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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政治史 【字體:

                        趙立彬:民國初年孫中山對名譽事件的反應

                        作者: 文章來源:《廣東社會科學》2017年第1期 更新時間:2017年08月29日

                        摘要:民國建立后,孫中山第一次以政治領袖的形象活躍于國內歷史舞臺,所經歷的諸多政治事件同時也具有名譽事件的性質。尤以在任臨時大總統時的“漢冶萍借款案”和卸任后的“比款”風波,影響巨大。孫中山對各類名譽事件的反應有剛有柔,有時傾向于妥協,有時奮起捍衛,其背后有不同的目標和條件分別支配,受制于當時的政治環境,也對后來的歷史進程產生深遠影響。

                         

                        關 鍵 詞:孫中山/名譽事件/民國初年

                         

                        1911年底從海外回國就任臨時大總統,至1913年二次革命失敗后再度流亡,是孫中山第一次以政治領袖的身份在中國國內歷史舞臺上活動的時期。孫中山的個人形象和名譽,不僅對于其本人,而且對于當時政局,都具有重要意義,亦影響后來歷史。無論在臨時大總統任上,還是卸任之后的一段時期,孫中山所經歷的許多政治事件,同時也具有名譽事件的性質,其中有正面的,也有負面的。孫中山如何看待和應對這些名譽事件,特別是負面名譽事件,聯系當時復雜環境,值得深入剖析。

                         

                        一、民初孫中山個人形象與聲譽的建立

                         

                        孫中山較早在革命黨人中確立了崇高的威信和革命領袖形象,但主要反映在海外華人和留學生之中,直至辛亥革命前夕,國內輿論和民眾對孫中山的認識,仍很不充分。武昌起義后突如其來的革命形勢,為孫中山形象和聲譽的建立創造了空前的條件,在原來幾乎一片空白的基礎上,孫中山的個人形象和名譽迅速樹立起來。

                         

                        辛亥革命在觀念和制度上創造了一個舊王朝完全不同的國家,孫中山的形象從一開始就帶有強烈的現代色彩。作為一個體制外的革命者,孫中山展現了代表新時代、沒有舊王朝和舊制度負面烙印的形象,輿論宣傳也極力突出這一點。孫中山甫任臨時大總統,《申報》介紹孫中山的故鄉和家族時,特別提到,孫氏家族……現居鄉者僅得一人,歷來無人考試,及捐納職銜之類,不受滿清半點之污。今一鳴驚人,杰出而為中華民國破天荒之大總統,可謂盛矣。聞孫家七、八十年來,且未曾納過一文錢糧,尤可謂清白。”②孫中山抵達國內后,各地賀電紛至沓來,投刺相訪者絡繹不絕,③《民立報》評論孫中山為“革命家之泰斗”、“東亞自由之神”。④許多人將孫中山比作華盛頓、拿破侖,美國友人來函祝賀,干脆稱其為“中華民國的國父”⑤,這或許是在各種文獻中第一次以“國父”稱譽孫中山。

                         

                        如果說在臨時大總統任上,孫中山的這一形象還主要局限在南方革命黨勢力控制的區域。到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統時,則迅速形成南北輿論相對比較一致的評價,達到了民初孫中山個人名譽的頂峰。孫中山虛位待袁被譽為推賢讓功,有謂孫中山清風亮節真足以為我共和國民之模范,立天下萬世之師表而無憾;也有謂孫舉袁世凱為總統大公無我高不可及;即使在革命初期保持對革命批評態度的《盛京時報》,也罕見地刊載稱頌孫中山的評論,尊孫中山為圣品自然,這一名譽高峰的形成,是以孫中山被迫放棄實際政治地位為前提的,袁世凱和北方政治勢力取得實利,并不吝惜對孫中山的空頭贊揚。孫中山和革命黨人出讓了他們本來也無實力掌握的權力,而收獲了“首倡共和”、“功成身退”的名譽,也算是革命為數不多的成果之一。

                         

                        1912年下半年,圍繞授勛問題,孫中山的個人名譽又一次引起關注。10月上旬,袁世凱頒布臨時大總統令,謂現在舉行國慶紀念典禮,深維民國創業之勞,允宜贈授勛位,旌顯元功,特授孫中山、黎元洪以大勛位,黃興、唐紹儀、伍廷芳、程德全、段祺瑞、馮國璋勛一位。孫中山復電辭謝,表示十余年來,持平民主義,不欲于社會上獨占特別階級,若濫膺勛位,殊與素心相違授勛一事,對孫中山并無實際意義,辭勛與辭去臨時大總統一樣,得到一般好評。但時過境遷,輿論也有謂此次授勛以現任大總統,封賞前任大總統,實屬民主國之奇聞”、“共和國之創例”,⑨不以為然。孫中山對此十分明了,致書袁世凱,一再固辭,即使袁世凱派人親送勛書,也表示“當今國家基本未固,尚非國人言功邀賞之時。國家所認以為功者,個人方將認為一己對于祖國所當盡之義務,而無絲毫邀賞希榮之心。文不敏,竊愿以此主義為海內倡”,聲明一俟有便,將托人送京奉還。⑩實際上,自1912年下半年到1913年上半年,孫中山已在策劃如何從財政、外交、軍事各方面預備與袁世凱政府的抗爭,虛銜與空名已不在重點考慮之列。袁世凱政府善后大借款后,孫中山和他的同志們又重新恢復革命者(在袁政府和國內一般輿論中則為“叛亂者”)的姿態,再起革命,人言物議,已經置之度外。孫中山形象與聲譽在此期間確立和變化的過程,在探討其回應名譽事件的態度和做法時,是需要先予了解的。

                         

                        二、臨時大總統對名譽事件的辯護和處置

                         

                        在臨時大總統任上,孫中山和南京臨時政府的實力和作為有限,執政的實際意義難以高估。新政府和領袖個人的名譽,倒反而比政策及執政實效更為引人注目。造成名譽損失的事件,大多是由于臨時政府在一些具體問題的應對上進退失據而引發,個人名譽往往與新政府的名譽緊密聯系在一起。由于北方尚處于敵對狀態,對孫中山和新政府的攻擊和批評在性質上另當別論,孫中山所顧忌和需要應對的名譽問題,主要來自于南方革命勢力控制的地區,特別是來自于革命黨人內部。

                         

                        在一方面處于政治弱勢,一方面又要盡量維護南方內部團結的情況下,孫中山對于一般名譽事件,反應不甚激烈。如191239日,廣東《七十二行商報》刊載以南京同盟會本部名義發表的電文,有上海各報都被買收之語,上海日報公會及各大報館聯名致電孫中山,要求孫作為同盟會會長,予以澄清。(11)孫中山復電上海各報館,聲明同盟會本部并未發過此項電文,在寧本部亦無各省分會之組織。該報所載,實與本會無涉,此事完全屬于名義被人妄用(12)除致電報館外,還通過《民立報》通電各政黨,(13)但也僅如此而已。

                         

                        除此事關涉同盟會,另一類似事件主要針對臨時政府。1912326日,章太炎在《大共和日報》刊登《詰問南京政府一等匿名印電》,對該電所云章太炎主張建都北京,袁世凱擬以功授以教育總長或最高顧問之職、并要求晉京陛見一事,提出詰問。(14)327日早晨,孫中山為此事復函章太炎,說明該電系奸人偽托,并已下令電局查報,復函中也只是解釋道:其人心事無賴,而造語不通,不足當識者一噱也。又寬慰章太炎:時局雖稱大定,然圖治未見加奮,思亂者仍猶未已,于極無聊賴中,猶欲試其鬼蜮。民德如此,前途大可憂也。”(15)在泛泛而論中,力圖將具體事件予以淡化。

                         

                        臨時大總統面臨的最嚴重的名譽風波,是漢冶萍借款事件。此事雖是以臨時政府名義進行,但直接影響孫中山的個人名譽。在財政窘迫、軍需緊急,而所有籌款微乎其微的情況下,向外借債成為臨時政府不得不謀求的主要籌款途徑。臨時政府初擬以招商局局產為擔保,向日本資本組織商洽借款;后擬以漢冶萍公司為抵押,向日本洋行借款。前者由于招商局多數股東的抵制,國內其他政治勢力意見相左,借款未能成立。(16)后者打算通過逃亡日本之漢冶萍公司總經理盛宣懷進行,原本設想由公司自借巨款,由政府擔保,多借數百萬轉借與臨時政府。但盛于1911年末逃亡大連時,已與日方策劃將漢冶萍公司改為中日合辦,孫中山亦于是時與日本三井洋行議及中日合辦,遂退而謀求合辦,以便取得款項。1912126日,臨時政府、漢冶萍公司、三井物產株式會社在南京簽訂《漢冶萍公司中日合辦草約》,規定公司股本為日金5000萬元并由中、日合資辦理(中、日各半),公司續借日金500萬元,作為日人投入公司股本;由漢冶萍公司借給臨時政府500萬元。22日,孫中山、黃興分別以中華民國總統、陸軍總長名義簽署承認臨時政府與日本三井洋行訂立借款續合同,三井洋行代漢冶萍公司備款日金250萬元,借與臨時政府。(17)這一復雜過程的要點,是以南京臨時政府核準漢冶萍公司中日合辦為先決條件,由公司自身產業抵借,再假手三井會社轉交臨時政府借款。(18)

                         

                        漢冶萍借款簽約后,遭到各方面的反對和輿論的猛烈批評。各報連續報道了臨時參議院和一些議員反對、質問合辦與借款的情形,特別提出,參議院為全國輿論之代表,以代表全國輿論之機關而起風潮,是不啻全國輿論隱隱皆起風潮也。全國之輿論而隱隱皆起風潮,是不啻全國之人咸與政府為意思之抵抗也。”(19)又紛紛刊登反對漢冶萍公司合辦的電文和來稿,《申報》自223-25日,連續刊載民社聯合各地共和會具名的《漢冶萍合資公揭》,表示全國人民無不痛心疾首,自應迅速取消前議,發布以鄂湘贛三省人民公啟名義的傳單。(20)《申報》評論指出,“新政府之種種失機,皆此一念之虛驕誤之也”,要求臨時政府“急宜痛除虛驕之習”。(21)

                         

                        除一般輿論外,對于南京臨時政府來說地位極其重要的章太炎和張謇,對漢冶萍公司合辦提出了強烈的批評和指責,對孫中山個人名譽提出了嚴厲的責難。章太炎于報端撰文并致函孫中山,首先指出,無論從道理上,還是從程序上,漢冶萍借款簽約一案都不能成立,大冶之鐵,萍鄉之煤,為中國第一礦產,坐付他人,何以立國?其次,指出此事導致孫中山與盛宣懷同被惡名,警告以執事(指孫中山——引者注)之盛名,而令后來者指瑕抵隙,一朝蹉跌,自處何地?還為孫中山指示了一個解決辦法,即通過召盛(宣懷)使募即可,而不要將國家權利和個人名譽陷入困境,“令國喪主權,身冒不韙”;希望孫“及今事未彰布,速與挽回”。(22)

                         

                        時任臨時政府實業部總長的張謇亦持反對意見,在得知借款事后,立刻急電孫中山,請出以慎重;又致函詳細闡明理由,揭露盛宣懷的個人品德,指出吾政府不加深察,一受其餌,則于國防,于外交,皆為大失敗。……民國政府縱不能有善良政策為國民所謳歌,亦何至因區區數百萬之借款,貽他日無窮之累,為萬國所喧笑?”(23)并憤而辭職。

                         

                        這一事件發生之初,孫中山、黃興等還是極力想把借款事情辦成,以扭轉臨時政府的財政被動,因而并不把名譽問題放在第一位考慮,反而樂觀地估計,今日所見為獨占無二者,他日當使競爭而并進。于眾多礦中分一礦利與日人,未見大害,否則以一大資本家如盛氏者專之,其為弊亦大。對于輿論喧嘩,尚不以為然,認為輿論于此,未必深察。(24)但對于臨時政府內部章、張二人的態度,則高度重視。在收到章太炎第一封信后,孫中山立刻復函,表示此事弟非不知利權有外溢之處,其不敢愛惜聲名,冒不韙而為之者,猶之寒天解衣付質,療饑為急。”(25)孫中山向章介紹了南京臨時政府面臨的現狀和財政危機,指出章所提出的解決問題的建議不能解目前之急;章太炎提出的權利外溢的后果并非不知,名譽犧牲的后果,無論是對于臨時政府,還是對于個人名譽,也都十分清楚。但孫中山此時決策的出發點,是綜合比較,兩害取輕,至于急不擇蔭之實情,無有隱飾,則祈達人之我諒。”(26)

                         

                        在覆張謇函中,孫中山以同樣的理由說明了合辦借款之必需,也以同樣的比喻向張解釋不得已的苦衷,表示惟度支困極,而民軍待哺,日有嘩潰之虞,譬猶寒天解衣裘付質庫,急不能擇也,希望張站在臨時政府立場考慮,轉移輿論,幫助臨時政府度過難關,特別請求先生一言,重于九鼎,匡救維持,使國人縱目光于遠大,為將來計;而亦令政府迫于救患之苦衷,權宜之政策,免為眾矢之的。”(27)

                         

                        與此同時,孫中山極力爭取借款案在程序上的合法性,避免臨時政府和個人在名譽上進一步陷入困境。1912212日,參議院以漢冶萍及招商局抵押借款違法,質問臨時大總統。(28)18日孫中山咨覆參議院,說明漢冶萍借款并無違法。(29)23日,參議院以孫中山之答復疑問尤多不得要領,再次提出質問,并要求即日派員到院答復。孫中山亦鄭重作了答復,并派總統府秘書長胡漢民到參議院,將關于漢冶萍借款各種相關文件攜交討論。(30)

                         

                        為漢冶萍合辦事,孫中山在內部解釋和政府運作上費盡周折,但最終還是各省反對,輿論嘩然,只好命盛宣懷宜早設法廢去此約。”(31)322日,漢冶萍公司在上海開臨時股東會,全場一律反對合辦。(32)這些過程,牽扯了孫中山大量精力,最終不免臨時政府和孫中山個人名譽均受到重創。雖然對章太炎、張謇作了苦口婆心的工作,但沒有也不可能得到他們的接納。在得到孫中山初步解釋后,章又來函仍申反對意見,口氣則更趨嚴厲。章太炎不同意孫中山以解衣付質為比,反勸孫中山不要倒行而逆施之,指出孫所做、所慮的一切奈輿論不直何?奈國命將覆何?”斥孫中山和黃興為“為私賣國產之人。……自是長與奸諛同列,終為不義,弗可沒已”,深為“痛惜”;章太炎特別提及孫中山的革命經歷以及所積累的革命威望,希望孫“勉修明德,以待第二期之選任”,不要“自點令名”、“昧于取舍”、“強拂輿情”,以冒天下之不韙,否則“惟有要求割席”,相與決裂。(33)

                         

                        在臨時大總統任上,孫中山對于名譽事件,優先考慮的仍是政治大局,力圖使臨時政府的工作和全國革命的形勢趨于有利方向,即使付出名譽代價,亦在所不惜。在漢冶萍案等事件的處置過程中,有限的應對,與其說是為了名譽,不如說更多的是為了革命黨和臨時政府內部的團結。但結局確實失多得少,陷入極端不利的名譽困境。究其原因,當時形勢的發展,沒有可能按照孫中山的愿望進行;臨時政府和孫中山在既緊急又窘迫的巨大壓力下,對策局促而無力。這些都反映了孫中山和臨時政府在面臨苦衷的情況下,沒有能力也沒有經驗來使事件得到較為圓滿的解決,后來者深應以同情理解。

                         

                        三、卸任臨時大總統后孫中山對個人名譽的捍衛

                         

                        孫中山卸任臨時大總統后,因辭職換取的聲望上升,而實際政務壓力驟減,在一段時期內,處于個人名譽的高勢能狀態。在野的孫中山,主要從事巡視、宣傳,在各處演講談話,宣示政見,多數場合受到熱烈歡迎和普遍稱頌。有時其政見也遇到一些誤解、曲解和反對,但一般而言,這些針對政見的批評并未對孫中山的名譽造成多大損害,孫中山的應對余地也比較充足,多數情況下取和緩態度。主要表現在:

                         

                        一是通過正面宣傳,詳釋政見,對相關批評指責不過多辯解。民初孫中山倡導實業建設,鐵路是其中最為重視的內容。針對孫中山所提出的一系列鐵路政策,熱議蜂起,其中質疑、反對的聲音十分強烈,有詰難侵交通部之權的,有懷疑所規劃鐵路線是否為今日所需的;有暗諷不切實際、白日做夢、謂借款筑路為西晉之清談的;更有以實業奪命之大偉人來諷刺孫中山的。(34)10月中旬,《時事新報》連續刊載記者斐青的社論,反對孫中山鐵路政策。(35)凡此種種,孫中山主要通過反復演講、解釋,進一步說明自己的觀點,而很少直接反駁。

                         

                        二是有針對性地補充闡明,公開辯誤。例如對于滿蒙棄置說,《時事新報》記者將孫中山與《大陸報》記者談話中關于滿蒙問題的觀點,指稱為滿蒙棄置說,引起軒然大波。如果被看作主張放棄國土,對政治人物的名譽損害不可想象,為此孫中山通過同盟會控制的《民立報》作了公開的辨白,發表了一篇專題社論,指出《時事新報》記者將孫中山所談滿蒙問題當作滿蒙棄置論盡屬誤會,相反,孫先生為一代人豪,愛國巨子,豈肯倡此謬言?強調孫中山對于蒙藏,實以為切膚之痛,在談話時胸中卻含有無限憤恨之氣,未便形于言詞,遂乃見諸顏色,以為滿蒙國竟為強暴者所并,中國亦必力圖恢復,不能以其亡而聽之。……又何嘗有絲毫棄置滿蒙之意乎!”(36)

                         

                        三是及時更正,厘清一些明顯的技術上的誤解。1912512日,孫中山在廣州與報界公會主任朱民表談話,提到某報記者所言之累進稅,與自己所主張的照價抽稅無所差異,而記者誤記成即我所言之平均地權法,并公開刊載于《民生日報》。(37)次日,孫中山即致函《民生日報》,糾正記者對其言論的認識,指出夫平地權者,政策之總名也;照價抽稅者,平均地權之辦法也。總名與辦法,固不容混而為一,然此中之誤,自顯而易見,不足作為辯論之根據也。對于在此誤解前提下引申出來的無謂爭辯,如平均地權即中國歷史上的井田、“均田”,指出純屬“節外生枝”,恰好與孫中山主張“平均地權”的立意相反。(38)

                         

                        圍繞政見的討論和批評,雖也會影響到孫中山作為政治人物的形象,但至多屬于個人判斷力、國情認知能力、政見落實可能性方面的爭議。與在任臨時大總統時不同,此時孫中山已經不負政府責任,真正能造成名譽損害的,已不是與政府、政治及政策緊密相關的事件,而更多地顯示為直接與個人品德相關的事件。其中最重要的,是與金錢財物、私德誠信有關的事務。這些問題,構成了卸任臨時大總統后孫中山面臨名譽事件的主要部分,而且是必須予以重視并及時回應的。

                         

                        其一是關于建屋問題。南北統一后,不少革命黨人一夜暴富,衣錦還鄉,筑舍造屋,比比皆是。其資金來源與革命有無關系,少有人深究,即便有關,亦不足為奇。關于孫中山,有傳聞在辭去臨時大總統職務后,將到澳門隱居,并傳在澳門建屋。為此,1912520日,孫中山接受《士蔑西報》記者訪談,否認關于將隱居澳門之傳聞,并解釋人們傳言孫氏在澳門建屋,其實是自己的兄長所居住,不是孫中山本人居住。(39)

                         

                        其二是關于鐵路總公司開辦費問題。1912910日,袁世凱特授孫中山以籌劃全國鐵路全權,組織鐵路總公司,由交通部撥3萬金為開辦經費。(40)當時已有輿論批評此事未經參議院認可,反對孫中山以私人名義接受。(41)孫中山在北京訪問期間,多次以記者招待會、茶話會等形式予以解釋。914日,在迎賓館招待40多家報館記者,表示鐵路總公司事,奉總統委任,系承辦之工頭,并非職官;每月所領3萬元,并非俸給,將來仍歸返國家。(42)15日又與黃興等在北京迎賓館開茶話會和晚餐招待參議員,指出總統代表國家下此命令,自己當然可受此命令,無所謂不合法律;政府月撥經費3萬元,只是國家補助民辦公司,這在各國為常有之事,公司成立后照數歸還,僅得不出利息之便,無涉預算,無庸先得參議院許可。(43)總之這筆開辦費,第一沒有落入孫中山私囊,第二不能說是私相授受。這一表面歸于私德的問題,背后實際上是政治問題和黨派之爭,口頭辯解的效力,未必敵得過政爭的需要(有記者觀察到,孫中山進行解釋的會場上,共和黨、民主黨議員皆態度沉默,情形冷淡(44)),但是,主動對構成公眾關心的問題進行澄清,仍為當時政治斗爭之必要。

                         

                        關涉金錢的影響最大的事件,當屬比款一案。1912420日,同盟會員黃復生、朱芾煌自北京來電,向孫中山報告13日北京《中國日報》、20日《國民公報》刊載孫中山私攫比款50萬、以30萬餉同盟會等語,指出事關本會團體及公個人名譽甚巨,望將前次認募各款出處明白宣布,以釋群疑,并電袁總統查辦。此時孫中山已到廣東,電文發給廣東都督陳炯明轉達。(45)第二天,朱芾煌又從北京致電上海中國同盟會總機關部,轉達孫中山,告為比款事,已向《中國日報》經理詰問證據,經理回答并無實證,但表示如果孫中山能將此款來歷宣布,他們可以負責更正,“否則靜俟法堂裁判”。(46)

                         

                        此事源起于3月臨時大總統交接之際、唐紹儀組閣之初,因六國銀行團堅持以監督中國財政為條件,唐內閣與銀行團借款談判之外,轉向比利時華比銀行借款。該項借款,部分由唐紹儀交南京臨時政府辦理善后。(47)其具體用途,唐始終不能說明究竟。當時政權交接,形勢混亂,款項是否有一部分進入個人私囊,根本無法厘清。但沒有證據顯示孫中山個人私用了這筆款項的某一部分,從孫中山革命時期家費來源看,也無私用此款的需要。(48)當然,即使不用于個人私費,如果不經過正當程序,將此款私下補助同盟會,也會影響同盟會的名譽,間接影響到同盟會的首領孫中山。孫中山對此事非常重視,立刻自廣州復電,表示“今國內有同盟會改立政黨之議,各債主多愿報效,此捐助同盟會30萬之由來也。但政府尚未還款,而此30萬亦未交付。……政府尚負同盟會巨債,焉有同盟會受惠于政府之事?私攫比款,尤為無稽,直斥該報造謠,并感慨今日人心卑劣,惟利是趨,厭世之心不禁大發,毀譽之來,早已度外置之矣!”(49)

                         

                        黃復生、朱芾煌均為黨內同志,兩人都在孫中山領導的南京臨時政府擔任過工作。孫中山指出北京報紙的電文本不值辯”(50),故而對自己同志作出簡單的說明即可。不意此案形成較長時期的風波,6月下旬,演化成為南京臨時政府解散時孫中山接受賄銀作為政治交換條件的丑聞。625日,孫中山在上海接受《大陸報》記者采訪,記者問,是否聽聞外間傳孫中山在南京任臨時大總統時收受賄賂100萬元才答應讓位于袁世凱,孫表示:此款我實未見,大抵傳播此種謠言之各報紙,應給余此數也!南京政府所有款項,悉歸財政部收支,一切余不過問。故余聞此謠言,即馳電向唐紹儀詰問。”(51)考慮到此事已經變成滿城風雨的名譽事件,孫中山接連電致有關各方,要求予以澄清。629日,孫中山致函袁世凱、國務員、參議院、財政部、各省都督并唐紹儀、陳錦濤等,鄭重要求:報紙喧傳文私受比款百萬。比款用途,財政部有底帳可查,請詳細宣布,以昭大信。此事為國家名譽、政府信用、國民道德所關,政府應有明白宣布之責。如文受賄之事果確,國法具在,甘受不辭。倘實為少數私人平空捏造,更豈能任其逍遙法外?而南北報紙喧傳殆遍,政府諸公坐視不理,文一人之信用不足惜,寧不為國家信用計乎?孫中山對因黨爭而無端產生如此卑劣的謠言感到十分憤怒,認為自己的個人名譽足以影響新建民國的國家名譽,“文毀家奔走國事迄數十年,共和告成,雖不敢自居有功,亦自信未有大過。而以黨見紛爭之故,少數私人競不惜以毀文一人之名譽者犧牲中華民國,該輩造謠毀謗之徒,清夜捫心,寧無汗背。”(52)

                         

                        當時輿論已經指出,以此事不惟孫中山個人問題,且與同盟會全體亦有關。”(53)同盟會內部也意識到孫中山所受名譽攻擊的利害,一致起而辯護。630日,黃興將孫中山和同盟會所受污蔑歸咎于共和黨,指出:現在共和黨竭力誣蔑本會,如謂孫中山得比款一百萬,又謂唐總理盡將比款送人,又謂同盟會得比款三十五萬,其實皆是捏造。并相信中山先生已電請財政部宣布,不久即可水落石出乎!”(54)

                         

                        在孫中山和黃興等的堅決要求下,北京政府作了一系列回應。71日,袁世凱復電,告已命財政部將比款用途底帳詳細公布,以息浮議,并對孫中山的聲譽給予很高的評價,電稱:執事以國民先覺,奔走國事垂二十年,力排萬難,百折不回。際茲共和成立,凡我國人,飲水思源,誰不心折?……執事至德皎然,悠悠之口,曾何損于日月之明?并以一二報館信口雌黃、造謠誤眾,寬慰孫中山無需介意(55)72日,唐紹儀復電,表示報紙訛傳一節,本不足究。惟關乎款項事,亟宜明白宣布,以釋群疑,告已要求迅速抄送比款清單,以便轉呈總統咨參議院”,并請孫中山就近囑將中國銀行動支各款,從速報部,以解報紙謠言之疑。(56)73日,財政部復電,表示擬將財政部支款總數,日內先行宣布,證明至于比款內,并無付先生百萬之數。先生持身清潔,人所共知。”(57)陳錦濤亦復電申明,濤收比款。絕無交百萬于先生事。”(58)

                         

                        孫中山對于比款問題的堅決反駁,在當時十分必要,也取得一定的效果。作為已經卸任臨時大總統的政治人物,孫中山對于民初政治可能出現的變數有清醒判斷,也有在政治上重新崛起的抱負和打算,因此,盡管革命后暫時在野,但革命的名譽、個人的名譽,不能受到根本性傷害。比款一案,大體挽回,第二年國民黨在與北京政府開展選舉斗爭時,繼續利用此事,也利用了此前捍衛名譽的斗爭成果。19133月,宋教仁再次提及此事時,還繼續將矛頭指向在政府中之要員,指出某當局又謂統一后,南京要求三千萬,嗣減至千萬,其后比款七百萬用途暗昧,故致銀行團條件嚴酷云云,亦誣陷之詞”,特別辯稱,“南京所用者,皆有報銷可稽,詢之財政部檔案可知,銀行團亦未嘗有比款用途暗昧之說帖。余當時在政府,每次說帖皆親見之,未嘗見有此說帖也。”(59)

                         

                        孫中山對涉及個人金錢財物方面的名譽十分珍視,卸任臨時大總統后,一直避免在這一方面遭人嫌疑,對相關傳言也十分警惕。卸任之初,傳言袁世凱與幕僚商議,以孫中山為革命事業奔走半生,決定援法國大總統例,由民國奉給酬勞費12萬兩,每年家計費6萬兩,但須經國會議決后,方能實行,(60)其后未見真有此事。孫中山唯一希望從民國政府得到好處的事情,是在堅辭授勛的時候,要求大總統袁世凱給予其子孫科夫婦及女兒孫蜒、孫婉姐妹官費在美讀書之待遇,(61)這在民國初年參與革命的人本人或其子弟紛紛受到照顧的情況下,亦不算有什么特別過分之處。正因為孫中山抱負遠大,持身嚴格,在民國甫建的復雜環境下,對于包括涉及金錢財物在內的各類名譽事件能夠分別應對,有剛有柔。

                         

                        對于政治人物來說,名譽是一種政治資本。無論作為政治性事件的實際結局和影響如何,當它們成為名譽事件時,都不是一個無謂的問題。民國初年,孫中山應對名譽事件,有時傾向于妥協,有時奮起捍衛;有時被動,有時主動。在目標明確、條件有利時,以剛性的姿態,主動作為,取得效果;當首要目標不在名譽,需要把革命黨人的事業作為優先考慮時,也不惜拼卻聲名,以顧大局;當然,也有一些不利情況,個人名譽與南京臨時政府或同盟會的組織名譽相互糾纏,一損俱損,也無可奈何。民初應對名譽事件的經驗和教訓,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孫中山后來的政治行為,到晚年,孫中山更重視領袖的強有力地位和個人道德形象,將名譽和實力、個人和團體融鑄為一,確立領袖個人的主導地位,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中國走向現代國家過程中的某些特征。

                         

                        注釋:

                         

                        民初孫中山的形象問題,相關研究有:侯杰、馮志陽《媒體與領袖形象的建構——以〈大公報〉中的孫中山為例》論述了《大公報》中孫中山形象的變化及其影響因素,該文收于侯杰主編:《孫中山與中華民族崛起國際學術研究會論文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17431頁。莫世祥、陳紅利用《香港華字日報》、《中國日報》、《中國旬報》等資料論述了清末民初孫中山政治形象的演變以及傳播和得到社會公認的外延過程,該文收于收錄于孫中山基金會、澳門地區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編:《孫中山與辛亥革命》(上冊)2012年,第251265頁。本文涉及的一些重要事件,其基本史事,學界大多已有專門研究,本文主要考察其中所反映的名譽問題,和孫中山應對的主要做法。

                         

                        《孫大總統之家史》,上海:《申報》,1912119日,要聞

                         

                        《孫中山之一刻千金》,上海:《申報》,19111229日,要聞

                         

                        血兒:《歡迎孫中山先生歸國辭》,上海:《民立報》,19111224日,社論;血兒:《歡迎……歡迎》,《民立報》,19111225日,上海春秋

                         

                        《海外友人致孫中山信札選》(),南京:《民國檔案》,2003年第1期,第57頁。

                         

                        空海:《對于南京,臨時政府諸公之希望》,上海:《民立報》,1912217日,社評;行嚴(章士釗):《新總統與內閣政治》,《民立報》,1912221日,社論一;血兒:《時事雜感》,《民立報》,1912222日,天聲人語;《孫文·圣品》,沈陽:《盛京時報》,1912228日,燭微共和黨人物評

                         

                        北京:《政府公報》,191210月,命令

                         

                        《革命偉人之平民主義一》,上海:《民立報》,19121014日,專電·公電

                         

                        天津:《大公報》,19121025日,閑評一

                         

                        《孫中山固辭大勛位書》,上海:《民立報》,19121217日,新聞四

                         

                        (11)《上海各報館被誣之交涉》,《申報》,1912318日,要件二

                         

                        (12)上海:《神州日報》,1912321日,首欄。

                         

                        (13)《民立報》,1912322日,專電·南京電報

                         

                        (14)湯志鈞:《章太炎年譜長編》,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上冊,第395頁。

                         

                        (15)(24)(25)(26)(27)(51)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2882891421438586142143385386頁。

                         

                        (16)高勞:《臨時政府借債匯記》,上海:《東方雜志》第8卷第11號。關于招商局借款問題,參閱楊天石:《孫中山與民國初年的輪船招商局借款——兼論革命黨人的財政困難與辛亥革命失敗的原因》,北京:《中國社會科學》,1997年第4期。

                         

                        (17)《南京臨時政府與日商三井借款續合同》,《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2輯,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39頁。

                         

                        (18)關于漢冶萍公司抵押借款問題,參閱代魯:《南京臨時政府所謂漢冶萍借款的歷史真象》,上海:《近代中國》第七輯,上海:立信會計出版社,1997年。

                         

                        (19)《申報》191236日,清談

                         

                        (20)《漢冶萍合資公揭》,《申報》,1912223-25日,要件;《抵制漢冶萍公司合辦傳單》,《申報》,1912312日,來件

                         

                        (21)《論新政府今日急宜痛除虛驕之習》,《申報》,191238日,評論

                         

                        (22)章太炎:《與孫中山》,馬勇編:《章太炎書信集》,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20頁。

                         

                        (23)張謇:《為漢冶萍借款致孫總統、黃部長函》,張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圖書館編:《張謇全集》第1卷,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39頁。

                         

                        (28)《抵押借款及發行軍用鈔票質問案》,《參議院議決案匯編·質問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第1頁。

                         

                        (29)《附臨時大總統答復文》,《參議院議決案匯編·質問案》,第1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孫總統答復違法借款之質問》,《申報》,1912225日,要聞一

                         

                        (30)《抵押借款及發行軍用鈔票再質問案(附大總統答復文))》,《參議院議決案匯編·質問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第3頁。

                         

                        (31)(32)陳旭麓編:《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懷檔案資料選輯之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53261頁。

                         

                        (33)章太炎致孫中山函,翠亨孫中山故居紀念館藏檔,B5-8。廣東省中山市翠亨孫中山故居紀念館所藏孫中山辛亥革命前后中文檔案,是孫中山和中華民國初期歷史研究的珍貴史料,廣東省社科院黃彥先生、孫中山故居紀念館李伯新先生曾選編其中部分,出版《孫中山藏檔選編(辛亥革命前后)(北京:中華書局,1986)。筆者遵黃彥先生囑,在翠亨孫中山故居紀念館將相關藏檔進行了校訂,本文所引用之故居藏檔文獻,均標注藏檔號。在此謹向黃彥先生和翠亨孫中山故居紀念館蕭潤君先生、黃健敏先生、林華煊先生等表示由衷的感謝!

                         

                        (34)《孫中山之鐵路政策評》,上海:《時報》1912916日,社論;《申報》,191298日,自由談·心直口快;《申報》,19121015日,時評二

                         

                        (35)斐青:《論孫中山昨日所演說之鐵路政策》,上海:《時事新報》,19121013日,社論一;《再論孫中山十二日所演說之鐵路政策并答某報》,《時事新報》,1912101517日,社論

                         

                        (36)《正時事新報中山滿蒙棄置說之誤解》,《民立報》,191298日,社論二

                         

                        (37)《孫先生復演民生問題》,廣州:《民生日報》,1912513日,新聞一

                         

                        (38)《孫中山來函》,《民生日報》,1912514日,無欄目。

                         

                        (39)《孫先生與西報記者談話》,《民立報》,1912528日,新聞一

                         

                        (40)《時報》,1912911日,命令;《民立報》,1912912日,總統命令;《民立報》,1912912日,專電·北京電報

                         

                        (41)《申報》,1912917日,譯電

                         

                        (42)《時報》,1912916日,專電;《孫中山與報界之談話》,《申報》,1912920日,要聞一。

                         

                        (43)《孫中山招待參議員詳記》,《申報》,1912921日,要聞一;《孫黃兩公旅京記》,《民立報》,1912922日,新聞一

                         

                        (44)《孫中山招待參議員詳記》,《申報》,1912921日,要聞一;《孫黃兩公旅京記》,《民立報》,1912922日,新聞一

                         

                        (45)黃復生、朱芾煌致孫中山電,翠亨孫中山故居紀念館藏檔B12-5

                         

                        (46)朱芾煌致中國同盟會總機關部電,翠亨孫中山故居紀念館藏檔A1-32

                         

                        (47)關于比款事件與孫中山關系之大體描述,可參閱李吉奎:《南京臨時政府的財政與政局》,《中山大學學報論叢·孫中山研究論叢》第8輯,第163181頁;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上卷,第695頁;王曉華、湯靚:《孫中山與中比借款風波兼及孫袁關系》,江蘇省政協文史委員會編:《孫中山生平與思想研究》,南京:河海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91196頁。

                         

                        (48)革命時期孫中山的家費,主要依靠華僑資助。民元孫中山回國前,曾囑在南洋的華僑10多位或20位合適的同志擔任接濟,南洋華僑積極擔任,華僑黨人李孝章、鄧澤如、黃金慶等商議,與其各埠分擔,零星集合,以接濟先生家中月用,屢誤時期,不如由弟(指李孝章——引者注)處先行拔出款項,按月照繳百元為愈。蓋先生為吾黨眾之代表,為全體之公仆,區區家費應由公眾供給者,檳城、吡叻、芙蓉三方面俱認可,他方面又有何反對者哉?縱有不明事體者從中反對,亦無礙于事也。……先生其專心為前途努力,切勿斷斷以內顧是憂為幸。”(李孝章致孫中山函,翠亨孫中山故居紀念館藏檔B1-16)

                         

                        (49)孫中山致朱芾煌等電,翠亨孫中山故居紀念館藏檔A1-32

                         

                        (50)孫中山致朱芾煌等電,翠亨孫中山故居紀念館藏檔A1-32

                         

                        (52)《孫前總統請宣布比款用途電》,《民立報》,1912630日,公電

                         

                        (53)《迷離撲朔之比款談》,《申報》,1912714日,要聞

                         

                        (54)《同盟會夏季常會旁聽記》,《民立報》,191271日,新聞四

                         

                        (55)《袁總統致孫中山先生電》,《民立報》,191273日,公電

                         

                        (56)《唐少川復孫中山先生電》,《民立報》,191275日,公電

                         

                        (57)《財政部致孫中山先生電》,《民立報》,191275日,公電

                         

                        (58)《陳錦濤致孫中山電》,《民立報》,191279日,公電

                         

                        (59)《宋教仁君之時事談——駁某當局者》,《民立報》,1913312日,要件

                         

                        (60)《報酬孫中山之商榷》,《神州日報》,1912416日,要聞二

                         

                        (61)《孫中山固辭大勛住書》,《民立報》,19121217日,新聞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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