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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文化史 【字體:

                        郭常英:中國近代社會文化史語境中文獻傳播若干思考

                        作者: 文章來源:《史學月刊》2017年第1期 更新時間:2017年08月29日

                        20世紀80年代開始,國內學界文化史研究、社會史研究相繼興起,隨后出現了二者共生共榮的態勢(劉志琴:《社會史的復興與史學變革:兼論社會史和文化史的共生共榮》,《史學理論》1988年第3期,第1323)90年代之后,受到當時社會文化的影響,學界以消費和娛樂為取向的大眾文化研究開始崛起,原本主流文化一枝獨秀的局面被打破,研究視閾也日漸開闊。改革開放以來中西學術交流日益頻繁,西方學界的研究方法逐漸影響中國學術界,促使傳統史學研究視角和方法發生重大改變。在社會史、文化史研究繁榮態勢下,所見環境史、性別史、醫療史、身體史、娛樂史等研究成果日益增多,社會文化史研究逐漸成為重要的學術生長點。良好的發展勢頭給學人提出了新問題:社會文化史文獻極其豐富,然而又龐雜分散,發掘利用嚴重不足。若不下大力氣進行有效的搜集與整理,則很難深入真實的反映史實。這里擬以中國近代社會文化史研究所涉的文獻傳播為視角,以近代娛樂和慈善義演為切口,作一些分析和思考。

                         

                        研究的對象決定了文獻來源的廣泛性近二三十年來大量文獻的發現和出版,給學界研究視角的擴展和研究對象的變換帶來了許多機遇。社會文化史主要以各個歷史時期的民眾生活為出發點,研究對象的大眾化決定了文獻來源的廣泛性。隨著歷史變遷及時空延續,民眾所涉衣、食、住、行及其蘊含的娛樂、情感、習俗、風情等事象與風物,可謂包羅萬象;在不同階層、群體和地域,人們各有不同的生活方式與習慣,而相應的歷史記載既多樣,又多元。相關文獻史料,除去官方記載之外,還有非官方及實地調查資料,如碑刻、家譜族譜、文集筆記、戲劇唱本、神話傳說、民諺俚語、日記、訪談等,也都成為社會文化史研究的重要文獻。筆者研究涉及中國近代民眾的娛樂生活,深感文獻來源特別豐富和廣泛,既有小說、游記、雜識,亦有城市指南、城市年鑒等,而現存各地圖書館、檔案館的檔案文獻、老舊報刊文獻、回憶性質的文史資料等,對于豐富和深化近代民眾娛樂生活史的研究意義更為重大。

                         

                        在傳播途徑和方式漸趨發達的近代中國,不僅閱讀載體形式多樣,而且報刊傳媒等發行量增大,便于人們從中接受多方信息。報紙雜志中有大量的內容面向新興的市民群體。這樣,民眾的日常生活便自然反映在報紙雜志的版面中,于是發掘和利用報刊史料成為學界開展研究中必不可少的文獻來源。對于娛樂生活的研究,學界已認識到報刊文獻的搜集和使用的重要價值。報刊文獻記載歷史可謂方方面面,諸如新式娛樂作為新聞或經營者發布的宣傳廣告等,從中尤可反映很多娛樂項目,并由此呈現多樣態的社會文化。其內容的廣博,可以用海量謂之,浩如煙海的文字信息令人目不暇接,搜集和運用文獻資料,讓人有無從下手之感。各類大報小報,均刊載大眾娛樂文獻史料,除內容龐雜無從下手之外,若要從中查找有意索取的內容,更如大海撈針。因此我想,這些問題一定經常困擾學人研究方向的選擇,也影響研究的深入。如何讓人們簡便地利用文獻史料,并通過這些文獻去深入探詢、發現具有時代意義和價值的思想內涵及社會呈現,以促進社會文化史研究的深入,這必然成為新的學術需要和價值追求。

                         

                        報刊文獻的整合利用與檔案文獻的亟需發掘報刊文獻和檔案文獻在近代中國社會文化史研究中均占有重要分量。報刊文獻豐富,并以量大、面廣著稱;檔案文獻則立足于官方或者組織團體,具有可靠與核心文獻的稱譽。目前學界對于報刊文獻的匯編整合已有顯著收獲,但檔案文獻的發掘仍需深入。

                         

                        以近代中國民眾娛樂生活為例,20世紀以來報刊文獻匯編成效顯著,值得關注的有閔杰整理的《清末新式娛樂活動》和姜進主編的《二十世紀上海報刊娛樂版廣告資料長編》等。當前學界對社會文化史研究方興未艾,需要有豐富而易索閱的文獻去助推研究深入,這些資料的收集與編撰出版,無疑正逢其時,對于該領域新局面的開創,具有不容低估的價值與意義。這些文獻資料既收集面廣,匯集了近代社會文化大量相關信息,同時又注重分類分期,給閱讀者研究者查找和引用提供了極大的方便。它們不僅能使閱讀者對當時社會民眾某一方面的娛樂生活有較充分的資料把握,也能對某一地區社會文化活動的發展進行相應的思考與認識。

                         

                        筆者從事慈善義演研究,由上述清末娛樂活動文獻產生了若干思考。第一,由西方輸入的電影、西洋音樂、舞會、拳擊、魔術、雜技、馬戲等,給人們的社會生活帶來了較為強烈的新鮮感。那么,演出價格的制定與實際消費情況如何?哪些群體是某種類型娛樂活動的消費者?義演等相關問題的產生與狀態如何?第二,電影展現可謂最為突出、神奇又過癮的視覺娛樂,尤以上海、天津、盛京三地為代表。文獻呈現電影故事、樣態和放映場所的發展變化,更有社會評價與民眾認知等。有關電影的文獻資料分量很重,這也會引出人們對當時社會文化狀況的認識和思考。第三,音樂作為新式娛樂活動的中心內容,展示了當時的多種樣態。這些報刊文獻反映出社會對音樂的普遍認同,學校音樂活動與歌唱,政府官員填寫歌詞,校歌出現與歌曲集出版,大型專場音樂會演出等,在不同社會群體和階層中均有影響,也帶來社會風尚的變化。第四,更多像社會上層人士喜愛的舞會,人們津津樂道的馬戲、魔術以及具有強烈刺激性的拳擊比賽、角力比武等,作為娛樂活動也在民眾中形成影響。其中引發研究者省思的不僅是專業化娛樂,更有時代樣貌的一些變化。

                         

                        伴隨著近代文化的發展,不斷擴充的報刊種類及其發行量提升,顯示出報刊日益深入人們的生活。從報刊中選擇有效的觀察點來透視人們的娛樂生活,不啻是一個可取的路徑。《20世紀上海報刊娛樂版廣告資料長編》將報刊廣告作為著眼點,以時間劃段、按藝術特點歸類,不僅將海量龐雜的信息匯集整理,其要點提示也極具價值,既給研究者提供了廣為可尋的視角,反映出當時的娛樂生活狀態,同時還體現了在歷史發展中中華傳統文化的嬗變。這部資料匯編將視角放在節慶之時,把節日慶典作為觀察社會政治與日常生活變遷的窗口,很具代表性。將這樣一些文獻歸類整理與編撰,有助于我們對當時的社會娛樂活動有更為生動、豐富和深刻的感受,也有助于人們從中受到啟發,提出和探討一些問題。如,面對上海等大都市娛樂活動的不同時期——茶園時期、舞臺時期、新劇時期、游樂場時期、電影時期各種新興娛樂項目的展演樣貌,一些社會史課題值得思考。例如,如何認識娛樂與社會分層問題,娛樂與性別問題,娛樂與政治問題,娛樂的商業化與民族主義問題等。這些與娛樂相關的深層次問題很值得探討。

                         

                        此外,上海還有一些新的觀察點,如:在政治相對平穩、經濟向好發展時期,上海的娛樂生活反映出作為移民社會的某些特點;社會分層開始,大都市的社會文化樣貌通過娛樂得到展現,娛樂活動項目繁多,室內娛樂場所、露天游樂場所均得到不同程度的發展;抗日戰爭期間,孤島上海依然華麗,日常生活似乎較少受到戰事影響,市民的娛樂生活未見減少。在租界區,娛樂活動除了電影之外,另有大量各劇種展演以及游樂場、舞廳等的游藝娛樂活動。依筆者所見,通過資料匯編的大量信息,可由中再作歸類統計、數據分析,定有更具意義的收獲。

                         

                        與報刊文獻相比,檔案文獻的整理非常滯后。以筆者目前關注的近代慈善義演問題為例,目前研究文獻多來自報刊,涉及檔案極少。義演的一個重要內在特點是寓善于樂。近代的慈善義演與所在區域的娛樂生活密切關聯。上海、北京、天津、南京、武漢、廣州等大城市娛樂業比較發達,各地民眾娛樂生活也自有其特點,義演活動通過各種官方記載當有體現。同時,慈善義演方式頗為多樣,涉及民眾群體、藝術門類也非常廣泛。政府檔案反映出來的內容很寬泛,也很深刻。包括義演舉辦形式、演出內容、募捐方式、賑濟對象、捐款管理等,還有關于政府的稅收問題,社團組織的組織和參與問題,其他關于在華外國人組織和參與慈善義演的情況等。豐富多樣的檔案文獻,不僅涉及娛樂文化,無論對義演歷史還是對娛樂史的研究,或對相關社會文化史的研究均有意義。由此,檔案文獻有待深入發掘和利用。

                         

                        思維、視角的轉換與文獻范圍的延展除報刊文獻、檔案文獻之外,時人日記、文集、游記、筆記等珍貴文獻的整理和復制、流通與利用,對于社會文化史的研究同樣有助益。現代技術對于文獻的傳播起到了十分關鍵的作用。計算機、數碼相機、復印機、掃描機、光盤傳輸等先進技術的普及應用,都使得文獻傳播的效率大大提高。目前,各種社科文獻數據庫與電子化的各種文獻數據庫不少,大成老舊刊全文數據庫”“晚清及民國期刊篇名數據庫(1833-1949)”“瀚堂近代報刊庫華東師大·中國現代思想數據庫中相關人物日記與報刊,還有讀秀學術搜索”等。其他又如“浙江大學圖書館《東方雜志·總目》及電子版”,《文史資料》電子版、《申報》電子版和“中國地方志數據庫”等。這些數據庫保存的電子文獻對于開展社會文化史研究意義頗巨。

                         

                        作為反映民眾日常生活的社會文化史,還有一類文獻的傳播應予重視,利用其作為輔助材料,對于選題的拓展和思考,或是作為導引文獻的探索等,都有很高的價值。比如,文學體裁的詩歌、歌謠、竹枝詞、楹聯等,若從史學的角度給予解讀,即為社會文化史研究的重要文獻。以近代竹枝詞為例,內容以詠風土為主,無論通都大邑或窮鄉僻壤,舉凡山川勝跡,人物風流,百業民情,歲時風俗,皆有所收錄。《都門雜詠》的作者楊靜亭謂竹枝詞者,古以紀風俗之轉移,表人情之好尚也”(楊米人等著,路工編選:《清代北京竹枝詞》,北京:北京出版社1962年版,第65)。竹枝詞針對社會中下層的凡人俗事,稱得上重要的社會風俗史料,也暗合了社會文化史研究的旨趣。竹枝詞常涉及慈善義演。如馮文洵在《丙寅天津竹枝詞》中所述:非籌急賑即冬防,票友伶人義務忙。半為助捐半娛樂,百元不惜定包廂”(雷夢水等編:《中華竹枝詞》第1冊,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00),展示了義演的具體面相。急賑冬防是義演的籌資目的,票友伶人忙碌出演則是義務之舉,助捐娛樂各占一半,寓善于樂。戲院中的包廂甚至以百元的價格來定價。通過竹枝詞的描述,義演的些許實態得到呈現。還有一些竹枝詞反映時人內心情感,記錄和諷刺流行時尚,吟詠風土等。近代社會急劇變遷,傳統與現代、趨新與守舊的交織可通過竹枝詞來表現,由此,其成為一種重要的文獻品類。

                         

                        社會文化史研究的對象決定了其史料來源的廣泛性和日常性。圖像作為近代社會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組成要素,在某種程度上成為社會文化史研究文獻的重要部分。如,民國時期中國的商業機構與畫家合作,創作出大量優秀的廣告畫,呈現出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現代的融合、協調的視覺風格,反映了時代特點。廣告中衣食住行、社會百業,畫面上美女、時裝、市井生活、歷史傳說乃至風景國畫等,可謂百色雜陳。以圖證史作為中國圖像史學的重要方法,對于開展社會文化史而言,頗有意義。近代的圖像品類更加繁多,涉及的人群、階層更加廣泛,如何考量圖像在民眾日常生活中的意義和存在,進而開展民眾社會文化研究很有必要。像影響廣泛而深遠的畫報,如《點石齋畫報》《北洋畫報》《良友》等,更是探討民眾認知乃至社會生活的重要素材。另外,電影、音樂等作為近代民眾生活重要的組成部分,影片、唱片所承載的歷史信息,也值得重視和利用。

                         

                        研究視角的轉換和思維的轉變帶動新的思考,也延展著文獻材料的來源。在社會文化史研究中也可嘗試引入他者的眼光和立場。英國新文化史家彼得·伯克認為,他人觀察個體和群體的方式常影響著個體和群體進行自我觀察的方式”(彼得·伯克著,劉華譯,李宏圖校:《西方新社會文化史》,《歷史教學問題》2000年第4期,第28)。近代社會變遷劇烈,市民生活方式隨著時代的更迭發生較大變化,部分民眾通過縱向或橫向的比較產生新的認知,并嘗試將這種認知滲透于筆記、日記等私人文稿,或者被組織團體、社會調查者、官方等記載,形成當代學人透視時代變化的文獻。因此,引入“他者”的眼光對歷史進行審視,不僅有利于研究者更好地體察時人的情感傾向,也有助于深層次理解社會文化變遷中的個人和群體。

                         

                        收集整理零散文獻史料,出版一套中國近代社會文化史資料選輯的呼吁和建議自21世紀初即開始,至今一直未斷,但始終未見成果,足見難度之大。諸多史學工作者如劉志琴、李長莉、梁景和、閔杰、羅檢秋、左玉河等,長期致力于中國近代社會文化史的理論研究和問題探索,并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是無論如何,重視文獻的整合與利用,加強報刊文獻整理,特別是加快檔案文獻的發掘與整理,同時通過視野的轉變擴展研究文獻的范圍,必定能夠推動社會文化史研究的不斷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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