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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俊領:儀式政治——陜甘寧邊區政府對黃帝與成吉思汗的祭祀典禮

                        作者: 文章來源:《中共歷史與理論研究》第2輯 更新時間:2016年01月22日

                        摘要:從1939年到1949年,陜甘寧邊區政府曾數次獨立舉行對黃帝與成吉思汗的祭祀典禮。這兩項祭禮不同于明清時期的帝王陵寢祭禮,而是被設計成象征威權體制、增強中華民族凝聚力的現代政治儀式。經過數年延續,二者成為新的革命禮儀傳統。其所展示的操演策略與社會動員技術主要模仿了南京國民政府的相關儀式。在對黃帝、成吉思汗的符號建構與儀式象征的運用上,邊區政府與南京國民政府始終存在著競爭態勢,其實質在于兩黨政權正當性的沖突與對抗。在國共兩黨的政治弈局中,邊區政府的成吉思汗祭禮有力增進了蒙古族對中共政權的認同感,而黃帝祭禮則生動展演了中共的民族主義策略與威權政治體制。這兩種祭禮的運用,從一個側面體現出中共在局部執政時對政治進行儀式化運作的機制與效能。

                         

                        關鍵詞:儀式政治  祭祀  黃帝  成吉思汗  陜甘寧邊區政府

                         

                        1937年清明節,國共兩黨的黨政代表齊集黃陵,共祭黃帝。[①]為籌備此典禮,毛澤東預先寫了一篇《祭黃帝陵文》,屆時將由參與祭禮的中共代表宣讀。該祭文寫成后,毛澤東于3月29日寄給曾以《大公報》記者身份到過延安采訪的范長江,希望他幫助發表。不過,這篇祭文最終未能見諸國統區的報刊。盡管當年的社會媒體較少關注黃陵祭禮上中共代表的身影,但中共已經借此祭禮顯示出自身潛在的政治力量。

                         

                        從1937年到1949年,陜甘寧邊區政府(下文簡稱為邊區政府)明確以中華民族歷史人物為對象的祭祀典禮僅有兩種,即黃帝祭祀與成吉思汗祭祀,二者又分別被稱為黃陵祭祀與成陵祭祀。目前學界對于邊區政府祭祀黃帝與成吉思汗的探討較少。[②]已有的相關論文側重于史實敘述,新近有學者從“英雄崇拜與國族建構”的角度論及國共兩黨利用成陵祭祀儀式的象征功能,使成吉思汗以“中華民族英雄”的身份成為國族認同符號的問題。[③]本文擬從儀式政治的角度,剖析1939年到1949年間中共將傳統國家祀典改造成現代政治儀式并發展成革命禮儀傳統的歷程,進而揭示邊區政府與南京國民政府以黃帝、成吉思汗祭禮為媒介的政治競爭。

                         

                        一、始祭二帝的機緣與前奏

                         

                        中共及其所率紅軍在到達陜西之前,未曾舉行過與黃帝、成吉思汗有關的政治儀式。盡管黃帝在清末被革命黨人建構為中華民族的始祖,成吉思汗(謚號為圣武皇帝)自元以降一直被奉為蒙古族英雄,但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歷史上,并沒有祭祀二者的政治典禮,也鮮有相應的政治文化宣傳。毛澤東于1936年寫作的《沁園春·雪》提到成吉思汗,也僅說他這位“一代天驕”,“只識彎弓射大雕”。在邊區政府成立之前,中共尚未有意識地運用符號化的黃帝與成吉思汗這一歷史文化資源。

                         

                        中共與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首次參與黃陵祭祀,源自南京國民政府的邀請。在國民黨元老邵元沖的大力推動下,黃陵祭祀被列入了國家祀典。1935年4月7日,代表國民黨中央與南京國民政府的邵元沖、張繼、鄧家彥等人與陜西省各界代表齊集陵前舉行祭禮。此后兩年間,隨著日軍侵華腳步的加緊,中共在全民族抗戰的時局中顯示出越來越不可忽視的政治影響力。在共產國際的推動下,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于1935年10月1日公開發表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呼吁各黨派各軍隊和各界同胞停止內戰,集中力量一致抗日,并建議組成統一的國防政府和在國防政府領導下的抗日聯軍。也是在這次會議上,“蘇維埃工農共和國”改為“蘇維埃人民共和國”,“表明蘇維埃自己不但是代表工人農民的,而且是代表中華民族的”[④]。翌年9月,中共提出了建立“民主共和國”的主張,這是較之國民黨“一黨專政大大進步的政治制度,因此便更能保障抗日戰爭的普遍發動與徹底勝利”[⑤]。由于積極號召全民族抗日和建立民主共和國,改變了過去以“階級斗爭”為主的宣傳綱領,中共的政治正當性在社會各界獲得了更為廣泛的認可。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南京國民政府不能不考慮在“黨國”體制中容納中共及其領導的武裝力量。在這個關節點上,南京國民政府需要展示其將與中共團結抗戰的誠意,而業已舉行兩屆的黃陵祭禮恰可以提供這樣一個儀式平臺。因此,南京國民政府約請中共派代表參加1937年的黃陵祭禮。

                         

                        1937年清明節,由于南京國民政府對中共政權及其武裝力量的改編尚未完成,中共派出的代表仍以獨立政權和人民抗日武裝力量的名義參加黃陵祭禮。國民黨中央代表張繼與南京國民政府代表孫蔚如擔任此次祭禮的主祭。到會參加的團體、學校師生及部隊約在千人以上,“而且各鄉區之婦孺”紛紛“前來觀禮”[⑥]。

                         

                        1937年到1939年的黃陵祭禮既是中央政府與邊區政府的合祭,也是國民黨與中共的合祭。從政黨的角度看,國共兩黨在祭禮中的地位并不對等。國民黨與南京國民政府各有代表作為主祭者,而中共代表則一直作為陪祭者。雙方代表祭祀身份的差異,意味著國民黨自視為國家惟一的合法執政黨,并未充分考慮和尊重中共的政治地位。

                         

                        盡管中共代表在祭祀身份上居于次要地位,但在祭文中對民族主義策略的運用卻稍勝一籌。民族主義既有對外反抗侵略的一面,也有對內進行國家建設的一面。中共在極力呼吁全民族團結抗戰的同時,積極倡言進行民主政治建設。1937年,中共在黃陵祭文中明確表示,特派代表林伯渠前往黃陵參加祭禮的目的是“對中華民族之始祖致敬并表示誓死為抗日救亡之前驅,努力實現民族團結”[⑦]。同時,還提出各黨各界團結一致,建立不論軍民、不分貧富的民族統一戰線,進行民主政治改革的主張。[⑧]八路軍政治部主任任弼時于是年8月拜謁黃帝陵時稱贊說,這篇祭文“是我們開赴前線的《出師表》”[⑨]!1939年4月,邊區政府代表林伯渠等人前往黃陵參加祭禮,在祭文中批評了南京國民政府沒有真正貫徹三民主義,以致于“寇患愈深,日蹙百里”,并譴責其“說而不做,實賊乎人”。[⑩]顯然,這是中共借祭祀黃陵之機表達對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確立“溶共、限共、防共、反共”方針以破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強烈憤慨。中共在黃陵祭文中表達的政治主張,引起國共兩黨之外的具有中間政治傾向的社會力量的共鳴。

                         

                        相比之下,國民黨與南京國民政府的黃陵祭文雖有闡揚民族主義的一面,但也有展示和鞏固其專“黨治”體制的一面。1937年,其黃陵祭文僅以“保我族類”一語提及民族大義,同時刻意強調黃帝的“一統之業”,意在表明其掌握國家政權的正統性。直到1938年祭祀黃陵時,國民黨和南京國民政府才終于喊出對日寇的仇恨:“運丁陽九,倭夷肆毒,竭澤傾巢,狼奔豕逐。……披發纓冠,舉國同仇,攘彼梟□,奮我戈矛。”[11]盡管國民黨和南京國民政府在黃陵祭禮上舉起民族團結抗戰的旗幟并因此贏得國統區社會輿論的支持,但其在政治上急切謀求建立“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專制統治,甚至在這一祭禮上有意展演“黨治”的威權,并不考慮中國青年黨、國家社會黨、救國會、中華職教社、鄉村建設派等主要在野黨和社會團體的祭祀權。這無疑減弱了在抗戰中崛起的“中國第三種力量”[12]對“黨國”的向心力與認同感,何況這一力量對于當時中國政治格局的走向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以國民黨與南京國民政府的處境而言,在抗戰時期進行民主政治建設確有種種困難,但其以強硬的姿態壓制社會各界對民主政治的訴求,則不免損害了自身的政治公信力。

                         

                        合祭黃陵是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儀式象征,同時也是兩黨進行博弈的政治平臺。1938年時任陜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的張國燾借黃陵祭祀之際投向了國民黨陣營。他后來回憶說:“在抗戰后的第一年,這種祭禮顯有奮發民族意識的作用,我選擇在這個時候,離開中共,雖是巧合,也富有政治意義。”[13]由此可見,黃陵祭禮雖有效調動了參與者的民族主義情感,但其幕后隱藏著復雜的黨內與黨外斗爭。由于在組織建設與意識形態控制上的相對弱勢,國民黨右派對國共合作深懷戒懼。在兩黨第一次合作中,共產國際反復提醒中共在這種“黨內合作”關系中應該保持自己原有的組織和嚴格集中的領導機構,領導權應當歸于工人階級的政黨。對于共產國際這一戰略方針,國民黨新老右派十分憤恨,蔣介石在1924年給廖仲愷的信中說:“俄黨對中國之唯一方針乃在造成中國共產黨為其正統,決不信吾黨可與之始終合作以望我成功。”[14]因此,在第二次國共合作中,國民黨右派十分警惕中共在黨組織與領導權上帶來的威脅,終未能放棄“反共”立場,不時制造軍事摩擦,甚至在1939年2月秘密頒行《共黨問題處置辦法》與《淪陷區防范共黨活動辦法》等文件。由于第二次國共兩黨合作關系的破裂,1940年到1947年的黃陵祭禮成為“黨國”代表的獨角戲,再不見中共與邊區政府代表的身影。

                         

                        不過,經過3次共同祭祀黃陵的政治閱歷,中共熟悉了國民黨與南京國民政府將傳統帝王陵寢祭禮演繹成現代政治儀式的理念與路徑,并認識到這一典禮對整合多元政治力量、展示自身正當性的象征意義。此前,中共見識過國民黨為孫中山舉行的“黨葬”儀式,曾于1931年舉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開國典禮,因而對于政治的儀式化運作已經積累了一定的經驗。此番兩黨合祭黃陵,則在一定程度上拓寬了中共操演政治儀式的視野。

                         

                        不同于應邀參加黃陵祭祀,中共對成吉思汗的祭禮緣于南京國民政府在成陵西遷工程上的政治安排。全面抗戰爆發后,成陵面臨著被日軍用以分裂蒙漢兩族關系,實現他們“以華制華”陰謀的危機形勢。看清此危局的成陵奉祀官沙克都爾扎布郡王一再向蔣介石建言西遷成陵。蔣介石也因而意識到,成吉思汗是中華歷史的組成部分,不能丟下;成吉思汗的子孫可以忍受貧困和落后,但是決不能、也不會容忍外族的侵略和侮辱。1939年4月,他下令成陵西遷,還特別指示西遷沿途軍政長官迎送致祭,并妥善保護。此舉意在通過祭祀典禮繼承和發揚成吉思汗精神,激發廣大民眾的抗日斗志。這次成陵西遷工程由天水行營主任程潛負責,6月8日正式啟動。18日,成陵西遷的靈車抵陜西米脂縣城,中共中央代表謝覺哉、八路軍代表滕代遠代表延安各界前來祭奠,在祭文中號召五族一家,內除敗類,外抗強敵。21日,成吉思汗靈柩抵達延安。陜甘寧邊區政府事先成立了迎靈辦事處,是日發起盛大祭奠活動。這是中共第一次獨立祭祀成吉思汗。

                         

                        二、從“禮”到“儀”:二帝祭祀的現代轉換

                         

                        從1939年到1949年,中共數次獨立舉行對黃帝與成吉思汗的祭禮。其中,成吉思汗祭禮從1939年一直延續到1944年,均在延安舉行。黃帝祭禮于1948年和1949年的清明節在黃陵舉行。

                         

                        邊區政府對于成吉思汗的祭禮十分重視,事先成立了迎靈辦事處。1939年6月21日,成吉思汗靈柩抵達延安,邊區政府與延安社會各界發起了盛大祭奠活動。上午11時許,靈車穿過長達3里的歡迎隊伍,進入十里鋪前的成吉思汗靈堂。該靈堂用布幔布置,在中央位置懸掛著寫有“世界巨人”字樣的橫幅,兩側的標語上面寫著“蒙漢兩大民族更親密的團結起來!”“承繼成吉思汗精神堅持抗戰到底!”隨后,行禮的少年向靈櫬獻3只全羊,隨行的成陵守護者達爾扈特引燃案前的香燭。

                         

                        上述祭器與祭品準備妥當后,開始舉行正式的祭禮。第一項,司儀陳行健高聲喊道:“肅——靜——”。眾人垂手而立,繼而奏國樂、鳴炮。第二項,司儀喊:“主祭官、陪祭官就位!”主祭官謝覺哉,陪祭官滕代遠、王若飛、莫文驊、曹力如等依次就位。第三項,司儀喊:“向成吉思汗靈櫬敬獻花圈!”中共中央、八路軍總部、八路軍政治部、中共中央統戰部、陜甘寧邊區政府、八路軍留守處、中共陜甘寧邊區黨委、邊區教育廳、抗日軍政大學等機關單位分別敬獻花圈,毛澤東也獻了花圈,擺放在成吉思汗 、忽蘭哈敦靈櫬兩側。[15]第四項,司儀喊:“下面由陜甘寧邊區政府秘書長曹力如代表延安黨政軍學各界致祭文!”曹力如向成吉思汗靈櫬三鞠躬后,朗聲宣讀祭文:

                         

                        維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一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代表謝覺哉、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代表滕代遠、陜甘寧邊區政府代表高自立,率延安黨政軍民學各界,謹以清酌庶饈之奠,致祭于圣武皇帝元太祖成吉思汗之靈曰:

                        日寇逞兵,為禍中國。不分蒙漢,如出一轍。囂然反共,實則殘民。漢蒙各族,皆眼中釘。……艱苦奮斗,共產黨人。煌煌綱領,救國救民。祖武克繩,當仁不讓。……此鞠此志,寄在酒漿。尚饗。[16]

                         

                        祭文讀罷,樂聲重起。第五項,達爾扈特伏于陵前,閉目拱手,朗誦蒙經。第六項,會眾列隊繞行靈前,瞻仰成吉思汗靈櫬。12時許,此祭禮告成。成吉思汗祭祀由此成為陜甘寧邊區政府規格最高的政治典禮之一。

                         

                        邊區政府的成吉思汗祭禮不同于達爾扈特傳承的蒙古族祭禮,也不同于清代官方的祭禮。按照元代制度,達爾扈特要為成陵舉行多種祭禮,其中最重要的是四時大典。該大典包括春季查干魯蘇克大祭、夏季淖爾大祭、秋季達斯瑪大祭和冬季斯日格大祭,以查干蘇魯克大祭最為隆重。這些祭祀在祭品、祭器、祭儀等方面帶有蒙古族的傳統特色。其基本典禮程序為:(一)獻哈達(二)舉燭(三)焚香(四)供牲,(五)奠酒,(六)唱頌詞,(七)祭灶,(八)祭神鞍,(九)祭弓箭,(十)分胙肉。行三跪九叩禮。其年祭、季祭和月祭的禮儀大致相同,但在祭樂上有所區別。邊區政府雖沒有仿照這些祭祀形式,但特地安排了達爾扈特誦經的環節。相對于清代官方的祭禮,延安成吉思汗祭禮富有顯著的時代氣息。按照光緒朝《大清會典事例》,清廷對成陵實行“望祭”;帝后巡幸之地,皆祭祀當地的帝王陵廟;凡國家有大慶典,也要祭祀各地帝王陵廟與京師的歷代帝王廟。其祭祀儀節以三獻(初獻、亞獻、終獻)為中心,祭祀者行兩跪六拜禮,讀祭文。顯然,延安的成吉思汗祭禮在形式上與此差異較大,但讀祭文、獻祭品的儀節在原則上繼承下來。最關鍵的是,在此祭禮中作為祭祀對象的成吉思汗不是古代帝王,而是“中華民族英雄”和“世界巨人”。

                         

                        邊區政府如此重視這一祭禮,與成吉思汗的政治符號頗有關系。在南京國民政府的建構下,成吉思汗不僅是蒙古族的一位影響人物,更是代表中華民族與中華民國的一個政治符號。從1936年起,南京國民政府與內蒙古地方政府均派代表前往伊金霍洛參加成吉思汗祭禮。這些代表致祭時,“采用五色哈達,犧牲則為牝馬一匹,綿羊八頭,其他香燭奶酒等均齊備”,其儀式之隆重與蒙人舉行的季祭不相上下。[17]此舉被《蒙藏月報》稱為“民國以來之創舉”[18],意味著成吉思汗祭祀在某種程度上升格為中華民國的國家祭祀,而成吉思汗也因此成為中華民國的政治象征符號。1939年成陵西遷的相關祭禮在催生民族情感的同時,也增進了蒙古族對于南京國民政府的政治認同感。當時守護成陵的達爾扈特對南京國民政府深懷感激之情,稱成陵西遷“足見我中央對蒙古同胞關懷之切,非但生者深蒙大恩,即我太祖亦當可慰其在天之靈,茲謹率全體守陵達爾哈特誓本太祖殲滅╳寇遺志,竭誠擁最高領袖,抗戰到底,以完成建國使命,復興民族大業”[19]。在成陵西遷過程中,地方政府著力闡揚成吉思汗對于中華民族的歷史意義,比如陜西榆林在1939年5月15日舉行了盛大的成吉思汗公祭活動,滿城貼出彩色標語并懸掛紅黃布橫額,其上面的文字云“成吉思汗是民族英雄”、“成吉思汗是歷史上不朽的人杰”、“成吉思汗功勛不朽”等等。[20]沿途觀看成陵西遷的人們痛罵日寇,稱贊國民政府的民族大義,甚至有媒體樂觀宣稱“中華民族之結成問題,在奉移過程中已現出曙光了”[21]。經過社會媒體的不斷報道,符號化的成吉思汗不僅代表了蒙古族的歷史與光榮,而且與中華民族的政治命運休戚相關。有識之士針對成陵西遷背后的民族危機分析稱:“今日蒙族出路只有一個:那便是努力參加謀取自由解放的祖國抗戰。……無論是為了扶持本族已往的光榮歷史,抑或爭取來日的光明和自由,都應堅決站在抗戰陣線上,努力為建立獨立自主的中華民國而奮斗。”[22]這一主張將成吉思汗、蒙古族與中華民國緊密聯系在一起,反映了時人對于民族團結抗戰的期許。可以說,成陵的西遷與祭祀在社會媒體報道的渲染下,成功地將成吉思汗建構成為中華民族與中華民國的政治象征符號。對這一符號的儀式化展演在相當程度上促進了蒙古族認可南京國民政府的正當性。由于成吉思汗祭禮在民族團結與政治認同方面的積極作用,中共連續數年舉行這一典禮,從而在參與建構成吉思汗這一象征符號的同時,也贏得蒙古族對于邊區政府的理解與支持。

                         

                        延安的成吉思汗祭禮還有一項重要功用,即通過政治儀式闡揚中共對于蒙古族的民族政策。1935年,毛澤東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主席的名義,發表了《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對內蒙古人民宣言》,號召內蒙古人民起來抗日反蔣。這一宣言指出:“我們認為只有我們同內蒙古民族共同奮斗,才能很快的打倒我們共同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及蔣介石。同時相信,內蒙古民族只有與我們共同戰斗,才能保存成吉思汗時代的光榮,避免民族的滅亡,走上民族復興的道路。”[23]在當時中共的政治實力明顯弱于國民黨的情況下,該宣言對蒙古族的號召力較為有限。在成陵西遷時,中共與邊區政府以此為契機,精心舉辦成吉思汗祭禮,以傳播其對于蒙古族的民族政策,充分調動參加者的民族情感,同時還批判妨礙民族團結的大漢族主義和狹隘民族主義。其特別安排的達爾扈特在典禮上朗誦蒙經的環節,體現了對蒙古族的信仰傳統和語言文字的尊重。從這一祭禮看,中共與邊區政府試圖以“正確的少數民族政策來改變中國過去傳統的錯誤政策”,“做成模范來推動影響國民黨”轉變的政治策略。[24]同時,這一祭禮也宣傳了中共在民族平等、自愿原則下互相團結,建立統一政府的政治主張。在延安參加成吉思汗祭禮的蒙古族代表由此更充分地認識與理解了《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關于蒙古族的政策,即“依據民族平等原則,實行蒙回民族與漢族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平等權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區,尊重蒙回民族的宗教信仰與風俗習慣”[25]。1941年,延安成立了“延安民族學院”,來此就讀的蒙古族學生因為延安的成吉思汗紀念堂而對邊區政府深懷好感。其中一位名為云成烈的蒙古族學生后來回憶說:“我們在這里深切地感受到了黨對少數民族的關懷和黨的民族政策的英明。以后越來越多的事情使我們感受得更深刻、更強烈。尤其是成吉思汗紀念堂在延安的建立,給我們的感受極為深刻。”[26]可見,延安的成吉思汗祭禮確實有助于宣傳中共的民族政策。這不僅增強了蒙漢兩族的團結,也促進了蒙古族對邊區政府的政治認同感。

                         

                        邊區政府的成吉思汗祭禮重在闡揚民族團結抗戰的立場,而其黃陵祭禮則重在批判蔣介石與“地主階級”。1948年清明節,中共與邊區政府在黃陵隆重舉行祭祀典禮。黃帝陵前蒼綠的松坊上懸掛著一幅對聯:“光復黃帝陵,掃清蔣胡邪妖氛;解放全中國,建立民主新家邦。”陵墓祭亭上滿陳祭菜、酒醴、果品、花圈等,氣氛隆重莊嚴。主祭人為劉景范、趙壽山、甘泗淇,陪祭人為楊伯倫、李生、徐文禮及市民代表等。前來瞻禮的有黃陵縣城關的民眾,西北人民解放軍“功勞”部四支隊的指戰員以及當地學校的部分師生。祭禮的前七項程式為:(一)鳴炮三響,(二)上香,(三)獻爵,(四)獻花圈,(五)讀祭文,(六)行三鞠躬禮,(七)默念。第八項程式是趙壽山將軍講話。他首先講述說,經過中華民族先祖黃帝的艱難創業以及后來歷代勞動人民的勤勞開拓,才有了今天中國這一片廣闊的錦繡河山。接著,他痛斥蔣介石說:“人民公敵蔣介石,把中國的主權干干凈凈的全賣給美國了,他的賣國罪行賽過了大漢奸袁世凱、汪精衛。”[27]之后,又號召大家徹底消滅“蔣胡匪幫”,“把美帝國主義趕出中國去!徹底消滅地主階級,平分土地,使人人有飯吃,過好光景。”[28]祭禮的第九項程式為鳴禮炮,奏軍樂。最后一項是參加祭祀的全體人員拍照留念,繞行陵墓一周。

                         

                        這一黃陵祭禮與1935年南京國民政府的黃陵祭禮基本相同,在祭品與祭禮上都富有符合政治儀式現代化趨勢的新內容。[29]所不同者有二:前者在程式上增加了主祭人講話。這倒是與南京政府祭祀孔子時報告孔子紀念意義的儀節相似。二是前者使用了白話文,著重敘述中共革命事業的歷程與正當性。[30]這是近代國家黃陵祭祀中的第一篇白話文祭文,完全改變了傳統祭文使用四字一句的文言規制。

                         

                        除了禮儀的形式之外,邊區政府的黃陵祭禮與傳統黃帝祀典在政治觀念上也大不一樣。在明清祀典中,黃帝作為古代帝王之一被祭祀,而且其祭禮強調“天地君親師”的倫理秩序與綱常名教,體現了王朝統治的正當性。而對于中共而言,黃帝只是中華民族的始祖,而非帝王。其祭祀黃帝,意在喚起反抗國民黨統治的民族解放意識,而非展演王朝政權的正統與倫理化的政治秩序。換言之,邊區政府的黃陵祭祀是一種由政黨與政府主導、社會各界廣泛參與的現代政治儀式。這種儀式更像是劇場性的表演,親臨現場的每一位參與者在祭禮的塑造與引導下,確認自己是中華民族共同體的一份子,同時被賦予相關的責任與使命。當然,邊區政府的黃陵祭祀在文化觀念上延續了崇拜祖先的本土傳統。

                         

                        在對黃帝與成吉思汗的祭禮上,邊區政府明顯受到國民黨與南京國民政府相關禮儀設計及其實踐的啟發,同時也有對中國傳統王朝祭禮的抽象繼承。此外,蘇聯共產黨在政治儀式上對延安的影響若隱若現。斯大林在執政時期十分重視政治的儀式化運作,有海外學者談到“斯大林主義的儀式”時指出,“每個革命后的政權總是努力或者繼承它所取代的那個政權的舊儀式,或者廢除它們,以自己的儀式取而代之。這正是共產黨人所遵循的模式”[31]。蘇聯共產黨發明的公開審判、斯大林崇拜、五一節游行、解放紀念日游行等政治儀式,充分運用政治象征的手段,強化參與者的政治身份意識與歸屬感。“斯大林主義的儀式”影響中共的具體過程,尚未得到清晰的呈現,但從延安時期中共根據地的“五一”紀念等活動中可稍窺其端倪。由此可推斷,邊區政府的政治儀式化運作與蘇共的某些政治策略和技術具有微妙的關聯。

                         

                        簡言之,邊區政府對黃帝與成吉思汗的祭禮實現了從禮到儀的現代性轉換。

                         

                        三、誰主沉浮:二帝祭祀的政治正統宣示

                         

                        1939年到1949年邊區政府對黃帝與成吉思汗的祭禮延續成一種新的革命禮儀傳統。盡管其歷時較為短暫,但關系到國共兩黨及其政權的正統之爭。

                         

                        對成吉思汗的祭祀權在某種意義上象征著民族解放事業的領導權。1939年,邊區政府在延安建立了“成吉思汗紀念堂”,懸掛成吉思汗的畫像,并將此處作為長期祭祀這位民族英雄的專用場所。翌年夏,毛澤東、朱德等人發起了公祭成吉思汗的活動。7月24日,邊區政府召開成吉思汗紀念大會,同時舉行成吉思汗紀念堂暨蒙古文化陳列館落成典禮。當天6時整祭禮開始,在雄壯的軍樂聲中,與會者脫帽起立,向成吉思汗遺像鞠躬致敬。接著,吳玉章在大會上作報告。他指出,“成吉思汗征戰所以獲勝,是因他不僅能團結本民族,并能團結其他兄弟民族。我們在抗日民族革命戰爭三周年的今天來紀念他,就是要發揚我民族團結御侮的偉大精神,團結國內各民族爭取抗戰勝利”[32]。朱德也在會上講了話,大意說:“紀念成吉思汗,要學習他團結御侮的精神,要實行民族平等,使國內各民族共同攜手,為中華民族解放而斗爭!”[33]董必武也應邀講了話。之后,蒙、回、漢等族代表也先后登臺發言,表示要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把敵人打出去,完成中華民族的解放大業。邊區政府的成吉思汗祭禮重在闡揚民族主義,同時中共也借此象征自己對民族解放事業領導權的掌握。

                         

                        成吉思汗祭禮既體現了蒙古族的民族尊嚴,也增強了蒙古族對邊區政府領導民族抗戰的理解與支持。1942年春,邊區政府為成吉思汗祭禮特撥款8000元經費。陜甘寧邊區蒙古文化促進會編印《延安各界紀念成吉思汗專刊》,分贈延安蒙古同胞和各個機關。毛澤東、朱德分別為專刊題寫了“團結抗戰”、“中華民族英雄”的題詞。祭禮的會堂布置莊嚴肅穆,會堂中央端置成吉思汗石的石膏像,周圍貼掛著蒙古人民生活風俗的速寫。用柏葉搭筑起的靈堂中央供奉全羊兩只,周圍遍燃香燭。5月5日舉行祭禮,吳玉章同志和蒙古族愛國人士、邊府委員那素滴勒蓋為成吉思汗春祭的主祭人。典禮開始后,首先是3位喇嘛盤地念經,百余蒙古同胞及各機關學校的代表均默立堂前致祭。之后,吳玉章同志首先講話:“成吉思汗的功績,為蒙古人所崇拜,為世界人士所稱道,他建立過地跨歐亞的一個大國家,他能團結民族來抵御外侮,始終以不屈不撓的精神和敵人搏斗。成吉思汗事業的成功,由于他能團結人民,甘苦與共,建立了新的社會秩序和正義。今天我們紀念成吉思汗,特別要學習他的團結民族和抵御敵人的民族主義精神來擊毀我們的敵人。”[34]接著是邊區政府委員那素滴勒蓋以蒙古語講演,其大意謂:

                         

                        在今天成吉思汗春祭大會上,我感到非常興奮,過去少數民族在中國是不能被承認是一個民族的,他沒有地位,為人所輕視,但今天在邊區就不同了,享受自由,受到尊重。我們蒙古人要以成吉思汗的精神來團結各民族,我們蒙古同胞的內部,也要以誠相見,在生產上,工作上,學習上來幫助邊區政府。只要全中國的民族團結起來,一定可以戰勝我們的共同敵人——日本強盜。[35]

                         

                        那素滴勒蓋的演講既有民族團結抗戰的政治動員作用,也有代表蒙古族擁護陜甘寧邊區政府的象征意義。

                         

                        為充分展示對蒙古族的尊重,1944年春季的成吉思汗祭禮則“在烏蘭夫同志主祭下,完全按照蒙古習俗舉行”[36]。當時,與祭者為延安全體蒙胞、各少數民族及各機關、學校代表百余人。4月13日,成吉思汗紀念堂布置妥當,“在莊嚴的成吉思汗石膏像前,滿堆著供品、全羊和五杯清潔的圣水,四周貼滿了蒙文美術標語,一時會場香煙漫起,燈燭輝映,搖鼓銅鈴和喇嘛念經之聲悠揚可聞”[37]。其儀式為:(一)就位;(二)誦經;(三)敬香;(四)敬酒;(五)敬表;(六)獻饗品;(七)獻“哈達”;(八)讀祭文(以蒙漢兩種語言誦讀成);(九)禮成。典禮舉行之后,蒙古同胞與各界代表舉行了自由座談,提出當前蒙胞的任務是繼承成吉思汗精神,團結中國各民族一致抗日救國。

                         

                        邊區政府連續舉行成吉思汗祭禮,并將其延續成為革命的禮儀傳統。這是中共在政治上日益成熟,能夠將歷史文化資源中的優秀部分轉化成精神武器的重要體現。正如毛澤東所言:“中國歷史遺留給我們的東西中有很多好東西,這是千真萬確的。我們必須把這些遺產變成自己的東西。”[38]

                         

                        在邊區政府祭祀成吉思汗之時,國民黨甘肅省政府也在榆中縣興隆山祭祀成吉思汗靈櫬。每逢重要祭期,國民政府派專人前往致祭。1940年成吉思汗誕辰祭,甘肅省主席朱紹良,特派民政廳廳長施奎齡到興隆山致祭。1942年春祭,甘肅省政府主席谷正倫親臨主祭。同年夏祭,南京國民政府特派蒙藏委員會副委員長趙丕廉前來致祭。1944年,谷正倫等人參加成吉思汗的大祭典禮,應邀觀禮的西北藝術文物考察團成員何正璜記載此次典禮稱:“祭典由谷主席主祭,高監察使率各界首長陪祭,首各祭官就位,繼鳴炮奏樂,繼上香獻帛,繼讀祭文,旋即鳴樂禮成”[39]。1949年8月13日,南京國民政府將成吉思汗靈櫬遷移到青海湟中縣塔爾寺,并舉行隆重的祭禮,受到了當地蒙古族民眾和活佛等僧眾的歡迎。

                         

                        可以說,邊區政府的成吉思汗祭禮與南京國民政府在榆中的相關祭禮形成了明顯的對抗格局。前者不僅要宣傳其對蒙古族的民族政策,加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設,而且一再表明中共政權的正當性和反對國民黨“一黨專制”的政治主張。后者通過成陵祭祀的政治儀式,反復展演南京國民政府為中華民國唯一中央政府的合法性。二者在成吉思汗祭禮上的對抗,實質是兩個政黨關于政治正統的競爭。

                         

                        誠然,邊區政府的成吉思汗祭禮重在喚起蒙漢民族團結、共同反抗侵略的民族主義。抗戰勝利后,這一祭禮失去了發揮其主要政治功能的現實基礎,以此為媒介的國共兩黨政治正當性的競爭也因而大為減弱。1945年2月,中共從延安派出了一批蒙漢干部前往內蒙古地區開展工作,相對于成吉思汗祭禮,這一舉措更具有實質性的動員力。解放戰爭期間,陜甘寧邊區政府未再舉行成吉思汗祭禮。

                         

                        就政治正統的競爭而言,黃帝祭禮比成吉思汗祭禮更富有象征意義。從1940年到1947年,南京國民政府連年在黃陵舉行祭禮,視其為中華民族的“圣地”。此期間,國民黨陜西省政府主席熊斌曾撥款 10 萬元修葺黃帝陵墓,中部縣政府運用張治中將軍所捐的3萬元,將黃陵的享殿改建成宮殿式廟宇。1942 年之前,南京國民政府的黃陵祭祀尚無專用祭器,供奉祭品的酒杯、碗箸等都是臨時從別處借來的。為此,陜西省第三區專員公署在《修建黃帝陵計劃草案》中呈請內政部確定祭器式樣,“制存備用”[40]。1944年,黃陵所在的中部縣由南京國民政府政務院更名為黃陵縣,進一步凸顯出黃陵作為中華民族圣地的特殊地位。黃陵的“圣地”形象逐漸被社會認可。1940年5月,陳嘉庚率“南洋華僑回國慰勞視察團”在赴延安途中專程謁祭黃陵,以告慰民族先祖。1948年,有人倡議將黃陵縣正式設立為“民族圣地”,重新振興黃陵祭禮。[41]還有人撰文贊同此倡議,并對黃陵祭禮給予了厚望,他說,現在僅僅以民族掃墓節來紀念民族的元祖是不夠的,需要鄭重其祭典,“易迷信崇拜而為祖先崇拜”,使民族思想趨于精誠團結;如果能在民族先祖的隆重祭典之前,痛定思痛,大家必能珍惜過去,把握現在,創造未來,以發揚光大中華民族的精神。他還呼吁稱:“今天和平、統一、民主、建設是全民所共識的建國要務,然如民族精神不振,則國家馬上瓦解。……當此建立近代新中國的良好時機,不但不容有民族敗類,……而必須一方重祭典而使其不數典忘祖,一方則正禮樂以建國教民。”[42]只是這種從民族大義出發的呼吁無助于消解國共兩黨的政治隔閡,也就很難賦予黃陵祭禮以促進和平統一與民主建國的政治功能。

                         

                        相對于國民黨與南京國民政府對黃陵及其祭禮的用心經營,當時中共領導人也一直記掛著黃陵對于政治正統與民族代表權的象征作用。1940年5月25日,朱德總司令從山西抗日前線返回延安途中,在茅盾等人的陪同下登上橋山,拜謁黃陵。謝覺哉于1943年拜謁黃陵,并寫下《謁黃陵》、《黃陵古柏》等詩篇。1948年3月,中共解放了黃陵縣,由此終結了南京國民政府在黃陵舉行祭禮的傳統。黃陵縣解放前夕,國民黨軍隊對黃陵的古碑和享廟等多有破壞,甚至還在黃陵一側埋葬了其一位團指導員的姨太太。中共對此種褻瀆“圣地”的行為進行了嚴厲批判,稱“中華民族始祖所在的黃陵圣地,遭到他的不肖子孫蔣匪的百般破壞褻瀆”[43]。對中共而言,黃帝祭祀不同于成吉思汗祭祀,前者在對內爭取中華民族代表權與對外反抗日軍侵略的兩方面均具有更強的象征功能,而后者重在闡揚民族主義對外的一面。在國共兩黨內戰的形勢下,黃陵所在地及其祭禮的政治象征意義更為引人注目。

                         

                        邊區政府于1948年開創了獨立祭祀黃帝的革命禮儀傳統。1949年清明節,邊區政府像上年一樣在黃陵隆重舉行祭禮。此時全國解放即將完成,祭禮因而別有一種歡快的喜慶氣氛。祭前會場上蕩漾著雄壯愉快的歌聲“永遠的勝利,永遠的光明”,“生活在解放區真是快活”。作為主祭人的邊區政府代表、教育廳廳長賀連城在講話中號召說:

                         

                        我們是在解放戰爭即將在全國勝利的時候祭謁黃陵,全國人民,各民主黨派都應當緊緊地團結在中國共產黨和人民領袖毛主席的領導下,堅持毛主席所提出的八項和平條件,不遺余力的將革命進行到底,使黃帝子孫從封建勢力、帝國主義以及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下,獲得最后解放。[44]

                         

                        賀的講話以推翻“三座大山”為號召,申明中共革命事業的正當性及其政權的正統性。《群眾日報》對此次黃陵祭禮評論稱:“該地未解放前,真正黃帝的優秀兒女根本不能祭奠自己的祖先。”[45]這意味著過去祭祀黃陵的國民黨與南京國民政府并非黃帝優秀兒女的代表。

                         

                        1948年和1949年的清明節,南京國民政府無法派員前往黃陵致祭,只能在陜西省府大樓舉行遙祭黃帝的典禮。國民黨人張兆榮對中共解放黃陵縣極為不滿,稱:“曾幾何時,洛川戰起,黃陵亦以被占□。共黨摧殘我國固有文化,無所不用其極。陵園所在,定卜兇多吉少,為之戚然。黃陵為圣地,萬不容罪人破壞污損。我大軍現已□集西安,亟應即速收復,以期無負于我祖先在天之靈。……而今民族生存岌岌可危,內戰急須敉平,人民亟須生息修養,發揚祖創業精神,修明文治,訓練三軍,迅速完成戡亂大計,實為刻不容緩之要圖。”[46]可見,國民黨人仍自視為中華民族的代表,而把中共看成是破壞民族固有文化的罪人,必欲滅之而后快。像張兆榮視黃陵為民族“圣地”一樣,中共對于占領黃陵縣的象征意義也十分重視,甚至將黃陵 “光復”當作民族解放與新中國誕生的預兆與象征。1949年中共與邊區政府祭祀黃帝的祭文云:“尤其值得慶幸的,就是我西北人民,現已勝利的光復了我民族始祖陵寢所在地——黃陵縣(中部縣)。這是全民族解放的祥兆,新中國誕生的瑞征。”[47]

                         

                        中共與國民黨各自舉行的黃陵祭禮,可稱是兄弟鬩墻、爭奪正統的政治儀式。兩黨均視黃帝為中華民族的原始祖先,也都將自己看成是黃帝子孫,但卻視對方為中華民族的敵人或罪人。他們都十分重視黃陵對于政治正統的象征意義。在其看來,誰控制著黃陵所在地并掌握了黃帝祭祀權,誰就是中華民族與政治正統的真正代表。

                         

                        結 

                         

                        祭禮作為紀念逝者的政治儀式,“是利用特定的時空環境條件,營造某種特殊的莊嚴神圣氛圍,并借助某種規定性操作儀式,通過選擇某一個體或群體之亡靈作為對象,在完成對死者的生平追憶與精神提煉的同時,鑄就和塑造一種適足以感化現實和饋飴后世的具有范式價值和普世意義的偶像;在表態上,它既可以是一種在民間浹骨淪髓的社會文化風俗,更可以是一種在官方至高無上的廟堂儀式政治”[48]。

                         

                        從1939年到1949年,中共在特殊的歷史機緣下,以現代政治儀式祭祀黃帝與成吉思汗,并將其延續成為新的革命禮儀傳統。從二帝祭禮看,中共與邊區政府在歷史文化資源的創造性轉換上進行了有意義、有成效的探索。其繼承了清末革命黨人將黃帝建構為中華民族始祖的觀念與符號,受到國民黨與南京國民政府在黃陵祭禮設計與實踐的啟發。在參與南京國民政府發起的將成吉思汗塑造為“世界巨人”與“中華民族英雄”的政治活動之時,邊區政府開創出具有自身特色的成吉思汗祭祀傳統。這是符合“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新民主主義文化建設路徑的一種文化創造,實現了祭祀典禮從“禮”到“儀”的現代性轉換。毛澤東解釋說,新民主主義文化也是“革命文化”,而“革命文化,對于人民大眾,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準備;在革命中,是革命總戰線中的一條必要和重要的戰線。”[49]邊區政府獨立祭祀黃帝與成吉思汗的典禮,可以說是輔助政治斗爭的文化武器,軍事斗爭之外的另一條戰線。其在闡揚民族主義、增強民族凝聚力上發揮了重要作用。

                         

                        邊區政府祭祀黃帝與成吉思汗的政治儀式,既有實體意義,也有象征意義。在實體層面上,這一政治儀式無疑是獨特的政治宣傳與社會動員行為,明確表達了中共關于民族解放和國家建設的政治理念與奮斗目標。在象征層面上,該政治儀式則隱喻了中共的政治體制、權力秩序與政權正當性。對于中共與國民黨而言,黃帝與成吉思汗的主祭權隱含著各自政權的正統之爭。誰掌控了對黃帝與成吉思汗的主祭權,誰就在民族解放事業上擁有相對優勢的話語權與主導力。盡管對黃帝與成吉思汗主祭權的爭奪并不居于政治斗爭的核心位置,但其對社會成員潛移默化的影響卻不可忽視。尤其在充滿政治變數的戰爭環境下,作為國家政治儀式化運作的祭禮確實能向社會傳遞種種誘導人心的信息。

                         

                        邊區政府的黃帝與成吉思汗祭禮幫助建構了中共以毛澤東為首的威權體制。在延安的一些公共場所,毛澤東與成吉思汗的頭像并排懸掛,這從一個側面展示和強化了毛在中共黨內的領袖地位。而1949年的黃陵祭禮則更明確地提出毛澤東是“人民領袖”,同時申明中共政權是領導中華民族解放事業的唯一合法政權。可以說,邊區政府對黃帝與成吉思汗的祭禮是以政治符號建構為表征、以隱喻政權正當性為指向的儀式化的政治運作。其展演了中共的威權體制,幫助塑造了領袖的權威。

                         

                        隨著抗日戰爭與解放戰爭的結束,陜甘寧邊區政府對黃帝與成吉思汗的祭禮悄然終結。新中國成立之初的數年間,陜西省與內蒙古自治區的地方政府曾分別舉行對黃帝與成吉思汗的祭禮。較之邊區政府對二帝的祭禮,其在儀式政治上的象征意義與社會動員作用不可同日而語。1955年,南洋華僑領袖陳嘉庚等人拜謁黃陵時,該地已是一片蒼涼。

                         

                        附:感謝匿名評審專家提出寶貴的修改意見和建議。

                         

                         

                        [①] 按:當時社會媒體通常將黃帝陵與成吉思汗陵分別簡稱為“黃陵”與“成陵”。為行文之便,下文除引文與文獻名稱外,亦將黃帝陵與成吉思汗陵分別簡稱為“黃陵”與“成陵”。

                         

                        [②] 自1980年以來,學界涉及民國時期中共黃陵與成陵祭祀的相關文章共有7篇,具體如下:盧國英:《國共代表共祭黃帝陵——并對一張照片說明的訂正》,《社會科學戰線》1981年第3期;田夫:《民國首次祭祀黃帝陵》,《民國春秋》2001年第1期;鄧沛:《延安公祭成吉思汗的活動》,《文史精華》2001年第4期;亦水:《國共兩黨領袖人物與黃帝陵》,《黨的文獻》2005年第5期;王旭瑞:《歷史之為記憶:黃帝祭祀的流變》(《社會科學評論》2007年第2期;拙文《抗戰時期的黃陵祭祀典禮》,《揚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5期;儲競爭:《英雄崇拜與國族建構:國族關懷下的成陵西遷及祭祀》,《青海民族研究》2014年第1期。尚未有專門探討民國時期陜甘寧邊區祭祀黃帝與成吉思汗的論著。

                         

                        [③] 儲競爭:《英雄崇拜與國族建構:國族關懷下的成陵西遷及祭祀》,《青海民族研究》2014年第1期。

                         

                        [④]《中共中央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議》,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1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第540頁。

                         

                        [⑤]《中共中央關于抗日救亡運動的新形勢與民主共和國的決議》,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1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第284頁。

                         

                        [⑥]《恭祭黃陵及周茂陵》,《西京日報》1937年4月6日。

                         

                        [⑦] 曲英杰主編:《炎黃匯典》(祭祀卷),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第412頁。

                         

                        [⑧] 曲英杰主編:《炎黃匯典》(祭祀卷),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第412頁。

                         

                        [⑨] 盧國英:《國共代表共祭黃帝陵——并對一張照片說明的訂正》,《社會科學戰線》1981年第3期。

                         

                        [⑩] 曲英杰主編:《炎黃匯典》(祭祀卷),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第416頁。

                         

                        [11] 曲英杰主編:《炎黃匯典》(祭祀卷),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第413-414頁。

                         

                        [12] 聞黎明:《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第三種政治力量》,《抗日戰爭研究》1998年第2期。

                         

                        [13] 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三冊,東方出版社,1998,第432頁。

                         

                        [14] 馬振犢選編:《蔣介石致廖仲愷函一件》,《民國檔案》1993年第1期。

                         

                        [15] 參見鄧沛:《延安公祭成吉思汗的活動》,《文史精華》2001年第4期。

                         

                        [16] 伊克昭盟志編纂委員會編:《伊克昭盟志》(第五冊),現代出版社,1997,第340頁。

                         

                        [17] 本會調查室:《致祭成吉思汗陵寢之概況》,《蒙藏月報》1936年第6期。

                         

                        [18] 本會調查室:《致祭成吉思汗陵寢之概況》,《蒙藏月報》1936年第6期。

                         

                        [19]《成吉思汗陵寢奉安南下》,《香港商報》1939年第50期。按:引文中的╳系原文,疑為“日”字或“倭”字的替代符號。

                         

                        [20] 黎圣倫:《成陵西移記》,《民意周刊》1939年第84期。

                         

                        [21]《成陵奉移經過》,《時代精神》1941年第6期。

                         

                        [22] 秋生:《從成吉思汗靈寢內移說起》,《現代中國》1939年第12期。

                         

                        [23]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年)》第10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第801頁。

                         

                        [24]《毛澤東等關于建立大青山游擊根據地及黨的政策給周士第等的電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15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第790頁。

                         

                        [25]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譯室主編《陜甘寧邊區參議會文獻匯輯》,知識產權出版社,2013,第110—111頁。

                         

                        [26] 云成烈:《在延安的艱苦歲月》,內蒙古自治區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內蒙古延安大學暨延安民族學院校友會、內蒙古延安精神研究會合編:《延水情深》(《內蒙古文史資料》第54輯),內蒙古政協文史書店2001年6月發行,第247頁。

                         

                        [27]《祭黃陵》,《新華社電訊稿》1948年第4期。

                         

                        [28]《祭黃陵》,《新華社電訊稿》1948年第4期。

                         

                        [29] 按:1935年國民黨與南京國民政府祭祀黃陵的程式為:一、全體肅立;二、主祭者就位;三、與祭者就位;四、上香;五、獻爵;六、獻花;七、恭讀祭文;八、行三鞠躬禮;九、靜默三分鐘;十、禮成。見曲英杰主編:《炎黃匯典》(祭祀卷),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第406頁。

                         

                        [30] 祭文云:“中華民國三十七年清明節日,陜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劉景范、西北人民解放軍副司令員趙壽山、政治部主任甘泗淇等,謹代表邊區各界同胞及西北人民解放軍全體將士,以香花酒醴之儀,致祭于我軒轅黃帝之陵前曰:偉大的軒轅黃帝,你是我民族的始祖,你是我勞動者的先人,歷史的創造者。從你那一時代起,我們偉大的中華民族,即勞動生息繁衍于這幅員廣大的中國領域,并以自己的勞動、團結和努力,不斷戰勝黑暗,爭取光明。在我們祖國的土地上開辟了錦繡的河山,創造了光輝的歷史。歷代反專制反暴君的英勇斗爭,近百年來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運動,充分表現了我中華民族的偉大精神。迄民國十年,中國勞動人民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出世后,我民族前途更大放光明。廿余年來,我中國人民大眾,在為祖國獨立,為人民民主的偉大革命戰爭中,已獲得了空前巨大的成就。在野蠻的日本法西斯被打到以后,我國人民大眾的任務,是要建立一個獨立、和平、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中國。不幸以蔣介石為首的我國反動派,為要維持其禍國殃民的統治,不惜充當美帝國主義走狗,簽訂喪權辱國的種種條約,將我國主權出賣給美國,發動內戰,殘殺人民。莽莽神州,遍地腥膻,優秀兒女,任人凌辱。人民公敵蔣介石此種竊國賣國的滔天罪行,較賣國賊袁世凱、汪精衛之流,實有過之無不及。我中華民族勞動人民,已在偉大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鋼鐵般的團結起來,為我祖國獨立、人民解放事業組織英勇奮斗。現在可以告慰于你的,我國人民奮力以求的新民主主義社會,已在擁有一萬萬六千萬人民的廣大祖國土地上建立起來了,人民的力量是空前強大了。民國三十六年,人民解放軍已在我祖國的土地上,扭轉了美帝國主義及蔣介石匪幫的反革命車輪,使之走向覆滅的道路,推進了自己的革命車輪,使之走向勝利的道路。本年春季,人民解放軍組織勝利的進攻,顯示著全國人民的解放已為期不遠。尤其值得慶幸的,就是我西北人民,現已勝利的光復了我民族始祖陵寢所在地——黃陵縣(中部縣)。這是全民族解放的祥兆,新中國誕生的瑞征。不管美帝國主義如何竭力支援,不管蔣介石匪幫如何拼命掙扎,我四萬萬五千萬優秀的黃帝子孫,定能團結一致的在其先鋒隊——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把革命戰爭進行到底,堅決、干凈、徹底、全部消滅美帝國主義支持下的蔣介石匪幫,早日實現全國勝利。中華民族解放萬歲!軒轅黃帝萬古千秋!尚饗。”見《祭黃陵文》,《新華社電訊稿》1948年第4期。

                         

                        [31] 馬爾科維奇、塔克等著,李宗禹主編:《國外學者論斯大林模式》(上),中央編譯出版社,1995,第212頁。

                         

                        [32] 張志強、朱珠:《延水湯湯吊英杰——憶延安公祭成吉思汗的活動》,《瞭望》1984年第22期。

                         

                        [33] 張志強、朱珠:《延水湯湯吊英杰——憶延安公祭成吉思汗的活動》,《瞭望》1984年第22期。

                         

                        [34]《延安各界舉行成吉思汗公祭大典 吳玉章、那素滴勒蓋親臨主祭》,《解放日報》1942年5月6日。

                         

                        [35]《延安各界舉行成吉思汗公祭大典 吳玉章、那素滴勒蓋親臨主祭》,《解放日報》1942年5月6日。

                         

                        [36]《本市蒙胞及各界代表紀念成吉思汗》,《解放日報》1944年4月14日。

                         

                        [37]《本市蒙胞及各界代表紀念成吉思汗》,《解放日報》1944年4月14日。

                         

                        [38] 毛澤東:《同英國記者斯坦因的談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第191頁。

                         

                        [39] 何正璜:《謁成陵》,《旅行雜志》1944年第7期。

                         

                        [40] 曲英杰主編:《炎黃匯典》(祭祀卷),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第 424 頁。

                         

                        [41] 陶在湄:《民族圣地的創建(序錢西樵先生著〈黃陵和柏樹〉)》,《曙光》1948年第7期。

                         

                        [42] 陶在湄:《民族圣地的創建(序錢西樵先生著〈黃陵和柏樹〉)》,《曙光》1948年第7期。

                         

                        [43]《蔣匪破壞黃陵罪行》,《新華社電訊稿》1948年年第4期。

                         

                        [44] 曲英杰主編:《炎黃匯典》(祭祀卷),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第438頁。

                         

                        [45]《清明節隆重祭謁黃陵》,《群眾日報》1949年4月9日。

                         

                        [46] 張兆榮:《遙祭黃帝陵》,《申報》1948 年4月6日。

                         

                        [47]《祭黃陵文》,《新華社電訊稿》1948年第4期。

                         

                        [48] 田海林、李俊領:《儀式政治:國民黨與南京國民政府對孫中山的祭祀典禮》,《史學月刊》2007年第4期。

                         

                        [49]《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編輯部《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70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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