊風俗似乎已經被滌蕩殆盡,而以革命文化為主體內容的立新似乎凱歌高昂。但是,當新中國成立后三十年成為過去,當歷史的塵埃落定,卻讓我們發現了更為豐富和復雜的歷史變遷邏輯中的“不變”:在中國共產黨幾十年的歷史中,傳統文化一直未曾遠離。

                         

                        在近代以來國人精神家園的艱難開拓中,在舊與新的并存中,中國共產黨的許多領導人本身就是中國傳統文化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兼具的政治家。許多老一輩革命家,不但具有很高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修養、豐富的實踐經驗,而且具有淵博的歷史知識。以毛澤東為例,新中國成立后,多達4000萬字的《二十四史》,毛澤東硬是在百忙之中抽出時間全部通讀完畢;尤其是《資治通鑒》,毛澤東竟然讀了17遍;《毛澤東選集》四卷本中,所引用的成語典故來源于中國傳統文化古籍的非常多,據統計多達數百條[6]。劉少奇也是一位在中國文化傳統熏陶中成長起來的中共領導人,劉少奇1939年撰著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在并不算長的4.8萬字的篇幅中,竟多達10余處引用了中國傳統經典;直到今天,中國革命博物館還保存著劉少奇當年讀過的7本殘破的古書[7]。這些中國共產黨人走上革命道路實際上也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馬克思主義理論交融的結果。如毛澤東和劉少奇,他們的家鄉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湖湘文化的孕生地,在湖湘文化的內蘊中,以天下為己任的家國情懷與社會責任意識,民為邦本的重民思想所體現的救國救民情懷,尤其是重視經世務實的實踐取向,曾經孕育出一大批對近代中國有重要影響的人物。這些革命者正是受此影響,以強烈的愛國情懷向西方尋求真理,而當他們走上共產主義道路并創建中國共產黨后,依然是傳統文化中的愛國主義者。可以說,傳統文化的某些特質已經融入他們的血液。從1921年建黨到執政后的三十年,中國共產黨的革命道路、思想路線、自身建設、軍事思想、經濟建設、文化方針等,無不浸染著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痕跡。實事求是思想路線作為馬克思主義理論成果的精髓,就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和馬克思主義實踐相結合的體現;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成果,毛澤東思想本身就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和馬克思主義理論相結合的產物。

                         

                        同樣,從這一視角重估新中國成立后三十年的價值觀建設,也不無現實意義。關于新中國成立后三十年價值觀的形態特征,諸多學者將之概括為一元化價值觀,這種一元化價值觀具體體現為集體主義”“理想主義精神至上主義等等[8]。也有學者曾經對傳統中國單一式的價值觀體系的特征進行過總結,包括重義輕利、崇德尚禮、整體至上、愛國主義等等[9]。顯而易見,這種價值觀所包含的群體重于個體、精神生活高于物質生活等形態特征,與新中國成立后三十年價值觀的形態特征具有相當的內在契合度。因此,新中國成立后三十年的價值觀形態總體上呈現為“變”與“不變”的融合互通:它一方面以革舊與立新為要義,形成價值觀形態與時俱進式的變化,同時又在探求革舊與立新之間最佳結合點的過程中,形成以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內在繼承為歷史邏輯的不變。這是分析與評價新中國成立后三十年價值觀變遷時值得注意的首要方面。

                         

                        二、工業化一元化:價值觀形態的必然與應然

                         

                        按照馬克思主義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理論,一定時期的價值觀形態特征是相應經濟基礎的反映。確實如許多學者所說,新中國成立后三十年價值觀形態的一個重要特征便是具有高度同質性的一元化,但客觀而言,這與新中國成立后工業化模式的選擇有著直接關系。新中國成立后三十年價值觀形態的歷史邏輯背后,典型顯現了一個后發型現代化國家在探求自己現代化道路過程中的兩難選擇。

                         

                        ()工業化:新中國成立后理想與現實之間的模式選擇

                         

                        在一個沒有經過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的國家如何進行現代化建設?在一個沒有任何直接性資金積累方式的國家如何進行工業化?這是執政后的中國共產黨無法回避的責任與難題。眾所周知,自近代開始經歷了百余年戰亂的舊中國,給中國共產黨留下的遺產,是一堆飽含民族屈辱的不平等條約和一個千瘡百孔的爛攤子。一個擁有近六億人口的東方大國,1949年工農業總產值中,農業占70%,工業只占30%,而現代工業產值只占17%。工業布局極不合理,70%以上的工業集中在沿海,內地只有不到30%的份額[10]。毛澤東曾經在1950年總結說:現在我們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面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11]這段話典型反映了剛剛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對中國工業化現狀的清醒認知和憂患意識。在1951年前后,中國共產黨大體形成了先用三個五年計劃的時間搞工業化建設再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共識。簡而言之,這種理想規劃的思路就是先工業化后社會主義。但是,在中國,現實總是比理想規劃要復雜得多。在理想中,暴風驟雨式的土地改革,必定能夠解決近代以來的仁人志士一直期許的平均地權問題,必定能夠給中國的農民帶來翻身解放后的富裕和幸福,但在現實中,土地改革之后的中國農村,又面臨著新的問題:貧困農民生產資料的困難、單個農戶抵御自然災害能力極弱、生產技術落后等等;在理想中,工業化是與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密切相關的長遠大計,農民自然會全心全意地積極支持,但在現實中,一些農民打下糧食還是更愿意自己留著好好享受或賣給出價更高的私商,當城市生活好于農村,農民還是更愿意到城市謀生路而不是在家種地把糧食獻給國家支援工業化,因種植棉花等工業原料比種植糧食作物更辛苦,農民更愿意選擇后者;在理想中,我們允許私營工商業的存在,然后通過加工訂貨、經銷代銷等方式進行公私合作,從而完成國家的工業化并為全面向社會主義過渡打下基礎,但在現實中,利益誘惑面前,一些工商業者唯利是圖,偷稅漏稅、偷工減料,甚至有資本家將主意打到了抗美援朝相關物資方面,給國家帶來了難以估量的損失。如此種種表明,在中國這樣一個國情復雜的東方大國,沒有政府的強力介入和全盤規劃,沒有政府對民眾價值觀的整合從而形成萬眾一心的強大力量,中國的工業化將會遙遙無期。這可以說是新中國成立后中國選擇計劃經濟模式的內在原因。

                         

                        因此,以1953年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提出為標志,中國共產黨改變了先工業化后社會主義的發展思路,決定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同時進行,中國的工業化發展也由此開啟了計劃經濟模式。這種高度集中、整齊劃一的行政指令式經濟模式由一系列制度體系構成,其中最為核心的便是統購統銷制度和戶籍制度。統購統銷制度與中國的工業化進程緊密聯系,是新中國成立后工業化戰略的必然產物。眾所周知,中國的工業化不會也不可能復制世界上曾經通行的如英國的圈地運動一般的原始資本積累方式。經過綜合性考慮,中國參考了社會主義蘇聯剪刀差式的內部積累方式,決定通過工農業剪刀差、以“工占農利”的方式進行新中國工業化的資本積累。在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央政府一開始并未封閉自由市場,當時政府獲取糧食的主要渠道不僅有征收公糧也有市場收購。但隨著工業化建設規模的鋪開,國家所能夠掌控的糧食數量與必須負擔的城鄉糧食供應量之間出現了越來越大的缺口。一些私人糧商則趁此機會囤積居奇牟取私利,從而使糧食供銷矛盾更加嚴重。在這種情況下,只有“兩害相權取其輕”。統購統銷制度在新中國成立后三十年中國工業化的進程中擔當了極為重要甚至是不可替代的角色:一方面,國家對糧食及主要經濟作物的統購統銷,使輕工業有了一個穩定的、成本低廉的原材料來源,從而獲得了保護性發展;另一方面,國家從輕工業中獲得的大量利稅又被投入到重工業當中,從而保障了重工業的發展。

                         

                        同樣,新中國成立后三十年中形成的城鄉二元化的戶籍制度,也是根據中國工業化趕超戰略的需要而建立起來的行政體制,起著讓農村支撐城市、農業為工業化提供積累的功能。在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人口的城鄉遷移是處于自由流動狀態。在中國工業化的進程開啟之后,由于是通過工農業剪刀差、以工占農利的方式進行新中國工業化的原始性資本積累,而以重工業為中心的工業化發展模式最大的特點便是資金投入需求量大但吸納勞動力的能力則較弱。因此,尤其是在統購統銷政策實行之后,工農業剪刀差驟然拉大,城鄉生活的差距也明顯出現,在這種情況下,基于本能式的利益驅動,農村勞動力自然會大量向城市涌入,這將使城市糧食等資源短缺的問題更加嚴重,因此,為保證國家工業化戰略的實施,城鄉二元化的戶籍制度逐漸形成。其主體思路是:在城市,以社會高福利制度,保持城市居民低工資基礎上的充分就業;在農村,則以二元化的戶籍制度將農民牢牢綁定在土地上。當時的戶籍制度與統購統銷制度、社會主義改造交相呼應共同作用。通過嚴格控制城鎮人口的增長,以此緩解工業化過程和加快城市化給國家帶來的壓力,保證農業能夠穩定地為工業提供支持。

                         

                        關于新中國成立后三十年工業化模式的選擇,也不是一個非此即彼的問題,各種模式選擇實際上都是雙刃劍,需要歷史視角下的綜合考察與辯證分析,而非拋棄歷史情境將當時的制度模式孤立地挑揀出來,再以當下的標準進行簡單化地是非評判。這些制度確實也存在著弊端,但客觀而言,這些制度的形成對保障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的完成曾經發揮了重要作用。如果沒有這種工業化思路的實施,時至今日是否又會有人指責中共執政三十年未完成國家工業化的問題?歷史無法假設,但理論上的指責與批判永遠比身在其中的實際情境簡單輕松得多。

                         

                        ()一元化:工業化模式選擇之下價值觀形態的必然與應然

                         

                        對于新中國成立后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問題,實際上當時就有不同的認識,最典型的便是九天九地之爭1953年,民主人士梁漱溟就新中國成立后的工業化思路提出了自己的意見:今建設重點在工業,精神所注更在此,生活之差,工人九天,農民九地。農民往城里跑,不許他跑。”[12]這一意見引發了梁漱溟與毛澤東之間的爭執。在此后不久,毛澤東論證了大小仁政的辯證關系:所謂仁政有兩種:一種是為人民的當前利益,另一種是為人民的長遠利益,例如抗美援朝,發展重工業。前一種是小仁政,后一種是大仁政。……現在我們施仁政的重點應當放在建設重工業上。要建設就要資金。所以,人民的生活雖然要改善,但一時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說,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顧,不可多照顧。照顧小仁政,妨礙大仁政,這是施仁政的偏向。”[13]據學者的研究,實際上,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在統購統銷等制度形成的過程中,其態度經歷了非常復雜的變化過程。毛澤東曾經是中共領導人中最重視農民作用,也最關心農民狀況的人。但在新中國成立后,尤其是1953年開始,他卻支持了讓農民過得較苦的糧食統購統銷的政策,促成其態度變化的主要原因,就是以一五計劃的實施為起點的工業化發展模式的需要[14]。因此,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的價值觀認知中,關于大仁政與小仁政,其實就是長遠利益眼前利益的關系問題。見慣了革命中的流血犧牲,在中國共產黨人的價值觀認知中,眼前利益固然重要,但為了實現革命的長遠利益和整體利益,往往必須犧牲眼前利益、局部利益,特別是個人利益,這是一種天經地義。因此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自然本能地更看重長遠利益、整體利益。而在工業化進行過程中,自然要把這種重視長遠利益和整體利益的集體主義價值觀的灌輸和培育視為理所當然。在新中國成立后領導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毛澤東等領導人反復強調“公和私是對立的統一,不能有公無私,也不能有私無公”,要“公私兼顧”,“個人是集體的一分子,集體利益增加了,個人利益也隨著改善了”。“要教育人民,不是為了個人,而是為了集體,為了后代,為了社會前途而努力奮斗。”[15]并提出要消滅剝削,消滅階級,消滅個人主義”[16],要在農村中進行一次反對不顧國家利益和集體利益的個人主義和本位主義的斗爭”[17]。而以計劃經濟為中心的統購統銷、戶籍制度等配套制度,客觀上又為這種重視長遠利益和整體利益的集體主義價值觀的灌輸與培育提供了有效保障。以這種高度同質化的一元化價值觀為基礎所形成的強力式整合,為新中國成立后三十年中國工業化的完成提供了上層建筑的有效支撐;反之,新中國成立后三十年價值觀形態的一元化特征與工業化模式的選擇有著必然和應然的邏輯關系。

                         

                        三、散化整合:價值觀一盤散沙形態的矯正

                         

                        新中國成立后三十年的價值觀變遷,典型體現了一個歷史悠久但命運多舛的東方大國精神家園重建的艱難歷程和曲折軌跡,同時也體現著對1949年之前近代以來中國人價值觀一盤散沙形態的矯正。

                         

                        ()散化:新中國成立之前國人價值觀的基本形態特征

                         

                        眾所周知,1840年鴉片戰爭之后,西方列強以堅船利炮打開了中國的大門,中國開始經歷前所未有的內憂外患。救亡圖存,成為決定中國國運民生的歷史時代主題。于此背景下,諸多仁人志士秉承救國救民的責任擔當,一方面開始對傳統價值觀體系進行批判與反思,另一方面開眼看世界,開始吸納與接受西方文明中的相關要素。值得關注的一點是,在激烈的爭執與論戰中,各種文化思潮的價值取向雖大有不同,但其目標取向卻具有共通之處,那就是直指救亡圖存的時代主題。在生死存亡的危機面前,國家與民族的獨立自強自然而然是第一要務,這一目標取向的意義是值得肯定的。頑固守舊、中庸調和也好,激進革命也罷,多體現了當時國人對國命家運的擔憂和對國富民強的向往,也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為之奮斗不息、孜孜以求的中國夢的重要體現。自此,傳統中國進入東西方文化激蕩、沖突與融合的風云變幻時代,封閉的單一式價值觀體系開始衰微與走向崩潰。伴隨這一過程的,就是國民劣根性的顯露無遺,如學者的總結:民族奴性,缺乏個性尊嚴;愚昧無知,缺乏科學知識;私人本位,缺乏集體觀念,等等[18]。在價值觀的散化形態下,國人的精神家園一直無所歸從,從而形成近代中國國民價值觀的一盤散沙狀態。這種狀態確實值得國人反思: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沒有以主導型價值觀為基礎的價值觀整合,如果國民有茁壯的軀體而無健全的頭腦,對國強民富肯定毫無益處。中國人民的價值觀體系如何重新建構?中國人民的精神家園如何重新開拓?從梁啟超到魯迅,許多仁人志士對近代國人的價值觀形態進行過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如梁啟超的新民說、孫中山的政治參與訓練說、陳獨秀的思想文化階級革命論、李大釗的物心兩面改造思想、魯迅的立人以建立人國思想,等等。但在國破家殘的民族危機背景下,并無一黨一派能夠提供理性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具體思路。因此,如學者所言,直到1949年之前,整個中國從經濟、社會到人們的精神世界都處在變動無序的狀態之中。傳統支離破碎,但新的、富于生機的精神世界和行為模式卻并未形成[19]

                         

                        ()整合:中國共產黨對價值觀一盤散沙形態的矯正

                         

                        縱觀中國共產黨自建黨以來的歷史可以發現,中國共產黨領導和參與近現代中國革命的歷程,實際上一直伴隨著一個政黨重塑和整合國人價值觀的探索和努力。毛澤東早在青年時期就曾經提出過改造國民性的問題,認為中華民族幾遭淪亡慘境,根子在民智暗愚;改造社會、救國圖存的首要前提,是人心民心的改造[20]。那么如何進行人心民心的改造以形成國民價值觀的整合?如何形成國民全新的價值觀重塑?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后,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實事求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邏輯實踐中,一個全新的中國式民族文化的建構思路逐漸形成,即1940年毛澤東提出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新民主主義文化。它是民族的,所以它主張中華民族的尊嚴、自強與獨立;它是科學的,所以它主張對傳統文化和外國文化都要持辯證的態度,剔除其糟粕而吸收其精華;它是大眾的,所以它為工農勞苦民眾服務并會成為他們的文化。以上述的文化建設思路為基礎,中國共產黨人有針對性地提出了重塑和整合國民價值觀的核心理念,那就是團結精神。在1939年延安紀念三八婦女節的大會上,毛澤東在講話中強調:沒有團體,這種力量是散的、零碎的,人心是各管各的,這叫作心不齊,力不合。有了團體,心就齊了,力量就結合起來了,就能齊心合力干大事。‘心一齊,山可移’,這就是講結團體有力量的道理。”[21]有一首著名的革命歌曲《團結就是力量》,就是產生于抗戰時期的1943年,并在新中國成立后傳唱至今。

                         

                        在長期的革命斗爭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形成了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一系列革命精神。這些革命精神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革命一步步走向勝利的根本保障和精神支柱。歸根結底,他們體現的就是一種為革命目標和建設事業團結一致、同心同德的精神。隨著1949年革命的勝利,在中國共產黨成為執政黨的條件下,這種團結精神成為其領導中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促動力。1956年,在《論十大關系》的講話中,毛澤東提出:要把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調動起來,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都要團結”,“要調動一切直接的和間接的力量,為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斗”[22-1]1957年,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中,毛澤東指出:人民所厭惡的國家分裂和混亂的局面,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并強調:國家的統一,人民的團結,國內各民族的團結,這就是咱們的事業必定要勝利的基本保證。”[22-2]因此,新中國成立之后以團結精神為核心所進行的國民價值觀重塑和整合,在實踐中落實為新中國成立后三十年價值觀變遷的主體特色:一種以國家和民族大任為擔當,以團結一致同心同德為準則,以執政黨的介入和倡導為主體,以強調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等為導向特征的價值觀體系逐漸形成,這種價值觀體系可以稱之為主導型價值觀體系。

                         

                        這種主導型價值觀體系,體現了新中國成立后三十年國人價值觀由散化到整合的整體趨向,包含著對1949年中國共產黨執政之前價值觀一盤散沙形態的矯正。它的形成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一方面,它結束了近代以來國人精神家園漂泊無依、無所歸從的散化狀態,完成了國人價值觀的重塑和整合;另一方面,正是在這一主導型價值觀體系的導引下,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全中國人民同心同德、眾志成城,使中華人民共和國由一窮二白的落后農業國,變成了世界工業強國之一。近代以來國人苦苦追求的中華民族的獨立自強得以實現,中國現代化之路上的興國之基得以奠定。資料顯示,1952年,中國工業占國民生產總值的30%,農業占64%;而到1975年,這個比率完全顛倒過來,工業占國民生產總值的72%,農業則僅占28[23]。無可否認,在這一經濟奇跡的背后,正是這種主導型價值觀體系的有效支撐。

                         

                        在對當代中國社會價值觀的已有相關研究中,有學者將新中國成立后三十年的主導型價值觀歸入傳統范疇,認為它是一種以儒家價值觀為總體框架并內涵某些社會主義文化因素,具有某種極端化、空想化色彩的價值觀”[24]。但在歷史視角下的觀察中,每一歷史進程中的轉型必然帶來價值觀的重構問題,其中自然有對原有價值觀的反思與矯正,甚至會有所謂矯枉過正的偏極取向。在歷史的延續中,這種偏極的取向是從近代而不是從新中國成立后才開始。相反,正是經歷了新中國成立后三十年的歷史沉淀,才有了對近現代以來中國價值觀變遷歷史邏輯的深刻透視,才有了改革開放之后價值觀建設的理性反思與全面調整。于此過程中,一些學者所說的新中國成立后三十年價值觀變遷的高度政治化特質或“以政治為中心的價值取向”[25],是近代以來歷史延續的必然。在歷史的延續性中,每個國家都有自己不同的歷史境遇和文化傳承、國情特色,沒有純粹的傳統或純粹的現代,從傳統至新中國成立后三十年再到改革開放之后至今,在中國社會主導型價值觀體系的框架內,肯定有諸多方面的延續性存在。一些在民族歷史進程的大浪淘沙中洗煉出來的積極價值觀,應該也必將為現在和將來的價值觀體系所傳承。當下中國的價值觀建設,需要的是歷史延續性之下的動態觀察和經驗總結,而不是靜態的簡單評判和定性。對新中國成立后三十價值觀變遷的傾向性評判,也提示了現實理論政策型研究與歷史性研究溝通與對話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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