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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文化史 【字體:

                        趙霞:近代文憑造假與社會組織參與治理:以留日文憑造假和上海律師公會為例

                        作者: 文章來源:《武漢大學學報》2015年第1期 更新時間:2015年11月18日

                        摘要:為應對民族危機和社會轉型,近代國家積極倡導、鼓勵出國留學,優先錄用歸國留學生,由此掀起了近代中國史上大規模的留學潮流,其中尤以留學日本占多數。受文憑主義及外國文憑甄別難的影響,出現大量假冒日本大學文憑、混入重要職位的現象,其中以騙取律師資格進入律師行業最為嚴重。為此,近代國家進行了積極治理,雖然治理效果不顯,但以上海律師公會為代表的社會組織的治理卻較有成效。

                         

                        關鍵詞:近代中國 留日文憑造假 社會組織 治理

                         

                        標題注釋: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11BZS043)

                         

                        近代社會轉型急需新式人才,國家與社會在錄用新式人才時十分重視海外留學文憑。然而,受文憑形式主義及外國文憑難以甄別的影響,出現大量假冒日本大學文憑。對此,近代政府與民間社會組織進行了共同治理。本文試圖通過以民國時期的上海律師公會為代表的社會組織積極參與留日文憑造假治理的個案考察,深入分析近代國家與社會組織的共同治理與互動。

                         

                        一、近代留日文憑泛濫與造假

                         

                        1895年,大清帝國在甲午中日戰爭中慘敗,割地賠款,舉國震驚,清政府與社會各界進一步探尋“師夷長技以制夷”方略。日本由“蕞爾”小國一躍成為世界強國,先進知識分子認為是學習西方、重視新式教育的結果。維新派康有為指出,“近者日人勝我,亦非其將相士兵能勝我也。其國遍設各學,才藝足用,實能勝我也”(中國史學會,1953:217);洋務派張之洞認為,皆因日本領袖伊藤、山縣等人出洋求學,帶隊赴西洋各國學習技藝,“學成而歸,用為將相,政事一變,雄視東方”。出于中日文化淵源、地理位置以及日本學習西方的成功經驗等因素的考量,晚清社會各階層在首選留學日本上達成共識。日本為了維護在華既得利益,推行“大陸政策”,也主動向中國示好,變通大、中學堂章程,接納中國留學生。

                         

                        清政府在確立“以日為師”的方針后,便大力鼓吹留學日本的重要性,且給予進士、舉人身份以及官職獎勵。從20世紀初開始,近代中國逐漸形成了一股強勁的留學日本高潮。1896年留日人數僅13人,1904年增加到1300人,1905年猛增至8000人(實藤惠秀,1983:451)。“無數游學生,乃如聆聽體操口令,整飭其右轉之步,相與辭學堂之門,指東航之路,不憚千里之遙,大有如潮之勢”(青柳篤恒,1907年4月16日)。這不僅在中國歷史上是前所未有,而且也是“世界史上最大規模的學生出洋運動”(費正清,1985:393)。

                         

                        近代社會轉型需要大量的法政人才,赴日留學生,絕大多數習法政。根據光緒32年《學部官報》統計,1906年上半年留日學生為5418人。1906年全年共有赴日留學者約12000余人,其中60%以上為速成,學習法政者超過2000人(李喜所,1982:30),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民國初年的留美熱潮興起。一名普通留日學生完成學業至少需要六年時間。為迎合中國留學生的需要,日本出現開設三個月或六個月即發放畢業文憑的“學店”,日本普通大學則專為中國留學生開速成班。甚至中國留學生曹汝霖等也借用日本學校教室開速成班,對入學資格不作任何要求。據統計,1898-1911年,至少有25000人赴日本留學,絕大多數未進入正式大學學習,不管是否有真才實學,只想盡快取得一張文憑(任達,1998:51)。蔡元培對此大加詬病,認為法政學生中“多半是假冒招牌”(高平叔,1983:460)。速成教育質量低劣,留日文憑泛濫,為中日雙方所詬病。

                         

                        為此,清政府派載振到日本調查,設日本游學生總監進行監督。鼓勵留學生學習農、工、商實業,減少法政、武備名額,予以出身官職獎勵需補足學制年限。1906年,大清學部設定速成教育的中文、年限及工作經驗等條件,規定速成與中學以下文化程度,不得參加授官獎勵考試(大清德宗光緒皇帝實錄,1906:13)。對于持有非普通大學畢業文憑者,需學部考驗合格。除此以外,留學監督處與日本共同組成留日學生教育協議會進行管理,日本早稻田大學等20余所學校響應,停止速成教育。

                         

                        1914年,教育部頒布《經理留學日本學生事務暫行規程》加強對留學生的管理。1916年,教育部發布官費派遣留學生規程,不僅提高了留學資格,而且需經省和教育部兩次考試。對自費留學生,雖然曾通過《留學日本自費生暫行規程》予以約束,但因其沒有嚴格的資格限制和考試,自費學生數量巨大,難以監管。袁世凱死后,北洋政府要求所有的留學生必須得到教育部的批準,但并沒有認真執行。近代社會轉型需要新式人才,留學生成為國家錄用人才的首選,法政留學生更具優勢。

                         

                        清末民初,政府通過限制留學資格以及文官考試資格等舉措,一定程度上遏止了留日速成文憑的泛濫。但對留學生的甄選、考驗和量才錄用等方法只限于國家公職人員,其它社會就業渠道,是通過規定留學文憑資格來實現的。因此,文憑告假大量集中在律師等社會職業。司法部甄拔律師委員會在審查留學文憑授予律師資格時,難免會“失靈”,存在漏網之魚。雖然國家授權律師公會等社會組織參與治理,強制所有律師加入律師公會,接受該組織的監管。但由于沒有明確授權律師公會監管權力,更沒有區分國家與行業雙重監管的權力邊界,律師公會在大多數情況下,沒有進行嚴格的審查,僅查看律師證書、法院登錄證明等形式要件而已,對文憑真假沒有認真查驗。

                         

                        民國初期,律師人才奇缺,假冒文憑混入律師行業尚未造成嚴重影響。但隨著造假者數量增加,市場競爭加劇,其惡劣影響就逐漸顯現出來。至南京國民政府建立,這種嚴重危害不得不引起政府的重視。國民黨政府利用其革命黨慣性,一改“司法不黨”的傳統,對上海律師公會進行改組,一方面實施律師公會黨化控制與指導,另一方面授權來調動社會組織參與文憑監管的合法性與正當性(關保英,2013:82)。

                         

                        二、社會組織加強對留日文憑的查驗

                         

                        雖然留日速成文憑被排除在甄拔之外,但對文憑造假的甄別卻顯得力不從心。由于日本學位和畢業證書沒有統一設計,也沒有統一的規格,再加上1923年日本關東大地震損毀了駐日使館留學生卷宗,致使偽造日本畢業文憑的現象十分嚴重(上海市檔案館藏,Q190-1-13593)。

                         

                        1927年10月,李守法、李嘉泰持北京政府司法部律師資格證書,在南京國民政府司法部換領了新證書,由兩名會員律師介紹加入上海律師公會。為加強了文憑與律師資格審查,上海律師公會規定加入律師公會須將律師證書、畢業文憑一同呈繳查驗。經審查發現,李守法、李嘉泰所持日本明治大學畢業文憑存在“瑕疵”,時間、印章、字跡、紙張均與校友陸家鼎律師不同,經明治大學校友陳金镕律師鑒定也認為有造假嫌疑。于是上海律師公會致函明治大學及日本公使館調查真相。為加強對留學文憑真偽的審查,上海律師公會特別規定,如果屬于日本及英美等國畢業文憑存有疑義,由常務委員會聘請富有經驗律師鑒定,之后形成慣例。在陳金镕律師出具李守法、李嘉泰文憑鑒定書后,上海律師公會認定李守法、李嘉泰文憑假冒,拒絕其加入上海律師公會,而且要求上海地方法院介入調查。南京司法部一方面令上海律師公會查明真相,依法收繳偽造文憑,呈司法部核查。另一方面指令上海地方法院嚴厲徹查,以儆效尤。

                         

                        上海地方法院應上海律師公會之請,介入李守法、李嘉泰偽造日本明治大學文憑案調查。一方面依法將二人相關證件呈送司法行政部鑒定真偽;另一方面請李守法、李嘉泰到法院詢問,調查真相。但二人均避匿不到,該院檢察官由此認定李守法、李嘉泰觸犯刑律第二百四十一條之偽造文書罪提起公訴。雖經刑事法庭一再拘傳,但二人仍不到庭,于是上海地方法院以被告不知所在,裁定停止審判。

                         

                        因李守法、李嘉泰律師證書、畢業文憑已呈送司法部檢核,該偽造文憑案多日“懸而未結”。上海地方法院院要求司法行政部發還李守法等律師證書結案。在上海地方法院收到李嘉泰、李守法律師證書、畢業證書后,首席檢察官決定將二人原領律師證書通告撤銷。江蘇高院首席檢察官肯定上海地方法院銷毀二人律師證書“不為無見”,司法行政部同意上述處理,并指令上繳到司法行政部公告銷毀(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全宗號七;案卷號2885)。

                         

                        查閱同學錄以及致函畢業學校鑒別是查驗留日文憑真偽另一行之有效的重要舉措。1930年1月,施卓人持橫田秀雄的明治大學畢業證明和律師證書申請加入上海律師公會。上海律師公會查閱明治大學校友會名錄,發現并無其人。于3月27日,將施卓人證明復印寄往日本明治大學及校友會調查真相。明治大學校友會稱,施卓人原名黃宗漢,為承繼其岳父的財產來明治大學改名施卓人。5月9日,上海律師公會再次致函校友會,詢問施卓人申請改名以后是否載于大學名錄、曾否將登記黃宗漢姓名畢業證書交還以及畢業時的年齡。明治大學校友會向上海律師公會詳細回復了施卓人改名經過。隨后日本明治大學也來函證明施卓人文憑的真實性。但上海律師公會仍不能確定施卓人明治大學畢業文憑的真偽,尤其對于施卓人未載于入明治大學會員錄的說辭、畢業時間不一致以及更改姓名沒有經明治大學法定代表人簽名等三點疑問仍無法最終確定,便再次致函明治大學詢問。施卓人入會延遲,一方面指責上海律師公會損害了其名譽,一方面指出上海律師公會翻譯錯誤,并將明治大學第二次來函重新翻譯交付上海律師公會(上海律師公會,1930:69-77)。上海律師公會當即召開會議審查施卓人譯文。認為施卓人文憑還需進一步調查,并要求所有會員以后介紹入會務必確保入會者的文憑真實性,否則要負連帶責任(上海市檔案館藏,Q190-1-13593)。1930年7月26日,上海律師公會將施卓人全部卷宗交由司法行政部審查,司法行政部轉交留日學生監督鑒別真假。留日學生監督查明施卓人明治大學畢業文憑真實可靠,至此,上海律師公會才同意施卓人加入律師公會(1930:25)。

                         

                        針對以往教育部、司法部在留學文憑真偽查驗上的“失靈”,以及上海律師公會等審查壓力與敦促,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進一步加強了留學文憑認證注冊制度,要求所有留學文憑均“由留學生監督處或駐在國公使館加給證明書方為有效,并由本部咨請外交部令行駐外各公使查照”。同時建議司法部“嗣后凡以國外私立學校畢業文憑請求取得律師資格,應請貴部查明確有前項證明書,方準注冊”。此外還將教育部承認注冊學校清單一并送往司法部備查(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全宗號七;案卷號2885)。

                         

                        三、政府與社會組織共同清理混入律師行業中的留日文憑造假者

                         

                        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后,經過上海律師公會與國家相關權力機關的共同治理,假冒留學文憑者不能再像以往混入律師行業執行律師職務,但也不能讓已經混入律師隊伍者逍遙法外,繼續招搖撞騙。

                         

                        南京國民政府對留日文憑造假的治理并未取得預期效果。針對以往大量假冒文憑騙取律師資格者,南京國民政府力圖通過換領律師證書等措施進行查驗,但沒有實現預期目標。不僅許多假冒者仍然換領了新律師證書,而且有相當多的律師對此置若罔聞。1927年7月,南京國民政府司法部規定所有律師如要在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執行律師職務,除本司法部頒發律師證書外,所有律師必須在兩個月內聲請換領國民政府司法部發給新證書,并通過復驗甄別,否則,原領律師證書失效(司法部,1927:1768)。隨后司法部發出第二號通告,由各省法院轉呈者展限兩個月,兩個月期限后再展限兩個月(1927:1769)。雖然連續兩次延展截止期限,但仍有相當多的律師沒有如期復驗及換領證書,無奈司法部又訓令順延至1929年8月31日。12月24日,司法行政部又以“惟近來各省律師往往有因特別故障聲請補行復驗換證者,其中不無可原之處”為由,訓令各省高等法院“變通辦理”,“凡曾領前北京司法部律師證書逾限,未經換證而其原有資格確無疑義者,一律以甄拔合格論,嗣后請領律師證書只須將原有律師證書及其關系文件連同證書印花各費洋一百八十二元具呈本部”(1927:1769)。雖然司法部一再遷就、延遲復驗換領新律師證書期限,但仍有相當多的律師沒有遵照辦理,如1935年漢口律師公會仍有40余名律師持北京政府律師證書從事律師職務(李嚴成,2013:61)。

                         

                        南京國民政府司法部通過復驗、換領證書辦法來甄別留學文憑的真偽,一是需要律師公會配合,敦促會員換領新證書;二是依賴各高等法院登錄時查驗。但由于司法部沒有規定具體換領辦法,各地方法院執行不力,許多假冒者不僅換領了新的律師證書,而且也在法院順利登錄,未能實現對文憑造假者的預期甄別,影響了查驗效果。與國家治理效果不顯形成鮮明對別的是,作為專業團體的律師公會參與對留日文憑造假的治理,卻取得較好的效果。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后上海律師公會一改以往的放任、松散政策,采取斷然措施,利用其專業性、內部性與行業優勢,加強對上海執業律師的監管和約束,將假冒留學文憑、不符合律師資格者清除了律師隊伍。

                         

                        南京國民政府司法機關與上海律師公會對留學文憑造假大力整治的決心,調動了民眾參與治理的積極性,一些民眾也站出來舉報造假嫌疑者。1927年5月7日,關德之從報紙獲悉司法部令上海律師公會調查陸紹宗、詹紀鳳等律師偽造畢業證騙取律師證書案,認為司法部“以司法之權能而澄清律界之舞弊,固為青天白日旗下所應爾”,受此鼓勵,實名舉報伍澄宇律師以假畢業文憑領取律師證書執業已有三年。指認其畢業文憑是以200元價格向日本購買空白證書自行填寫,這年2月21日上海江南晚報已有登載。關德之指出,伍澄宇自稱畢業日本法律大學,但完全不懂日文日語,可謂滑稽至極,該日本留學文憑真偽一查便知,要求司法部“迅予查究,以儆效尤而免奸狡猾”。對于關德之的舉報,司法部令江蘇高等法院調查。江蘇高院將伍澄宇日本私立大學大正五年七月二十五日畢業證書、大正第二年度、三年度、四年度聽講筆記、畢業證明書、英文證明書等六件畢業文憑證明材料,提請律師甄拔委員會鑒定,發現“尚無虛偽”,然后一并交由司法行政部鑒定處理。司法行政部依據上述調查結果認定伍澄宇畢業文憑“尚無虛偽”,發還證書證件(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全宗號七,案卷號2884)。

                         

                        1929年春,上海張清植律師向司法行政部舉報唐行健等16人偽造日本大學文憑,涉嫌冒領律師證書,騙取律師資格,并一直在上海執行律師職務。司法行政部責令上海律師公會與上海地方法院、江蘇高等法院共同徹查。上海律師公會收繳唐行健等畢業文憑與相關證明文件交陳金镕等校友查驗,發現兩人畢業文憑無問題,證件發還;其他有疑問者呈報上海地方法院檢察處鑒定,并轉呈司法行政部查核。唐行健等被舉報者要求律師公會應該先調查張清植是否涉嫌“捏名誣告”,但上海律師公會要求其務必在一星期內呈送畢業文憑及證明文件,交由上海地方法院先行查究。在上海律師公會與相關國家機關的調查過程中,張驥英、楊一知聲請退會,上海律師公會令準,但仍然要求其在一星期內將畢業文憑及證明文件送來轉呈司法行政部審查。楊一知聲稱曾任黑龍江法官,畢業文憑及律師證書經北京司法部審查合格,國民政府復核“毫無瑕疵”,近因經營商業無暇顧及律師職務,不得已申請退會,并非對告發有所畏葸,不至于不夠認真,惟存案卷不幸于本年四月十五日晚間焚毀,以致無從檢測。

                         

                        面對律師公會窮追不放,被舉報人除了申請退會,還有為避開律師公會調查直接交由司法行政部審查的。陳漢明申辯自己早已不從事律師行業,自無提交文憑以證明資格之必要,且連年戰事,文憑等重要文件早已散存各地,難以呈送查核。梁玉明聲稱相關證明文件入會時交律師公會查驗尚未歸還,上述情形可由陳金镕、陳宏來學兄證明。對于楊一知畢業文憑是否假冒,上海地方法院派人到上海律師公會調查,律師證書由司法行政部暫時扣留。對于梁玉明畢業證書偽造案,上海地方法院派檢察官到律師公會調查,上海律師公會提交梁玉明證明文件有:國民政府司法部第三號律師證書、免試合格證書、陳金镕證明書、司法部收據復印件兩張、畢業證書廣東變亂遺失說明。上海律師公會之所以留置其入會證明文件,是因為免試合格證書與律師證書所填日期月日倒置,經江蘇高院檢察官調查得知是梁玉明自己填寫錯誤,上海地方法院令上海律師公會將其免試合格證書呈司法行政部更正(上海律師公會,1929:147)。

                         

                        對于張清植舉報唐行健等律師偽造日本留學文憑案,經過相關司法機關與上海律師公會的共同努力,大體查清了被舉報人偽造留學文憑案真相。當然,對大量留日文憑真偽的清查,僅依靠社會舉報以及律師公會的調查實難完成。一是律師公會權力有限;二是清查十余年的執業律師,不僅給部分律師帶來不便,而且有違“法律不咎既往”原則,導致部分律師對律師公會的不滿。

                         

                        相比禁止假冒者入會而言,對已混入律師行業中的制假者的清理顯得更加艱難,遇到的阻力也更大。根據已有的檔案記載與研究顯示,經過改組并實行委員會制度的上海律師公會對假冒文憑的清理明顯比其他律師公會嚴格認真,這就造成了持同樣的文憑獲取律師資格者在其它地區可以執行律師職務;再加上上海律師公會“暫行”委員會制,與律師章程規定的會長制度不同,遭到部分會員的抵制和不滿;此外,民國律師實行律師公會與司法機關雙重治理模式,并沒有明確雙方的處罰權限。因而,上海律師公會對留學文憑造假的處理,不僅遭到被監管者的抵制,而且遇到對上海律師公會委員會制度不滿者的抨擊,這些不滿者給律師公會造成了很大的壓力。

                         

                        四、近代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

                         

                        隨著近代社會轉型與律師、醫師、會計師、記者等新型公共服務行業的出現,對這些自由職業者的治理已經難以適用傳統社會管理方式,因而近代國家移植、模仿西方社會治理經驗,積極推動社會組織建構與社會治理。社會組織因此承擔了國家部分管理職能,其中律師公會具有明顯的公法人性質(李嚴成,2013)。律師公會作為專業性、職業性社會組織,對假“洋文憑”治理相比國家機關的外部監管而言具有明顯的優勢。美國“社會學法學”羅斯科·龐德指出,律師這一職業必須具備專業組織、專業知識和公眾服務精神,專業組織尤為重要,因為只有通過專業組織嚴格審查資格和執行職業規范,律師才能保持職業的專門性。律師公會有效治理留日文憑造假的歷史表明,國家授權律師公會進行社會治理是十分必要的。民國政府通過《律師章程》與授權律師公會制定《律師公會章程》等立法方式,規范了律師公會的治理角色與參與機制,建構了國家與社會的雙重治理模式(李嚴成,2014)。

                         

                        近代文憑造假與泛濫給近代社會轉型造成了十分嚴重的危害。近代中國發生“幾千年未有之變局”,在西方先進社會治理制度的襯托下,傳統的管理制度的弊端完全顯露出來。科舉教育培育出的傳統管理人才完全不能適應近代社會轉型的需要,留學與新式學堂替代了科舉教育。文憑是新式人才培養的象征,國家與社會借助于文憑來錄用人才。文憑大量造假的危害顯而易見。近代留學文憑造假集中在留日法政文憑,這些一知半解的人才對近代中國政治制度建構與社會治理嚴重影響是不言而喻的。其中對民國律師制度的不利影響尤其巨大。律師肩負維權、人權保障與權力制衡的功能,以文憑造假方式混入律師行業,嚴重損害了律師職業道德和職業能力。民國律師臭名昭著,被視為“妓女律師”、“刀筆吏”,與此不無關系(李嚴成,2014)。因此近代國家與律師公會對留學文憑造假共同進行治理。

                         

                        近代國家治理效果不盡如人意。針對大量假冒留日文憑蒙騙律師證書混入律師行業問題,北洋政府曾采取認證注冊等措施進行治理,收效甚微,南京國民政府也試圖通過復驗、重新換領律師證書加強治理,卻未實現預期目標。國家對律師等自由職業者的治理,必須得到社會組織的參與,共同治理。

                         

                        近代社會組織治理更具優勢。近代社會組織對于專業性、行業性的新型職業階層的治理相對于國家管理更具針對性。因此,近代西方國家不僅利用社會組織對國家權力進行分權與制衡,而且對多元化的社會進行有效治理。近代中國移植西方社會治理模式,但在大多數時期治理效果不盡如人意。國家雖然授權律師公會對入會者畢業文憑進行再審查,但在大多數時期只是流于形式。要實現社會組織有效治理,還需要提高社會組織治理能力,實現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南京國民政府改變了“司法不黨”體制,加強了對司法黨化控制,對律師公會也實行了國民黨的指導和一定程度上的黨化控制,此舉雖屢遭人們詬病與非議,但提高了律師公會治理能力,取得了較好的治理效果,卻是不爭的事實。上海律師公會經過國民黨改組后,改變了以往疏于監管或不作為,不僅在留日文憑造假的治理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而且在治理歐美函授文憑買賣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趙霞,2014)。經過南京國民政府最初的幾年卓有成效的治理,假“洋文憑”盛行的局面基本上得到遏制。

                         

                        社會組織有效治理,國家的支持與配合不可或缺。上海律師公會對留學文憑造假的治理,遭到來自包括律師行業在內的多重抵制。上海元老律師陳則民再三地提出恢復會長制度,反對委員會制度,得到相當多的會員律師響應,借此表達對律師公會改革與治理不滿而已。上海律師公會實行入會職員介紹人制度增加了部分律師入會的難度,王思濟律師便向司法部指控上海律師公會獨斷、越權,指責該制度缺乏法律依據,甚至指出連加入國民黨也沒有如此嚴厲的手續,王思濟還表示,律師公會暫行會則規定交驗學校文憑、律師證書只不過是入會手續而已,并沒有賦予律師公會領導有拒絕入會的權力(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全宗號七,案卷號2938)。司法行政部隨之介入調查。

                         

                        上海律師公會向司法部表明,律師公會嚴格審查留學文憑“不能見好同人”,以致遭到誣控。針對十分嚴重留學文憑造假,上海律師公會采取措施進行治理,因此招致嫌怨。律師公會遵守律師章程,敦促租界臨時法院禁止未入會律師或非律師執行職務,又不幸“開罪多人”。為履行律師公會的監管責任,上海律師公會地表示要繼續堅持查驗文憑,拒絕造假者入會(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全宗號七,案卷號2938)。司法行政部支持律師公會對留學文憑造假的治理,指出上海律師公會不存在濫權武斷之處,王思濟的訴求不過是對入會手續過嚴表示不滿而已,要求王思濟按照律師公會要求加入律師公會,服從律師公會的監管(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全宗號七,案卷號2938)。由此可知,針對轉型的近代社會,國家與社會的共同治理才會行之有效。近代國家與社會組織對留日文憑造假的共同治理的歷史經驗值得我們借鑒。

                         

                        作者簡介:趙霞,湖北大學外國語學院,湖北 武漢 430062,Email:zhaoxiaxia@hotmail.com。

                         

                        原文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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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關保英(2013).政府公共服務的法律建構研究.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

                        [4]李嚴成(2013).論民國律師公會的公法人性質.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4.

                        [5]李嚴成(2014).民國時期律師職業道德的規范與監管.倫理學研究.2.

                        [6]上海律師公會(1930).上海律師公會報告書:27.上海:上海律師公會.

                        [7]上海律師公會(1929).上海律師公會報告書:25.上海:上海律師公會.

                        [8]司法部(1927).民國司法例規.南京:司法部.

                        [9]趙霞(2014).國家與社會組織對留學文憑的共同監管.華中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

                        [10]中國史學會(1953).戊戌變法(2).上海:神州國光社.

                        [11][美]任達(1998).新政革命與日本-中國1898-1912.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12][日]青柳篤恒(1907).日本人之對中國留學生.申報.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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