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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政治史 【字體:

                        曾業英:再論擊椎生不是蔡鍔而是唐璆

                        作者: 文章來源:《河北學刊》2018年第4期 更新時間:2018年0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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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1907-1908年在日本出版的《云南》雜志,以及民國成立后的1912-1913年在國內出版發行的報刊上,曾出現一個發表不少詩文的作者擊椎生。此人究竟是誰?長期以來未引起學術界的特別關注。近年有研究者提出是蔡鍔,有研究者認為不是,而是1907-1908年在日本積極倡議創設籌滇協會,借以救云南以救中國的政聞社成員唐璆。澄清此問題,對實事求是評價蔡鍔和唐璆都是必要的,既是對歷史負責,也是對蔡、唐二人負責。

                         

                        關鍵詞:擊椎生;蔡鍔;唐璆;籌滇協會;《云南》雜志

                         

                        一、前言

                         

                        20166月,我針對鄧江祁先生考論擊椎生是蔡鍔筆名的文章,在《歷史研究》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擊椎生不是蔡鍔,那又是誰》的讀史札記,并提出了一個關鍵性的直接證據,即1907-1908年在《云南》雜志發表詩文的擊椎生,當時并不在國內而在日本東京,因此不能認為他就是當時遠在國內廣西的蔡鍔,而八九不離十是當時也在日本的唐璆。

                         

                        2017814日至913日,搜狐網站老鄧說史微信公眾號連續發表20篇所謂摘自鄧江祁未刊稿《擊椎生絕非唐璆,而是蔡鍔——與曾業英先生商榷》的文章,鄧江祁堅持認為擊椎生絕非唐璆而是蔡鍔,并對我的看法提出種種嚴厲批評,指稱我關于擊椎生不是蔡鍔,八九不離十是籌滇協會倡議人唐璆的辨識是霸王硬上弓”[①],各種理由完全是指鹿為馬,一廂情愿,沒有一條是能夠成立的;其有關論證也都是失敗的,沒有一條是可以站得住腳的全是廢品……毫無學術價值和意義。而他提出的所謂事實鐵證如山,不可推翻”[②]。甚至指控我貶蔡揚唐”[③],而且不能排除是主觀故意”[④]。由于我對擊椎生是否蔡鍔,一直心有疑竇2008年在1984年編輯出版的《蔡松坡集》基礎上增補《蔡鍔集》時,未將署名為擊椎生的詩文一并錄入”[⑤],因此,鄧江祁又進而指控:正是由于我的成見、偏見和謬見,以致蔡鍔以擊椎生為筆名發表的詩文,長期不能與廣大讀者見面,嚴重影響到蔡鍔研究的開展和深入[⑥]

                         

                        對于鄧江祁“為了對歷史負責,對蔡鍔和唐璆負責,對廣大讀者負責”,而提出“商榷”意見,我表示歡迎,對其批評也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但是,坦率說,就鄧江祁“商榷”文中提出的所謂“事實”證據,要我放棄以上原有看法,而接受其“不可推翻”的最終結論,對不起,那是不可能的。因為鄧江祁的所謂“商榷”、“論證”,非但未能“徹底推翻”[⑦]我提出的關鍵性證據,反而暴露了他提出的所謂鐵證如山,不可推翻事實,卻是沒有任何事實依據的。為此,我依據鄧江祁歷史事實擺在那里,既不會因你說是就是,也不會因你說非就非”[⑧]的提示,再撰此文,從“歷史事實”出發,就鄧江祁以避重就輕,模糊、轉移焦點等策略,湮沒在其所謂“商榷”文中,卻可充分說明擊椎生不是蔡鍔,而是唐璆的一些“歷史事實”,也是最重要的關鍵性的直接證據,申說一下仍然堅持以上原有看法的理由。歡迎鄧江祁繼續就本文所涉問題進行“商榷”甚至批評,但也希望這種“商榷”和批評,能真正如鄧江祁自己所說,是從“擺在那里”的“歷史事實”出發的,而且是講道理的。當然也歡迎對蔡鍔研究有興趣的讀者不吝賜教。

                         

                        二、擊椎生不是蔡鍔

                         

                        鄧江祁認為擊椎生是蔡鍔的關鍵證據,主要有四個:一是蔡鍔生前已有云南《義聲報》記者南舟說他“當青年日自號擊椎生”,蔡鍔逝世后有惠我春[⑨]、郭燮熙在挽聯中說他少年別號擊椎生;二是南舟、惠我春、郭燮熙之后從無人對蔡鍔有擊椎生這個別號(自號)提出異議,因此,擊椎生是誰的問題,其實根本就不是問題;三是擊椎生19077月之前甚至更早就回國了,并非如我所說他1907-1908年尚在日本。四是19137又來了一個擊椎生,他在云南政見商榷會的機關刊物《南針》雜志發表了一篇《讀王君亮疇〈中華民國憲法芻議〉》,表明“此擊椎生”不是“彼擊椎生”。但是,我至今仍認為這四個證據都無事實根據,是站不住的,理由如下:

                         

                        第一,記者南舟所說“蔡總司令當青年日自號擊椎生”,僅僅是他基于蔡鍔在反袁護國戰爭中的表現的一種聯想,并非真正認為蔡鍔有過“青年日自號擊椎生”的事實。我今天仍堅持這一看法,因為這是事實,不容我改變看法。

                         

                        據鄧江祁說,早在1916811日,就有位署名為南舟的記者,在云南《義聲報》中發表了一篇題為《蔡總司令功成不居》的時評,已把擊椎生是蔡鍔這個問題交代得十分清楚了,因為他不僅開宗明義地說過蔡總司令當青年日自號擊椎生還對蔡鍔之所以自號擊椎生的緣由也講得十分清楚,即借擊椎生的自號表明自己不僅要學習張良那種不畏強暴的精神,而且也要學習其不居功自傲的忠厚品德。”[⑩]意謂擊椎生是蔡鍔青年日自取的。批評我不惜歪曲作者的本意,把南舟說蔡總司令當青年日自號擊椎生這樣清楚明白的事”,經過我“一番‘論證’后”,卻說“所謂蔡鍔‘青年即自號擊椎生’(這里曾先生竟還將南舟所說的‘日’改為‘即’,一字之改,就把作者的意思全改了),不過是‘崇拜英雄’的記者南舟看到蔡鍔的討袁壯舉和功成不居的‘風概’恰似張良后的一種推測,并不能證明‘擊椎生’是蔡鍔自取的‘號’。”[11]那么,我究竟有沒有把南舟所說的改為’”?南舟在其時評一文中是怎么說的,其本意到底是什么?究竟是誰不惜歪曲作者的本意等等問題,看來都只有向南舟這篇時評的原文求證了。好在該文不長,鄧江祁也提供了影印圖片,為方便讀者閱讀,現據其影印圖片,全文抄錄如下:

                         

                        記者嘗論蔡總司令當青年日自號擊椎生,有似于張子房。子房擊秦之明年,祖龍死,故邱瓊山先生(按:即邱濬[1418-1495],明瓊州瓊山人,字仲深,號瓊臺,著有傳統蒙學《成語考》)謂豪杰并起而亡秦,皆子房一擊之功。因觀于蔡總司令與唐撫軍長(按:唐繼堯,時任云南都督、中華民國軍務院撫軍長),聲討袁氏之罪,一聲霹靂,起于南天,猶博浪沙中之一擊也。且云南首義后,公即率第一軍入川,首當大敵,血戰瀘納,北軍挫敗,自公討賊之明年,袁世凱死。今日者黎大總統繼任,其闊達大度,日本議員望月氏適擬之為漢高焉。昨閱中央策令,任公為川督,公以積勞多病,電乞退休。功成而不居,大有張良從赤松子游之風概,然后知公之青年即自號擊椎生,至今日已償其素愿,并遂其初心。亮節高風,與古豪杰后先輝映,此可見公之所挾持甚大,而其志甚遠也。雖然在公,功成身退,固可為今人樹一良模范矣。特是共和再造,來日大難,而公之一身,實為天下安危之所系,斯人不出,如蒼生何?吾不禁崇拜英雄,而為之睪然高望,穆然深思也。[12]

                         

                        由此可見,南舟此文的首句并不如鄧江祁所說,他“開宗明義地說:‘蔡總司令當青年日自號擊椎生’”。實際不但只是上半句,而且在“蔡總司令”前面還有“記者嘗論”四字,以及后面的“有似于張子房”下半句。我在《擊椎生不是蔡鍔,那又是誰》一文中,曾指出鄧江祁在《護國元勛蔡鍔傳》第383頁引用南舟此話時,刪去了首句中至關重要的前綴詞記者嘗論’”四字,其實是不妥的。遺憾的是鄧江祁此次再引用南舟此話以證明蔡鍔生前就有人指出擊椎生是蔡鍔時,仍然對此視而不見,將其隱去。

                         

                        我之所以認為這四字“至關重要”,是因為四字中有絕對不能忽略的“嘗論”二字。這二字中的“嘗”字,并不是一個可有可無的字,有它沒它整句話的意思是全然不同的。沒它就成了十分肯定的南舟“論”或“說”了,即如鄧江祁所說,成了南舟“開宗明義地說:‘蔡總司令當青年日自號擊椎生’”了。有它意思則完全不同,因為“嘗”字含有“曾也”、“試也”等多種意思[13],就成了曾論試論了。而通觀全文,緊接其后,南舟又說因觀于蔡總司令與唐撫軍長如何如何,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因看到蔡鍔與唐繼堯如何如何,然后知公之青年即自號擊椎生[14],至今日已償其素愿,并遂其初心了。南舟所說的嘗論,顯然是試論的意思。將其前后兩個半句聯成一句完整的話,南舟的意思的確清楚明白,說的是他要嘗試論述一下蔡鍔應當青年日自號擊椎生,像古代的張良一樣。南舟在這句話之后交代了張良擊秦的第二年,秦始皇就死了,所以邱瓊山先生說豪杰并起而亡秦,皆張良一擊之功后,緊接著就對他所以認為蔡鍔應當青年日自號擊椎生,像古代的張良一樣的理由做出解釋,說是因觀于蔡鍔和唐繼堯聲討袁氏之罪,一聲霹靂,起于南天,猶如當年張良博浪沙中之一擊也”。而且云南首義后,蔡鍔“即率第一軍入川,首當大敵,血戰瀘納,北軍挫敗”,第二年袁世凱就死了。今黎元洪繼任大總統,任命蔡鍔為四川督軍兼省長,他卻“電乞退休”,“功成而不居,大有張良從赤松子游之風概”。于是,南舟知道蔡鍔“青年即自號擊椎生”,到了今日便已“償其素愿,并遂其初心”了。記者南舟分明是看到蔡鍔在討袁護國戰爭中的表現,覺得很像古代的張良,而聯想到蔡鍔應當像張良一樣“青年日自號擊椎生”。哪有鄧江祁所說南舟說的是“蔡鍔自號擊椎生”,“還對蔡鍔之所以‘自號擊椎生’的緣由也講得十分清楚,即借‘擊椎生’的自號表明自己不僅要學習張良那種不畏強暴的精神,而且也要學習其不居功自傲的忠厚品德”的意思?這也就不難理解1913年夏,參與《蔡松坡先生事略》編寫任務的郭燮熙,明明知道蔡鍔授意并親自審閱過的事略一文中只記有蔡鍔號松坡,進入東京大同高等學校后,稿于《清議報》,署名孟博、奮翮生者是也,又通過介紹他編輯過《國際公法志》、《支那現勢論》諸書,交代他還署名過劫火仙,唯獨沒有以任何方式記述他此后還以擊椎生為名發表過多達8萬多字的詩文作品[15],何以1916年蔡鍔逝世后卻與惠我春聯名的挽蔡聯上說他“少年別號擊椎生”了。原來與記者南舟一樣,也只是“聯想”而已。所以,我在《擊椎生不是蔡鍔,那又是誰》一文中,依據南舟所說,提出“所謂蔡鍔‘青年即自號擊椎生’,不過是‘崇拜英雄’的記者南舟看到蔡鍔的討袁壯舉和功成不居的‘風概’恰似張良后的一種推測(按:現在看來,更準確的說還是‘聯想’),并不能證明‘擊椎生’是蔡鍔自取的‘號’。”[16]鄧江祁既然認為我的論證”“歪曲作者的本意,那就請用南舟這篇時評中的話,也做一番論證’”,指出我那里、怎樣歪曲作者的本意,不要用這種不做具體論證,僅以空洞的模糊焦點、信口指控的手法,陷人于不忠實史料、不講道義。南舟“時評”的本意究竟是什么,可供審讀的原文就在此,相信讀者自有公論。

                         

                        第二,20世紀40年代已有崇拜蔡鍔精神人格者,以不采用蔡鍔發表文章署擊椎生,入其所編蔡鍔年譜的方式,否定過惠我春、郭燮熙的說法。

                         

                        鄧江祁屢屢強調“擊椎生是誰的問題,其實根本就不是問題”。因為自惠我春、郭燮熙在挽蔡鍔聯中提出蔡鍔“少年別號擊椎生”后,“從未見有人對此提出過異議”[17]。而1916年記者南舟也在811日的云南《義聲報》中發表《蔡總司令功成不居》一文中又開宗明義地說過蔡總司令當青年日自號擊椎生。可見,無論是在蔡鍔生前還是死后,都有其部下或友人明確指出擊椎生就是蔡鍔的別號(自號),擊椎生是誰的問題已早有明確的答案,既非什么秘密,也非什么歷史的懸案。”[18]呵呵,真的是這樣嗎?我倒不這樣認為。且不說無人提出異議”,是否就意味著一定是歷史的真實,不能再依據相關史料提出“異議”了,即就鄧江祁所說也非事實。因為如上所說,早在1913年夏,由蔡鍔授意并親自審閱過的《事略》一文,未以任何方式記述他還有8萬多字的詩文曾署名擊椎生,則可視為實際被蔡鍔本人否定了。即使因他當時尚未或不可能見到后來南舟等人的記述而不能算是本人的否定,也有事實證明無論是2000年在《云南民族學院學報》增刊上發表《蔡鍔筆名質疑》一文的殷英教授,還是我2016年在《歷史研究》第3期上發表《擊椎生不是蔡鍔,那又是誰》一文,也都不是第一個對此提出異議的人。

                         

                        何以見得?有事實為證。20世紀40年代李文漢就否定過惠我春、郭燮熙的說法。李文漢,云南嵩陽人,191110月參加過蔡鍔領導的云南重九起義,191512月護國戰爭爆發后,任云南護國軍第一軍第一梯團第一支隊第一營營長,隨蔡鍔出征四川。他自述是蔡鍔精神人格崇拜者,而他編纂的《蔡公松坡年譜》就偏偏沒有蔡鍔有擊椎生這個別號或自號的記載,僅僅記其諱鍔,原名艮寅,字松坡,并依據蔡鍔親自審閱過的趙式銘、郭燮熙、劉潤疇撰寫的《蔡松坡先生事略》,在1899年條下記曰:隨入東京大同高等學校研究政治、哲學,并補習普通科學,時投稿于《清議報》,署名孟博、奮翮生者是也”,[19]并沒有像劉達武所編《蔡松坡先生遺集》那樣,除了記述蔡鍔在《新民叢報》發表文章時署名奮翮生,還署擊椎生[20]

                         

                        李文漢何以不在蔡鍔年譜中記載他有“擊椎生”這么個別號或自號?是他孤陋寡聞,沒有下功夫搜集史料,或沒有看到史料中有惠我春、郭燮熙這幅挽蔡鍔聯?我敢說肯定不是。因為194262日,他在完成《蔡公松坡年譜》的編纂工作后說過:我欲纂公年譜者歷十數年于茲矣。先后搜集有關史料計十有余種,云南光復及護國史料極易得,獨公在桂治兵數載,成績卓著,而紀載缺如,僅在公家獲廣西干部風潮始末全案。民國元二年間公治滇政績,文獻亦無征,求之紀載既無可得。余乃遍訪前輩鄉達,及公親故家屬,口問而筆記之,亦麟爪耳。最后得吾師李印泉先生出示云南光復史料,有趙式銘諸君合纂之《蔡公傳》(按:實際題為《蔡松坡先生事略》),周鐘岳君之《建設篇》,公親撰之《云南光復概況》(按:實際題為《滇省光復始末記》)。公之事跡,燦然大奮。余則大喜,乃參合各書及零篇斷幅,竭半月之力而成此篇,無一字句無來歷。異日尚欲編公全集,以布之海內,庶乎公精神人格將照耀于世,而昭茲來許也。”他還詳細列出了意欲編輯的《蔡邵陽全集》的目錄,計分五卷,其中第四卷是“詩文雜著”,在這一卷的“細目”中,李文漢所列的“詩”只有“二首”。第五卷是“附錄”,在其“細目”中,李文漢還列有“哀挽詩文聯句”一項。也就是說蔡鍔逝世后,李文漢同樣收集到了各方悼念蔡鍔的“哀挽詩文聯句”,并且打算作為“附錄”,收入其所編的《蔡邵陽全集》第五卷之中。而在交代他編纂《蔡公松坡年譜》時參考引用過的“書目及檔案”中,更是赫然列有如鄧江祁在《擊椎生是唐璆嗎?曾業英失誤之一:霸王硬上弓》文中所插載有惠我春、郭燮熙挽蔡鍔聯圖片[21]護國軍神蔡公傳略一書。[22]李文漢既是云南本土人,為編纂《蔡公松坡年譜》,又花了十數年的功夫,遍訪前輩鄉達,及公親故家屬,還將載有惠、郭二人挽蔡鍔聯的《護國軍神蔡公傳略》列為他編纂《蔡公松坡年譜》的“引用書目”,能說他沒有搜集和看到惠我春、郭燮熙這副寫有“少年別號擊椎生”的挽蔡鍔聯嗎?他既然和創辦《云南》雜志的李根源有那么多的接觸和交流,還得到李根源“出示”那么多的“云南光復史料”,又看到過惠我春、郭燮熙撰寫的這副挽聯,卻不采用惠、郭二人的蔡鍔“少年別號擊椎生”的說法,而意欲編輯的《蔡邵陽全集》第四卷的目錄中列出的蔡鍔“詩”也只有“二首”,而無以擊椎生為名發表在《云南》雜志上的那20首詩作,不是有點奇怪嗎?今天我們雖然沒看到李文漢交代他何以不采用惠我春、郭燮熙所撰挽聯的記載,也不能說他的記載都是信史,或沒記載就一定不是事實,但他沒有依據惠我春、郭燮熙所撰挽聯記下蔡鍔有“擊椎生”這么一個“別號”或“自號”則是不爭的事實,難道還不能證明早有人對擊椎生是蔡鍔“別號”(自號)提出過“異議”嗎?可見,鄧江祁以“從未見有人對此提出過異議”,“擊椎生是誰的問題,其實根本就不是問題”,作為擊椎生就是蔡鍔的理由也是不能成立的。

                         

                        第三,擊椎生發表在《云南》雜志上的《回國有感》一詩,無法證明他“19077月之時并不在日本,更不能說明他回國的時間確已不短了,因而可證明他就是蔡鍔。

                         

                        我在《擊椎生不是蔡鍔,那又是誰》的“擊椎生不是蔡鍔”部分,依據擊椎生1908228日發表在《云南》雜志上的《云南外交之失敗及挽回》續文和《西江警察權問題》一文中披露的他要求云南官員速派學生來東(京)學習近得內地來函的事實,提出了一個關鍵性的直接證據,即擊椎生自己披露了他當時并不在國內,而是在日本向《云南》雜志投稿的而眾所周知,蔡鍔19041024日從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后隨即回到了國內,這時正在廣西從事編練新軍的工作,那么,斷定遠在日本的擊椎生就是正在國內從事編練新軍的蔡鍔自然就難以成立了。”[23]

                         

                        對于我提出的這個關鍵證據,鄧江祁不針對我的論旨,即“擊椎生不是蔡鍔”加以反駁,卻轉移焦點至他的所謂擊椎生與唐璆的經歷并不存在高度“一致性”中提出批評,說僅憑“這一鐵的事實,就足可認定擊椎生不是唐璆”,認為我“犯了自相矛盾的錯誤”,“狠狠地打了自己的嘴巴”,并表示對于我“從擊椎生文章中找出的那些所謂的‘佐證’”,他“不僅早就注意到了”,而且還可為我“提供更多類似的例子”。[24]

                         

                        不過,遺憾的是鄧江祁提供的“類似例子”,卻是王顧左右而言他,說“擊椎生在文章中經常說‘我滇人’、‘吾滇’,等等。難道憑這些例子,就可像曾先生認為的那樣,認定擊椎生真的就是滇人嗎?當然不能。”并由此引申出我“從擊椎生文章中找出的那些‘佐證’,正是擊椎生為了某[25]隱瞞自己身處國內和真實身份而施放的煙幕彈,反映了擊椎生豐富的對敵斗爭經驗和高超的對敵斗爭藝術,是他的高明之處[26]

                         

                        對此,我只能佩服鄧江祁思想活躍,想象力豐富,并自嘆不如了。但還是忍不住要在這里說上幾句。首先,“經常說‘我滇人’、‘吾滇’,等等”,與擊椎生在文章中要求云南官員“速派學生來東(京)學習”和“近得內地來函”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碼事,無“類似”可言。其次,擊椎生在文章中“經常說‘我滇人’、‘吾滇’,等等”,是因為他的大多數文章不但抨擊的是當時云南省內所發生的事,是在為云南人爭權益,而且還發表在云南人創辦的以云南人為主要讀者對象的《云南》雜志上,不順情、順理、順勢說“我滇人”、“吾滇”,難道要他前言不搭后語的說“我湘人”、“吾湘”不成?再次,擊椎生的這種說法也不是固定不變的。誠如鄧江祁所指出:19092月,他將《佛國陸軍之腐敗》一文再次發表在《南洋兵事雜志》上時,就將我滇人改為我國吾滇改為吾國了。[27]我在《擊椎生不是蔡鍔,那又是誰》一文中已經說過,擊椎生此時做出這種改變,是因為《南洋兵事雜志》的讀者對象,不像《云南》雜志那樣主要面向云南人,再提吾愿吾滇人等語,易為人誤會他僅在為一云南著想。”[28]可見,擊椎生在文章中經常說我滇人吾滇,等等,哪是什么為了隱瞞自己身處國內和真實身份而施放的‘煙幕彈’”?再說了,既然文章本身就未署真名,還用得著多此一舉嗎?顯然,擊椎生在文章中披露自己當時正在日本,與其“經常說‘我滇人’、‘吾滇’,等等”一樣,和為“隱瞞自己身處國內和真實身份而施放的‘煙幕彈’”沒有半點關系。鄧江祁的解釋,純屬個人想象。

                         

                        當然,鄧江祁對擊椎生當時是否在日本的問題,也難得地提出了一個反證,認為他1907720日發表在《云南》雜志上的一首《回國有感》詩,不僅充分說明擊椎生19077月之時并不在日本,而且從其回國之后又戎馬歷邊城,從而有感而發這一點來看,也說明擊椎生回國的時間確已不短了;并批評我居然連對這首詩的題目《回國有感》也沒有仔細研讀對于擊椎生在此詩題目中就交代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回國這一事實竟然如此失察?!”[29]

                         

                        然而,這是鄧江祁所說的“鐵的事實”嗎?那就用事實來說話吧。首先,這首詩本身就不能證明擊椎生“回國”了。因為雖然如鄧江祁所說,題目就是《回國有感》,但全詩的內容卻是:“頻年浪跡大江游,飄泊南冠笑楚囚。烈烈西風吹短發,萬山葉落洞庭秋。十年戎馬歷邊城,欲訴鄉心對短檠。我亦有亭深竹里,也思歸去聽秋聲。”[30]詩中所說,大部分都是擊椎生以往的經歷,惟有最后兩句說及回國之事,但卻是欲訴鄉心對短檠我亦有亭深竹里,也思歸去聽秋聲。面對著室內的小燈欲訴鄉心的擊椎生也思歸去,分明是想回故鄉,而不是說已回。可見,此詩本身就不能證明擊椎生19077月之前已回國,更不能證明他回國的時間確已不短了。是我對這首詩的題目沒有仔細研讀,還是鄧江祁望題生義,不去仔細研讀詩的內容?已無須我在此饒舌了。其次,鄧江祁既然以此為據,認定擊椎生19077月之前已回國,而且時間不短了。那么,又怎么解釋擊椎生這年928日發表在《云南》雜志上的《感時》詩其二呢?該詩說:萬疊愁懷萬縷絲,鄉關回首暮云遲。昏茫大陸悲秦禍,慷慨長吟誦楚辭。報國癡心終不死,還家春夢總無期。故園今夕月明夜,庭院梅花寄遠詩。”[31]其中“報國癡心終不死,還家春夢總無期”,不是又清清楚楚表明他這年928日仍未實現還家春夢嗎?怎么7月就回國了,而且時間還不短了?是回國后又回日本了嗎?何況如前所說,我還發現擊椎生19082月發表的兩篇文章中也有證據表明他身居日本!究竟是誰犯了自相矛盾的錯誤狠狠地打自己的嘴巴了?再次,的確如鄧江祁所說,還有類似例子可以證明擊椎生“19071908年在《云南》雜志上發表詩文時也像唐璆一樣身在日本,不過,不是鄧江祁所說的擊椎生在文章中經常說我滇人吾滇,等等,而是他發表在《云南》雜志上的詩作。因為鄧江祁回避并以轉移焦點的方式,否定我提出的擊椎生在《云南》雜志發表詩文時尚在日本的關鍵證據,因此有必要在以上證據之外,再舉一些事例來說明這個問題。一是擊椎生在《招魂社大祭》一詩中說:“浩氣充橫萬古存,光芒凜凜照千門。當年戰骨成灰燼,猶有英雄未死魂。”二是在《感懷》(二首)“其一”中說:“滿腔心事繞南滇,海上昂頭欲向天。客舍孤吟蓬島月,鄉愁深銷[鎖]翠湖煙。半生肝膽都傾吐,當道豺狼一醉眠。汽笛數聲城外柳,可憐疆吏正籌邊。”“其二”中說:“無限擔當無限恨,被天強派作詩肩。蟬聲叫得秋心碎,蠹簡拋時午夢圓。風雨小樓酣歲月,河山故國幾烽煙。而今昆海波濤惡,漫說孤舟聽采蓮。”[32]前一首,僅題目中的招魂社就足可證明此詩作于日本東京,因為招魂社就是日本東京靖國神社的前身。它初設于18696月,旨在為明治維新時期內戰中輔佐天皇而死去的3000多官兵招魂18796月,明治天皇將其改名為靖國神社。后兩首,其中一首中的客舍孤吟蓬島月,鄉愁深銷[鎖]翠湖煙,另一首中的風雨小樓酣歲月,河山故國幾烽煙,也都表明作于日本,否則,何以會出現蓬島月河山故國等詞語?前一首發表于1907720日,后兩首發表于這年的825日,不也說明擊椎生這時像唐璆一樣身在日本嗎?何況表明他身處日本的詩作還不僅僅限于這里列舉的幾首,怎么就不是唐璆,反而成了在國內的蔡鍔了呢?誰是霸王硬上弓,的確如鄧江祁所說不攻自破了。

                         

                        第四,鄧江祁在上述關鍵性的直接證據之外,還提出了一個擊椎生是蔡鍔而不是唐璆的所謂證據,這就是1913715日擊椎生又在云南《南針》雜志上發表了《讀王君亮疇〈中華民國憲法芻議〉》一文。據鄧江祁說,我攤上大麻煩了,因為這邊所謂擊椎生絕非蔡鍔,八九不離十就是籌滇協會倡議人唐璆的一團亂麻還沒有理清楚,那邊又來了一個擊椎生站在我面前問我:曾先生,您還認識我嗎?。在他看來,對于解開擊椎生的真實身份之謎而言,這是一篇十分重要的文章,任何研究擊椎生是誰這個問題的人都不應該放過,因而要我拿出經得起歷史檢驗的證據”,來“撇清此擊椎生與彼擊椎生的關系”。因為這是“民國成立之后,擊椎生首次……在云南‘重現江湖’”。[33]

                         

                        好吧,我首先就“拿出經得起歷史檢驗的證據”來證明一下“此擊椎生”還是那個“擊椎生”,并不存在所謂“此擊椎生與彼擊椎生”的問題。因為事實上并非1913715日才又來了一個擊椎生,還在此前的1911217日和民國成立后的191282021日他就先后來過了。1911217日,他在《申報》發表過《滇中近事雜感》詩一首,曰:滿腔心事繞南滇,海上昂頭欲向天。客舍孤吟蓬島月,鄉愁深鎖翠湖煙。半生肝膽都傾吐,當道豺狼一醉眠。汽笛數聲城外柳,可憐疆吏正籌邊。”1912820日,在北京《民主報》發表《步徐佩玉女士詠蘇杭甬鐵路原韻》詩一首,曰:“罪成鐵案重如山,賣國奸臣孰挽圜。斬得佞頭真快事,龍吟霜匣劍飛還。凜凜威權馳海外,歡騰眾口競相傳。一朝破壞勞收拾,留得聲名滿地膻。路權失盡國權空,多少興亡感慨中。幸有蛾眉憂世局,廷臣猶醉太平風。滿腔熱血吐深衷,愛國新詩點綴工。一付柔腸千縷怨,美人襟上淚珠紅。”21日又在該報發表《步徐佩玉女士吊秋瑾女史原韻》一首,曰中原女俠慨凋零,血染錢塘水尚腥。離緒柔魂飄泊處,泣號風雨短長亭。蘭摧蕙折不勝哀,萬戶悲聲撼地來。哭破山陰秋夜月,淚干蠟炬已成灰。瀟瀟樓外月黃昏,嗚咽江潮漲舊痕。萬古精靈埋不得,但留青冢化香魂。西湖石上草凄凄,巾幗英雄姓字題。喚得男兒春夢醒,白陽[楊]荒草亂鴉啼。”請看,這與擊椎生1907825日發表在《云南》雜志第八號的《感懷》其一,以及1908228日發表在《云南》雜志第十二號的《步徐佩玉女士詠蘇杭甬鐵路原韻》與《步徐佩玉女士吊秋瑾女史原韻》,除了前一首的標題改為《滇中近事雜感》之外,其內容有何不同?至于后兩首連標題與內容也無一字之改,難道還不能證明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此擊椎生與彼擊椎生的問題,還不能證明此擊椎生就是彼擊椎生嗎?

                         

                        其次,1913715日,此擊椎生在為制憲問題而發表的《讀王君亮疇〈中華民國憲法芻議〉》中的確說過:吾以為宜規定一條曰:大總統于國家安寧幸福認為必要,得解散國會之一院或兩院……至同意權之規定……若既采責任內閣制,則議會對于政府的失敗,質問之,彈劾之皆可。投不信任之票,及不議決政府之預算、決算案亦可。無論行何道,皆足以使其去位。其監督于行政后之方法亦正多途,而何必于用人之先,預為防范,致不能舉責任內閣之實。也就是說,他是主張在憲法上規定政府有解散議會之權大總統任命文武官員,而不附以何等之限制”的。[34]用鄧江祁的話說,就是反對限制總統權力的。而蔡鍔此時也的確曾明確提出:編擬憲法有不可不先決二事一曰大總統不可不有解散議會權二曰任命國務員不必求國會之同意。甚至要求各省都督如以為然,懇于三日內速電復示,擬即聯名電告委員會(按:指研究憲法委員會)及政團聯合討論會請其準此編擬[35]但是,僅憑此二事的相同認識,便可認定此擊椎生與蔡鍔真正存在高度的一致性”[36],而認為此擊椎生不是彼擊椎生,也即此擊椎生不是唐璆而是蔡鍔了嗎?我的回答是:不能!理由如下:

                         

                        第一,但凡對民初歷史有所了解者都清楚,當時在“大總統不可不有解散議會權”和“任命國務員不必求國會之同意”這“二事”上持有相同觀點的人可說是數不勝數,且不說公開表過態的袁世凱官方人士和進步黨人沒有不持這一觀點的,即就蔡鍔發出征求意見的致各省都督電之后,不也有“寧、豫、閩、奉、魯、蜀、陜、吉、黔、晉、甘、直、滇共十三省”的都督、民政長復電表示“贊同”嗎?[37]在如此之多的觀點高度一致者之中,何以能確定此擊椎生就一定是蔡鍔,而不是這十三省中的任何一位都督、民政長或者其他什么人呢?我此前所說為國保滇的主要政策和理念方面的共同點”,“是每個籌滇協會會員的共同選擇和信仰”,因而僅從這“方面的共同點”,“便認定擊椎生就是唐璆,理論上是難以成立的”[38],也就是這個意思。

                         

                        第二,更為重要的是,倘若全面體認一下“此擊椎生”文中所表達的意思,便不難發現鄧江祁似乎還要回過頭去看看自己是不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39]。因為此擊椎生固然如上所述,在反對憲法限制總統權力方面與蔡鍔認識一致,但不可否認的是他們也有不小的意見分歧。如此擊椎生視國權與民權為對立的兩極,在文中說主權之所在應屬于國家(采葡萄牙憲法之規定),不應屬于人民,甚至表示由是言之,凡稱國名之處,雖民字亦宜刪除,曰中華共和國,曰中國,方為適當”[40],便不是蔡鍔所認同的。在蔡鍔眼里,國權與民權并不是對立的兩極關系,而是相輔相成的。他認為“民國成立,迄于今日,省自為政,中央力薄,不能收指臂之用,以致財政紊亂,政令紛歧,外侮內訌,相緣以起。推求其故,則現政府法律上之實力,不能發展國權,實為最大原因。故民國憲法宜以鞏固國權為主義。國權鞏固,國力自張,然后有發達民權之可言”[41]。而國家所主之權,他認為既不是國家本身特有的,也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而是來自于國民。他在日本留學時說過:國家所主之權,國民所與之者也。國民之權大,則國家之主權亦必大,國民之權小,則國家之主權亦必小。又說:善夫!中村正直之言曰:國家所以有自主之權者,由于人民有自主之權,人民所以有自主之權者,由于有自主之志行”,這是國家強大之“大根原[源]”。[42]辛亥出任云南都督后,他更是肯定:在共和國,人民即一國之主人翁……故人民對于國家,立于最高無上之地位”[43]。蔡鍔既然認為國權鞏固然后才有發達民權之可言國家所主之權,國民所與之者也人民即一國之主人翁,立于國家最高無上之地位,甚至說自己亦締造民國之人,寧不思為民權之保障?”[44]怎么可能發表國家主權之所在不應屬于人民如此絕對而又與自己歷來主張背道而馳的言論?何況就在1913715日擊椎生發表《讀王君亮疇〈中華民國憲法芻議〉》后的30日,他還在咨復北京政府外交部關于云南蒙自至個舊鐵路能否允法(國)人建筑一文中直率地說過:此路利害,路權與礦權相因,既歸滇人自修,商款商辦,主權在民,滇政府不能主持”[45]意謂因為國家主權在民滇政府不能允許法人建筑云南蒙自至個舊這條鐵路。也正因如此,辛亥云南起義后,蔡鍔對于未來的國名問題,雖然最初布告云南省內時曾表示可定為中華國,但同時又特地聲明將來全國統一政府成立,仍應照統一政府之命令辦理”[46]。稍后再次為中央會議提出二十三條大綱,供在滇各界團體以及素有研究之士預籌辦法時,則只提出國名條目,并不給出自己的任何主張了。[47]而在其他場合和時間里,更是明確表達了贊成和堅持定國名為中華民國的態度。如他在致黎元洪及各省都督的通電中,明確說過至國家組織綱要,鄙意略有數端。其中為首的一端就是被黎元洪贊為精當不易之言定國名為中華民國,合漢、回、蒙、滿、藏為旗式,構成統一之國家[48]而且此后再也未對此國名提出異議。他不但在各種公私文件中始終堅持采用中華民國年號[49],還在為《南針》雜志撰寫的祝詞中提到中華民國這個國名,說:歐美各國用政黨以導國民,中華民國用政黨以斗國民”[50]而這個雜志正是發表此擊椎生《讀王君亮疇〈中華民國憲法芻議〉》一文的雜志,兩人發文的時間僅相隔一期,蔡文發于1913615日的《南針》創刊號,此擊椎生之文發于715日的第2期。蔡鍔如果也如此擊椎生凡稱國名之處,雖民字亦宜刪除之見,何以不將祝詞中這句話改為歐美各國用政黨以導國民,吾國用政黨以斗國民“‘中華共和國用政黨以斗國民?因此,鄧江祁如認為蔡鍔也同樣說過“此擊椎生”這種否定或類似否定國家“主權在民”和“中華民國”國名的話,那就請舉出事例加以證明。否則,便不能排除“主觀故意”要“貶蔡揚唐”的不是別人,而恰恰是鄧江祁自己了。

                         

                        第三,“此擊椎生”在《讀王君亮疇〈中華民國憲法芻議〉》一文中的若干表白,與蔡鍔當時的精神狀態和語言表達習慣差距甚大。如“此擊椎生”在文末特地表示自己對王寵惠《中華民國憲法芻議》的評述“并非好為譏評,而妄有所主奴于其間也”,希望“王君諒之”,“凡各研究憲法者”也“共諒之”。“所愿當局者旁搜博采,詳為審議,以歸至當,而定國家根本。斯實吾人之所馨香頂祝,歌功頌德于靡窮者也。”[51]這類表白均與蔡鍔當時的身份、地位和語言表達方式與習慣全然不同。蔡鍔當時不僅是云南都督,而且是在西南數省乃至全國都頗有影響的都督。川、黔、桂三省”如有“亟宜培植正論,以遏亂萌”的動作,往往囑他“領銜通告”。[52]191267月乃至19136月還有人出于不同目的提議推舉他為內閣總理。[53]因此,蔡鍔當時待人處事底氣十足,信心滿滿。他首次就編擬憲法不可不先決之問題二事,提出大總統不可不有解散議會權任命國務員不必求國會之同意時,就懇程都督(按:指江蘇都督程德全)轉商王君亮疇兼采此議,從速擬訂”[54],語氣堅定,只許采納,不可拒絕,毫無商量余地。因章士釗提出研究憲法委員會人物須無偏黨之心,以防止行政人員干涉立法”后,又當即通電章士釗及各省都督說:“鍔意此種意見(按:供委員會采擇的意見),無論何人,均可建言,委員會如以為是則采之,否則置之于會員言論之獨立并無妨礙。至行政人員干涉立法固然不可,然既經推為委員之后,發論即可自由。誠如章君所云,無承受他人意旨之義務。故外間口實尚可無慮,惟委員會研究憲法內容時,亦不可不注意于立法部侵壓行政權之弊害。”[55]蔡鍔的態度始終是果斷而有擔當的,絲毫不像此擊椎生那樣既反對限制總統權力,又生怕開罪王寵惠等國民黨研究憲法委員會委員,而請求王君諒之、各研究憲法者共諒之。對于政府執政者,也自立于在野身份稱其為“當局”。而蔡鍔則迄今所見,從不以“當局”稱呼政府執政者,而是稱其為“內外執政諸公”、“兩院諸公”、“諸公”、“兩院諸公暨省會諸君子”,等等。[56]也正因如此,當時的國民黨人指稱蔡鍔對于中央向來持逢迎主義,其宗旨之背謬,久為正人不許”[57]。對于自稱,蔡鍔極少稱吾人,多稱我輩吾儕鄙人或者,等等[58]。對于自己所表達的意思,則稱鍔意鄙見鄙意[59]。兩人如此不同調,又怎能僅僅依據此擊椎生反對憲法寫入限制總統權力的條文,便認定“此擊椎生”一定是蔡鍔,而不是唐璆呢?

                         

                        總之,擊椎生1907-1908年發表在《云南》雜志上的詩文中,有足夠的事實證明他當時正在日本東京,而不是在國內的廣西。1913年在云南《南針》雜志發表《讀王君亮疇〈中華民國憲法芻議〉》一文時,雖然在制憲問題上反對限制總統權力方面與蔡鍔存在共識,但又有主權在還是,以及中華民國國名方面的重要分歧,而且語言表達習慣也不同。因此,可以毫無疑問地肯定此擊椎生就是彼擊椎生,從而斷定無論是1907-1908年遠在日本的彼擊椎生,還是1913年近在國內的此擊椎生都不是蔡鍔。鄧江祁說他“20126月作《蔡鍔的擊椎生筆名考論——兼與殷英同志商榷》一文,根據他掌握的相關史料,從擊椎生的經歷與蔡鍔的經歷相吻合、擊椎生關心時政的特點與蔡鍔十分相似、擊椎生學識結構與蔡鍔基本相同、擊椎生政治觀點與蔡鍔完全一致以及時人對蔡鍔的擊椎生筆名是知情的等五個方面,對蔡鍔的擊椎生筆名問題進行了全面而詳細地論證,最后認定擊椎生……是蔡鍔的筆名本以為天下從此就可太平了[60]沒想到時隔4年之后,又有一個別人的觀點無法駁倒,自己的觀點不能成立,而且還有大量的漏洞和該做而未做的作業”[61]的所謂霸王硬上弓”者,發表文章認為“擊椎生絕非蔡鍔,而八九不離十可認定他就是籌滇協會的倡議人唐璆”。恕我直言,鄧江祁倘若不能就擊椎生在《云南》雜志上發表詩文時不在國內而在日本這一關鍵性的直接證據,以及19137月在云南《南針》雜志上發表《讀王君亮疇〈中華民國憲法芻議〉》一文時與蔡鍔不存在任何分歧提出有說服力的證據,莫說寫一篇《蔡鍔的擊椎生筆名考論》,就是再寫如此這般的20篇或更多的所謂商榷文章,也別指望天下從此就可太平,人人會與如此認定不可推翻擊椎生是蔡鍔筆名的商榷者,一起盡情享用這種所謂史上最為豐盛而又營養、真實而又生動的歷史盛宴”![62]

                         

                        三、擊椎生還是唐璆

                         

                        對于擊椎生是不是唐璆的問題,鄧江祁不再如“論證”擊椎生就是蔡鍔的篇幅那樣草草了事,而以大部分篇幅轉向批評我“八九不離十是唐璆”的看法存在種種所謂“失誤”,以為這樣即可證明擊椎生就是蔡鍔了。我對鄧江祁能以大篇幅討論擊椎生是不是唐璆的問題,感到欣慰并認為應當給予肯定,因為如能以有說服力的證據證明擊椎生并不是唐璆,那怕不是蔡鍔而是別的什么人,也都是一個值得贊許的推進學術研究的可喜成就。

                         

                        但是,要想對擊椎生究竟是誰,是唐璆還是蔡鍔這個非理論性的問題做出科學判斷,終歸還是要回到直接的關鍵證據的討論上來方有可能。而與篇幅的大小、字數的多少并無關系,甚至與其他各種僅僅屬于邏輯推論性的間接證據也關系不大,因為這種證據只是一種對關鍵性的直接證據起補充和鋪墊作用的旁證,對解決擊椎生是唐璆還是蔡鍔的問題發揮不了決定性的作用。而要解決擊椎生是不是唐璆的問題,說到底還得有更加直接的關鍵性證據。而就此而言,鄧江祁的文章雖然冗長,自稱“三萬余字”[63]。但是,所提供的可判斷擊椎生不是唐璆而是蔡鍔的關鍵性直接證據其實并不多。

                         

                        關于擊椎生不是唐璆的問題,鄧江祁提出的關鍵性直接證據,實際只有三個,其中之一是,如前所說,他認為擊椎生19077月,甚至更早就回國了。意思是說1907-1908年的擊椎生與蔡鍔一樣同在國內,并不與唐璆同處日本東京。以為這樣便可一舉兩得了,一可證明擊椎生不是唐璆,如他自己所說:僅憑擊椎生19077月之前已經回國這一鐵的事實,就足可認定擊椎生不是唐璆”[64];二可徹底推翻我關于擊椎生不是蔡鍔的論據。鄧江祁所提出的這個證據如果是事實,當然很重要了,的確能如擊椎生自己披露他在《云南》雜志上發表文章時,正在日本而不在國內可證明他不是蔡鍔一樣,是一條很有說服力的足可證明擊椎生不是唐璆而是蔡鍔的關鍵證據,理應受到高度重視和認可。但是,遺憾得很,如前所說,這條可視為鄧江祁提出的關鍵證據卻已被事實證明純屬子虛烏有,是沒有事實依據的,因為擊椎生在自己發表于《云南》雜志上的詩文中,已不是一兩次而是無數次披露他當時與唐璆一樣,尚在日本而不在國內。鄧江祁硬說他是遠在廣西的蔡鍔,自然也就站不住了。鄧江祁不顧這一事實,非要從擊椎生一首文不對題的《回國有感》詩的標題中認定他19077月,甚至更早已回國了,并以此證明擊椎生就是蔡鍔而不是唐璆,不知算不算“霸王硬上弓”?

                         

                        鄧江祁提出的第二個關鍵性直接證據是,否定我提出的唐璆“像擊椎生一樣‘從過軍,戍過邊’”,妄指是我“為了證明唐璆的經歷與擊椎生的經歷‘存在高度的一致性’而不顧史實編造的假經歷。唐璆完全是被‘從軍’、被‘戍邊’”的。[65]事實果真是這樣嗎?其實,我的看法是有事實可證的:

                         

                        第一,據唐大圓說:唐璆1899謁邵陽賀金聲先生學兵法1905肄業南京將備學堂,有志陸軍1906以蔡松坡薦往廣西郭人漳營,奉委回武岡招勇百六十人往,以意見不合,移交勇于岳宏群接帶。”[66]南京將備學堂實際是江蘇武備學堂,由江蘇巡撫恩壽奏設,開辦于光緒二十八年十月三日(1902112日)。頭班學生畢業后招考二班學生一百二十名,于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二月入堂學習,這年八月改作儲備初級軍官的陸軍速成學堂[67]由此可知唐璆應該是該校頭班學生。第二,據應邀囑序的唐璆友人趙炳麟說:唐璆“壯年贊松坡將軍,從事軍旅”。[68]而唐璆的門生蕭香荄更是對其師1921年前的經歷作了全面概述:先生氣鐘河岳,質秉楨干,抱愛國之熱情,具救民之宏愿,幼歲抒懷,已具安邊之志,中年訪道,翻成經世之才。三年東海,兩渡南洋,佐軍戎于西蜀,參大義于南滇,碩畫邁倫,宏猷卓著。迨夫衡陽秉政,教化樹模,譚公督湘,惟幄決策,嗣以時事日非,遂賦式微。”[69]據唐璆后人說,唐大圓所撰《衡永郴桂觀察使鍊心公傳》是在先父辭世三年后,先母檢集先父遺墨,即日記、雜志、札記等共十余冊,著人送請唐大圓先生所作[70]而趙炳麟、蕭香荄之序文則均作于唐璆尚健在的1921年,而且與唐璆《自序》同刊于其所著《鍊心學果》一書中,而《鍊心學果》一書又是唐璆親身付梓成帙[71],說明這些序文是他親自看過、認可的,真實性毋庸置疑。唐大圓說唐璆拜賀金聲學兵法;在江蘇武備學堂學習過,有志于陸軍;又被蔡鍔薦往郭人漳營,并奉委回到湖南武岡招過160名兵勇,還統帶過一陣子。趙炳麟說唐璆壯年贊松坡將軍,從事軍旅,蕭香荄說他幼歲已具安邊之志,中年后佐軍戎于西蜀,參大義于南滇佐軍戎于西蜀,當指參贊軍事于廣西,之所以沒實指廣西,是為了修辭上對偶下一句的“參大義于南滇”的需要,并不能因唐璆事實上沒在“西蜀”(四川)從事軍旅活動就認定其為不實之詞。否則,唐璆不可能將其與他的“自序”同時刊印在自己的著述之中。至于“參大義于南滇”,則是說唐璆參與過云南一些重大的正義事業,如他倡導成立過反對英、法侵略,救云南以救中國的籌滇協會,先后出任過辛亥騰越起義后成立的張文光滇西軍都督府“秘書”[72]、云南軍都督府的參議,并作為蔡鍔的密友參與過與滇西軍都督府和解的談判[73],為云南軍都督府政務會議起草過應付投效人員的“勸告”[74]文稿等等活動。這些事實無不清楚、明白說明唐璆的確從過軍,戍過邊,與擊椎生的經歷存在高度的一致性,根本不是我為了證明唐璆的經歷與擊椎生的經歷存在高度的一致性而不顧史實編造的假經歷,恰恰是鄧江祁自己信口開河不辨史料。因為這些事實都是唐璆自己及其家人認可的,自然可視為是證明擊椎生是唐璆的直接證據。

                         

                        鄧江祁提出的第三個關鍵性直接證據是,“以熱血感熱血,以愛力吸愛力”這兩句在擊椎生文章和唐璆的信件中都出現過的話,究竟是誰先說的,即究竟是唐璆的信寫在先,還是擊椎生的文章發表在先。如鄧江祁所說,它的確是我認為擊椎生不是蔡鍔而是唐璆的一個“特別值得一提”的關鍵性直接證據。鄧江祁針對我依據唐璆的信寫于1908121日,擊椎生的文章發表在其后的228日,提出絕對不可能是唐璆引自于擊椎生的文章,唯一的可能是擊椎生引自于唐璆的信的看法。[75]批評我犯了一個最致命的低級錯誤,即對一個中國婦孺皆知之事的無知”。還“拿這種根本就不靠譜的‘證據’來‘說事’,豈不太失嚴謹,對歷史、對蔡鍔、對唐璆太不負責?!”理由是我“陰歷、陽歷不分,把陰歷直接當成了陽歷”,未加辨析就將唐璆給梁啟超的這封信的時間轉換成1908121日了。因此,在徹底推翻我這個自認為特別值得一提的舉世震驚的結論之前,需要他鄧江祁先給我及其文章的6位實、匿名評審專家以及某某核心期刊的主編、副主編和相關編輯們補一堂微天文歷史知識課。經過他依據《萬年歷》的換算和文豪梁啟超文思敏捷及其他可能性的推知,他認為“‘光緒三十四年一月二十一日’即便換算成公歷也應當是‘公元1908222,而不是曾先生所謂的公元1908121’”[76]。鄧江祁認為唐璆此信只能大致確定為190868日以前,而不是像《梁啟超知交手札》一書的編輯推定的光緒三十四年一月二十一日和曾先生所說的1908121再從唐璆信中希望梁啟超將發刊詞(按:指籌滇協會機關刊物《籌滇》雜志的發刊詞)早付來璆處,以便付印等語來看,我們又不難推知,唐璆寫此信的時間應該離該刊付印的6月很近了,極有可能就是19084月或521日。因為當時梁啟超一直就在日本橫濱,再說一篇發刊詞對于文思敏捷的梁啟超而言也不過是一袋煙的工夫。因此所有的問題三五天之內即可全部解決。后來的事實證明,梁啟超的發刊詞一到,《籌滇》雜志第一號就立即于190868日印刷出版了。于是,鄧江祁推斷:不是擊椎生的文章引自于唐璆的信,而是唐璆的信引自于擊椎生的文章。”[77]

                         

                        如此說來,判定唐璆這封信究竟寫于何時便極為重要了,不但成了判定擊椎生與唐璆到底誰引用誰的關鍵細節,而且成了判定擊椎生是蔡鍔還是唐璆的關鍵證據。不在這里交代一下當初我是怎樣判定唐璆這封信的寫作時間是1908121日的,就無法解決究竟是誰犯了最致命的低級錯誤既不辨真偽,也不加考證,只要符合自己的主觀預設,只要符合自己的口味,不管是牛是馬,就不假思索地拿來便用”[78],因而在二萬多言的文章中,錯誤連篇累牘,慘不忍睹,不勝枚舉,從而導致錯誤的結論。[79]更無法確定鄧江祁所說梁啟超文思敏捷”,寫這么一篇《發刊詞》“也不過是一袋煙的工夫”,“所有的問題三五天之內即可全部解決”,“唐璆寫此信的時間應該離該刊付印的6月很近了,極有可能就是19084月或521這樣的推知是否準確無誤。

                         

                        關于唐璆這封寫有“以熱血感熱血,以愛力吸愛力”兩句話的信,鄧江祁說得很對,的確只署有日子,即“西二十一日”[80],意謂陽歷的21日,既沒有月份,更無年份,怎么認定它寫于1908121日呢?坦白說,我并不是從前輩的現成研判中,如認為它寫于光緒三十四年一月二十一日,以及唐晉源、唐晉湘所編《唐璆文集》中記載的其他三種日期中自以為是地挑選一種定下來的,也不是單純從唐璆此信的內容中判定它寫于1908121日,而是與唐璆寫給梁啟超的另一封信的對比研究中做出這一判斷的。為免斷章取義之嫌,恕我不得不忍心消費一下讀者的寶貴時間和精力,先把唐璆另一封用以與此信對比的信,一字不差地抄錄如下:

                         

                        任公先生大人道鑒:前上兩函,想邀尊覽。《發刊詞》如已作就,懇于日內付來;如先生事務太多,萬不暇作,亦懇賜函示知為感。此間任編輯員者,亦均辦試驗功課,作者亦少(既文章太少,即可不作雜志,可照四川鐵路改進會辦法,即名為籌滇協會報告,可否?如何?懇賜示為感)。璆作一長篇,萬三千字,此時不暇全抄,特錄前節敬呈尊覽,祈有以指教也。時事日逼,莫可如何。二辰丸事,東京于數日前特賣號外,璆閱之血涌氣結,食難下咽,以璆之心苦,愈知先生之心更苦也。慶邸秉國鈞,張袁握樞要,鐵良掌兵權,海內外憂國志士,此時真無用才之地。除改良社會,作育人才,真無下手之方。璆自到東京,少有暢快之日,惟去冬聽馬先生演說,不禁精神鼓舞,為之快者數日,此外少有快心之事。江浙路事,極激烈,極和平,無暴動,亦可喜也。璆來此年半矣。學界情形亦極留心,總之為我者多為國者少,書生多而豪杰少,無論甚么團體,贊成者多負責任者少,國事日壞,人心難挽,清夜思之,不禁流淚。璆本政聞社員,何以前函中反言社中多奴隸之語,不知先生怪責否?璆發此言,實實有因。前月中,璆至一友人處,談及我國前途,在座者七八人,有三四人云:“皇太后崩駕,康梁兩先生必回國,回國必掌重權。我等在政聞社,他日亦可占勢力也。”璆心快口快,直答云:“皇太后死后,乃我國存亡一問題,此最難解決者。政聞社為救國而起,非徒為占勢力也。君等不思研究救國之法,惟預知后來之勢力,已失政聞社之本意矣。”璆時聲色俱厲,數人無以答。比有湘人成君亦在座,大為憤慨。成君慷慨士,與璆至交,后與成君言彼數人何以與我為此言?成君云:“彼輩專以得利祿為事,以君頭上有發,以為宦場辦事人。其實政聞社員不知平和改革之意,以為主張立憲,乃是附和政府,如此輩者約居多數,真知平和改革之精意者實少數也。”后璆到處留心,益信成君之言為不謬,心中實憤慨不已。以野蠻革命黨,惟妄言妄動,欲利用外人,雖亡國不顧。二辰丸軍火,果是彼黨所為,真大可憂。而附和立憲者又多不知立憲之精意,即自己所抱造桓、文主義,此時疆臣中實無其人,亦徒勞想象,心中之苦,莫可言喻。苦人說與苦人聽,惟向先生長言之也。率意草草,祈恕不恭。敬請道安,伏祈賜誨為禱。如小徒唐璆頓首謹上。

                         

                        再者,去冬從彭君手收到惠款百元。此款未來之先,璆已扯空四十余元矣。兩月余來,現已用盡,祈先生于日內再付百元,以濟困難也。璆再及。[81]

                         

                        此信雖未署寫作時間,年、月、日皆無,但卻能從信函所述的內容中較為準確地將其推斷出來。第一,唐璆在信中說:如果梁啟超為因“文章太少”,“不作雜志,可照四川鐵路改進會辦法,即名為籌滇協會報告”[82]而寫的《發刊詞》如已作就,懇于日內付來。這意味著唐璆寫這封信時,梁啟超雖然文思敏捷,寫這么一篇《發刊詞》也不過是一袋煙的工夫,但很可能如唐璆所說,因事務太多,萬不暇作,的確尚未寫好,因而沒能給唐璆付來,不得不懇請梁啟超如已作就日內付來。而《籌滇》雜志第一號又的確如鄧江祁所說,由日本人池田宗平于光緒三十四年五月十日(按:即190868日)在東京并木活版所出版,可知此信當寫于190868日之前。這也說明信中雖然兩次提到皇太后崩駕皇太后死后,但并不是說慈禧太后在唐璆寫這封信的時候真的已經崩駕了,了,而只是他們急切盼望慈禧太后死去的一種心愿。緊接皇太后死后下面一句話,說君等不思研究救國之法,惟預知后來之勢力(按:即皇太后崩駕,康梁兩先生必回國,回國必掌重權),已失政聞社之本意矣,其中預知一詞可清楚說明這話僅僅是在座的三四人談論此事時的預設心愿,更不能因為慈禧太后死于19081115日,而推定此信寫于慈禧太后崩駕之后。第二,信中兩次提到二辰丸問題,一次說二辰丸事,東京于數日前特賣號外;另一次說二辰丸軍火,果是彼黨所為,真大可憂。經查,所謂二辰丸事,實指190825日廣東海關緝獲日輪第二辰丸私運大宗軍火,予以扣押,并卸下該輪所懸日本國旗一事。[83]“既然東京于數日前特賣號外,又有史料記載219日,駐北京日使林權助請外務部轉告兩廣總督張人駿釋放日第二辰丸,并索賠償”[84],說明此信寫作時間離此事發生的25日不太久,不會晚于219日。可見,此信應寫于1908219日之前。第三,信中還提到唐璆自到東京,少有暢快之日,惟去冬聽馬先生演說,不禁精神鼓舞,為之快者數日,此外少有快心之事。所謂去冬聽馬先生演說,實指19071215日政聞社在東京開會歡迎該社總務員馬良(相伯),馬在會上發表演說一事。[85]由此可以肯定,唐璆此信寫于此事之后19082月中旬之前是毫無疑問的。

                         

                        既然能準確判定唐璆此信寫于19082月中旬之前,那么,就不難確定唐璆寫給梁啟超的含有以下內容的這封信的具體時間了:璆在此間求學,原是第二事,求同志則真是第一事也,欲以熱血感熱血,愛力吸愛力,欲組成一真國民志士之黨。因為唐璆在19082月中旬之前的這封信里說過:璆本政聞社員,何以前函中反言社中多奴隸之語,不知先生怪責否?璆發此言,實實有因。而唐璆含有欲以熱血感熱血,愛力吸愛力內容的這封信里恰恰說過這樣一段話:璆觀政聞社中人,奴隸人格居多數,真國民人格居少數之少數,真可痛哭者也。彼野蠻革命黨,則無知無識,除虛聲鼓吹,實行暴動外,別無他事,而附和立憲者則甘為奴隸。天下可痛之事,誰過于此?[86]可見,此信正是19082月中旬之前這封信里說的前函。而此信原件明確標注了寫于西二十一,也就是說是西歷,即陽歷的21日寫就的,而下一封信寫于19071215日以后19082月中旬之前,依此推算,這封含有欲以熱血感熱血,愛力吸愛力內容的前函,不就可以確定寫于1908121日了嗎?我這樣判定唐璆這封信的寫作日期何錯之有?怎么就是陰歷、陽歷不分,未加辨析將唐璆這封信的時間轉換成陽歷的1908121日了?又怎么可能是唐璆寫此信的時間應該離該刊付印的6月很近了,極有可能就是19084月或521了?我判定的時間怎么就不符合事實了?有了這封信的準確時間,怎么可能不是擊椎生的文章引自于唐璆的信,而是唐璆的信引自于擊椎生的文章了!鄧江祁憑什么徹底推翻我提出的絕對不可能是唐璆引自于擊椎生的文章,唯一的可能是擊椎生引自于唐璆的信這個特別值得一提的事實?僅以這種推后唐璆這封信的寫作時間與提前擊椎生發文時間的辦法來否定擊椎生與唐璆是同一個人,是不是也算失敗了?是不是也算“竹籃打水,全盤皆輸”,“美輪美奐的宏偉大廈原來是建立在一片沙灘之上,雖然蔚為壯觀,不可一世,但一陣微風過后只能是灰飛煙滅”了?[87]

                         

                        其實,關于擊椎生不是蔡鍔,而是唐璆的問題,無論是旁證還是直接證據,皆非僅此幾例而已。就旁證而言,尚可舉出如下事實,以證明擊椎生不可能是蔡鍔,而可能是唐璆。

                         

                        一是1907115日,唐璆在致梁啟超的信中說:蔡君松坡自去歲至今,璆止得其一函,不知先生處另有函來否?乞示知為感。”[88]唐璆此言說明他自1906年至寫信之日止與蔡鍔的聯系并不緊密,兩年間僅收到蔡鍔一封信,對他的情況相當隔膜,以致不得不向梁啟超打聽情況。如果真如鄧江祁所說,擊椎生就是蔡鍔,那就有點奇怪了。因為唐璆曾游兩廣者年余”[89],又是蔡鍔薦入郭人漳營參贊軍事的老部下、老朋友,更為重要的是在這段時間里,被鄧江祁認定為蔡鍔的擊椎生已在《云南》雜志第四、五號發表《云南外交之失敗及挽回》,以及第七、八、九號先后發表《游青山別墅》、《春日登塔陵》、《招魂社大祭》、《感懷》、《回國有感》、《日法協約問題》和《感懷》(二首)、《感時》(二首)等9篇詩文。唐璆也在發表擊椎生《云南外交之失敗及挽回》續文的《云南》雜志第五號上發表了一篇署有其真姓實名的《救云南以救中國》文章。兩人在同一號雜志上發表文章,所議又是共同關心的救云南以救中國的問題,如果擊椎生就是蔡鍔,兩人的關系能如此波瀾不驚,無一絲一毫的熱絡感覺嗎?即使唐璆并不知道擊椎生就是蔡鍔,而未主動與蔡鍔聯系。那么,作為蔡鍔的擊椎生見到兩年前曾被自己薦入郭人漳營參贊軍事的老部下、老朋友的唐璆竟與自己在同一號雜志上發表文章總不至于沒一點反映,不就雙方共同關心的云南問題交換交換意見吧。即使因公務纏身未能與唐璆多聯系,也不致在兩個年頭里僅僅只寫過一封信,導致唐璆對他相當隔膜,只好向梁啟超打聽情況了。只有這個與唐璆在同一號《云南》雜志發表文章的擊椎生不是蔡鍔才有這種可能。而從唐璆到190711月還對蔡鍔的有關情況如此不了解來看,也說明這個擊椎生不是蔡鍔,所以沒有與他聯系,否則是不至于造成唐璆不得不轉而向梁啟超打聽他極為羨慕的能得到梁的多方教誨”[90]的蔡鍔的情況的。而擊椎生與唐璆如果是同一個人,唐璆信中所說的這種情況也就不難解釋了。當然,這也只是一種推測,并不是關鍵證據。

                         

                        二是如前所說,擊椎生曾兩次在自己發表于《云南》雜志的詩作中披露他的家庭境況。一次是1907720日,他在文不對題的《回國有感》一詩中說過:我亦有亭深竹里,也思歸去聽秋聲。另一次是這年828日,他在《感時》其二一詩中又說:故園今夕月明夜,庭院梅花寄遠詩。其中梅花一詞,乃狀物擬人之詞,既可以是真實的梅花,也可以是詩人心中思念的人,當然也可二者兼而有之。擊椎生家中既然有隱現在深竹里的小,還有種滿梅花庭院,以及在月明之夜翹首期盼他寄遠詩的心上人,說明他的家境不致太差。以此對照蔡鍔和唐璆的家境,能夠與此相匹配的自然也只能是唐璆,而不是蔡鍔了。因為不僅鄧江祁說過,而且蔡鍔研究者也有個公認的事實,這就是:蔡鍔出生于“一個貧寒的農民家庭”,母親王氏是“兩三歲的時候被父母帶著在外逃荒”時被一“王家老人”救下,“所以也就姓王了。一直到她去世,也沒有一個名字”。其父蔡正陵“先是在家接活為人縫紉,后在鎮上一家商店當店員,還做過一些小生意”,母親“王氏則在家煮酒、磨豆腐”,一家生活“相當困難”。[91]蔡鍔出生于一個如此貧寒的家庭,怎么可能不但有亭深竹里,還有種滿梅花庭院”呢?反觀唐璆的家就完全有此可能了,因為他在向梁啟超介紹自己的經歷時,曾明確說過自1902年賀金聲率大漢佑民滅洋軍起事失敗被殺后,他仇視政府之心日益加切,更散盡祖遺之產,以蓄壯士,交豪杰……實欲身為破壞之先鋒”[92],說明他的家庭還是比較殷實的。唐璆雖在信中說他散盡了祖遺之產,還如前所述,在給梁啟超的信中請求梁日內再給他寄上百元,以濟困難,但也因他還有不得不留此身老母原配妻子朱氏”[93]的存在,總不可能連房產都一起賣了,散盡了吧。何況唐璆后人也說過:本來,家藏先父唐璆遺墨文物甚豐……據說有舊時民屋‘兩樓房’之多。可惜在20世紀50年代初被毀失殆盡。”[94]因此,說唐璆的家境可與擊椎生詩作中的描繪相匹配并不是毫無根據的推測。

                         

                        不過,需要指出的是,擊椎生詩中描述的家境雖然較為符合或接近唐璆的家境,卻不能因此而認定唐璆的家境是唯一符合或接近擊椎生詩中所描述家境的,很可能在唐璆之外,還有第二、第三,甚至第四、第五個人的家境也與此類似。正因如此,我認為也不能把擊椎生是不是唐璆的問題,與是不是蔡鍔的問題完全等同起來,以為證明了擊椎生不是唐璆,就一定是蔡鍔了。因為這是既有聯系又沒有聯系的兩個問題,說它有聯系是如果有事實證明擊椎生的確是唐璆,那就說明他并不是鄧江祁所說的蔡鍔;如果有事實證明他不是唐璆,那么,在唐璆與蔡鍔同居一地,如日本東京或國內的條件下,即可能是蔡鍔也可能不是。一個再簡單不過,也是人人皆可理解的道理是,即使不是唐璆,也可以是李璆、王璆或者是張璆。可見,鄧江祁不同時在搜求擊椎生是蔡鍔的證據上下功夫,卻一味試圖以證明擊椎生不是唐璆的辦法來證明他就是蔡鍔,其實并非萬全之策。要想證明擊椎生是蔡鍔,鄧江祁還得回過頭去找找在以上所提四個擊椎生就是蔡鍔的所謂“證據”之外,有無其他尚能證明他就是蔡鍔的證據,而不是僅僅在他是不是唐璆方面白費力氣。因為如上所說,即使不是唐璆,也可能是李璆、王璆或者是張璆。

                         

                        至于1913715日在云南《南針》雜志上發表《讀王君亮疇〈中華民國憲法芻議〉》一文的此擊椎生,是否就是唐璆的直接證據,雖然迄今未能發現唐璆這時有何函電、文章以及專講憲法問題的著述,似乎已難以從這方面判斷此擊椎生是否就是唐璆了。但是,我們仍然可以從唐璆1921年所著并留存至今的《鍊心學果》一書,以及其親朋舊雨與門生們為此書所撰寫的題詩和《序》中找到若干這方面的證據。如唐璆友人劉仁航在其所撰《題唐先生<鍊心學果>》一詩中介紹唐璆生平時說過:作為衡岳秀(湖南衡岳的優秀人才)的唐璆,奇慕南陽葛,高追東山謝”。[95]所謂奇慕南陽葛,即是說唐璆特別羨慕、敬仰出山前隱居于南陽的杰出政治家、軍事家三國時期的諸葛亮。而彼擊椎生”1907928日在《云南》雜志第九號發表的一首《感時》詩也透露了類似的思想感情。該詩寫道:滿天秋色在冰壺,皎皎初心倍覺孤。一紙約章亡國痛,千秋疑案黨人誅。從今大地無完土,安得扁舟有釣徒。江上數峰青如故,莫教番舶下荊吳。”“彼擊椎生一紙約章下自注說:英法、日佛、日俄等約。安得扁舟有釣徒下又自注說:吾鄉士夫多有隱志且欲他適以避禍者”[96]綜觀全詩及“彼擊椎生”的自注,可以清楚看出所謂“從今大地無完土,安得扁舟有釣徒”,說的是“彼擊椎生”目睹“英法、日佛、日俄”等帝國主義列強彼此簽訂置中國于“亡國”之痛的“一紙約章”,十分期盼祖國的有志之士能勇敢地站出來拯救國家、民族的命運。可是,“吾鄉士夫”卻“多有隱志且欲他適以避禍者”,使他感到相當羞愧和遺憾。可見,“彼擊椎生”對懷有拯救國家、民族危亡的“隱志”之士也是高度崇拜和敬慕的,對其“欲他適以避禍者”則不以為然。劉仁航的題詩清楚說明,唐璆與14年前的彼擊椎生的思想感情不僅高度一致,而且一脈相承。而唐璆既然對劉仁航介紹他像“彼擊椎生”崇拜、敬慕能勇敢站出來拯救國家、民族危亡的“隱志”之士一樣“奇慕南陽葛”的思想品格未加否認,還將其題詩安排于所著《鍊心學果》一書之首,加上他14年前在日本東京創辦過聯合同志,購[講]求為國保滇之策,以競存滇省權利,鞏固國家疆圉為最終目的之籌滇協會[97],也以真實身份在《云南》雜志發表過《救云南以救中國》的文章[98],不但對專以維護滇省權利的《云南》雜志很熟悉,而且對彼擊椎生發表在《云南》雜志上的諸多詩文也不陌生,無異于默認了他就是彼擊椎生

                         

                        又如,倘若從“此擊椎生”發表《讀王君亮疇〈中華民國憲法芻議〉》一文的主旨,如鄧江祁所說,就是對王寵惠所擬憲法堅持采“限制總統權力”的條文“并不贊同”,而主張“擴大總統權力”這一事實出發,驗證他與唐璆關系的話,那么,無論是旁證還是直接證據,都有可說明“此擊椎生”就是唐璆的蛛絲馬跡可尋。旁證有如上所說的劉仁航的《題唐先生<鍊心學果>》一詩,直接證據有唐璆自己所著的《鍊心學果》一書。劉仁航的題詩,在介紹唐璆的生平時,還說過這樣兩句:興來舞雙刀,得時不忘駕[99]所謂興來舞雙刀,是說他處世能力超強,辦起事來文武雙全。所謂“得時不忘駕”,有注者將“駕”解釋為“乘、騎”,其實誤,說的是他得志之時沒有忘記猶如古代皇帝一樣的最高統治者,實際暗指不忘擴大袁世凱的權力。而唐璆《鍊心學果》一書也有言:“今我國以共和之名,而變成唐末藩鎮之局。借自治之名,而圖割據之私,總統等于虛設,強藩跋扈無倫。”又說:“詆陸王為異端,罵康梁為禽獸。目光如豆,口若狂吠。所主張者仍屬拳匪排外之主義。”[100]所謂總統等于虛設,不就是主張擴大總統權力的另一種說法嗎?不就是此擊椎生”1913715日發表在云南《南針》雜志上《讀王君亮疇〈中華民國憲法芻議〉》一文的主旨嗎?所謂“所主張者仍屬拳匪排外之主義”,不就是反對“排外之主義”的又一種表述嗎?不就是“此擊椎生”在《讀王君亮疇〈中華民國憲法芻議〉》一文中主張的國家“主權之所在”應完全“采葡萄牙憲法之規定”,“不應屬于人民”嗎?緊急命令之權,“直宜采普(按:指德國)、日(本)憲法之規定,曰:大總統為保持公共之安全及避其災危,視為緊急必要,于兩院閉會不能召集,得發不反于憲法代法律之命令,但于次會期必提出于國會,求其承諾,政府須公布其對于將來無效力”嗎?緊急財用之權,“宜釆日本憲法之規定,曰:大總統為保全公共之安全,有緊急需用,因內外情形不能召集國會,得發命令為必要之處分;但應于次會期提出于國會,求其承諾”嗎?由此可見,發表《讀王君亮疇〈中華民國憲法芻議〉》一文的“此擊椎生與彼擊椎生”一樣,其實都是唐璆,而且還是唐璆自己在其所著《鍊心學果》一書中捅破這層窗戶紙的!因為他不但沒有否認劉仁航題詩中關于他仰慕出山前隱居南陽的諸葛亮的記載,還親口表達了對限制袁世凱統治權力和主張“排外主義”者的不滿。

                         

                        既然鄧江祁以上提出的三個擊椎生不是唐璆的關鍵證據均已被事實證明不能成立,而其他四個證明擊椎生就是蔡鍔的關鍵證據也被事實否定了。特別是經唐璆親自審閱過的《鍊心學果》,又證實了1913年發表《讀王君亮疇〈中華民國憲法芻議〉》的此擊椎生,與1907年發表《感時》詩的彼擊椎生,在人生經歷和思想觀念方面與他自己極為一致。那么,還能說擊椎生就是蔡鍔而不是唐璆嗎?鄧江祁譏諷別人只摸到大象的尾巴,連大象的腿、耳朵、鼻子、嘴巴和身子統統都還沒有摸到,就急不可待地斷言擊椎生八九不離十就是唐璆,當然是過于天真,過于浮躁,也過于武斷了”。[101]令人遺憾的是,鄧江祁似乎連大象的尾巴也沒摸到,更不用說其他了,就急不可耐地斷言擊椎生絕非唐璆,而是中國近代史上偉大的愛國主義者,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杰出的民族民主革命家,護國元勛蔡鍔將軍”[102]。究竟誰更天真浮躁?誰更武斷?也就不言自明了。

                         

                        注釋:

                         

                        [①]鄧江祁:《擊椎生是唐璆嗎?曾業英失誤之一:霸王硬上弓》,http//www.sohu.com/a/161752573_620255

                         

                        [②]鄧江祁:《擊椎生不是蔡鍔,是唐璆嗎?曾業英失誤之二十:交了白卷》,http//www.sohu.com/a/190842451_620255

                         

                        [③]鄧江祁:《擊椎生是唐璆嗎?曾業英失誤之三:無中生有》,http//www.sohu.com/a/163544492_620255

                         

                        [④]鄧江祁:《擊椎生是唐璆嗎?曾業英失誤之六:邏輯混亂》,http//www.sohu.com/a/163604673_620255

                         

                        [⑤]曾業英:《擊椎生不是蔡鍔,那又是誰?》,《歷史研究》2016年第3期,第167頁。

                         

                        [⑥]鄧江祁:《擊椎生不是蔡鍔,是唐璆嗎?曾業英失誤之二十:交了白卷》,http//www.sohu.com/a/190842451_620255

                         

                        [⑦]鄧江祁:《擊椎生不是蔡鍔,是唐璆嗎?曾業英失誤之十:不分陰陽》,http//www.sohu.com/a/167769234_620255

                         

                        [⑧]鄧江祁:《擊椎生是唐璆嗎?曾業英失誤之一:霸王硬上弓》,http//www.sohu.com/a/161752573_620255

                         

                        [⑨]惠我春(1877-1948),字云岑,云南宣威人。1915年在昆明創辦《義聲報》。記者南舟的文章就發表在他創辦的《義聲報》上,可見惠我春、郭燮熙挽蔡鍔聯說蔡少年別號擊椎生,也不排除實際來源于記者南舟這篇文章,甚至惠我春與南舟或許就是一個人。

                         

                        [⑩]鄧江祁:《擊椎生是唐璆嗎?曾業英失誤之一:霸王硬上弓》,http//www.sohu.com/a/161752573_620255

                         

                        [11]鄧江祁:《擊椎生是唐璆嗎?曾業英失誤之二:別號不是筆名》,http//www.sohu.com/a/161757004_620255

                         

                        [12]文中字句之下的著重號“.”為本文引用者所加,下同。

                         

                        [13]參見《康熙字典》丑集上,口部,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36頁。

                         

                        [14]請鄧江祁仔細看看以上原文,是字還是字,我擅改了嗎?

                         

                        [15]參見趙式銘、郭燮熙、劉潤疇《蔡松坡先生事略》,曾業英編:《蔡鍔集》(二),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514-1515頁,以及注釋

                         

                        [16]曾業英:《擊椎生不是蔡鍔,那又是誰?》,《歷史研究》2016年第3期,第169頁。

                         

                        [17]鄧江祁:《蔡鍔的擊椎生筆名考論——兼與殷英同志商榷》,《邵陽學院學報》2012年第3期。

                         

                        [18]鄧江祁:《擊椎生是唐璆嗎?曾業英失誤之一:霸王硬上弓》,http//www.sohu.com/a/161752573_620255

                         

                        [19]李文漢:《蔡公松坡年譜》,北京圖書館編:《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199冊,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年影印本,第415421頁。

                         

                        [20]劉達武編:《蔡松坡先生年譜》,《蔡松坡先生遺集》(一),邵陽:亞東印書館,1943年,第3頁。

                         

                        [21]鄧江祁:《擊椎生是唐璆嗎?曾業英失誤之一:霸王硬上弓》,http//www.sohu.com/a/161752573_620255

                         

                        [22]李文漢:《蔡公松坡年譜》,北京圖書館編:《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199冊,第526-532頁。

                         

                        [23]曾業英:《擊椎生不是蔡鍔,那又是誰?》,《歷史研究》2016年第3期,第170頁。

                         

                        [24]鄧江祁:《擊椎生是唐璆嗎?曾業英失誤之七:以己矛攻己盾》,http//www.sohu.com/a/166354534_620255

                         

                        [25]鄧江祁原文如此。

                         

                        [26]鄧江祁:《擊椎生是唐璆嗎?曾業英失誤之七:以己矛攻己盾》,http//www.sohu.com/a/166354534_620255

                         

                        [27]鄧江祁編:《蔡鍔集外集》,長沙:岳麓書社2015年版,第92-93頁。

                         

                        [28]曾業英:《擊椎生不是蔡鍔,那又是誰?》,《歷史研究》2016年第3期,第171頁。

                         

                        [29]鄧江祁:《擊椎生是唐璆嗎?曾業英失誤之七:以己矛攻己盾》,http//www.sohu.com/a/166354534_620255

                         

                        [30]擊椎生:《回國有感》(1907720日),鄧江祁編:《蔡鍔集外集》,第75頁。

                         

                        [31]擊椎生:《感時》(二首)其二1907928日),鄧江祁編:《蔡鍔集外集》,第80頁。

                         

                        [32]鄧江祁編:《蔡鍔集外集》,第7479頁。

                         

                        [33]鄧江祁:《擊椎生不是蔡鍔,是唐璆嗎?曾業英失誤之十九:此擊椎生是誰》,http//www.sohu.com/a/190792546_620255

                         

                        [34]《讀王君亮疇<中華民國憲法芻議>》(1913715日),鄧江祁編:《蔡鍔集外集》,第297-298頁。

                         

                        [35]《致各省都督電》(191327日),曾業英編:《蔡鍔集》(二),第811-812頁。

                         

                        [36]鄧江祁:《擊椎生不是蔡鍔,是唐璆嗎?曾業英失誤之十九:此擊椎生是誰》,http//www.sohu.com/a/190792546_620255

                         

                        [37]《致各省都督電》(1913224日),鄧江祁編:《蔡鍔集外集》,第261頁。

                         

                        [38]曾業英:《擊椎生不是蔡鍔,那又是誰?》,《歷史研究》2016年第3期,第176頁。

                         

                        [39]鄧江祁:《擊椎生是唐璆嗎?曾業英失誤之二:別號不是筆名》,http//www.sohu.com/a/161757004_620255

                         

                        [40]《讀王君亮疇<中華民國憲法芻議>》(1913715日),鄧江祁編:《蔡鍔集外集》,第293-295頁。

                         

                        [41]《致各省都督電》(191327日),曾業英編:《蔡鍔集》(二),第811頁。

                         

                        [42]《東京大同高等學校課卷》(二),曾業英編:《蔡鍔集》(一),第1314頁。

                         

                        [43]《在蒙自紳商學界歡迎會上的演說詞》(1912911日),曾業英編:《蔡鍔集》(一),第735-736頁。

                         

                        [44]《致張國淦電》(19121217日),曾業英編:《蔡鍔集》(一),第795頁。

                         

                        [45]《咨復外交部文》(1913730日),曾業英編:《蔡鍔集》(二),第1078-1079頁。

                         

                        [46]《布告全省同胞文》(191111月),曾業英編:《蔡鍔集》(一),第345頁。

                         

                        [47]《致各省都督電》(19111123日),曾業英編:《蔡鍔集》(一),第335頁。

                         

                        [48]《致黎元洪及各省都督電》(191111月)、《黎元洪復蔡鍔電》(19111213日),曾業英編:《蔡鍔集》(一),第344頁。

                         

                        [49]參見《咨復外交部文》(1913730日),曾業英編:《蔡鍔集》(二),第1079頁。

                         

                        [50]<南針>雜志祝詞》(1913615日),曾業英編:《蔡鍔集》(二),第931頁。

                         

                        [51]擊椎生:《讀王君亮疇<中華民國憲法芻議>》,鄧江祁:《蔡鍔集外集》,第299頁。

                         

                        [52]《致李烈鈞電》(1913220日),曾業英編:《蔡鍔集》(二),第813頁。

                         

                        [53]參見《致朱師晦函》(1912710日),曾業英編:《蔡鍔集》(一),第675-676頁;黃遠庸:《陸總理演說后之政界》(民國元年七月三十日),《遠生遺著》上冊,第2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70頁;《致蔡鍔電》(1913619日),閻伯川先生紀念會編印:《閻伯川先生要電錄》第1冊,臺北國史館印行,199610月版,第26頁;黃遠庸:《無理想無解決無希望之政治》(民國二年六月十四日),《遠生遺著》下冊,第3卷,第142頁。

                         

                        [54]《致各省都督電》(191327日),曾業英編:《蔡鍔集》(二),第811-812頁。

                         

                        [55]《致程德全等電》(1913227日),鄧江祁:《蔡鍔集外集》,第262頁。

                         

                        [56]參見曾業英編《蔡鍔集》(二),第840844845848等頁。

                         

                        [57]《民國憲法問題·蔡鍔異想天開》,北京《中華民報》,191339日,第6版。

                         

                        [58]參見曾業英編《蔡鍔集》(二),第85585981981811021105等頁;云南通信:《國民黨之風云》,上海《民立報》,1912109日,第8版。

                         

                        [59]參見曾業英編《蔡鍔集》(二),第10801083等頁。

                         

                        [60]鄧江祁:《擊椎生是唐璆嗎?曾業英失誤之一:霸王硬上弓》,http//www.sohu.com/a/161752573_620255

                         

                        [61]鄧江祁:《擊椎生不是蔡鍔,是唐璆嗎?曾業英失誤之二十:交了白卷》,http//www.sohu.com/a/190842451_620255

                         

                        [62]鄧江祁:《擊椎生是唐璆嗎?曾業英失誤之一:霸王硬上弓》,http//www.sohu.com/a/161752573_620255

                         

                        [63]鄧江祁:《擊椎生是唐璆嗎?曾業英失誤之一:霸王硬上弓》,http//www.sohu.com/a/161752573_620255

                         

                        [64]鄧江祁:《擊椎生是唐璆嗎?曾業英失誤之七:以己矛攻己盾》,http//www.sohu.com/a/166354534_620255

                         

                        [65]鄧江祁:《擊椎生是唐璆嗎?曾業英失誤之三:無中生有》,http//www.sohu.com/a/163544492_620255

                         

                        [66]唐大圓:《衡永郴桂觀察使鍊心公傳》,唐晉源、唐晉湘編:《唐璆文集》,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10年版,第10頁。

                         

                        [67]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編:《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專題資料選輯》第2輯《清末新軍編練沿革》,北京:中華書局1978年版,第324頁。

                         

                        [68]趙炳麟:《<鍊心學果>序》,唐晉源、唐晉湘編:《唐璆文集》,第254頁。

                         

                        [69]蕭香荄:《<鍊心學果>祝詞并序》,唐晉源、唐晉湘編:《唐璆文集》,第257頁。

                         

                        [70]唐晉源、唐晉湘編:《唐璆文集》,第9頁注釋

                         

                        [71]唐晉湘:《前言》,唐晉源、唐晉湘編:《唐璆文集》,第3頁。

                         

                        [72]《騰越光復紀略》,謝樹瓊輯:《楊振鴻、張文光合刊·張文光》,民國三年甲寅十月上海鋟版,第7頁。

                         

                        [73]《張文光致彭蓂電》(1911123日),滇第一軍都督編修處編輯:《滇復先事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云南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云南文史資料選輯》第17輯,第80頁。

                         

                        [74]《云南軍都督府政務會議速記錄》(1912420-65日),曾業英編:《蔡鍔集》(一),第572頁。

                         

                        [75]曾業英:《擊椎生不是蔡鍔,那又是誰?》,《歷史研究》2016年第3期,第177頁。

                         

                        [76]鄧江祁:《擊椎生不是蔡鍔,是唐璆嗎?曾業英失誤之十:不分陰陽》,http//www.sohu.com/a/167769234_620255

                         

                        [77]鄧江祁:《擊椎生不是蔡鍔,是唐璆嗎?曾業英失誤之十一:不辨史料》,http//www.sohu.com/a/167888941_620255

                         

                        [78]鄧江祁:《擊椎生不是蔡鍔,是唐璆嗎?曾業英失誤之十一:不辨史料》,http//www.sohu.com/a/167888941_620255

                         

                        [79]鄧江祁:《擊椎生是唐璆嗎?曾業英失誤之一:霸王硬上弓》,http//www.sohu.com/a/161752573_620255

                         

                        [80]鄧江祁:《擊椎生不是蔡鍔,是唐璆嗎?曾業英失誤之十一:不辨史料》,http//www.sohu.com/a/167888941_620255

                         

                        [81]原函見唐晉源、唐晉湘編《唐璆文集》所收原件影印件,第89-95頁。

                         

                        [82]實際上后來還是作為雜志刊印的,并取名為《籌滇》。

                         

                        [83]韓信夫、姜克夫主編:《中華民國史大事記》第1卷(1905-1915),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104頁。

                         

                        [84]韓信夫、姜克夫主編:《中華民國史大事記》第1卷(1905-1915),第106頁。

                         

                        [85]韓信夫、姜克夫主編:《中華民國史大事記》第1卷(1905-1915),第98頁。

                         

                        [86]《唐璆致梁啟超函》(1908121日),原函影印件見唐晉源、唐晉湘編《唐璆文集》,第83頁。

                         

                        [87]鄧江祁:《擊椎生不是蔡鍔,是唐璆嗎?曾業英失誤之十:不分陰陽》,http//www.sohu.com/a/167769234_620255

                         

                        [88]《唐璆致梁啟超函》(1907115日),原函影印件見唐晉源、唐晉湘編《唐璆文集》,第73頁。

                         

                        [89]《唐璆致梁啟超函》(1907115日),原函影印件見唐晉源、唐晉湘編《唐璆文集》,第72頁。

                         

                        [90]《致梁啟超函》(光緒三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唐晉源、唐晉湘編:《唐璆文集》,第74頁。

                         

                        [91]鄧江祁著:《護國元勛蔡鍔傳》,長沙:岳麓書社2010年版,第12-3頁。又見丁鳳麟、施宣圓著:《護國運動主將蔡鍔》,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頁;袁泉著:《我和外公眼中的蔡鍔將軍》,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16頁;謝本書著:《蔡鍔大傳》,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3頁;等等。

                         

                        [92]《唐璆致梁啟超手札釋文》(光緒三十三年九月三十日函),唐晉源、唐晉湘編:《唐璆文集》,第39頁。

                         

                        [93]《唐氏族譜關于唐璆的記述》,唐晉源、唐晉湘編:《唐璆文集》,第9頁。

                         

                        [94]唐晉湘:《前言》(2008428日),唐晉源、唐晉湘編:《唐璆文集》,第3頁。

                         

                        [95]唐晉源、唐晉湘編:《唐璆文集》,第252頁。

                         

                        [96]鄧江祁編:《蔡鍔集外集》,第80頁。

                         

                        [97]《籌滇協會章程草案》,《籌滇》1908年第1期。

                         

                        [98]唐璆:《救云南以救中國》,《云南》1907年第5號。

                         

                        [99]唐晉源、唐晉湘編:《唐璆文集》,第252頁。

                         

                        [100]唐晉源、唐晉湘編:《唐璆文集》,第268268-269頁。

                         

                        [101]鄧江祁:《擊椎生不是蔡鍔,是唐璆嗎?曾業英失誤之十五:以偏概全》,http//www.sohu.com/a/169687465_620255

                         

                        [102]鄧江祁:《擊椎生不是蔡鍔,是唐璆嗎?曾業英失誤之二十:交了白卷》,http//www.sohu.com/a/190842451_620255

                         

                        Further Discussion on the Problem that Ji Zhui Sheng Was not Cai E but Tang Qiu

                         

                        Zeng Yeying

                         

                        On Yunnan Magazine, published in Japan from 1907 to 1908, and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published in China from 1912 to 1913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re appeared an author Ji Zhui Sheng who published many poems and articles. Who was him? This problem did not get particular attention in academic circles for a long time. In recent years some researchers pointed out that the author was Cai E, but some others suggested that he was Tang Qiu. Tang was a member of Political News Society who positively advocated building Yunnan Society from 1907 to 1908 in Japan with an aim of “saving Yunnan in order to save China.” Clarifying this issue was necessary for us to practically evaluate Cai E and Tang Qiu. This is responsible for history as well as Cai E and Tang Qiu.

                         

                        Keywords: Ji Zhui Sheng, Cai E, Tang Qiu, Yunnan Society, Yunnan Magaz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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