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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文化史 【字體:

                        常建華:碑刻所見明清民國陜西宗族制度與風習

                        作者: 文章來源:《安徽史學》2018年第2期 更新時間:2018年08月29日

                        摘要:陜西存世的碑刻豐富,其中有許多記載明清以來宗族問題的資料。將宗族譜系刻石,立于祠堂之中的碑譜,除了記憶世系功能之外,也是為了祠堂祭祖活動所需,譜牒是祖墳的重要組成部分。紀念祖先,一般是元旦拜賀,清明墓祭,冬至祠祭。族會依據祭祖時間可以分為清明會、冬至會,或統稱為祭會。宗族利用祭祖對族人開展教育。祠堂是祭祀祖先的所在,也是管理族人的地方,祠堂的維護也是宗族的重要事務。晚清時期的宗族活動顯示出宗族與地方官府的密切互動關系。

                         

                        關鍵詞:墓祭//祠堂/族長/族規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多卷本《中國宗族通史》”(14ZDB023)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陜西省古籍整理辦公室所編陜西金石文獻匯編,已經出版《安康碑石》《高陵碑石》《華山碑石》《漢中碑石》《潼關碑石》《澄城碑石》《咸陽碑刻》《戶縣碑刻》《富平碑刻》《大荔碑刻》等,其中包含了不少有關明清民國時期的宗族文獻史料,非常珍貴。陜西碑刻文獻的資料價值是多方面的,已有學者利用其探討移民宗族問題。本文則利用陜西碑刻資料論述宗族制度與教化風習,不足之處還請有關專家學者批評指正。

                         

                        一、碑譜與墓祭

                         

                        漢代譜牒已有碑譜形式。陳直指出:漢代碑文無不敘述世系,通常是先敘得姓的起源,再敘高曾祖父的官位。最突出者,有孫叔敖碑陰及趙寬碑兩種,世系最為詳悉,知道當日必根據于家譜,不啻漢人石刻的家譜。”③這種將譜系刻于石碑的傳統流傳于后世。

                         

                        北宋歐陽修曾作世次碑。蘇洵則于墓旁立族譜亭,把譜系同墓祭相結合,增強了收族的作用。即所謂立亭于高祖墓塋之西南而刻石焉,既而告之曰:凡在此者,死必赴,冠娶妻必告,少而孤而老者字之,貧而無歸,則富者收之,而不然者,族人之共誚讓也,歲正月,相與拜奠于墓下。”④歐陽修、蘇洵是北宋倡導修譜者,立石譜保護宗族譜系,既是傳統做法,也是為了宗族教化。

                         

                        元代人也多將族譜刻于石碑,石譜往往刻在墓碑的陰面,置于宗族祠堂。這種將族譜刻于墓碑并放置祠堂的作法,原因有三,一是石譜不易損壞,可長期保存;二是兵火之后所修族譜,憶及的先世較近,石譜只是一種簡單的世系圖,適于刻碑陰;三是元代還有先塋碑,記載祖先的世系,形式類似族譜圖。有人徑把先塋碑作為族譜,也有人把墓銘作為族譜,刻于墓碑之陰的族譜同先塋碑墓銘作用相同。

                         

                        明清以來的陜西宗族保留了將譜系刻石的傳統。明初散居涇陽、三原一帶的張氏,嘉靖十三年(1534)清明節立《張氏先系之記》碑,由王承裕撰,舉其五世以上者書之西安附近的高陵王氏,萬歷二十九年(1601)《王氏祠堂記》說:立石碑一座于祠堂之中,即刻初祖道彬公為一世,下以世世考妣以次分刻,亦如長龕。”⑦如同龕中神主牌位所刻列祖石碑,成為碑譜。該碑應是今存毗沙里王氏合祭先祖祠碑石,碑身正中鐫刻始祖諱道賓公位”“二世彥實公位。以下三至十一世分考妣列于左右,三世考6人,妣4人;四世考16人,妣12人;五世考30人,妣26人;六世考60人,妣54人;七世考80人,妣56人;八世考40人,妣16人;九世考50人,妣31人;十世考35人,妣25人;十一世考5人,妣4人。可見立于祠堂之中的碑譜,除了記憶世系功能之外,也是為了祠堂祭祖活動所需。

                         

                        西安府富平縣張橋鎮李堡李氏祖宗墓地,存有家譜碑,清乾隆二十年(1755)清明日立。《李氏祖墓家譜碑》記載:始祖諱敬,自韓家村分派而來,歷年久遠,家譜失傳,始祖母姓氏不著,二世祖兄弟六人,名諱惟一尚存,至伯、仲、叔、季次序俱泯沒焉。合族每念及此,未嘗不痛嘆于無徵也。今乃各輸貲共議立碑于始祖、二世祖墓前,欲書生者之名,以彰在天之澤,而云仍繁盛,不及悉載,故追述三世而下各門前代之紳衿處士、德劭年高,勒諸珉,一以昭積厚流光之驗,一以啟木本水源之思云爾。”⑨該碑還表列二至十一世祖先名諱,分五系。二世祖居中,左右排列。

                         

                        關中地區的戶縣閻氏重視將譜牒刻石。清道光十二年(1832)所立《重修敏庵公十五世譜牒記》說:余閻氏東戶長門之有譜也,肇于曾祖行映北公諱極,邑庠生,于雍正十二年考核敏庵公以下世系,敘為十二世譜牒而刊之于石。王豐川先生為文以記其事,今墓前所豎之碑是也。顧迄今復百余年矣,風雨剝蝕,多澌滅,難于考認。而后起者,丁口日繁,支分派別,有問其子孫而不知系何宗派者。今歲孟春,余與族弟佾生伯锜、太學生伯智相與翻舊譜,考墓石,詢父老,于前譜之十一世、十二世有未及列名者,為補入之;有書名時年尚幼,而與后之稱名不同者,為更正之;以后增敘三世,是為十五世譜牒,仍依前所敘昭穆章程,勒之于碑,而增其式廓焉。”⑩該戶族雍正十二年(1734)所敘世系十二世,道光十二年補充三世。此外,閻氏東戶二門效法長門,于道光十七年(1837)也修石譜。該年所立《閻氏東戶二門譜牒記》作者十二世孫映洲說:余幼時,記祖父見長門譜牒修成而二門無譜,邀同門父老兵祈長門伯祖漢濱公考核古剎鐘磬,并查各家神主,繕修數月,稿已成,而中阻,不獲終其事。”(11)數十年后,至前歲清明,眾見墳墓荒涼,已植柏八十余株;今春拜掃時,又各以無譜牒碑碣為嘆。”(12)看來該族認為譜牒是祖墳的重要組成部分,無石刻譜牒,成為拜掃祖墓活動的缺憾。經過努力,閻氏二門終于寫成自己的石譜。

                         

                        二、族會合族

                         

                        關于祭祖的地點。明萬歷同州朝邑縣的禮俗是:鄉人祭于墓,士大夫起祠堂,墓祭亦不廢。”(13)反映了當時祭祖的一般情形,庶民墓祭,士大夫除了墓祭還有祠祭、家祭。清乾隆西安府富平縣風俗,元旦每族數世祖考共為畫像,子孫會拜畢,共歡飲,曰節坐”(14)家祭元旦進行,墓祭在清明,祠祭則在冬至和元旦。

                         

                        萬歷高陵《王氏祠堂記》記載了該族議于清明、冬至歲舉二祭,祭時合族長幼咸集,潔具牲,隨俗因時,不拘品數。大祭如參神、進饌、初獻、亞獻、終獻、侑食、闔門、啟門、受胙、辭神之禮,一毫不得怠忽。小祭從俗,先四拜,詣神主前進爵上香,讀祝復位,再四拜之儀,必須敬謹,祔位分獻。幼與卑者舉行序立之時,各照行輩年齒,世為一班,俱北面,以宗子為祭主,或年高輩尊、德誼素著者。祭畢,燕于祠堂,大小皆與,以行輩為座次,卑幼者獻爵于尊長,卑幼自相勘酬,盡歡而散。豈不情意通融,而和氣洋溢哉。”(15)可見大祭、小祭不同,祭畢于祠堂舉行宴飲等活動,通融情誼,達到合族的目的。

                         

                        西安府富平縣張橋鎮吳村吳氏,明萬歷四十二年(1614)四月下旬立《吳仲明墓表》,記載了吳氏宗族清明祭祖的情況。該族明初擇居該縣八龍原東,生七子一女,女歸趙門,后七子散居。趙村有祖墳一座,田地四十三畝未分,除安葬外,七支輪流耕種。該族清明祭祖,不僅宰豬一口,還有伶人排列,鼓樂盛張。立碑之時,該族已有十余世,于是糾合七支族眾,議立石碑一通,石桌八張等,繼續清明祭祖。(16)可見,該族萬歷末年進行清明祭祖儀式,是為了合族的需要。

                         

                        墓祭普遍存在,清代同州府大荔縣的兩個事例值得注意。《李氏先塋碑》由十二世孫立于清嘉慶十九年(1814)閏二月清明,顯然是為了清明墓祭祖先。碑上書:始祖諱清甫,元初自蜀之梓潼縣來同,卜居城東北之鄧家莊,墳墓在焉。越五世,典科。公諱靖,遷居槐垣村,立祖者是,俗呼為科子墳。其南墳自夔州而下又各遷居馮村斜里李家斜,許莊小坡底云。碑文正中下有字:科子之名無考,今許莊墳有科子樹一株,是墳或初亦有此樹云。”(17)許莊鎮的李氏是元初始祖以下五世祖,應是明代人,清嘉慶設立先塋,于清明祭祀。東七鄉下廟村有道光二十七年(1847)制《重修祖塋碑文序碑》,系楊氏所立。該族始祖世籍蒲阪,元末明初,移居游家斜村,后又移新塋于此。當時,楊氏七門新修祖塋,再議七門每歲戶首,不論貧富,輪流充當。所有陪戶,各歸各門。”(18)

                         

                        紀念祖先,一般是元旦拜賀,清明墓祭,而祠祭主要是在冬至。清雍正十三年(1735)潼關《郭族祖塋碑記》記載該族祖塋在村北,有三百戶,照伯、仲、叔、季,分列四門,而祖塋惟一。自冬至祭典、元旦拜賀外,每清明前二日共赴塋域,以展報本追遠之思。”(19)澄城羅家洼鄉許莊鄭金榜家所存道光十九年(1839)“祠堂莊院祭田器具存記碑,講到該祠堂也有清明節大戲、冬至小戲,二節與元旦節等都有祭品。(20)冬至祭祖如戶縣康熙五十一年(1712)立《王氏祠堂記》碑記載,祠堂祭期定于每年冬至,以為天運之伊始故也。”(21)這些重要祭祖的日子,也是宗族聚會的時間。乾隆四十二年(1777)《張門家廟記》說,該族置地一十三畝,以為出產供祭之資。所以數年來祀事豐潔,族人樂聚。”(22)于是創蓋宗祠,民國五年(1916)戶縣《建修方氏宗祠碑記》就說:今而后,歲時祭祀,族之人燕會一堂(23)宗族為了祭祖或專門籌措經費,進行祭祖活動的同時,還要進行宗族教育,實為族會。族會依據祭祖時間可以分為清明會、冬至會,或統稱為祭會。

                         

                        有些宗族分春秋祭祖,陜南安康地區白河縣卡子鄉東壩黃氏在中秋節祭祖。乾隆三十三年(1768)所立建祠碑《督率聯族引》講到,該族乾隆十五年(1750)由南遷白,同族接踵而來,有族賢中也氏者謂:遠遷異域,恐其后代日久遺忘,與商請譜,且聚費作祠,以為遠遷垂遠之舉,以立聯宗報本之義,效乎祖地之模。”(24)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前往江西宗祠求請全譜,以篤宗族一本之義。接著,又有建祠倡議:凡我宗人共秉仁孝之心,毋廢先靈之祀,審己量力,各捐財資,以開百代祠廟之基。且因同譜而合族,合族而報祖,報祖而倡后,則人倫明于千古,世系昭于百代。”(25)民國八年(1919)《東壩黃氏祠堂碑》記載:乾隆三十三年諸族捐銀六十兩生息,舉辦祭會,命名為敦本堂。因而祭必立祖,塑谷祖、繡祖、圖南祖遺像祀之。祀期八月中秋,分為三莊,以次遞祭,給香儀三十五緡。仿祖居太祖行儺接案遺意,十三日頂香鼓吹,迎于去年坐案者之家,至祖堂,行妥神禮。祭日質明而始行事,衣冠雍肅,彬彬乎禮樂之選矣。”(26)訪族塑三位祖先像,分三莊依次進行祭祀,還按照當地儺祭太祖從祖居進行的民俗,將太祖由坐案者之家迎至祖堂祭祀。特別是祭祖儀式結束后,還有閱讀族譜、考察文藝與經書的活動。“徹饌后展讀宗譜,俾各知其所自出,油然起孝友之念。祭畢而燕,父老各極其歡。與祭子弟,士子課以文藝,幼童試背經書,以鼓勵之。”(27)可見該族利用中秋祭祖對族人進行教育。

                         

                        安康唐氏的清明會引人注目。道光十年(1830)所立《唐氏闔族置地碑》記載,乾隆五十二年(1787)“闔戶族商議,照丁拔錢一百文,共約十數余千文(28)至嘉慶時置地一分,接年取稞,以至嘉慶十三年(1808),置地基一所。通過照丁攤錢、置產取租,置辦了祠堂地基。道光十六年(1836)的《唐氏祠堂地產糾紛調處碑》又指出:本戶拔錢存積置業,契糧始祖名下完納取稞,修理祠堂,清明會使用祭掃墳塋三十余年。”(29)該清明會由眾首人經理,經費長年辦會使用。這一碑刻落款是清明會戶族人等。同治五年(1866)立的《唐氏清明會護墳禁碑》記載,經族人唐大金等查知,商允本族眾清明會經理各首人等,將被盜賣的墳地購回,刊石立界契載清明會,永遠為公,春秋祭掃。”(30)由此可見,清明會是唐氏宗族的祭祖組織,設有會首,每年有春秋兩次掃墓祭祖活動。

                         

                        此外,華陰縣紅巖村孟氏宗祠立有道光十三年(1833)《記事碑》,談到組織寒食墓祭的情形,相當于清明會。該族遇寒食佳節,會頭人隨帶利息錢文杜峪口拜墳者,人有十丁,每丁散錢五十文。先墳不至于冷落矣。會頭奉先理事,實甚殷勞,俾受錢一千文。”(31)為了保證地處偏遠的祖墳得到祭掃,該族補助掃墓者錢文,特別對于會頭嘉獎。碑文作者還將這種行為稱作聊效蘇老之族約,即效法蘇洵《族譜亭記》重視墓祭。

                         

                        漢中地區南鄭縣譚氏宗族冬至會亦是以墳會為基礎的。光緒十九年(1893)《譚氏新建祠堂碑記》說該族僅歷六世,分門別派者數十家,人丁不可勝數,惜無廟祠以妥先靈,乃于同治七年冬倡立冬至會。每攤拔錢貳串文,責成族孫五品經管,以為建祠本。至光緒間建立宗祠,約計費金六百余串,會內所積不足,又于各攤墳會拔錢數十余串,幸賴眾力,卒成盛事。”(32)墳會應該是較早的清明墓祭組織,其所籌集的經費幫助祠祭和冬至會祭祖,而冬至會的經費籌集亦同墳會的族人按丁攤錢方式。

                         

                        安康市忠義鄉楊博村李氏,世居楚省,元末楚亂,始祖志通與祖母攜子侄八人依據陜南,分為八門。明末兵燹,子孫星散,二門老塋尚存,賴近處三、七門后人出錢積有一會,先祀尚可進行。又創修祖祠,清宣統三年(1911)勒碑于李門歷代宗祖老塋,以報本追遠。(33)

                         

                        三、祠堂族長的功能

                         

                        祠堂是祭祀祖先所在,也是管理族人的地方,祠堂維護也是宗族的重要事務。現存陜西祠堂碑刻資料,保留了祠堂這些功能記載。

                         

                        清中葉之后,陜西建祠增加。以安康為例,明成化年間劉千斤、石和尚之亂后,安康地區田荒人少,唐氏祖先從湖北麻城遷居于此,至清已十數世。唐氏原來只有墓祭,乾隆五十三年(1788)三族商議,照丁撥錢一百文,嘉慶十五年(1810)又獲地基,于道光十年建祠。(34)成氏始祖由湖北游宦漢中,解任后遷居安康,到咸豐元年(1851),已二十余代。嘉慶十五年,該族以祖遺產業開墾招佃,取租生息,收益頗大。于是初置家佛堂一院,于道光九年拆舊建新,復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新建拜殿三間,俾后之祭祀者亦有所資憑藉焉(35)紫陽縣龍潭鄉唐氏,光緒七年(1881)建成宗祠,要求宗人拜獻有時,一登斯堂,當亦念派別支分,無非同原而共本。由是敦禮讓、重溫存,不以微嫌而失和氣,不以細故而滋訟端。”(36)該族還有學舍一院,為同宗公業,重視宗族教育。紫陽縣高橋鄉龐氏,該族盤溪公于道光四年(1824)邀集同宗修支譜,捐祭資,咸豐九年(1859)捐私業作祠基,興工修造,于光緒三年(1877)祠堂告竣。后族人迎主開祭,并于祠側置祭田。(37)安康石梯鄉九條溝徐氏,明代由湖北遷來,同治八年(1869)商議集資置地建祠,于光緒二十六年(1900)興工,二十八年告竣。(38)石梯鄉唐氏,明代遷處斯地,清代創修家祠上殿,建樂樓、廚屋,歷多年至同治年間,樂樓被毀,光緒十九年興工重修,二十一年告竣,清明節勒碑紀念。(39)上述6個家族,多是明代遷居安康的,但直到清中后期才建祠,建祠需用資金較大,籌措歷時較久,有4例直到光緒年間建成,可見,建祠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關于祠堂祭祖。西安孟姓闔族有公地一段,佃給耕種,每年收取租錢以備清明祭祀之用,該族輪流主祭收租。”(40)嘉慶十三年三月初八日,族眾赴祠祭祖。澄城清咸豐四年(1854)《楊氏祭先祠記碑》有條規7條,主要是有關元旦、清明、冬至節祭祖的規定,每次都要獻牲一,不下120斤,還要準備香燭若干,元旦還要有炮仗若干,清明、冬至則要有黍稷若干。還有演戲祭祖,清明演大戲一臺,冬至演小戲一臺。祭祖的費用,出自當值祭先者于先一年所收夏麥租與秋租。當值祭先者,還要經理、照管其他祠堂事務,負責祠堂賬目。(41)

                         

                        有的祠規主要是有關祭祖事宜的。富平縣東上官鎮嘴頭村孟氏祠堂有民國二年(1913)所立《玉范祠堂重修記》,該族舊有祠堂三間,清同治時毀于戰火二間,余一間祭祀先祖,后這一間也倒塌。于是族人只好以破爛神軸每于正月元旦輪流奉祀,宣統三年族人重修祠堂,民國元年落成,乃定《規則五條》:

                         

                        年節備供飯一桌,酒菜九碟,好紙三拘,三十日灑掃庭除,陳設祭器禮物,是晚起祭,初二日晚三更祭畢。初三日收撤祭器,各禮物同眾議存妥當之家。

                         

                        清明前一日早晨打掃庭院,備金顆五百,好紙三拘,巳刻邀同合族之人祭掃老墳。

                         

                        十月一日早晨,庭院掃凈,備好紙三拘,制造棉衣。是夕,邀同合族之人焚化寒衣。

                         

                        冬至辰刻,打掃祠堂,備好紙三拘,晚間同合族之人焚化紙錢。假如演戲,則供飯煙茶,令管祠人自備,其余用項則合族量攤,而事后貼出清單,以供眾覽。

                         

                        祠堂門前不準堆積糞土,或麻柴擁塞門口。門內不準存放麻捆以及棺材木料,祭器禮物不準借用。置于桌椅,本族有事,由管祠人經手借出。如有損失,照樣補賠。

                         

                        以上諸事,循規而行。如有違者,令管祠人邀同合戶之人議罰。(42)

                         

                        孟氏祠堂事務集中在元旦祠祭祖先、清明墓祭、十月朔燒寒衣、冬至祠祭,還有保證祠堂通暢、不得占用公共空間以及保護祠堂公物的規定,祠堂設有管祠人,遇事管祠人與族人商議。

                         

                        祠堂也是族長代表宗族管理族人的場所。南鄭光緒十九年(1893)《譚氏新建祠堂碑記》載:今既立祠,示一本也,千枝發于斯,萬派流于斯,使不申明此意,設正章程,保以為尊祖敬宗,一脈相傳也哉。今于族間擇一端方正直之人,立為族長。凡有頑梗之徒,乖舛人倫,忤觸尊長,悖親向疏,毀罵祖先,責成族長約束;不遵教者,立即送縣,以不孝治罪。”(43)譚氏立祠以妥先靈,表達祖先崇拜、源遠流長之外,特立章程即族規以尊祖敬宗,立族長約束族人,維護孝道禮教秩序。并具體規定六條,列舉了族人忤逆不孝、乖舛人倫、毀罵尊長、異姓亂宗、身為賤役以及招婿的懲處辦法,責成族長管理:

                         

                        一族間有忤逆不孝、抵觸父母者,杖五百,罰香火錢貳仟文。一族間有乖舛人倫、尊卑倒置者,逐出不準入廟。一族間有毀罵尊長、以下犯上者,量力責罰。一族間有乏嗣者,不準異姓亂宗。一、族間有身為賤役、忝辱先祖者,不準入廟。一族間有孀婦,能守則守,不能守則嫁,不準招婿。(44)

                         

                        具有綜合性族規的是戶縣方氏宗族。民國二十四年(1935)《方氏祠堂購置祭田碑記》:考文公家禮,首冠祠堂,蓋祠堂為尊祖敬宗收族之憑借,所以正人倫、篤恩愛,其關系于人心世道者,固至重且巨也。”(45)該族依據朱熹《家禮·祠堂》建祠以尊祖敬宗收族,達到正人倫、篤恩愛,治理人心世道的目的。族規7條如下:

                         

                        一每選族長,須公正廉明,家道殷實者為合格。一族長任期以二年為限,但連選得連任。一族長如有不德,經闔族公議,即時更換。一春秋展祭,大不道有辱祖先者,不許入祠。一族長對于經費處分,與合族公議,不得擅專。一每年清明,族長須出入賬目揭曉,俾眾周知。一凡種祭田,每忙后須將租課完納,否則扯出另租。(46)

                         

                        3條是族長選舉、任期、更換的規定;第4條規定族人行為不得有辱祖先,否則不許入祠祭祖;第56條是關于族長公議經費、揭曉賬目的規定;第7條則是祭田管理方面。

                         

                        值得關注的是,安康地區石泉鄉三岔河劉氏祠堂民國二十三年(1934)所立的家規。劉氏家規六條,第一條講經理祀產事務,必選族中公正無私者充當;第二條規定入祀助祭,必先衣冠整齊;第三條為辦會賬目公開;第四條是關于祠產田地的;第六條要求經理首人由族人舉替。關鍵是第五條:“(前缺)祠下子孫如有忤逆不孝,逆倫悖族,不行正道,為非作歹者,一經拿獲,祠堂會議,輕則背石、加杖,重則沉江、墜灘。”(47)碑中說設立支祠后,召集會議,議決家規六條,聲稱:稟官立案,請示勒碑。這種將族人處死的做法,恐怕是官府難容的,或許是因為特殊動蕩年代宗族勢力有所坐大所致。

                         

                        四、宗族與官府

                         

                        宗族是在儒家意識形態下出現的,也得到官府的支持。但是官府最關心的是社會秩序的維護,宗族一旦組織化,也被政府所防范。對于宗族而言,族長的權力需要族規確認,因此族規是否合乎國法就成了正當性的重要來源。一般來說,宗族會將族規向縣級官府申報,一旦獲得批準,就具有了合法性與權威性。官府則通過批準族規,防止族法大于國法,支持在國家法規、政策范圍內的宗族活動。

                         

                        安康地區漢陰縣澗池王氏晚清時期的宗族活動就顯示出與地方官府的密切關系。該族祖籍衡南,乾隆初年自楚來陜,卜居治城東路澗池鋪。嘉慶以后開始積攢經費,據同治四年(1865)所立《澗池王氏后裔增補族規稟詞及漢陰廳撫民分府批示與告示碑》載:邇來置產,現收租二百有奇。祀典孔昭,禮儀卒備。斯誠祖宗之榮施,子孫之攸賴也。第繼往必須開來,承先尤貴善后。爰鳩宗枝、重象增訂。自今伊始,以二百余石之租,除春秋報享支用外,存放生息,建祠宇,立有家塾,恤孤孀,繼絕世,救殘廢,賑荒歲,助嫁娶,其子弟有游泮林、登賢書者,視存息多寡,分別獎給。議立章程,列款勒石。又照原契錄冊二本請印,一存廳案,一發領執,永遠遵守。”這是碑中部分“增補族規稟詞”,可知該族將“祀典”及其管理族產章程向官府“請印”批準,其族產用途主要是建祠宇、立家塾以及救助、慈善、獎學事項。碑文接著是“漢陰廳撫民分府批示”,“奉陳憲批:據稟,建祠宇而行家塾,恤孤孀以助嫁娶,誼篤彝倫,情致雍穆。存濟人利物之心,開移風易俗之漸。縷列條陳,均堪矜式。著即刊勒碑珉,妥為經理,用昭久遠,是為至要。”(48)官府批準王氏將章程,該族即將稟、批勒石公示。

                         

                        此外,還有光緒二十六年(1900)所立《澗池王氏后裔增補族規稟詞及漢陰廳撫民分府批示與告示碑》,不僅可以得知新增補的內容,還可以了解同治年間那次章程的細節。光緒元年(1875)王氏又向漢陰廳撫民分府呈遞稟詞,一是因為今秋會內置買劉姓房屋,鳩建祠宇,繪圖以憑興造而便遵照。二是由于前定章程,尚有遺漏,復集闔族,大同酌議,增補數條,用昭美備。于是奉廳吳憲批:據稟稱,祠圖及續議增補數條,逐細核閱,均屬妥洽,著即照辦存案可也。該碑還錄下了公示內容,其中談到:前于同治五年建修宗祠時擬定祠規十一條,稟請前憲陳批準在案,復于同治七年續補祠規五條,稟請前任吳憲,亦經批準在案。原期族內人等恪遵祠規,永遠奉行,乃有不法之徒任意妄為,霸宗祠之業,騙宗祠之稞,以致雖有祠規,不能遵行,理合稟請示禁等情。據此,除稟批示外,查閱兩次歷定祠規十六條,均皆良法美意,敦本睦族,何竟未能一體遵奉。推原其故,雖由良莠不一,實因法令未行,不思祀典與憲典并重、家法與國法兩惟,與其遠鳴官府,何若近咨黨正。為此,示仰該族人等知悉,嗣后遇有頑梗之徒,背規違條,恃強逞刁,不由族長、戶首約束者,許該戶首等集傳祠內,無論親疏遠近,尊卑長幼,申明家法,從重責處。倘負固不服,捏控圖累,除詞不準外,定以不孝之罪嚴行懲治,而戶首、族長等,亦當秉公慎重,毋得徇挾私嫌,致釀事端。泐諸珉,各宜凜遵。切切特示。”(49)可見,官府協助宗族要求族人遵守祠規家法,以維護社會秩序。

                         

                        國家承認并保護宗族規約,一是緣于官府對義門的表彰,二是源于對義莊規條的保護。于是明清時期出現了宗族將族規向地方官申請并得到保護的社會現象。(50)

                         

                        近世陜西宗族仍有祖先崇拜的傳統,通過保存祖先世系和祭祖活動以實現尊祖敬宗凝聚族人,這在碑刻中留下了深刻的歷史文化記憶。宗族通過清明、冬至等歲時節日祭祖聚會,這種族會是宗族存在的基本形式。這些都說明陜西宗族具有的特質,也符合北方宗族的一般性特點,誠如學者所指出的:清明會是華北鄉村比較普遍的宗族組織和宗族活動(51)“北方宗族不被學者看重,若給祖墳以應有的地位,以之為視角觀察宗族史,可知它是北方宗族存在和活動的特點。”(52)

                         

                        同時,明代中后期以降陜西宗族更通過設置祠堂組織,使祠堂成為祭祖、宗族管理的重要場所。伴隨祠堂祭祖活動的是族長的作用得到保障,以祠規、祭田管理等形式出現的族規成為宗族組織的章程。宗族以族會、族長、族規得到強化,與之相適應,也加強了對于族人的管理和教化。這種情形不為陜西獨有,其他省區的宗族亦是如此,屬于共同歷史進程的社會變遷。

                         

                        上述歷史進程與社會變遷是在宗族與官府互動過程中完成的。官府支持宗族強化對于族人的管理,借助宗族治理地方。宗族凝聚力強化的同時,社會秩序得以維護,中華禮儀之邦添加了宗族文化色彩。

                         

                        注釋:

                         

                        張建民:《碑石所見陜南之移民宗族——以湖廣移民為中心》,陳鋒、張建民主編:《中國財政經濟史論稿——彭雨新教授百年誕辰紀念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利用其他資料探討陜西省宗族的論文主要有秦燕:《明清時期陜北社會宗族的形成與發展》,《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2年第3輯。

                         

                        相關研究可參見胡中生:《清代徽州家族教化體系探討》,《傳統中國社會與明清時代——馮爾康先生八十華誕紀念論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陳直:《南北朝譜牒形式的發現和索隱》,《西北大學學報》1980年第3期。

                         

                        蘇洵:《嘉祐集》卷14《蘇氏族譜亭記》,《四部叢刊》本。

                         

                        常建華:《宗族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76-277頁。

                         

                        李惠等注考:《咸陽碑刻》下冊,三秦出版社2003年版,第528頁。

                         

                        ⑦⑧董國柱編著:《高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0161頁。

                         

                        劉蘭芳、劉秉陽編著:《富平碑刻》,三秦出版社2013年版,第180-18156頁。又,文中無徵一詞原文作無微,疑有誤改之;引文中對原文個別標點有改動。

                         

                        ⑩(11)(12)劉兆鶴、吳敏霞編著:《戶縣碑刻》,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第530531531-532頁。

                         

                        (13)王學謨纂修:《續朝邑縣志》卷4《禮俗》,《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196冊,齊魯書社1996年版,第733頁。

                         

                        (14)徐朋彪、徐國娟校注:《富平縣志校注》卷3,西北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54頁。

                         

                        (15)董國柱編著:《高陵碑石》,第160頁。

                         

                        (16)劉蘭芳、劉秉陽編著:《富平碑刻》,第16038頁。

                         

                        (17)(18)魏叔剛等編著:《大荔碑刻》,陜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86328112頁。

                         

                        (19)(22)劉蘭芳、張江濤編著:《潼關碑石》,三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7159頁。

                         

                        (20)張進忠編著:《澄城碑石》,三秦出版社2001年版,第70177頁。

                         

                        (21)(23)劉兆鶴、吳敏霞編著:《戶縣碑刻》,第418560頁。

                         

                        (24)(25)李啟良等搜集整理:《安康碑版鉤沉》,陜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63264頁。

                         

                        (26)(27)(28)(29)(30)張沛編著:《安康碑石》,三秦出版社1991年版,第369369143147230頁。

                         

                        (31)張江濤編著:《華山碑石》,三秦出版社1995年版,第410頁。

                         

                        (32)陳顯遠編著:《漢中碑石》,三秦出版社1996年版,第350頁。

                         

                        (33)(34)(36)(37)(38)(39)李啟良等搜集整理:《安康碑版鉤沉》,第479-480240248257258262頁。

                         

                        (35)李啟良等搜集整理:《安康碑版鉤沉》,第242頁。又,北方宗族建家佛堂、家祠的事例,可參見王霞蔚:《金元以來山西漢人世侯的歷史變遷——以平遙梁瑛家族為例》,《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第11卷,2011年。

                         

                        (40)南開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藏未刊清嘉慶朝刑科題本抄件,嘉慶十三年董誥題,原藏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內閣全宗·刑科題本·土地債務類·嘉慶朝》,第5107包。

                         

                        (41)張進忠編著:《澄城碑石》,第184頁。

                         

                        (42)劉蘭芳、劉秉陽編著:《富平碑刻》,第221頁。

                         

                        (43)(44)陳顯遠編著:《漢中碑石》,第350頁。

                         

                        (45)(46)劉兆鶴、吳敏霞編著:《戶縣碑刻》,第580頁。

                         

                        (47)張沛編著:《安康碑石》,第386頁。

                         

                        (48)(49)張沛編著:《安康碑石》,第234-235328-329頁。

                         

                        (50)常建華:《宗族志》,第466-471頁;《明代宗族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07-344頁。

                         

                        (51)韓朝建:《清明會與宗族結構——以民國河北欒城縣寺北柴村為例》,《民俗研究》2015年第5期。

                         

                        (52)馮爾康:《清代宗族祖墳述略》,《安徽史學》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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