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網首頁|客戶端|官方微博|報刊投稿|郵箱 中國社會科學網
                        今天是:
                        登錄  注冊  找回密碼

                        此頁面上的內容需要較新版本的 Adobe Flash Player。

                        獲取 Adobe Flash Player

                        您現在的位置:首頁>>專題研究>>民國政治史>>正文內容
                        民國政治史 【字體:

                        段金生:學術與時勢——1930年代中國西部邊疆研究

                        作者: 文章來源:《社會科學戰線》2017年4期 更新時間:2018年08月29日

                         

                        摘要:20世紀30年代是中國近代邊疆研究第二次高峰的重要時段。這一時期,邊疆研究雖然在研究內容的深度與學理構建方面存有一定缺陷,但卻形成了到邊疆去的廣泛社會輿論。在1935年之前,西北邊疆問題在國人視野中獨樹一幟,最受社會輿論關注;而在1935年之后,西南邊疆問題所受社會輿論的關注度則逐漸提升,并在抗戰全面爆發后取代了西北邊疆,成為邊疆問題研究中最受重視的區域。西北、西南邊疆問題在20世紀30年代社會輿論中的這一轉承起伏,其中包含著復雜的歷史傳統因素,所受社會時局變遷的影響甚大。

                         

                        關鍵詞:邊疆西北西南

                         

                        作者簡介:段金生,1981年,歷史學博士、博士后,云南民族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副院長。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南京國民政府與滇川黔地方關系研究》(14CZS055)階段性研究成果。

                         

                        正如梁啟超所論:“學術思想與歷史上之大勢,其關系常密切”。[1]近代中國邊疆民族問題研究的發展,以及它們的興起轉承,都與近代中國的時勢變遷存有密切關系。關于道咸之際的邊疆史地研究,《禹貢》學會就曾分析認為:清道光后,中國學術界曾激發邊疆學之運動,群以研究邊事相號召;甚至國家開科取士亦每以此等問題命為策論。察此種運動之主要起因,實由于外患之壓迫;清政府對外不斷簽訂割地條款,使國中經此數度戟刺,遂激起一班學人跳出空疏迂遠之范圍而轉向于經世致用之學術。邊疆學者,經世致用之大端也[2]晚清邊疆史地研究勃興之原因如此,20世紀三四十年代邊疆研究的興盛歷程與時勢之聯系則更為密切。關于前者,學術界已有相當研究成果;而后者,近幾年則頗受學術界關注。[3]

                         

                        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邊疆民族問題研究,既是致用的產物,也是西學傳導下致知的自然結果,[4]在近代中國學術與思想史上都有著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不僅是近代中國學術研究構成的重要內容,也與近代中國民族國家建設有著深遠關系。目前,學術界在涉及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邊疆民族研究時往往有兩種傾向,一是論述中把20世紀30年代與40年代邊疆研究的發展進程作相對靜態理解,在宏大視野之下對這一時期邊疆研究歷程跌宕起伏面相的探討不夠細致;二是現有研究關涉這一領域問題的討論時,較多呈現的是對具體問題的探討,如探討某一邊疆研究團體或機構、某一人物與邊疆研究學術史諸問題,其中雖然也間有談及邊疆研究與時局關系問題,但多淺言輒止、深入不足。雖然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邊疆民族研究總體呈現出一種勃興的形態,但研究的深入、研究的側重、研究領域的變化等,都經歷了復雜而多維的歷程,既有學術自身發展的內在緣由,也深受時局之牽涉。實際上,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邊疆民族研究,不僅在研究的深度與學理轉移上,而且在研究重視的區域上,尤其是西北、西南邊疆研究的側重上[5],都受到政治因素、尤其是抗戰形勢的影響。基于上認識,筆者不揣淺陋,擬在前人研究基礎上,以觀察西北、西南邊疆問題在20世紀30年代社會輿論中的轉承起伏為視角,對20世紀30年代邊疆民族研究所表現出的學術與時局關系試作梳理。為免引起不必要的誤會,需要說明的是,本文并非對這一時期的邊疆研究進行全景式描述,亦并非論述此時邊疆研究中的細節問題,立意主要是通過觀察社會輿論對西北、西南邊疆問題關注的轉變,進而觀察西北、西南邊疆研究在30年代轉承起伏中蘊含著的時局因素。[6]本文論述的時間段自20世紀20年代末及30年代為主。選擇這一時段,是基于20年代開始,雖然已經有論者呼吁應重視邊疆問題,但直到九一八事變后,這種呼聲才在社會輿論中形成相當之影響,而在其后的發展過程中,西北、西南邊疆受到關注的目光又表現了不同的面相。本文的探討,僅屬拋磚引玉,不當之處,敬請批評指正。

                         

                        一、轉折前的觀察:20世紀20年代末及30年代初期的邊疆研究

                         

                        20世紀20年代末,雖然亦有重視邊疆問題的呼聲,但限于客觀形勢,政界及學術界對邊疆問題并未有過多關注。1924年,有研究人員在北京東城大佛寺成立了籌邊學會,出版季刊《邊事》第1期,主要討論蒙藏問題,但后來就未見相關信息。[7]此或說明,這時對邊疆問題研究的關注尚較零散。1929年,陳重為認為:自十九世紀功利主義興而社會之正義滅亡;……極端攘奪之結果,竟突破弱肉強食之老調,而形成列強之競爭,為轉移國內人口、土地等國內問題,列強不斷對外擴張,造成了壓迫者與被壓迫者之間的危機。英國是侵略他國最急者,而打擊大英帝國主義者,惟吾國足可當之”,號召重視西藏、西康等邊疆問題。[8]然而,此后雖有部分邊疆研究的成果出現,例如華企云撰寫了《蒙古問題》[9]等,但并未形成廣泛的社會影響。其中之因素,徐益棠后來的觀察與總結,頗能表現出邊疆研究與時局關系的內在經緯:中華民國成立至第十九年,內戰方告平息,然其時,京粵兩方尚因政治意見不合而有爭議;四川尚為一大小軍閥割據之局面;而紅軍方力爭地盤,自出政令;中央因謀內部之團結,注全力于整軍齊政,以謀各方之協調,心目專囿于一隅,故未嘗措意于邊疆也。”[10]徐氏所論,主要闡述了從民國成立直到1930年前國內政局形態的變化對邊疆問題研究的影響,認為內政的不統一而導致政府無力過多關注邊疆問題。當然,內政之影響固屬重要,然亦如有學者所觀察到的:20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初期的中國,在新文化運動的蕩滌之下,各種主義紛繁復雜眼花繚亂,各種論戰如火如荼激戰正酣,全國很大一部分的學術資源都被吸引至其中,以期為整個中國的問題求得一個根本的解決,而彼時的邊疆和民族研究,自然也就成了冷門[11]

                         

                        19308月,一直關注中國邊疆問題的戴季陶就承認:從事研究中國邊地開發與內地開發者,實屬甚鮮;退卻一步言,真能指陳中國邊疆之實況者亦不多見,中國缺乏研究邊疆問題[12]不過,在近代國家、主權觀念日益明晰的背景之下,雖限于時局及學術界的內部因素,政府及學者無法全力于邊疆問題,如前面所述有學者就認為彼時之邊疆與民族問題研究為一冷門領域,但當時亦不時有論者認識到應該如同道咸時期西北史地之學那樣重視邊疆問題。1930512日,黃惟榮就言:有清一代之史著乃突飛而猛進,中葉以還,西北史地之研究尤戞戞獨造,學術之進行固當后來居上;然亦外患突逼之要求有以促使之然也。今則外患愈亟矣,日俄擾吾東北,英法伺吾西南,東路事件而后,尼泊爾又以入寇聞。處茲國民外交時代,吾國人當如何奮起哉?”認為“然暴虎馮河,無益于國,知己知彼,勝算可操”,應當加深對邊疆史地的研究與認識。[13]華企業是當時關注中國邊疆問題較早之人,戴季陶稱其向習史地,留意研究中國邊疆問題者垂六七年(指1930年以前,引者)[14]19291930年,華氏先后出版了《滿蒙問題》《西藏問題》《蒙古問題》的論著。[15]對其《滿蒙問題》一書,黃惟榮曾稱:“華君企云長于史地。曩刊《滿蒙問題》一書,讀者無不稱善”。[16]此或從一定程度上表現了國人對邊疆問題還是關注的。然即使如此,作為20世紀30年代中前期邊疆研究領域中頗有影響之人,華企業對當時中國邊疆問題的研究現狀仍表現了相當的感慨。華企云認識到列強對邊疆的侵蝕將產生嚴重后果,我視為荒土而讓之,彼一經營則荒土化為奧區以奪我利柄;我見為甌脫而忽之,彼一布置則甌脫變為重鎮以逼我嚴疆。伺間蹈瑕,永無止境;又稱國人中豈有意研究邊疆今昔之實在狀況而謀補苴罅漏之策乎?”[17]華氏之語,既道出了研究邊疆問題與時局相關,又表現出其對當時邊疆問題研究薄弱的一種失落之感。邊疆地區少數民族政治人物格桑澤仁也認為:“中國國內尚有若干民族,如滿蒙回藏,其中如藏蒙兩問題不僅是中國的邊疆問題,同時是亞洲問題的一部份,甚至牽連到亞洲以外的國際問題了”,“內地的同胞與輿論界,對于蒙藏問題加以十分注意研究者,亦不多見,一般報紙,偶爾登載一些關于蒙藏的特殊風俗習慣,常多加以滑稽之批評論調,不過供讀者們茶余酒后之消遣資料。他如蒙藏地方之政治經濟社會……等狀況,更無確實之具體敘述”;“中國對于康藏的敘述,十二萬分的稀少”;呼吁新聞工作者及國內學者,“今后純把視線移轉到邊疆上去,……多注意自己切身的邊疆問題”。[18]格氏此論,既體現了其時對邊疆問題關注及研究較少的現實境況,也表現出時人對邊疆問題的關注乃系依據形勢而論。格氏之觀點并非孤立,華企云亦曾有類似表述:中國稱為邊陲之滿蒙回藏滇五地,……邊陲無事則已,有事則全中國必患半身不遂之疾邊疆問題之研究,誠有刻不容緩者矣!中國邊疆問題主要表現為滿洲問題、外蒙問題、新疆問題、西藏問題、云南問題5個方面。華氏所論的5個邊疆問題,主要就是根據時局的緊迫而按序言之的。[19]

                         

                        20世紀20年代末,雖然也有少量政界人士倡導開發西北,但他們的提倡首先是出于內政的需求。1929年,戴季陶先后在不同場合表達了對西北區域的關注。戴氏10月在中央軍官學校作了《向西北猛進的大意義》的演說、19291125日在開封作了《救濟西北與開發西北》的講話、19291225日在對赴西北工作的人員講了《開發西北工作之起點》、19291124日在洛陽講了《西北文明之再造》、[20]19291127日在湖北省黨部作了《東北西北西南三個問題的總解決》的講話[21]。戴氏在1929年所作的上述關于西北及其相關問題的言說,其緣由是多維的,其中重要因素是為蔣介石解決政治問題而作的輿論支持。在《向西北猛進的大意義》中,戴氏稱:“現在我們的革命工作又到了一個很重大的時期,又上了一個很嚴重的關頭,就是這一回西北的許多頑固野蠻的軍人稱兵謀叛,我們中央已決心討伐他蕩平他,我們的武裝同志大都已到前線效命”;“我們要復興我們西北文化在民族史的光榮,造成東南西北的文化的大同!”[22]在《救濟西北與開發西北》中,戴氏言:現在我們要把西北人民救到底;就要把為害人民的西北叛軍根本掃除,……我們要確確實實解決西北人民禍害,救濟西北人民,必定要使此回戰事之后沒有第二回戰事發生”。[23]在《開發西北工作之起點》《西北文明之再造》《東北西北西南一個問題的決解決》等文中,雖然談西北開發,但其立論之目的是為了解決國民黨內部激烈的政治及軍事博弈。《東北西北西南三個問題的總解決》開篇即言:現在中國當前的重大問題有三個:第一個是東北對俄問題,第二個是解決西北叛逆的問題,第三個是西南[24]叛逆張發奎的問題。”[25]戴季陶上述所論,雖然強調要進行西北開發,但立論的目的是為了解決西北軍這一政治、軍事集團,帶有鮮明的政治涵義。客觀而論,戴氏此時之論,雖具有關注西北邊疆的意義,不過并非專就邊疆問題而言,是在國民黨軍政權勢激烈博弈下所作的政治態度的表述。約在1929年編遣會議開始后,馬鶴天言開發西北,為中國重要問題之一,在今日已成為舉國一致之主張,其普通原因如下:其一,西北地廣人稀,今欲移民實荒,彼此互救,非開發西北不可;其二,西北為列強覬覦,今欲鞏固邊圉,免外人之垂涎侵略,非開發西北不可;其三,西北民族復雜,今欲達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之目的,非開發西北不可。而在軍事統一之后,尤有開發西北之必要:其一,安置裁兵之需要;其二,開發西北,安插流民,為唯一救濟之方法”;其三,“開發西北,移東南之民,實為根本鏟除共匪之方法”;其四,“開發西北,始足以增進各民族文化,普及黨義”。[26]觀察上述所論,不論是戴季陶抑或馬鶴天,其時他們關注西北的主因,并非完全因邊疆危機而引發,而主要是基于內政需求的考慮。

                         

                        當然,誠如前述徐益棠所觀察的,伴隨1930年后國內政治局勢的演變,戴季陶等對邊疆問題的關注視角也發生了變化。1930年,新亞細亞學會成立,并主辦了《新亞細亞》雜志。新亞細亞學會的主要目標是:為整個中國的建設而研究中國的邊疆問題為實現民族主義而研究東方民族的解放問題建設中國必須開發中國的邊疆,解放中華民族必須東方民族一律解放。《新亞細亞》雜志征稿的內容第二項就是:以主義為原則研究中國的邊疆問題。分析中國邊疆問題之過去現在未來之形勢,歸結于邊疆之開發與建設。關于邊疆研究的主要對象包括東北部(東三省)、北部(內外蒙古)、西北(新疆、甘肅、陜西)、西部(西藏、西康、青海)、西南(云南、貴州、廣西)。《新亞細亞》雜志為加強關于邊疆與民族問題信息的交流,還宣傳“凡與本刊宗旨相同之團體(如考察邊疆之考察團或旅行隊)與刊物(如研究邊疆問題及民族國際問題之刊物)均可將工作現狀及進行消息扼要告知,以便披載”。[27]新亞細亞學會及《新亞細亞》雜志,是在戴季陶、馬鶴天等人的支持下而成立并創辦的,政府背景深厚。新亞細亞學會的成立宗旨及雜志的征稿取向,說明此時戴、馬諸人對邊疆問題的關注視野與意圖已經開始產生微妙的轉變,在這一時期民族主義浪潮在亞洲高漲的背景下,他們的觀察已經不再限于國內軍政勢力博弈的需求,而是從國家建設與民族解放的立論來思考,他們關于邊疆區域方位的劃分雖不具有唯一性,其中卻表現出該會主張對中國邊疆問題進行全盤研究,同時亦與前述華企云所論中國邊疆問題主要表現在五個區域的觀點相似,大致按照邊疆形勢在他們思維中的嚴重性進行了區域分組。不過,在戴氏、華氏的邊疆研究思想還未充分拓展之時,中國邊疆問題的形勢發生了重要轉換,即九一八事變發生。

                         

                        二、“開發西北”呼聲的高漲:19311935“到邊疆去輿論中西南”“西北的落差

                         

                        九一八事變,牽動著全國的神經,政界、學術界都感到國難深重。胡適就感慨:九一八事變后,“大火已燒起來了,國難已臨頭了。我們平時夢想的‘學術建國’、‘科學建國’、‘文藝復興’,等等工作,眼看見都要被毀滅了”,“……我們幾個朋友在那個無可如何的局勢里認為還可以為國家盡一點點力的一件工作。當時北平城里和清華園的一些朋友常常在我家里或在歐美同學會里聚會,常常討論國家和世界的形勢”。[28]國難當前,由東北問題而引發了對邊疆危機的普遍關注。一直關注邊疆問題的新亞細亞學會發表了《為日本帝國主義暴劫東北宣言》。宣言指出,日本帝國主義此次寇犯東北,是其數十年來處心積慮,欲以謀我國家、滅我民族而實現其大陸政策的最有力之明證。在此大難當前、禍迫眉睫之時,一方面全國應上下一致,向國際社會揭發日本的侵略暴行,一方面全國同胞應急圖造成一種不分區域、不分界限、不分彼此、不分上下、百折不摧的大團結,積極抵抗暴日侵略。強調“吾國疆土東北已劫于暴日,外蒙扼于赤俄,西北疆土岌岌可危;英謀西藏,法窺云南,亦非一朝一夕;此次暴日又大舉入寇東北,吾人茍不誓死雪仇,力爭被劫之疆土,則列強帝國主義者將各應其勢力范圍圖謀強占;瓜分之事立見,亡國之禍立召,形勢之嚴重孰有勝于此者乎?”然而,國人對于疆土之情形向多茫然,國防研究素不措意,在此形勢下應痛下決心,“對邊疆國防諸問題加以徹底之研究;凡我教育界與學術團體,責任較重,尤應以研究邊疆問題為目前要圖,普遍組織研究此種問題之團體,以昭示我國人,喚醒我青年,一致奮起,以國家疆土之發展與國防之保全”。[29]九一八事變使國家與民族面臨亡國滅種危機,作為以邊疆和民族問題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學術團體,新亞細亞學會這一宣言進一步強調了邊疆問題研究在當前是最重要的研究內容。這一宣言還呼吁教育界與學術界應組織專門團體加強邊疆研究。新亞細亞學會不僅號召,也在其主辦的雜志上有明確的實踐。緊接其后,《新亞細亞》刊登了大量關于東北邊疆史地研究的文章,其所號召的加強邊疆研究的呼吁,也漸成現實。

                         

                        九一八事變使中國邊疆問題形態發生了重要改變,也使國人對邊疆問題的態度發生重要變化。時人觀察到:“九一八以前,遠東均勢未破,各國對華之侵略,尚稍存互相猜忌之心,雖暗中積極進行,表面上固仍維持‘領土完整’‘機會均等’之原則,而侵略之范圍,亦僅及于經濟財政。雖對吾錦繡河山,不無垂涎三尺,然各有戒心,尚不敢犯眾怒以為戎首也”。然而自從九一八事變后,“日本冒天下之大不韙以奪吾東北四省,九國公約上,‘門戶開放’之原則,摧殘殆盡。遠東之均勢既破,于是各國紛起效尤,對于領土之侵略,更明目張膽,不復有所顧忌。……一八九八年瓜分之局勢,殆將復見于今日矣!”“此吾國邊疆問題所以發生之一大原因也。”[30]此語道明,東北邊疆危機的爆發,刺激了國人對邊疆問題的關注。

                         

                        華企云所著《中國邊疆》脫稿于1930年,于19324月由新亞細亞學會正式出版,但很快就于19338月再版。該書很快再版的原因,在其再版書的宣傳語中有明確表達:自從晚近日侵東北,俄攫外蒙,英寇康藏,法窺滇邊以來,國中人士都遠瞻高矚的把目光移到了邊疆方面,寢假而到邊疆去的呼聲洋溢盈耳的經人鼓吹起來。不過到邊疆去是有先決條件的,就是中國邊疆無論其已往情形,現在狀況,四周環境,國際關系,以及日俄英法等帝國主義為對于滿蒙康藏怎樣的垂涎覬覦,乘隙蠶食,都非要有確切的認識不為功。本書就根據了以上條件把整個中國邊疆的實況來供獻給與讀者。”[31]從《中國邊疆》的迅速再版及其宣傳語言可以觀察出,在九一八事變后,到邊疆去已經形成相當有影響的社會輿論。這個輿論的形成,與時局關系密切,然也因時局的關系,在邊疆諸問題中,西北邊疆問題獨樹一幟,并在抗戰全面爆發前形成了政、學兩界開發西北的廣泛共識。這一社會情景的形成,受到多維因素的影響。其中,國民黨為抵抗日本而進行的部署計劃是其中的重要因素,而這一因素的影響事實上及于整個國民政府時期的邊疆問題研究。

                         

                        九一八事變發生時,蔣介石正忙于剿共及整合國內各軍政勢力。918日當天,蔣介石正籌劃對粵對匪策略919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昨晚倭寇無故攻擊我沈陽兵工廠,并占領我營房,刻接報已占領我沈陽與長春,并有占領牛莊消息,是其欲乘粵逆叛變之時,內部分裂而侵略東省矣。內亂不止,叛逆毫無悔禍之心,國民亦無愛國之心,社會無組織,政府不健全,如此民族,以理論決無存在于今日世界之道,而況天災匪禍相通而來之時乎?”[32]在這一心理下,蔣介石希望依靠國際力量迫使日本讓步,故而采取不抵抗政策,社會輿論群情激昂。不過,日本得寸進尺,1932128日開始進攻淞滬。面對此種局勢,國民黨為抵抗日本侵略進一步作了部署。早在九一八事變后的926日,蔣介石就思考:對日不如戰而亡,以存我中華民族之人格,故決心移首都于西北,集中主力于隴海路也[33]在日本步步緊逼下,1932129日,蔣介石決心遷移政府于洛陽,與之(指日本,引者)決戰130日,林森、汪精衛等國民政府要員開始撤離南京,蔣介石也于21日抵達開封,并決定當天晚上就赴洛陽。[34]25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自黑石關以東至汜水之間地形復雜,雖有飛機大炮亦無所施其技,更知為遷都西北之必要也”。[35]35日,國民黨四屆二中全會通過了《確定行都與陪都地點案》,決定以長安為陪都,定名為西京[36]5月,西京籌備委員立;10月,全國經濟委員會西北辦事處設立。南京國民政府這一決策,影響著逐漸被人們所廣泛關注的邊疆問題研究區域的側重。

                         

                        1932年國民政府確定以西北為復興基地后,開發西北很快為朝野熱烈提倡。邵元沖于1932321日在中央黨部留京辦事處紀念周的演講中稱:二中全會議決西京為陪都,一方面固在應付國難,準備長期抵抗,其他方面實含有開發西北的意義[37]321日,何應欽在洛陽中央擴大紀念周演講認為開發西北為我國當前要政現時外患日急,非從速開發西北不足以言國防為充裕國民生活起見,更有開發西北之必要為研究與發揚我民族固有文化起見,更要開發西北;號召集中全國聰明才智之士,從事西北及一切邊疆問題之探討與考察”。[38]很快,開發西北成為了在朝、在野者的共識。天津《大公報》的評論頗能表現出此時西北開發呼聲在全國社會輿論中的情景:自遼、吉、黑淪陷,國人愈認識建設西北之亟,西安設陪都,亦足見政府目光漸重西北。近者長安洛陽道中,要人絡繹,皆為視察關中,將欲為建設西北之研究者也,在東北及沿海沿江受重大外患的情形下,一般論者動謂應以西北高原為中心,以為長期奮斗之根據,而西北確為國家之最后防線,國防重心,應置其間,無論現在之外患如何歸宿,今后應以最大之力量,建設西北。此不磨之論,全國應決心圖之得也[39]“九一八以后,國人大聲疾呼,往西北高原去[40]在這樣的政治形態與社會輿論下,西北邊疆問題研究受到廣泛關注自屬必然。在短期內,西北問題研究會、西北學會、西北評論社、西北屯墾團、疆學會、西北墾殖事宜設計處、開發西北協會等以西北命名的研究團體先后成立,出版《西北問題季刊》《開發西北》《西北論衡》等期刊。[41]這些團體在成立大會上,都宣稱團體成立動機乃為邊疆危機之所促。如西北問題研究會于1932年在上海成立總會,很快又于西安成立分會。在西安分會成立宣言中,西北問題研究會明確宣稱:今東北三省,收拾匪易。而西北各省,仍有食指大動者,窺伺其側,亦非安全無憂之地,故吾人若此時尚不能竭智盡慮,力謀開發,則西北將來,恐不免于仍為東北之續。”[42]1932年,有學者總結言:吾國自改造以來,遠見之士,莫不注意于西北之開發;有設立學校,造就開發西北之人材者;有著為論說,以喚起國人者;惟厥時國事蜩螗,軍人分據;耙梳整理,均非時機。民國十七年北伐成功,大局一統;西北問題,遂成為中國整個之問題矣。”“開發西北,幾成全國人士同一之主持;中外學者,對于西北實際考察者亦項背想望。……是西北之開發,已成迫切不可緩之工作矣;同時從國防、經濟及民族方面分析了“西北何以重要”的問題。[43]該論表明其時西北邊疆在邊疆諸區域中獨樹一幟的現象及其與時局的密切關系。

                         

                        新亞細亞學會一直主張加強邊疆研究,在學會組織中專門設有“中國邊疆問題組”,下又分為“東北股”、“西北股”、“西南股”、“東南股”、“其他”。按照《新亞細亞學會章程》所言:“凡關于中國邊疆問題及東方民族問題,本會皆規定次序,分別研究”。[44]“規定次序一語表明,新亞細亞學會在議定邊疆研究區域的重點時,是由東北、西北而西南及其他。九一八事變的發生,事實上也驗證了新亞細亞學會將東北問題列為其研究的首要問題的必要性。但事變后,雖然東北問題一時為國人群情關注,但隨著日本對東北事實上的侵占,國民政府又決定以西北為抵抗日本的根據地,于是如前所述,朝野各界對西北邊疆投入了相當的關注。馮家昇在1934年的一段論述頗有意味。馮氏首先稱我國學者對于自己的邊疆素少研究,認為在前清時代,和別國起了境界問題的交涉時,已不知吃了多少大虧,就是民國以來,一旦遇上這類問題,仍是受人欺騙。譬如東北四省,就歷史、地理、法律上說,明明是中國的領土,而日本人為了伸展領土的野心,早在此前就提出,但中國的學者沒有一個能起來加以有力的反駁的。馮氏還指出,日本為了實現滿蒙非支那論的基調起見,雇用了大批學人專門致力于朝鮮學滿蒙學的研究,研究的成績還能獨樹一幟;而回顧我國,九一八事變以前,“東北史地簡直無人過問”;九一八事變以后,則“為了欲證明東北是中國的領土起見,才臨時作起文章來”。在此,馮氏強調了因九一八事變,國人對東北問題較為關注。不過,馮氏通過對歷史上中國邊疆問題研究的總結,指出“中國人對于東北的研究遠不若西北的研究的有成績”。馮氏“東北的研究遠遠不若西北的研究的有成績”之論,并非完全基于九一八事變后邊疆問題研究的基本情況而論,他也強調自道咸之際中國就表現了對西北邊疆史地研究關注的趨向,而東北史地則因清朝發源地之故而長期被研究者所忌諱。[45]馮家昇在發表上述論斷之前半月,曾結合時局分析認為:近年來,到西北去的口號喊得很高,什么日記、筆錄報告等等文字也很多[46]這表明,馮氏所言的東北的研究遠遠不若西北的研究的有成績,雖然是從道咸西北史地之學而論,但亦為現實中的感觸。馮家昇的這一觀察,從另一維度說明其時雖然國人號召關注邊疆研究,也發表了諸多關于中國邊疆整體或分區問題的論述,但西北邊疆研究在諸邊疆區域的研究中是相當突出的。當然,此亦現象的形成,亦有歷史傳統因素作用的結果。關于此點,筆者僅引錢穆及蒙文通的兩篇討論文章進行說明。

                         

                        錢穆于1935年在《禹貢半月刊》發表《中國史上之南北強弱觀》,該文認為中國史上之所謂北強南弱說,幾乎為一般人所信受,并有種種基于山川形勢、氣候物產、民族文化各方面的解釋;就中國史的經過論,北方強于南方,是一種顯然的事實,然茍仔細論之,則亦有未盡然處,認為軍事的勝敗、民族的盛衰,應該還有其他方面的因素。錢氏雖然也承認中國歷史基本上一般由北方統一南方,但并非總是北強南弱,其關鍵在于馬政的得失。[47]而后,蒙文通也在《禹貢半月刊》發表《讀〈中國史上南北強弱觀〉》一文,認為錢氏以國馬之耗息騐御外之盛衰”,雖為“史部之深識”,但出于“兄言其攻,弟言其守”之意而對錢氏觀點提出商榷,認為“蓋車敗于騎,皆以攻也。凡用車以牛,列陣則車首向內而尾拒于外,此其要也。用于北而不用于南,用于守而不用于攻,亦或以拒馬木鹿角之屬以當騎,此胡騎雖驕而不究所向披靡者,則以制馬之固有術也。”[48]姑不論北強南弱這一現象的內在真正因素究為何故,但從錢、蒙的討論中可以觀察出,中國歷史上的北部邊疆問題較南部邊疆為重,故學者在視野上也更重視西北邊疆。可見,在國民政府確定以西北為陪都之所在時,西北邊疆廣受國人關注,自有其歷史傳統。

                         

                        對于時人關于西北邊疆的具體研究,由于內容較多,顯然難以一一列舉,本文之旨趣亦不在此。要注意觀察的是,同為邊疆,東北失去、西北“熱鬧”,西南又如何呢?顯然,與“開發西北”的熱浪相較,西南邊疆則備顯沉寂。

                         

                        事實上,在九一八事變后邊疆問題為全國關注之時,國人并非沒有注意到西南邊疆問題。前述新亞細亞學會在九一八事變后除了談到東北、西北邊疆問題外,也言“英謀西藏,法窺云南,亦非一朝一夕”,相關的邊疆研究論著及期刊中也不斷有言及西南邊疆問題者。在1930年,楊成志就撰文警告言云南地接緬、越,直像一只馴豬介在虎獅的中間,任由英法帝國列強進攻,問諸吾政府失了許多國防要隘或膏腴之地,反茫然無所知,如果不急起研究云南邊地情況,云南地圖將日見變色[49]九一八事變后,宋人杰在1932年從國防視野強調了西南邊疆的重要性。宋氏指出國防關涉陸、海、空問題,其中我國陸防最重要的區域是滿蒙地區,其次是西南邊疆的西藏,英國對侵略西藏十分積極,呼吁應使舉國國民“一致注意到西南國防這個問題上來”,“西藏滇邊是吾中華民國的領土,吾西南民眾,就是中華民國一部分的國民,保存西藏滇邊的領土,就是以中華民國國民的資格,保存中華民國的領土”。[50]19331月,居正也稱國人一向不注意邊疆的情形,但現在此等形勢下,應改變以往態度,應增強西北、西南邊陲對帝國主義侵略的防御工作[51]同年7月,時任蒙藏委員會委員長的石青陽曾言:我國邊疆,除海岸線外,由東三省經蒙古,新疆,西藏,滇,桂,無一處不與強鄰逼處”。[52]同年,馬鶴天在做新亞細亞學會本年度的會務報告中,再次強調新亞細亞學會專門研究中國邊疆及東方民族問題,研究辦法或分地域、或按事項,除分別研究外,注意實地考察。會員中曾赴蒙古、西康、西藏、新疆、青海、甘肅、寧夏、綏遠、察哈爾、東三省、廣西、云南及印度、土耳其、南洋各地考察者,先后約十余人[53]結合前面所述,說明雖然在九一八事變后新亞細亞學會表現了對東北邊疆的尤為關注,但東北、西北、西南邊疆區域是其研究的主要對象的宗旨未變。1934年,開發西北協會在召開第二屆年會時,有會員提出《組織康藏實業考察團案》,稱康藏為我國西南國防,其存亡關系整個中華民國之前途實深且巨[54]1934年,為祝賀邊事研究會成立,時人作詩稱:我們的東北,已經失掉了四省。蒙古、新疆,日俄久思侵吞;西藏、云南,英法早在經營;環視我們的邊疆,無處沒有敵人!”[55]《邊事研究》在發刊詞中也稱:近者如法國占海南九島,俄國既唆使外蒙獨立,又想赤化北疆,英國認西藏為其勢力范圍,且據云南班洪,又想吞食南疆[56]有論者強調凡稍留心邊事的人們,沒有不知道現在中國的云南,康,藏,新疆,蒙古……在事實上已不如昔日的……”,“年來國人已有最后的覺悟,且已開始轉移視線于邊疆”。[57]這些政界或學術界的言論,表明時人并非完全忽視西南邊疆問題。然而,就當時整個社會輿論而論,對西南邊疆之重視顯然無法與西北邊疆相提并論。

                         

                        關于其時西北、西南邊疆問題在時人視野中的變化,1934年有論者的論述頗能說清此點。該論者觀察到九一八事變后西北邊疆問題研究受到國人廣泛關注的現象,稱國人群集中視線于邊疆問題,為亡羊補牢之謀,因此,開發西北的政策,成了中國今日民族復興,救亡圖存的唯一出路。這是對邊疆問題研究興起之原因及國民政府決定設陪者于西北決策的闡述。國民政府以西北為抵抗日本進一步侵略基地的決策,對西北邊疆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呢?就是開發西北的劇本,已經在播音臺上一幕一幕地在放送。學術團體的組織,個人及社團實地的考察,以及在朝碩彥或在野名流,均日在報章雜志,各抒其鴻文讜論,以備政策之咨詢采納。就是中央政府對于開發西北,最近也下了最大的決心和勢力,如隴海路潼西段年底可以通車,擬在短期內展筑至蘭州,再達迪化,與平漢,粵漢,津浦,京滬等路接軌,使迢遙百粵,縮地有方,數丈昆侖,摩天可渡,運輸便利,斯無往不宜矣。其他水利之興修,農業之改良,國貨之展覽,畜牧場之設置,均在積極進行。而各公路之正在建筑者,計有新綏,甘新,包寧,蘭臬等線。將來結果如何?成績如何?吾人固然不敢必操勝算,不過近來舉國上下,對于西北問題之重要,確已有深切之認識,‘有志者事竟成’,敢為他日開發西北之預祝”。在指出社會各界對西北問題廣為關注,政府及各界積極從事西北開發建設時,該論者也明確的強調,國人對西南邊疆問題有所忽視。他認為,國人其時對邊疆問題的思考視野存有局限,即“‘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是中國人向來最大的錯誤”;指出“西北問題,既因東北失掉而為舉國所重視,然而西南問題又將怎樣呢?”認為“在此開發西北鬧得很起勁的當兒,我們為著中國邊疆整個的打算,不得不慮及西南,作一勞永逸之計劃。”該論者分析了整個邊疆形態:列強對中國之侵略,無分英、法、日、俄,無論東南西北,而中國邊疆之國防,亦無關于東北西南,均門戶洞開,“居今日而言治邊,殆如乘漏舟而撐破屋,頗此失彼,扶東倒西,九一八以還,日本不費吹灰之力,劫掠我東北四省,于是依樣葫蘆,法帝國主義者當東北事件緊張時,增兵越南,進窺龍州,近更占我南海九島,以及英人時驅藏人以侵西康,莫不為趁火打劫酷辣手段。今日者東北失地,一時無收回之望,西北雖廣,開發之功效,亦非旦夕可期”。在這樣的形勢下,號召應從全局上重視邊疆問題:“中央對于邊疆,宜統籌兼顧,收復東北,開發西北,回顧東南,建設西南,庶使邊疆如天衣無縫,敵人雖狡,亦無所施其技,否則徒知東北之失守,而忘滇,桂之危機,徒知西北之重要,而遺川,康之巨患,此非所語于固邊實圉之根本政策也”。還發出重視西南邊疆的呼吁:“堅壁拒盜易,入室驅盜難,與其臨渴而掘井,曷若未雨綢繆,吾愿當軸諸公,慎勿在此開發西北聲中,而不一顧及西南國防,致九一八事變,重演西南”。[58]該論者的這一觀察,是從中國邊疆問題的全局思考來號召國人重視西南邊疆問題,但這一呼吁卻更清楚的說明西南、西北邊疆在此時社會輿論中的不同景象。

                         

                        其實,當時社會輿論對西北、西南邊疆問題的如此“差別待遇”,西南邊疆的地方人士對此之感受更為“敏感”。龍云在19333月就曾言:溯自北伐成功,全國統一,有識之士,咸以建設邊疆為急務,調查研究之團體,鼓吹宣傳之書刊,所在多有;但是,這些內容皆偏于東北西北,其注意西南者,蓋鮮焉。對此境狀,龍云批評道:夫中國之陸地邊疆,為東北,為西北,為西南,其于國防上經濟上之地位,同一重要,固不得有所偏廢。國內人士能集中注意于東北與西北邊疆之研究,而于西南問題,則淡焉漠焉,豈西南邊疆,無關國勢歟?抑茫然于西南情形,而無所措手歟?此不可深長思也。”在表達對這一情景的不滿后,龍云發出感慨,號召既然“他人”不重視西南邊疆,那么西南邊疆本土的人士就應該加強研究,改變這一狀況:“吾人生斯長斯,對于西南邊疆,猶尚不從事考察研究,馴致囑文演講,尤須取材于外國人士之著述,則中原人士漠視西南,又何怪乎》此不可不立起直追,作有系統之調查研究,以為全國倡導者也”。[59]龍云之論,雖或有在斯言斯之偏缺,但大致符合當時整個關注邊疆問題的社會輿論現狀。

                         

                        前述徐益棠在言1930年前政府未曾注意邊疆的諸重影響因素時,其中之一即四川尚為一大小軍閥割據之局面。這一因素對邊疆問題研究的影響,在開發西北呼聲高漲過程中,也不時為政府及時人所談及,天津《大公報》的評論頗具代表性。193381日,《大公報》發表《應盡先注意西北建設》的社評。社評認為國家為固本自衛計,必須經營后方而以備不測,故西北建設,在今后尤為重要。《大公報》社論的此一論述,是通過對國內政局的比較分析而來的。社評中有言:吾人日前論川事,以為四川亦中國最后之堡壘,故屬望四川軍人覺悟者甚切。惟四川今尚未定,中央政令,猶不通行,故宜暫作別論。至于西北數省,則中央政令,完全貫徹,其官其民,莫不仰望中央以為之主持。新疆雖尚有糾紛,然漢回各族,莫不服從中央,盛世才與馬仲英,皆聽命于中央者也。是以四川難治,而西北易治”。[60]這一評論,表明政府對西北的重視,是因為中央政令,(在西北,引者)完全貫徹之故,而西南四川雖也為時論關注,然因其難治,故宜作別論。這間接說明,其間興起的對西北邊疆問題的重視,受到時政因素的影響極大。九一八事變后,邊疆問題受到社會各界廣泛關注:邊疆問題,就是中國存亡問題[61]此一狀況形成的重要原因是緣于時勢,而重視西北邊疆輿論的高漲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內外形勢的緣由。或是之故,其興因政,其變亦因政,伴隨國內政局變遷,西北、西南邊疆在1935年之后的形勢則漸有變化。

                         

                        三、時局與輿論的轉折:1935年后西南呼聲的漸起

                         

                        1934126日,范苑聲總結了當時邊疆問題的演進軌跡,認為邊疆問題之于今日的中國,是非常嚴重的,它的問題嚴重性,近幾年來,是正在與日俱進著。而這種嚴重性的演進現象,促成了八方風雨會中州的今日國難,指出邊疆問題的嚴重化導致了中國嚴重的國難臨頭[62]在此形勢下,國民政府高層雖然在1932年確定以西北為經營重心,引發了關注西北的熱潮。然如前所論,以西北為經營中心是國民政府權衡時局所作的決策,而伴隨時局變化,這一決策亦有所轉變。

                         

                        前曾述及,何應欽在《開發西北為我國當前要政》中雖然強調“非從速開發西北不足以言國防”,但他同時也認為要開發西北應先了解以下基本情況:其一,西北蘊藏著無窮寶藏;其二,西北“大部份國民經濟生活,多未脫原始游牧狀態”;其三,西北“為中華民族之搖籃,同時為中華民國之陸屏蔽”。并且,開發西北在國防上的意義重大:“蒙古北境,與新疆西北邊境,接壤蘇俄,新疆西南邊境與英屬印度相毗。蘇俄本其遠東政策,肆意向我侵凌,現在雖認蒙古我國領土而實際已不啻為蘇俄之一部,歷來為西北邊境問題,與外人所訂條約,無一次不喪權辱國,全國上下,又鮮注意及此”。[63]何氏的上述所論,道出了經營西北所面臨的幾個難題。即,其一是西北雖資源豐富但經濟落后;其二透露了國民政府經營西北有抵御蘇俄之意圖,表現出對蘇俄的忌憚之心。何氏此論在當時并非個例。張繼也曾言,中國的發展并非平均而較為畸形,沿海沿江各處甚為發達,內地各處則日漸衰敗,尤其以西北為甚,西北之衰敗現象,實非吾人所能想象物質建設方面,西北是等于零,……西北之經濟狀態,非但新的沒有,即舊有的亦已日漸衰敗關于開發西北,第一步先須救西北。在闡述西北經濟形態落后之后,張繼又言:民國以來,中國之大方針即已錯誤,就是‘拋棄邊疆’,這是兄弟倡的名詞,因仍沿用從前的方法,視邊疆為戍地,是犯罪人充軍去的地方,邊疆之官吏,是國內用不著的,始教他們到邊疆去,以致將邊疆的事情弄壞,結果東北丟掉了,東北如此,西北亦是如此,恐將與東北同其結果。”不過,在對蘇俄問題上,張繼則強調“中俄已恢復邦交,日人要馬上到西北去是不可能,西北是與蘇俄接近的”,故他主張聯俄,現“中俄已復交,此與西北之關系甚大,非特黨內同志,即一般青年亦應注意”,應付日本并非單用外交的方法就可以解決,中俄之間若能維持良好關系,則“中國民族可以解決亞洲事情的”,不僅“西北可以發達,并可藉此解決東北問題的,只要努力去做”。[64]張繼與何應欽所言內容的對象是一致的,但對蘇俄在中國邊疆問題產生影響的認識卻是不同。張氏認為中蘇關系的良好有利于中國解決邊疆問題,而何應欽則認為蘇俄對中國西北邊疆的威脅甚大,對其持防御思想。二人之論,其實代表了當時對蘇俄關系思考的兩種立場,表現出此時中國的西北邊疆并非完全無憂,其實外患仍存。面對如此形態,國民政府對如何布置后方以抵御日本,不可能不作周全之思考。

                         

                        對于國人普遍認為開發西北可以解決人口及糧食諸問題,徐益棠在1935年對此問題進行了闡述。徐氏觀察到近來研究邊疆問題的同志們,往往過于看重人類的活動,籌邊救國,又成為最近的救國運動中的一個別樹一幟的口號。我們當然很表同情于一切情勢危迫的報告,而很想替國家做一些有效率的工作;我們也很同意于做幾篇很動聽的文章,勸大家到邊疆去。但是我們要知道救國不止一端,到邊疆去亦非易事到邊疆去并不容易,那么這是為什么呢?徐氏回答稱:幸有幾個學者已注意到沒有根據的,過分宣傳的文章之誤人觀聽。張心一先生曾告訴我們西北方面的可耕地沒有現在一般人的估計的那么多(獨立評論第一二0期);翁文灝先生也告訴我們邊疆可移殖的人口數不能以土地的面積來做比例(獨立評論一二四期);還有一位美國學者也論及中國邊疆的可耕地實在有限得很,他還斷定:工程技術能夠使中國西北再容納幾百萬人口,但要想把西北當做東北,來安插中國過剩的人口,那是萬萬不能的。”[65]徐氏事實上是告訴人們,西北雖然地域廣闊,但真正能容納的人口比例并非人們頭腦中根據地理面積所作出的簡單思考。其實,早在1932619日,蔣介石就認識到這一問題。蔣介石當天在日記中記載,翁文灝當日下午曾當面向其匯報西北的資源是有限的:“翁講東北與西北農產地之分量。據其以氣候與雨量而論,則西北只可移數百萬之民為屯墾防邊之用,絕非如世人所理想者可容八九千萬之移民也。翁實有學有識之人才,不可多得也。”[66]蔣對翁的稱贊,表現他贊同翁氏的觀點。在如此形態下,蔣介石對抵抗日本的戰略根據地自然另有打算的思考一直未斷。1933817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大戰未起以前,如何掩護準備,使敵不甚加注意,其惟經營西北與四川乎?”[67]可以說,蔣介石一直在思考如何建立對日根據地的問題。關于蔣介石對日問題的思考過程,學術界已有相當研究,此處不作贅述,僅引1937年他的一段回顧之語道明此一問題的過程:自從九一八經過一二八以至于長城戰役,中正苦心焦慮,都不能定出一個妥當的方案來執行抗日之戰。關于如何使國家轉敗為勝轉危為安,我個人總想不出一個比較可行的辦法,只有忍辱待時,鞏固后方,埋頭苦干。但后來終于定下了抗日戰爭的根本計劃。這個根本計劃,到什么時候,才定了下來呢?我今天明白告訴各位,就是決定于二十四年入川剿匪之時。到川以后,我才覺得我們抗日之戰,一定有辦法。因為對外作戰,首先要有后方根據地。如果沒有像四川那樣地大物博人力眾庶的區域作基礎,那我們對抗暴日,只能如一二八時候將中樞退至洛陽為止,而政府所在地,仍不能算作安全。所以自民國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入川剿匪之前為止。那時候是絕無對日抗戰的把握,一切誹謗,只好暫時忍受,決不能漫無計劃的將國家犧牲,真正為國家負責者,斷不應該如此。到了二十四年進入四川,這才找到了真正可以持久抗戰的后方。所以從那時起,就致力于實行抗戰的準備。”[68]19341935年西南地區政治格局的轉變,使蔣介石在1935年決定了以四川作為抗戰的大后方。

                         

                        1934年,已有論者結合國內外形勢,指出西南邊疆同樣面臨類似東北的危機。魏新在《一九三四年的中國邊疆》一文中,先對當時中國整個邊疆形勢進行了分析:底確中國現在是千瘡百疾,已經到了病入膏盲的時候了,無論我們從哪一方面或是哪一部分來看,各處都可以見到危機的增厚與加深,尤其是整個的邊疆問題,從東北到西南的云南止,只要你約略的翻開地圖一看,便真個會使你坐臥不安,而感覺到中華民族的前途茫茫;進而指出:東北已經完了,而蒙古、新疆、康藏、云南等省,又究竟怎樣呢?那真是只有天知道,誰也不能擔保,西南或西北將來不致成為東北第二,蒙古是不用說了,自從九一八事變以來,已經被日本人視為禁臠了,新疆方面,南路的疏勒已經宣布脫離中國而獨立,西藏則自達賴死后已到了重要關頭,英人的東進政策,無論在什么時候,我們是不會忘記的,其次是班洪問題是已經揭幕了,滇越鐵路的重要地點,法人也正在那里加緊的建筑新機場,簡直沒有一處不是帶著‘山雨欲來,風滿樓’的現象。”[69]從中可以觀察出論者對西南邊疆問題的深深憂慮,而1934年發生的班洪事件,亦促使國人加深了對西南邊疆危機的認識,對西南邊疆更為關注。張青萍就發表《班洪事件與西南邊防》的文章,警示國人應重視西南邊疆問題。[70]次年,時人有言:今日邊疆的嚴重形態,除著東北四省,已早陷于日本帝國主義者鐵蹄的統制之下而外,最嚴重的恐怕是新疆西藏,次如蒙古云南等地危機,同樣地極其嚴重的,……恐怕今后中國邊疆危機的演變趨勢,還要在我們的意想預料之外。”[71]蒙古、西藏、新疆一直系時人最為關注的邊疆問題,該論將云南與蒙古的危機同列,在一定層面表現了西南邊疆問題的嚴重性逐漸得到國人的認同。不過,也要觀察到,雖然其時西南邊疆問題已經引起了一些批時人的格外關注,但仍在一定范圍之中,尚未形成普遍性認識。在1934年,陳碧笙在其《一個理想的移民地——云南普思沿邊》中曾稱:“要保中國,先保西南;要保西南,先保云南;要保云南,先保滇邊”。號召人們關注云南,重視西南邊疆問題。然而,陳氏在1940年自身也承認該論在當時也未能引起人們的注意[72]陳氏之論,說明西南邊疆問題在時人的認知中仍處于漸變形態。

                         

                        西南邊疆危機的加重及邊疆問題的不斷發酵,1935年蔣介石四川、貴州、云南之行后國民政府政策的轉變,都使西南邊疆的重要性逐漸得到國人的更多關注。19362月,有論者對九一八事變后西北、西南邊疆問題在社會輿論中的情形進行了總結,指出邊疆問題為國人所重視系九一八事變之后的事,九一八事變后,關于蒙,藏,東北,各方面,國人討論的文字很多,而惟獨關于西南邊疆包括云南問題的討論比較少。認為在開發西北的呼聲中下,云南也許被大家輕視了。對于這一現象,該論者認為:固然西北成了日俄英角逐的地帶,很顯然的日本從內蒙要向西北發展”,受到重視有其必要性;然而“云南的地位,無論在其地位上,對于祖國的密切關系上,至少與東北相等,而其禍患之深,何異于‘九一八’以前的東北”。“云南是中國民族最后的生存地”,“云南是吾民族最要的一條生命線”,指出云南土地雖然不像新疆、西藏那樣廣大,但在形勢方面則至少與新疆、西藏相等,甚至在一定方面比新疆、西藏還要重要。云南這一重要性形成的原因,在于它扼著長江上游之勢:“由云南到四川是據長江的上游,過貴州至黃平沅江直達湖南,已經可以左右北方,如果東走廣西沿西江而下,又可以控制珠江流域,很明顯的,云南已經具有倒槃天下的形式。當三國時,諸葛亮出師北伐,所以必先定南蠻,唐代滇南落于南詔,而終困中原的,都是可以證明云南的地位重要”。認為其時我國的邊疆地區,除了東三省就是云南了,可謂“正是東北西南相對應著”,而東北與西南邊疆的背后都有強大的帝國在侵略,并且東北已經成了日本的囊中物,現在“所余的美滿生存環境,就是云南了”。“無論從地勢看,或從經濟地位來看,云南省是吾民族生命所托。云南之在西南,與遼吉熱黑熱在東北。至少有同樣的重要,日本腳踏四省,而侵燕云。與經云南可直蹈四川,中原受的威脅一樣的大。現在燕云已備夷患,禍亂方興的云南不容我們忽視了!”[73]誠如時人對該觀點所評論的那樣:云南氣候溫和,礦產豐富,為我民族在東北淪亡后之唯一生命線,自不待言,乃近年來國人高唱開發西北,對于民族唯一生命線之云南,反不重視,《云南的過去現在和將來》,首述云南之重要性,以及礦產之豐富,食糧之饒,次述我祖先開發成績及現在英法情形,大足以喚起國人之意注(應為注意,引者)[74]的確,國人對西南邊疆的普遍性關注,很快就到來了。

                         

                        七七事變爆發后,國府西遷,1935年后漸起的重視西南邊疆的呼聲很快超過開發西北的浪潮,成為舉國一時關注之話題。1938年,一直關注邊疆民族問題研究的凌純聲發表《建設西南邊疆的重要》的文章,對九一八事變后國人對西北、西南邊疆關注度進行了比較,道明了西北、西南邊疆在不同時期國人視野中的微妙變化過程。凌氏指出,自九一八事變以后,國人鑒于外患日亟,邊警頻傳。一般有志之士群起而注意邊疆,研究邊疆,經營邊疆,這不能說不是一種好的現象;但是,在這股熱烈的開發邊疆的運動中,朝野人士大都注意到西北而忽略西南。對于西南邊疆,只有很少一部分的有心人在呼喊,未能喚起舉國一致的推動。這“實為輓近國家建設上一件不幸之事”。凌氏在文章中還舉例稱:“直至最近還有人說,中國民族最后的生路是在天山的下邊,決不是在昆明湖畔”。這既說明了此前社會輿論獨重西北邊疆的現實,亦從另一維度表明對西南邊疆問題重要性認知的逐步提高。凌純聲就稱:“這兩句話雖有他的言外之意,我們不去管他,如對于建設邊疆而言,似乎還是只要開發西北不必建設西南”,但是,“現在復興中國民族的根據地只有西北與西南了。西北雖是我們的生路,而西南亦并不是死路一條”,認為“西北與西南在抗戰建國中的地位至少是一樣的重要”。他進一步分析認為,“西南的地理位置氣候,資源與民力等等多較優于西北,可說是復興民族的主要根據地。自全面抗戰開始以來,沿海諸省淪于敵手。黃河流域的人民退至西北,長江下游的人力物力流向西南,這是地理與交通的關系使然,并沒知道生路與死路的選擇”。凌氏希望在國家民族危機之下,從沿海注入內地的人力物力,在西北者則開發西北,在西南者則經營西南,應努力建設邊疆以增加抗戰的力量,完成建國的使命。以往國人很少注意西南邊疆,對于西南的情形頗多隔膜,現在西南邊疆在抗戰建國的作用非常重要,“希望國人對于西南有一番新的認識,大家去努力建設”。在最后,凌純聲呼吁,“當前抗戰愈趨緊張,愈迫使我們覺得有開發西南的必要”,指出“對日作戰,一定是個長期戰爭”,在這樣的形態下,“將來西南在繼續抗戰中的地位,無論在軍事上經濟上都十分重要”,因此“目下努力建設,已為刻不容緩之事”。[75]顯然,西南邊疆研究在政府、社會輿論中的地位已明顯不同,西北、西南邊疆研究的關注度開始有了明顯改變。徐益棠曾言:抗戰軍興,國府西遷,各學術機關亦相繼遷至后方。”[76]按照凌純聲曾言:以前研究邊疆,而邊疆不易來;要開發邊省富源,而資本缺乏。現在沿海的人才財力都已被迫流向邊地,正是建設西南邊疆千載難遇的機會,希望舉國上下,切莫錯過”。[77]相關學術機構的西遷,的確更促進了西南邊疆研究的發展。西南邊疆研究的代表人物方國瑜后來回憶稱:自一九三七年抗日軍興,內地大學及研究所有播遷至西南,加強抗戰大后方,各地學人多來集昆明,尚論邊政[78]西南邊疆研究在邊政研究中的重要性顯然更加突出。方國瑜、向達、凌純聲等就共同創辦了《西南邊疆》,旨趣是以學術研究的立場,把西南邊疆的一切介紹于國人。期于抗戰建國政策的推行上有所貢獻[79]1939年,張其昀稱:當第二期抗戰之初,……如是則西北諸省可視為左翼,西南諸省可視為右翼。因左(應為右,引者)翼方面距印度洋較近,有天然的海口,故在國防經濟上尤屬重要地位,近年中國經濟建設以注重西南各省為其確定之方針[80]這或表明,西南邊疆在國人視野中的重要性已超越早前一枝獨秀的西北邊疆。1940年,國民政府要員陳立夫也言:自戰局轉移,國府西遷,西南數省,遂為抗戰復興之根據地,舉國上下,咸明晰西南建設之重要亟須在最短時期,完成西南以國防為中心之建設,為維抗戰持久之計,實已無煩侈言,惟在朝野人士如何指臂相連,同心協辦,以超速度完成必要建設,以應時代需要而已”。[81]陳氏之語道明了關注西南邊疆社會輿論的興盛的現狀,也說明了其與時勢的密切關聯,可以觀察出西南邊疆研究因國府西遷而逐漸高峰另起。

                         

                        四、結語

                         

                        以上是對20世紀30年代到邊疆去浪潮中西北、西南邊疆在社會輿論中的轉承起伏現象的一個觀察與分析。其時社會輿論對西北、西南邊疆關注的差異,在很大程度上表現了時人對西北、西南邊疆民族研究的不同側重。過去雖然有學者提及此一問題,然大多僅只言片語,或只從這一時期學術刊物名稱的羅列而就較簡單地稱當時對西北邊疆研究的關注較西南邊疆研究為重。然而,對這一現象形成的歷史傳統因素、社會政治的現實因素卻較少分析。事實上,除了學術發展的因素外,歷史傳統與社會政治對這一時期邊疆研究發展過程的變化也產生了莫大的影響。本文主要從社會輿論對邊疆關注的差異與時局變化的關系為主進行了討論,它們或能呈現出這一時期邊疆民族問題及其研究的多維面相。在中國這樣一個歷史悠久、傳統深厚的國家探討邊疆研究在一定時期的轉承起伏,其實要求我們不僅要關注于當時的社會現實因素,也應重視歷史因素在其中的重要影響。要再次說明的是,本文并不是關于20世紀30年代邊疆研究具體問題的討論,也非寫這一時期邊疆研究的整體學術史,主要是觀察這一時期社會輿論中西北、西南邊疆研究及其與時局變化之間的關系為主進行討論,這也或是整個近代邊疆民族史研究與時局密切相關的重要表現,也是近代中國學術史復雜而多維面相的重要內容。

                         

                        注釋:

                         

                        [1]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1902年),梁啟超著、吳松等點校:《飲冰室文集》第一集,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17頁。

                         

                        [2]《禹貢》學會:《〈禹貢〉學會研究邊疆計劃書》,《史學史研究》,1981年第1期。

                         

                        [3]相關研究論著主要有:馬大正、劉逖:《二十世紀的中國邊疆研究——一門發展中的邊緣學科》,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段金生:《南京國民政府的邊政》,北京:民族出版社,2012年;孫喆、王江:《邊疆、民族、國家:〈禹貢〉半月刊與20世紀3040年代的中國邊疆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段金生:《南京國民政府對西南邊疆的治理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王振剛:《民國學人西南邊疆問題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婁貴品:《方國瑜與中國西南邊疆問題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汪洪亮:《民國時期的邊政與邊政學(19311948)》,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此外,發表在學術期刊的論文及碩士學位論文較多,限于篇幅,不一一列舉。

                         

                        [4]段金生:《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中國邊疆研究及其發展趨向》,《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12年第1期。

                         

                        [5]有學者在上世紀90年代就觀察到:“19世紀后期的邊疆研究以西北地區的研究最為突出,50年后邊疆研究的各地區分布格局雖較前一周段有所均衡,但北重南輕的格局尚未突破。馬大正、劉逖:《二十世紀的中國邊疆研究——一門發展中的邊緣學科》,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74頁。不過,要指出的是,西北、西南邊疆在當時并非一個精準的概念,大致主要以地理方位為依據而又各有變遷,民國時期各家之認識存有差別。例如,當時有論者就認為:自東北四省淪入,國人視線始集注于西北,而開發西北之聲浪乃高唱入云。顧西北’二字范圍甚廣,究應先從何處入手,實為當前難解決之一大問題”。(馮家昇:《再介紹“到西北去”的一部書》,《禹貢半月刊》第1卷第12期,1934816日。)西北邊疆如此,西南邊疆也莫能除外。時人關于西北、西南邊疆的具體范圍認知差異頗大,故本文探討的西北、西南邊疆主要采取泛指意義而論,西北主要包括陜甘寧青等,西南主要是川滇黔桂等。其中,本屬西北的蒙古、新疆,及西南的西藏,由于邊疆危機形勢嚴峻,民國以來則一直為國人所關注(參見段金生:《30年來南京國民政府邊政研究綜述》,《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10年第3期);《南京國民政府的邊政機構述論》,《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13年第1期),故不作為本文西北、西南邊疆所指的主要范疇。當然,論述中亦難免關涉。同時,正如有學者曾論:“‘西北西北邊疆其實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但是,在民國時人的認知里,西北西北邊疆往往是相通的。各種刊物上的文章,也每每提及西北如何,鮮有專門提及西北邊疆的。(參見孫喆、王江:《邊疆、民族、國家:〈禹貢〉半月刊與20世紀3040年代的中國邊疆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152頁。)其實,西南邊疆也大致如是。

                         

                        [6]關于20世紀40年代的變化,筆者擬另文探討。

                         

                        [7]房建昌:《簡述民國年間有關中國邊疆的機構和刊物》,《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2期。

                         

                        [8]陳重為:《西康問題》,上海:中華書局,1930年,自記,第12頁。

                         

                        [9]華企云:《蒙古問題》,上海:黎明書局,1930年。華企云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對中國邊疆的研究著述豐富,影響極大,有學者就稱:20世紀30年代至40年代的邊疆研究總體情況而言,論議題之宏富,視野之開闊,內容之全面系統,鮮有能與其相提并論者。特別是,其以歷史學為立足點所形成的研究體系,對中國邊疆史地學的構建和發展影響極大。(參見見孫喆、王江:《邊疆、民族、國家:〈禹貢〉半月刊與20世紀3040年代的中國邊疆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172頁。)關于華企云的相關研究情況,可參閱蔣正虎:《論華企云的邊疆研究》,《文山學院學報》2012年第5期。

                         

                        [10]徐益棠:《十年來中國邊疆民族研究之回顧與前瞻》,《邊政公論》第一卷第五、六合期,19421月。

                         

                        [11]蔣正虎:《從邊緣到中心:20世紀3040年代的邊疆研究》,待刊稿。

                         

                        [12]華企云:《中國邊疆》,南京新亞細亞學會出版,1932年,戴序,第2頁。

                         

                        [13]華企云:《中國邊疆》,南京新亞細亞學會出版,1932年,黃序,第34頁。

                         

                        [14]華企云:《中國邊疆》,南京新亞細亞學會出版,1932年,戴序,第2頁。

                         

                        [15]華企云:《滿蒙問題》,上海大東書局,1929年;《西藏問題》,上海大東書局,1930年;《蒙古問題》,上海黎明書局,1930年。

                         

                        [16]華企云:《中國邊疆》,南京新亞細亞學會出版,1932年,黃序,第3頁。

                         

                        [17]華企云:《中國邊疆》,南京新亞細亞學會出版,1932年,自序,第6頁。

                         

                        [18]格桑澤仁:《亞洲民族問題與中國邊疆問題》,《新亞細亞》1930年第1期。

                         

                        [19]華企云:《中國邊疆問題之概觀》,《新亞細亞》1930年第1期。

                         

                        [20]戴季陶等:《西北》,南京:新亞細亞學會,193110初版,19325月再版。

                         

                        [21]戴季陶:《東北西北西南三個問題的總解決》,《新亞細亞》第2卷第1期,193141日。

                         

                        [22]戴季陶等:《西北》,南京:新亞細亞學會,1931年,第112頁。

                         

                        [23]戴季陶等:《西北》,南京:新亞細亞學會,1931年,第16頁。

                         

                        [24]張發奎此時與廣西方面聯合,逐漸形成新的西南政治問題,與北洋時代的西南軍閥所指不同。參閱段金生:《試論西南軍閥地域范圍流變(19261927)》,《史林》2015年第4期。

                         

                        [25]戴季陶:《東北西北西南三個問題的總解決》,《新亞細亞》第2卷第1期,193141日。

                         

                        [26]戴季陶等:《西北》,南京:新亞細亞學會,1931年,第4242頁。

                         

                        [27]《本刊征稿內容》,《新亞細亞》1931年第2卷第1期。

                         

                        [28]胡適:《丁文江傳》,海南出版社,1993年,第119頁。

                         

                        [29]新亞細亞學會:《為日本帝國主義暴劫東北宣言》,《新亞細亞》1931年第3卷第1期。

                         

                        [30]凌純聲等著:《中國今日之邊疆問題·編者序言》,南京:正中書局,1934年,第12頁。

                         

                        [31]華企云:《中國邊疆》,南京新亞細亞學會出版,1933年再版本,第567頁。

                         

                        [32]《蔣介石日記》,193191819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手抄本。

                         

                        [33]《蔣介石日記》,1931926日。

                         

                        [34]《蔣介石日記》,193112930日,212日。

                         

                        [35]《蔣介石日記》,193125日。

                         

                        [36]榮孟源主編:《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上及中央全會資料》(下),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5年,第156頁。

                         

                        [37]邵元沖:《開發西北的重要》,《中央周報》第199期,1932328日。

                         

                        [38]何應欽:《開發西北為我國當前要政》,《中央周報》第199期,1932328日。

                         

                        [39]社評:《論西北建設》,《(天津)大公報》1932426日。

                         

                        [40]社評:《應盡先注意西北建設》,《(天津)大公報》193381日。

                         

                        [41]《西北問題研究會成立大會紀要西北問題研究會定期籌備全國邊防會議》,《(天津)大公報》1932730日;李海健:《新亞細亞學會與抗戰時期的邊疆研究》,河北大學2010年碩士學位論文,第89頁。

                         

                        [42]《西北問題研究會西安分會正式成立紀要——西北問題研究會西安分會正式成立發表宣言促國人注意通過簡章并推舉干事》,,《(天津)大公報》193297日。

                         

                        [43]王金紱:《西北地理》,北平:立達書局,1932年鉛印本,第13頁。

                         

                        [44]《新亞細亞學會成立會匯記》,《新亞細亞》1931年第2卷第4期。

                         

                        [45]馮家昇:《我的研究東北史地的計劃》,《禹貢半月刊》第1卷第10期,1934716日。

                         

                        [46]馮家昇:《介紹到西北去的兩部書》,《禹貢半月刊》第1卷第9期,193471日。

                         

                        [47]錢穆:《中國史上之南北強弱觀》,《禹貢半月刊》第3卷第4期,1935416日。

                         

                        [48]蒙文通:《讀〈中國史上南北強弱觀〉》,《禹貢半月刊》第4卷第1期,193591日。

                         

                        [49]楊成志:《云南民族調查報告》,《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周刊》第十一卷第129132合期,1930521日。

                         

                        [50]宋人杰:《西南國防論》,上海:中華書局,1932年,第19—2034頁。

                         

                        [51]居正:《東北淪陷中之西北邊陲問題》,《中央周報》第243期,1933131日。

                         

                        [52]《蒙藏委員會委員長石青陽在中央紀念周報告詞》(19337月),載張羽新、張雙志編纂:《民國藏事史料匯編》第一冊,北京:學苑出版社,2005年,第196頁。

                         

                        [53]《新亞細亞學會第三次會員大會記事》,《新亞細亞》1933年第5卷第12合期。

                         

                        [54]黃舉安等:《組織康藏實業考察團案》,秦孝儀編:《革命文獻》第88輯,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1年,第672頁。

                         

                        [55]松高:《獻與邊事研究會》,《邊事研究》1934年第1卷第1期。

                         

                        [56]《發刊詞》,《邊事研究》1934年第1卷第1期。

                         

                        [57]霍策時:《邊疆危機與復興中華民族的前途》,《邊事研究》1934年第1卷第1期。

                         

                        [58]郭曙南:《從開發西北說到西南國防》,《邊事研究》1934年第1卷第1期。

                         

                        [59]云南省立昆華民眾教育館編印:《云南邊地問題研究》,上冊,1933年,龍序,第1頁。

                         

                        [60]社評:《應盡先注意西北建設》,《(天津)大公報》193381日。

                         

                        [61]《發刊詞》,《邊事研究》創刊號,193412月。

                         

                        [62]范苑聲:《我對于今日的邊疆問題之認識與意見》,《邊事研究》1934年第1卷第1期。

                         

                        [63]何應欽:《開發西北為我國當前要政》,《中央周報》第199期,1932328日。

                         

                        [64]張繼:《開發西北問題——二十一年十二月十八日在中央大學致知堂開發西北協會講演》,《中央周報》第199期,193326日。

                         

                        [65]徐益棠:《邊疆問題之地理研究的必要》,《邊事研究》1935年第1卷第3期。

                         

                        [66]《蔣介石日記》,1932619日。

                         

                        [67]《蔣介石日記》,1933817日。

                         

                        [68]蔣介石:《國府遷渝與抗戰前途》(19371119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14演講,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會編印,1984年,第653頁。

                         

                        [69]魏新:《一九三四年的中國邊疆》,《進展月刊》1934年第378期合刊。

                         

                        [70]張青萍:《班洪事件與西南邊防》,《國防論壇》1934年第2卷第2期。

                         

                        [71]范苑聲:《我對于今日的邊疆問題之認識與意見》,《邊事研究》,第一卷第2期,1935年,第133頁。

                         

                        [72]陳碧笙:《邊政論叢》,昆明:戰國策社,1940年,第1頁。

                         

                        [73]馬中俠:《云南的過去現在和將來》,《邊事研究》1936年第3卷第3期。

                         

                        [74]《編輯后記》,《邊事研究》1936年第3卷第3期。

                         

                        [75]凌民復:《建設西南邊疆的重要》,《西南邊疆》,1938年第2期。

                         

                        [76]徐益棠:《十年來中國邊疆民族研究之回顧與前瞻》,《邊政公論》第1卷第56合期,1942年。

                         

                        [77]凌民復:《建設西南邊疆的重要》,《西南邊疆》,1938年第2期。

                         

                        [78]方國瑜著:《方國瑜文集》(第一輯),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自序,第2頁。

                         

                        [79]《發刊辭》,《西南邊疆》,1938年第1期。

                         

                        [80]張其昀:《今后抗戰之西南經濟基礎》,《西南邊疆》1939年第5期。

                         

                        [81]陳立夫:《如何共同建設西南》,《西南實業通訊》,1940年第1卷第1期。

                         



                        上一篇:段金生:民國邊疆研究的嬗變、學科構建與啟示 下一篇:段金生:地方勢力的國家參與:變局中邊疆實力派的政治選擇——抗戰爆發前后龍云言行的觀察

                        返回首頁 | 聯系我們 | 網站地圖 | 版權聲明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版權所有 京ICP備05055195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