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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文化史 【字體:

                        許效正:社會劇變中的佛教與國家——中華佛教總會與民初政府關系述評

                        作者: 文章來源:《世界宗教研究》2015年第4期 更新時間:2015年09月23日

                        摘要:中華佛教總會成立于1912年2月,是民國初年規模最大的現代佛教社團。在其存在的5年時間中,中華佛教總會圍繞著佛教社團的地位、佛教寺產的所有權歸屬、佛教寺產的判斷標準等問題,與民國政府展開了反復抗爭。在抗爭中,民國政府的佛教管理政策、佛教社團的組織形式和活動方式等都發生了重大變化。

                         

                        關鍵詞:佛教社團  政教關系  清末民初  宗教現代化

                         

                        清末民初時期(1895-1916),我國的政治體制經歷了兩次重大變化,即由君主專制到君主立憲再到民主共和。在民初的5年時間內,中央政府的組織形式又經歷了兩次重大變化,即由總統制到責任內閣制再到總統制。伴隨著政治體制的劇烈轉軌,中國社會的各個方面都發生了深刻變化。在新舊交替之中,佛教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而曠日持久的廟產興學運動更是將佛教逼到了生死存亡的危險境地。在各種因素的推動下,全國性的佛教社團——中華佛教總會應運而生[②]。中華佛教總會成立于1912年2月,由寄禪、太虛、諦閑、圓瑛、虛云、冶開等人聯合發起,總部設在上海的靜安寺,其地方組織一度發展到22個省級支會和400多個縣級分會,成為民國初年規模最大的宗教社團之一。在袁世凱政府的打壓下,中華佛教總會被迫于1915年底停止了一切活動。由于民國初年是一個共和制度已經確立但社會精英對之卻知之不多、破除迷信運動狂飆突進但宗教人士的維權意識也在迅速覺醒、民間組織千帆競發但有關法規卻形同空白的特殊時期,故中華佛教總會與民國政府的關系頗為不順,矛盾和沖突不斷發生。這些沖突主要是圍繞著中華佛教總會的地位、佛教寺產的所有權歸屬、佛教寺產的判斷標準等問題展開的。在反復的抗爭中,中國的宗教政策發生了重大變化,傳統佛教也度過了嚴重的生存危機,并在民主共和的歷史條件下重新獲得了新生,但中華佛教總會卻在在袁世凱政府的打壓下,被迫于1915年底停止活動。

                         

                        早在民國初年,時人對中華佛教總會予以一定的關注,當時以敬安、太虛、圓瑛、諦閑、虛云等為代表的一大批高僧,以熊希齡為代表的諸多社會名流,都以不同的方式參與了中華佛教總會的活動,當時的報刊雜志也對這些活動進行了及時報道,留下了大量的珍貴資料。今人關于中華佛教總會的論述最早散見于佛教史的專著里。這方面的主要成果有鄧子美的《傳統佛教與中國現代化:百年文化沖撞與交流》(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陳兵、鄧子美的《二十世紀中國佛教》(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陳永革的《佛教弘化的現代轉型》(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王永會的《中國佛教僧團的發展及其管理研究》(巴蜀書社2003年版),溫金玉的《中國社會的劇變與近現代佛教的轉型》(覺醒主編:《佛教與現代化:太虛大師圓寂六十周年紀念文集》,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等。這些成果所涉及的內容多是對中華佛教總會的一般性介紹,還缺乏系統研究。臺灣學者釋東初的《中國佛教近代史》(臺灣東初出版社1974年版)和美國學者霍姆斯•維慈(Holms Welsh)的《近代中國的佛教制度》(上下冊)(臺北華宇出版社1988年版),雖然有對中華佛教總會進行了系統介紹,但并未對中華佛教總會與民初政府的關系進行深入研究。有鑒于此,本人以《政府公報》、《佛教月刊》和《佛學叢報》等為核心資料,對民國初年中華佛教總會與政府的關系進行梳理,以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一、關于中華佛教總會地位的沖突

                         

                        在民國初年的眾多社團中,無政府主義的色彩非常濃厚,不少社團以監督政府、批判政府為己任,深受此風影響的中華佛教總會當然也不例外。成立之初,它便宣稱自己是全國佛教的統一機關,并要求享有與民國政府對等的地位。這些要求雖然遭到了南京臨時政府內務部的斷然否定,卻得到了孫中山的首肯。南北統一后,由于袁世凱政府不承認中華佛教總會的特殊地位,雙方便展開了一番激烈的沖突。

                         

                        1.孫中山對中華佛教總會特殊地位的首肯

                         

                        中華佛教總會成立的時候,就宣稱自己是全國佛教的統一機關,它的綱領規定:“本會有整頓佛教進行一切事宜,及保全佛教公團財產上處分之權。”據此,該章程對僧尼的資格認定、寺庵住持的更換以及寺產處置程序做出了明確規定:“凡已受戒之僧雖有戒牒,亦須報告入冊,另給入會證書”,“各寺庵住持更替,無論十方子孫均須報告就地分部查明認可方可接充,不得私相授受及串通地方干涉等情”,“各寺庵財產無論十方捐助及自行手置,均為佛教公產,只應保守不得私自變賣。如出于特別事故欲變賣者,須報告就地分部調查,轉呈支部及本會認可方可推割”等。[③]南京臨時政府雖然批準了中華佛教總會的立案呈請,但拒絕承認它是全國佛教統一機關,理由有二:一是“民國初立,各會紛歧,即佛教一端已有種種名目”,如果承認中華佛教總會為全國佛教統一機關,恐怕其他佛教社團不服,致起糾紛;二是懷疑中華佛教總會的領導人是否有統一佛教的能力:“須知天下名山最多,僧流不少,如果該會確守宗旨,辦理事事秉公,為人所信服,則該會亦因之發達,不求統一而自統一;若空立名目,而又意見歧出,不顧公益,毫無成績之可言,則終成渙散之勢,況統一乎?”[④]內務部的意見是有道理的,在1912年3月至1913年10月間,經內務部批準的全國性佛教社團除了中華佛教總會以外,還有蒙藏佛教聯合會、中央佛教公會、中國佛教青年會、番漢僧俗佛教聯合會等[⑤],顯然無法承認中華佛教總會是全國佛教總機關。

                         

                        盡管南京臨時政府內務部明確拒絕承認中華佛教總會為全國佛教統一機關,但該會領導人并未放棄這一努力,隨后,他們又致電孫中山,提出了《佛教會要求民國政府承認條件》。這些要求主要是圍繞著中華佛教總會的權利以及它與民國政府的關系提出的。關于自己的權利,中華佛教總會提出了六項要求:一是“佛教會得于一切處自在布教”;二是“佛教會所享民國政府保護之普通利益、特別利益,應與各教同等”;三是“民國政府對于佛教會有完全保護之責任”;四是“佛教會有監督佛教公團一切財產上處分之權”;五是“佛教會有整頓佛教一切事業促其發達之權”;六是“佛教會有調和佛教信士種種競爭維持其秩序之權”。關于中華佛教總會與民國政府關系,它提出了七項要求:一是“民國政府承認佛教會為完全自在之教會”;二是“佛教會于推行改良社會之宣講教育及救濟社會之慈善事項時,有通告民國政府請其如約保護之權”;三是“佛教會于民國政府裁判佛教信士犯國律案時,有派員旁聽之權,或遇民國政府有裁判不公等情,佛教會得要求復行裁判”;四是“佛教會在法律范圍內之種種行為民國政府不得干涉”,五是“佛教會于佛教事業外概不干涉”;六是“民國政府承認佛教會后,應訂立保護專條,列入法典”;七是“本條件若佛教會認為當修正加增時,得向民國政府提議”等。[⑥]

                         

                        中華佛教總會以上要求,顯然是不切實際的,但在當時無政府主義思潮盛行的歷史條件下,這些要求似乎具有若干合理性,因此,即將卸任的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完全答應了這些要求。他首先表示:“公函暨佛教會大綱及其余二件均悉”,這里所說的“其余二件”,就包括《佛教會要求民國政府承認條件》。其次,孫中山對中華佛教總會的做法贊賞有加:“貴會揭宏通佛教,提倡戒乘,融攝世間出世間一切善法,甄擇進行,以求世界之永久和平,及眾生完全之幸福為宗旨。道衰久矣,得諸君子闡微索隱,補弊求偏,既暢宗風,亦裨世道,曷勝瞻仰贊嘆!近世各國政教之分甚嚴,在教徒苦心修持,絕不干與治政,而在國家盡力保護,不稍吝惜,此種美鳳最可效法”。最后,表示完全接受中華佛教總會的要求:“民國約法第五條載明中華民國人民一律平等,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區別,第二條第七款載明人民有信教之自由,條文雖簡而含義甚宏,是貴會所要求者,盡為約法所容許,凡承乏公仆者,皆當力體斯旨,一律奉行。”[⑦],孫中山以臨時大總統的身份寫給中華佛教總會的回信刊登在3月27日的《臨時政府公報》上,其法律效力姑且不論,其影響力無疑是巨大的。

                         

                        2.重新注冊的危機

                         

                        南北統一以后的袁世凱政府是一個包括北洋派、革命派、共和派三大政治勢力的民主共和政府,盡管三派政治勢力對佛教均無好感,但還能夠按照《臨時約法》的基本精神處理當時的社會熱點問題。1912年8月,鑒于此前成立的宗教社團問題較多,“有侵越行政權限者,有障礙地方公益者,有總會章程與分會章程前后不相符合者,甚有以各教主降生年月與中華民國紀元并列者”,內務部便向各省都督和辦事長官發出通令,要求他們“即轉飭所屬各地方各項教會,其有在八月一日前成立者,無論已否得部批準,務須將該會會章詳加厘定,重行呈部審定,分別準駁,以防流弊而杜紛糾”。[⑧]接到命令后,中華佛教總會也向內務部呈遞了立案呈請,但沒有對章程進行任何修改。此舉讓內務部感到不快,為此專門發出批示,要求它對其章程進行修改:“該會以闡發宗風,昌明佛學,提倡各種慈善事業為宗旨,深堪嘉尚。惟該章權限內所稱為統一佛教總機關一節,前于南京大同會呈及該會呈迭經本部批駁在案,未便特許,其條內各項亦有尚應酌改之處,仰即遵照簽注各條修改呈核可也”[⑨]。

                         

                        內務部的批示無疑是對此前孫中山承諾的否定,這讓該會領導人頗為焦慮。為了改變內務部的決定,中華佛教總會會長寄禪大師便致函熊希齡,希望他說服袁世凱,進而給內務部施壓。熊希齡不但是寄禪大師的同鄉和詩友,而且對佛教頗有好感,他“早年與譚嗣同、唐才常等人相好,彼此間常談論佛學,且與八指頭陀敬安(即寄禪大師)相交,八指頭陀比熊希齡長二十歲,熊經常向他請教”[⑩]。1914年淡出政壇后,熊希齡自稱雙清居士,積極從事佛教和慈善事業。當時熊希齡正在熱河都統任上,出于同鄉、詩友之誼和對佛教事業的關注,他即由熱河進京面見袁世凱,懇請他善待佛教:“竊維共和成立,各省秩序未盡恢復,爭奪相乘,毫無人道。其故由于舊日社會腐敗,道德墮落,教育未普,風俗日頹。今欲匡其不及,惟須由宗教著手,乃足以濟教育之窮……茲有湘人八指頭陀天童寺僧敬安,道行高潔,熱心救世,以國人風氣澆漓,思欲振興佛教,又因各省攘奪寺產,日本僧人乘隙而入,慮及為淵驅魚,求政府按照約法信教自由,力加保護,俾得改良佛教,敦進民德,以固共和基礎。……齡因該僧宗旨相合,用敢代懇鈞座飭交內務部及各省都督加以保護,勿任摧殘,不勝待命之至。”[11]

                         

                        熊希齡的意見引起了臨時大總統袁世凱的重視。袁世凱是一個典型的現實主義政治家,他在清末擔任直隸總督期間,曾將直隸境內所有的民間寺院改為學堂,但在擔任臨時大總統后,迅速改變了蔑視佛教的態度。這是形勢變化的需要,因為共和制度的確立,臨時約法的頒布,都要求按照宗教自由的精神保護佛教,因此,他就任臨時大總統時,即公開宣布:“人民信教自由。舉凡各教,均一視大同,毫無偏倚,不論其信教與否,亦不論其信仰何教,均須互相尊重,悉泯猜嫌,冀享幸福。”[12]與此同時,為了鞏固統治地位,他又竭力拉攏各方勢力,尤其重視與進步黨的關系,而熊希齡則是該黨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基于以上原因,袁世凱對熊希齡的意見非常重視,便將他的呈請連同中華佛教總會的章程和立案呈請迅速轉給了內務部。

                         

                        對于熊希齡的做法,內務部很是不滿,毫不客氣地批判道:“大總統發下熊君希齡呈并中華佛教總會呈及章程各一件到部請查照保護前來,詳閱該章程各條均與該僧等日前呈部者無異,而熊君呈內殷殷以力加保護為請,若深恐本部有任各省摧殘之意者,此中不無疑義”。接著,內務部對中華佛教總會進行了尖銳的批判:一是批判它以會統教:“大抵中國現時情形,教會與宗教不相混,宗教與寺廟不相攝,該會至欲以會統教,以教統廟,與從前習慣、臨時約法均置不顧,本部職司行政,未便茍同”;二是不承認它是全國佛教總機關:“蓋佛教徒之設立教會者,所在多有,不止該僧等一個團體,設各該僧團亦以其所設立教會紛紛來部呈請特許為統一佛教總機關,又將何以應付之乎?”;三是要求它服從民國政府的管理:“至國家既認各教團為私法人,自不能視與政府平等,則所用公文即宜遵照程序,無得僭越。乃各教會章程往往有通告政府保護等語,是儼然以公法人自居,尤與約法不相符合。本部嗣后遇有此等章程,一律批斥修改,以正名實”。[13]據實而論,內務部對中華佛教總會的批判并不過分,也是符合當時實際情況的。

                         

                        在內務部的壓力下,中華佛教總會對其章程進行較大修改,刪除了那些所謂涉嫌以會統教、以會統廟的條款,重新呈請立案。不料,內務部于1913年3月再次駁回了它的立案呈請,原因是章程“面署釋尊應世年歲與中華民國年月相并列”,而這恰恰是1912年8月《內務部通飭各省都督、辦事長官轉飭各教會厘定會章重行呈部審定文》中著重批判的四大問題之一。內務部駁回中華佛教總會立案呈請的理由有:一是蔑視民國政府,“中華既向無國教,又經決定以民國紀元,該會會員本同系國民,自不應兩奉正朔”,二是有礙政教分離政策的實施,“國內宗教不止釋氏一家,設各教徒紛紛效仿,竟自奉其教祖之紀年,匪惟使民國紀年之式愈益紛歧,亦且致政教兩方互相侵越,非所以昭統一也”;三是違反大總統命令,“該章程既稱奉大總統令發印行,則于大總統令準而外,自不得妄增毫末。前本部詢準國務院覆稱,此項紀年之式并未由大總統準,本部尤宜遵照辦理”,據此要求該會“迅將該章程署面修改妥協后,再行呈部備案,并將已發出之章程全數收回,改換冊面”。[14]隨后,中華佛教總會按照內務部的要求對章程進行了修改,內務部才批準了其立案呈請,中華佛教總會重新注冊的危機得以解除。

                         

                        3.更換圖章的風波

                         

                        民國初年,不少社團為了突出自己的重要性,在圖章上動了不少心思,有的圖章甚至比內務部的公章還氣派。為了改變這種混亂狀況,內務部與1913年11月發出通令,要求各類私立社團按照統一規格更換圖章。中華佛教總會自以為地位特殊,便向內務部申訴,希望予以特殊照顧。這種行為令內務部非常生氣,對中華佛教總會的訓斥也是嚴厲的:“私團圖記既經本部酌定規則,各該會社自應一體遵行,以昭劃一。該佛教總會既非法定機關,其圖記并非政府頒發,其性質自與商務、農務、教育等會不同,何得自居于一般私立團體之外?若謂該會現用圖記系經政府核定未變更改,不知法令之施行不能一成不變,新法令之效力發生,舊法令之效力當然消滅。況從前政府之核定,乃出于臨時之批答,并無條約之根據,其效力尤不能束縛新行法令耶!該呈又謂區區方寸間恐不能容三體文字,然雕刻之道,精粗疏密亦視其藝術如何,面積之大小,字體之多寡,殊無絕大之關系。至謂規模狹小,恐不足以堅滿蒙內向之心,尤為過慮。滿蒙之能聯合與否,亦視該會之實力如何,區區圖記,何能為力?似此藉詞推諉,所引各節既無適當之法令,又無充分之理由,率行呈請,殊屬妄瀆!著即遵照部章迅將各該現用圖記一律更換,分別呈核可也”[15]。從這份批示的內容看,內務部的態度非常明確,那就是中華佛教總會不能獨立于其他社團之外,必須無條件地服從內務部的管理。經過這次嚴厲的訓斥,中華佛教總會自視優越的感覺受到了極大壓制,它與袁世凱政府的關系也因此逐漸步入正常軌道。

                         

                        二、關于佛教寺產所有權歸屬的沖突

                         

                        在傳統社會里,佛教是影響最大的宗教,歷屆官府、地方紳士和普通民眾對之都很尊崇,但規模龐大的寺廟財產卻始終沒有明確的法律地位,因此社會各界對佛教寺產歸屬的看法也截然不同:各級官吏習慣上將它們看做可以隨時沒收的官產,地方紳士則將它們視為十方捐獻的地方公產,而僧尼則將之視為可以時代相傳的私產,“此寺彼庵,各自封執,傳徒及孫,儼同世俗”[16]。正因如此,在清末民初的廟產興學中,社會各界對佛教寺產的爭奪非常激烈,由此引發的社會矛盾也相當尖銳[17]。民國建立后,按照《臨時約法》的基本精神保護佛教寺產已經成為社會各界的共識,袁世凱政府也及時頒布了保護佛教寺產的命令。但是,由于佛教寺產來源的復雜性和破除迷信思潮的影響,僧俗兩界對佛教寺產的爭奪依然非常激烈,這就要求袁世凱政府盡快明確佛教寺產的所有權。由于沒有現成的經驗可資借鑒,在各方意見的影響下,袁世凱政府的相關政策先后經歷了“寺產屬于佛教”、“僧人私產屬于佛教”、“寺產屬于佛教社團”和“寺產屬于寺廟”等4個階段,而每一次變化,都伴隨著中華佛教總會與袁世凱政府反復抗爭。

                         

                        1.僧尼的激烈反抗與寺產屬于佛教公產原則的確定

                         

                        在傳統社會里,歷屆官府只承認祀典廟宇(其中包括少數佛寺道觀),除此以外的各類廟宇(包括民間私建的佛寺道觀和各類民間神廟),一律被視為應該取消的淫祠,清末廟產興學運動的猛烈發展,就是此種認識的集中體現。武昌起義爆發后,隨著革命形勢的迅猛發展,破除迷信運動也在各地迅速展開,包括祀典在內的各種廟宇均被視為封建迷信的策源地而遭到了巨大破壞,數量眾多的佛教寺院更成為社會各界爭奪的重點,“奉天、吉林、黑龍江、直隸、山東、山西、四川、陜西、新疆等省,兩湖、兩廣、河南、福建、云南、貴州、安徽、江蘇、浙江等省,均紛紛攘奪廟產,假以團體名義,毀像逐僧者有之,苛派捐項者有之,勒令還俗者有之,甚至各鄉董率領團勇強行威逼,稍有違抗,即行稟報該管官廳嚴行拘捕。” [18]這種普遍發生的過激行為,激起了佛教人士的強烈反抗,《臨時約法》頒布后,他們的民主意識、平等意識和維權意也在識迅速覺醒,紛紛以上書、請愿等方式,要求民國政府按照保護宗教自由憲法精神,切實保護佛教寺產:“佛教自東漢流傳已歷數千余載,雖專制時代猶屬加意保存。民國成立,凡屬民人應享法律上同等之權利,約法所載,昭如日月。乃云南、浙江、廣東等省,于佛教廟產紛紛攘奪,移作他用,且教徒無罪不應受罰,何得奪其財產?即使犯罪,止可治人,即欲奪產,止得奪其一處,不得動及全局。又約法所載,人民由保有財產之自由,佛教公產,佛教得而有之,佛教得而用之,誰得而奪之?”[19] 為了回應佛教社團的要求,國務院于1912年6月25日發出通令,宣布“佛教徒不過因所奉宗教別具名稱,其實亦為人民之一,該教財產自應仍為該教所保有”,要求各省切實保護:“其因臨時占用者,仍應妥為清理,分別發還,俾佛教人民得享約法保障。至未占用各廟產,通由各該管長官按約法第六條切實保護。如有藉端侵占,一經佛教徒提起訴訟,該管官廳應即秉公核斷,一律退還,用示民國人民一律平等之至意。”[20] 這個命令明確否定了西周以來只保護祀典廟宇的傳統政策,確立了“寺產屬于佛教”的原則,這是中國宗教管理政策的重大變化。

                         

                        “寺產屬于佛教”原則的出臺,不但得到了宗教人士的熱烈歡迎,而且也得到了一些地方政府的認同。1912年7月下旬,浙江都督就根據浙江佛教會支部的呈請,要求吳興縣嚴知事切實保護湖州金環寺:“此案前據范燮元等具控到府,當以僧尼同為民國人民,所有財產自用遵照臨時約法一律保護,且現奉國務院咨行有案,更不得藉名興學希圖侵占”[21]。8月,他又否決了上虞縣自治會將資圣寺產業拍賣,充作建筑西鄉沙河塘之用的決議:“查佛教田產業經本軍府令司通飭所屬一體保護在案,該寺產業事同一律,未便由該自治會擅行拍賣變價,充作筑塘經費,仰上虞知事沈祖綿迅即查明,飭令該會將議決案取消,以保寺產”[22]。這雖然與當時的政治形勢密切相關,但中華佛教總會的努力也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因素。

                         

                        2.地方政府的反對與寺產屬于佛教政策的反復

                         

                         盡管“寺產屬于佛教”的政策符合《臨時約法》的基本精神,但它卻忽視了清末新政以來各地都在大規模強占寺產舉辦各類新政的基本事實,因此,這一政策剛出臺,就遭到了地方政府的強烈反對(當時掌握各級政權的社會精英就是廟產興學運動的直接推動者)。湖南都督譚延闿認為,僧侶不事生產,能自置產業者百中不過二三,故各處庵寺的主權非屬華宗巨族,即屬地方民眾,若按照國務院命令行事,“必致主權含混,轇轕滋多,僧俗爭持, 政教沖突,不獨此后公益阻力橫生,目前自治機關與夫地方小學即將首蒙其影響”[23]。吉林都督陳昭常也認為,各地寺產“大半由十方捐助得來,并非僧道所固有,不能與人民自有之財產相提并論” [24]。據此,他們不約而同地要求內務部廢除“寺產屬于佛教”的政策。

                         

                        在地方政府的壓力下,內務部便將寺產屬于佛教的政策改成了“僧人私產屬于佛教”的政策。1912年8月23日,內務部明確指示湖南都督府政府:“遇有以寺庵財產交涉者,須以有無確實憑據,斷定其所有權之主體。”[25] 這是袁世凱政府實行“僧人私產屬于佛教”政策的開始。1912年10月19日,內務部又將佛教寺產分為官、公、私三類,具體標準是:“該祠廟歷屬于國家祀典者為官產,其有年代碑記無考,非公非私者亦屬官產;由地方公共鳩貲或布施建設者為公產;由該祠廟住守人募化及以私產建設者為私產”[26]。按照以上標準,內務部重新確立了處理寺產糾紛的原則:一是區別主權:“各廟有公產私產之別,即各僧有主體客體之分,公私界限每以混含,僧俗主權尤多糾葛,茍非詳為區別,斷難兩得其平。……若概以宗教財產目之,貿然加以保護,不獨為各地方行政之妨礙,亦大失民法上物權之精神。” 二是保護僧人私產:“如持有私置確據,自應驗查明實,分別發還。若事涉真假之間,即當退居客位,聽從提用,以重財權。” 三是妥善安排僧侶生活:“衣缽蒲團,生命所托,持之過激,小之不免凍餓之虞,大之即為地方之害,是在為政者妥為安置,無使失所依歸,庶足以示體恤而彌隱患。”[27] 內務部這樣規定的意圖非常明顯,那就是竭力縮小寺產保護的范圍,滿足各地繼續搶占寺院財產的需求。

                         

                        3.寄禪大師的圓寂與寺產屬于佛教社團政策的出臺

                         

                         “僧人私產屬于佛教”政策的出臺,使中華佛教總會會長寄禪大師憂心如焚,因為這些政策一旦付諸實施,“僧界將立招破產之禍” [28]。為了避免這種結果的出現,他于1912年底率各省代表向內務部請愿,接待他們的是職掌全國宗教事務的內務部禮俗司司長杜關。由于兩人的立場截然不同,寄禪大師與杜關發生了激烈沖突。寄禪大師皈依佛門四十余年,早年曾割肉燃指供養佛祖,是一個潛心禮佛的得道高僧。而杜關則是對佛教深惡痛絕的革命黨人,他二十歲中秀才,三十歲中舉人,三十四歲中進士,國學造詣精深,1901年后,杜關又在秋瑾的影響下投身革命,并于1905年加入同盟會,此后,他積極宣傳革命思想,多次參與暗殺活動,成為思想激進的革命黨人。由于杜關深受“不語怪力亂神”的儒家觀念和民主共和思想的雙重影響,故對佛道二教素無好感,“僧人私產屬于佛教”政策的出臺與他有直接關系。由于立場和觀念不同,二人發生了激烈沖突,“寄禪與之辯論,杜氏持之甚堅,且多凌蔑,寄禪氣憤難宣,歸即氣痛,晚飯不能下咽,寄禪對于佛教之前途非常悲概,涕泗滂沱” [29],幾個小時后,一代高僧寄禪大師竟在北京法源寺圓寂了!這件事在僧界和知識界引起了軒然大波,“各界聞之,皆嘆其謝世之速,而憤杜某之可惡”,并將杜關成為“么魔小丑”。[30]

                         

                        在輿論的壓力和熊希齡的干預下,袁世凱政府又廢除了“僧人私產屬于佛教”政策,重新強調寺產屬于佛教公產,并承認中華佛教總會是佛教寺產的所有人。1913年1月13日《內務部咨浙江都督覆陳本部對于各項祠廟意見請酌量辦理文》中,內務部明確規定:“佛教總會對于在會各廟之私有財產,自有代表佛教為所有權主體之資格,……除以該廟資格與外界交涉者,無論刑事上民事上均應由該會代負責任外,其各僧徒以私人資格犯罪者,應由該會隨時送官懲辦。”[31] 這就公開承認了中華佛教總會的佛教寺產所有人資格。1913年3月,內務部又批準了中華佛教總會立案呈請和章程,再次承認了中華佛教總會是寺產的所有人資格(因為中華佛教總會的章程明確規定:“山寺田園本屬四方僧物,非施舍而來即苦行所積,與他項公產私產性質不同。佛教公團應得保守,或開山以辦農林,或采礦以興實業,所有荒蕪之地當一一調查。”[32] )。1913年底,中華佛教總會上書國務院,再次要求袁世凱政府承認其寺產的所有人資格:“查中國習慣,寺廟財產凡屬于國家發帑建設,或個人與團體集資建造者,公緣信仰佛教起見,延僧管理,先已固定其財產不得作為他用。衡之民法,取與權本,無稍差異。究其主從之分,仍以佛教為主,僧徒為從,其所有權已屬于佛教之公團。”[33] 不久,內務部又發出訓令,轉發了中華佛教總會的呈文,并要求各地軍政長官“通令各屬查照可也” [34]。以上事實表明,袁世凱政府已經承認中華佛教總會的佛教寺產的所有人資格。

                         

                        在以后的實踐中,袁世凱政府逐步完善了“寺產屬于佛教社團”政策,其主要內容有以下幾點:第一,僧尼對寺產只有管理權,沒有處分權。1912年11月,內務部發出通告,宣布:“凡各廟住持僧道等,除由該教祖宗遺產或該僧道自置私產準其自由處置外,對于官立公立各廟產均祗有管理權,無所有權,不得以個人名義擅自轉移及影射、抵押,暨已脫離宗教仍舊占據各情。其有曾經典當抵押者,所立契約概作無效,仍勒令該僧道等自行備價償還。”[35]第二,寺產不能以個人名義抵押:“祠廟對于國家或宗教既均屬公產,無論債務債權兩方面均不能以私人資格指令抵押,或假其名義向人貸借財物。若有此事,則借者貸者均屬違法。”[36]第三,僧尼犯罪不能罪及寺廟:“若該居住人不本其性質,不遵其目的,而以己意妄自行動,則對于該祠廟已犯有違反職務之罪。該祠廟不惟不應代受其禍,且其職務名譽反因之而受大損失……以后如遇居住人不法者,即不能罪及祠廟,以符世界各國保護慈善公益之意。”[37]第四,佛教社團有管理寺產的義務:“佛教總會對于在會各廟之私有財產,自有代表佛教為所有權主體之資格,即有代負責任與督察舉發之義務,除以該廟資格與外界交涉者,無論刑事上民事上均應由該會代負責任外,其各僧徒以私人資格犯罪者,應由該會隨時送官懲辦。如果知情不舉,故意縱容,則責任所在,咎所難辭,該管官廳即應分別情節,按律處判,自未便以總會章程置法律于不顧。” [38] 這些原則,既禁止社會各界搶占寺產的行為,又可以防止寺院住持僧人中飽私囊,對佛教的健康發展無疑是有利的。

                         

                        4.寺僧爭訟的加劇與寺產屬于寺廟政策的確立

                         

                        寺產屬于佛教社團原則的確立,固然是袁世凱政府對中華佛教總會的重大讓步,同時也有自己的打算,那就是盡量推后寺產保護的時間。民國建立后,保護寺產已成為國家的一項基本政策,但社會各界對寺產保護起始時間的斗爭一直非常激烈。佛教界人士主張應從武昌起義爆發之日起開始保護寺產,此后被強占的寺產應一律歸還;而地方政府則主張應以袁世凱政府正式批準中華佛教總會的立案呈請之日起開始保護寺產,此前占用的寺產一律不再歸還。當佛教社團一再強調它們是寺產的所有者時,袁世凱政府便順水推舟,確立了寺產屬于佛教社團的原則,并且強調:“約法頒布以后而當各教會未成立之先,凡未經查明確系宗教所私有者,其廟產仍無獨立形式,斯時國家或團體仍得適用習慣視該廟為公有而隨意處分之。”[39]這樣就既把寺產保護的時間推遲了一年多(因為袁世凱政府批準中華佛教總會立案呈請的時間是1913年4月初),又使中華佛教總會有苦難辯,從而達到了恢復社會秩序的目的。

                         

                        但是,任何事情都要其兩面性,袁世凱政府通過承認中華佛教總會的寺產所有人資格,固然達到了推遲寺產保護時間的目的,但中華佛教總會卻以此為契機,支持各地僧人提起了大量的寺產訴訟,討要被搶占的寺產,如1912年—1913年間,上海縣就發生了15起由僧人提起的廟產訴訟案件[40],而這些案件的背后,都有中華佛教總會的影子。對復雜的案件,中華佛教總會從不輕言讓步,一直將官司打到內務部,1913—1914年兩年間,內務部批示過的寺產訴訟案就多達12起。層出不窮的寺產訴訟,不僅有效遏制了各地搶占寺產的行為,而且也擴大的中華佛教總會的影響力和號召力,其地方組織和會員的數量都有了較快發展,進而有效遏制了各地強占寺產的行為,給各級政府造成了很大壓力。

                         

                        為了改變這種狀況,地方政府紛紛要求取消佛教社團代理寺產訴訟案件的資格。1913年9月,江蘇省政府發出訓令,禁止中華佛教會江蘇省支部代理廟產訴訟:“民事訴訟,僅限于當事人及有關系人之經法令許可者,此外更無他人代訴之理。近乃迭據江蘇佛教總會江蘇支部以該會名義藉口保護佛教,干涉各地方廟產案件……查僧徒以闡揚佛會為目的,集會固由自可。至于保護廟產,國家設有官廳,負其責任。如果實被損害,應由僧徒自行訴訟,該會何得藉口保護,妄用咨文,倨詞指使?為此,訓令各縣知事,仰即出示曉諭境內各僧徒,須恪守清規,不得藉讬名義,妄干政權。” [41]1914年6月,內務部也建議袁世凱取消中華佛教總會代理寺產訴訟的資格:“兩載以來,關于該會案件層見疊出,其最紛擾者,如江蘇如皋縣之廣福寺,泰縣之古學宮,湖南長沙縣之寶寧寺,訴訟積牘,纏抗不休”,認為引起這種現象的根源就是其章程第十一條癸項稱“佛教財產應為佛教公有,或有藉端侵占,本會力任交涉” 。[42] 1915年3月,內務部對中華佛教總會北京機關部理事長法源寺住持道階頻頻代理廟產訴訟的做法進行了批評:“本部對于品行端正,理解明通之信徒,自應力為保護,俾教旨日益昌明;若其未能雕執凈心,思藉官廳勢力為種種利用之方,本部亦未敢過事放任,致滋流弊。”[43]

                         

                        在這種形勢下,袁世凱于1915年8月20日發布了《大總統申令》,宣布寺產屬于寺廟:“民國肇建,于法律范圍以內均有信教與財產之自由。惟改革之初,土豪莠民往往藉端侵占,控訴之案紛紜不決,關于僧侶廟產者尤多,嗣經該部規定寺院管理暫行規則,藉示限制,而訴訟舊案往往纏抗不休。此等廟產或由于教徒之募集,或由于人民之布施,其所有權未經讓與以前,當然屬諸寺廟,應由該部通飭地方官吏,對于寺廟財產,責成該管官切實保護。除僧侶熱心公益自愿捐輸仍準稟明立案外,均應嚴禁侵占,違者依法治罪。”[44]寺產屬于寺廟政策確立后,中華佛教總會代理寺產訴訟的資格被自然取消,各地寺僧失去了中華佛教總會的支持,也無力與地方政府抗衡,寺產訴訟現象因此大為減少。

                         

                        三、關于佛教寺產判斷標準的沖突

                         

                        民國建立以后,社會各界對袁世凱政府確立的“保護佛教寺產”的政策分歧不大,但對“寺產”范圍的認識卻針鋒相對:佛教人士認為,凡是由僧尼駐守的廟宇均屬于佛教;地方官員和紳士則認為,只有僧人私產才歸佛教所有,除此之外的其它廟宇,即使由僧尼駐守,也不屬于佛教。1912年6月25日,袁世凱政府確定的“寺產屬于佛教”政策,其實是采納了佛教人士的觀點,而1912年8月宣布的“僧人私產屬于佛教”政策,則是采納了地方官員和紳士的觀點。1913年初,在佛教社團的壓力下,袁世凱政府廢除了“僧人私產屬于佛教”政策,為了平息各方分歧,開始確定寺產的判斷標準,與中華佛教總會之間的斗爭也隨之展開。在雙方的爭論中,袁世凱政府對佛教寺產的判斷標準也逐步清晰起來。

                         

                        1. 袁世凱政府寺產判斷標準的形成

                         

                        袁世凱政府確立“寺產屬于佛教社團”的原則以后,佛教社團紛紛上書、請愿,要求袁世凱政府保護入會的一切廟產。1912年11月,中央佛教公會發起人譚光鑑等人呈請內務部,請求袁世凱政府通令各省,保護加入該會的一切寺廟財產,“以維地方安寧之序,而堅蒙藏內向之心” [45]。在批示中央佛教公會的呈請中,內務部明確了佛教寺產的第一個評定標準,即以出資人意愿為斷。內務部的首先指出:“中國習慣,宗教與寺廟實立于對待地位……蓋教團之性質本屬單純,而寺廟之沿革極為復雜,應否以教團為所有權之主體,必視其證據之有無,經法律之解決,始能判斷。如果證據明確,絕對為佛教所有,則該廟產當然為公益法人,無須本部明定;若性質未明,界限未判,遽以部令通行各省,混寺廟教團為一,而定為公益法人,是以命令代法律,且以行政司裁判,非共和國所宜有也。”[46] 接著,內務部指出了佛教寺產的范圍:“所謂佛教財產者,亦僅限于施舍、捐助二者以內,而中國各寺廟,有歷代列入祀典之官廟,有地方以特別事故公建之祠社,有一人一姓獨建之私廟,往往招雇僧尼、道祝,以為看守屋宇,照料香火之用,而其所有權仍以原當事者為主體,是寺廟財產顯有官公私之別無疑。” [47]具體哪些財產應該屬于佛教所有,應視具體情況而定。最后,內務部給出了判斷廟產是否屬于佛教社團的標準:“如果緣于宗教上之信仰,具單獨之意思,確指為供佛給僧之用者,當然認為佛教之公產;若其目的別有所在,或意思別有所存,則其主權應別有所屬,該宗教團即不得強為干涉。”[48] 在同一期《政府公報》刊登的《內務部覆國務院佛教總會章程應加修改函》里,內務部再次肯定了以出資人意愿為斷的評定標準:“佛教財產之性質最為單純,必出于華宗巨族所舍施,或十萬民眾所捐助,其目的確緣于宗教之信仰,具單獨之意思而無他種關系者”[49]。在這兩份批示中,內務部對宗教廟產判斷標準的表述是一致的,即以出資人的意愿是否緣于宗教信仰為標準,這是袁世凱政府的寺產政策向著現代方向邁出的關鍵一步。

                         

                        以出資人意愿為斷的標準雖然符合保護宗教自由的憲法精神,卻無法緩和社會各界對寺廟財產的激烈爭奪,原因是絕大部分廟宇的歷史都很悠久,出資人不僅數量多,而且時間差別也很大,故以出資人的意愿來判斷廟宇的歸屬,顯然沒有實際意義。為了緩和日益激烈的廟產糾紛,袁世凱政府不得不重新審視寺廟財產的判斷標準。1913年6月2日,《政府公報》刊登了《內務部覆吉林都督電》,其中對宗教寺產判斷標準的表述就有了很大變化:“宗教寺院應以該正殿所供之主位神像見于各宗教經典者為限,宗教財產應以出于信仰之目的,具單獨意思,確指為焚修之用,而捐助或施舍者為限。寺產證據應以碑志、志乘、或成文契約所稱述者為限。其有主位神像出于正史暨祀典或政令與地方志乘、人民習慣者,以及由個人或團體以特別事故襲宗教名稱建立寺院,而其事實尚繼續舉行或尚可考見者,并其證跡湮滅,性質無可考,或證跡含混,性質難辨,或僅有器具、梁壁及普通契券上之署名者,均與宗教無涉。” [50]這個表述的意思有二個:一是判斷某一處廟宇是否屬于宗教廟宇,就先看它正殿主位神像,只要主位神像不是出于宗教經典的廟宇,一律不屬于宗教廟宇;二是判斷某處財產是否屬于該廟宇,就看相關碑記、志乘、或成文契約有無記載。這個表述既貫徹了信教自由原則,又比較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1913年6月20日,袁世凱政府公布了《寺院管理暫行規則》,它對宗教廟產的判斷標準的表述是這樣的:“本規則所稱寺廟,以供奉神像見于各宗教之經典者為限。寺院神像設置多數時,以正殿主位之神像為斷。” [51]這是民國政府頒行的第一個宗教管理法規,偶像判斷標準因此上升為國家法律。1913年9月,內務部還專門發文糾正了直隸省政府在寺產判斷標準上的錯誤。直隸省政府頒布的第952號命令中對佛教寺產的判斷標準的表述是:“有切實自置契據碑記者為僧人私有廟產,應由官廳認真保護,無切實自置契據碑記者為地方公有廟產,應聽官紳公議處分”[52]。這個規定顯然違反了《寺院暫行管理規則》有關規定。在給直隸省政府的訓令中,內務部明確指出:“查本部前制《寺院管理暫行規則》第一條所稱‘正殿所供神像見于各宗教經典者,其廟產為宗教所有’一節,本賅括宗教公私兩方面而言,若加以解釋,則凡以私產自置者,為教徒私產,凡出于人民捐助十方施舍者為宗教公產。該省令所稱雖不出本部規定范圍,究與宗教公產一層未免遺漏。為此,令仰該公署迅即補令各觀察使、各縣知事,查照本部前覆吉都電,將捐助施舍兩項寺廟確查證據劃歸宗教公有,并一律認真保護”[53]。以上事實表明,自1913年6月以后,袁世凱政府一直堅持了偶像判斷標準。

                         

                        2.中華佛教總會對偶像判斷標準的批判

                         

                        盡管偶像判斷標準較此前的“以出資人意愿為斷”的標準更加符保護宗教自由的憲法精神,也有一定的現實意義,但中華佛教總會卻表示明確反對。其理由有四:一是偶像標準會將相當一部分佛教寺產排除在外:“夫佛教上乘,本無取乎偶像,亦不得謂之多神,諸法皆空,一切皆如,其理本極精深博大。至于小乘為下等人說法,塑像奉祀,本為像教中救世之苦心”,如果實行偶像判斷標準,勢必會將大乘佛教的廟宇排除在政府保護之外;二是各地風俗不同,偶像區別也很大。“前清入關,喜祀關羽,則處處祀有關帝;蒙元繼統,崇尚道教,則處處祀有老君。……在女真之遺址,則不喜武穆;在中原之故土,則不喜姚秦”,如果一切以偶像為斷,則必然導致寺產標準的混亂;三是偶像標準很難落實。中華佛教總會指出:“佛教經典,引稱之菩薩名稱,何止千數,歷史志乘所記載之古德諱號,何止百家”,而真正精通佛教經典的人卻少之又少,“若甲認為經史所有,乙則認為經典所無,乙以毀廟充公,必獲少數激烈派之歡心”,這樣的結果必然會“啟爭召亂”;四是保全寺產意義重大:“俄人引誘活佛,嗾使庫倫獨立,首先承認其信教之自由,謂中華變法,必致廢佛,以此愚之。英人之于西藏喇嘛,其懷柔之策,亦大率類是。象教不競,人民失所,遺禍外交,喪失主權,可謂痛戒”。據此,中華佛教總會呼吁袁世凱政府保護加入該會的一切廟產,“聲明國內一切廟產,無論其為公為私,概以佛教為主體,僧固不得擅行變賣,移為佛教以外之用,俗亦不得徑行提撥,以供佛教以外之設施,庶幾兩得其平,而保護自由,較沾實惠。至于一切廟產,應由地方佛教會總支分會調查注冊,如住持交替,人財物或有更動,皆須申報佛教會總支分會,點驗明白,以重保存”。[54]

                         

                        中華佛教總會的意見顯然是有一定道理的。由于佛教經典博大精深,佛教諸神名目繁多,在當時僧俗兩界對寺產的爭奪空前激烈、精通佛教經典的人少之又少的歷史條件下,單憑廟宇偶像名稱是否載在佛教經典來確定寺產的歸屬顯然不能服眾。

                         

                        3.偶像判斷標準的廢除

                         

                        《寺院管理暫行規則》是民國政府頒布第一個宗教管理法規,從此以后,各地政府便按照這個法規處理寺產糾紛,偶像判斷標準也隨之應用于各地的司法實踐。但是,這個看似合理的寺產判斷標準卻在實踐中遇到了很大的困難,這一方面是因為中華佛教總會的反對,另一方面是由于偶像判斷標準沒有充分考慮我國儒道佛三教合流的現實。我國是個泛神國家,經過二千多年的演變,龐雜的民間神靈早已和儒、道、佛三教的偶像融合在一起,佛教、道教乃至民間神廟同時敬奉同一個神靈的例子屢見不鮮(如關公,它不但得到了眾多幫會的頂禮膜拜,而且也是佛教、道教所供奉的神靈),僅僅根據所供奉的神像,很難判定該具體廟宇是否屬于佛教寺院,因此,偶像判斷標準在實踐中遇到了很大困難。1915年,內務部在一份文件里,也承認偶像判斷標準遇無法繼續堅持下去了:“改革之初,本部……因各地豪強當擾攘之際,每多藉端侵占廟產,積案轇轕,曾規定寺院管理暫行規則,通行在案。惟事屬草創,多未詳備,而各省秩序初定,亦未能實力奉行。”[55]

                         

                        為了盡量平息寺產糾紛,袁世凱政府在總結各方意見和各地司法實踐的基礎上,開始制定新的寺產判斷標準。1915年10月29日,袁世凱頒布了大總統申令,正式公布了《管理寺廟條例》,這是袁世凱政府廟產管理政策的集大成。在這個條例里,袁世凱政府將保護的廟宇分為七大類:“一、十方選賢叢林寺院;二、傳法叢林寺院;三、剃度叢林寺院;四、十方傳賢寺院庵觀;五、傳法派寺院庵觀;六、剃度派寺院庵觀;七、其它習慣上現由僧道住守之神廟(例如未經歸并或設之,從前習慣上奉祀各廟是)”[56]。《管理寺廟條例》取代《寺院管理暫行規則》以后,偶像判斷標準也隨之被寺院分類標準代替。這個標準充分考慮了我國寺院的特點,不但滿足了各地司法實踐的需要,而且將“其他有僧道住守之神廟” 也列入了政府的保護范圍,顯然是對中華佛教總會的又一次重大讓步。

                         

                        四、結論

                         

                        中華佛教總會的出現,是清末民初社會變革不斷加劇以及佛教危機不斷發展等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它與民國政府沖突的實質,是佛教與政府關系在民主共和歷史條件下的重新建構。中華佛教總會與民國政府的沖突涉及范圍廣,持續時間長,牽扯的社會層面多,是社會劇變中傳統因素和現代意識、社會精英和普通民眾激烈沖突的一個縮影,這些沖突對佛教的組織形式和我國的宗教政策都產生了深遠影響。一方面,中華佛教總會的出現和迅速發展,改變了漢傳佛教一盤散沙的局面,增強了佛教界人士對抗廟產興學運動的實力,也迫使袁世凱政府不斷做出重大讓步。袁世凱政府在對中華佛教總會進行整治和打壓的過程中,也逐漸明確了中華佛教總會的地位、性質、活動原則和權利義務等,進而奠定了佛教在民主共和條件下生存和發展的法律基礎,不僅使佛教渡過了由廟產興學運動引發的生存危機,而且推動其組織形式開始了由狹隘的僧團向全國性社團發展的嶄新歷程,佛教的組織形式由此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另一方面,中華佛教總會的上書、請愿、代理寺產訴訟等活動,也推動著袁世凱政府不斷修改、完善其宗教管理政策,在不斷回應中華佛教總會要求的過程中,袁世凱政府不但逐漸明晰了佛教寺產所有權歸屬、佛教社團的地位和佛教寺產的評定標準等一系列重大問題,而且還規定了侵占寺產行為的處罰標準、法律不溯既往、廟產注冊、廟產納稅等一系列重要原則,進而形成了以《管理寺廟條例》為代表的一套系統法律法規。這些法規法規不僅符合《臨時約法》的基本精神,也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和佛教發展的長遠利益,中國的宗教管理政策由此現代化方向邁出了關鍵的一步。

                         

                        [①] 本文的作者是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清末民初佛教社團研究(1895-1927)》(12BZJ012)和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項目(清末民初佛教與政府關系研究(1895-1927))(12YJA770046)的主持人,本文是這兩個項目的系列成果之一。

                         

                        [②] 許效正在《中華佛教總會(1912--1915)述評》(《法音》2013年第4期)中,對中華佛教總會產生的歷史原因進行了梳理。

                         

                        [③] 本段引文均出自《中華佛教總會章程》,《佛學叢報》第1期,上海:有正書局1912年10月出版。

                         

                        [④]《內務部批佛教大同會遵批開會暨合并各情形呈》,《臨時政府公報》第34號,1912年3月10日。

                         

                        [⑤]《內務部臨時政府期內教會立案一覽表》,《政府公報》第615號,1914年1月23日。

                         

                        [⑥] 本段引文出自《佛教會要求民國政府承認條件》,《佛學叢報》第2期,上海:有正書局1912年10月出版。

                         

                        [⑦] 本段引文出自《大總統覆佛教會函》,《臨時政府公報》第49號,1912年3月27日。

                         

                        [⑧]《內務部通飭各省都督、辦事長官轉飭各教會厘定會章重行呈部審定文》,《政府公報》第115號,1912年8月23日。

                         

                        [⑨]《內務部批第十號》,《政府公報》第201號,1912年11月18日。

                         

                        [⑩] 慧禪主編:《名人與佛教》(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2-30頁。

                         

                        [11] 《熊希齡為保護佛教僧眾及在軍中布道致大總統稟》,中國第二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  (第三輯《文化》),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689頁。

                         

                        [12] 袁世凱:《蒞參議院宣言》,《大總統書牘叢編》,廣益書局,民國3年版,第3頁。

                         

                        [13] 本段引文出自《內務部覆國務院佛教總會章程應加修改函》,《政府公報》第221號,1912年12月8日。

                         

                        [14]《內務部批一百七十五號》,《政府公報》第299號,1913年3月7日。

                         

                        [15]《內務部批第七百八十六號》,《政府公報》第599號,1914年1月7日。

                         

                        [16] 太虛:《上佛教總會全國支會聯合會意見書》,《太虛大師全書》第19冊,新文化彩色印書館,1980年版,第328頁。

                         

                        [17] 許效正在《試論清末民初(1901—1915)湖南的寺產沖突》(《法音》2012年第12期)中對發生在湖南的佛教寺產沖突及其影響進行了系統分析。

                         

                        [18]《中華佛教總會致國務院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三編·文化》,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690-691頁。

                         

                        [19]《國務院咨內務部各省都督佛教財產為該教所保有,如有臨時占用之處應清理發還以符約法文》,《政府公報》第56號,1912年6月25日。

                         

                        [20]《國務院咨內務部各省都督佛教財產為該教所保有,如有臨時占用之處應清理發還以符約法文》,《政府公報》第56號,1912年6月25日。

                         

                        [21]《呈請交還廟產》,《佛學叢報》第1期《佛教之新聞》第11頁,1912年10月1日出版。

                         

                        [22]《寺僧呼吁》,《佛學叢報》第1期《佛教之新聞》第11頁,1912年10月1日出版。

                         

                        [23]《湖南都督咨內務部中華佛教總會在湘設立支部批據民政教育兩司研究該會章程擬請明定界限等情應煩查 

                         

                        照核覆文》,《政府公報》第115號,1912年8月23日。

                         

                        [24]《第二次呈濱州府文》,《佛教月報》第1期,1913年5月13日發行,第168頁。

                         

                        [25]《內務部咨覆湖南都督中華佛教總會章程各條均須修正請飭遵照本部通行重訂會章呈部審定以明界限文》,《政府公報》第115號,1912年8月23日。

                         

                        [26]《內務部通咨各省都督、民政長調查祠廟及天主耶穌教堂各表式請查照飭遵文》,《政府公報》第171號,1912年10月19日。

                         

                        [27]《內務部咨湖南都督請查明寶慶府屬廟產分別辦理文》,《政府公報》第171號,1912年10月19日。

                         

                        [28]《中華佛教總會公函》,《佛學叢報》,第4期,1913年2月1日出版。

                         

                        [29]《詩僧示寂》(民報通信),《佛學叢報》,第3期,1912年12月1日出版。

                         

                        [30]《詩僧示寂》(民報通信),《佛學叢報》,第3期,1912年12月1日出版。

                         

                        [31]《內務部咨浙江都督覆陳本部對于各項祠廟意見請酌量辦理文》,《政府公報》第247號, 1913年1月13日。

                         

                        [32]《中華佛教總會章程》,《佛教月報》第1期,1913年5月13日發行,第138頁。

                         

                        [33] 《中華佛教總會致國務院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三編·文化》,南        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690頁。

                         

                        [34]《內務部訓令第三十七號》,《政府公報》第611號,1914年1月19日。

                         

                        [35]《內務部通飭各省都督民政長保護廟產辦法文》,《政府公報》第188號,1912年11月5日。

                         

                        [36]《內務部咨浙江都督覆陳本部對于各項祠廟意見請酌量辦理文》,《政府公報》第247號, 1913年1月13日。

                         

                        [37]《內務部咨浙江都督覆陳本部對于各項祠廟意見請酌量辦理文》,《政府公報》第247號, 1913年1月13日。

                         

                        [38]《內務部咨浙江都督覆陳本部對于各項祠廟意見請酌量辦理文》,《政府公報》第247號, 1913年1月13日。

                         

                        [39]《內務部批第五百七十六號》,《政府公報》第506號,1913年10月1日。

                         

                        [40] 許效正:《民國初年上海廟產糾紛透視》,《史學月刊》2013年第9期,第103-109頁。

                         

                        [41]《論上海行政公署布告》,《佛教月報》第3期,第69頁。

                         

                        [42]《內務總長朱啟鈐呈中華佛教總會章程請飭修改以防流弊文并批令》,《政府公報》第754號,1914年6月12日。

                         

                        [43] 《內務部呈法源寺住持僧道階每遇廟產訴訟多為代表,行誼難信呈候鑒核文并批》,《政府公報》第1032號,1915年3月24日。

                         

                        [44]《大總統申令》,《政府公報》第1171號,1915年8月11日。                                   

                         

                        [45]《內務部批》,《政府公報》第221號,1912年12月8日。

                         

                        [46]《內務部批》,《政府公報》第221號,1912年12月8日。

                         

                        [47]《內務部批》,《政府公報》第221號,1912年12月8日。

                         

                        [48]《內務部批》,《政府公報》第221號,1912年12月8日。

                         

                        [49]《內務部覆國務院佛教總會章程應加修改函》,《政府公報》第221號,1912年12月8日。

                         

                        [50]《內務部覆吉林都督電》,《政府公報》第385號,1913年6月2日。

                         

                        [51]《寺院管理暫行規則》,《政府公報》第403號,1913年6月20日。

                         

                        [52]《內務部訓令第六百二十一號》,《政府公報》第500號,1913年9月29日。

                         

                        [53]《內務部訓令第六百二十一號》,《政府公報》第500號,1913年9月29日。

                         

                        [54] 本段引文均出自《中華佛教總會上海本部北京機關部暨蘇閩湘贛各支部代表文希、道階、應乾、本忠、月賓、大春等上參議院書》,《佛教月報》第1期,1913年5月13日發行,第127-128頁。

                         

                        [55]《內務部呈擬定寺廟管理條例另具理由書分別繕呈請鈞鑒文并批》,《政府公報》第1228號, 1915年10月8日。

                         

                        [56]《管理寺廟條例》,《政府公報》第1249號,1915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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