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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文化史 【字體:

                        唐仕春:近三十年來中國社會史研究的復興與拓展

                        作者: 文章來源:《南京社會科學》2015年第12期 更新時間:2016年01月07日

                        摘要:近三十年來中國社會史研究的復興與拓展過程中,視角與時空、師承與交游,無疑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研究視角的轉換能發現新對象、新面相,新視角的發現者或者運用者在拓展研究領域時最常用策略是時間上的前后延伸,空間上的伸縮。師承關系和交游常形成一個研究團隊。研究團隊中既有同聲應和,也有互相碰撞,它使新的學術方法、學術理念和學術觀點得以產生和傳播。

                         

                        關鍵詞:視角   時空  師承  交游   社會史

                         

                        近三十年來中國社會史研究的復興與拓展受眾多因素的影響,其中師承與交游,視角與時空的轉換無疑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社會史倡導整體史,對社會史研究進行反思,不僅要從學術內在脈絡出發,還應該分析支撐學術發展的外在理路。要深入地理解近三十年來的中國社會史研究,使社會史研究邁上新的臺階,從視角與時空的轉換,師承與交游入手進行一些具體的探索未嘗不能尋找到一些有效的途徑。對社會史進行整體評述,或是對其中某些領域的回顧與展望時,這些因素時不時會被提及,[①]不過,如何辯證地理解其積極與消極的方面,仍有進一步反思的空間。本文即用社會史的視角探討近三十年來的社會史研究,考察影響社會史研究的內外因素,并以此為切入點理解近三十年的學術轉型。

                         

                        一、 視角:對象與面相

                         

                        研究視角轉換使學者發現了一些新的領域,有了新的研究對象。

                         

                        20世紀80年代,中國社會史研究的復興得益于研究視角的轉換。1902年,梁啟超發表了《新史學》等文,倡導歷史研究由上層社會轉向下層,由政治史轉向文化史。20世紀前半期,社會史在史學變革的旗幟下逐漸發展起來。20世紀50至80年代,社會史一度沉寂。文革之后,思想得到解放的學者們開始轉換視角,提倡研究民間的、社會的、普通民眾的歷史。研究視角的下移,發現了無限豐富的社會史研究課題,促使了社會史的繁榮。社會史復興之初的理論分歧之一為社會史究竟是歷史學的一個分支學科,還是一種新的視角。[①]其實兩種主張之間存在關聯:視角的轉換發現了一個新領域,這個領域逐漸發展成為歷史學的一個分支學科。

                         

                        視角轉換不僅從上而下,也有上下互動、社會與思想的互動。社會史內部的一些具體研究方向,如社會文化史等便強調研究視角的互動。社會史研究在視角上強調貼近社會下層看歷史。下層之所以稱之為下層,它一定相對于上層而言,民間社會的方方面面之所以存在也是相對于國家、政府、政治而言。社會史研究又以整體史為目標,僅僅聚焦下層、聚焦民間社會如何稱得上是整體史?于是學者開始提出,社會史研究的視角要在上下層之間移動,揭示國家與民間社會之間的互動。1980年代后期,劉志琴、李長莉等學者不滿足于文化史、思想史的精英化、文本化取向,提出要貼近社會下層看歷史;他們也不滿足于社會史所描述的客觀社會結構與社會生活,認為要注意隱蔽在人們社會行為背后的精神因素。劉志琴、李長莉等先生提倡用社會文化史的視角研究歷史上人們的社會生活方式與思想觀念之間的互動。經過學者們的不懈努力,社會文化史已經成為近代史研究領域中一個引人注目的研究熱點。[②]

                         

                        通過不同視角觀察同一個研究對象,常呈現出橫看成嶺側成峰的豐富面相。商會史研究中很明顯地能觀察到視角的多次轉換對該領域的推動。

                         

                        1980年代初期,中國大陸的商會史研究開始興起之時,中國史學界基本上還處于革命史研究視角的籠罩之下。章開沅等學者不再抽象地爭論近代革命的性質,而是轉換視角,試圖通過商會尋找到資產階級,繼而考察商會在中國革命中的政治態度和動向,以判斷革命的性質。引入了商會后,資產階級及資產階級革命的討論建立在具體社會組織基礎之上,使革命史落在實處。1980年代后期,在中國學術界興起了研究現代化理論的熱潮,馬敏、朱英等學者從革命史研究視角轉向現代化視角來觀察商會。這使研究者們從政治作用之外開始更多地注意商會的社會屬性、角色定位、組織結構、功能作用和現代性等問題,較之僅僅強調商會的階級屬性是一大進步。[③]1990年代,商會史的本土探索過程中恰逢“公共領域”與“市民社會”理論以及運用該理論進行研究的海外中國學傳入中國,馬敏、朱英等學者又以“市民社會”的視角展開商會史研究,把商會作為“市民社會”的一個組成部分予以分析。[④]

                         

                        革命史視角下觀察了商會在革命中的作用;現代化視角下商會本身作為社會組織得到重視,并將之置于傳統與現代變遷的脈絡里予以觀察;“市民社會”視角下注意到商會是眾多社會組織的一個,并以之為切入點討論了它們所構成社會的特質,以及這樣的社會與國家的關系。商會史研究的軌跡先從政治史走向社會史,又從社會史的角度重新審視政治史,推動了史學研究不斷深化。

                         

                        視角轉換能發現新的研究對象,產生新的研究領域,形成新的理論和方法,豐富對歷史的認識。發掘新視角,是學術創新之源。視角猶如生命,常有草創、應用、擴展、新意遞減的過程。視角的生命歷程在研究中常常經由時間的延伸,空間的伸縮而完成。

                         

                        二、 時空:結構與變遷

                         

                        社會變遷是社會史研究的主題。社會變遷的研究需要拉長時段進行分析。另外,研究者入手可能針對某個時間段的對象進行研究,取得一些成果后,對該時段再展開研究的空間不大,于是不得不轉移陣地,研究同一對象的前后時段。時間序列是可前可后的,但囿于資料等因素,社會史研究中往往是時段下限往后延伸的居多。社會史研究時段的后移不僅表現為個人的選擇,學界作為一個整體也存在這種趨勢。

                         

                        1980年代社會史復興時,尚看不出太多的厚今薄古。經過二三十年的發展,近代社會史研究已經蔚為大觀。2005年,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社會史研究中心發起、聯合全國各高校及研究機構舉辦了首屆近代社會史會議。十年里,從青島到烏魯木齊,從貴陽到蘇州,從襄陽到保定,共舉辦了6屆中國近代社會史國際學術研討會。每次都有來自海內外的學者逾百人參加,已經形成中國近代社會史領域研究者定期交流最新成果的常設平臺。近代社會史研究的興盛由此可見一斑。

                         

                        近幾年,社會史研究時段的后移還有一個新趨向。不僅抗戰時期的社會史研究較為活躍,當代社會史的研究也開始大幅推進。如首都師范大學中國近現代社會文化研究中心,研究范圍向建國后擴展,對建國早期婚姻家庭變遷進行研究,取得了系列成果。又如山西大學對集體化時代的研究等,[⑤]都反映了這種“時段后延”趨向。

                         

                        中國地域廣闊,社會史研究中常見地域空間的伸縮。有的研究城市,有的研究鄉村,還有的研究城鄉。各類主題下又分為江南、華南、華北、東北、西南、西北等大區域;還有分省研究,如河南、山東、廣西、山西等等;一省之下再分為閩北、閩南等地理空間;甚至研究范圍可縮小為某一個或幾個村莊。

                         

                        城市史研究中地域空間的伸縮尤為明顯。1990至1993年上海、天津、重慶、武漢四個城市研究團隊相繼出版了《近代上海城市研究》、《近代天津城市史》、《近代重慶城市史》和《近代武漢城市史》四部著作。[⑥]1990年代初,有關學者開始考慮擴大研究范圍,將近代城市史研究從個案研究的層次提升到區域研究的層次。對東南沿海、華北、長江流域等區域城市系統、城市群體進行研究。1996年,上海社會科學院學者出版了《東南沿海城市與中國近代化》;2002年,《長江沿江城市與中國近代化》出版。[⑦]

                         

                        空間的伸縮不僅體現在研究范圍的擴大,而且還在于空間的縮小。城市史研究細化、深化的另一個策略是將城市劃分為不同的小空間,用顯微鏡式的手段來觀察分析。王笛將觀察的對象聚焦于茶館等空間。[⑧]“上海城市社會生活史叢書”就包括數本以空間為維度的專著,如關于公共活動場所茶館、飯店、旅社、浴室、廣場、菜場、公園、影劇院、書場、游樂場、跑馬場、跑狗場、賭場和校園生活的研究。[⑨]

                         

                        水利社會史研究中,學者們對諸如閩臺、太湖流域、兩湖流域、關中及山西等區域水利工程的組織與管理、用水規則與水利習俗、水利糾紛的發生與解決等方面進行了探討。災荒、慈善史的研究學者按照行政區域、地理單位研究了各個地方的災荒與救濟。

                         

                        社會史研究中對研究對象的時間段做前后延伸便于觀察其變遷,對空間進行伸縮有利于分析其多樣性及普適性。視角創新屬于少數作品,大量跟進的研究未必有多少視角方面的創新,不過,它在時空上伸縮增加了更多的案例,能使某種視角得到驗證、修正和傳播,并成為常識,普及之功不可抹殺。

                         

                        三、師承:團隊與基地

                         

                        新視角的產生及實踐往往依賴師承關系和交游。師承、交游等有力地推動了社會史研究。學術變遷中的師承由來已久,也被研究者廣泛關注。論者多從薪火相傳的角度觀察,也有學者從學術行業生態的視角加以討論,[⑩]本文主要從學者代際更替、團隊建設等方面關注師承對社會史研究的影響。

                         

                        文革前有所成就或獲得一定學術、行政地位的學者,1980年代重新進行學術研究,成為1980年代以來社會史研究的第一代學者。他們大多二三十年代出生,此時已經五六十歲,年紀已經不輕,加之學術或行政工作繁重,他們對社會史等新領域的研究可能存在種種設想,投入繁重學術研究的時間和精力卻難以保證。一些老師開始帶著學生進入社會史研究領域。第一代學者的早期學生四五十年代生人居多,也有部分六十年代生人,許多具體課題主要由這批學生協助完成,可以把他們看著第二代學者。第二代學者引領、甚至籠罩了這三十年的社會史研究,三十年社會史研究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他們的學術成長史。第二代學者多在1990年代推出代表作,獲得學術聲譽與學術地位,并開始招收研究生。其前期的研究生多為六七十年代生人,他們可以稱為第三代學者。第三代學者細化了第二代學者的研究領域,把研究對象在時間上前后延伸,在空間上不斷伸縮,內容上也更加具體、細致。

                         

                        前輩學者對后輩的影響,往往在于指明學術方向,發現一些新的研究領域。正是師生的配合,一些設想才能變成實實在在的學術研究,一些領域才能得到深入、細致的研究。章開沅先生“有一個深夜忽發奇想,覺得自己的一生好像一只忙忙碌碌的老雞,成天到處啄啄扒扒,如發現什么谷粒、昆蟲之類,便招呼小雞前來‘會餐’。”“小雞”可以泛指后輩學者,但實際上多為自己的學生。有時導師要幫助學生確定研究題目,老師發現學術富礦后,自然而然就會想到將此作為學生的研究選題。同時,學生了解導師的學術興趣、熟悉導師的研究意圖,可以很好地遵照導師的要求完成各種課題,導師也信任自己的學生。章開沅先生1980年在蘇州市檔案館勘察蘇州商會檔案的史料價值,1991年在耶魯大學神學院圖書館檢閱中國教會大學史檔案的收藏狀況,都為后輩學者的學術成長起了導引作用,開辟了商會史研究、教會大學史研究等新領域。[11]1980年代初,傅衣凌先生主持“明清福建社會經濟史研究”,帶著研究生和年輕老師收集了很多民間文獻,其學生鄭振滿等先生利用這些資料開始了鄉村社會史的研究。[12]

                         

                        師承關系有助于培養學術人才。1930年代,顧頡剛先生通過教學,學術指導以及辦《禹貢》等培養了譚其驤、侯仁之、史念海等歷史地理學者;1980年代,后者分別推動復旦大學、北京大學、陜西師范大學等處成為歷史地理研究的中心。以復旦大學為例,1980年初,葛劍雄先生即幫助譚其驤先生處理日常的工作,隨其參加學術會議、工作會議,承擔了《國家地圖集·歷史地圖集》、《肇域志》整理等重點項目的工作。1978年以前,葛劍雄先生與歷史地理學界毫無接觸,通過幾年的工作,對學術界的狀況相當熟悉;畢業后就開了課,擔任了有關課題組的負責人。[13]在譚其驤、侯仁之、史念海等學者的用心培養下,其弟子們及再傳弟子紛紛成長為人口史、移民史、環境史、生態史、醫療疾病史等方面的專家。[14]

                         

                        學術研究可以單打獨斗,往往也需要團隊作戰。具有學術聲譽、社會資源和行政資源的研究團隊往往會組建研究所或研究中心。各類歷史研究所、歷史地理研究中心、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社會史研究中心往往由老師創辦,弟子及再傳弟子為骨干。它們以團隊力量爭取國家和學校的各種支持,設計并完成各項課題,推動學術交流,加強對青年學生和教師的培訓。老師為一展宏圖,需要學生們鼎力相助,而學生們借助老師搭建的平臺,快速成長。師承關系是建立研究團隊的重要基礎。這些研究所、研究中心成為社會史研究的重要基地。社會史從邊緣走向學術主流,乃至成為一些地方學術的中心,研究所、研究中心無疑是重要的推手,而師生幾代人協力合作是推手的力量所在。

                         

                        四、交游:應和與碰撞

                         

                        現代交通、通訊、出版業的不斷發展,學術經費的增加,學術活動自由度的提高,為學人交游提供了越來越多的便利條件。

                         

                        社會史的復興有本土的內在探索,也有域外的影響。學人交游既有國內不同地域、不同學科之間的交流,也有國際間的合作,國內外的交流往往又交叉發生影響。中山大學陳春聲、劉志偉和廈門大學的鄭振滿等先生的交游對學術的影響就是很好的案例。

                         

                        陳春聲、劉志偉和鄭振滿等先生的交游可溯源到傅衣凌和梁方仲先生。鄭振滿先生1982年師從傅衣凌先生攻讀研究生。梁方仲先生1952年后一直任教于中山大學歷史系,湯明檖先生長期任其學術助手。劉志偉先生1980年隨湯明檖先生讀碩士。陳春聲先生1982年隨湯明檖先生讀碩士,1986年師從傅衣凌先生讀博士。

                         

                        1984年,加拿大學者丁荷生先生到廈門大學做博士論文,鄭振滿先生就經常與他一起跑田野,到各處看儀式,收集文獻資料。1985年前后劉志偉與蕭鳳霞、科大衛、陳其南等先生相識。此時,蕭鳳霞先生已經開始與劉志偉、陳春聲等先生合作,在華南珠江三角洲等地區從事田野調查。劉志偉與科大衛先生比較緊密的合作是到了1988年后開始的。1991年前后,蕭鳳霞先生在香港募到一筆捐款,她請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的陳其南先生牽頭主持一個項目,并建議陳其南與劉志偉先生商談有關事宜。他們最終策劃了“華南研究計劃”。大陸由劉志偉先生負責,他找了廈門大學的陳支平、鄭振滿,廣東的陳春聲、羅一星等先生。香港中文大學的陳其南,香港科技大學的蔡志祥,美國耶魯大學的蕭鳳霞,牛津大學的科大衛等先生共同完成該計劃。1993年陳其南離開香港中文大學,該計劃在制度運作的層次上便實際終止了,但該計劃聚集起來的研究群體在此后有了更加密切的合作交流。在這些學者的推動下,2001年成立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2003年創辦《歷史人類學學刊》,2003年開始連續舉辦歷史人類學研討班,數十項歷史人類學研究項目得以進行。正是學者的交游使歷史人類學研究在華南蔚然成風,而這股風還從華南吹向全國各地。

                         

                        鄭振滿與丁荷生,劉志偉、陳春聲與蕭鳳霞、科大衛、陳其南等人的合作也許具有偶然性,而長期合作則有必然性。憑傅衣凌、梁方仲及湯明檖等先生的學術聲望,丁荷生、蕭鳳霞等先生去廈門大學、中山大學尋找合作伙伴,很可能會想到傅衣凌、梁方仲、湯明檖等學者,此時他們身邊的弟子剛好有鄭振滿、劉志偉、陳春聲等人,丁荷生與鄭振滿等人的合作就順理成章了。中山大學和廈門大學素有社會經濟史的傳統,其領軍人物傅衣凌與梁方仲等先生的學術聲望和學術交往也對鄭振滿與劉志偉等人的合作起到或多或少的作用。陳春聲既是湯明檖先生的學生,又是傅衣凌先生的弟子使閩粵兩個研究團隊之間的合作有了更多的契機。

                         

                        鄭振滿與丁荷生等人初次接觸并不意味著他們將長期合作,而事實上此后他們有長達數十年的合作,這可能基于共同的學術興趣,共同的學術認知和學科、知識的互補。鄭振滿、劉志偉等人都意識到,一種比較有深度的觀察和比較有高度的認識,不是一個人可以做出來的,一定要跟朋友們、同行們有很多的交流;一些對歷史的新認識往往在許多的討論、爭論中激發出來的,而不是靠一個人的智力苦思冥想出來的。[15]他們各自有不同的學科和知識背景,如蕭鳳霞等學者是人類學家,而劉志偉等學者是歷史學家,即便是劉志偉與鄭振滿等學者同為歷史學家,他們的知識儲備、關注的主題也不完全一樣,對歷史的見識更不會人人一樣。研究對象一樣,并不妨礙他們做出不同的解讀,從而避免了同質性研究,也使他們在爭論中和諧相處了幾十年。

                         

                        除了私人交往,學會等組織、學術講座、座談會、學術會議和期刊等都成為學人交游的重要平臺。如1986年召開了第一屆中國社會史研討會,該研討會每兩年召開一次,至今已經召開了15屆。中國社會史研討會常常由十幾二十個學術單位協辦,參會學者多在一百人以上。研討會極大地促進了社會史學者的交游,各具特色的會議主題一定程度上引領了社會史的研究。

                         

                        研究團隊和個人的交游過程中,共同的學術興趣,共同的學術認知使學者們互為知己,一唱百和,以團隊的力量凸顯某種方法、某些領域的魅力;學科、知識的互補使學者們發生爭執、爭論,碰撞中閃現思想的火花。

                         

                        反 

                         

                        近三十年來中國社會史研究的復興與拓展離不開研究視角的轉換,循此發現了歷史研究的新對象,認識了歷史的新面相。新視角的學術價值需要通過一定數量的實證研究來展示。新視角的發現者或者運用者在拓展研究領域時最常用策略的是時間上的前后延伸,空間上的伸縮。這些研究可以證實或證偽新視角,也可以運用同一視角觀察不同對象以增進對歷史的認識。中國社會史研究的復興與拓展歸根到底由歷史學者來完成。師承關系和交游常形成一個研究團隊。研究團隊中既有同聲應和,也有互相碰撞,它使新的學術方法、學術理念和學術觀點得以產生和傳播。視角與時空、師承與交游,推動了社會史,乃至整個史學以及其他學科的發展。

                         

                        視角與時空、師承與交游,對近三十年來中國社會史研究的復興與拓展產生了積極的作用,然而也需對此進行反思。

                         

                        首先,合理對待視角的多樣性與整體性

                         

                        任何視角觀察到的歷史都是眾多面相之一,無論哪種新視角都存在盲點,局限在所難免。社會史研究追求整體史,就需要多視角。研究者要意識到以自己的視角替代、遮蔽其他視角,或者惟我獨尊,貶斥其他視角均非上策。當滿目的多樣性視角,混亂得以致不能發現整體性時,社會史追求整體史的夢想也將破滅。當每個地方得出一個地域性特征,學者又將如何尋找到共同的話題,如何溝通、交流學術?把各具特色的碎片拼成一幅幅整體性十足的畫卷,應當成為社會史研究的目標。

                         

                        其次,適度把握新視角與個案研究的關系。

                         

                        新視角與各個時空中個案研究之間存在悖論:一方面,新視角的運用、傳播,必須依靠實證研究方面量的積累,否則不斷更新視角,打一槍換一個旗號,琳瑯滿目的新視角、新結論會令人目不暇接,甚至無所適從,而且更為重要的是該視角的解釋力又何以體現;另一方面,用同一視角觀察同一對象,或者多個對象,隨著使用頻率的增加,適用領域的增加,影響力越來越大,但同時其理論方面的新意會逐漸遞減,后來的一些研究成果并不能增加新的面相,往往只是為該視角添加新證據,新注腳,甚至傷害到該視角本身的價值。研究者發揮特長,各安本分,做好學術分工,有助于適度地運用新視角進行實證研究。發掘新視角能力較強的學者,做出一些示范性的實證研究后,集中精力開拓新視角,有利于引領社會史研究邁上更高的臺階。發掘新視角能力不強的學者,努力把某些視角琢磨透,做些精致的實證研究以貢獻于學術界,而不是熱衷于填補時空中的空白,增加地方史掌故。時空中的空白填不勝填,而且有些歷史畫卷中需要留白,花無窮之精力和金錢進行畫蛇添足,將整個歷史畫面填得滿滿的反失畫卷之美。

                         

                        第三,尋找新的學術生長點。研究團隊中第一代學者是某些領域某些視角的開創者,第二代學者使該領域該視角研究走向成熟,第三代學者涉足該領域該視角時,該領域該視角往往已經進入新意衰減期。隨著第一代學者的淡出和第二代學者的榮退,第三代學者已經或者即將占據某些學術、行政的要津。第一、第二代學者的追隨者可能需要選擇固守舊陣地,還是用新視角觀察舊領域,抑或開拓新領域新視角。有的團隊比較成功地找到了新的學術生長點,如南開大學馮爾康、常建華等先生在宗族史等領域取得較大成績,余新忠等學者又開啟了醫療社會史、環境史。一些學術單位為了防止學術上的近親繁殖,為了避免學術成果的同質性,也采取了種種措施。然而也有不少團隊的第三代學者沒有尋找到新的具有高辨識度的學術生長點。

                         

                        第四,提高研究成果的識別度。現在與三十年前的學術環境已經大有區別。三十年來積累的研究視角不勝枚舉,開拓的研究領域幾乎是應有盡有,得出的結論五花八門,現在很難尋找到學界沒有運用的視角,沒有耕耘的領域,沒有得出的結論。在各種因素的刺激下,學術成果海量增加,眾聲喧嘩里一項成果的價值要被人認識、發現變得十分困難,成果要產生廣泛影響力,形成一呼百應的局面更是難上加難。現在資訊發達,只要發現一個新視角、新領域、新材料,后繼者常常如蝗蟲撲面,瞬間演繹完所有的變化,將所謂的新意蠶食殆盡。第三代學者恐怕不得不思考如何提高成果辨識度,如何在激烈而短促的競爭節奏中突破重圍而占有一席之地。如果學者個人或團體能夠取得高辨識度的成果,無疑是對社會史研究的推動,也將引領社會史研究登上新的高度。

                         

                        上述幾點反思是當今社會史研究無法回避而又亟待解決的。個人的稟賦,知識結構與閱歷,所處團隊與交游圈的層次各異,切入解決該問題的路徑不一,答案還在未來的探索之路上。

                         

                        注釋

                         

                        [①] 有關社會史的反思文章數以百計,茲不贅述。

                         

                        [①] 常建華:《中國社會史研究十年》,《歷史研究》1997年第1期。

                         

                        [②]史薇(劉志琴):《復興社會史三議》,《天津社會科學》1988年第1期;劉志琴:《社會史的復興與史學變革——兼論社會史和文化史的共生共榮》,《史學理論》1988年第3期。劉志琴:“青史有待墾天荒(代序)”,劉志琴主編,李長莉著《近代中國社會文化變遷錄》第一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李長莉:《晚清上海社會的變遷——生活與倫理的近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李長莉:《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從傳統到近代》,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③]朱英:《辛亥革命時期新式商人社團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馬敏、朱英:《傳統與近代的二重變奏》,巴蜀書社1993年版;虞和平:《商會與中國早期現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④]馬敏:《官商之間:社會劇變中的近代紳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朱英:《關于晚清市民社會研究的幾點思考》,《歷史研究》1996年第4期;朱英:《轉型時期的社會與國家——以近代中國商會為主體的歷史透視》,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⑤] 行龍、馬維強、常利兵:《閱檔讀史:北方農村的集體化時代》,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行龍:《回望集體化:山西農村社會研究》,商務印書館2014年版。

                         

                        [⑥]張仲禮主編:《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隗瀛濤主編:《近代重慶城市史》,四川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羅澎偉主編:《近代天津城市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皮明庥主編:《近代武漢城市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

                         

                        [⑦]張仲禮主編:《東南沿海城市與中國近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張仲禮、熊月之、沈祖煒主編:《長江沿江城市與中國近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⑧]王笛:《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觀世界(1900-1950)》,社會科學文獻出版2010年版。王笛:《街頭文化:成都公共空間、下層民眾與地方政治(1870-1930)》, 李德英、謝繼華、鄧麗譯,商務印書館2013年版。

                         

                        [⑨]王敏等編:《上海城市社會生活史:近代上海城市公共空間(1843-1949)》,2011年版;張笑川:《近代上海閘北居民社會生活》,2009年版;馬軍:《舞廳﹒市政:上海百年娛樂生活的一頁》,2010年版;唐艷香、禇曉琦:《近代上海飯店與菜場》,2008年版,上海辭書出版社。

                         

                        [⑩] 施愛東:《學術行業生態志:以中國現代民俗學為例》,《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2期。

                         

                        [11] 章開沅:《歷史尋蹤》,《辛亥前后史事論叢續編》,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9頁。

                         

                        [12] 鄭莉、梁勇:《新史料與新史學——鄭振滿教授訪談》,《學術月刊》2012年第4期。

                         

                        [13] 譚其驤:《培養博士生的幾點體會》,《高教戰線》1985年第5期。

                         

                        [14]為了完成一些項目,往往由老師帶領學生共同進行研究,在此過程中,老師做出新成績,而學生的成長尤為迅速。如侯楊方、李玉尚等與老師們合作完成項目的過程中,30歲左右就出版了有影響力的著作。侯楊方撰寫了葛劍雄主編的《中國人口史》第6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李玉尚與曹樹基合撰了《鼠疫:戰爭與和平——中國的環境與社會變遷(1230—1960年)》(山東畫報出版社2006年版)等論著。

                         

                        [15]羅艷春、周鑫:《走進鄉村的制度史研究——劉志偉教授訪談錄》,《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第14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390—41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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