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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政治史 【字體:

                        段金生:地方勢力的國家參與:變局中邊疆實力派的政治選擇——抗戰爆發前后龍云言行的觀察

                        作者: 文章來源:《民國檔案》2016年第2期 更新時間:2018年08月29日

                        摘要: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后,并沒有完全消除地方實力派的存在,其與邊疆諸省地方實力派之間多僅維持著微妙的平衡關系。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西北、西南邊疆成為抗戰大后方,諸省實力派的政治言行,對于這一全國性的政治、軍事行為及國家政治發展演進具有重要影響。民國以降,位處西南邊疆的云南地方實力派在邊疆諸省中表現出了相當的獨特性;在抗戰全面爆發前后,龍云在政治言行上選擇了對抗日戰爭的積極支持,體現了地方主義服從國家利益,是邊疆地方勢力參與“國家行為”的重要內容,也隱含著邊疆區域與近代民族國家建設關系密切的政治涵義。

                         

                        關鍵詞:地方;國家;龍云;邊疆

                         

                        作者簡介:段金生,1981年生,歷史學博士、博士后,云南民族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近代邊疆民族史研究。地址:云南民族大學人文學院,郵編650050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南京國民政府與滇川黔地方關系研究》(14CZS055)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1899年,梁啟超曾言:秦廢封建置郡縣以后,二千年循其軌而不易,而自秦、漢至今日,可直謂為統一時代[①]然他亦認為因中國幅員太大,中央政府之力常不能及,故各各結為團體,以自整理也[②]錢穆的觀察與梁氏相似。1946年,錢穆言:中國自秦漢以下,郡縣一統,集權中央,然而中國地大民眾,土風習俗,文教材性,南北東西各有不同,經濟所宜山川物產,影響人民生活者,亦隨地而殊——并認為西漢初年之大封同姓,東漢末葉之州牧,中唐以下之藩鎮等現象是傳統一統政治下偶有之變象與病態[③]錢氏所言的變象與病態”于晚清時期即是在中外因素交替作用下呈現出的政治區域化形態,而這一形態發展至民國時期則益加明顯。[④]民國建立后,地處西南邊疆的云南,在國家的社會政治形態中表現出了相當的獨特性,以其為核心或中心聚集而成的西南軍閥這一地域政治勢力,在北洋政府時代的政治生態中一度相當顯赫。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后,西南軍閥地域實力派因內外形勢的變化,團體色彩逐漸淡化,滇川黔三省的政治走向各異,1935年后貴州及四川逐漸失去割據一省的獨立性,僅云南尚勉強維持著割據一省的政治形態。[⑤]

                         

                        20世紀30年代,曾任美國外交政策討論會主任的別生在分析近代中國面臨的國際政治形態時就稱:19世紀初期,清帝忽然遇到從未見過的西方侵略。敵人從海道而來,用西方新式機器的技術。從前對付邊夷的方法不能來抵御新式和不測的海上殺伐與技術專精的民族,傳統中國的策略無法應對新形態的列強,反屢蒙其害[⑥]這不僅對近代中國國家形態的變革產生了根本影響,更直接造成了嚴重的邊疆危機。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后,雖結束了北洋政府時代中央政府更迭頻繁的政治形態,但并沒有完全消除地方實力派的存在,中央政府的有效權威處于一種派系平衡中的“脆弱”形態。由于邊疆多屬交通僻塞、民族與宗教多元的地區,地方政權仍多屬于當地軍政上層人物控制,西北邊疆的甘肅、青海、寧夏、新疆諸省,西南邊疆的云南、西康、廣西、貴州諸地,均為中央政府控制的薄弱區域,地域政治形態及內外博弈十分復雜。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西南、西北邊疆諸省實力派的政治言行,對于這一全國性的政治、軍事行為及國家政治的發展,具有重要影響:西北西南邊疆各地,已為吾國長期抗戰之根據地,故其重要性愈益明顯,吾人更應有密切注意之必要[⑦]云南因護國、護法運動中的表現,其在邊疆諸省政治形態的發展變局中,頗具一定的獨特性,故觀察云南地方實力派的代表人物龍云在1937抗戰爆發前后的言行,對于審視地方實力派在全國性政治動員中的表現,思考民族國家構建進程中的中央與地方關系、變局中的邊疆政治形態諸問題,或有裨益。

                         

                        一、他者的觀察:1935年蔣介石入滇之行及其對龍云的觀感

                         

                        1935131日,蔣介石在其日記的本月反省中寫道:滇龍效忠中央,當信任之[⑧]此時正值蔣介石急于部署兵力圍剿進入西南地區的中央紅軍,強調應當信任龍云對中央的效忠態度,但事實上或正表明其對此之疑慮。自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以來,蔣介石既面臨著國民黨高層內部激烈的政治及權力博弈,又面臨著地方實力派存在的挑戰,西南一直是其未能有效控制的區域之一。正如有研究者觀察到的那樣,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雖然西南諸省名義上隸屬于南京中央,但實際上卻為地方實力派控制,國民政府對他們也大致是采取懷柔、籠絡之策,雙方維持著脆弱的和諧關系。1930年中原大戰爆發后,龍云在聯桂擁蔣之間選擇了后者,按照蔣介石的指令派兵進擊廣西,但龍云此舉,并非為真心擁蔣,不是基于國家利益或是主義信仰,主要是根據自身現實利益而決定的。[⑨]不過,1935年,蔣介石借追擊中共紅軍之名,指派薛岳乘機入據貴陽,解除了貴州省主席王家烈的職權,實現了對貴州的直接控制。滇、黔地理位置接壤,政治、經濟關系密切,歷來唇齒相依,蔣介石借假途之機,將貴州吃掉,龍云產生唇亡齒寒之感,對蔣自然戒備。[⑩]然而,1935510日,蔣介石首次抵滇視察,與龍云第一次見面,雙方之觀感卻甚好。

                         

                        1935510日,是蔣介石入滇之日,其預定之事有:與龍云商西南及貴州大局商云南交通與軍事[11]11日,預定的事也是與志舟(指龍云,引者注,下同)商議西南問題[12]蔣介石與龍云如何商議西南問題之事,目前尚未見具體史料,但根據蔣介石11日的日記中言,本周與龍云商議各事,包括兩廣方針、貴州方針、西南公路、云南軍隊番號與委任、經濟建設等。[13]自九一八事變后,南京政府雖然與日本關系時緊時緩,蔣介石應付時局的具體策略也不斷調整,但為應付國際局勢尤其是倭患問題進行部署,卻是蔣介石一直沒有放松的政治方略。此次蔣介石云南之行時,正值華北形勢日益嚴峻,“倭患”早已成為蔣介石日益思索的主要難題,其與龍云之會談雖可能僅談國內的具體問題,但亦應當涉及“外禍”。蔣介石在云南的諸多言論,事實上正是因應“倭患”而發。

                         

                        512日,蔣介石在國民黨云南省黨部參加宴會,即席發表演講。蔣介石的講話包括以下內容:一、此次來滇,已將中央的精神帶到云南來,和云南黨政軍各界各同志以及云南全省同胞的精神團結一致,而且一定能夠將我們云南全省民眾的精神帶回到中央去,使云南全省民眾的精神與中央的精神整個徹底的團結起來,共同擔負國民革命的責任,雖然目前不一定可以見到多大效益,但是一定在最近將來發生最大的效果。二、希望我們云南同胞要大家起來建設一個真正工業化的云南,來作復興民族一個最重要的基礎。開發富源、振興工業,是我們挽救希望復興民族急不容緩之事,云南蘊藏豐富、土地肥美、氣候溫和、民性勤儉,是一個最好發展工業的省區,一定要在云南建成堅實宏大的工業基礎,才可以復興我們的民族,云南對于國家和民族有著重要的責任。三、來到云南后,“對于復興民族的志向,更加堅定,而且實在增加無窮的希望”。只要團結一致,“不出三年,一定可以建設成工業化的云南,作復興民族一個最重要的基礎。”蔣介石表示中央與地方應團結一致,雖有示好、籠絡之意,但建立工業基礎以復興民族之說,實是抗日的一種部署,針對日本的色彩很強:外國人說我們中國是農業國家,其心目中所謂農業,即是認定我們一切落后,應當要作他們工業國家的奴隸,不配和他們講平等。”[14]蔣介石所謂的外國雖未明言,但結合當時形勢,主要應指日本。蔣介石在1934年及1935年先后視察了中原、西北及西南地諸地18個省,很大程度上就是為了防御日本做準備的。是故,蔣介石此次昆明之行,雖然名義是為了部署對中央紅軍的圍剿,但也未嘗不是為了落實他1932年就提出的救國之道,不可忘卻基本區域思維,為抵御日本進行部署。[15]然而,蔣介石預定在3年內將云南建設成民族復興的基礎地,事實上2年之后抗日戰爭就全面爆發,云南在抗戰中的表現與作用也更加突出。

                         

                        512日,蔣介石在日記中的注意事項寫道倭寇與桂逆勾結[16]13日,蔣介石在云南省黨部擴大紀念周會議上進行講演,題目為《建設新云南與復興民族》,主要內容的表述雖與12日的即席講話有所不同,但主旨也是強調云南社會各界格外要奮發努力,團結精神,來領導起全省的同胞,共同一致來建設新云南,以奠定民族復興的基礎[17]當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國防政策與外交政策無論表里精粗,親疏遠近,皆應以倭為中心也。蔣介石在日記中還記載了當天他與龍云進行的第一次長談,雖然長談內容筆者尚未見到具體材料,但龍云卻給蔣介石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志舟明達精干,深沉識時之人,而非驕矜放肆之流”。[18]根據上述觀察,可以推斷蔣介石當日與龍云之談話,內政自是必然,應當也涉及對日問題,并可能談及他計劃抵御日本的一些部署。龍云對蔣介石的部署與計劃應該是表示了相當的支持,是故蔣在日記中才會對龍給予較高的評價。龍云對蔣的支持內容,自然應包括了蔣的抗倭計劃與部署。514日,蔣介石在日記中的注意事項即寫道:桂白(指白崇禧,引者,下同)介紹土肥原倭寇使者來見志舟,威脅志舟附白叛亂,其言之暴蠻,直不視中國為有人,幸志舟拒絕,而使其副官代見也。嗚呼,桂倭之肉不足食矣。”[19]從日記中所寫內容來看,蔣介石對桂系與日本的聯系深以為惡,但對龍云拒絕親自會見日本密使的行為滿意。龍云的這一舉動,自然是對日本引誘的拒絕,也是支持蔣介石的表現。

                         

                        518日,蔣介石與龍云在晚上談了兩廣問題,在日記中的本周反省錄寫道:倭寇驕橫忤蠻污蔑,無所不至,應切思之志舟相處益,此來后民眾信仰倍增,結果對于國家前途之關系實大也[20]此時,對國家與民族威脅最大者,自然是日本。蔣介石因與龍云的相處感覺融洽,而認為此事對于國家與民族前途十分有益。這表明二人對抗倭問題是有共識的。519日上午,蔣介石對昆明中等學校師生訓話,其題為《為學作人與復興民族之要道》,其主旨也是要求云南同胞要擔當起復興民族的責任。下午兩點半,蔣介石乘坐飛機,由昆明經過富明(今富民)、元謀、金沙江、會理、永定營,直至德昌、西昌,然后再向東經普格、披沙、巧家,最后返回昆明。在日記中他感慨道:“沿途土地肥美,到處皆有水田、森林,人煙亦不稀少,道路亦甚平坦,實與未見前所想像者,完全不同。中華地大物博,何處皆可立國圖強,倭寇必欲急急滅亡我國者,其果能乎?適足自召其亡耳。小子勉旃。”[21]蔣介石在云南無時不思倭患,乘飛機巡視云南各地后的感慨,說明云南是民族復興重要基礎的想法在他心中更加堅定。而這種堅定,也來自他與龍云見面后雙方在政治行為上達成的共識。

                         

                        520日下午,蔣介石和龍云一起到了龍氏在昆明西邊的海源別墅,并游覽了筇竹寺。在日記中,蔣介石記道:在海源別墅時,他告其(指龍云,引者)對兩廣方針,與注意之點,及政治主張畢[22]蔣介石告訴龍云相關政策后,龍云的反應不見記載。不過,21日的蔣介石日記則說明龍云對蔣的計劃是支持的。521日,蔣介石離滇。當日上午,蔣介石會見了云南各廳長,并作了訓示,與龍云談話,然后照相留念。正午時,送宋美齡至滇越車站登車后,蔣介石即轉到巫家壩機場,龍云與蔣同車抵達機場送行。蔣介石在日記中這樣寫道:以時間過早候機不到,送行者勞等三點余鐘,志舟主席幾病,心甚抱歉”。[23]至此,蔣介石的云南之行終告結束,而在離別之時,對龍云因送行而幾乎生病而心甚抱歉,結合前面對龍云的較好觀感,可以看出此時他對龍云的態度是非常親密的。按照陳布雷的回憶,此次蔣介石與龍云見面后,龍云對蔣十分欽佩:益嘆服總戎之偉大,為余(指陳布雷,引者)等言之者再;蔣介石也稱贊龍云坦易而明大義,只與龍云討論如何振興文化產業,以建設西南國防根據地,其他政事,雖龍君屢請指示,蔣公均僅示大概,屬其全權負責,不愿責與速效焉[24]陳氏的回憶或有蔣、龍雙方特定政治場合的表現,但蔣介石日記中對龍云此時的評價,說明了蔣此次云南之行,達成了他的政治目標,既取得了龍云在“圍剿”中央紅軍、對桂等內政問題上的支持,也應取得龍云在“倭患”問題上對蔣介石的的支持。

                         

                        1935年農歷的61日,龍云在給兩廣陳濟棠及李宗仁的電報中,言及蔣介石云南之行,并對雙方關系表示了勸說之意:介公(指蔣介石,引者)在滇時,對于時局有所垂詢。盱衡大勢,國家地位危險如此,再不亟謀統一,結果國即滅亡;若不互見以誠,統一亦終難實現。瀝陳之余,介公頗為動容,有極誠懇之表示。謀所以弭內爭而御外侮者,正此時也。介公既表示真誠,遵意未識若何?”[25]龍云之電文雖然委婉,但卻表現了對蔣介石弭內爭而御外侮真誠態度的支持。結合前述相關論述,龍云應該認識到蔣介石的云南之行是對內統一與對外御侮的部署考察,他亦表現了對蔣介石內外政策的理解和支持。當然,龍云與蔣介石的這一融洽關系,并非是完全的“親密無間”,更多是時勢條件下的政治選擇,國民政府中央無法實質控制云南地方實權,而龍云也需要在中央認同下求得統治的合法性,這種關系自然會產生變化。[26]

                         

                        二、“皆國家之力”:龍云在抗戰爆發后的言行

                         

                        不及蔣介石所期望的云南3年工業化建設順利完成,1937年抗日戰爭就全面爆發,這對中國政局演變產生了根本影響,也使中國的邊疆政局發生了重要變化。在1932年南京國民政府決定以西北為抗戰根據地后,開發西北之社會輿論高聳入云。[27]當時國民政府以西北為抗戰根據地,社會輿論也廣泛重視西北開發建設,天津《大公報》的一篇社論頗能道清其時西北、西南邊疆政治的復雜性。社論言:最近國人注意西北事,似較前殷切。……此亦政界目光趨重西北之一證,九一八事變后,國家為固本自衛考慮,必須經營后方以備不測,故西北建設,在今后尤為重要”。但同時,該論也稱:“吾人日前論川事,以為四川亦中國最后之堡壘,故屬望四川軍人覺悟者甚切。惟四川今尚未定,中央政令,猶不通行,故宜暫作別論。至于西北數省,則中央政令,完全貫徹,其官其民,莫不仰望中央以為之主持”,認為“四川難治,而西北易治”。[28]從國家中央政治的層面考慮,該論觀察到此時西北、西南邊疆與中央政府的錯綜復雜關系。中原大戰后,馮玉祥在西北的勢力被消解,而西南軍閥這一地域政治勢力雖然在20世紀20年代中后期之后已經分解為以省域為范圍的地方實力派[29],但國民黨及國民政府中央對西南的控制依然相對薄弱。國民政府中央以西北邊疆區域為抗戰的根據地,不能不考慮對西南邊疆社會政治影響較弱的這一現實因素。不過,在1935年后,伴隨中央參謀團入川、貴州軍政改組,國民政府對西南的影響增強,是故蔣介石才決定遷都于重慶,西南邊疆在政府及社會的各界的視野中才又受到重視。前述蔣介石云南之行,正是西南邊疆政治形態正在發生關鍵轉變的重要過程。

                         

                        七七事變后,蔣介石在717日發表演講,稱:我們知道全國應戰以后之局勢,就祗有犧牲到底,無絲毫僥幸求免之理。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30]7月底平津失陷后,國民政府決定于87日舉行國防會議,共商抗日大計。雖然當時各地將領都發出通電,表示擁護中央,不過據李宗仁回憶,在七七事變爆發之初,事實上龍云對蔣介石能否堅持抗戰是心存疑慮的。李宗仁回憶稱,在七七事變后的四五天,蔣介石就從廬山發電至桂,約其與白崇禧速赴廬山共商抗日大計。在雙方電文往來過程中,龍云有所聽聞,并來電勸阻其與白崇禧赴京。龍云勸阻的原因,是認為拿不準國民政府中央作戰的誠意如何,擔心李、白入京后,“萬一抗日不成,反而失去自由”。龍云為何擔憂李、白此時的態度呢?原因在于他認為蔣介石為人尚于權詐,萬一借抗日之名將李、白扣壓,則廣西就必為蔣系控制,這樣“唇亡則齒寒,川、滇兩省則將岌岌可危。”這說明,此時龍云之思考尚是從維護地方政治利益的視角而出發。[31]此亦正如有論者所認為的那樣:龍云系地方實力派,不是蔣介石國民黨中央之嫡系,龍云與蔣介石二人之間并不存在信任,更談不上親密;龍云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和政治的需要,在上臺初期不得不追隨蔣介石。但是,作為地方割據勢力的代表,龍云又不可能完全聽命于蔣介石,他“也把云南視為自己當然的領地和勢力范圍,不允許旁人涉足”。[32]前述李宗仁回憶龍云勸阻其赴京之行為,正是這一考量的結果。不過,最終在抗日民族大義之下,龍云還是趕赴南京。此或表明,在維護地方政治勢力與國家利益之間,龍云選擇了后者。[33]

                         

                        82日,龍云發給蔣介石一封電文。電文稱:時局至此,非集我全民力量,作長期抗戰之計,無以救危亡。表示云南地廣人稀,本來對于壯丁之調用,困難實多,所幸近年來云南部隊及團防都試行著征兵制度,實行退伍,到本年年底,退伍士兵約在10萬左右;如果對日全面戰爭開始后,擬請中央不要零星調動云南部隊,云南可以組織6萬至8萬之數,組成建制部隊,由他親自率領或開往前方增援,或者在長江沿海一帶布防,等戰爭結束后,再一并解散歸農,不會產生任何問題。龍云表示,他這樣的行為一則了誓為國犧牲之愿,一則以報鈞座(指蔣介石,引者)德恩于萬一”,如果蔣介石同意,應請著手辦理,這樣至本年冬季“始能出動”,并強調相關一些具體問題,“容后到京面謁陳述”。[34]蔣介石接電后,回復稱龍云忠貞謀國,至深贊佩,表示對龍云的相關請求已經令軍政部統籌辦理。[35]此時,龍云對國民政府中央的抗戰態度并不清楚,他之所以愿意赴京,一方面既是基于國家大義的考慮,一方面也是其時國家民族危機空前嚴重,通過赴京了解中央態度,可以決定下一步之舉措。86日,被龍云派到滇東北尾追中央紅軍的孫渡發電稱頃聞鈞座(指龍云,引者)日內飛京,在目前時機實屬必要,現國難嚴重、存亡所關,在敵強我弱態勢下,應“把定大戰常理純粹抵抗之原則,發揮等待戰爭長期疲敵,使敵漸感其不勝用力之多,而后能勝敵”。[36]對此,龍云回電稱:國難嚴重,而中央內容不甚明了,故親赴京一視,在京不久延,數日即歸。縱隊部(指孫渡所屬的第三縱隊,引者)應俟史華回榆后,弟(指孫渡,引者)再晉省面詳一切可也[37]在準備充分后,龍云于89日抵達南京。

                         

                        這是龍云掌握云南地方最高權力后第一次入京,受到了南京方面的高度重視。據龍云回憶,他從昆明先飛西安,而后經武漢到達南京。到達南京機場時,時任軍政部部長的何應欽親自到機場迎接,并同何氏乘車到北極閣宋子文家中食宿。11日,蔣介石由廬山回到南京,當天就邀請龍云共餐,汪精衛、馮玉祥、丁惟汾等要人亦在場。[38]813日上海淞滬戰役爆發,日軍空襲南京,蔣介石派遣侍從來到龍云住處北極閣,以北極閣目標太大、不安全為由,安排龍云住至湯山。當龍云從湯山返回北極閣后的第二天,蔣介石又親到龍云住處,雙方進行了范圍很廣的談話。龍云回憶稱,蔣介石與其談話的要點是希望云南能出兩個軍的兵力抗日。龍云當即表示可以辦到,但只能先出一個軍,另一個軍則要視戰爭情況而定。蔣介石得到龍云的肯定答復后高興地言:“一切供應和補給,我告訴敬之(何應欽)同你商量辦理就可以了”。蔣介石還問及龍云對當時軍事形勢的看法,龍云認為上海淞滬戰事恐難持久,若上海有失,則南京亦受威脅并難以固守,國際交通也將困難。蔣回答稱若出現此種情勢,“只有從香港和利用滇越鐵路到達內地”。龍云判斷認為,既然日本已經大舉進攻上海,其南進政策必付諸實施,若南方戰區擴大,香港與滇越鐵路將受到威脅,建議應該在國際交通方面早作準備,應即刻著手修筑滇緬鐵路和滇緬公路以直通印度洋,公路可由地方負擔、中央補助,而鐵路則由中央負責、地方協助。蔣介石對龍云的建議甚感贊同,表示將令交通部、鐵道部與龍云具體商議。[39]而在812日、15日,龍云先后在不同場合表示了支持中央抗日的態度。12日,龍云在出席川滇旅京同鄉聯合歡宴時表示,為爭取民族生存,準備抗戰到底,稱滇省軍隊早經整理就緒,隨時皆可為國家而效命也,云南為國家貢獻能力無機會,護國而后,今其時矣!”15日,龍云會見云南在原南京中央陸軍炮兵學校的同學代表時表示:“自發生蘆溝橋事變以來,我觀察日本帝國主義的野心,決非一般性侵略,不會以奪取幾個省的土地為滿足,而是企圖亡我中國。我此次進京的目的,不僅符合您們請纓抗日之志,亦代表云南一千三百萬民眾表達愛國護國之赤誠及愿將全部人力物力貢獻中央,決心為國家民族神圣抗戰犧牲到底。……大敵當前,必須舉國上下一心,團結御侮”。[40]龍云的這些言行表明,他對抗日戰爭的持久性及云南的責任是作了充分思考的,表現了地方意識服從國家大局的認知。

                         

                        龍云回到昆明后,隨即召集云南地方軍政負責人,傳達其在南京所見所聞,表示抗戰再所難免,開始進行抗戰的相關部署。[41]828日,龍云接何應欽來電。電文稱:前奉委座(指蔣介石,引者)交下吾兄(指龍云,引者)冬機電,建議就滇省退伍壯丁征集六萬至八萬之數,組成建制部隊增防前方,飭核辦一案。當以中日戰端已開,他日全面作戰,自需巨量兵員補充。惟我國現役陸軍為數不少,若一旦驟增六萬至八萬之龐大建制部隊,餉糈器幟,急切均難等撥。……滇省退伍壯丁,似可轉令作為□□補充野戰及后方補充營之用。”[42]何應欽作為蔣介石最為倚重的高層軍事將領,改變之前蔣同意龍云將云南退伍壯丁組成建制的建議,應不可能不與蔣介石商量,此或說明之前蔣作為國民政府實際的最高領導人,其對龍云當時組軍建議的同意,可能是對龍云抗日態度的肯定,是從戰略層面而論,對具體的戰術部署應尚未考慮完備,而何氏與其商議之后,從餉糈缺乏的具體問題考慮,才認識到增加云南六七萬之壯丁為正規軍事力量,力有未及。不過,這反而從另一層面說明了龍云對抗日的積極態度。

                         

                        事實上,七七事變爆發后,對日問題關系著國家與民族的存亡,為國人所共同關注,龍云作為一省之實力派,自然不能不慮及于此,并且他對抗日問題有著較深的認識。94日,他建議蔣介石應將所有精銳部隊及重要武器分期使用,明確判斷認為中日戰局,就管見所及,以持久戰于我方有利,擔心若在初期階段所有精銳部隊及重要武器就盡量使用,則后難為繼,顧慮殊多[43]龍云的這一建議得到了蔣氏贊同,表示所見極佩[44]然而,戰事很快發生變化,之前何應欽對龍云主動組軍作戰表示委婉之意,此時蔣介石卻急切希望滇省軍隊,務望從速出動為盼”[45];蔣介石在95日時甚至表示兄(指龍云,引者)部何日出發,務望于下月中能集中常德,如何?盼詳復。”[46]戰事變化莫測,對于蔣的焦急催促,龍云回答稱其回抵昆明后,關于出師,即籌畫人員武器之補充與人事之調整,已有端倪,本來自應遵照,迅速開撥,用赴事機,不過在軍需軍械物品籌備、部隊官兵餉用、交通運費等方面都存在一定困難,希望中央補助。龍云同時強調:此次出師,滇省所有武器,雖由地方購買,然皆國家之力,除經費略有不逮外,武器等皆悉數攜出,包括法國制造的朗德八一口徑迫擊炮及哈乞開斯十三米立二小鋼炮兩種較先進的武器。[47]客觀而論,龍云此論與云南地方實際情況尚相符合。他于109日給盧漢的電文中充分說明了此點。電文稱:抗日問題,早即料有今日。故于委座兩次蒞滇之時,曾面呈將來抗日應需滇軍參加否?承答云:恐用不著。迨今年兄(指龍云,引者)入京,見情勢緊張,亦曾建議滇省可添練六萬八萬或十萬,宜先籌劃,以備不時之需,事畢負責解散,乃未蒙軍政部采納。繼而突命出兵。此次馬上組織六十軍出發,已屬竭盡心力。但若需要,再出十二團,亦尚可能。惟除此十二團及六十軍之陸續補充外,如尚需多兵,則事前毫無準備,一時恐來不及。須請[][]指示方略,方能辦理。特電知。”[48]揆之龍云與盧漢之關系,此電文之內容可謂是龍云對云南參與抗戰行為的真實態度與思考。從這一電文內容可以觀察出,龍云主動提出組織軍隊出滇抗戰,這一行為是在個人、地方與國家利益糾葛下的政治選擇;電文內容也從另一方面印證了前面所引的其回答蔣介石稱云南軍隊出滇在經費上存有困難的真實性。

                         

                        由于龍云對抗日問題早有思考與準備,故從南京回來后,很快就將云南地方部隊組建成一軍,即六十軍,軍長由盧漢擔任,下轄三師。六十軍于9月底組建完成,108日開始由曲靖、昆明分頭出發,經貴州入湖南參與抗日作戰。[49]地處西南邊陲的滇軍的這一出軍速度不可謂不快。而云南軍隊的這一行動,也得到了各方好評。117日,已抵達南京的盧漢向龍云報告了各方對滇軍的評價及上海戰情,其中包括:(一)各方均謂滇軍素質優良,裝具完全,具有相當訓練;(二)上海方面,我方運動困難;(三)龍云曾電告中央,如前方需要滇軍所存彈藥,即運京應用。蔣介石接電后,將電文發交各部傳觀,稱“滇省素稱貧瘠,能有此存儲,深為驚異”,稱贊龍云“公忠體國,光明磊落之態度,尤為全國所僅見”。[50]上述表明,在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前后,龍云對抗日行動是相當支持的。

                         

                        三、邊疆與國家建設:抗戰爆發前后龍云言行的政治隱義

                         

                        1932年,時人即言:立國之要素有三:曰土地,曰人民,曰主權,三者莫不相輔而行。土地者滋生之所自,亦即民生之所賴也;人民者,種族之所存,亦即民族之所本也,[]主權者,人民之所屬,亦即民權之所歸也[51]伴隨晚清以降西方力量及學理在中國的強勢導入,近代尤其是民國時期,國人的疆域、國家主權觀念日益明晰。[52]在此形態下,邊疆問題逐漸廣受關注。而如1930年華企云所言:自列強對華發生關系以來,形勢驟然一變,形勢之變表現為列強對中國邊疆的侵擾。俄國始則以尼布楚、愛琿、北京、塔城、諸條約取我黑龍江以北,烏蘇里江以東及外蒙新疆沿邊之地”;英人“初藉東印度公司之力,蠶食五印度,收服阿富汗、尼泊爾、哲孟雄、不丹諸國”,而與我國西藏為鄰,繼又并吞緬甸而窺伺云南之片馬及江心坡等地;法人自占領越南以后,“復以英國有謀展緬甸鐵路之故,用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先設滇越鐵路以擅云南之利;不僅俄、英、法等西方強國,東方之日本也對中國虎視眈眈;這使“吾之邊鄙也,而被列強侵之”。[53]列強對中國邊疆之侵逼,對中國之疆域主權造成嚴重危機。

                         

                        或如時人所觀察到的,中國差不多自有歷史以來,就有所謂邊疆問題,然古代中國邊疆問題的產生,或因為漢民族的對外的武力征服,或因為四周的經濟較落后的民族的入侵、沖突、接觸發生,便惹起較嚴重的邊疆問題。但是,彼時的邊疆問題,只是民族間的關系,征服者與被征服者,剝削者與被剝削者的關系的問題;而現在的邊疆問題卻不是那樣的簡單,也不是像有些國家那樣僅是邊疆國防或邊疆開發,現代中國的邊疆問題與過去的和別些國家的邊疆問題主要不同的地方,在于他是與帝國主義有關,更明白地說,他是世界侵害與再分割問題的一部分”。如果邊疆問題持續惡化,“不特中國的地圖更要縮小”,而且“整個國家恐也不能茍延殘喘了”。[54]邊疆與國家領土主權、國防、發展諸問題聯系益加密切:就領土與邊疆之關系而言,假使邊疆有失,中國尚能有發展之余地乎;就人口言之,內地人滿為患,邊地空虛異常若能移密就稀,相互為用,則可普利全國;就國防言之,邊疆為國家之屏敝,保而有之,則中國安寧,一旦失之,則中國不得安息[55]這些論述清晰地表明,邊疆問題就是中國的存亡問題[56]然而,如前曾述,自晚清開始呈現的政治區域化景象至民國時期更加激烈。在民國時期,中央政府內部派系沖突激烈、權威不振,地方實力派爭雄割據,外部國際政治形勢惡化、帝國主義侵略加劇,邊疆問題在國家社會政治生活中事實上并不占據主要地位,甚至呈現出一種邊緣形態。[57]徐益棠就曾觀察言:中華民國成立至第十九年,內戰方告平息,然其時,京粵兩方尚因政治意見不合而有爭議;四川尚為一大小軍閥割據之局面;而紅軍方力爭地盤,自出政令;中央因謀內部之團結,注全力于整軍齊政,以謀各方之協調,心目專囿于一隅,故未嘗措意于邊疆也。”[58]此即是對邊疆問題在政府視野中居于邊緣地位的另一種客觀表述。不過,伴隨抗日戰爭的全面爆發,邊疆政治形態亦發生了重要變化。

                         

                        1931年,國民黨元老戴季陶曾稱:現在中國當前的重大問題有三個:第一個是東北對俄問題,第二個是解決西北叛逆的問題,第三個是西南[59]叛逆張發奎的問題。”[60]戴氏所言雖非專論邊疆政治形態,但卻從另外一個維度說明中原大戰后國民黨內部的派系糾葛仍然嚴重。受制于此,此時國民政府對邊疆地方政權的實際控制能力較為有限。前引193381日的《大公報》社論言西北政令貫通、盛世才與馬仲英,皆聽合于中央,并非西北邊疆的真實政治形態,此時甘肅、寧夏、青海的各實力派都與國民政府中央維持著相當微妙的平衡關系,國民政府在新疆的影響則更為薄弱,而社論觀察到四川地區“中央政令,猶不通行”的情形,則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國民政府對西南邊疆控制的薄弱。[61]事實上,前述1935年蔣介石云南之行,既有剿共的因素,亦有借機觀察西南邊疆諸實力派政治態度的考量。其時,國民政府雖然通過漸進方式逐步將中央力量滲入西南,但遠談不上強有力的影響或控制。雖然1935年蔣介石的云南之行對龍云觀感頗佳,但事實上卻是中央勢力無法進入云南下的一種無奈的籠絡,雙方彼此并不信任,國民黨在很長時期內,在云南的根基是相當脆弱的。[62]龍云之子龍繩武就曾稱龍、蔣關系:“老太爺(指龍云,引者)和蔣先生(指蔣介石,引者)談不上有什么私人交情,他們兩人只有利害上的交情。老太爺認為蔣是一個已經形成氣候的領導人物,所以支持他”。[63]但如同前述,抗戰全面爆發,事關國家、民族命運,而國民政府已確立以西南、西北邊疆為抗戰之后方根據地,如此形態之下,邊疆地方實力派此時的政治態度與選擇對抗戰進程發展之影響極大。

                         

                        龍云在抗戰爆發前后關于抗日的相關言行,一定程度上表現了邊疆地方實力派在國家、民族與地方利益之間的政治選擇。時人在1937年的918日曾言,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在這外患和內政急劇的變動的六個年頭當中,中華民族是遭受到從未有過的厄運。它逐日在死亡線上掙扎,國土也日在無開中縮小;然而,這6年來中國的政治形勢卻表現出幾個突出特點:一是相繼不斷的內戰,這是帝國主義采用以華制華的方法來造成中國內戰的,以使中國不能團結,以便他們順利侵略;一是割據的形勢,帝國主義認為割據的形勢會削弱中央政府的威信”而有利于其侵略,遂采取各種卑劣手段扶植地方政權,“使之不能統一”,九一八事變后,中國不能立即發動全面抗戰,與此有很大關系;一是“亡國滅種的危機加緊”。我們一方面在進行著不斷的內急與割據,一方面敵人又在加緊進攻,“亡國滅種的火焰在每個國人的眼面前燃燒著”。不過,七七事變后,中國的政治形勢則有了很大轉折,表現為:一是“和平統一的完成”,“中央政府達到從未有過的鞏固”;二是全面抗戰的開始,“全中國的軍隊和人民在成千上萬的擁到前線去,……這不能不說是由于內部統一,才有今日的抗戰實現”。[64]上引所論分析了九一八事變后的國內政治形態及七七事變后全國政局的變化,明確指出“割據的形勢”是影響國內及抗戰形態演變的關鍵,而龍云這一邊疆地方實力派在七七事變前后的言行及其政治選擇,也正是時論所稱的“和平統一的完成”的一個重要內容。

                         

                        在前方戰事失利,盧漢希望盡快補充滇軍在前線的兵力時,龍云表示了積極支持。龍云認識到“南北戰區,先后失利。影響之大,已不可思議”,表示不管軍政部對軍費如何辦理,云南仍將積極準備,觀察到“現觀時局,華北恐已非我所有,長江亦非安全之地。惟西南各省,可以支持耳”,并分析西南各省中,“粵自顧不暇;桂則囂張成性,外強中干;川則多頭,毫無基礎;黔則一無所恃;湘雖大有可為,惜無軍權在握。如滇健全者已屬寥寥”,表示“今后責任之重,滇人當無法避免”。[65]龍云對時局之觀察是洞徹的,并且也表示了在此國家危機下云南的重要責任與擔當。1223日,在中國軍隊于前線戰爭中嚴重失利的緊急形勢下,龍云電告蔣介石,希望鈞座堅持既定政策,貫徹始終,誠為目前之惟一救國途境[]”,表示凡我中央各領袖,遇有言論時,均須依照鈞座持久抗戰之意旨為歸宿,勿稍分歧,方能步調一致[66]這些言論表明了龍云明確的抗日態度。

                         

                        李劍農曾強調“一切歷史事變都是難于斬然截斷的”。[67]近代以來,由于內外因素的交替作用,雖然國家一直外患頻仍,但內部權勢的相互糾葛卻從未中斷,甚至出現了中央政權與地方政權之鑿枘有統一形勢無統一精神”[68]的政治形態。南京國民政府雖然統一了全國,但對地方實力派之約束或控制仍相當脆弱。1935年蔣介石入滇雖然表現出其與龍云關系甚為融洽的面相,但雙方之關系并非常態政治場景下中央與地方關系的形態,彼此內心并不真正信任;此時,雙方關系屬于國內權勢者之間的博弈或折沖。然而,抗日戰爭的全面爆發,引發國家、民族的根本危機,此與內部權勢者之間的博弈不同,這是國家與國家之間侵略與反侵略的斗爭,本質發生了根本變化。在面對外來侵略者之時,中央執政者與地方實力派的政治命運、政治利益關系達到了空前的密切,前引龍云所言云南地方軍事力量“皆國家之力”的論說,正或是這一密切關系的另外一種表述。在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之后,原來國民黨控制較為薄弱的西南、西北邊疆地區迅速成為大后方,此時邊疆各地方實力派的政治選擇對國家、民族命運的前途影響極大。因此,前面曾論的龍云在地方主義與國家利益之間,選擇了服從國家利益的需求,正是邊疆地方勢力參與“國家行為”的重要組成,對抵御外敵之意義不言而喻,是邊疆區域與近代民族國家建設密切關系的另一維度的重要表現。

                         

                        注釋:

                         

                        [①]梁啟超:《論中國與歐洲國體異同》(1899年),梁啟超著、吳松等點校:《飲冰室文集》第二集,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771頁。

                         

                        [②]梁啟超:《中國史敘論》(1901年),梁啟超著、吳松等點校:《飲冰室文集》第三集,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622頁。

                         

                        [③]錢穆:《政學私言》,上海:商務印書館,1946年,第40106頁。

                         

                        [④]參見段金生、賀江楓:《晚清中央與地方關系的學術史認知》,《思想戰線》2014年第3期。

                         

                        [⑤]參見段金生:《試論西南軍閥地域范圍流變(19161927)》,《史林》2015年第4期。

                         

                        [⑥][]別生:《近代中國邊疆宰割史》,國際問題研究會譯印,出版地不詳,1934年,第3頁。

                         

                        [⑦]西尊:《邊疆問題與國防》,廣東省地方行政干部委員會編印,1942年,第1頁。

                         

                        [⑧]《蔣介石日記》,1935131日,本月反省錄。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手抄本。

                         

                        [⑨]陳進金:《地方實力派與中原大戰》,臺北國史館2002年,第199200255256頁。

                         

                        [⑩]龔自知:《抗日戰爭前龍云在云南的統治概述》,《云南文史集粹》第2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頁。

                         

                        [11]高素蘭編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31冊,1935510日,臺北國史館2008年,第48頁。

                         

                        [12]《蔣介石日記》,1935511日。

                         

                        [13]《蔣介石日記》,1935511日。

                         

                        [14]高素蘭編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31冊,1935512日,第5359頁。

                         

                        [15]《蔣介石日記》,1932115日。

                         

                        [16]《蔣介石日記》,1935512日。

                         

                        [17]高素蘭編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31冊,1935513日,第6465頁。

                         

                        [18]《蔣介石日記》,1935513日;高素蘭編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31冊,1935513日,第63頁。

                         

                        [19]《蔣介石日記》,1935514日;高素蘭編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31冊,1935514日,第8283頁。

                         

                        [20]《蔣介石日記》,1935518日。

                         

                        [21]高素蘭編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31冊,1935519日,第94124頁;《蔣介石日記》,1935519日。

                         

                        [22]《蔣介石日記》,1935520日。

                         

                        [23]《蔣介石日記》,1935521日;高素蘭編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31冊,1935521日,第131頁。

                         

                        [24]陳布雷:《陳布雷回憶錄》,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7年,第103頁。

                         

                        [25]云南省檔案館編:《國民黨軍追堵紅軍長征檔案史料選編(云南部分)》,北京:檔案出版社,1987年,第588589頁。

                         

                        [26]參見段金生:《地方意識與地方政治:政治區域化場景下的邊疆治理——以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云南為中心》,《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14的第1期。

                         

                        [27]關于這一時期邊疆學術研究與時勢的關系,參閱段金生:《學術與時局:20世紀30年代中國西北、西南邊疆研究的轉承起伏》,未刊稿。

                         

                        [28]社評:《應盡先注意西北問題》,《(天津)大公報》,193381日。

                         

                        [29]參見段金生:《試論西南軍閥地域范圍流變(19161927)》,《史林》2015年第4期。

                         

                        [30]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14演講,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1984年,第585頁。

                         

                        [31]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下冊,桂寧: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516517頁。

                         

                        [32]張增智:《龍云如何走上反蔣擁共的道路》,云南省歷史研究所編:《云南現代史叢刊》第4輯,1985年印,第4849頁。

                         

                        [33]臺灣學者楊維真也持這一觀點,認為因基于民族大義及全國人心的趨向,加以李宗仁等人覆電勉其擁護中央,參加抗戰,龍云才一改遲疑不決之態度,毅然赴京與會。楊維真:《從合作到決裂:論龍云與中央的關系(19271949)》,臺北:國史館2000年,第154頁。

                         

                        [34]《龍云懇組建制部隊親率開赴前方電》(193782日),云南省檔案館編:《滇軍抗戰密電集》,內部印刷,1995年,第1頁。

                         

                        [35]《蔣介石復電》(193784日),云南省檔案館編:《滇軍抗戰密電集》,第2頁。

                         

                        [36]《孫渡擬隨龍云赴南京電》(193786日),云南省檔案局(館)編:《抗戰時期的云南——檔案史料匯編(上)》,重慶:重慶出版社,2015年,第1-2頁。

                         

                        [37]《龍云復電》(193787日),云南省檔案局(館)編:《抗戰時期的云南——檔案史料匯編(上)》,第2頁。

                         

                        [38]龍云:《抗戰前后我的幾點回憶》,云南省政協文史委員會編:《云南文史集粹》第2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38頁。

                         

                        [39]龍云:《抗戰前后我的幾點回憶》,云南省政協文史委員會編:《云南文史集粹》第2卷,第138139頁。

                         

                        [40]謝本書:《龍云傳》,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41142頁。

                         

                        [41]龍云:《抗戰前后我的幾點回憶》,云南省政協文史委員會編:《云南文史集粹》第2卷,第139頁。

                         

                        [42]《何應欽為滇省退伍壯丁轉作補充之用電》(1937828日),云南省檔案局(館)編:《抗戰時期的云南——檔案史料匯編(上)》,第2頁。

                         

                        [43]《龍云建議所有精銳部隊及重要武器宜分期使用電》(193794日),云南省檔案局(館)編:《抗戰時期的云南——檔案史料匯編(上)》,第2頁。

                         

                        [44]《蔣介石復電》(193796日),云南省檔案局(館)編:《抗戰時期的云南——檔案史料匯編(上)》,第3頁。

                         

                        [45]《蔣介石復電》(193796日),云南省檔案局(館)編:《抗戰時期的云南——檔案史料匯編(上)》,第3頁。

                         

                        [46]《蔣介石盼滇軍速出發電》(193795日),云南省檔案局(館)編:《抗戰時期的云南——檔案史料匯編(上)》,第3頁。

                         

                        [47]《龍云呈滇軍出師軍費困難并請補助彈藥電》(193796日),云南省檔案局(館)編:《抗戰時期的云南——檔案史料匯編(上)》,第5頁。

                         

                        [48]《龍云關于六十軍出征并續派補充兵事電》(1937109日),云南省檔案局(館)編:《抗戰時期的云南——檔案史料匯編(上)》,第10頁。

                         

                        [49]白肇學:《六十軍魯南抗戰述略》,云南省政協文史委員會編:《云南文史集粹》第2卷,第190頁。

                         

                        [50]《盧漢報各方對滇軍評價及滬戰等情形電》(1937117日),云南省檔案局(館)編:《抗戰時期的云南——檔案史料匯編(上)》,第1516頁。

                         

                        [51]華企云:《滿洲與蒙古》,上海:黎明書局,1932年,第1頁。

                         

                        [52]參見段金生:《近代中國的邊疆社會政治及邊疆認識的演變》,《社會科學戰線》2012年第9期。

                         

                        [53]華企云:《中國邊疆》,南京:新亞細亞學會,1933年鉛印本,自序56頁。

                         

                        [54]思慕:《中國邊疆問題講話》,上海:生活書店,1937年鉛印本,第57頁。

                         

                        [55]黃慕松:《我國邊政問題》,南京:西北導報社,1936年,第40-43頁。

                         

                        [56]邊事研究會:《發刊詞》,《邊事研究》創刊號,1934年,第3頁。

                         

                        [57]參見段金生:《民國政府的邊政內容與邊政特點以南京國民政府為中心》,《思想戰線》2011年第1期。

                         

                        [58]徐益棠:《十年來中國邊疆民族研究之回顧與前瞻》,《邊政公論》第1卷第56合期,1942年。

                         

                        [59]張發奎此時與廣西方面聯合,逐漸形成新的西南政治問題,與北洋時代的西南軍閥所指不同。參閱段金生:《試論西南軍閥地域范圍流變(19261927)》,《史林》2015年第4期。

                         

                        [60]戴季陶:《東北西北西南三個問題的總解決》,《新亞細亞》第2卷第1期,193141日。

                         

                        [61]社評:《應盡先注意西北建設》,《(天津)大公報》193381日。

                         

                        [62]參見段金生:《脆弱的統合之基:抗戰前國民黨在云南的組織與發展(19271937)》,《民國檔案》2015年第2期。

                         

                        [63]張朋園訪問、鄭麗榕紀錄:《龍繩武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第87頁。

                         

                        [64]漆魯魚:《今年的九一八》,《新蜀報》1937918日。

                         

                        [65]《龍云1116日復電》(19371116日),云南省檔案局(館)編:《抗戰時期的云南——檔案史料匯編(上)》,第1920頁。

                         

                        [66]《龍云懇堅持抗戰既定國策貫徹始終電》(19371223日),云南省檔案局(館)編:《抗戰時期的云南——檔案史料匯編(上)》,第33頁。

                         

                        [67]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導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年,第1頁。

                         

                        [68]死灰:《國民勢力與國家之關系》,載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等主編:《云南雜志選輯》,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3年,第4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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