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網首頁|客戶端|官方微博|報刊投稿|郵箱 中國社會科學網
                        今天是:
                        登錄  注冊  找回密碼

                        此頁面上的內容需要較新版本的 Adobe Flash Player。

                        獲取 Adobe Flash Player

                        您現在的位置:首頁>>專題研究>>民國政治史>>正文內容
                        民國政治史 【字體:

                        段金生:政黨演進與邊疆政治:同盟會在云南的組織與發展

                        作者: 文章來源:《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15年第4期 更新時間:2018年07月23日

                        摘要:由于組織紀律渙散等客觀因素,云南籍同盟會會員的入會具體規模與時間等均較難考證,初期入會者主要是留日學生,而后逐步發展到省城學校、講武學校的青年師生及官兵。雖然云南籍志士先后在東京或其它地方入會,并呈逐年增多之趨勢,但其在云南的根基并不牢固。在同盟會的積極宣傳下,不僅省城昆明,河口、干崖、騰越等邊疆少數民族聚居地區的革命活動亦十分積極。云南籍同盟會志士不僅參與省內革命活動,也積極支持云南省外的革命事業。由于組織對會員的約束力不強,加以權位爭端、政治傾向等復雜因素的影響,民國建立后云南同盟會的組織發展并不順利,成為其后國民黨在云南組織發展脆弱的先聲。

                         

                        關鍵詞:同盟會;云南;組織;邊疆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南京國民政府與滇川黔地方關系研究》(14CZS055)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1913年,孫中山曾言:中華民國以人民為本位,而人民之憑藉則在政黨。國家必有政黨,一切政治始能發達。”[①]民國建立后,不論是北京政府中央權柄的不斷更迭,還是南京國民政府初步構建的以黨治國體制,政黨在政治演進歷程中都發揮著不可忽視的影響。孫中山之言,正是這一景象的另一種表述。同盟會作為近代中國的第一個資產階級政黨,在近代中國的歷史進程中扮演了極其重要之角色,學術界對此研究相當豐富。[②]然而,限于各種因素,學術界已有不少成果雖論及同盟會在云南等地組織的革命活動,但對同盟會在云南的組織發展歷程卻較少有專題論述,而即使是關涉這一問題的相關成果,在一些內容的論述上亦含混不清、不夠精準。云南雖然地屬邊疆,但一度卻是同盟會革命活動的重要陣地之一;民國建立后由同盟會組織嬗變而形成的國民黨、中華革命黨等的相關活動,仍對云南地方社會政治造成相當之影響,護國、護法運動在云南的首興,莫不與革命黨人的活動有關。基于這一觀察,筆者擬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對同盟會在云南的組織與發展演變進行梳理。不足之處,敬請方家指正。

                         

                        一、同盟會的云南籍會員及其組織(19051911

                         

                        清末以來,“云南以近感緬越亡國之慘痛,父兄子弟相詔朂,惟亡國是懼,民心激昂,悲憤久矣。只苦交通阻滯,民氣閉塞不審,所以自立解脫之道,迨癸卯甲辰間陸續資送日本與河內留學生先后計二百余人,又適值日俄戰事,我同盟會亦于是成立,留學生中十九加入,亟謀所以革命獨立”。[③] 事實上,同盟會成立之初,云南留學生雖然傾向革命,但加入同盟會者并不為多。

                         

                        1905730日,同盟會召開籌備會議。有學者將馮自由《革命逸史》、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中國同盟會成立初期之會員名冊》、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曹亞伯《武昌革命真史》五本文獻中關于此次會議的相關記載的異同進行羅列比較,曹亞伯的《武昌革命真史》記載了唐繼堯、呂志伊、李根源當日參與此會,而《中國同盟會成立初期之會員名冊》則記載呂志伊、李根源并未在當日加盟,呂志伊是99日加盟,李根源是1906616日才加盟,故二人可能并未參加此會。雖然《武昌革命真史》中記載唐繼堯參與此會,但缺乏其他有力證據,故唐繼堯亦可能并未參與此會。[④]不過,呂志伊的外孫葉祖蔭則言,呂志伊參加了730日的籌備會議,即日就宣誓參加了籌備中的中國同盟會。[⑤]而參加過辛亥云南騰越起義的張天放等人則言,730日籌備會議參加的云南籍志士為楊振鴻、李根源、呂志伊、趙伸、張華瀾5人。[⑥]張天放還言,在1905813日,云南傣族刀安仁在聽了孫中山的演講后,當場表示要加入同盟會。[⑦]李根源則這樣回憶:于19054月在東京見到黃興;6月則與楊振鴻、羅佩金與孫中山在橫濱相見,在座者有陳天華、匡一、劉揆一、宮崎寅藏等人;7月,同盟會成立(應為籌備會議,引者),我即加入”,并忝列同盟會第一次開會簽名單的37人之列。[⑧]也有論者認為,云南留日學生之入同盟會者,以志伊及張朝甲、張華瀾(儒瀾)、楊振鴻為先導焉[⑨]也有資料認為張儒瀾是云南首先加入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同盟會四人中之一[⑩]呂志伊在1913年所撰寫的《楊君振鴻事略》中則言,乙巳秋,留東志士與孫文、黃興等倡設中國同盟會,為革命之總機關。滇人中惟志伊與君(指楊振鴻,引者)實先與焉[11]呂志伊此處沒有言明是同盟會籌備大會或成立大會時的情況,但強調他與楊振鴻是云南籍最早參與同盟會的人員。呂氏所言并非孤立,另有人亦明言“云南留日學生楊振鴻、呂志伊與焉。為滇人入同盟會之始”。[12]另有資料在統計730日參與同盟會籌備會議會員的省籍構成時,并沒有將云南羅列在內。[13]《中國同盟會成立初期之會員名冊》所記載的名單中,云南無人在730日參加了籌備會。綜合上述各家之言,目前尚不能完全確定云南籍志士參與同盟會籌備大會的具體情況。

                         

                        雖然云南籍志士是否參加,或者何人參加了籌備會還不能完全確定,但云南的革命運動卻在展開,同盟會在當時的確是吸引青年志士的革命團體。820日,同盟會正式在東京召開成立大會,宋教仁謂出席此次會議者約百人”[14],馮自由則認為有三百余人”[15]。張玉法經過對文獻記載的羅列對比,認為開成立大會的主旨是討論章程、選舉機構負責人,當日入會者僅裴鋼、謝光顯、董修武3人,其他與會者應是此前已加盟的人,不超過二百五十人[16]同盟會成立當日,通過了章程,選舉產生了執行、司法、評議各部成員,同時選舉出了各省分會負責人,云南分部的負責人(主盟人)為呂志伊。呂志伊本人在1913年的《同盟會瑣錄》中也言東京同盟會云南省支部長是其本人。[17]有資料認為,參加此次正式大會的人員籍貫包括全國十有七省,惟甘肅省因此時尚無留學生而沒有人參與。[18]根據張玉法的研究,各省區的主盟人多系在東京指定的,他們或自東京前往各地發展會務,或已在各地從事革命活動。[19]葉祖蔭回憶呂志伊在同盟會成立當日當選為評議部評議,應屬有誤。[20]可能將呂志伊在1912年同盟會在南京改組時當選評議部議員的事情前置了。在191233日的同盟會全體大會”上,與呂志伊同時當選評議部議員的云南籍會員還有張耀曾、張大義、黃嘉梁三人。[21]

                         

                        筆者目前所閱資料尚不能完全確定730日的籌備會議及820日正式成立大會時云南籍志士加入的具體情況。但有資料顯示,在同盟會成立的1905年,云南籍加入同盟會的會員僅8人,即呂志伊(云南思茅人,99日加盟)、楊振鴻(昆明人,922日加盟,主盟人為黃興)、張儒瀾(辛亥革命后改名為張華瀾,石屏人,925日加盟)、張朝甲(保山人,922日加盟)、殷飛云(曲靖,919日加盟,主盟人為黃興)、庾荷生(墨江人,101日加盟)、羅震(澄江人,10月初一加盟)、李純禧(普洱人,108日加盟)。[22]另有認為,“丙午年(1906)一月,同盟會開會,會畢,劉揆一、匡一兩君約云南革命黨人楊秋帆(振鴻)、趙直齋(伸)、羅镕先(佩金)、呂志伊(天民)與根源五人暫留,謂孫、黃兩先生有事相談[23]同盟會開會,這5人在場,并被約談,或可以說明這5人為同盟會會員,至少應該與同盟會聯系非常密切。但這與前引1905年有云南籍8人入會情況就有出入。羅震其人尚不知道其具體情況(或是指羅佩金,筆者掌握資料尚無法準確判斷),李根源、趙伸并不在8人之中。同盟會在19058月通過的《中國同盟會章程草案》規定了本部設總理一人,另設執行、議事、司法三部;在基層建設方面,規定在國內和國外分別設立5個及4個總支部,國內即西部(于重慶,包括四川、貴州、甘肅、新疆、西藏)、東部(于上海,包括江蘇、浙江、安徽)、中部(于漢口,包括湖北、湖南、江西、河南)、南部(于香港,包括廣東、廣西、福建、云南)、北部(于煙臺,包括山東、山西、直隸、陜西、蒙古、東三省),國外即南洋、歐洲、美洲、檀島。云南屬南部支部,由胡漢民為支部負責人。不過,有研究表明,除南方支部于1909年在香港設立外,其他各支部都未能建立。同盟會章程還規定,本部所在地會員可按省籍設立分會,推舉主盟人(分會長),以推動各省同盟會組織的籌建,云南的主盟人為呂志伊。[24]這至少表明,呂志伊應該是較早接觸同盟會的云南籍人士當無疑義,并且其可能參與了同盟會的籌建或成立大會。李根源也曾言:呂志伊參加了同盟會籌組過程的有關工作,與香山孫公,善仙黃公三十余人歃血慷慨,驅韃虜,建漢幟[25]《中國同盟會成立初期(乙巳丙午兩年)之會員名冊》是對同盟會早期會員發展情況記載較清楚的原始資料之一。在該名冊中,1906年在東京加入的云南籍同盟會會員,除孫中山、胡衍鴻為主盟人外,呂志伊也是主盟人,這應表明呂志伊是同盟會云南支部的負責人。[26]當然,對于該名冊的名單,1939年就有老同盟會會員致函國民黨黨史會主任委員張繼,對名單提出疑議,認為遺漏了多名會員。[27]前述云南籍同盟會會員記載的差別也不能排除這一原因。

                         

                        事實上,關于同盟會早期成員,馮自由的《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續編》上卷所附的《乙丙丁三年會員人名錄》(實際與《革命逸史》、《中國同盟會成立初期(乙巳丙午兩年)之會員名冊》為同一史料)確有遺漏。1981年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的研究人員就根據相關文獻資料,輯錄了一些前述史料所沒列入的會員名單及事跡。云南籍者,主要有5人:李學詩,云南騰越人,1906年由楊振鴻介紹入盟;吳品芳,早年與黃毓英、杜韓甫一起從事革命活動,1908年由楊振鴻主盟,加入同盟會;張文光,同盟會倡導革命于滇邊時,由楊振鴻介紹入盟,應該大致在19071908年間;張成清,1908年參加死絕會;趙伸,1904年留學日本,1906年云南留日同鄉會辦《云南》雜志,被推為經理,加入同盟會。[28]當然,這也并不一定能夠完全精準地把云南籍同盟會會員的情況表現出來。《中國同盟會成立初期(乙巳丙午兩年)之會員名冊》顯示最初兩年(19051906)云南籍在東京同盟會本部的會員有21人。[29]而有資料則言,自丙午(1906年,引者)至戊申(1908年,引者,由其(呂志伊,引者)介紹入黨者,先后達百余人)[30]這一數據雖非完全精準,但表現出同盟會成立后,云南籍人士入盟者逐漸增多。

                         

                        對于云南籍志士最早加入同盟會的狀況,民國時期已經修篡完成但未付印的《續云南通志長編》有如下記載:同盟會成立后,各省留學生相繼入會,皆相約以各自力量推動本省之革命運動。云南呂志伊、張華瀾、張開甲(應為張朝甲,原文如此)、楊振鴻加入最先,其后留學生陸續入會者有李根源、趙伸、羅佩金、殷承瓛、葉荃、趙復祥、唐繼堯、李萬祥、張子貞、黃毓成、張開儒、庾恩旸、周德榮、林春華、李伯庚、姜梅齡、趙鐘奇、沈鐘、黃嘉梁、黃毓英、杜鐘琦、言道一、胡正芳、李春醲、李燮羲、張含英、李曰琪、李植生、張乃良、唐允義、劉九疇、王毓嵩、鄧紹湘、張邦翰、張大義、何偉伯、李光鼎、楊若、段寬、李大忠、何漢、丁懷瑾、楊名遂、張鑫三、王武、李金牛、楊鴻章、隴高賢、錢世祿、祿國藩、王九齡、楊大鑄、鄧泰中、蘇澄、陳鳳鳴、趙家珍、李自梅、李蓮芳、彭仲倫、羅為桓、曾魯光、郗安仁等。[31]這是關于在日本東京加入同盟會的云南留學生的名單,這66人雖然不一定完全準確,尤其是該資料僅言在日留學生相繼加入,沒有詳細說明加入的時間、地點,無法判定一些細節內容,不過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云南籍同盟會人員在東京的大致情況。至于留學生回國后發展同盟會會員的情況,《續云南通志長編》所記更略,僅言:“回國之留學生,在昆明、騰越、緬甸介紹入會者約三百余人,以張文光、張成清為首”。[32]上述資料中的會員,有的是在東京加入,有的也可能是在其他地方。如李宗黃就是于1911年在天津參加同盟會的。[33]這一情況的產生,或與同盟會的組織松散有關。由于同盟會組織松散、對會員的制度性約束不嚴,因此要考察清楚云南籍同盟會的具體名單、數量等,是較為不易的。然而,同盟會的成立,對中國的革命運動產生了推動,從此革命風潮一日千丈,其進步之速,有出人間表者矣”[34]。在同盟會成立之后,云南的革命運動確實取得了很大發展。

                         

                        二、云南籍同盟會會員的革命活動

                         

                        同盟會成立之前,革命風氣已經在云南傳播。有資料顯示,1904年游學日本的昆明人楊振鴻,將《告滇中父老》一書寄回云南,引起了熱血學生的強烈反響,讀楊書,發指眥裂,痛恨滿清斷送滇省。其后,李伯東、李鴻翔、何瑛、李治、謝樹瓊、李偉、楊洛圖諸人,秘密結合成立了誓死會,其意誓與滿清皆亡,于是云南革命,發韌于此。而云南留學日本之人漸多,且多濡染革命之說,革命人才,因此輩出1905年楊振鴻又將《革命軍》一書寄至誓死會,李伯東、李治等暗中宣傳,排滿思想,遂以日熾。李伯東且乘機聯絡志士,為革命運動 。然尚秘密進行,未敢公然表示”。[35]革命思想在云南已經有了很深的基礎。云南的這一情況是與全國相似的,此時清廷仍統治著全國,諸多革命活動均系秘密進行。同盟會成立后,云南籍同盟會會員積極組織參與了云南地方革命政治活動。1906年,楊振鴻從日本歸來,與李伯東密與訂交,約入同盟會,勸李組織機關,擔任滇省革命事務;李伯東則慨然同意,與許恒昌、楊洛圖等設立興漢會,訂立章程,并從日本購民報等革命報刊,進行革命宣傳;李伯東還著《新云南》一書,主張獨立;李伯東還聯絡各校學生組織敢死會,高朗、何瑛、范石生、普善、董承志、王九齡、徐濂、施為章、馬明遠、楊大用、李蓮芬、李治、周從錫、段純一、許景升等,均系“黨中強健分子”。[36]1906年,同盟會開會后,孫中山、黃興即約楊振鴻、趙伸、李根源、呂志伊等談話,表示:云南最近有兩個導致革命的因素:一件是官吏貪污,如云南總督丁振鐸、興祿之貪污行為,已引起全體人民之憤慨;另一件是外侮日亟,英占緬甸,法占安南,都把云南當作侵略的目標,云南人民在官吏壓榨與外侮侵凌之下,易于鼓動奮起,希望云南革命青年,籌辦一份宣傳革命的刊物。于是,云南籍革命同志創辦了《云南》雜志。[37]《云南》雜志鼓吹云南處英、法“鷹瞵虎視,各爭要區”之下,號召“興師罪政府”、“鳴鼓攻官吏”,促進了革命思想的傳播。[38]在革命風氣高漲的背景下,云南革命志士先后組織或成立了一批團體或機構,如保地會、天足會、公學會、興漢會、文明常說會、籌滇協會等。[39]

                         

                        云南的留學生是云南革命活動的主要發起者及宣傳者。在同盟會成立之前,留日的云南籍學生即思革命獨立,在東京的云南籍士官生羅佩金、李根源、葉荃、唐繼堯等20余人,曾密約計劃成立一丈夫會,意謂對于革命宗旨,始終不變,有取于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義。《云南》雜志創辦后,很快即成為傳播革命機關,河內留學生即為轉輸書報之介紹者,故有當時之留學界,實以云南學生為最激烈之譽。由于云南留日學生革命活動激烈,清政府出面干涉,呂志伊、趙伸、楊振鴻等被學校除名。此后,云南留學生遂不得不鋌而走險,漸漸加入,實行革命運動”。[40]

                         

                        云南籍同盟會志士不僅參與省內的革命政治活動,也積極參與省外進行的革命政治活動。孫中山在沿海革命活動不斷失敗后修改了自己的判斷,認為:“沿海岸各省區,決不能作革命根據地,否則打起仗來成為背水之戰;又中原地帶四面受敵,只有云南形勢,地處邊遠,高山峻嶺,天然屏障,且與安南、暹羅、緬甸接壤,與國際交通并無阻礙。而且杜文秀起義雖然失敗,但應盡力喚醒其殉難子孫,來參與革命運動”。孫中山到仰光時曾專訪杜文秀之甥楊惠亭,吸引他參加革命運動,并由其組織宣傳活動,并“以武定大西村回人馬云漢為小組長,馬彩成付(副,引者)之,組員六人,由騰越入永昌”,后被清政府拘捕入獄數月后再被驅逐出境,仍轉回仰光。[41]吳玉章曾言同盟會在云南有一些工作基礎,所以孫中山先生和黃興才決定在那里舉事[42]應該是認為同盟會在云南的活動取得較好的進展。1907年,孫中山決定組織力量在西南邊境實行反清武裝起義,設立粵桂滇武裝起義總機關,云南也先后發生了河口起義、永昌起義兩次武裝反清活動。1908年,黃興、居正、呂志伊等同盟會領導潛入云南甘崖(亦干崖,今云南德宏),與土司刀安仁結為同志[43],經刀安仁介紹,哥老會首領張文光等一部分人士也加入同盟(與前述《續云南通志長編》所記載時間順序上相吻合),并密謀起義,但未果而終。同年,同盟會決定在河口發動起義,此次起義的決策機關設于越南河內,云南留學生積極參與,在河內的留學生張邦翰、張翼樞等加入了黃興率領的各省同志華僑200余人進攻河口的隊伍,在省的有吳傳聲、楊振鴻、楊友棠等為內應。[44]而后,清廷認為河內學生為云南革命之中樞,乃交涉將巴維學校解散,導致云南同志失去置辦書報之必要機關。其時,革命志士李文治在鎮雄鼓吹革命,被革職查辦;許旭東在普洱因鼓吹革命,入獄卒之。[45]而楊振鴻從日本回國后,在省創辦一體操隊(指云南體操專修科(師范性)學校,楊任監督。引者),廣引同志,頗招官吏之忌,乃改委以西防管帶(即西防騰永巡防隊管帶。引者),遠充之于土司邊地”,楊在當地宣傳革命、策劃進行永昌起義。[46]1908年,楊振鴻先集敢死隊百人,攻破永昌城,計劃招集鄉民編練軍隊,擬以一軍取騰越為后勁,一軍進攻大理及省城,一軍出順寧、云州及迤南各地。這樣,云南一省,垂手可得。但鄉民集合的軍隊雖有勇氣而素無訓練,并且缺乏利器,不能前進,亦不能持久,形勢不斷惡化,楊振鴻亦在內外交憂下病逝。[47]然而,雖然策劃歷時較久的永昌起義因此而被迫終止,但楊振鴻在滇西所進行的活動,卻產生了深遠作用:“辛亥九月,騰沖首先發難,革命之因,實種于此”。[48]云南籍同盟會志士在積極策劃或主導省內革命活動的同時,也參與了同盟會在云南之外的他省進行的革命起義活動。例如,1)廣州三月廿九之役,有呂志伊、趙伸諸君加入;(2)廣西鎮南關之役,有張邦翰、張翼樞、楊友棠、吳傳聲諸君加入[49]

                         

                        1907年后,云南籍同盟會志士的活動主要分成了內外兩部分。呂志伊、趙伸、張邦翰、張翼樞等追隨孫中山、黃興流亡外國,其活動可謂省外活動;其他大部分返回云南,進行大規模的革命宣傳活動。當時,先后興辦的云南陸軍講武堂、陸軍隨營(系由部隊中選拔學術科較好的軍士和上等兵,有一部分普通學校學生)、體育、測繪各學校的教官,例如李烈鈞、李根源、羅佩金、方聲濤、唐繼堯、張開儒、楊友棠、夏紹曾、李華英等都積極進行革命活動的宣傳,其中講武堂、陸軍兩校為革命大策源地,兩校學生,共計逾千人,幾全體加入同盟會[50]朱德后來回憶也言,隨著革命的影響在云南日益擴展起來,“我就是在孫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影響下,于1909年在云南講武堂參加同盟會的;講武堂的教官大都是同盟會會員,或者是受到了同盟會革命宣傳的影響的,講武堂的學生是許多不滿足于現狀的年輕人,講武堂建立了同盟會的組織,同盟會的一些宣傳革命的書刊得以在講武堂中秘密傳閱,講武堂成為了云南革命力量的重要據點[51]在云南籍志士的努力之下,革命的傳播將普遍而成熟[52]

                         

                        19071908年間,同盟會從日本派遣了不少留學生回國宣傳革命,云南籍的黃子和、杜寒甫(即杜韓甫)、鄧泰中、馬幼伯、胡源等都在此背景下回到云南。回滇后,他們十分重視在軍營中進行革命宣傳。然而,其時錫良由四川總督改任云貴,云南陸軍雖然成立了第19鎮,但召訓的新軍組織還沒有完全完備,帶兵官員多由錫良由四川隨帶過來,同盟會簡直無法插足其間作宣傳工作。此時,哥老會在云南也十分盛行,城鄉都有公開活動,參加的人很多,尤其是當兵吃糧的人沒有不參加哥老會的。黃子和等人決定先聯系哥老會,然后再滲入軍隊,他們先后分別與云南哥老會的頭目何升高、戴光儀、戴光延、馬海堂、王海廷等結識。通過介紹,接觸了一些軍隊中的上中級軍士約五六十人,經常在歸化寺、曇華寺等處聚會;而后,一批留學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留學生相繼畢業歸滇,并在部隊中擔任軍職。于是,同盟會在新軍中的宣傳活動發展迅速。[53]其時,為掌握云南新軍,同盟會志士還通過講武堂分配了一批具有革命思想的學生到第19鎮任職,利于對軍隊的控制。例如,19116月,將講武堂丙班學生田鐘谷等200余人分發在第19鎮的各個步、騎、炮、工、標中任職,向士兵開展革命思想宣傳工作;8月,將特別班學生董鴻勛等百余人分發到各個標營中見習,見習軍官和入伍生與部隊中的革命黨人相互緊密聯系,協同進行工作。這樣,部隊中的士兵就逐漸被革命黨人所掌握。[54]或許這樣,才有研究者這樣認為:云南“1908年有河口之役,但同盟會并未在云南建立穩固的勢力。云南響應武昌革命者主要為新軍[55]當然,要強調的是,此時云南的陸軍并未被革命黨人所完全掌握,事實上仍為清廷云南地方官員控制。1907年錫良到任時,成立陸軍混成協,以陳宦充任協統,各部帶兵官亦多以川人擔任。后擴編為第19鎮,以北洋系崔祥奎任統制,崔帶來了北洋系軍官百余人,而后李經羲督滇,又以靳云鵬任督練公所總參議,靳又帶來許多北洋軍官充任重要軍職。據統計,當時排長三分之二以上為北洋系,云南人只2人,四川人一、二人。川人及北洋系將領與本省革命人士聯系甚少,對革命運動的發生造成了障礙。[56]不過,由于講武堂學生成為基本之黨軍,而革命潮流發展迅速,故武昌起義后,云南先后爆發騰越及重九起義。

                         

                        騰沖于1027日(農歷96日)首先發難,由同盟會會員張文光計劃并主持,漸次光復騰越、永昌、永平各縣。省城昆明則于1030日(農歷99日,重陽節)發難,李鴻祥、李根源親率陸軍七十三標,由排長龍開侁、文鴻奎、夏鴻銓、李濟光等先越城垣,開北城門,攻入省城,謝汝翼率炮標繼之;蔡鍔、羅佩金、唐繼堯率七十四標又繼之;機關槍營長韓鳳樓又后繼之;顧品珍、張開儒、沈汪度等率講武堂全體員生,日人加籐乞夫與楊友棠、夏紹曾、吳漢超、楊瑞昌等率領體育校生在城內響應,開小西門。于是,遂一日夜而克定省城。其余各州縣,亦漸次傳檄定之”。[57]“清吏遠遁,全省靡然從風,光復之局遂定[58]

                         

                        同時,云南籍的受革命影響的在外留學生也參與了他省的辛亥革命運動。其一、崔文藻、楊發春、劉應福等在天津加入汪精衛所組織的炸彈團,以謀炸袁世凱及其他重要滿族官吏為目的,當在天津計劃拋炸彈于慶王府第時,崔文藻因為不慎還炸傷了手臂。其二、留武昌的陸軍中學生李識韓、任干材等加入了武漢大戰,后來留日學生中的李偉、楊沅、楊若等又相隨黃興至漢口,加入了敢死隊。其三、云南籍李宗黃充任林叔慶都督參謀進攻徐州,袁庶熙等加入吳淞的革命軍。張大義、何勁秋、杜鐘畸、段雄等加入了黎天才所部,攻取南京。其四、趙伸等人加入了廣西革命軍,后又旋同王芝祥北伐至武漢。[59]

                         

                        三、民國成立后同盟會在云南的發展演變

                         

                        1911年,同盟會在上海光復后,將本部移到上海。1912年,同盟會本部由上海遷到南京,并在33日召開了全體大會。據居正《梅川日記》記載,呂志伊在191233日同盟會大會上被選為同盟會云南支部長。[60]受革命形勢發展,雖然同盟會在國內不斷擴充,而組織卻更加漫散。吳玉章就言:同盟會自廣州起義失敗以后,即已趨于渙散;而至武昌起義以后,幾乎陷于瓦解的狀態[61]此時同盟會在云南的發展并不理想。

                         

                        辛亥革命后至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這一時期,有論者將之稱為云南同盟會發展的“斷續之時期”,并認為導致云南同盟會這一發展狀況的病根為蔡鍔與李根源“爭權不睦,暗斗甚烈”。[62]蔡鍔并非同盟會會員,而能成為云南辛亥革命的領袖,其原因亦甚為復雜。當時,有主張云南的革命應由云南人來領導,以羅佩金、殷承瓛、李根源等人為代表;有的則推舉蔡鍔為領導,其理由是蔡為日本士官學校第三期畢業生,資歷比較老并且有才干有眼光,以李鴻祥、謝汝翼、劉存厚、唐繼堯等人為代表。[63]或因如此,埋下了云南光復后領導層之間的一些矛盾。

                         

                        蔡鍔本非同盟會會員,而是梁啟超弟子,有資料認為其志愿是“反對梁之保皇而贊成其立憲論,彼第單獨的贊成吾黨(指同盟會,引者)之民族主義而已”;而蔡之至滇,實由羅佩金引之、保之、推戴之;蔡得志后,“一方面陰謀驅除吾黨(指同盟會,引者)同志,并力誅滅哥老會人,用剪殺羽翼;一方面陰謀挑撥士官生派,使其不相和睦,互相猜忌,彼好在中駕馭利用之”;其結果導致“士官生互相殘殺,軍中將領,暗分派別,其惡影響至于講武、陸軍之后輩,全體西南大局,亦蒙其流毒至今為梗”。而另一方面,云南光復后,李根源為軍政部總長,后改任第二師師長,然李根源雖大權在握,但“對于一班舊同志加以最冷酷之待遇,無他,以其不能恭順故也”;于是云南同盟會的主要領導人呂志伊、楊友棠、馬幼伯、杜寒甫等,與李“直疏而遠之”;而其他杜鐘畸、黃嘉、梁何畏、鐘瑩如、唐質仙、胡盈川、夏紹曾、劉古愚等,則“尤形置之不理”;李根源但僅“利用舊同志趙伸與新進黨員謝佩青、陳時銓,引進幾多官僚、舉貢管理員,謂之新同志,凡政治上高級位置,盡用翰林進士或候補府道。說是素孚鄉望,云師、云生互相標榜,無何舊同志輩,望望然去之”;最后致使此時的“同盟會三字,幾無人道及矣”。強調李根源所“招引之新同志、新黨員,號稱幾百、幾千者,亦于民三年間,先后叛離殆盡”,認為“同盟會似斷似續之厄運”,實“李根源一人使之然”。[64]事實上,在云南軍都督府成立后,蔡鍔最初想組織建國團,但后來卻組織了統一共和黨,其黨旨是以鞏固全國統一,建設完美共和政治,循世界之趨勢,發展國力,力圖進步,并任總干事;該黨的具體黨綱第一條還規定厘定行政區域以謀中央統一[65]蔡鍔后來還又曾表示希望將統一共和黨與中華民國聯合會、民社等團體合并成立一大團體[66]這表明當時蔡鍔對同盟會的發展并不支持,事實上是傾向于共和黨的。[67]上引資料反映的云南光復后云南同盟會政治主張、活動方法的分歧與對立情況,雖或未必是全景反映,但一定程度上或也道出了同盟會不僅在中央層面的組織渙散,地方支部實際上也甚為混亂,這應是當時同盟會面臨的一個普遍性問題。孫中山1913年自己曾承認,民初革命成功之時,同盟會高層領導俱盡力于國事,對黨務則不甚注意[68]多方面的原因或促使了同盟會中央與地方組織日益散漫。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后,民社、統一黨、國民協進會、民國公會等黨派合并成立共和黨,試圖與同盟會相抗衡。政治形勢的如此演變,同盟會進行改組的必要性加強。經過密集商討,1912813日,同盟會與統一共和黨、國民公黨、國民共進會、共和實進會等各黨派聯合發表《國民黨宣言》,正式宣布合并為國民黨。最終,參與合并組建國民黨的除同盟會外,還有統一共和黨、國民公黨、國民共進會與共和實進會、蒙藏聯合會5個黨派。[69]92日,國民黨理事會選舉孫中山為理事長。

                         

                        1912年同盟會等合并成立國民黨,對當時政局影響甚大。其時,吾黨(指合并的組成的國民黨,引者注)聲勢盛大,又在選舉國會議員期間,故其聲勢甚順[70]《盛京時報》就評論認為,將來左右民國政治者,蓋唯有此黨耳[71]而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后,云南也響應,19129月,推舉李根源為云南支部長,趙伸、袁家普為副支部長。[72]有資料則稱李根源為理事長,趙伸與袁家普為理事。[73]對于國民黨成立后云南支部的發展情況,有資料記載言:當時李根源、羅佩金、謝汝翼、李曰垓等首倡之,與趙伸、謝佩青、陳時銓、張大義、李父治等人主其事,一時黨員數達千余人;其中“如紳耆、道學派之趙藩、孫光庭等,亦加入黨籍”;此時可稱為云南黨務極盛時期。[74]然正如有論者在評論國民黨時所言,國民黨成立后是不擇手段吸收異黨分子”[75],造成了其成員魚龍混雜,真偽不分”[76]。此時的云南也存在著類似情況,資料記載國民黨云南支部成立后,唯以統一黨及共和黨黨員之羼入,從而分子復雜,意志渙散,稱這一時期對于黨務殊無若何之推進[77]

                         

                         四、同盟會與近代云南邊疆社會政治

                         

                        同盟會是近代中國第一個資產階段革命政黨,其在云南的組織與活動,是近代以來中國國家命運與邊疆局勢密切聯系的重要表現。“云南地處邊陲,為西南國防前沖,安南、緬甸,壤土相接,暹羅國境,亦復相近”,在清朝光緒之前,“云南雖位南徼,亦無外交之事件”,然光緒以還,“越、緬屏藩既撤,與英、法接觸時多”,并且清末外交動輒失敗,在此時局變遷之中,云南“關系國家前途至巨”。[78]這是民國時期云南籍政、學界人士對云南邊疆所處地緣政治環境的認識與觀察。此論雖或因鄉土情懷有提升云南之心理,然卻在一定程度上表現了云南邊疆與近代國家政治變遷密切相聯的關系;而同盟會在云南的發展歷程,即是這一形態的重要表現內容之一。同盟會的成立,其主要場域是晚清政局的窳敗;而云南籍革命志士積極參加同盟會的組織與活動,其重要原因亦是云南邊疆危機深重的刺激。呂志伊在1903年作詩曰愿合同胞鑄新腦,生存廿紀抗強權”[79];楊振鴻青年時亦作欲起神州文弱病,拼將頸血濺泥沙之詩[80];這正是對晚清政局窳敗、云南危機深重的情感表達。正如此,在日本留學期間,呂志伊、楊振鴻等云南籍志士才積極加入同盟會,并將這一近代政黨組織引入云南并組織活動,擴大革命思想及組織在云南邊疆社會政治中的影響,對云南近代邊疆社會政治乃至全國政局產生了重要影響。

                         

                        云南籍同盟會會員不僅重視對云南邊疆與民族問題的調研,也積極參與邊疆民族事務問題的解決工作,吸收邊疆少數民族群眾參加革命活動。19063月,楊振鴻接受同盟會云南支部和云南旅日同鄉會的委托,對法國侵占越南及云南的情況,遍歷各地進行實際考查,撰寫了《滇越邊務及鐵道之實況》、《法國窺伺云南之漸》、《法人探險及圖謀云南之早時期》、《滇緬界事述略》等文發表于《云南》雜志,這些實際調查,揭露了列強對云南的侵略實況,并詳細記述了云南的邊防要隘、邊區地理社會情形,報告給同盟會總部,為同盟會在云南的活動提供了信息資源,后來同盟會在河口發動起義,就曾以楊振鴻的調查資料作為戰斗部署的參考。[81]《云南》雜志還刊登了《游滇述略》、《鶴慶州州牧苛政之五大特色》、《調查河口情形記》等文章,既介紹云南邊疆民族地區的地緣及自然環境、社會情況,又論述帝國主義對云南侵略問題。[82]楊振鴻在擔任滇西騰越廳西防巡防營第四營管帶時,騰越所屬盞達(今盈江縣蓮山鎮)土司發生承襲爭執問題,當地官員接受賄賂并與土豪勾結所安排的繼任土司為群眾所不信服,遂發生動亂。楊振鴻了解情況后,取得騰越廳同知龍文支持,安撫群眾,由群眾公議另舉人員繼承土司職位,避免了流血事件及英人的插手,獲得了邊疆少數民族的擁戴,使“盞達彝眾額首稱慶[83]騰越干崖土司刀安仁在留日期間加入同盟會后,還介紹了十幾位少數民族的留日學生加入同盟會。1907年,刀安仁還約請秦鼎奕、王仰思等同盟會會員到拖角、片馬等少數民族地區宣傳反帝思想。呂志伊等同盟會會員還經仰光到達干崖,協助指導刀安仁興辦土民學校、農場等民族工農業及教育,在成功后還舉辦了工廠農場產口展覽,邀約邊境各土司參觀、開會。這些對發展少數民族地區經濟、團結邊疆各民族人民,具有一定作用。[84]正因有了這些基礎,河口、永昌、騰越等邊疆少數民族地區才會爆發同盟會領導的起義活動,“辛亥九月,騰沖首先發難,革命之因,實種于此(指楊振鴻早期所作工作,引者)”[85];反之,革命活動及思想的展開與傳播,也啟發了邊疆少數民族群眾的近代國家與民族意識。

                         

                        同盟會作為近代以來先進政黨的雛形,其在云南的組織與活動開啟了清末及民國時期云南政黨政治的先聲,影響著民國云南政局的演變。清末民初,當時影響云南政治的主要人物唐繼堯、李根源、謝汝翼等均為同盟會會員,雖然其他如統一共和黨、統一黨、共和黨等政黨也先后在云南建立支部或組織,但發展較難,在滇的參政能力始終受制于同盟會。[86]不過,需要強調的是,客觀而論,同盟會的組織建設頗受詬病。鄒魯就曾直接稱同盟會紀律較為粗簡。[87]胡漢民也認為,同盟會的組織并不完善,黨與黨員不能收以身使臂臂使指之效,即亦不能深入群眾而領導之。黨員之賢者,篤于所信,其犧牲獻身之精神,足令聞者興起,而不可磨滅;然亦往往出于自動,而非黨的領導”。[88]胡漢民的評論,正是有學者指出的:同盟會會員在填寫盟書后,就很少再受組織的約束;如果自己不擔任同盟會的職員,或者自己不積極參與同盟會的活動,一般沒有固定的組織活動,也不會受什么組織紀律的約束;許多所謂同盟會的會員,其實只是他們曾履行過入盟手續,參加了同盟會,而不是指他們以后一直還和同盟會的組織保持著密切聯系。[89]緣于同盟會組織的松散,其在云南發展雖然迅速,辛亥革命后的軍政主要領導也大部分是同盟會會員,但由于組織對會員的約束力不強,加以權位爭端、政治傾向等復雜因素的影響,一些同盟會會員的活動背離同盟會組織,甚至站在同盟會的對立面。其后同盟會雖改組為國民黨,但組織脆弱的情況仍未改變。例如,唐繼堯統治時期,云南“政治封鎖、交通不便,郵件及客商經安南河口,必行檢察。凡三民主義書籍,即認為赤化,嚴禁入口。因此,滇民對于世界潮流,以及國內政治、經濟狀況,全不明了”。[90]受諸多因素之制約,唐繼堯時代國民黨在云南的發展相當薄弱,[91]而這一形態的產生與前述同盟會在云南組織發展的根基不牢密切相關。

                         

                        同盟會成立后,云南籍革命志士積極參與,對省內外的政治變遷皆產生了重要影響。“滇人士逼于外患,渡海求學者先后達千人。或習師范,或習政法,多以救國自任,而陸軍人尤激烈”。楊振鴻又為“陸軍生中之尤激烈者”,積極進行與云南社會政治有關之革命活動:其一,“結三迤志士”,創設死絕會、公學會及體操專修科,一以革命致事;其二,英人欲恃強修筑滇緬鐵路,振鴻“結全省士子抗之”,使“英領率為所懾,乃寢”;其三,“簡軍實,勤訓練以待時,而益開擴黨會”;其四,“歸滇助革命軍,……開大會于東京神田錦輝館,到者數千人,所稱云南獨立大會者是也”;其五,計劃策襲永昌府為革命根據地,編練鄉民成軍,以進圖省垣,再北出黔、湘,西略川、陜,進而戡定中原。見微知著,作為云南籍最早加入同盟會者及主要領導人之一,楊振鴻之相關活動,其事雖未完全成功,然皆與清末云南邊疆的社會政治變遷密切相關,“戡定中原”之詞還表現了同盟會在云南革命活動的全國視野。正是這些積極的革命活動,才使“革命思潮,遂浸潤于三迤”,而后才有“恢復云南全省”并出師支援川、黔之行動。[92]1924年,國民黨一大云南籍代表楊友棠等人在致一全大會秘書處的報告中稱云南籍同盟會志士的活動,近之促成鄰省獨立,遠之贊成中國統一,實大有造于民國,繼以護國、護法轉戰十幾省,奮斗十余年,兵力財物之犧牲,尤不可數計,此云南人民之所貢獻于中國,云南同志之所貢獻于同盟會”,“于革命史中,當獨占一席而無愧者也”。[93]這一對同盟會云南籍志士清末民初活動的簡要評述,正是這一資產階級革命政黨與云南邊疆政局乃至全國政治聯系的切要總結。

                         

                        注釋:

                         

                        [①] 《在上海國民黨茶話會的演說》(1913119日),《孫中山全集》第3卷,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4頁。

                         

                        [②] 李玉:《中國同盟會研究綜述》,《江蘇社會科學》2001年第6期;馬敏、洪振強:《百年來中國同盟會研究述評》,《史林》2012年第5期。

                         

                        [③] 《云南代表楊友棠等致一全大會秘書處報告》(1924128日),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漢口檔案12901

                         

                        [④] 張玉法:《清季的革命團體》,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年,第308314頁。

                         

                        [⑤] 葉祖蔭:《同盟會云南支部創始人呂志伊》,政協云南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會編:《云南文史資料選輯》第15輯,1981年,第39頁。

                         

                        [⑥] 張天放、于乃仁:《回憶辛亥革命時期云南的楊振鴻》,云南省政協文史委員會編:《云南文史集粹》第1卷,第146頁。

                         

                        [⑦] 張天放:《辛亥革命中的傣族愛國領袖刀安仁》,云南省政協文史委員會編:《云南文史集粹》第1卷,第132頁。

                         

                        [⑧] 李根源:《辛亥前后十年雜憶》,云南省政協文史委員會編:《云南文史集粹》第1卷,第16頁。

                         

                        [⑨] 昆明市志編纂委員會:《昆明市志長編》卷八(近代之三),內部編印發行,1984年,第61頁。

                         

                        [⑩] 昆明市志編纂委員會:《昆明市志長編》卷八(近代之三),第68頁。

                         

                        [11] 李根源輯:《永昌府文征》(校注本修訂版)第八冊,昆明:云南美術出版社、晨光出版社,2008年,第2714頁。

                         

                        [12] 張大義:《同盟會云南分會之成立及其活動》,杜元載主編:《革命文獻》第66輯,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74年,第56頁。

                         

                        [13] 陳錫祺等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上),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第343頁。

                         

                        [14] 陳旭麓主編:《宋教仁集》(下),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550頁。

                         

                        [15] 馮自由:《記中國同盟會》,羅家倫主編:《革命文獻》第2輯,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53年,第9頁。

                         

                        [16] 張玉法:《清季的革命團體》,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年,第318頁。

                         

                        [17] 李根源輯:《永昌府文征》(校注本修訂版),第八冊,第2716頁。

                         

                        [18] 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修訂版),長沙:商務印書館,1938年,第47頁。

                         

                        [19] 張玉法:《清季的革命團體》,第334頁。

                         

                        [20] 葉祖蔭:《同盟會云南支部創始人呂志伊》,政協云南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會編:《云南文史資料選輯》第15輯,第39頁。

                         

                        [21] 《中國同盟會本部職員一覽表》(191233日),黃彥、李伯新選編:《孫中山藏檔選編(辛亥革命前后)》,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385386頁。

                         

                        [22] 《中國同盟會成立初期(乙巳丙午兩年)之會員名冊》,羅家倫主編:《革命文獻》第2輯,第4546頁。

                         

                        [23] 昆明市志編纂委員會:《昆明市志長編》卷八(近代之三),第62頁。

                         

                        [24] 崔之清主編:《國民黨政治與社會結構之演變(19051949)》(上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第8687頁。

                         

                        [25] 李根源:《呂天民詩集·序》,轉引自何耀華總主編,蔣中禮、王文成主編:《云南通史》第五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第165頁。

                         

                        [26] 《中國同盟會成立初期(乙巳丙午兩年)之會員名冊》,羅家倫主編:《革命文獻》第2輯,第46頁。

                         

                        [27] 鄭憲著,陳孟堅譯:《同盟會:其組織、領導與財務》,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5年,第111頁。

                         

                        [28] 韓文昌、沙蘭芳:《中國同盟會部分會員錄》(上、下),《歷史檔案》,1981年第34期。

                         

                        [29] 《中國同盟會成立初期(乙巳丙午兩年)之會員名冊》,羅家倫主編:《革命文獻》第2輯,第4546頁。

                         

                        [30] 云南省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續云南通志長編》(下),昆明:云南省志編纂委員會編印,1985年,第738頁。

                         

                        [31] 云南省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續云南通志長編》(上),第356頁。

                         

                        [32] 云南省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續云南通志長編》(上),第356頁。

                         

                        [33] 李宗黃:《李宗黃回憶錄》第3冊,臺北:中國地方自治學會印行,1972年,第92頁。

                         

                        [34] 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等合編:《孫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237頁。

                         

                        [35] 鄒魯:《同盟會云南支部之活動》,《革命文獻》第66輯,第54頁;張天放、于乃仁:《回憶辛亥革命時期云南的楊振鴻》,云南省政協文史委員會編:《云南文史集粹》第1卷,第132頁。

                         

                        [36] 鄒魯:《同盟會云南支部之活動》,《革命文獻》第66輯,第5455頁。

                         

                        [37] 張天放、于乃仁:《回憶辛亥革命時期云南的楊振鴻》,云南省政協文史委員會編:《云南文史集粹》第1卷,第132頁。又見昆明市志編纂委員會:《昆明市志長編》卷八(近代之三),第64頁。

                         

                        [38] 《〈云南雜志〉發刊詞》,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等主編:《云南雜志選輯》,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3年,第2頁。

                         

                        [39] 何耀華總主編,蔣中禮、王文成主編:《云南通史》第五卷,第169170頁。

                         

                        [40] 《云南代表楊友棠等致一全大會秘書處報告》(1924128日),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漢口檔案12901

                         

                        [41] 昆明市志編纂委員會:《昆明市志長編》卷八(近代之三),第218頁。

                         

                        [42] 昆明市志編纂委員會:《昆明市志長編》卷八(近代之三),第217頁。

                         

                        [43] 有論者認為刀安仁在1905年即加入同盟會,是云南少數民族加入同盟會的第一人。參見張天放:《辛亥革命中的傣族愛國領袖刀安仁》,云南省政協文史委員會編:《云南文史集粹》第1卷,第146頁。

                         

                        [44] 黃興雖為云南革命軍總司令,但是在起義爆發后才到河口的。河口起義消息傳到日本后,在日的同盟會決定組織派遣100余人回國支援,楊振鴻等云南籍20余人亦加入其中,但未等楊振鴻等人入滇,河口起義已告失敗。此處言楊振鴻等在省內響應,或是指楊振鴻自1906年從日本回國后,根據在滇越邊境進行實地考察所撰寫的法國侵略云南的相關文章,如《法國窺伺云南之漸》《滇緬界事述略》等,黃興在領導河口起義時,曾以楊的上述相關論述作為戰斗部署的參考。參見張天放、于乃仁:《回憶辛亥革命時期云南的楊振鴻》,云南省政協文史委員會編:《云南文史集粹》第1卷,第132138頁。另見:《云南辛亥革命長編》,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近代史資料》編譯室主編:《云南貴州辛亥革命資料》,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3年,第93頁。

                         

                        [45] 《云南代表楊友棠等致一全大會秘書處報告》(1924128日),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漢口檔案12901

                         

                        [46] 《云南代表楊友棠等致一全大會秘書處報告》(1924128日),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漢口檔案12901

                         

                        [47] 鄒魯:《云南光復》,載《辛亥革命》(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21222頁。

                         

                        [48] 《云南代表楊友棠等致一全大會秘書處報告》(1924128日),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漢口檔案12901

                         

                        [49] 《云南代表楊友棠等致一全大會秘書處報告》(1924128日),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漢口檔案12901

                         

                        [50] 《云南代表楊友棠等致一全大會秘書處報告》(1924128日),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漢口檔案12901

                         

                        [51] 朱德:《辛亥革命回憶》,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云南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云南文史資料選輯》第15輯,1981年,第8頁。

                         

                        [52] 《云南代表楊友棠等致一全大會秘書處報告》(1924128日),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漢口檔案12901

                         

                        [53] 昆明市志編纂委員會:《昆明市志長編》卷八(近代之三),第234235頁。

                         

                        [54] 素庵、適生:《云南講武堂概況》,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近代史資料》編譯室主編:《云南貴州辛亥革命資料》,第14頁。

                         

                        [55] 張玉法:《民國初年的政黨》,長沙:岳麓書社,2004年,第222頁。

                         

                        [56] 昆明市志編纂委員會:《昆明市志長編》卷八(近代之三),第238頁。。

                         

                        [57] 《云南代表楊友棠等致一全大會秘書處報告》(1924128日),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漢口檔案12901

                         

                        [58] 云南省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續云南通志長編》(上),第356357頁。

                         

                        [59] 《云南代表楊友棠等致一全大會秘書處報告》(1924128日),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漢口檔案12901

                         

                        [60] 羅福惠等編:《居正文集》(上),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89年,第96頁。

                         

                        [61] 吳玉章:《吳玉章回憶錄》,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78年,第89頁。

                         

                        [62] 《云南代表楊友棠等致一全大會秘書處報告》(1924128日),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漢口檔案12901

                         

                        [63] 李鴻祥:《昆明辛亥革命回憶錄》,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近代史資料》編譯室主編:《云南貴州辛亥革命資料》,第3334頁。

                         

                        [64]  《云南代表楊友棠等致一全大會秘書處報告》(1924128日),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漢口檔案12901

                         

                        [65] 《統一共和黨規約》,政協云南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會編:《云南文史資料選輯》第15輯,1981年,第227頁。

                         

                        [66] 蔡鍔:《致上海長沙武昌電》,謝本書等編:《云南辛亥革命資料》,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29頁。

                         

                        [67] 當然,正如有學者所論,蔡鍔雖然與進步黨比較接近,但與國民黨關系也不錯;而蔡原親袁世凱,但因與同盟會接近,遭袁猜忌,191310月將其調至北京。參見張玉法:《民國初年的政黨》,第219223頁。另有資料認為,蔡本來由李經羲從廣西奏調而來云南訓練軍隊的,深得李之信任,而蔡本人亦有很大作為;而其間,凡是李經羲對士官生中有所懷疑者,蔡皆盡量掩護;其后蔡能督滇,根源實在于此。詹秉忠:《辛亥革命前后的回憶》,云南省政協文史委員會編:《云南文史集粹》第1卷,第54頁。

                         

                        [68] 《在橫濱國民黨支部歡迎會的演說》(191336日),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3卷,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3940頁。

                         

                        [69] 《六黨合并之成立會》,《盛京時報》1912828日。

                         

                        [70] 《云南代表楊友棠等致一全大會秘書處報告》(1924128日),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漢口檔案12901。。

                         

                        [71] 《五大政黨合并》,《盛京時報》1912815日。

                         

                        [72] 云南省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續云南通志長編》(上),第357頁。

                         

                        [73] 羅家倫主編:《革命文獻》第41輯,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67年,第9096頁。

                         

                        [74] 《云南代表楊友棠等致一全大會秘書處報告》(1924128日),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漢口檔案12901

                         

                        [75] 柏文蔚:《五十年經歷》,《近代史資料》1979年第3期。

                         

                        [76] 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第144頁。

                         

                        [77] 云南省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續云南通志長編》(上),第357頁。

                         

                        [78] 龍云總纂、牛鴻斌等點校:《新篡云南通志》卷162、邊裔考一,卷163、外交考一,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05頁。

                         

                        [79] 葉祖蔭:《同盟會云南支部創始人呂志伊》,政協云南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會編:《云南文史資料選輯》第15輯,第38頁。

                         

                        [80] 張天放、于乃仁:《回憶辛亥革命時期云南的楊振鴻》,云南省政協文史委員會編:《云南文史集粹》第1卷,第130頁。

                         

                        [81] 張天放、于乃仁:《回憶辛亥革命時期云南的楊振鴻》,云南省政協文史委員會編:《云南文史集粹》第1卷,第133頁。

                         

                        [82] 參見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等主編:《云南雜志選輯》,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3年。

                         

                        [83] 楊振鴻:《辦理盞達案件述略》,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等主編:《云南雜志選輯》,第330333頁。

                         

                        [84] 張天放:《辛亥革命中的傣族愛國領袖刀安仁》,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云南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云南文史資料選輯》第15輯,第9293頁。

                         

                        [85]《云南代表楊友棠等致一全大會秘書處報告》(1924128日),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漢口檔案12901

                         

                        [86] 羅群:《論清末民初的邊疆政黨與政治——以云南為中心》,《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12年第3期。

                         

                        [87] 鄒魯:《中國國民黨概史》,重慶:正中書局,1939年,第18頁。

                         

                        [88] 胡漢民:《胡漢民自傳》,羅家倫主編:《革命文獻》第3輯,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輯,1958年,第6364頁。

                         

                        [89] 金沖及、胡繩武:《辛亥革命史稿》第2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96頁。

                         

                        [90] 《云南農運特派員陳能新等致中央農民部呈》(19261123日),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館五部檔案:6199

                         

                        [91]參見段金生:《脆弱的統合之基:抗戰前國民黨在云南的組織與發展(19271937)》,《民國檔案》2015年第2期。

                         

                        [92]  周鐘岳總纂、蔡鍔審訂:《云南光復紀要》,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21314頁。

                         

                        [93] 《云南代表楊友棠等致一全大會秘書處報告》(1924128日),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漢口檔案12901

                         

                        作者簡介:段金生,1981年生,歷史學博士,云南民族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近代邊疆民族史研究。地址:云南民族大學人文學院,郵編650050

                         

                         



                        上一篇:段金生:地方勢力的國家參與:變局中邊疆實力派的政治選擇——抗戰爆發前后龍云言行的觀察 下一篇:段金生:試論西南軍閥地域范圍流變(1916-1927)

                        返回首頁 | 聯系我們 | 網站地圖 | 版權聲明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版權所有 京ICP備05055195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