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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政治史 【字體:

                        段金生:民國邊疆研究的嬗變、學科構建與啟示

                        作者: 文章來源:《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18年第3期 更新時間:2018年12月11日

                        內容摘要:民國北京政府與南京國民政府不同時期的邊疆形態及研究前后相承,不同階段的嬗變特點鮮明,既表現出一些共同的趨向,亦有較多的發展差異。伴隨邊疆研究的發展及邊疆問題日趨嚴重的客觀現實,邊疆研究的學科構建受到廣泛關注,“邊疆學”“邊政學”這樣以邊疆為專門研究對象的學科或專業名稱在20世紀30年代先后出現,并表現出不同的發展結果。邊疆研究的發展及其學科構建,雖有學術發展主觀的多維復雜因素參與其間,但必與時代或時勢要求密切相關。今天新時代的中國邊疆學學科構建的提出與興起,客觀上也是國家建設的需要;但國家面臨形勢與機遇的不同,國際環境的深刻變化,對今天的邊疆研究學科構建提出了更高要求。新時代的中國“邊疆學”雖是由傳統的邊疆史地研究發展而形成,但在今天的時代場景下,它更是重大現實關懷的需要,其基本路徑應從政治學的視角進行重點考察,但不可否認的是,邊疆史地研究仍是“邊疆學”構建的基石。

                         

                        關鍵詞:北京政府;南京國民政府;邊疆研究;學科構建

                         

                        作者簡介:段金生,1981年生,云南民族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邊疆民族史研究。

                         

                        原載《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18年第3期。

                         

                        中國的邊疆研究由來已久,但近代意義的研究卻始于清末民初,發展至20世紀三四十年代,受時局及內在學理諸維因素之影響,邊疆研究廣為國人關注,邊疆”“邊政等詞不時出現于各類期刊及報端,學科意義上的邊疆學”“邊政學概念也先后被提出,邊疆研究的嬗變及其學科構建呈現出復雜的發展歷程。審視民國時期邊疆研究的嬗變及其學科構建進程,可以透視近代中國社會政治形態與學術思想變化的內在密切關系,亦可為當代邊疆學的建設提供啟示。

                         

                        一、民國時期邊疆研究的嬗變

                         

                        1924年,時人有論:中國之學術界,在最近二十年,實為大蛻變大革新之一時代。其蛻變革新也,實由種種重要關系所促成。縱的方面,則歷史關系使然也;橫的方面,則環境關系使然也[1]此論雖是對清末及北京政府時代學術思想演變線索之總結,其實也是整個清末民國時期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整個民國時期,邊疆問題持續發酵,北京政府與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邊疆形態及研究發展前后相承,不同階段的嬗變特點鮮明,既表現出一些共同的趨向,亦有較多的發展差異。

                         

                        首先,政府及社會各界對邊疆問題嚴峻性、重要性的認識在不同階段的表現存在差異,邊疆研究呈現出由相對零散到較為廣泛的發展特征。北京政府時期,政府及社會各界雖表現了對邊疆問題嚴峻性、重要性的關注,但邊疆研究相對零散;發展至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前后,邊疆問題因抗戰爆發逐步演變為關系國家生死存亡之關鍵,舉國矚目于此,邊疆研究亦不斷發展并漸成高峰。

                         

                        由于清末民初西藏、外蒙等邊疆民族問題不斷出現,且呈現出日益困難的景象,北京政府及社會輿論都對此表現了相當關注。就政府層面而言,南京臨時政府及北京政府先后以“五族共和”和“中華民族”為口號,試圖統合邊疆民族而鞏固疆域。中華民國成立伊始,即表現出擺脫“對于邊疆意存漠視,以為有其地不足以王,得其民不足以霸”[2]思維的景象,認識到邊疆對于國家建設的重要意義。孫中山在《臨時大總統就職宣言》中強調民族之統一”“領土之統一;《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中規定22行省及西藏、內外蒙古、青海為中華民國領土;袁世凱也發布臨時大總統令,表示對邊疆民族地區,中央政府將“統籌規畫,以謀內政之統一,而冀民族之大同”。社會輿論方面,《東方雜志》《申報》等都廣泛報道邊疆民族問題,促進了社會各界對邊疆民族問題認識的深入;尤其此時外蒙、西藏、新疆問題突顯,對其關注尤多。不過,整體上在20世紀20年代中后期之前,雖然亦有重視邊疆問題的呼聲,但限于客觀形勢,政界及學術界對邊疆問題關注有限。關于此點,一直關注邊疆問題的國民黨元老戴季陶在1930年曾言:從事研究中國邊地開發與內地開發者,實屬甚鮮;退卻一步言,真能指陳中國邊疆之實況者亦不多見,中國缺乏研究邊疆問題”。[3]戴氏之語,正是20世紀30年代之前中國邊疆研究零散狀況的扼要表達。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國內、國際環境變化巨大,邊疆問題在抗戰時期演變為關系國家存亡的關鍵議題,各界廣泛關注,研究群體逐步擴大,逐漸形成了從邊緣到中心的發展趨向。這一時期,國人對邊疆問題的關注大致呈現出三個發展階段:其一,在20年代中后期以后,尤其是1929中俄問題(中東路事件,引者)以來,國內人士對于邊疆漸起注意”[4]。其二,在九一八事變之后達致極點,即九一八事變為契機,這幾年中國全部邊疆顯然交了多事之秋[5]其三,西南、西北地區成為抗日戰爭的大后方,政、學各界普遍認為邊疆問題就是中國存亡問題”[6]邊疆問題的重要和邊疆建設要求的迫切,已為舉國人士所公認”[7],邊疆研究亦日益發展,邊疆研究的群體規模、研究機構及團隊都不斷擴大。

                         

                        其次,在近代中國“政治社會”的形勢下,[8]民國不同時期政府層面對邊疆問題的應對及組織研究的力度差別明顯。北京政府不論是對邊疆問題的應對,還是邊疆研究的組織實施方面,都呈現出力不從心的景象;南京國民政府時期,政府層面對邊疆研究較以往更為重視,并推動實施。

                         

                        北京政府時期,英、俄、日等列強對外蒙、西藏等地的窺伺加劇,邊疆問題不斷攀升。然而,北京政府時期正處于“傳統制度和價值解構、新制度和新價值建立時期”,而因經濟、教育、政治等條件的不足,許多新制度和新價值的建立徒具表象,沒有實質和持續發展;[9]由于支撐條件的不完備,政治格局很快就陷入南北對峙的阢隉不安之中,對邊疆問題總體上處于一種被動的應對狀態,未提出一個宏觀架構或設想以妥善處理邊疆危機。[10]時人之論充分說明了這一景象:無如項城(指袁世凱)亟謀固位,惟思統一內部,無暇致力國防,怵于外力,且民元以來,恒以當國者之關系,而定中央與地方之關系,關系深則事業宏,關系淺則接濟薄,一切國計防務,率皆論人不論事”,“自身又有力不從心之概”,對邊疆問題的應對多有“放任”。[11]當時最為全國所注意者,則是國內政治的統一及軍事、外交問題,關于邊疆研究,雖然有所注目,但深度與廣度相對較為薄弱,諸多學人當時亦認為救國必從政治,于是奔競于廟堂之上,討論國是,在此形態下邊疆問題研究自然易被忽視。[12]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中央政治權威的重構較之北京政府有了明顯進步,尤其抗日戰爭爆發,西北、西南地區成為抗戰大后方,政府對邊疆研究日益重視,衛惠林就稱“中國邊疆研究,最近已獲政府機關的扶植,與一般社會之贊助”。[13]徐益棠亦言國民黨鑒于一般民眾對于邊疆建設期望之殷,不能不有所表示,在歷屆中全會議對于民族曾屢次表示密切之注意[14]政府對邊疆的建設與開發、學者關于邊疆的調查與研究,呈現出一種從未有的良好現象[15]

                         

                        再次,邊疆研究的專業化、學科化發展水平不同。北京政府時期,專業研究群體及組織雖漸有一定的發展,但力量較為薄弱,邊疆研究的專業化、學科化發展進程較為遲緩。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專業化研究隊伍擴大,邊疆研究的專業機構及學術組織增多,專業化、學科化趨向日益明顯。

                         

                        在近代學術體系發展過程中,專業化、學科化的發展無疑是其重要的內容。清末開始分科設學的新式學堂體制,開始了近代國人知識體系重構進程,邊疆研究也處于這一進程之中。然而,雖然清末就開始了近代學科體制的轉化,但畢竟物之初始,有一個逐步推進的發展過程。同時,民初雖然留學生群體規模擴大,國內高等教育也取得發展,但近代性質的人文社會科學的專業研究力量仍為薄弱;加以當時社會最迫切期望解決的是政治統一問題,對邊疆民族問題雖表關注,然力度不彰。從學術內在理路而論,清末雖啟分科設學之始,近代西方學理在中國教育、研究機構發展加快,但在20世紀20年代中期之前,西方人文社會科學在中國的發展尚屬起步階段,邊疆研究之專業化、學科化自然難以企及。而從社會、政治形態而言,在南北對峙的形勢下,不僅無統一之中央政府統籌邊疆問題及其研究,而且社會輿論關注的問題亦每每注重于土地主權’”,而對邊地民眾之如何認識,如何開化,如何組織與訓練等涉及邊疆研究專業化、學科化的問題,都不甚加以重視[16]因而,北京政府時期國內學術界對邊疆問題進行近代學科視野下的綜合研究相對有限,此既與當時中國近代專業化的學術研究尚屬起步有關,亦與北京政府對邊疆問題應對“力不從心”的政治現實存有內在的交互關系。

                         

                        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前后,國內及國際形勢都逐步發生著根本變化,邊疆問題及其研究在前一時期發展的基礎上,表現出了一些新內容,其中最重要之特點就是邊疆研究的專業機構及學術組織增多,研究隊伍壯大,學科化、專業化趨向明顯。這一時期,一般的學術或教育機構,“漸知邊教之重要而力加推動”,少數高校設立了邊政學系,這一時期的邊疆研究學術團體及刊物亦大量出現。[17]雖然邊疆研究機構在當時僅系部分大學設置的科系,但這是中國近代高等教育機構第一次專門以邊疆研究為對象設置的科系,有利于培養熟悉邊疆的專門人才,推動邊疆研究向專業化、學科化發展。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邊疆研究主要表現出四個突出特點:一是在1937年以前,關注邊疆問題并展開研究的群體,主要是社會上有識之士及青年學生;1937年之后,主流學界的研究人員,以及民族學(人類學)、社會學、語言學等學科都積極參與了這一研究進程。[18]二是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邊疆研究的內容深度有別。30年代的中國邊疆研究大部分成果仍處于不斷深入的探索階段,但發展至30年代末之后邊疆研究的方法與理論逐步有了明顯突破。[19]三是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邊疆研究熱潮中,社會各界對西北、西南區域的關注起伏明顯。[20]四是邊疆研究與時勢仍然密切相關,其興起與當時社會政治形態發展演變關系密切。

                         

                        二、“邊疆學”與“邊政學”:邊疆研究學科構建的嘗試

                         

                        伴隨邊疆研究專業化的發展及邊疆問題治絲益棼的客觀現實,邊疆研究的學科構建日漸受到廣泛關注,“邊疆學”“邊政學”這樣以邊疆為專門研究對象的學科或專業名詞在20世紀30年代先后出現,并表現出不同的發展結果。

                         

                        首先觀察“邊疆學”的提出及其發展歷程。1933年,由中國殖邊社創辦的《殖邊月刊》在第1卷第12期刊出了邊疆學圖書一覽,羅列了相關研究邊疆的書籍。有研究者認為《殖邊月刊》是最由使用邊疆學一詞的刊物,并已經具有了學術性質。[21]而后,禹貢學會所作的《禹貢學會研究邊疆計劃書》,燕京大學邊疆學會成立時的宣言,《益世報·邊疆周刊》都先后提出或發表過題為邊疆學的研究內容。[22]1939年,楊成志主張在中山大學文學院設立邊疆學系,還組織制訂了《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邊疆學系組織計劃綱要》,[23]使邊疆學呈現了更明確的專業或學科性質,客觀上應是邊疆研究學科化意識影響的結果。

                         

                        當時,邊疆研究專業化、學科化建設也得到了國民政府教育部的關注。1939年,第三次全國教育會議就決議要求教育部得指定國立大學酌量增設有關建設邊疆之科系及邊疆語文之選修科目[24]楊成志建議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下設邊疆學系,就是響應國民政府教育部訓令設立邊疆科系之主張,然而其之主張最終未能付諸實踐。[25]其內中緣由如何,或可從當時邊疆研究的軌跡中略窺一二,邊政學系的設立及邊政學的提出亦在這一軌跡之中。

                         

                        1930年代中前期的邊疆研究涉及邊疆自然環境、政治、社會及軍事諸多層面,但精深研究較少。時人就稱雖然出現了眾多關于邊疆的叢書、刊物,但這些研究只能承認他能喚起一般民眾注意邊疆,而不能把他作為研究邊事的材料[26]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當時邊疆研究深度不足的問題,邊疆研究專業化、學科化的構建自然薄弱。不過,在20世紀20年代中后期后,西方人類學、民族學、社會學相關學科在國內得到不斷發展,部分研究方法也運用于邊疆研究,客觀上推進了邊疆研究的學科化發展,尤其在國府西遷后,邊疆研究的專業化、學科化逐步有了更大改善。馬長壽就總結稱:抗戰時期的社會學家、歷史學家、語言學家等“各科人士皆談邊疆”。[27]抗戰時期,邊疆研究亦經歷了復雜歷程:19371938年之交,學術界顛沛流離,不遑寧處;后方大致穩定后,一部分學術界,得安心工作于邊區,并獲得相當珍貴之邊疆民族材料,其間中英庚款董事會還專門撥款協助學術界研究,人文社科方面得到協助的包括歷史、教研、美術、語言、人類、民俗諸科。[28]

                         

                        邊政學系與“邊政學”的發展軌跡與20世紀30年代的邊疆研究發展趨勢是一致的。邊疆研究逐步興起后,一些大學自主設立了邊政學系。然而,此時雖有少數大學設立了邊政學系,但卻無邊政學的科目[29]其時社會各界雖然十分關注邊疆研究,邊疆學”“邊政學這樣的學科概念或研究機構都被提出,但邊疆研究的專業化、學科化路徑尚處于初步階段,并不成熟;而邊政學系這一機構的設立,雖是社會各界對邊疆研究關注并在高校實踐的表現,然并不普遍。不過,邊政這一詞語卻逐步在邊疆研究中受到關注并得到運用。前述楊成志曾于1939年倡導設立邊疆學系,但他在1941年卻撰寫了《邊政研究導論:十個應先認識的基本名詞與意義》一文,強調邊政設施是由邊疆問題而及開化邊民的最終目標,認為邊政研究范圍廣大,邊疆問題、邊疆民族、邊疆文化等均包含其中。[30]《邊政公論》則稱:邊疆問題的重要和邊疆建設要求的迫切,已為舉國人士所公認,但任何問題的解決,都應該以事實的研究為根據,而后才有正確的辦法[31]吳文藻又言,時人討論邊疆問題,應用名詞甚為龐雜[32]這些論述表明,政府及社會各界都已經認識到邊疆研究迫切需要專業化或學科化構建,1939年教育部要求指定國立大學設立邊疆研究之科系,實是這一背景的產物。然在特殊時代場景下,學術與政治,如鳥之雙翼,車之雙輪,二者不能連系與調整,其他尚復何望?”[33]邊疆問題及其研究內容千頭萬緒,而在當時情景下,一切的研究和學說,都應以切合時用為最終的目標,故邊疆問題的研究也必須根據著學理和事實,同時根據著國策,以求能與當前的邊疆政治相配合[34]在這樣的時代語境下,表現出含有邊疆政治、邊疆行政或邊疆政策等多重意義的邊政一詞,[35]更突出了其與現實聯系的密切性,成為了社會各界使用較為廣泛的話語。陶云逵就言:“邊政的方面甚多,不勝羅舉,但其共同的目的則為保衛邊民加強團結,推進復興大業”。[36]此語表現了邊政一詞具有的現實功能性質。亦或正因邊政及邊政學突出了時代命題,才使其能夠為社會、政府各界廣泛接受并使用,得以設立專門研究機構。

                         

                        三、幾點啟示

                         

                        邊疆研究自道咸之際興起,中間歷經起伏,發展至民國時期尤其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呈現出專業化、學科化的趨勢,受到政、學各界廣泛關注,其發展脈絡之嬗變、學科構建之歷程,皆可為后來者提供相當之啟示。就筆者所思,略陳幾點:

                         

                        第一,邊疆研究及其學科構建,雖有學術發展主觀的多維復雜因素參與其間,但細究其歷程,其發展必與時代或時勢要求密切相關。民國時期對邊疆研究之關注一再提升,在一定層面可謂是時代命題的反映。今天邊疆研究的不斷發展,客觀上也是新時代中國全面發展戰略提出的時代要求。

                         

                        民國邊疆研究的發展歷程,與時勢發展及時代命題之關系密切。民國政局動蕩,北京政府與南京國民政府的國家政權建設形態表現相異。從國家內部政治的視角觀察,兩個時期都存在著中央政治權威與地方勢力博弈的復雜景象。然北京政府時期呈現的是直、皖、奉系的輪流執政中央及其與南方政府的對峙格局;而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國民政府中央與地方勢力關系雖然復雜,亦存在多種政治、軍事力量的競爭與博弈,但畢竟初步建立了黨治政體模式。而民國成立以來,傳統政治模式解體,新的政治模式正在構建,在這一過程中列強對華之影響長期存在,但北京政府與南京國民政府不同時期面臨的對外形勢差異明顯,其最大表現在于日本對華侵略的加劇。探究民國邊疆研究發展形態,不能不充分解析其與國內外政局演變之復雜經緯。客觀上,民國時期邊疆問題逐漸受到學術界、政界、社會輿論的廣泛關注,與國內外時局的發展演變是緊密相聯的,而20世紀三四十代邊疆研究熱潮的出現,是日本對華侵略加劇催化的直接結果。

                         

                        民國時期的國家形勢、國際關系與今天迥異,但客觀上今天中國邊疆地區面臨的問題,其根源仍與近代中國的變革密切相關。今天中國的國家建設進入了一個全方面的發展時期,邊疆建設是國家全面發展戰略的重要內容,邊疆地區發展過程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影響著新時代國家全面發展的總體戰略,也是受到中國社會各界普遍關注的重要因素,最近10余年,中國社會對邊疆研究的關注達到一個新的高度,新時代中國邊疆學的呼聲日漲,除學術研究日益精深化的內在緣故由外,未嘗不與當前的國際、國內環境有著密切關系。

                         

                        第二,在內外時勢與學術理路的綜合作用之下,邊疆研究的專業化、學科化是學術研究發展的自然趨勢。民國時期“邊疆學”“邊政學”這一邊疆研究學科構建努力的嘗試,既是當時邊疆研究專業化、學科化建設的表現,也是其時國家建設的重要表現內容。

                         

                        民國北京政府時期,邊疆問題不可謂不嚴重,但邊疆研究不昌,一方面固然是近代相關學術研究積累不夠所致,但另一方面,亦未嘗不是國家政局混亂,而導致服務于國家建設的邊疆研究內生動力不足。1928東北易幟之后,國民黨已掃除十余年來輾轉割據之軍閥,而著重于解決民眾社會秩序之安定,土匪盜賊之削除,農工商業生產之發達,與衣食住行之四大需求[37]由此,國民黨逐漸將其關注重點集中到包括邊疆建設在內的國家建設中來,尤其在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西南、西北成為抗戰大后方,邊疆研究者大量進入國民政府的參政和咨詢機構,期“以學術研究的立場”,把西南邊疆的一切介紹于國人,期于抗戰建國政策的推行上有所貢獻”[38]。這一時期的邊疆研究對邊疆交通之開辟、邊疆富源之開發、邊疆教育之推進、邊疆文化之闡揚等,均起到了舉足輕重之作用,邊疆研究本身亦借此而得以系統、精密與學科化。當時學者們關于中國邊疆研究方法與理論的諸多見解,將學術研究與國家興亡密切聯系,是中國傳統經世致用情懷的表現,也是中華民族團結御侮、自強不息的重要內容,值得今天的中國邊疆研究學科建設進行認真總結。總結民國邊疆研究嬗變及學科構建歷程與國家建設關系之得失,深化對其之理解與認識,提煉其學科化、專業化構建歷程的有益因素,應是今天中國“邊疆學”構建的重要基礎。

                         

                        第三,新時代中國“邊疆學”學科構建的提出與興起,客觀上也是國家發展戰略的需要;而國家面臨形勢與機遇的不同,國際環境的深刻變化,對今天的邊疆研究學科構建提出了更高要求。

                         

                        民國時期邊疆研究專業機構的設立及“邊疆學”“邊政學”的提出,客觀上是特殊政治形態下社會各界對邊疆危局的認識與反映,折射了當時專業化、學科化構建面臨的復雜格局:一方面,政府層面對邊疆研究的積極推動,既是邊疆研究日益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之一,但同時官方從研究宗旨、目的、內容,以及理論和方法等方面對邊疆研究不可避免地加以約束,因而也是其時邊疆研究專業化、學科化構建脆弱的重要表現。民國尤其是南京國民政府統治時期,國民政府對邊疆研究進行了積極推動,在國立高校設置邊政系,組織或援助邊疆研究學術團體,客觀上促進了邊疆研究的專業化、學科化發展;但由于南京國民政府這一黨治政權面臨著國內、國外多方力量的復雜博弈,并是在日本侵華加劇尤其是國府西遷后的特殊形勢下實行的政策,具有很強的政治目的性,加以國民黨政權統治的脆弱性,客觀上在抗日戰爭結束后,邊疆研究的關注度就逐漸消退,并且其對邊疆研究學科構建的能力與愿望也逐漸減弱,使得前期的一些積累因政局之演變而日益沉寂,可謂其興因時局、其衰亦時局。二是南京國民政府時期“邊疆學”“邊政學”學科概念的提出及其不同的社會接受度,充分說明了邊疆研究專業化、學科化建設的復雜性。客觀上,“邊政學”突出邊疆政治色彩并借鑒了人類學、政治學諸學科的研究方法,進行了初步的學科架構,較之“邊疆學”包羅內容較廣但時代色彩不夠突顯的面相而言,更與當時之社會現實契合,易為社會各界接受。

                         

                        今天中國邊疆研究的開展與中國“邊疆學”的學科構建,也有很大的討論空間,并需要緊扣時代命題。新時代中國國家綜合實力的全面提升,國家發展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宏大機遇,關于邊疆研究的專業化、學科化建設更具有了可能性,但客觀上關于“中國邊疆學”的學科構建仍存在著極大分歧。民國“邊政學”“邊疆學”學科構建的經驗及發展歷程表明,學科的構建必須要有明確的專業或學科類別,有明確的研究對象,有成熟的研究范式或方法,否則極易產生諸多分歧,難以在實踐中展開。當前,中國“邊疆學”的學科構建呈現出紛繁復雜的景象,正在于研究對象、研究視角、研究范式的多元化,諸多學科都以各自視角展開對邊疆問題的研究,雖有助于學科交叉或跨學科的研究路徑發展,但并不利于“邊疆學”學科的獨立性、發展的持續性,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考察民國邊疆研究的發展歷程,可以觀察出邊疆史地的研究是其時邊疆研究的重要基礎,這也是今天學術界的共識。但是,民國以來邊疆研究方法、理論與學科構建的歷程亦表明,傳統的邊疆史地研究并不足以完全呈現邊疆研究的綜合性,民國時期不論是“邊疆學”抑或“邊政學”,其研究視野已完全突破了傳統史地之學的范疇,走向了社會科學意義上的學科構建。新時代中國“邊疆學”的構建,要汲取民國邊疆研究學科構建的有益成份,使之更符合當前中國全方面發展的時代命題。

                         

                        邊疆概念是多元的,但無論是地理邊疆、文化邊疆、民族邊疆,抑或經濟邊疆、政治邊疆等,其重心仍在于國家利益的至上,這是邊疆研究的重要目標,亦是邊疆研究價值之所在。當今世界,一方面因經濟貿易、文化交流,以及跨國公司的發達而日益成為一個整體,但另一方面,還遠沒有形成單一的利益共同體,以國家為單元的利益之爭,仍然是主流。因而,邊疆研究不但要注重國家間資源、交通等物質利益,更要注重地緣、文化、宗教和意識形態等方面的抽象利益,而以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最終完善為根本目的。客觀上,國家是政治的產物,國家利益也存在政治博弈,新時代的中國“邊疆學”雖由傳統的邊疆史地研究發展而形成,但應更具綜合性與全面性。在今天的時代場景下,邊疆學更是一個現實關懷的需要,其基本路徑應從政治學的視角進行重點考察;但不可否認的是,邊疆史地研究仍是“邊疆學”構建的基石。總之,要打破今天中國“邊疆學”構建的分歧,明確其專業、學科類別是最要之事。以政治學的方法、理論展開邊疆研究,而以邊疆史地研究推進其深度,或是新時代“邊疆學”構建的一個合理選擇。[39]

                         

                        注釋:

                         

                        *本文在寫作及修改過程中,承蒙云南民族大學人文學院蔣正虎博士、云南師范大學歷史與行政學院張永帥副教授等專家惠賜意見,謹致謝忱。惟文章之舛漏疏誤,概由筆者負責。另外,本文為行文方便,對文中提及的先賢前輩均免稱先生而直呼其名,非為不敬,特此說明。

                         

                        [1]甘蟄仙:《最近二十年來中國學術蠡測》,《東方雜志》1924年第21卷(紀念號)。

                         

                        [2]鄧珠娜姆:《中國邊疆之路》,出版社不詳,出版時間判斷大致在1940年代,第5頁。

                         

                        [3]華企云:《中國邊疆》,南京新亞細亞學會出版,1932年,戴序,第2頁。

                         

                        [4]華企云:《中國邊疆》,凡例,第8頁。

                         

                        [5]思慕:《中國邊疆問題講話》,上海:生活書店,1937年,第2頁。

                         

                        [6]邊事研究會:《發刊詞》,《邊事研究》創刊號,1934年。

                         

                        [7]邊政公論社:《發刊詞》,《邊政公論》創刊號,1941年。

                         

                        [8]張玉法:《中華民國史稿》(修訂版),臺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1年,第18頁。

                         

                        [9]張玉法:《中華民國史稿》(修訂版),第6頁。

                         

                        [10]參見段金生:《民國時期北京政府對邊疆民族地區的治理述論》,《社會建設》2017年第6期。

                         

                        [11]啟圖:《廿年來康政得失概要》,《康導月刊》創刊號,1938年。

                         

                        [12]徐益棠:《十年來中國邊疆民族研究之回顧與前瞻》,《邊政公論》第1卷第56合期,1942年。

                         

                        [13]衛惠林:《中國邊疆研究的幾個問題》,《邊疆研究通訊》第1卷第1期,1942年。

                         

                        [14]徐益棠:《十年來中國邊疆民族研究之回顧與前瞻》,《邊政公論》第1卷第56合期,1942年。

                         

                        [15]言心哲:《邊疆社會調查與邊疆社會改造》,《邊政公論》第1卷第56合期,1942年。

                         

                        [16]徐益棠:《十年來中國邊疆民族研究之回顧與前瞻》,《邊政公論》第1卷第56合期,1942年。

                         

                        [17]徐益棠:《十年來中國邊疆民族研究之回顧與前瞻》,《邊政公論》第一卷第56合期,1942年。

                         

                        [18]蔣正虎:《從邊緣到中心:20世紀3040年代中國的邊疆研究》,《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16年第4期。

                         

                        [19]段金生:《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中國邊疆研究及其發展趨向》,《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12年第1期。

                         

                        [20]段金生:《學術與時勢:1930年代的中國西部邊疆研究》,《社會科學戰線》2017年第4期。

                         

                        [21]婁貴品:《近代中國邊疆學概念的提出與傳播的歷史考察》《學術探索》2012年第8期。

                         

                        [22]婁貴品:《近代中國邊疆學概念的提出與傳播的歷史考察》《學術探索》2012年第8期。

                         

                        [23]楊成志:《西南邊疆文化建設之三個建議》,《青年中國季刊》創刊號,1939年。

                         

                        [24]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五輯第二編教育 (), 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24頁。

                         

                        [25]參見婁貴品:《近代中國邊疆學概念的提出與傳播的歷史考察》《學術探索》2012年第8期。

                         

                        [26]陳祥麟:《研究邊事的基本問題》,《邊事研究》創刊號,1934年。

                         

                        [27]馬長壽:《十年來邊疆研究的回顧與展望》,《邊疆通訊》第4卷第4期,1947年。

                         

                        [28]徐益棠:《十年來中國邊疆民族研究之回顧與前瞻》,《邊政公論》第一卷第56合期,1942年。

                         

                        [29]吳文藻:《邊政學發凡》,《邊政公論》第1卷第56合期,1942年。

                         

                        [30]楊成志:《邊政研究導論:十個應先認識的基本名詞與意義》,《廣東政治》第1卷第1期,1941年。

                         

                        [31]邊政公論社:《發刊詞》,《邊政公論》創刊號,1941年。

                         

                        [32]吳文藻:《邊政學發凡》,《邊政公論》第1卷第56合期,1942年。

                         

                        [33]徐益棠:《十年來中國邊疆民族研究之回顧與前瞻》,《邊政公論》第1卷第56合期,1942年。

                         

                        [34]邊政公論社:《發刊詞》,《邊政公論》創刊號,1941年。

                         

                        [35]吳文藻:《邊政學發凡》,《邊政公論》第1卷第56合期,1942年。

                         

                        [36]陶云逵:《論邊政人員專門訓練之必需》,《邊政公論》第1卷第34合期,1941年。

                         

                        [37]《中國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載民智書局編譯所:《中國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及決議案》,上海:民智書局,1929年,第7-8頁。

                         

                        [38]西南邊疆月刊社:《發刊辭》,《西南邊疆》創刊號,1938年。

                         

                        [39] 關于新時代中國邊疆學的構建,學術界多有討論。客觀上邊疆學的研究對象是邊疆,是應有之義,目前的分歧主要在于研究視角或研究方法與理論孰為主導的問題。本文在此只提出關于邊疆學研究路徑的粗淺思考,暫不討論具體研究內容及其內涵外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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