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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政治史 【字體:

                        陳廷湘:從大歷史看國民黨文化選擇與轉變的成敗

                        作者: 文章來源:《史學月刊》2017年第1期 更新時間:2017年08月29日

                        摘要:任何政黨在領導政治革命和創建政權過程中,都必須做出明確的文化選擇,把自己的政治綱領建筑在相應的文化“地基”之上。孫中山領導創建的國民黨(包括其前身同盟會及其間組建過的中華革命黨,以下提及國民黨均指包括同盟會在內的廣義的國民黨),以徹底改造中國封建政權、建立現代性的中華民國為目標,自然也必須選擇與之相應的文化體系作為一切政綱、政策和方針的基礎。面對中國特殊歷史環境下極為復雜的政治革命任務,國民黨在革命不斷遭遇嚴重阻礙時,曾對自己的文化選擇作了反復調整,試圖按選定的文化基礎制定相應的大政方針,爭取斗爭目標的實現,但最終都未能成功。

                         

                        關鍵詞:國民黨/文化選擇/政治方略/the Koumintang/cultural selection/political plans

                         

                        標題注釋:國家社科基金西部項目“四川縣級檔案館藏民國檔案數字化處理與研究”(13XZS026)2016年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清代巴縣衙門檔案整理與研究”(16ZDA126)

                         

                        孫中山創立的國民黨在中國大陸領導民主革命和執政的過程,是中國由皇權政治轉變為現代政治的過渡時期。這個過渡時期從同盟會創建到1949年國民黨大陸政權崩潰,僅有42年,但這短短的42年卻是世界歷史發展進程的一個頗具特色的個例,是全世界現代轉型的重要組成部分。近代以來,世界各國都實現了由傳統王權政治向現代民主政治的大轉變,但每個國家轉換的方式各有不同。中國的這一轉變,由孫中山創建的國民黨領導實現,轉變的過程呈現出十分鮮明的中國特點。在眾多鮮明特點中,國民黨所選擇革命建政的文化基礎與政治方略的不相適應,導致“過渡時期”的復雜局面與最終失敗,是最值得討論的重大問題之一。學界對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與蔣介石時期國民黨政權的搖擺不定和最終崩潰已有極其廣泛的討論,成果十分豐富。但人們至今尚未從世界現代轉型的大背景視角對國民黨領導改變皇權政治過程中對新文化“地基”與新政治形態選擇之間的錯位與成敗加以討論,并從而揭示中國社會現代轉型的特點。而這一討論,對認識中國社會現代轉型及其走向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一 對西方文化的選擇與挫折

                         

                        國民黨的事業始于同盟會。同盟會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為基本綱領,一經創建就確立了奪取國家政權和建設現代國家的目標,開啟了現在人們所知的國民黨創建中華民國的進程。眾所周知,其創立民國綱領的具體目標即實現三民主義,建立以立憲共和政體為標的政治制度和在財富平等上超越英美的經濟制度。十分明顯,同盟會選擇了西方現代文化為其觀念基礎。對這一點,孫中山有明確的論定,他說:中國的文明已有數千年,而西人不過數百年,中國人不能由過代之文明變而為近世的文明,所以人皆說中國最守舊,其積弱的緣由也在于此。殊不知不然。不過我們中國現在的人物皆無用,將來取法西人的文明而用之,亦不難轉弱為強。”他還進一步說明,實現“共和”就是實現“世界真文明”的主要體現②。孫中山的解釋清楚地表明,同盟會成立時已十分肯定地選定西方文化為其革命與建國的文化基礎,或者說基本價值觀“地基”。在具體設計中國國體政體時,孫中山認為歐美三權分立不符合中國國情,提出五權憲法論,并認定西方制度造成了經濟上的不平等,提出畢民族革命、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其功于一役,建構平等與效率完美統一的新國家③。但是,從總體上看,孫的思想仍然未超出西方自由民主的價值觀。

                         

                        鑒于上述文化指向,辛亥革命的宣傳家們在領導革命時期,曾對西方價值觀作了一定的闡論與宣傳。朱執信指出,人生價值的體現最重為現在幸福、將來希望、自由、名譽及家庭關系五者。追求自己的快樂是人的天性,也天然合理,一個人快樂愈多,苦痛愈少,就有更高之生存價值。而國家之制度,為增進生存價值之一手段。只有在這個意義上,國家才是需要的。章太炎進而指出,世界上離人以外,別無主體”⑤。他說,人為生氣所流,機械所制,非為世界而生,非為國家而生,非為他人而生。故人之對于世界、社會、國家與其對于他人,本無責任”。所謂“責任”,完全是“后起之事”。他認為,人為社會盡責有兩種形式:一是“為他人盡力,利澤及彼而不求圭撮之報酬”。這種盡責產生于人的“隱愛之念”。二是“與他人戮力,利澤相當,使人皆有余而吾亦不憂乏匱”。這類盡責是“社會趨勢迫脅以成”。而人所以事實上不得不盡責于社會,乃是因為人不可能不“借力于人”,既需“借力于人”,也就“不得不以力酬人”。只要“無所借”,也就毋庸盡責。責任形式不一,但都是生后之事,“并非先有自然律為人規定”⑥。人既然并不存在對社會的天然責任,本質上就是自由的,以自我為中心的。這類言論,與新文化運動時期新思想界宣揚的西方個性解放思想完全一致,表明同盟會領導辛亥革命的目標,是要在西方自由主義、個人主義文化觀念的地基上,創建一個現代民主國家。

                         

                        辛亥革命面臨的首要任務在推翻清王朝。但同盟會成立之際,清王朝也開始了以建構君主立憲制為目標的預備立憲進程,這一目標很大程度上與革命黨人建國方案具有同質性。雖政體有別,國體卻都為資產階級性質。這決定了革命黨人以西方自由民主動員民眾參與反封建革命,遠不如以反滿動員大眾推翻清王朝更方便與有力。因此,在革命進程中,同盟會并未對其選擇的西方文化及其政治體系進行廣泛宣傳,而是盡全力宣揚反滿革命,其喉舌《民報》幾乎始終通篇作反滿宣傳。盡管如此,在孫中山的主觀意識中,按西方自由民主理念建造中華民國的基本思路卻并未改變。武昌起義成功后,中華民國隨即成立。孫中山曾在回復蔡元培等關于編纂《國史前編》意見時明確表示不同意將會黨寫入《國史》。他說,“秘密會黨”盡管參加過反滿革命,但其“皆緣起于明末遺民”,只知反滿,“于共和原理、民權主義,皆概乎未有所聞”。因此,不能將其“雜側于民國史中”,只可另編為“秘密會黨史”⑦。這段未被廣泛關注的言論,雖然形成于1919年年初,但顯然并非此時才形成的思想,而是他和他領導的政黨文化選擇一以貫之的表征。正是出于不變的文化認知,孫中山在民國政治初建過程中,制訂了《臨時約法》等一系列體現西方文化精神的大政方針,以保證中國人民同享“自由人權”⑧。

                         

                        在正式把大總統職位交付袁世凱后,他認定民族、民權兩主義俱達到,唯有民生主義尚未著手,今后所當致力的即在此事”⑨。研究者幾乎一致認定,孫讓位袁是袁世凱篡奪辛亥革命果實的陰謀活動與孫中山無力對抗的結果,這一論斷無疑有其合理性。但是,也必須看到,孫中山把民國最高權位交給袁世凱也有出于其本心的一面。這從他把武昌起義勝利、中華民國成立視為民族、民權兩主義已經實現的論述中體現得頗為充分。

                         

                        前文論及,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一開始就選擇了西方文化為其價值觀基礎,這是毋庸置疑的。但西方文化的價值觀只是一種最基本的文化地基,在此地基上,如何創生和創生怎樣的政治制度與經濟體制卻千差萬別。在世界歷史上,只有美國在獨立戰爭結束后就很快產生了完整的民主共和制國家,其領導者華盛頓也曾有過戰爭結束就不再參理政事的行為選擇。孫中山理解的西方價值觀及其如何在此基礎上建構中華民國的舉措顯然是對美國革命模式的仿效。因此,就是沒有袁世凱竊奪政權,他也會如此進行民國建構。美國革命進程中就制定了一系列建構民主政治的法規,革命成功后很快即建立了議會民主制政權,確立了憲法高于一切的原則,開啟了在憲法規范下輪流執政的歷史進程。孫中山顯然是受這一范式影響,因而革命一經成功,他就把民主共和的希望寄于憲法式的《臨時約法》之上,以為只要有《約法》在,共和制就將順理成章地運作起來。這一點,早在同盟會成立次年孫制訂的《中國同盟會革命方略》就已確定下來了。《方略》提出實現三民主義的革命三階段論,規定,“第一時期為軍法之治”,為“推翻滿清”,“軍隊與人民”必須“同受治于軍法之下”;“第二期為約法之治”,此期軍法之治已解除,“軍政府以地方自治之權歸之其地之人民,地方議會議員及地方行政官僚皆由人民選舉,凡軍政府對于人民之權利義務,及人民對于軍政府之權利義務,悉規定于約法,軍政府與地方議會及人民各循守之”;“第三期為憲法之治,全國行約法六年后,制訂憲法,軍政府解兵權,行政權,國民公舉大總統及公舉議員以組織國會。一國之政事,依于憲法以行之”⑩。不難看出,孫中山在制訂《臨時約法》后,把政權付予袁世凱盡管有不得已的一面,但此舉與其事先設想的建國理念、原則和程序也不存在根本沖突。因此,他于退位后,在各地遍講民族、民權兩主義已實現,號召同盟會黨人致力于民生建設,且親自擔當民生建設責任。他投身民生建設確乎主要不是出于不得已,很大程度上是出自真心之舉。當國民黨內有人對袁表示懷疑時,孫一再說服黨人,謂南北意見并無不同,袁亦贊同共和,他推薦袁為大總統,“得到參議院同意”,并舉為“臨時總統”,這是一個“好結果”,“使民國入安寧之域,得享莫大之幸福”。對袁做事仍用舊法,孫認為“辦事本不能全采新法”,因“革命起于南方,而北方影響尚微,故一切舊思想未能掃除干浄”。因此,“必須新舊并用,全新全舊,皆不合宜”。“欲治民國,非具新思想、舊思想、舊經練手段者不可,而袁總統適足當之”(11)。袁世凱用舊方法舊手段行政,已表明他不可能成為自由民主政治的代表。中國沒有西方文化的地基,不可能憑空產生出一個真正的民主共和國,更不可能由袁世凱領導實現共和國的建構。但孫中山完全未意識到此點,在他看來,在皇權推翻以后,舊觀念的改變十分簡單,通過半新半舊的政治運用也可很快完成民主共和建設。

                         

                        袁制造宋教仁案后,孫奮起領導二次革命,捍衛共和。其間,孫組建了中華革命黨,規定凡參加首義的同志得為元勛公民,革命成功后的執政者首先在元勛公民中選舉(12)。他并對章太炎、黎元洪在武昌起義成功后倡言革命軍興,革命黨消大加指責(13)。孫的一系列舉措,似乎表示要重新認識和解決民國政制建設問題,但實際上并非如此。他批判革命軍興,革命黨消之論,卻未意識到他在民國成立后就宣告民族、民權主義已經實現,同盟會的任務只是民生建設,正是革命黨消的實際體現。而且,袁背棄共和理想后,孫并未改變《約法》恢復、國會成立就是共和真正實現的觀念,并未意識到一紙《約法》和一個國會虛名毫無實際意義。因此,當袁死去,黎元洪繼任總統,宣布恢復《約法》之際,孫立即通告全黨:“自袁逆自斃,黃陂繼任,約法恢復,國會再集,吾黨不得不宣布罷兵,以示吾黨革命志在護法,而非為利,黎能守法則吾黨目的已達到,故令山東、廣東及各路軍隊,一律停止。”今后革命黨“純取監督政府主義”,同時立即“著手實業”,“振興國產”。稍后,孫還向積極于黨組織發展的同志表示,“文近不欲與聞黨事,專致力于建設事業”(14)。表明他對共和實現已更為放心。

                         

                        但是,民主共和建設的實際與孫中山的觀念存在很大差距,甚至可說還無從談起。直到張勛復辟、段祺瑞毀法相繼發生,孫中山才意識到實現共和殊非易事。他說:現在吾儕最可恨者系官僚派,此派戴上假面具,人謂擁護共和,彼亦曰擁護共和,此輩假共和,與吾儕真共和相混,至人民不能判別。”(15)孫看清了官僚派不可能擁護共和,卻仍相信廣大人民之趨向仍是他的真共和(16)。他并未意識到他的數年奮斗只不過造成了一個共和的政治符號,當時的中國尚無共和地基,官僚與廣大民眾意識中皆只有一個表面性的符號,人民并非被蒙蔽,他們的血液中本來就尚未產生真正共和政治的元素。真共和只是孫中山不切實際的空想。

                         

                        在談及共和再次失敗問題時,孫中山曾提到,法國革命后經過八十年”“兩度帝制”(17)。然而,他卻未能從這一事實中得出中國實現真共和必是更為遙遠之事的結論。孫中山看到了法國共和的先例,卻完全未意識到他要在中國文化的地基上馬上建筑起以西方文化為地基的美國式民主共和大廈,更是一個不切實際的舉措。

                         

                        在北京建構共和制度失敗以后,孫中山仍然懷著美國式民主政治建設的理想,在西南再次舉起護法的大旗。然而,他也再一次把共和的全部希望寄托于一紙《約法》的恢復和一個象征性國會的重開。他說:民國存亡,系于約法,約法無效,民國即亡”(18)。因此,孫一再表示,他在西南領導護法的希望最簡單,依法恢復國會而已。國會恢復,其他諸問題不難迎刃而解”(19)。其組織軍政府并出任大元帥,僅以討滅偽政府,還我約法,還我國會,即還我人民主權為職志一俟奸兇殄滅,即當辭大元帥之職”(20)奉迎元首黎元洪歸位(21)

                         

                        孫中山對民主共和忠貞不貳,奮斗不止,精神可昭日月,但他的認識卻始終走不出美國民主共和建構模式,仍然相信只要打倒段祺瑞之類惡人,換個國會選舉的黎元洪任總統,恢復約法,重開國會,真正民主共和的中華民國就將建成。這注定了他在南方幾年的奮斗,仍然只能以失敗告終。

                         

                        二 對俄國文化選擇的曲折經歷

                         

                        孫中山雄心勃勃舉起西南護法大旗后不久就感到頗為失望。西南也并非他想象中的共和熱土。在遭到眾多對抗后,他憤然指出,不法武人以割據西南為志,故于人民參與政治之事力圖破壞,圖()使民國名存實亡”(22)。甚至認為西南武人賣國會以自利壓抑民氣,屠戮善良,牟利營私,舉偽政府不敢為者而咨為之,比北方武人更為非作歹、惡貫滿盈(23)

                         

                        面對西南護法現實的無望,孫中山對中國革命的理解終于開始發生了一些變化。他說:

                         

                        真中華民國由何發生?就是要以革命黨為根本,根本永遠存在才能希望無窮的發展。譬如一棵大樹,只要根存在,哪怕秋冬時他的枝葉凋落,一到第二年春天,他就會發生新枝葉,還要年盛一年。我們中華民國算是一棵大樹,我們革命黨就是這樹的根本,所以我們要格外留意,將根本好好培植(24)

                         

                        上述言論雖然是在國民黨內部所講,但孫中山完全知道國民黨成分十分復雜,他在國民黨內如此講論,實際上是公開宣布他已不愿依靠武人護法,而要由國民黨領導共和革命事業。不久,他在廣東講話中進而指出,我們要想將來不僨事,惟有積極操練三民主義,以黨人治粵。凡事尚要依賴我們黨人努力去做,把三民主義操練精熟,將國民黨的精神由廣東發揚到全國”(25)。在此期間,孫在擬訂的《中國國民黨總章》中把原來的軍法之治”“約法之治”“憲法之治三個階段規定改為軍政時期”“憲政時期二時期,在軍政時期加入了訓政”之規(26)。他還對訓政特別解釋說:本來政治主權屬于人民,我們怎么包攬去作呢?其實,我們革命就是要將政治攬在我們手里來作。這種辦法,事實上不得不然。試看民國已經成立了九年,一般人民還是不懂共和的真趣,所以迫得我們再要革命。現在我不單是用革命去掃除那惡劣政治,還要用革命的手段去建設,所以叫做訓政”(27)《總章》中規定的訓政主體是政府,但訓政寫在國民黨綱領中,主體實際上是國民黨。

                         

                        孫中山此時雖然尚未與俄國發生政治關系,但他已基本認定革命必須由國民黨領導,且國民黨領導推翻偽政權后并非革命結束,還要經過訓政這一過渡時期才能建成真正的民國,訓政時期仍然須要強化國民黨的領導。其意識中,創建真正民主共和國的方式和途徑都已與俄國革命建設布爾什維克政權非常接近。俄國革命的成功,是俄國布爾什維克黨站在俄國化馬克思主義的地基上,或者說是俄國布爾什維克黨站在俄國文化的地基上,有選擇地踐行馬克思主義的成果。孫中山選擇了大體類似俄國革命的方式與路徑,也就有意無意地在一定程度上選擇了俄國的文化基礎。只是孫當時尚未在奠基于俄國文化土壤上的俄國革命方式與中國文化之間找到合理的結合點,也未認清怎樣才可建成一個能夠領導創建真正民主共和國的國民黨。因而他輕易地認定陳炯明是與黃興、陳其美、朱執信一樣可信賴和倚仗的國民黨中堅,把南方革命成功的希望寄托于斯人(28),最終導致他在廣東領導重建民主共和的努力走入絕境。

                         

                        眾所周知,在陳炯明翻臉后,孫中山公開與蘇維埃俄國結盟,正式走上了俄國革命的道路。192210月,孫明確提出以黨治國主張,他說:文素樹以黨治國主義,故視黨極為重要。”(29)在俄國人和中國產共產黨人幫助國民黨改組過程中,孫中山反復言明,他決定以黨治國應效法俄人”(30)。從后來一系列言論和國民黨改組措施看,效法俄人的具體內容,一是在革命過程中效法俄國,把國民黨造成一中心勢力,作有組織、有系統、有紀律的奮斗”(31)。其有組織、有力量的程度要和俄國的革命黨一樣”(32)。胡漢民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講話時說,“大會認為一切黨員皆有服從嚴格的黨內紀律之義務,此乃改組中各重要問題之一”,要把國民黨建設成群眾的黨,必須有“普及的強迫的紀律”,這是“革命勝利之第一必要條件”(33)。胡氏講話從內容到表述方式,都與布爾什維克黨十分相似。二是效法俄國建設一支純正的黨軍。孫中山指出:俄國革命黨能以一百英里之地,應十八面之敵,三數年間,卒將內亂外患次第戡定者,因軍隊全屬黨員之故也。去年蘇維埃政府為正本清源計,曾將軍隊淘汰一次,當時因假冒黨員被革除軍籍者三十萬人。雖間有調查不實,革出后因而自殺者,亦可見俄國政府辦理此事之謹嚴矣。設無此龐大之黨軍,蘇俄之勢力必無今日之盛。故吾黨宣傳功夫,此后應極從事軍隊著手,庶可以立統一之基礎,愿各同志注意此著。”(34)三是在革命成功、取得政權后,為芟除實行國民黨主義之一切障礙,仍要由國民黨掌握政權之中樞”(35)。而且,要把政治、社會一切團體置于國民黨的領導之下,在秘密、公開之非黨團體,如工會、俱樂部、會社、商會、學校、市議會、縣議會、省議會、國議會內設國民黨黨團,在非黨中擴大國民黨黨團之勢力,按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詳細規定”“指揮其活動”(36)。上述表明,改組后的國民黨基本上復制了俄國布爾什維克黨的理論與制度,開啟了全面實行黨統革命,以黨治國的進程。

                         

                        在選擇俄國道路的同時,孫中山明確表示不再效法西方革命與建國的思想與方式。論及革命的方式,他說,中國的革命思想,本來是由歐美的新思想發生的,但又正是歐美的新思想導致了中國革命的失敗。中國革命黨因為受歐美的個人自由、平等思想的影響,倡導人人爭個人的平等、自由,不是爭團體的平等自由,所以每次革命,總是失敗。而俄國革命由于把極端平等、自由的學說完全消滅所以他們近來革命的效力,比較美國、法國一百多年以前的革命之效力還要宏大。國民黨只能效法俄國,把各人的自由、平等,都貢獻到革命黨內來全黨運動,一致進行”,革命才“可以望成功”(37)。論及治國的方式,他認為,歐美的政黨政治效力不如俄國,俄國完全以黨治(),比英、美、法之政黨,握權更進一步。其能成功,即因其將黨放在國上。這就在認識上,否定了西方多黨輪流執政的政黨政治。因此,他認為國民黨改組后,不能學英美多黨政治,要重新組織,把黨放在國上先由黨造出一個國來,以后再去愛之。并提議立即將大元帥政府改變為國民黨政府”(38)。談及社會經濟治理,孫中山說,英美雖然富強,但由于政權分得還不均勻總是用資本的勢力操縱全國政權,來壓制窮人”。政治革命后,“多數窮人還是痛苦”。“只有俄國”才真正完成了社會革命,實現了人人平等。因此,國民黨要效法俄國,在政治革命的同時,完成“民生主義”革命,使每個中國人得同享幸福(39)

                         

                        孫中山在兩三年間迅速改弦更張,摒棄了除地方自治思想之外的西方資產階級革命建國的思想與方式,完全轉用俄國革命建國的理念與方法。他在多大程度上理解了俄國國情、民情,或者總體上說在多大程度上理解了俄國文化與其革命建國理念的關系顯然還頗為值得懷疑,但孫確乎抓住了俄國布爾什維克黨革命建國的要領:十分強調要建設一個有權威性的國民黨、一支純粹的國民黨黨軍,并明確把武昌起義勝利后確立的軍法之治”“約法之治”“憲法之治三階段論改為軍政時期”“訓政時期”“憲政時期三時期論(40)。孫的這一理論三個時期的規定,不僅由國民黨領導革命,且在革命推翻武人專政后不再謀求立即實行之前十分看重的恢復約法與重開國會,而要經歷一個由國民黨領導治國的“訓政時期”。

                         

                        論者多認為國民黨改組后開啟黨治以代替之前的議會民主制是歷史的倒退。此議似尚須商榷。在理論和實踐上,西方資產階級革命結束封建王權統治后,最終歸宿都是議會制,未曾出現過國民黨改組后要實行的黨治模式。但如前文所述,西方結束王權后,除美國一個不可復制的特例外,其他國家,如英國和法國革命后都曾經歷過一個相當長的動蕩過渡時期,才最終建構起穩固的現代議會制政體。英國1640年革命后,民主派、新獨裁者、舊獨裁者反復較量,直到1688年威廉三世發動光榮革命后方建立起穩定的君主立憲制國家。法國1789年大革命爆發后,國家長期處于混亂之中,共和派,新、舊帝制派翻云覆雨,幾上幾下,到1879年共和制度才最終確定。歷史顯示,中國辛亥革命后立即建構議會民主制顯然不具任何可能性。事實上,武昌起義后制訂的約法和建立的國會,都只是一個有名無實的符號,實權人物既沒有理念也沒有力量在短時間內把假共和改變為真共和議會始終只是武人手中的玩物,國家元首只是站在各實力派力量平衡點上的臨時看守,既非民主原則的產物,亦非民主制度的執行者。這種并無多少實際內容的議會政治,顯然沒有什么先進可言。在此態勢下,深懷共和理想的孫中山在無力捍衛共和時,以建構一個真正有力量、有權威性的國民黨來掃平內亂并向民主共和過渡,應該說不失為一個正確的選擇。國民黨改組后,在三年間便由一個新面貌的黨和一支以黃埔黨軍精神武裝起來的革命軍掃蕩了武人專政的事實,也證明孫中山此次文化轉向的正確。英國革命后通過威廉三世的集權過渡到穩定的君主立憲制,法國革命后經過共和與新舊帝制的反復實驗實現鞏固的共和制度,孫中山通過“黨制”過渡到共和的選擇應該無可厚非。

                         

                        孫中山效仿蘇俄實行由國民黨領導造國與建國的黨治方略本身并不存在倒退,只是選擇了另一條實現民主共和的道路。其中的問題在于孫并未清楚意識到俄國革命與建國方略是俄國文化的產物,更不清楚俄國革命與建國方略必須植入中國文化土壤才可能最終實現他的理想。在辛亥革命初期,孫輕易接受了西方資產階級革命的理念,經過十多年奮斗與失敗才終于意識到把西方自由平等觀念與革命建國理念用于中國離事實太遠”(41)。但他卻未因此而聯想到運用俄國革命建國理念離中國的事實也不太近,如何在中國文化的地基上運用俄國革命建國理念與方略也不是拿來主義可以成功的。當然,孫并非完全沒想到運用俄國革命建國理念與方略不能完全照抄。在與蘇俄結盟時,他明確表示,“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均不能引用于中國”(42)。改組國民黨后,有日本記者問及孫所主倡之三民主義是否再制列寧踏襲列寧等之所說時,他明確表示,決非如此,并詳細解釋說,國民黨的三民主義首淵源于孟子,更基于程伊川之說三民主義非列寧之糟粕,不過演繹中華三千年來漢民族保有之治國平天下之理想而成之者”(43)。同樣意義的話孫中山多次談及,依其所言,他在主觀上并不接受俄國布爾什維克的思想,仍依從中國的文化傳統。這就給國民黨帶來了一個極大的難題:指導革命建國的文化觀念與踐行革命建國的政策策略之間存在巨大差異。孫要實現他的理想,就必須化解這一差異,把俄國革命建國的思想和政策策略中國化。但是,孫中山還未來得及完全理解上述對立就早早去世了,留下了一個關系到他的理想最終能否實現的巨大歷史難題。

                         

                        三 國民黨向傳統文化的全面回歸與失誤

                         

                        國民黨在俄國的直接支持下踐行俄國革命建國方略成效十分顯著,但二者之間矛盾沖突的爆發也十分迅速。1927年,孫中山事業的繼承者與幫助國民黨強大起來的俄國走向了決裂。這一事變的直接導因是政黨利益之間和國家利益之間的沖突,但深層的原因則是思想文化的沖突,而且后者發生的時間更早。其表征是戴季陶主義的出現。

                         

                        眾所周知,在國民黨與俄國結盟的過程中一直存在沖突,乃至出現了西山會議事件導致的國民黨內部分裂。但這些沖突并無明確的思想文化基礎,戴季陶雖最終未參加西山會議的分裂活動,但他卻為國民黨與俄國的決裂制造了頗為明確的思想文化依據。1925年,孫中山去世不久,戴發表了盡人皆知的兩本小冊子《孫文主義的哲學基礎》和《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對孫中山的中國文化觀及國民黨與共產黨(實際是俄國革命建國理念)之間的對立性做了全面闡論。當時的共產主義者和當代學人對戴季陶主義進行了長久而廣泛的批判,既存的論著絕大多數認定戴背叛了孫中山,為反對共產黨、為國民黨一黨獨裁建樹理論依據,是蔣介石時期國民黨的意識形態基礎。這些評判無疑都是正確的,但從更深層次看,戴季陶主義的出現也還可有不同的解釋。前文論及,孫中山選擇俄國革命建國方略后,未能解決如何將產生于俄國文化“地基”上的政治體系與中國文化土壤融為一體的重大問題,戴自然也沒有能力把二者統一起來,而是把二者的對立理論化。他說,“中山先生的思想,完全是中國的正統思想,就是繼堯舜以至孔孟而中絕的仁義道德的思想”,“是直接繼承孔子的思想來發揚光大的”。“是二千多年來中絕的中國道德文化的復活”(44)。因此,在國民革命進程中”“絕不能用唯物史觀做最高原則”(45)。按戴所說,孫中山完全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傳人,他的思想與建筑在俄國文化地基上的政治方略必然不具相容性。但戴在發表這兩個小冊子時,國民黨仍然在全面實行俄國革命建國的政治策略方針,戴既未說明國民黨當時的政治方略只是臨時措施,更不可能提出在臨時措施之后的一套與純粹中國傳統文化相適應的新政治方略。因此,戴把孫中山的思想離分為能作所作兩部分,以圖解決這一理論難題。他說,孫中山思想的所作部分,是指政治的主張能作部分,是指關于道德的主張”。在能作方面,孫中山“繼承古代中國正統的倫理思想”,是“中國繼往開來的圣哲”。在此方面,戴從他的理解出發講得頭頭是道,似乎道明了孫中山價值觀與俄國革命思想的根本對立。在“所作”部分,戴的論述就顯得頗為力不從心,他說,孫中山“所作的方面,全部是從改革現代世界的經濟組織、國家組織、國際關系上著眼,創造最新的理論和實際”。此論顯得宏大而空泛,其中最多只能道出孫的民生主義不是俄國的社會主義,中國階級分化不充分,不能實行階級斗爭,并未指出孫中山在政治經濟制度與組織問題上究竟有何重大創造,更未講明國民黨當時實行俄國式的以黨統軍、以黨治國有何不當及應該如何改進。他泛泛說了一番就又把話題轉到孫如何繼承和傳播傳統文化,如何用傳統文化教導人民樹立民族自信心之上(46)。單就理論而言,戴把孫中山的思想分為能作所作兩個層面,似乎可以對國民黨在思想文化上反對俄國,在政治方略上效法俄國做出解釋,但這樣的解釋就將在理論上把孫中山思想分裂為對立的兩個維度,同時也不合乎戴本人在政治上反對俄國的思想。因此,戴季陶只好對孫中山曾效法、當時的國民黨仍在效法的俄國政治方略視而不見。他的理論的形成,實際上進一步放大了孫中山效法俄國革命建國方略時留下的文化不相合問題。

                         

                        蔣介石統一中國后,的確如當代眾多論者之見,全面接受了戴季陶的理論,這決定了蔣介石時期的國民黨的思想文化基礎與政治形態的嚴重分裂。192810月,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葉楚傖在其《由黨的力行來挽回風氣》一文中說,中國本來是一個由美德筑成的黃金世界,只因為滿清入主,西洋文化和共產主義輸入,才將社會風尚”“攪成落花流水”(47)。蔣介石亦說,新文化運動、共產主義傳播把中華民族固有的倫理、道德、精神、文化鏟除唯恐不盡使中國民族從精神上陷于絕境”(48)。蔣提出要復興民族復興國家,就“先要恢復中國固有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民族道德”(49)。出于這一認識,他在執政期間發表了《中國之命運》《三民主義之體系及其實行程序》等一系列闡釋國民黨必須全面以中國傳統文化為思想基礎的著述。他說忠孝是四維八德的根本為國家盡全忠,為民族盡大孝中國教忠教孝的極則。又強調是救世的基礎。智仁勇三達德中,仁為最要。他說:智的內容是什么?就是知仁’”仁的內容是什么?就是博愛,在倫理方面推演出來,就是以天下為公的三民主義勇的內容是什么?就是篤行,就是勇于行仁’”。這就是說,人的思想、行動,都必須在儒學的“仁”這個中國傳統主流文化核心之上統一起來。人的價值在于思仁與行仁,一切個人只有為“仁”去“創造”“奮斗”和“犧牲”才有價值(50)。蔣的這一提倡,在理論上的確把民國黨的思想基礎與俄國傳來的共產主義之間的對立分別得十分清楚。蔣不僅為國民黨治國規定了基本的思想文化理念,而且先后發動新生活運動本位文化建設運動,前者旨在全社會推進中國傳統文化的恢復與實踐,后者意在社會上層實現中國傳統文化影響力的復原。

                         

                        與戴季陶一樣,蔣介石在運用政權的力量全面推動中國傳統文化復原的同時,并未提出一套可以完全取代俄國革命建國政治方略的治國政策方針。1928年,國民黨統一中國后,立即頒布《訓政綱領》和《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組織法》,規定中華民國于訓政時期開始,由中國國民黨代表大會代表國民大會領導國民行使個體政權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時,以政權付托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執行之”(51)。國民政府則總攬中華民國之治權,并統率陸海空軍”(52)。這些重大政略并非臨時方針。1931年,國民黨制定《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把《訓政綱領》與《國民政府組織法》全部列入其中(53)。以黨統政的黨治原則成為并無明確期限的訓政時期大法。大法盡管規定軍隊由國民政府統率,但政府在黨治之下,實際仍然是國民黨統率武裝力量。盡管國民黨此時與俄國布爾什維克黨和政府早已決裂,但其制訂的法規和大政方針從基本原則到操作程序都未脫離俄國布爾什維克黨的治國范式。如此,國民黨便把文化基礎與實際政治體系的不相容轉化為正式的國家體制。

                         

                        此后,蔣介石一直致力由他能左右的國民黨一派和他培養起來的黃埔黨軍鞏固統治,力圖成為高度權威的政治領袖。但他似也未意識到國民黨實行的黨治與他竭力闡揚的傳統文化并不契合。蔣介石并無能力,也無思想依據造成一個像斯大林的黨一樣能威加全國的執政黨,只能靠他一派國民黨和黃埔黨軍控制政權,實際上就陷入了黨同伐異的格局,而且一直行進在黨同伐異的軌道上。這就使國民黨治國的思想文化基礎與現實政治制度的分裂更為嚴重。

                         

                        蔣政權思想文化基礎與實際政治運用的分裂還不僅僅如此。前文提及,孫中山在轉向俄國拋棄西方之際,保留了地方自治論。地方自治創生于西方古羅馬時期,在近代演化為建立在社會契約觀念基礎上的地方自治組織。中國古代亦存在鄉村自治,但那是小農經濟條件下,以鄉村士紳、權勢人物為主導制訂鄉規民約實行家族式管理,正是中國社會分散性的體現(清末預備立憲所議的地方自治除外);出自西方的地方自治則是一種以社會契約為紐帶的社會整合方式,二者性質完全不同。蔣在南京國民政府成立時,也把西式地方自治納入了治國方略。《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規定,“各縣組織縣自治籌備會,執行建國大綱第八條所規定之籌備事項,縣自治籌備會之組織以法律定之”(54)19399月,國民政府公布《縣各級組織綱要》,開始推行新縣制建設,地方自治被正式提上日程。對源自西方的地方自治如何在中國文化土壤上生根,國民黨也缺乏充分的論證,未找到妥當的辦法,只是簡單規定,縣設縣參議會,由鄉鎮民代表會選舉參議員組織鄉鎮民代表會之組織由本鄉鎮之保民大會選舉二人組織之保民大會之組織由每戶出席一人構成。甲之民意機關由本甲各戶戶長組織之”(55)。這一規定顯然不是個別人的見解,而是國民黨最高層意旨的體現。蔣介石在1939年就說過,中國的家族制極為發達,如果以個人為基礎,一切由公民議決,將無法應付嚴重紛亂環境,唯有沿用家族制度以為嚴密民眾組織之基礎,乃可以執簡而馭繁”(56)

                         

                        蔣看到了在中國實行西式地方自治存在的文化沖突,但他的見解并沒有轉化出一套把二者統一起來的措施,只是把最底層甲一級的民意機關設定為戶長會議以體現家族關系與自治制度的結合。這顯然過分簡單,只是把西式地方自治生硬栽在家族文化之上,不可能解決地方自治在中國水土不服的問題。據1943年統計,全國規定實行新縣制的1106縣中,召開臨時參議會者321縣,僅占29%,召開鄉鎮民代表會者203縣,僅占18%,召開保民大會者507縣,占48(57)。這是當時按地方上報情況的統計,其中水分不少。數據中保民大會已召開近半數尤靠不住。這從四川新縣制實行中的個案可以窺見。四川是第一批試行新縣制的地區,直至1948年尚發生南部縣富驛鄉民意機關選舉引起糾紛數月無法進行之事。此后,縣政府下令再選,對立雙方各糾集武裝警衛各三百人左右(據聞內有土匪甚多),各占附場山頭及斷絕四周交通干線,阻止對方代表入場參選,其間竟至發生槍擊傷人事件(58)。此類事例在四川縣級民國檔案中多有記載,足見國民黨的西式地方自治與本土文化之間的沖突何等激烈。保一級是國民黨治理更為薄弱的環節,召開保民大會徒具虛名者更多,新縣制在這一級的推行狀況不難想象。統計中保民大會召開的數據顯然不實。當時,中國尚處于傳統農業社會,鄉民毫無法制觀念,馬上進行鄉村選舉,不能成功自是必然。四川村民選舉時,家族和利益群體為些小權益即動武相爭,表明中國鄉村的真實情況與法制社會還存在十分遙遠的距離,西方建立在社會契約觀念基礎上的地方自治在中國尚根本無立足之地。

                         

                        蔣介石時期的國民黨在國家層面實行俄國式的以黨治國,很快演變為黨同伐異,導致了當代學界所說的國民黨新軍閥混戰和無休止的派系斗爭;在基層實行的地方自治則多成鄉村家族勢力或小利益派別之間內斗的場合。國民黨既無法整合高層政治,也無法整合基層社會。這顯然會在一個很重要方面削弱國家的綜合實力。

                         

                        艾奇遜曾指出,國民黨的權力人物思想守舊,頭腦充滿著保守主義、封建意識、自私自利,狹隘的偏見和類似的種種限制。蔣介石本人也心懷保守的觀念,企圖在做領袖的同時做圣人”(59)。這一評判可謂恰當。蔣介石在文化觀念上十分保守,以做圣人為目標,同時又要做現代國家的政治領袖,他的人格同國民黨的文化選擇與政治選擇一樣處于分裂狀態。這就在更深的層次上注定了國民黨大陸政權的崩潰結局。

                         

                        中國皇權制度延續了兩千多年,其間未有過任何類似于古希臘奴隸民主制歷史過程,更未曾有過西方平民社會的公民權利運作實踐。在皇權制驟然結束后,要立即建構議會民主制的新國家完全不具可能性。但孫中山未及考慮這一個難題,完全按照發動革命時選定的西方文化及其派生的制度體系以建立中華民國的政治權力結構和運作體系,結果僅造成了一個可供實力派利用的民主共和符號。在遭遇多次失敗后,孫中山終于放棄選定的西方文化及其派生的政治模式,在共產國際和中共幫助下改組國民黨,轉向了產生于俄國土壤中的俄國革命建國方略,實行俄國式的以黨治國。這一選擇產生了十分顯著的效果,在三年多時間內就實現了他多年夢想打倒武人專政的目標。但是,由于孫中山未能解決如何才能使產生于俄國文化地基上的政治方略在中國文化土壤中生根的問題,甚至在很大程度上還未意識到這是一個必須解決的重大問題時就去世了,把一個極其重大的難題留給國民黨的后繼人。在眾多實力人物中脫穎出來的蔣介石,在國家政治上繼續實行俄國式的“以黨制國”政策,并在實際運作中把“黨治”蛻變為“黨同伐異”;在基層推行西方式的“地方自治”;在文化上則全面回歸中國傳統,造成了政權的思想文化基礎與執政方略、社會治理政策的雙重分裂。國民黨大陸政權的很快崩潰原因眾多,但更深層的原因則是它始終未能把思想文化基礎與政權運行方略統一起來,始終未能達成政治與社會的高度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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