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網首頁|客戶端|官方微博|報刊投稿|郵箱 中國社會科學網
                        今天是:
                        登錄  注冊  找回密碼

                        此頁面上的內容需要較新版本的 Adobe Flash Player。

                        獲取 Adobe Flash Player

                        您現在的位置:首頁>>專題研究>>民國政治史>>正文內容
                        民國政治史 【字體:

                        張海榮:北洋初期司法界與湖北軍政當局的矛盾與抗爭——以劉豫瑤案為例

                        作者: 文章來源:《北京社會科學》2016年第8期 更新時間:2017年08月24日

                        摘要:自清末實施司法改革以來,司法獨立原則被正式引入中國。北洋政府初期,雖然政局擾攘不安、社會經濟紊亂,但在一定時期內司法獨立原則仍保有形式上的尊崇。而1919年冬,湖北督軍王占元、省長何佩瑢藉口本省高等審判廳廳長劉豫瑤徇私枉法,竟擅自委任督軍署軍法課長程定遠暫代廳長,并派兵拘押原代理廳長陳長簇,劫奪廳印,開民國以來地方最高軍政長官聯手干涉司法行政的嚆矢。由于該案性質極其惡劣,隨即招致中央司法部與湖北高等審判廳的群體反擊。雙方圍繞司法行政等問題往復申辯,最終以中央政府介入調停和司法獨立原則獲得重申而告結。該案中反映的各種認知沖突及各方的行為模式,折射出北洋軍閥時期軍政關系的多元面相。

                         

                        關鍵詞:劉豫瑤/司法獨立/司法行政/軍政關系/北洋軍閥

                         

                        北洋軍閥時期是典型的武人當國。處在軍事高壓下的司法界,究竟如何在中央權力式微、各路軍閥割據稱雄、外國勢力盤根錯節的無道亂世,竭力標榜司法獨立原則,爭取司法官應有的權限與地位,迄今學術界雖有一定研究,但多數論著都側重于制度層面的宏觀探討,能夠真實反映司法界和地方軍閥矛盾與抗爭的鮮活個案,并不易覯。“劉豫瑤案”正是這樣一面難得的多棱鏡。①

                         

                        該案發生于1919-1920年之交,正值北洋軍閥由表面統一走向公開決裂的關鍵轉折期。尤其直、皖兩系為爭奪國家最高統治權,各樹黨羽,互相傾軋,第一次直皖戰爭蓄勢待發。正是在這一歷史背景下,圍繞省高等審判廳廳長劉豫瑤②(簡稱“高審廳”③)的黜陟問題,湖北軍政當局鬧出一場“掀天波浪”。④其性質之惡劣,正如司法部事后所揭示:“民國八年以來,各省對于司法,雖不盡悉力維持,然從未有明目張膽如該督軍此次非法干涉之甚者。”⑤“劉豫瑤案”既是一場司法當局與軍閥勢力的博弈,又牽涉中央與地方的“和諧”;既是一場“行政、司法之大決斗”,⑥又體現了流行政治話語與實際權力運作的兩歧。同時,該案還摻雜了復雜的派系因素,并有“外交關系為之佽助”,⑦為我們研究北洋軍閥時期的軍政關系,提供了一個具體而微的觀察視角。

                         

                        一、劉豫瑤被劾與王占元“囚官劫印”

                         

                        1919126日,湖北省長何佩瑢呈文中央,以本省高審廳長劉豫瑤違法徇私、有虧職守為由,請求中央另簡賢員,以維司法。大總統徐世昌隨即交付司法部查辦。該部司長王文豹、河南高審廳長凌士鈞奉命赴湖北徹查。⑤

                         

                        不料,司法部的調查尚無結果,湖北督軍王占元、省長何佩瑢,又于1221日向大總統、國務院、司法部發出“馬電”,稱因劉豫瑤畏罪告病,已會委督軍署軍法課長程定遠暫代廳長,并推薦湖北高等檢察長趙秉琛轉任高審廳長、夏口地檢長謝震升任高檢長。⑤

                         

                        翌日(22),司法部收到湖北高審廳代理廳長、刑庭庭長陳長簇⑧來電,控訴王占元等橫加干涉司法行政,危害司法獨立,并附呈軍、省兩署迫其限期交印的訓令。⑤對此,司法部反應強烈。自清末實施司法改革以來,司法行政一直操諸法部之手。迨入民國,雖然各省軍政長官干擾司法獨立之事時有所聞,但迄今為止,司法部下轄各高等廳、高等分廳、地方廳、高等分庭、審判處(設于察哈爾、綏遠、熱河三特別區)、司法籌備處之審、檢廳諸官的遷調升補,除審判處權操都統外,皆歸司法部“實地管轄”。“何謂實地管轄?財政廳長雖由財部委派,而必先得督軍、省長同意。法官則軍人、行政官均不甚干涉”。⑨(P29)故而對于此次王占元、何佩瑢首開先例的“出格”行為,司法部決定嚴厲回擊。

                         

                        司法總長朱深當即致電王占元、何佩瑢,嚴厲譴責了他們的越權行為。他指出:第一,“劉豫瑤案”業經交部查辦,不應于查辦期間任意派員更替;第二,高審廳長系簡任官,任免權屬于大總統,非地方長官得以委任;第三,根據《法院編制法》,“凡廳長遇有事故,應由首席推事代行職務”,以軍法課長代理高審廳長,不特于法不合,亦不屬督軍職權范圍。即依《省官制》,省長監督司法行政,必須奉有特別委任明令,其權力所及只限于考查各級審檢人員,不能處分高審廳長。最后朱深強調:“司法獨立乃法治國常型,行政用人為司法部專責。近來各省對于司法均屬循此常軌辦理,內外相維,似不可由鄂省首開創例。”⑤這里的“首開創例”一詞,顯然是特別強調事件的惡劣性,并含有警告二人不要將事態進一步擴大的意味。

                         

                        1224日,司法部又就此事呈文大總統,并借題發揮,請求頒布法令,嚴禁各省軍政當局干涉司法。

                         

                        首先,該文申明了司法部與軍政長官的權限劃分,指出司法行政乃司法部“專有之職權”,自1914年出臺《省官制》以來,始有巡按使、省長得監督司法行政之特例,但其職責所在,也不過是稽核經費、考察廳員,且須奉有“特別委任”(按:該項“特別委任”由司法部代為申請,不稱職者,亦可由該部隨時呈請撤銷)。所以盡管各省督軍、省長對于司法行政漸有侵越行為,“皆經本部隨時更正拒卻”。⑤

                         

                        進而,該文強調了王占元、何佩瑢行為的惡劣性,指出何佩瑢在并未奉有政府“特別委任”的情況下,竟越權舉發高審廳長劉豫瑤并擅自委任程定遠替代其職,實屬目無綱紀;王占元作為督軍同樣無權黜陟簡任官。根據《約法》《法院編制法》《司法官懲戒法》及司法部承準各項辦法,“司法官去職及代理均須經過法定程序,非因懲戒奉令先行停職者,不得停職也;非經懲戒議決褫職者,不得褫職也;有事故者,應由首席推事代行職務也”。故而,“劉豫瑤案”應由司法部呈明總統,依法辦理,否則“微特妨害司法獨立,且侵及大總統簡命官吏之大權。此端一開,各省效尤,司法用人必益滋紛亂,而誣陷排擠之風且因緣而起”。⑤

                         

                        最后,司法部痛切指出,現正值中國力爭收回領事裁判權的緊要關頭,本部正積極籌劃改進司法事務,“何堪國內地方長官又復自亂其例?瞻念前途,疚心何已”。⑤

                         

                        顯然,在司法部看來,王占元、何佩瑢二人的“越俎代庖”并非簡單的越權行為,而是地方軍閥蓄意擴張權限、侵蝕司法行政權乃至總統用人權的重大信號。不僅如此,其時北洋政府正有借助“一戰”勝利之機,收回領事裁判權的外交意圖。盡快消除“劉豫瑤案”的惡劣影響,防止事態進一步惡化,無論對內對外顯然都有急迫的政治、外交需要。

                         

                        然而適逢其時,湖北省內又掀起更大的波瀾。1226日,司法部接到湖北高等審判廳民庭庭長酆更等快郵代電,稱代理廳長陳長簇已被軍、省兩署迫令交代,并受監管,高審廳全員停公待命,并解釋快郵代電的原因,是恐當地電局阻發。⑤幾乎與此同時,陳長簇也自長沙致電司法部,并借用湖南高等審判廳、高等檢察廳印信,函告了事情的詳細經過。

                         

                        先是1222日,程定遠奉湖北軍、省兩署的命令至高審廳,要求陳即日交篆。陳以等待司法部指示為由,予以回絕。翌日上午,王占元宣稱商議要事,誑陳入署,強行收押,脅迫其交出印信。陳氏拒絕。王乃命程定遠等徑赴高審廳,奪走廳印,并派人監視電報局、火車站,嚴守各城門,以防高審廳眾人通風報信。傍晚,始將陳釋放。幸虧廳長小印(按:該印由司法部頒給,對上、對下公文均以此印為憑)還在陳氏之手,為防王占元等劫奪,陳只得于23日深夜縋城逃往長沙。如今陳的家宅已被王占元重兵看守,王還威脅稱:“不交出廳長印信,必將拿問家小,危及老母。”⑤其字里行間,滿腔憤慨,王占元囂張跋扈之態更是躍然紙上。

                         

                        司法獨立為立憲政治之要素,中華民國憲法及民國元年約法均載有明文。湖北督軍王占元等在劉豫瑤未經司法懲戒的情況下,竟擅自任免一省最高司法長官,并武力脅迫代廳長陳長簇交出印信,不僅是對司法獨立原則的粗暴踐踏,也是對中央權力的肆意挑釁,屬于公然違憲。正因為如此,即便專橫妄為如王占元者,事后也不得不對中央有所交代。

                         

                        二、湖北當局的申辯與司法部的駁復

                         

                        就在酆更、陳長簇等電達司法部的同日(1226),王占元也致電國務院做出解釋,稱劉豫瑤被劾后畏罪潛逃,所委代廳長陳長簇又系同案應行查辦之人,經何佩瑢商請,才依戒嚴期內應有職權,會委程定遠暫代廳長,于法部實無任何意見。⑤

                         

                        翌日,王占元、何佩瑢二人又會電大總統、總理,就司法總長朱深指控其擅委程定遠一事做出辨白。

                         

                        首先,他們重申委任程定遠的原因是劉豫瑤畏罪告病返鄉,陳長簇又涉刑事嫌疑,并非任意派員更替。

                         

                        其次,強調“暫代”與“替代”不同,朱深指“暫代”為“任免”,“見解已極端錯誤”,且司法部以部令派員代理高等廳長者數見不鮮,為首先侵犯大總統任免官吏特權。此外,他們又據朱深“近在兼內務總長時,具呈特保桐豫文內聲敘曾經署理奉天高等審判廳長”,質詰朱深,何以于張作霖派署的高審廳長“承認無異”,“而于占元、佩瑢所委之暫代,反行藉詞攻擊?”⑤

                         

                        再者,援引相關法令,論證督軍本有指揮司法官之權,省長本有監督司法行政、處置廳長之權。“本省自荊襄獨立、長岳戰爭……戒嚴命令尚未解除……占元依戒嚴令第九條第二項,本有指揮司法官之權”。“三年六月,該部(按:司法部)咨準委任巡按使監督司法行政事務辦法原呈略開……此項監督司法行政權……擬請嗣后凡遇新簡各省實授巡按使奉策令后,隨即由部依《省官制》具呈聲請特別委任……按照原呈所開辦法,該部即應于佩瑢受奉令后隨即依制具呈聲請……而該部迄未依制具呈聲請”。“該部六年四月承準省長監督司法范圍……如廳員有直接長官監督,尚須委托其監督權于各省長,而各廳長距離主管之司法部益形疏遠,反不在各省長監督權限之內,揆諸原呈以監督權責之巡按使,以輔中央所不及之初意,殊相背謬”。“懲治盜匪規定,付與省長以核辦之權能,付與高等廳長以附具意見之權能。是該廳長關于盜匪案件,設有違法之處,省長依法律付與固有之權能,當然行使其監督權”。最后,他們理直氣壯地斥責朱深:“無端挑釁,大開教訓。前清專制政府之對待于封疆大員,尚未開如斯之專抗!”⑤

                         

                        顯然,與以往學界對地方軍閥的認知有所不同,盡管王占元等人的批評對象是最為明法善辯的司法部,但他們并未輕易放棄申辯的機會,且刻意援引相關法令以自辯,其理由之對錯姑且不論,單就這一舉動本身而言,卻正在不經意間顯示了當時法律觀念的深入人心。

                         

                        而與此同時,司法部也將“劉豫瑤案”的調查結果上報大總統,同意依照法律程序,將劉豫瑤交付司法官懲戒委員會,依法懲戒。不過目前的關鍵已不再是劉氏的清白問題。1229日,司法部就王占元“囚官劫印”一事正式向大總統提起控訴,指證王氏“于司法獨立輒敢用暴行以摧殘”,“顯已觸犯刑章”,并揭露其之所以“出死力以攘奪”,是因為“其屬下有人覬覦湖北法界官缺,思挾督軍之勢以要部,不遂所圖,激而出此”。由此,該部感嘆:“民國八年以來,各省對于司法,雖不盡悉力維持,然從未有明目張膽如該督軍此次非法干涉之甚者!武漢為通商口岸,中外具瞻。吾國方期改進司法,徐圖領事裁判權之收回,今竟于省會法廳出此怪舉,騰笑鄰邦,啟人蔑視,更何改進收回之可言!”為此,強烈要求大總統特派大員查辦。⑤

                         

                        兩日后,朱深又致函國務院,就王占元1226日來電逐一駁復:一是否認王氏有查辦劉豫瑤之權。“依法律耶?法無軍人查辦法官之規定;奉命令耶?又無大總統交派之明文”。二是澄清劉豫瑤請假曾呈明司法部及省長有案,并非畏罪潛逃。三是闡明陳長簇代理廳長系依《法院編制法》《高等審判廳辦事章程》辦理。若謂陳為同案之人,何以何佩瑢舉發原呈“不先行列入”?顯然是“事后添砌”。四是挖苦王不學無術,濫用戒嚴令。“該督軍日事軍務,想無暇涉及法律諸書,此必左右有人獻議,事既違法,仍應援法律以自解……就《戒嚴法》第九條而論,所謂司令官得管轄之司法事務,須與軍事有關系者,條文已明白規定。試問法官一人去留與軍事有何關系”?五是揭發王的真實動機是位置私人。“總之,該督軍此次侵害司法用人制度,雖百喙亦不能自圓其說……與其妄談律令,牽強傅會,無濟于事,誠不如坦然自承武人不知法律,較為直捷”。⑤

                         

                        截至此時,“劉豫瑤案”早已突破案件本身的意義,轉變為司法部與湖北軍政當局的正面交鋒;爭論的焦點也不再限于湖北高審廳長的任免問題,而抽象為司法行政權究竟誰屬?雙方的論辯漸由事實層面的闡述轉入就法論法。

                         

                        三、司法部就法論法與中央政府的調停

                         

                        依照王占元、何佩瑢的辯護,其最有力的論據為法律上之權限:一謂省長干涉司法用人系據《省官制》之監督權;一謂督軍委任司法官吏系據《戒嚴令》第9條之規定。然而正如朱深所揭破,王氏援引法律以自解,絕非其個人智識所能及,但倘若司法部敷衍了事,各省勢必紛紛效尤,所以該部又不得不認真對待。

                         

                        192018日,司法部呈文大總統,專就王占元、何佩瑢電文中涉及法律權限之二端做出詳細解釋。

                         

                        先就第一端而言。該部首先就省長的權限做了法理上的探討,指出《臨時約法》原禁止行政長官干涉司法,自1914年制定《中華民國約法》及《省官制》以來,乃有巡按使得監督司法行政的特例,但并非漫無限制。根據《省官制》第1條、第9條以及19146月司法部呈準辦法,省長監督司法行政須受政府“特別委任”,該項“特別委任”由司法部代向總統呈請,即使省長獲得此項職權,權責也僅限于考核各級審檢人員,不能處分廳長。繼而該部逐一批駁了何佩瑢的指控:第一,何氏稱,司法部以部令派員代理高審廳長已率先侵犯大總統的任免權。然據《臨時約法》第48條,司法總長本有任命法官之權;各級廳薦任法官有以部令委任署理者,系據1913年司法部呈準辦法;簡任法官則從未以部令派署。第二,何氏稱其署理省長已半年以上,實授省長也一月之久,司法部尚未具呈,系有意剝奪其監督司法權。但司法部早已呈明,是否委托省長監督司法可由該部酌情辦理。如今觀何氏所為,幸虧尚未代其申請;第三,何氏援引19174月司法部呈準省長監督司法范圍辦法第四種作為處分劉豫瑤的依據,但該項辦法并無省長處置高審廳長的明文,“何得曲為之解”?第四,《懲治盜匪法》為“特別法”,“高等廳長官出具意見書,乃法律上規定之結果,非從省長之指揮也,與監督何涉”?

                         

                        再就第二端而言。司法部指出,軍人與法官本不相涉,稍為相關者,僅《戒嚴法》第9條。但該法令有一明確前提,即“在警備地域內”,“限與軍事有關系者”,司法管轄權才移歸司令官。且1913年大理院又追加聲明:“所謂司法事務者,系專指與軍事有關系之民刑案件而言;所謂管轄屬于司令官者,即將關于軍事之案件移歸軍政執法處辦理;所謂司法官受司令官之指揮者,凡與軍事有關系之案件,其起訴及執行事務先行報告于司令官,至審理、判決仍不得干涉之也。”隨后該部集中批駁了王占元誣蔑劉豫瑤畏罪潛逃、陳長簇涉刑事嫌疑等種種狡辯,戳穿了其更換程定遠的狡猾用心,判定王氏“不依戒嚴法,固屬越權逾分;即依戒嚴法,仍是濫用職權”!

                         

                        綜合以上,司法部指出,此次王占元、何佩瑢二人破壞司法,罪證確鑿,“事后猶敢強解法律,以文過飾非”,“此端一開,其弊害實不堪設想”,再次懇請大總統明文“申禁各省地方軍政長官于司法行政用人勿得妄事干涉,司法前途庶其有豸”。⑤

                         

                        “劉豫瑤案”發生后,作為國家最高首腦的大總統徐世昌原本希望事態能夠很快平復。然而隨著王占元“囚官劫印”事件的發生,司法部和湖北高等審判廳諸人的立場都異常堅決,王占元等人也龂龂辯爭,以致中央不得不設法從中斡旋。19201月,徐世昌調任江西高等檢察長范之杰署理湖北高審廳長,并派平政院院長、兼任司法官懲戒委員會委員長夏壽康親赴湖北,就王占元“囚官劫印”一事展開調查。隨后又依湖北當局請求,撤換現任湖北財政廳長王嵩儒,另以督軍署軍需課長魏聯芳署任,而其命意顯然在以此換取王占元等對司法界的妥協。

                         

                        19202月,夏壽康將調查結果呈報大總統,否認王占元有囚禁陳長簇之事,僅以雙方言語不洽,含糊掩飾。對于司法界與湖北軍政當局的爭執,夏氏的看法是:“司法與行政職司固應劃分,而地方與中央情誼尤宜融洽。”如今經其斡旋,王占元、何佩瑢二人已同意與中央共維法治,并主動開具致大總統、總理、司法總長的電文,表示“并非有意破壞司法獨立”,及承諾接受范之杰。⑤

                         

                        顯然,夏壽康此行名為調查,實則調停,而且其政治意圖十分明確,即以維護中央與地方的“和諧”為旨歸,以“息事寧人”為目的。加之他與王占元宿有交誼,自然盡力代為“彌縫”。⑩不過,夏氏此一做法恰與中央政府現行的政治路線合拍,大總統徐世昌隨即順路下坡稱,王占元等既已“引咎自陳,應準從寬免其置議”。⑤

                         

                        214日,徐世昌又應司法部請求頒下大總統令,申禁地方長官不得干涉司法行政。其詞曰:

                         

                        司法獨立載在約法,所有用人行政系屬司法部專責,權限所在,厘訂綦詳。即在特別委任監督司法行政之省長,以及施行《戒嚴法》之警備地域,其行使職權亦皆明定范圍,不稍牽混。誠以三權分峙為法治國之精神,職司各自分明,庶政乃無偏廢。嗣后各省軍民長官,凡關于司法事務,除有法令明文規定外,均應恪守權限,毋滋凌越,庶國家收匡濟之功,法制有修明之盛。(11)

                         

                        不過,在這種情形下頒布的《申禁地方長官不得干涉司法令》,顯然并不能給司法獨立以有效保障,反而正凸顯了北洋政府在應付此類問題上的無力。無怪乎時人發出這樣的感嘆:“在今日司法黑暗情形之下,忽憶及約法上有司法獨立之文,讀此令者,不能無奇異之感……今吾國之司法,豈尚有地位之可言?直等于朝鮮之并合于日本,蓋早為行政所吞滅矣。哀哉!今日之司法界,直亡國之民耳!(12)

                         

                        四、“劉豫瑤案”的內情與司法界反求諸己

                         

                        “劉豫瑤案”雖然是因劉豫瑤被劾引發,但其清白與否始終不是司法界與湖北軍、省兩署關注的重心。正如某學者所設問自答的那樣:“現行法既明認司法之獨立,而設保障法官地位之規定,則凡經任命為法官者,即皆受此保障……任用以后,見有不稱職者,付之懲戒可也。有懲戒之合法程序,何為置之不顧,而不惜為違憲之事,非以懲戒結果,未必盡如己意,無以自便其私圖耶?(13)劉豫瑤最終既然受到誡飭處分,則其被劾顯非空穴來風,(14)不過更重要的是,該案背后還另有隱情。

                         

                        就在王占元“囚官劫印”、程定遠赴廳視事后不久,湖北高審廳民庭庭長酆更、推事周浩即秘密赴京,向司法部求援。據他們透露,湖北軍、省兩署與高審廳的矛盾由來已久。“軍、省兩署既不知法律為何物,對于民刑案件恒多授意”,“就中以選舉案件為最甚”。因劉豫瑤每每要求依法定程序進行,與其授意相悖,兩署“已不無嫉視司法之心”。適逢“二三僉壬或為挾嫌報復,或為爭權傾軋,從中挑撥”,遂使王占元等對劉豫瑤惡感頓增。其最要者:一因劉豫瑤得罪了王占元的親信吳文郁;二因何佩瑢欲為其姻戚吳經銓在法界謀一位置。吳文郁、吳經銓又與趙秉琛、謝震素有交情,遂聯合運動軍、省兩署排擠劉豫瑤,另保趙秉琛改任高審長,謝震升任高檢長;待司法部批準后,再設法排擠現任夏口地方審判廳廳長宋某,以夏口審、檢兩長分畀二吳。其之所以先推程定遠暫代廳長是恐司法部反對,“彼即可藉程定遠以存異日抗不交代地步”。⑤

                         

                        在此,有必要對湖北司法機關的情形作一簡要交代。湖北司法改革始于宣統元年(1909),先后在武昌設高等審判廳、地方審判廳、初級審判廳各1所。漢口、宜昌、沙市三地設地方審判廳、初級審判廳各1所。各廳均置民、刑二庭,并附設1檢察廳。入民國后,審、檢分立之制仍予沿用,但因經費嚴重匱乏,司法機關的數量不增反減。截至1920年,該省僅存武昌高等審判廳、檢察廳各1所,襄陽、宜昌高等審、檢分廳各1所,武昌、夏口地方審判廳、檢察廳各1所,及附設地方審、檢庭各2所。各廳均設刑庭、民庭庭長各一。正因為司法官的額缺極其有限,待遇優厚,且有終身性質,所以競爭異常激烈。“廳長以次,必聯絡司員,而事總務廳尤謹”。⑨(P29)這也是陳長簇、酆更等人必待司法部裁奪的重要原因。

                         

                        酆更等還透露,劉豫瑤被劾后,本欲靜候司法部查辦,但其好友財政廳長王嵩儒密告,“軍、省兩署已有自派程定遠代理廳長之成議”。為免鳩占鵲巢,劉才以請病假為由,先命陳長簇代理廳長。此外,對于王占元“囚官劫印”一事,他們也給出有力旁證。⑤

                         

                        對于此次冒險來京的目的,酆更等解釋稱,完全是出自法官的職業責任感,絲毫無關人情或私怨。“更等奉鈞部薦任鄂省法曹,均在劉廳長未到以前,對于劉廳長并無私人關系,對于趙秉琛、吳文郁、謝震等亦均有同事交誼,并無絲毫夙嫌……因念司法獨立,對內為立憲政體之要素,對外有撤回領事裁判權之關系,合力維持,猶懼不遑,寧忍破壞?茲被伊等二三僉壬以爭權奪利、尋仇報復之私心,假威于軍、省兩署,致使鄂省司法信用掃地以盡,下之侵害更等職務之行使,上之妨害鈞部用人之特權。此種法界蟊賊,稍有人格者,均當羞與為伍,更等具有心肝,能勿悲憤……此次軍、省兩署會委程定遠代理高審廳長,系屬無權行為,更等依照官吏服務令,當然無服從之義務。”⑤

                         

                        此外,《民國日報》《漢口新聞報》《大漢報》《國民新報》等對于“劉豫瑤案”也均有過相關報道,證實王占元“囚官劫印”確有其事,而對于湖北高審廳的勇敢抗爭精神,社會輿論也頗多褒揚。這使我們得以窺見民國司法界罕見的光明一角。“該廳判事及書記官等以司法衙門原為獨立機關,雖未達到獨立目的,而軍、民行政長官亦不應漫加干涉,摧殘過甚……除一體向代理廳長辭職外,昨又由判事等代表全體電達法部”。(15)“該廳人懷退志,全體辭職,機關為之一空”。(16)

                         

                        另據在湖北司法界任職多年的吳獻琛回憶,王占元之所以遷怒于代廳長陳長簇,還有一層原因是憤其私設之金店在湖北高審廳敗訴。(17)(P139)

                         

                        其實,毋庸陳長簇、酆更等反復申訴,王占元、何佩瑢1221日“馬電”一到,司法部就已窺破二人的用意,所以一開始就將辯論的重點放在司法行政權究竟誰屬。而王占元、何佩瑢二人起初也并未料到他們會遭遇司法界如此直接而強烈的反擊,所以情急之下,才臨時抬出《省官制》、戒嚴令等作為辯護。然而與司法部論法,不啻班門弄斧,結果必然是被駁得“體無完膚”。新任廳長范之杰也最終于192031日履任。

                         

                        盡管如此,“劉豫瑤案”的發生還是讓司法界產生強烈的危機感。而進一步強化司法人員的職業紀律和道德操守也就成為司法部的當務之急。“劉豫瑤案”剛剛發生,司法部即下令整頓法紀稱:“地方發生各案往往為有力者挾制,不脫舊有習慣,判案既難持平,司法安言獨立?嗣后應宜極力矯正”。(18)1920218日,該部又頒布《守法奉公束身自愛令》,要求司法官潔身自好,增進職業道德,“果登進盡屬賢俊,審判悉本公平,在我者,既無口實以貽人,又何虞外來之干涉”?(19)同時還陸續出臺《各廳人員應于就職日呈部分別敘等給俸令》《凡請假逾十五日以上者應隨時呈部注冊令》《請假人員須實行支半俸及停俸、扣俸各規則令》《酌定請假回籍程期及程期內支俸辦法令》等,進一步規范對京外法官就職、請假等類事項的管理。

                         

                        此外,為協調與湖北軍政當局的關系,對于湖北高審廳的人員任免,司法部也做出重大調整。原刑庭長陳長簇調任天津高審廳刑庭長,原民庭長酆更調任遼陽地方審判廳廳長,原推事周浩調任天津高審廳推事,另由北京、江西調員接充該廳刑、民兩庭長。同時,司法部還訓令湖北高審廳切實遵行以下三種辦法,“俾司法可漸次獨立”:一是整頓高等審判廳,擴充高等檢察廳職權,藉以取消行政長官監督司法之辦法;二是先將本省酌分數區,俟添設地方審檢廳后再圖續增;三是各縣一律添設專審員,俾司法、行政漸次分辦,以為將來遍設初級警檢廳之基礎。(20)

                         

                        不過,僅憑司法界的一己努力顯然不足以確保司法獨立地位的穩固,而且隨著軍閥勢力的不斷膨脹,身處武人政治與外國強權夾縫中的司法獨立,也只能如浮油一般漂浮在中國社會的表層,且境遇每況愈下。“法官未經懲戒,遽予罷免之事,時有所聞。而任意調任轉職,則更視若故常……身受者每隱忍而不言,間有起而詰責者,社會上亦視為官僚飯碗問題,曾不加以注意”。(13)192512月,竟發生山東督辦兼省長張宗昌槍殺本省高等審判廳長張志事件。在司法官的人身安全都得不到切實保障的情況下,司法獨立又何從談起?

                         

                        五、余論

                         

                        在近代中國,司法獨立既是立憲政治的關鍵要素,又與治外法權問題密切相連。“劉豫瑤案”發生時,恰值北洋政府加緊籌議收回領事裁判權,司法改良方興未艾,司法獨立呼聲迭起之際。而值此緊要關頭,竟然發生湖北軍、省兩署聯手對抗司法,中央政府卻代為彌縫的奇異場面。

                         

                        該案名義上是由湖北軍、省兩署聯手發動,實際上卻是王占元的獨角戲。何佩瑢得任省長全賴王氏提攜,故而對其惟命是從。不過,數月后,王占元因疑心何佩瑢勾結皖系,又故技重施,免去何氏之職,另保名望、才學一無所長的親家、荊南道孫振家署理省長,并以武力脅迫中央新任省長夏壽康不得履任。(21)(P465-467)由此引發鄂人“倒王運動”的大爆發。干涉司法獨立,驅逐劉豫瑤,也是鄂人宣判王氏的罪狀之一。(22)

                         

                        不過,在司法機關被諷為“軍、民兩署之附置物”(23)的情況下,透過1919-1920年司法部與湖北高等審判廳的據理力爭,我們還是得以窺見北洋司法史上罕見的若干亮點。辛亥革命之后,隨著民主共和觀念的宣傳普及,“司法改良與司法獨立早成一般輿論”。⑦即便北洋政府時期,“制度化的司法官考試制度的創制和具體實施,確保了法官的選拔任用程序,在源頭上維持了法官的高標準和高素質”。(24)(P290)所以縱然王占元等再橫蠻無理,也不敢完全漠視“司法獨立”這一象征性的“法統”,乃至通過曲解法律龂龂辯爭。這也是司法建設取得一定成效的旁證。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場由“劉豫瑤案”引發的政治和司法沖突中,直系要員王占元與皖系高官朱深恰好站在對立的兩角。盡管王反復聲明與法部“實無何等意見”,背后卻透露出一股欲蓋彌彰的味道。而朱深之所以敢與王氏正面沖撞,亦實賴“安福系”為護符。在當時連懲治縣知事、地方審判廳長的事件都會詳載的《政府公報》上,對于“劉豫瑤案”卻諱莫如深。只有《司法公報》長篇報道了該案的來龍去脈,且于篇頭鄭重聲明:“此事與司法用人行政,及解釋法律權限爭議關系頗巨,深恐外間不明真相,傳聞異詞,茲將關于此事文電列載于后,以供眾覽而昭核實。”⑤在這一隱一顯之間,我們分明感受到北洋政府的無奈與司法界的孤立。

                         

                        注釋:

                         

                        ①相關論著參見李峻《論北洋政府時期的司法獨立》(《南京社會科學》,2000年第10);韓秀桃《略論北洋時期的司法發展》(《安徽大學法律評論》,2002年第2);羅旭南、黃麗環《北洋政府的平政院制度與司法獨立》(《理論界》,2005年第9);畢連芳、任吉東《北洋政府時期司法官懲戒立法初探》(《理論月刊》,2007年第3);桂萬先《北洋政府時期審判制度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0);唐仕春《北洋時期的基層司法》(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等。

                         

                        ②劉豫瑤(?-1945),字子琨,江蘇揚州人,1897年舉人,后赴日攻讀法律,歷任京師地方審判廳推事、直隸天津地方審判廳廳長、湖北高等檢察廳檢察長等職。1917730日,任湖北高等審判廳廳長。1919年冬,被湖北督軍王占元、省長何佩瑢革職。翌年,調任福建高等檢察廳檢察長。此后又沉浮宦海多年。去世前自題挽聯:“庸碌一生,官司法十數年,官行政又十數年,廉潔奉公,問心敢云無愧;頡頏兩子,任商務我所欲,任工業尤我所欲,鯤鵬展翅,繼志差幸有人。”參見劉達臨.一個讀書世家的三代人[C]//.汪稼明.老照片(19).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1,頁94-104;張鴻.劉豫瑤與八詠園[N].揚州晚報,2009-07-04.

                         

                        ③當時正式法院分三級,大理院、高等審判廳、地方審判廳;各級法院均配有相應的檢察廳。截至1919年,全國共設高等審判廳22所,分別位于北京、天津、沈陽、吉林、龍江、濟南、開封、太原、江寧、懷寧、南昌、閩侯、杭縣、武昌、長沙、長安、皋蘭、成都、廣州、桂林、昆明、貴陽。

                         

                        ④范之杰可以到任[N].大漢報,1920-02-03.

                         

                        ⑤查辦湖北高審廳長劉豫瑤一案各文電.北京司法部公報處.司法公報[J]1920(118).

                         

                        ⑥行政、司法之大決斗[N].大漢報,1919-12-21.

                         

                        ⑦張一鵬演講,嚴榕筆述.中國司法制度改進之沿革[J].法學季刊(上海)1922(1).

                         

                        ⑧陳長簇(1876-1960),字右鈞,號秀松,湖南平江縣人。1905年留學日本,入東京法政大學,1911年歸國,歷任長沙、湖南高等審判廳刑庭庭長等職。與同鄉李茂、酆更有“法曹三杰”之稱,鄂人譽為“青天”。后創辦長沙第一模范監獄。晚年為推動湖南和平解放做出重要貢獻。參見黃曾甫.記湖南司法界老前輩陳長簇[C]//.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長沙市北區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長沙市北區文史資料(4).長沙:長沙市北區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1989,頁71-72.

                         

                        ⑨沃邱仲子.民國十年官僚腐敗史[M].北京:中華書局,2007.

                         

                        ⑩王督請假與省長問題[N].申報,1920-10-06.

                         

                        (11)大總統令[N].政府公報,1920-02-15.

                         

                        (12)景藏.行政與司法[J].東方雜志,1920(6).

                         

                        (13)石志泉.司法獨立與今日之司法[N].晨報副鐫(晨報五周年紀念增刊)1923-12-01.

                         

                        (14)夏壽康呈大總統為議決劉豫瑤交付懲戒一案祈鑒文(附決議書)[N].政府公報,1920-05-30.又參見鄂省之宦海新潮[N].民國日報,1920-01-08.

                         

                        (15)撤換高審長近訊[N].大漢報,1919-12-29.

                         

                        (16)高審廳長變更后之所聞[N].漢口新聞報,1919-12-27.

                         

                        (17)吳獻琛.舊中國所謂“司法獨立”三例[C]//.文史資料選輯(78).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2.

                         

                        (18)法院紀聞[N].大漢報,1919-12-10.

                         

                        (19)守法奉公束身自愛令[N].政府公報,1920-02-22.

                         

                        (20)整頓司法之近聞[N],漢口新聞報,1920-03-03.

                         

                        (21)湖北旅京同鄉會揭發鄂督王占元指使所部孫傳芳以武力阻止夏壽康接省長印電,1920-12-07[C]//.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5輯第3).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

                         

                        (22)思補.記“新湖北”運動的開始[J].新湖北,1920(1).

                         

                        (23)黃健平.司法獨立論[J].憲法公言,1916(7).

                         

                        (24)韓秀桃.司法獨立與近代中國[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



                        上一篇:桑兵:民元孫中山北上與遜清皇室的交往——兼論清皇族的歸屬選擇 下一篇:徐志民:新時期以來的抗戰勝利前后懲處漢奸研究

                        返回首頁 | 聯系我們 | 網站地圖 | 版權聲明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版權所有 京ICP備05055195號