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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政治史 【字體:

                        段金生:試論西南軍閥地域范圍流變(1916-1927)

                        作者: 文章來源:《史林》2015年第4期 更新時間:2018年07月23日

                        摘要:政治區域化是民國政局的一個重要內容,西南軍閥即是政治區域化的產物。民初時期,雖有以西南為名的團體組織出現,但并非政治軍事集團。護國運動時期,西南逐漸向政治區域集團演變 ,與南方所指時而等同、時亦各有其意,其地域范圍的主體是滇黔粵桂。護法運動時期,西南的區域政治集團色彩更加濃厚,其地域范圍在六省與五省之間變化。南北和談之后,西南內部政治派系分化加劇,其地域范圍的伸縮更加激烈。隨著1927年后國民黨以黨治國體制的初步確立,作為政治區域團體勢力的西南事實上已不復存在,逐步分解為以省域為勢力范圍的地方實力派。

                         

                        關鍵詞:政治區域化;西南軍閥;地域范圍

                         

                        1924年,時論有言:民國本無所謂不統一,無須再謀統一[①]這一看似矛盾的語言,卻形象的道明了民國政局的復雜性。中華民國成立后,并未能消除晚清已經開始呈現的政治區域化趨向,反而伴隨政局之演變,政治區域化傾向益加明顯。[②]西南軍閥即是政治區域化過程中的產物。由于諸多復雜因素,在政治區域化形態之下,西南軍閥的地域范圍并非恒定,常處于不斷變動之中。然學術界現有成果多將西南軍閥的地域范圍視為恒定,忽視了其在民國政局變動中的復雜演變經緯。[③] 基于此,本文擬在梳理民國關涉西南軍閥地域范圍的相關史料基礎之上,對西南軍閥地域范圍的復雜變遷過程進行勾勒。

                         

                        一、民初南北統一政局下的西南地域

                         

                        民初的區域政治,基本為南北分野所籠罩,其時的西南區域政治并不突顯。武昌起義后,各省往來電文多以南北相稱。例如,廣西宣布獨立后,就多次通電全國,將其派兵支援湖北的行為稱為“北伐”:“袁意不可測,和議不可恃,仍宜注重北伐,敝省迭經通告”。[④]陸榮廷在1912年初也發出請南北和解的電文:現南京共和政府業已成立,南軍早服從命令,北軍果表同情,和平解決,自是吾民幸福[⑤]宋教仁案發生后,準備與袁世凱決裂的粵漢川鐵路督辦岑春煊表示要遣散其衛隊,發給袁氏及陸軍部的電文中反諷陸軍部昏聵,并稱其衛隊士兵南北省籍皆有”。[⑥]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表現了其時南北分野實為各界之共識或通論。而西南各省之政治,尚在演變過程之中,并未發展成穩定的格局。19132月,滇黔川桂四省都督曾發出表示擁護中央的聯名通電:自統一政府成立以來,南北水乳,秩序漸就恢復。凡在國人,均應同心戮力,一直進行,內鞏國基,外御敵侮。”[⑦]雖然表現出某種程度上的團體聲音,然仍以南北之論為主,且屬于地方聯合向中央建言之論,并未言及西南團體。

                         

                        袁世凱就任總統后,看似南北裂縫彌合,政治走上正軌,但實則暗潮澎湃,雙方緊張依舊。袁世凱為代表的北洋勢力企圖獨享政治權力,與革命黨之間的縱橫捭闔、明爭暗斗,成為民初政壇的主要內容。1913年初的國會選舉則成為雙方矛盾爆發的導火索。國會選舉中,國民黨成為國會第一大黨,但很快宋教仁即被暗殺。宋案之前,南方革命派與北洋派之間雖有矛盾斗爭,但表面未曾決裂;宋案之后,革命派與北洋派之關系頓成水火,二次革命爆發,南北分裂再次出現。此時,江西、江蘇、安徽等革命派控制省份的討袁軍事行動先后失敗,北洋系獨掌北京政府,南方各省除廣西、貴州、云南、四川外,全部為北洋系或其附屬軍所控制。[⑧]在袁世凱與革命黨之爭中,廣西選擇支持袁氏,廣西都督府公開向各報館電稱:廣西軍隊素知大義,滇省亦同,斷非他人所能煽惑,亦無敢輕于嘗試者[⑨]針對國民黨在廣西舉事反袁的行動,廣西當局防備甚嚴。時論就如此評論:廣西素為革命黨人根據地。此次各省獨立而廣西安然無事者,實出于我人意料之外[⑩]總體上,西南地域的各省實力派,或附袁、或自保,較少出現團體聲音,[11]而此時他們能維持于袁世凱北洋系勢力控制之外,一方面是由于地處偏遠、北洋中央一時難以企及,一方面也是此時這四省的都督均非國民黨系,袁氏認為不妨留待下一步再加以收拾。[12]

                         

                        其間,雖西南各省實力派并未形成團體,但卻出現了近代以“西南”為名的第一個社會團體,即19131月成立的西南協會。[13]1913112日,《申報》刊登了《西南協會開成立會通告》,言:民國甫成,諸端待理,內憂外患,國是堪虞。西南半壁河山,危急尤甚,外而強鄰逼視,鬼蜮為心;內而滇黔猜疑,固結莫解。同人等心猿一片,杞憂實多,藉便利之交通,冀為老馬之先導,用特組織斯會,討論一切。……臨時主席公推馬君武先生。凡西南各省旅滬人士屆時務早賁臨,勿任歡迎。”[14]西南協會成立大會于119日在中國法律學校舉行,其開會宗旨稱:“本會系由西南各省旅滬同鄉發起組織,定名‘西南協會’,以融洽各省感情、維持地方治安、鞏固國防、協助政府為宗旨。一方面調和滇黔、輔助政府對付英法之侵略,并監督政府抵制暴俄之舉動”。張石麟則向參會人員報告了滇、黔最近的沖突,大會最后選舉王寵惠為會長,馬君武、居正為副會長。[15]透視西南協會成立的宗旨及構成人員的背景,可知其帶有強烈的政治色彩。《西南協會第一次宣言書》中還明確稱西南的七省包括川、滇、黔、桂、粵、湘、鄂。[16]當然,該會并非掌握實際權勢的地方軍政人物的聚合,而是一批參與民國構建的非政治權勢人物以關心政治為目的而建立的組織,并非一個穩固的政治集團同盟,不過它所強調的地緣關系,在政治區域化日益突顯的形態下,具有其獨特意義。《西南協會第二次宣言書》中就強調西南協會的結合,是地域的結合,具體而言就是“兩湖居長江上游,左接黔、蜀,右鄰桂、粵;滇、黔、蜀三省與中原之交通,湘漢且為其咽喉焉”。[17]西南協會雖有明確的地域范圍,但并非一個政治軍事集團。但是,隨著時局的演變,其所強調的地緣關系則可能是西南地方實力派聚合的一種潛在的政治紐帶。

                         

                        二、政治區域的呈現:護國時期的西南南方

                         

                        伴隨勢力大張,袁世凱個人野心膨脹,積極策劃恢復帝制,國內政治格局再變,西南一詞逐漸具有了政治區域集團的內涵。在袁世凱積極謀劃恢復帝制之時,日本提出了“二十一條”要求,引起了全國關注。1915225日,因中日關系緊張,云南唐繼堯向粵、桂等六省發出通電,內稱欲為中央后援,端在西南各省竊念我湘、鄂、川、粵、桂、黔、滇各省,相依車輔,同處漏舟,諸公慷慨澄清,為國柱石,自必有藎籌碩劃,定傾扶危,希望七省相互間應將軍備如何計劃,內部作何整理等通告,以成犄角之共恃[18]唐氏雖未明言,但潛在之意卻是“西南”的湘、鄂、川、粵、桂、黔、滇七省應相互呼應以應付危局。當然,此次唐氏七省相互提挈的想法最終并未能實現,其他各省基本以各種托詞沒有正面回應他的提議,而袁世凱也曾明令禁止此種通電行為。袁氏之舉,一方面既可能是為了避免社會輿論過多關注,另一方面也未嘗沒有防止七省結成“集團勢力”的意識在內,實將“西南”作為一種可能的潛在政治勢力來對待。不過,袁氏為獨掌權柄而有意抵制地方勢力結合的行為,卻反而朝著相反方向發展,他要防止西南形成政治區域勢力,然而西南地域政治的發展就是朝向政治區域勢力而行。[19]

                         

                        袁氏稱帝后,多種反對力量匯聚在一起。19151223日,云南首先發出討袁護國的通電,宣布獨立;其后,得到貴州、廣西多省響應。其間,《申報》對于云南等省的討袁軍事行動,開始從滇黔桂粵等具體省名向以西南為標題進行報道。云南宣布討袁后初始,《申報》尚是以滇事等具體省名為題進行報道。19151231日,《申報》以《京塵中之滇事紀聞》為名,對袁世凱派高級軍官到滇、川、黔、桂等省進行調查的活動進行了報道。[20]19161月內,涉及云南等西南省份的相關報道,尚大都是以滇、黔等具體省名為題。進入19162月以后,《申報》逐漸開始以西南為標題進行報道。26日,《申報》尚以《廣東征滇軍出發記》為題,對廣東、廣西兩省組成聯合軍隊征滇事宜進行報道。[21]27日,開始以《西南戰訊之北京籌畫:川邊與桂邊之別報》為題進行報道,其內容主要是報道當時流傳的廣西軍隊進逼云南在羅平與滇軍交戰之說全屬不確[22]29日,《申報》報道討袁戰事的標題是《西南戰事之近訊:戰電紛歧之一斑》,其報道中使用西南”1次,南北”1次,南方”1次,南軍”1次,北軍”1次,所述省區主要涉及云南、四川、廣西、廣東四省。[23]“南北之稱謂,應是民初以來南北分野之說的繼續,南軍、南方、北軍都是這一分野下的具體表述。不過,此處的南方、南軍,實際上是指西南的云南護國軍,表現出時人已逐步開始將西南南方混用。考察《申報》在這一過程中使用的標題及其內容,可以看出西南已經逐漸成為與北洋相對立的政治地域,其中南北分野之說仍然繼續,西南不時代表了南方

                         

                        這一時期,《申報》以“西南”為題的報道甚多,不一一列舉,但綜合觀察,關涉“西南”的報道內容的主要是袁世凱與護國討袁省份之間的軍政博弈,其“西南”地域范圍所指亦主要為滇、黔、川、桂、粵、湘六省。

                         

                        不過,《申報》在頻繁使用“西南”為題進行報道時,中間仍大量有以西南各省具體省名為題進行的報道,南北分野的論述仍參雜使用。而且,一部分報道的標題雖未必使用“西南”,然具體內容卻出現“西南”稱謂,是將其作為一個政治名詞使用出現的。亦有一些類如滇川黔、川湘桂等省名的聯合使用,表現出將其作為一個整體的區域政治勢力看待的傾向。例如,就在27日開始頻繁使用西南為報道之標題后,29日《申報》還以《南寧電》為名,對桂、滇軍并未交火的情況進行了報道。[24]37日,以《川、湘、桂軍情之近況》為題,對云南護國軍進軍后,川湘桂三省的軍事應對等情進行了報道。[25]38日,以《川、湘、桂、黔之最近軍情》為題,對川湘桂黔四省的軍政情況及其對云南護國行為的態度等進行報道。[26]其后的報道,隨著時局演進,湖北亦被納入。313日,以《桂、湘、川、鄂之軍事近狀》為題,對滇黔獨立后四省的軍政情況做了報道。[27]315日,《桂、粵、湘、鄂之現勢觀》則對四省的軍政事務及影響、走向等進行了報道。[28]上列情形,《申報》的相關報道中還大量出現。川、湘、桂、鄂、粵諸省先后并列出現于報端標題,且其內容都與滇、黔討袁行動密切相關,雖不能將其認為集團勢力的體現,但相互間地緣或政治的聯系密切應是可窺。

                         

                        廣西3月中旬宣布獨立后,北洋政府在發給陸榮廷的電報中責稱: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今也居然反抗中央政府,已違軍人天職。云、貴之宣言,實僅西南一部分民意而已,不能視為公民之意[29]電文中西南一詞的使用,雖然沒有明白的說是西南地域集團,但事實上已經開始有視西南為一政治集團之意。328日,《申報》如此報道:聞諸北京某要人云:袁總統取消帝制同時,并令向被極力壓制之徐、黎、段等諸大官出山,以為與西南各省調和之計。蓋因現在北軍之武力不足壓倒西南獨立各省,故出此一時緩和之策,以待時機實行其所謂大計。假令西南各省主張非袁氏退位不允妥協,而袁氏亦決無引退大總統地位之意,故西南各省果欲貫徹其主張,除以武力解決之外,究無他策云云。”[30]云南首倡護國,而后貴州、廣西宣布附和獨立,客觀上形成了一種聯合力量。報道中的要人所言北軍一詞,顯然與西南相對,表明時人已將西南諸省視為與袁世凱對抗的勢力集團。其實,之前在21日,《申報》已經就滇、黔、桂宣布獨立的前后關系進行分析,認為滇、黔、桂三省實際上早已達成反袁的一致認識,廣東對廣西的行為亦是認可的,滇、黔、桂、粵四省的行動系謀定而后動之舉。[31]

                         

                        《申報》的這一觀察,并非孤立。在318日,英文的《京報》則將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及護國運動進行比較觀察,認為:辛亥革命雖準備倉促,但卒能告成者,泰半由于南人旨趣之統一。二次革命則是在時機不熟、未有布置的情況下的鋌而走險之舉,最終成為泡影。稱護國運動為第三次革命,一掃從前倉促之行徑,系處心積慮、謀定而動,滇省首先起事,其他各省迨布置完備始才行動。[32]隱然有視護國運動獨立各省具有同盟關系性質的認知在內。

                         

                        其間,《申報》繼續使用著南北分野的表述。在此時的南北分野表述中,“南方”有時指“西南”,有時又內涵擴大,包括其他南方省區。

                         

                        191632日,《申報》以《各方面之南來戰訊》為題進行報道,主要陳述的是滇、桂、粵、黔諸省的軍事情況。內有:又聞政府前以貴州護軍使劉顯世附和南軍,曾命唐爾錕繼充其職[33]這里的南軍,指的是云南護國軍,實等同于西南。4日,《申報》則以《南方戰事與現時大局之影響》為題進行報道。內中的南方戰事,是指湘中地方戰事與滇、黔軍之近狀。報道中還有上下都中喧傳湯將軍(湯薌茗)因受南軍逼協強迫,有已經獨立之說。……嚴防南軍陰謀湘局布置之策等語,此中南軍,實際指的就是滇、黔討袁的護國軍,西南”實相混同。[34]11日,再以《南北軍之戰略與形勢》為題進行報道,其內容中所述的南方戰事就是西南戰事,此處南方西南亦基本一致。[35]如果說西南協會成立時的西南尚大致是一個基于地理范疇而形成的社會政治團體,此時的西南已成為一個超越地理內涵的一個政治與地緣概念,發展成為與北洋相對立的政治勢力。曾任袁世凱總統府秘書、機要局局長等職的張一麐在袁氏宣布取消帝制后,就對帝制風波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張氏之語中雖對袁世凱頗有維護,但卻表達出兩層含義:一是西南是與總統對立的政治勢力;二是西南護國系“黨人”之行為,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西南”與“南方”革命黨人勢力的在討袁過程中的關系。[36]透過張氏之語,可以觀察出西南是一種區域政治集團勢力的隱意十分明顯。

                         

                        袁世凱宣布取消帝制后,《申報》關于護國戰事用南北爭端之表述漸多,“西南”之表述則漸少。此或緣于對帝制不滿且獨立的省份逐漸增多,“西南”一詞存在地域局限,不若南方之義涵蓋面更廣且有連續性之故。327日,《申報》這樣報道:議決取消帝制時,政府曾分電詢問各省,惟已獨立各省未之及各節,昨報已記大概。茲聞當時云、貴、廣西三省,政事堂另發有電報,并附有條件,欲令即時雙方罷兵商榷辦法。茲聞二十三日南軍主任各員已有聯合電報到京,……聞以南軍要求嚴酷之故,擬將某事從緩,提交代行立法院之議。”[37]滇、黔、桂是宣布獨立之省份,是“西南”政治區域之主要代表,此處將其與“南軍”分開并論,或為作者潛意識當中認為“西南”不能完全代表當時反袁勢力,而“南方”之涵蓋更廣。反袁雖由西南首興,但范圍逐漸增廣[38],此或是南北分野表述又逐漸增多的原因。

                         

                        其時,時論對“西南”、“南方”各自所指,實相當模糊,時或等同,時亦各有別意,間或甚至將二意并立。南北分野式的政治區域表述,本是一種地緣文化的觀念,實在無法用精準的語言進行描述。辛亥革命及二次革命之時,西南諸省中的云南、貴州的政治發展雖聯系密切,但尚少有明確說他們是集團關系之論。但護國運動之后,如同前述,伴隨時局發展,時論視西南各省為集團或同盟關系的表述由隱而明,日益鮮明。尤其當云南、貴州、廣西、廣東四省在護國旗幟之下,組成護國軍軍務院,時常以共同聲音發言,政治區域集團的趨勢相當明顯。

                         

                        兩廣聯合后,滇黔桂粵四省聯合的形勢發展很快。57日,云南都督唐繼堯、貴州都督劉顯世、廣西都督陸榮廷、廣東都督龍濟光發出通電:暫設一軍務院,直隸大總統(護國軍政府認為按照約法,袁世凱喪失總統資格,應由黎元洪繼位),指揮全國軍隊,籌辦善后庶政[39]58日,唐繼堯等再發通電,宣布正式成立軍務院,軍務院在闡述其成立緣由的通電中表示:各省若無統一機關,則主張或紛歧,步軌或凌亂,情形[其將]何以除暴出新,故暫設本院,以主軍政之樞。不過,它同時也指出,軍務院性質與[]政府之狀,但于凡百大政,照舊省[]制度[]其條例之規定。……遵崇國法,不無絲毫干犯之各省為范圍,而與現獨立之各省立界限[40] 四省成立軍務院雖然不干預各省原有之法制,但其統一機關主軍政之樞,表明其政治關系密切,性質與[]政府之狀,事實上就是同盟關系。日本東京的《時事報新報》評論認為此是組織新政府之計劃:曩廣東、廣西兩省以岑春暄[]為中心之人物,既組織新政府矣,但此不過一時的組織,以后更有云、貴、兩廣四省為一,以組織新政府之計劃焉[41]《朝日新聞》更強調軍務院成立是有系統、有秩序之行動,認為即將惹起承認交戰團體問題,可無疑義”。[42]

                         

                        對于四省聯合成立軍務院,《申報》對其甚為關注,報道較多,且頗表支持。515日,北京政府指責南方政府之組織,實為南方莫大之錯誤。對此,《申報》記者即言南方獨立諸省共組織一臨時政府,實為脫離中央關系后合法應有之舉動,系完全正當[43]明顯是對四省聯合政治勢力行為的輿論支持。525日,馮國璋在發給各省將軍中的電文中也透出四省是與中央對峙的團體勢力的看法:總期擴充實力,責任同肩,對于四省(滇、黔、桂、粵)與中央,可以左右為輕重[44]這一時期,如果從政治地域的視角來觀察西南,時論多將滇、黔、桂、粵、川、湘均視為西南;但是,進一步從政治集團的緯度進行審視,護國時期的“西南”政治團體,其主體應僅包括滇、黔、粵、桂。不過,伴隨時局演變,川、湘亦逐漸被時人認為“西南”團體成員,后面述及。

                         

                        三 、政治區域的深入發展:19171918年護法運動時期的西南

                         

                        袁世凱死后,黎元洪繼任大總統,護國軍撤銷軍務院、西南諸省宣布取消獨立,南北雙方緊張關系有所緩解,似乎再歸統一。然而,這種表象維持時日甚短,民國很快陷入了更動蕩的年代。在統一的短時期內,政潮起伏更為激蕩,國會恢復后黨派分野嚴重,北京政府則府院矛盾重重,最終導致國會被迫第二次解散、張勛復辟。而后,段祺瑞當權,不愿恢復民元約法與國會,意圖重新進行國會選舉而重組北京政治架構。在此背景下,西南地方勢力與孫中山革命黨力量聯合,成立護法軍政府。

                         

                        其時,雖然護國軍軍務院取消,但西南各省潛在的團體形象仍然在政治上保持著相當的影響。19161022日,韓鳳樓在發給唐繼堯陳述四川政情的電文中言:我兄(指唐繼堯)首義元勛,領袖西南,對此大計,諒早有決心,……弟意現在可拉攏為我輩之一氣者,滇、黔、川、桂、粵、湘耳。務當彼此聯合,協力同心,培實力,以為聯邦之普魯士。唐繼堯復電云:承教各事,深中肯棨,謹當書伸,以咨策勵。既托同心,愿各努力,是所至禱[45]韓、唐的這一往來電文,表現出護國軍政府雖然撤銷,但唐繼堯仍試圖保持滇黔桂粵川湘六省共同發聲的政治愿望,同時也應說明較之護國運動進行時期僅滇黔桂粵四省是軍務院這一政治團體的成員,此時川、湘亦被視為西南團體范圍。當護國戰爭結束后,北京政府初始任命蔡鍔督川,而后蔡因喉疾離川,云南人羅佩金、貴州人戴勘分任四川督軍及省長,川省內部則由于派系眾多而難以形成一強有力的抗衡勢力,唐繼堯則試圖借機控制四川,其間直至1920年初,四川基本上為唐繼堯所控制。護國期間,陜川湘三省宣布獨立,北洋軍閥失去三省;但護國戰爭后,陜西陳樹藩又附庸北洋,實際僅川湘二省自立,不再為北洋勢力范圍。[46]而地處南北要沖的湖南,段祺瑞最初任命陳宦為督軍,但遭到各界反對未成,中經復雜演變,最終譚延闿任職,譚氏政治上接近西南,基本與西南諸省保持了一致。前述唐繼堯的滇黔桂粵川湘六省共同團體的政治設想就是基于這一政情的表述。

                        事實上,護國運動之后,西南團體的政治機構軍務院雖然撤銷,但西南仍多被內外視為聯合關系。張勛復辟時,駐粵滇軍第三軍師長張開儒等就策劃聯合粵、桂、黔、滇、川、湘六省出師討伐。[47]六省聯合已成為西南軍政人物的自然認識。唐繼堯在分析南北開戰后進軍四川的利弊時即言:我軍若得渝,聲勢大振,西南形勢必大擴張,即川軍亦必變換方針,就我范圍[48]譚浩明則言段祺瑞增兵南下,是荼戮湘省,宰制西南[49]19171127日,譚人鳳在勸告陸榮廷應堅持護法的函電中則稱,北洋系利用停戰時期,調遣重兵南下,明和暗戰,盤馬為弓,其欲以武力平服西南”;[50]在勸告劉建藩等人出兵進攻武漢的函電中則有今且國賊專政,變本加厲,以國家為孤注,視西南為刀俎之語[51]。這些都表現出西南是一個與北洋區別的勢力范圍或團體的認識。19171213日,時任重慶鎮守使的陸軍第五師師長熊克武發出響應西南一致的電文:川與滇、黔本屬唇齒相依,西南提挈,原以保障共和,初非劃分南北,亦非意存侵并,要以使國家成真正之共和,地方得自由之發展,斯無悖于民意耳[52]熊電的西南提挈之語,含有明顯的集團意識色彩。

                         

                        以上論述如果視為軍務院解體后西南地方實力人物自認“西南”仍為一體的表現,而西南之外的其他勢力,此時亦認為西南是一聯合團體。府院之爭中徐世昌請張勛、李經羲調停,孫中山認為此舉系“降于叛黨”行為,即致電唐繼堯,向唐陳述“若不投袂急起,……將來蠶食所及,西南亦無以自保”,希望唐“及今早圖”以“勤王”。[53]孫中山此語亦隱有西南區域是一政治聯合勢力的意識在內。而親段祺瑞的四川鐘體道在1917年勸阻滇黔唐繼堯與劉存厚停止軍事沖突以對付張勛復辟時,亦言:我西南當局,方正極謀團結,一致討賊,恢復民國,何妨更以微嫌,自尋干戈”;“我西南舊侶,方當內固藩籬,外和撻伐;更何能以有限之兵力,為同氣之摧殘,戕賊手足,潰決腹心”,若不阻劉戴之爭,“萬一諸叛乘隙追兵,長城自隳,覆敗難免,不惟民國之沉淪無法拯救,抑且西南之大局行自分裂”。[54]鐘氏此語既表現出西南地域應為一政治團體的態度,也表現出其認為四川應是西南團體一員的思維。四川社會名流、1917年被北京政府任命為四川省長的張瀾亦曾有極宜聯合西南當局火速出兵北伐。……張我西南舊侶道義聲抒之語[55],亦表現出西南是一政治集團的認識。被段祺瑞派到湖南作戰的北洋系王汝賢、范國璋在19171014日發出停戰通電,內中有在西南舉事諸公之語,[56]也承認了西南是與北洋相對的勢力。吳佩孚在191887日發出的主和通電中,則稱詎中央誤聽宵小奸謀,堅持武力,得隴望蜀,援粵攻川,直視西南為敵國[57]西南自成一體之意顯在其中。

                         

                        要強調的是,在西南被普遍認為是一政治團體的同時,南北分野的表述仍然是民國時人的基本認知。唐繼堯1917年言:蓋今日南北新舊黨派,皆足為國家之障礙。要之,南北之難關能破,斯新舊嬗遞,自與時俱進,而黨派亦漸上軌道,不足為患矣。”[58]唐氏之語體現出南北政治分野在當時時局中的巨大影響力。不過,此時西南亦成時人論述政治區域時的經常表述,時而為方的代稱,時而僅為西南政治團體,與西南的混或分,亦或正是北洋時代詭譎政局之表現。

                         

                        張勛復辟后,孫中山于74日曾致電桂、粵、湘、滇、黔、川六省督軍,內稱唯西南六省,為民國干凈土,應請火速協商,建設臨時政府[59]孫中山顯然認為西南應包括其所言六省,并且六省應組織成為一聯合勢力。孫中山的目的是為了聯合西南各省共同護法。其實,西南各省實力派由于各自政治需求,也支持民元約法。[60]

                         

                        在西南地方實力人物為謀求政治利益而合縱連橫之際,孫中山積極倡導的護法行動,并建立了中華民國軍政府,南北再次呈現各有國會及政府的分裂對峙形態。湖南龍璋曾如此評論:“中心既定,然以次收來,其漸疏漸遠者,成為純一強固之團體,而返乎民國元年之舊,乃得與桂聯并進,而西南一致之明效可期”。[61]對護法軍政府的成立抱以強烈期望。

                         

                        1917年,南下廣州的國會議員分開發表了討伐段祺瑞的通電,內中有言:西南各省,始終主張護法,此惟利害關系,為西南各省所必爭,而以大義所在,實多數心理所歡迎。”[62]這一通電,明顯視西南為一獨立于北洋中央之外的區域政治勢力,而其省區則主要包括桂、粵、滇、黔、蜀。湖南零陵鎮守使劉建藩等于1917918日宣布獨立時的電文中亦將西南與段祺瑞對立,認為西南自成一勢力。[63]李烈鈞在1024日建議護法軍政府借款購械的密電中則言:段氏叛法,西南致討,國本雖危,挽回有恃。……此番軍府成立,又僅粗具規劃,西南討賊一致,事實上已為中外所共認。”[64]李氏之言雖是強調西南各省護法的一致行動中外認同,但一致行動背后就是政治上的聯合,亦可謂是西南作為一個區域政治團體已成為中外共識。191711月,由于北京政府軍事力量在湘、川作戰失利,主持武力征討的段祺瑞被迫辭去國務總理職務。在去職當日,段氏發出指責北洋系內部權爭的密電,內中曾有如下表述:近來南方黨徒亦知我北方軍人宗旨正大,根深盤深,非彼西南勢力所能兼并[65]此語亦將南方西南相聯系,并承認西南是一重要的政治區域勢力。

                         

                        戴季陶曾言:“以護法相號召,亦每曰‘西南’云云”。[66]其意是指護法運動之后,西南一詞才被用來象征西南地方勢力而廣泛使用,雖然與事實有所出入,[67]然卻表現出護法運動時期西南地方勢力在民國政壇上甚是活躍的政治形態。此時,時論大都認為西南政治區域團體是以滇黔川桂粵湘六省為主要成員。前述孫中山對此的明確表述在其中具有一定代表性。章太炎在1917年底呼吁在川滇軍聯合討段的電文中也言:唯西南六省為民國之中堅,同護共和,式遏亂略,此實北廷貿首銜骨之仇也。章氏所言的西南六省,即滇、黔、川、桂、粵、湘。[68]總體而論,將西南南方混用,是民國以來南北政治分野下視西南為一穩定區域政治勢力的表現;而在民國南北分野及對立嚴重的形態下,西南的具體地域范圍亦常隨政治之動而變。這一時期形成的以六省為西南政治團體地域范圍的認識,反映了其時滇黔川桂粵湘六省基本都獨立于北洋系勢力之外的政治形態;然伴隨南北雙方勢力之伸縮,西南區域政治的范圍在雙方視野中也呈現出一種盈虧之勢,西南五省說也出現了。

                         

                        1918103日,譚浩明及吳佩孚發表聯合通電,再次呼吁南北雙方應停戰息爭,內中有云何以不令西南五省選送議員等語,明確提出了滇、川、黔、桂、粵為西南范圍,將湖南排除于外。[69]通電發出的背景較為復雜,一方面是北洋系直、皖兩派相互斗爭的結果,一方面也是西南桂系陸榮廷與直系試圖言和而謀倒段的產物,但客觀形勢是此時吳佩孚的軍隊控制了湖南。基于這一變化,屬于北方力量的吳佩孚認為湖南已處于自己控制范圍,自然不屬于西南范疇。當然,這也反映出西南作為一個政治區域團體,已成為護法運動時期政局變奏的一大政治勢力,然其地域范圍卻因政治格局的變化及不同人物的視野,呈現出不斷微變的形態。

                         

                        四、政治區域集團的分合:南北議和及其后的“西南”

                         

                        1919220日,南北和議在上海展開。南方代表唐紹儀在會議開幕時首先就言:年來南北所受痛苦,人民所蒙損失,不可以縷述,國家不幸莫逾于此。然今日兩方代表猶幸得聚首一堂,討論國家百年大計。表現了南北分野仍為當時政局之主要焦點,也是時人的主要表述話語。其后唐氏言:我西南主張亦趁此世界推誠相與之時,實行全世界開放主義,……鄙人所最感觸不安者為南北二字。夫吾國實一家耳,安有所謂南北。此處南北分野中的南,事實上就主要是西南。[70]

                         

                        此次南北會談,本質是北洋系政府與西南護法軍政府之間的談判。南北談判中,陜西問題是雙方交鋒的關鍵。[71]北洋政府內閣總理錢能訓在指示北方議和總代表朱啟鈐的電文中言:至陳督樹藩既有治軍專責,不能遏止匪亂,醞釀及今,匪區益廣,匪號日多,以致為人利用,貽害地方,不可收拾,因循貽誤,無可諱言。但留此根株為西南競爭之資料,尚有地盤一線之希望者,非該督軍之貽誤不至此。功罪定評,適成相反。今唐總代表于正當開議時,要求撤陳,果何為者?不撤陳即不開議,又何為者?撤防命令,中央創之,遲之又久,而西南始有停戰之電。代表出發,中央先之,遲之又久,而西南始有選派之舉。”[72]和談進行中,北洋系吳炳湘亦致電朱啟鈐,內中有言:設南方不撤軍府,非常國會不肯自散,將奈之何[73]上述言語都將南北和談視為北洋和西南方面的談判。

                         

                        其時,在和談正式開始之前,雙方即對各自的地域范圍有所爭執。西南護法軍政府方面,認為湖南、陜西應屬于其范圍,應有和談代表。而北洋方面,認為湖南、陜西“未被西南完全占領”,不能用湘、陜兩省名義派出代表。最后經過磋商妥協,才決定各種派出10名代表。代表南方的代表共有10人,即唐紹儀、章士釗、胡漢民、李曰垓、曾彥、郭春森、劉光烈、王伯群、彭允彝、饒鳴鑾。其中,唐紹儀(廣東人,改組后的軍政府七總裁之一)、章士釗(湖南人,時任護法軍政府秘書長)、胡漢民(廣東人,國民黨員)、郭春森(廣西人,政學系議員,曾任廣東督署參謀長,依附桂系)、彭允彝(湖南人,早期同盟會會員,非常國會眾議院議員)、饒鳴鑾(福建人,護法軍政府海軍總司令部參謀長)諸人的省籍分屬廣東、湖南等省,但他們或在護法軍政府,或在護法海軍內任職,并且都是早期同盟會會員,其籍貫不具有較強的代表西南地域范圍的色彩。然而,其余四人卻應是西南內部平衡的結果。曾彥系廣西人,深受陸榮廷器重,為桂系方面的代表;劉光烈系四川人,任熊克武督川時的四川政務廳長,為四川之代表;王伯群系貴州地方實力派劉顯世的外甥,顯系貴州方面的代表;李曰垓系云南人,辛亥革命元老,1917年唐繼堯組織滇川黔靖國軍時,李曰垓任靖國聯軍參贊,為云南方面的代表。從代表的組成來觀察,廣東為西南軍政府的開府所在地,自在其范圍;而其余4人,則分別代表桂、川、滇、黔。這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南北和談代表的最后組成上,西南方面的地域范圍認定是上述五省。[74]在雙方商談會議代表時,錢能訓在回復岑春煊等人的歌電中強調:夫依版籍而論,西南僅有五省,不及北方之半,其代表人數,詎能相等?”[75]在南北第一階段的和談過程中,朱啟鈐就雙方爭執的國會選舉問題,亦有南方如此主張,北方惟有請西南五省補選議員加入新國會之語。[76]這反映了北方當局認為其時西南僅為五省,與前述吳佩孚觀點一致。

                         

                        就當時的真實情況而論,護法軍政府能相對較為穩固控制(排除其內部之間的派系與利益糾葛外)的區域確實僅有上述五省。不過,響應護法行動或表示接受軍政府指揮的勢力則超出了五省的范圍。

                         

                        “北庭賣國,西南否認,是中國尚留有一片凈土”。[77]這或許曾是時人對西南軍政府的良好期望,但很快這種期望就破滅了。由于軍政府內部派系政治目標與利益的不同,南北和談破裂后很快就陷入對峙。西南護法軍政府改組實行七總裁制后,孫中山、唐紹儀、唐繼堯不在廣州,伍廷芳、林葆懌不甚管事,而后伍廷芳也于19203月離粵赴滬,事實上陸榮廷、岑春煊桂系成為廣州護法軍政府的實際負責人。桂系軍閥與舊國會中的政學系[78],意圖與北方妥協,并無堅定的恢復舊國會的意圖;而孫中山一派則以舊國會為護法的基本政治旗幟,對桂系與政學系的主張十分反對;唐繼堯本來也試圖與直系言和,但因在駐粵滇軍的指揮權上,桂系支持李根源控制駐粵滇軍,而唐則支持李烈鈞掌握駐粵滇軍,以致滇、桂反目,唐則反而與孫中山結合。[79]1920425日,孫中山、唐繼堯、伍廷芳、唐紹儀宣布脫離軍政府;54日,桂系和政學系增選熊克武、劉顯世、溫宗堯為政務總裁,試圖維持軍政府門面。而62日,孫中山、伍廷芳、唐紹儀、唐繼堯則發出四總裁聯合宣言:自政務總裁不足法定人數,而廣州無政府;自參眾兩院同時他徙(指國會遷滇一事),而廣州無國會。……其廣州現在假讬名義之機關,已自外于軍政府”。[80]于是,原來還維持著象征性統一的護法軍政府公開分裂。如果此前西南各地方實力派還在表面統一于護法軍政府的旗幟之下,形成一個相對穩固的團體和五省區域范圍,而此時護法軍政府的瓦解,西南地方實力派表面維持的團體正式破裂,各省地方實力派則有了新的變化。[81]

                         

                        護法軍政府形成粵、滬對峙后,8月,孫中山組織駐閩的陳炯明部粵軍回師廣東,桂系戰敗退回廣西。1022日,岑春煊發出告退通電,并提出希望西南各省,速取消自主,俾南北統一,早日告成[82]24日,岑春煊、陸榮廷、林葆懌、溫宗堯等發表聯合宣言,宣告即日辭去總裁,并解除軍政府職務,呼吁西南諸省,亦應顧念全局,迅速促成統,妥籌善后[83]不久,廣西宣布取消自治。而早在5月,滇川黔局勢也發生變化,熊克武與唐繼堯決裂,川、滇戰事再起,而后唐繼堯為部下顧品珍所逐;貴州劉顯世亦在是年11月為黔軍總司令盧濤所逐。孫中山在桂系退出廣東后,于19201129日重建軍政府。192147日,廣州護法政府國會的參眾兩院召開非常會議,認為軍政府之組織過于瞻顧,亂未來而本先渙散,決定組織中華民國政府,選舉大總統,俾得早日勘定變亂,統一民國[84]當日選舉孫中山為非常大總統,組織正式政府。廣東的時論對此以《正式政府之將來》為題進行了評論。評論觀察到此時西南團體的分裂,強調應先統一西南,才能統一全國。其西南指向,包括了粵、桂、川、滇、黔、湘、浙諸省;但也承認,西南諸省中,僅滇黔已無問題,余者或猶持兩可觀望,或為賊所據。[85]就事實而論,雖然孫中山重建的新政府試圖統一西南,但自軍政府瓦解,所謂西南護法各省都完全分崩離析,再不能有統一的形式[86]這也宣告了護國、護法時期以廣東為中心,西南各省地方實力派因各種緣由而形成的對抗北洋的政治話語下的西南團體不復再存。

                         

                        孫中山新政府成立后,其勢力所及僅有廣東一省,廣西仍為陸榮廷桂系控制。湖南已經別樹自治的旗幟;四川劉湘當政后,也宣告自治;貴州盧濤逐去劉顯世,雖宣言與西南各省一致,但所謂一致者,一致不服從北京政府而已,對廣東也無關系。云南的唐繼堯雖表示與孫中山合作,但很快就被顧品珍驅逐。而唐繼堯回滇后,亦主張聯省自治。[87]就其后各省政局的演變而言,孫中山重新開府廣州后,組織粵軍入桂,將陸榮廷舊桂系勢力剪除,而后平定陳炯明叛亂,1924年國民黨在廣州進行改組,廣州建設成為了國民黨穩定的革命基地。而取代陸榮廷逐步發展起來的李宗仁等新桂系,在1926313日通電贊成國民黨,并與之成立了兩廣統一委員會,參與北伐戰爭。事實上,新成立的兩廣聯盟有著較明確的政治目標意識,是以政黨的形式組建政府,并初步形成了黨治模式,與此前的護法軍政府下西南諸省的表面統一的團體性質迥異。此正如有學者所論:兩廣與西南地方實力派在政治上顯非同路,不應再被視為西南地方集團的成員[88]自護法戰爭發生后,湖南基本上為北洋系所控制,所以北方政府才言西南護法軍政府只有五省地域范圍。1920年吳佩孚從湖南撤兵后,湖南督軍張敬堯即被驅出湘境,譚延闿以湘軍總司令主持一切,11月即因軍心不附而去職,趙恒惕繼任湘軍總司令。而后趙恒惕主張聯省自治,長期控制湖南,游離于南北之間。故時人雖常言湖南為西南,但從政治區域集團的視角而言,不能再視其為西南地方集團的成員。事實上,自西南軍政府瓦解后,具有較強表現出西南地方實力派特征的亦僅滇川黔三省,三省亦在較長時間保持了政治上的相對獨立,但也很快發生變化。

                         

                        五、簡要小結

                         

                        考察西南地方實力派在民國政治舞臺最為搶眼的時期,大致在1916—1921年間。袁世凱稱帝后不久,西南諸省組成的護國軍政府發表了第一號宣言,宣言稱:前大總統袁世凱,受民委托,為國魁首,不思奉公守法,福國利民,反蓄逆謀,圖覆國命;……特此宣言:前大總統袁世凱因犯謀叛大罪,自民國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下令稱帝以后,所有民國大總統之資格,當然消滅。布告中外,咸使聞知[89]滇、桂、黔等西南諸省發起的護國行動,一時吸引了全國之目光。甚至可以說,護國運動的發生使西南諸省實力派處于民國政治之前臺,為其發展與壯大積累了較豐厚的政治聲望。隨后,以護國為旗幟,滇、桂系勢力不斷擴張。滇系唐繼堯將其軍事與政治力量向云南省外擴張,控制了貴州,并影響著四川之軍政局面。桂系陸榮廷在護國戰爭后,驅逐了龍濟光勢力,控制了兩廣,并影響著湖南之政局。突破一省地域范圍之限制,不斷尋機向外拓展,是這一時期滇、桂勢力不斷膨脹的直接表現。  

                         

                        南北對峙是民國政治場景中的重要內容。西南地方實力派在護國、護法運動中都充當了南北對峙格局中南方陣營的主角。民國政治崇尚武力,雖然孫中山長期致力于革命活動,但手上卻沒有穩固的軍事力量,從而在高舉護法旗幟時,不得不與西南地方勢力相結合,這間接提升了西南地方實力派的社會輿論及政治影響,并使其達到發展的高峰。但是,護國、護法運動期間,西南軍閥勢力的不斷擴大,并非全靠其真正的軍事與政治實力,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了全國反袁斗爭中所取得的豐厚政治聲望及北洋內部之間的分裂與權爭。西南地方實力派畢竟屬于地方勢力,既無中央權威之合法性基礎,又無穩定和牢靠的內部統屬關系,所控制的地域空間相對有限,不利于內部政治矛盾的釋放,向外擴張并不能消解其內部的緊張性,內部發生分裂與派系沖突是必然之勢。1921年前后,唐繼堯與陸榮廷的勢力都受到大幅度的削弱。1920年,桂系陸榮廷被驅逐出粵。1921年,陸榮廷雖然試圖重新控制廣東,但又被粵系擊敗,自此一蹶不振,1925年終于被李宗仁、白崇禧為代表的新桂系所取代。唐繼堯方面,隨著四川熊克武等本土力量的逐步壯大,在1920年,滇、黔之軍隊被逐出四川,滇系力量受損。同時,唐繼堯的部屬顧品珍,在1921年將唐趕出云南。雖然唐繼堯在次年又重新掌握了云南的軍政大權,但1921滇系的內部爭奪,其實已經宣示了滇系勢力的逐漸衰退。自1921年以后,以滇系唐繼堯和桂系陸榮廷為代表的西南地方實力派,再也沒能像護國與護法運動時期那樣,成為全國顯赫的軍政勢力派別,并逐步由外張向內保轉變。

                         

                        西南軍閥作為一定時期區域政治集團的代稱,北洋時期多以“西南”、“西南諸省”等詞稱呼,并由地理名詞逐步發展為政治名詞。雖然西南各省一度表面統一,但事實上西南內部之間極為復雜,并無明確而穩固的統屬關系,相互之間常隨政治利益變動而離合,組成這一團體的地域范圍亦隨之變動。是故,西南軍閥并非一個有著恒定地域范圍的政治集團勢力,他們有整體性的一面,但也隨時表現出政治立場的差異性。在20世紀20年代中前期,伴隨南北政治格局的漸變,西南軍閥內部亦發生新舊更迭的政治景象,并隨著國民黨在全國統治的初步確定,北洋時代不時以西南”為團體發聲的西南各地方實力派,各省之間再鮮有“聯合”現象,“各自為政”的色彩更為濃厚。事實上,作為一個“團體”的西南軍閥已不復存在,分解為以省域為勢力范圍的地方實力派了。如前所述,早在北洋時代后期,“西南五省”中的廣西、廣東,與云南、四川、貴州三省,他們之間的政治發展軌跡已顯然不同。桂粵逐步演變為國民黨北伐的主要依靠地域,并成為國民黨內高層的重要派系之一,脫離了西南地方實力派的范疇;滇川黔則多割據一省,而黔川又在20世紀30年代的政治格局中逐步被中央化,導致具有地方割據色彩的實力派僅余云南勉力維持到國民政府統治后期。[90]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批準號:14CZS055)的階段性成果﹞

                         

                        ﹝本文曾在由南開大學歷史學院主辦的“第一屆北洋時期中國社會學術研討會(2014年)上宣讀,會上及會下,承蒙諸多師友指點;特別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汪朝光、金以林、羅敏、李學通,北京大學歷史系王奇生,南開大學歷史學院賀江楓,云南師范大學歷史與行政學院張永帥,中山大學歷史系博士研究生張超等,均對本文提供了幫助與指導;特此鳴謝。﹞

                         

                        注釋:

                         

                        [①] 移山:《異哉今之所謂武力統一者》,《國聞周報》第1卷第1期,192483日,第43頁。

                         

                        [②] 段金生、賀江楓:《晚清中央與地方關系的學術史認知》,《思想戰線》2014年第3期。

                         

                        [③] 現有關于西南軍閥地域范圍的認識,主要存在西南軍閥六省范圍與四省范圍兩種觀點,前者以西南軍閥史研究會為代表,后者以加拿大學者陳志讓為代表。在西南軍閥史研究會的學術視野中,西南地區——包括今四川、云南、貴州、廣西、廣東、湖南等省區,是歷史上西南軍閥活動的地區。(西南軍閥史研究會編《西南軍閥史研究叢刊》第1輯,編后記,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79頁。)西南軍閥史學會成立后,先后組織出版了4輯叢刊,即《西南軍閥史研究叢刊》(第12輯,貴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輯,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輯,廣東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根據謝本書回憶,該叢刊原計劃出版6輯,但計劃在廣西出版的第4輯與在湖南出版的第6輯,因各種原因,最終未能付梓出版(謝本書:《謝本書史學研究回顧》,貴州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4頁)。西南軍閥史研究會還組織編寫出版了關于西南軍閥研究的系列著作,其中較具代表性的主要有:謝本書、馮祖貽主編《西南軍閥史》(3卷本,第1卷,貴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卷,貴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謝本書:《龍云傳》(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唐繼堯評傳》(河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西南十軍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等。陳志讓在《中國軍閥派系詮釋》一文中認為,西南軍閥地域主要包括云南、廣西、貴州、四川等四省區的地方實力派。(陳志讓:《中國軍閥派系詮釋》,張玉法編《中國現代史論集》第5輯,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0年版,第30—31頁。)

                         

                        [④] 《桂軍政府電》,《申報》19111217日,第1張第4版。

                         

                        [⑤] 《桂林都督電》,《申報》191229日,第2版。

                         

                        [⑥] 《六月九日岑春煊復陸軍部電》,《申報》1913612日,第1張第2版。

                         

                        [⑦] 《云、貴、川、桂四督要電》,《申報》1913215日,第2張第6版。

                         

                        [⑧] 陶菊隱:《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上冊,第186頁。

                         

                        [⑨] 《廣西都督府來電》,《申報》1913621日,第2版。

                         

                        [⑩] 《廣西之隱患》,《申報》1913923日,第2張第7版。

                         

                        [11] 據筆者目力所及,目前僅見前述云南、貴州、四川、廣西四省都督關于支持中央維持政治秩序的聯名通電屬于團體之聲音。

                         

                        [12] 陶菊隱:《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上冊,第186頁。

                         

                        [13] 張軻風:《民國時期西南大區區劃演進進程》,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11頁。

                         

                        [14] 《西南協會開成立會通告》,《申報》1913112日,第2張第7版。

                         

                        [15] 《西南協會開成立會記事》,《申報》1913120日,第2張第6版。

                         

                        [16] 唐允義:《西南協會第一次宣言書》,《平論報》1913年第1號,轉引自張軻風:《民國時期西南大區區劃演進進程》,第111頁。

                         

                        [17] 張百麟:《西南協會第二次宣言書》,《平論報》1913年第1號,轉引自張軻風:《民國時期西南大區區劃演進進程》,第111頁。

                         

                        [18] 《唐繼堯等為中山交涉建議西南整理軍備互相提挈密電》,1915225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云南省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叢刊·護國運動》,江蘇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8頁。

                         

                        [19] 有學者統計了護國運動期間,梁啟超在與蔡鍔的四封書信中,出現西南”7次、東南”8次,梁氏的西南是指滇黔桂三省。認為梁氏之西南稱呼只是漸啟其端,護國前后較少使用西南概念來泛珠江流域各省的地方力量,西南一詞是在1917年護法運動背景下才開始頻繁使用的(張軻風:《民國時期西南大區區劃演進進程》,第112113頁)。事實上,筆者認為護國運動發生后,西南已經逐漸開始向政治區域勢力的代稱發展了,西南南方開始混用或同一,《申報》中的諸多報道在涉及滇桂黔諸省時,都使用了西南稱呼,具體情況參見本節后述內容。

                         

                        [20] 《京塵中之滇事紀聞》,《申報》19151231日,第2張第6版。

                         

                        [21] 《廣東征滇軍出發記》,《申報》191626日,第2張第6版。

                         

                        [22] 《西南戰訊之北京籌畫:川邊與桂邊之別報》,《申報》191627日,第2張第6版。

                         

                        [23] 《西南戰事之近訊:戰電紛歧之一斑》,《申報》191629日,第2張第6版。

                         

                        [24] 《南寧電》,《申報》191629日,第3版。

                         

                        [25] 《川、湘、桂軍情之近況》,《申報》191637日,第2張第6版。

                         

                        [26] 《川、湘、桂、黔 之最近軍情》,《申報》191638日,第2張第6版。

                         

                        [27] 《桂、湘、川、鄂之軍事近狀》,《申報》1916313日,第2張第6版。

                         

                        [28] 《桂、粵、湘、鄂之現勢觀》,《申報》1916315日,第2張第6版。

                         

                        [29] 《北京證實桂警后之情形》,《申報》1916322日,第2張第6版。

                         

                        [30] 《北京電》,《申報》1916328日,第2版。

                         

                        [31] 《獨立之關系》,《申報》1916321日,第2版。

                         

                        [32] 《英報論桂省獨立之價值》,《申報》1916321日,第3版。

                         

                        [33] 《各方面之南來戰訊》,《申報》191632日,第2張第6版。

                         

                        [34] 《南方戰事與現時大局之影響》,《申報》191634日,第2張第6版。

                         

                        [35] 《南北軍之戰略與形勢》,《申報》1916311日,第23版。

                         

                        [36] 《取消帝制之個中人語》,《申報》1916328日,第2張第6版。

                         

                        [37] 《中央已籌備總統問題矣》,《申報》1916327日,第2張第6版。

                         

                        [38] 梁啟超就言:廣東獨立未久,浙江獨立,及余復到上海時,陜西、湖南、四川復相繼獨立。于是獨立者既有八省,而南京之馮將軍國璋,復聯長江各省,暗為主持,大局已略定矣。梁啟超:《國體戰爭躬歷談》,《飲冰室文集》第5集,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725頁。

                         

                        [39] 《唐繼堯等公布為設置軍務院以指揮軍事籌辦善后宣言通電》,191657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云南省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叢刊·護國運動》,第358頁。

                         

                        [40] 《軍務院陳述該院組織成立緣起通電》,1916511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云南省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叢刊·護國運動》,第366頁。

                         

                        [41] 《東報對于南方新政府之觀察:承認問題將再起》,《申報》1916518日,第3版。

                         

                        [42] 《東報對于南方新政府之觀察:承認問題將再起》,《申報》1916518日,第3版。

                         

                        [43] 《中央駁斥南方政府之駁議:最后解決惟在約法》,《申報》1916519日,第2版。

                         

                        [44] 汪朝光:《民國的初建(19121923)》,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2頁。

                         

                        [45] 《韓鳳樓陳述川中情形及對于大局看法與唐繼堯往來函》,19161011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云南省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叢刊·護法運動》,中國檔案出版社1993年版,第89頁。

                         

                        [46] 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商務印書館2011年版,第445頁。

                         

                        [47] 《李純為西南各省決定出師經贛湘皖鄂閩密電》,1917615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云南省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叢刊·護法運動》,第1頁。

                         

                        [48] 《唐繼堯于北軍由宜昌西上后對大局進展兩種計劃利弊之分析稿》,19177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云南省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叢刊·護法運動》,第16頁。

                         

                        [49] 湖南善后協會編纂《湘災紀略》,黃季陸主編《革命文獻》第50輯,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70年版,第17頁。

                         

                        [50]譚人鳳:《勸陸榮廷堅持護法函》,黃季陸主編《革命文獻》第50輯,第75頁。

                         

                        [51]譚人鳳:《致劉建藩林修梅程潛趙恒惕請搗武漢函》,黃季陸主編《革命文獻》第50輯,第78頁。

                         

                        [52] 《熊克武宣布與西南一致并請示方略電》,19171213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云南省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叢刊·護法運動》,第399頁。

                         

                        [53]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等合編《孫中山全集》第4卷,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100頁。

                         

                        [54] 《鐘體道等請分頭勸阻前途官兵立停內訌戰斗電》,191776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云南省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叢刊·護法運動》,第60頁;《鐘體道等請設法合力阻止劉戴之爭電》,191777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云南省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叢刊·護法運動》,第62頁。

                         

                        [55] 《張瀾等呼吁勸阻劉戴交哄電》,191779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云南省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叢刊·護法運動》,第67頁。

                         

                        [56]湖南善后協會編纂《湘災紀略》,黃季陸主編《革命文獻》第50輯,第21頁。

                         

                        [57]湖南善后協會編纂《湘災紀略》,黃季陸主編《革命文獻》第50輯,第49頁。

                         

                        [58] 《唐繼堯請對北系中之通人分致款曲以便南北攜手密電》,1917830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云南省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叢刊·護法運動》,第53頁。

                         

                        [59]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等合編《孫中山全集》第4卷,第111頁。

                         

                        [60] 陸榮廷與唐繼堯宣布護法,很大原因是受到段祺瑞勢力的壓迫所致,不是孫中山的真正同志中山不承認北方政府為合法政府,陸、唐則但不承認段之國務總理,對于馮之繼任大總統則仍表示承認。因為陸、唐早有聯馮制段的意思,想假承認馮氏以為轉圜的地步。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第489頁。

                         

                        [61] 《龍璋上國父報告湘中軍政情形函》,黃季陸主編《革命文獻》第50輯,第71頁。

                         

                        [62] 《國會非常會議聲討段祺瑞電》,1917106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云南省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叢刊·護法運動》,第430431頁。

                         

                        [63] 湖南善后協會編纂《湘災紀略》,黃季陸主編《革命文獻》第50輯,第1415頁。

                         

                        [64] 《李烈鈞建議軍政府統籌借款購械密電》,19171024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云南省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叢刊·護法運動》,第434頁。

                         

                        [65] 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第482頁。

                         

                        [66] 戴季陶:《致某君書》,19185月下旬,唐文權、桑兵編《戴季陶集(1909-1920)》,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864頁。

                         

                        [67] 護國運動時期,西南一詞事實上已經被廣泛使用,參見前述內容。

                         

                        [68] 《章炳麟呼吁在川滇軍聯合討段電》,1917×30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云南省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叢刊·護法運動》,第402頁。

                         

                        [69] 湖南善后協會編纂《湘災紀略》,黃季陸主編《革命文獻》第50輯,第60頁。

                         

                        [70]《南北和平會議開幕唐總代表紹儀演說詞》,1919220日,黃季陸主編《革命文獻》第50輯,第363364頁。

                         

                        [71] 19181月陜西胡景翼在三原興師,宣布成立靖國軍,參加護法。后由國民黨人于右任擔任請國軍總司令,與北洋軍在渭南對峙。陜西長期為北洋系所控制,北洋政府自然不會輕易放棄,徐世昌下發停戰令后,但仍以剿匪名義,派軍圍剿陜西靖國軍。護法軍政府遂將陜西問題視為南北和平問題的先決問題。汪朝光:《民國的初建(19121923)》,第236237頁。

                         

                        [72] 《錢總理能訓致朱總代表啟鈐電》,1919227日,黃季陸主編《革命文獻》第50輯,第514頁。

                         

                        [73] 《吳炳湘致朱總代表啟鈐電》,1919514日,黃季陸主編《革命文獻》第50輯,552頁。

                         

                        [74] 南海胤子:《安福部與和議》,黃季陸主編《革命文獻》第50輯,第603-605頁。

                         

                        [75] 南海胤子:《安福部與和議》,黃季陸主編《革命文獻》第50輯,第606頁。

                         

                        [76] 南海胤子:《安福部與和議》,黃季陸主編《革命文獻》第50輯,第620頁。

                         

                        [77] 丁象謙:《予之南北和議觀》,《民覺》第1卷第1號,1920210日,黃季陸主編《革命文獻》第51輯,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70年版,第281頁。

                         

                        [78] 廣州舊國會的議員,大都皆舊國民黨。舊國民黨,自以憲政商榷會名義為一時的結合后,又有政學系、益友社、政余俱樂部、民友社四派的區分。政學系主張其實與研究系頗有接近,并不堅定的堅持恢復舊國會,但反對召集臨時參議院為根本改造之說,主張適用原來的國會組織法和選舉法重新改造。在粵的政學系領袖為李根源,其時政治上擁戴岑春煊。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第489490頁。

                         

                        [79] 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第507508頁。

                         

                        [80] 《四總裁宣言書》,黃季陸主編《革命文獻》第51輯,第295頁。

                         

                        [81] 雖然1031日孫中山、唐繼堯、伍廷芳、唐紹儀發表聯名通電,表示岑春煊早失去代表軍政府的資格,軍政府依然存在1129日,孫中山、伍廷芳、唐紹儀到達廣州,重建軍政府,表示當以護法諸省為基礎,體現想延續原來西南各省聯合的意圖,然情況已發生變化,不復從前景象。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等合編《孫中山全集》第5卷,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381441頁。

                         

                        [82] 《岑春煊告退通電》,192010月,黃季陸主編《革命文獻》第51輯,第300頁。

                         

                        [83] 《岑春煊陸榮廷林葆懌溫宗堯取銷軍政府電》,黃季陸主編《革命文獻》第51輯,第140頁。

                         

                        [84] 《國會暨各省議員提議之中華民國政府組織大綱草案》,192147日,黃季陸主編《革命文獻》第51輯,第306頁。

                         

                        [85] 《正式政府之將來》,《新民國報》,192155日,黃季陸主編《革命文獻》第51輯,第322323頁。

                         

                        [86] 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第511頁。

                         

                        [87] 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第532534548549頁。

                         

                        [88] 汪朝光:《民國的初建(19121923)》,第159頁。

                         

                        [89] 梁啟超:《護國軍軍政府第一號宣言》,《飲冰室文集》第5集,第2639頁。

                         

                        [90] 關于國民政府時期滇川黔三省政治的離合,筆者擬另文探討。

                         

                        作者簡介: 段金生,云南民族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65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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